一直now的歌:陈寅恪将其惊为天人 中国最末一代士大夫岑仲勉2

  岑仲勉被誉为大器晚成的史学家，前半生混迹官场，后半生潜心向学，经历与学问俱奇。他生前留下千万余字学术文章，被历史学家刘节誉为“著作等身、群言是宝”。

    论及上世纪的广东史学界，曾有两位以中古史研究闻名的大学者，一位是陈寅恪，另一位就是岑仲勉。他生前曾与陈寅恪并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两大学者，身后却寂寂无名，只留下史学著作洋洋千万言。

    裹挟在中国近代社会巨变、中西文化对撞的百年风雨中，岑仲勉留下了世纪广东学人的另一重背影：

    与陈寅恪世家望族、留洋多年的背景不同，岑仲勉是一位广东土生土长的平民学者，用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是草根学者。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名校经历、没有史学科班训练，岑仲勉以近50岁的高龄从仕途隐退转入史学界，从广东闯入北方主流学界，甘受茅屋秋风之苦，终成一代史家，其身世经历，颇为传奇。

    岑仲勉“幼承庭训”，父亲是前清举人，堂兄是顺德最后一位翰林。年轻时受变法图强思潮的影响，耳濡目染着西学冲击，在这场家国身心所面临的革命风暴中，他一生没有摒弃投身史学的理想，独辟蹊径，续中国传统学问之命脉于一线。

    萧然万物，弦歌不辍。在“偌大一个中国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动荡年代，岑仲勉钻入书斋，追寻经世致用的理想。但他留下的逸事传闻寥寥无几，可说可谈的近乎单调，使他的形象接近呆板。

    南方日报记者通过多方努力，还原了半个多世纪前这位近乎封闭状态的纯学人的精神历程。在岑仲勉的身上，我们既能看到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的影子，又可以看到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先驱的种子。他形销骨立，却以过人的意志，挣脱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之归宿，迈向现代学人学术与人格的独立之境。

    “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与不幸欤？”(陈寅恪语)学术的境界和使命自有不同。在如今“大师满天飞”、“学术明星云起”的年代，岑仲勉式的学者，几乎已成绝响。

    这一期“广东世纪学人”，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的背影。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的变局，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将何去何从？在这一世纪命题下，岑仲勉式的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自觉传承了“学者的使命”这一精神向度。岑仲勉的学术生涯、传奇经历，或许可以给今天的学者以最好启迪：绝不能“在现状下苟安，在思想上躲懒”。

    叫板陈寅恪，“弄斧一定要去班门”

    半个多世纪前的广州康乐园里，有这样一个背影，一个老人踽踽独行，从校外蹒跚着来上课。高度近视的眼镜，一身唐装布鞋，左胸前挂个怀表，言语讷讷，因身患帕金森病，手脚抖得厉害，那模样简直跟他的学问一样，古旧深沉。这位貌不惊人的大学者，名叫岑仲勉。

    当年在中山大学，岑仲勉与陈寅恪同为名师，学问最深，年岁也最高，又皆以中古史名世，并称“康乐园二老”。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刘节每年都会向入学新生介绍道：“我们系里拥有中古史两位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他们都是著作等身，满门桃李。二老同系任教，是全体师生的光荣。”

    但这二老绝少碰面。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陈寅恪和岑仲勉已经在论著中隔纸传音，前者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对后起的岑仲勉赞誉有加，并将其视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的标志。

    那时，岑仲勉还只是个中学教师，陈垣将其论著转示陈寅恪，陈寅恪一读就惊为天人：“岑君文读讫，极佩。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暮岁之年，二老际会于康乐园时，已变身两病叟。陈寅恪讲《元白诗证史》，岑仲勉讲《隋唐史》，一个目盲足膑，一个头晃手摇。二老都用自己的著作充教材，异曲同工，成为校内两道景观。有趣的是，由于同是致力于隋唐史，岑仲勉有不少见解与陈寅恪相左，总是在讲课时一一挑明。在当年的隋唐史课上，岑仲勉总能旁征博引，论证陈寅恪所述不尽确当。如此“针锋相对”，很快招致一些人不解。岑仲勉本人得知后，十分坦荡地宣称：“我的看法，讨论与友谊，应截然划分为两事也。”

    岑仲勉总有一股“弄斧一定要去班门”的书生义气。在课堂上，岑仲勉有句名言：“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进行讨论和商榷也得找名家，这样才有影响。”晚年，得知陈寅恪受排挤，岑仲勉曾发出这样的喟叹：“寅恪兄亏于现状啊!”

    陈寅格对岑仲勉的学术成就也非常推崇，晚年所著的《元白诗笺证稿》中曾多次引用了他的学术成果。据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回忆，二老虽是旧相识，晚年却很少来往。只因二老一聋一盲，即便会面也无法谈出一二，倒不如以文会友，更加畅快淋漓。

    除去学问相近，两位病叟爱好也颇为相投，都酷爱粤剧，可这二老一个失聪一个失明，一个只能看，一个则只能听，倒也各得其乐，相映成趣。

（责任编辑：单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