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ooe是什么意思:陈寅恪将其惊为天人 中国最末一代士大夫岑仲勉

    ○谈治学精神老一辈学者做学问强调“读书得间”

    现在的朋友们往往怎么做学问呢?在电脑上输入一个关键词，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搜出来了，这样做出来的作品，其学术积淀明显是不够的

    南方日报：从岑仲勉身上，现代知识分子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姜伯勤：估计此后若干年内，再也无法产生陈寅恪先生、岑仲勉先生那样的大家。这是由于我们现在缺乏一种打通古今中外的教育体制和理想。

    打个比方，老一辈学者做学问强调“读书得间”，就是从字缝里面读出别人没有注意到的问题。而现在的朋友们往往怎么做学问呢?在电脑上输入一个关键词，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搜出来了，这样做出来的作品，其学术积淀明显是不够的，我决不认同。

    张国刚：岑仲勉的治学精神值得弘扬，古往今来，这种超越物质层面的学术追求，中国和西方都是有所维系的。但是现在做传统学问的越来越少，比如金石、音韵等方面，就是如此。当然，岑先生他们那一辈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现代从小学英语计算机，时代变了。

    有一点要指出，岑仲勉那辈人当时的学术教育背景不同，物质条件也不一样。对于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应该有一种制度化的措施来保障研究者潜心去做，不能完全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道德精神。个别的人可以从道德层面加以提倡、加以表彰，但是从制度设计上，更应该保障学人无后顾之忧地安心从事研究工作。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做学问从来都不是富裕的事业，但总得有与之相称的生活保障。那时的教授待遇和现在能够比吗?

    南方日报：钱穆常说，在中国学术史上，“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上，但“通儒”自然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不是人人都能企及的，如何看待岑治学中的通和专?

    张国刚：岑是有通有专的。学问有通有专之别，这与个人的治学特点、才华的差异、兴趣的侧重，都有关系。有擅长通的，有擅长专的。比如钱穆先生也是有很通的《国史大纲》，很专的《先秦诸子系年》，都是和个人的学术秉性有关的。

    至于岑仲勉先生，做的问题很通，不限于一朝一代，但是他不太习惯去做抽象的东西，形式上还是具体的。岑仲勉的知识面是很宽广的，治学路径是很广的，一般人很难比肩，比如突厥史、西域史地、金石证史，隋唐史更不用说了，不仅治学面非常广，而且每一面都很独到，很精深，但是不是一种纵论的形式，从学问的领域很通，但是在具体研究领域又很专。

    姜伯勤：我跟随岑先生读研究生时，他业余教两位学弟在家念金文，当时先生还在写作《两周文史论丛》。要从岑先生的经验来看，解决通与专的问题，必须在青少年时有良好的古文训练和外语训练，必须有打通古今、打通中外的大历史视野，必须读名著。

    ○谈中国学术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范式仍未建立

    中国的社会发展概念不一样，不能用西方的理论现成地加以解释。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理论，可以得到一种满足，但实际上却是削足适履

    南方日报：近百年来，中国学术一直处于一种困境，“旧”和“新”的嬗替，“中”和“西”的冲突，在不少学人身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您如何看待岑仲勉的毕生求索?

    姜伯勤：岑先生留下了两个方面的精神财富：

    第一，超越性。身为学者一定要超凡脱俗，学问要超越一般水平，这关系到一个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独立。他经常说：“一个人只有咬得菜根，才能实心教育。”他的意思是，必须要心无旁骛做学问，苦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得到一定的境界。像他自己，放弃了在海关、禁烟局的优越的生活条件来搞教育，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平时的生活很拮据。

    第二，重视实学。他上课时会问我们，你们懂什么是财政呢?我亲自做过财务工作的。岑先生也讲求经世致用，他认为懂得实学的东西才能懂得学术，所以他晚年花费精力著成50万字的《黄河变迁史》，是为了对解放后政府治理黄河有所裨益。但是，他的经世主张和现在的“实用之学”不一样。

    我不轻易用“国学”这个字眼，我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王国维和鲁迅改造过的一种学问。否则，我们就与前近代的陈腐思想和《狂人日记》批判过的吃人“礼教”划不清界线。

    张国刚：从五四以来，中国的国家命运及学术文化都受到西方的极大挑战，挑战的整个过程就是以西学治中学，这就带来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场革命，这不仅是文学革命；用西方的观念诠释中学。中国传统学问有自身的体系和框架，但是这有一个缺点在于，比如历史学，中国学术评价系统，多讲君王的明暗、臣下的忠奸，在王朝治乱兴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些问题上做文章。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就做到了极致了，后来近代学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具体的价值道德等评价上做文章，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的观念体系分析。

    不论“新旧”，无非就是二者的调和的过程，像鸡尾酒一样。这个弊病也很清晰，一百多年过去，依然是中国学术的本土化，本身的体系没有搭建起来。比如说西方的资本主义萌芽，这是西学的概念，但如果按照这种西方建构的体系来分析中国，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在战国时就已经很平常了，但战国时期显然还不是资本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发展概念不一样，不能用西方的这些理论现成地加以解释。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理论，可以得到一种满足，但实际上却是削足适履。我们现在要重建我们的概念系统和理论范式，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必须回到历史本土去，但是光回到旧学去是不够的，但如果完全按五四的那些做法做下去，也有很大的弊病，所以，现在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国学者要在西学的基础上“师夷长技以制夷”，建立我们自己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范式。

    岑仲勉先生基本上是旧式的学问，但也试图有新的解释，试图在研究中引进当时流行的一些概念如阶级等。在这一点上，陈寅恪先生就试图建立中国的一种史学体系，比如说他的注释引文方式，就很中国；而提出的问题很现代。钱穆先生一直在理论范式引进上很谨慎，他们在方向上都有不同的努力。

    (稿件经受访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