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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金代铜镜
刘俊勇 2005-01-16 www.dlxww.com
金代双鱼镜
桃形湖州镜
仿汉魏画像镜
春秋战国时期铜镜
西汉铜镜
唐代铜镜
宋代铜镜
金代（1115－1234）是女真人继契丹人统一中国北方后建立的政权，与南宋形成对峙。公元1117年，金占据了辽东，设立东京路辽阳府，合辽时的苏、复二州为复州，原苏州降为复州所辖之化成县，复州下属永康县治所为今瓦房店市复州城。庄河北部则属盖州岫岩县。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证明了金代统一中国北方后，对于恢复北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政治、经济的强盛，随之出现了文化的繁荣。金代统治者把大批中原汉人工匠迁往北方，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旅顺博物馆藏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铜镜就是例证。
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铜镜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镜背边缘刻字的铜镜。这是金代铜镜最重要的特点，也是鉴定具体年代最明显的标志和研究流行年代及使用地区的珍贵资料。金代铜禁极严，铜镜一般由官府铸造，并在镜背边缘刻上铸造地点和衙署名称，即使是民间原有的铜镜，一般也须官府检验刻字方可使用。最完备的刻字包括铸镜的时间；检验该铜镜的路、府、州、县等名称，铸镜官府名称、官衔、姓氏；标明铜镜重量；末尾有花押。大连地区出土的金代刻字铜镜主要有普兰店市元台镇后元台村桃形湖州镜，镜背铸有“湖州石十五郎真炼铜照子”，下方刻“都右院官（押）”。湖州石家铸镜在南宋时期十分有名，“照子”即镜子，因有宋一代为避太宗之祖父赵敬名讳，故称镜子为照子；“都右院”即金代都警巡右院之省称，可知此镜是由南宋流入金统治区域内，并经官府检验。后元台村犀牛望月镜镜背刻有“茂州官记（押）”。查史书记载，“茂州”为南宋辖地，此镜当为南宋之物，抑或南宋也有铜镜检验制度。金州区城内缠枝牡丹镜镜背边缘刻有“盖州建安县（押）”。普兰店市泡子层山南沟“卐”字镜镜背左侧刻有“金城县（押）”，右侧刻有“盖州建安县（押）”。“卐”字镜当先经金城县县衙检验，而后又经盖州建安县县衙检验。这在迄今发现的金代铜镜中还属少见。
二是明确的金代自铸铜镜，如双鱼镜、童子镜，特别是双鱼镜代表了金代铜镜的艺术水平。双鱼镜虽不是金代所独有，但在金代最为流行，金州区城内就出土有金代双鱼镜。童子镜也是金代自铸镜的又一代表。庄河市大营镇大营子村五童大定通宝镜镜背铸有五个举花伏地童子和十枚大定通宝钱纹。大定通宝为金世宗大定年间所铸钱币，稚态可掬，面容圆润，一派喜庆、富贵气氛。
三是仿汉、仿唐、仿宋镜。仿汉、唐镜大多是翻模镜，在质量上，尤其是光洁度上远不如汉、唐两代铜镜。从旅顺龙王塘姑子洞海中出水的仿汉魏画像镜和甘井子区营城子出土的瑞兽葡萄镜即可窥见一斑。仿宋镜主要是摹仿宋代柳毅传书等人物体裁。
随着金代后期经济凋弊和战争的频繁出现，铜镜检验制度已经废弛，故金代后期基本不见官府检验的刻字铜镜。
中国铜镜
中国古代的一种生活日用品，用以照面。在铜镜未流行前，人们用铜鉴盛水照面，故镜又称鉴。铜镜的正面平滑光泽，背面一般都铸有各种题材的花纹或字铭，是研究古代装饰图案的重要资料。不同时期的铜镜有不同的艺术特点。它的发展演变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较兴盛的时期，最突出的是战国、汉代和唐代。过去研究铜镜的资料，多为盗掘出土，且多出于淮河一带。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出土了几面商代的铜镜，把过去认为铜镜产生于战国时期或春秋时期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几百年，但其制作仍以战国、汉代和唐代最为精美。
战国铜镜随青铜工艺技术的发展和提高，铜镜的制造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制作技术、图案装饰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战国铜镜以其制作和装饰，可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体系。北方铜镜，质朴简略，较少装饰，数量也不多。南方铜镜，精巧纤细，多花纹装饰，数量较大，以楚国所产居多。其中较为有名的为战国山字纹铜镜。
战国铜镜以陶模刻花纹，形成浅浮雕效果，也有采用透雕、彩绘、金银错等装饰方法的，但数量极少。其铜镜因早年多发现于淮河流域一带，故有淮式镜和楚式镜之称。
汉代铜镜汉代铜镜制作是继战国以后又一次大发展，它是汉代金属工艺中一个主要的品种。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汉代政府设专官管理铜镜的制作，所产铜镜在当时铜器工艺生产中所占比重最大，传世最多，种类也最丰富。其特点为：体薄、平边、圆纽、圆形、柿蒂纹（四叶纹）组座，装饰花纹程式化。其发展可分早、中、晚三期。
唐代铜镜铜镜制作在唐代进入又一个高峰期。唐代由于金属工艺水平的提高及生活习俗等原因，铜镜制作特别兴盛，且种类繁多、纹饰精美、做工细致、镜体厚重，并因锡的成分增多，形成使镜面均净如银，微向外凸的独特风格。在形式上，除继承传统的圆形外，还创造了菱花式、葵花式及有柄手镜等新的镜式。唐代铜镜按装饰花纹，也可分早、中、晚三个时期。（田自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