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财务制度:中共历史上的三个“三人团

１９３４年４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日趋恶化，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５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６月２５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实施战略转移前，为了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６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博古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不懂军事，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

 “三人团”虽属临时性的组织，实际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５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到：“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最高指挥权。

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自发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撤出苏区被迫长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中央红军主力５个团及后方机关共８．６万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红星纵队是党和红军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中央领导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

出发时，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疟疾初愈，走路吃力，配了担架，同王稼祥走在一起。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主要靠马行军。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张闻天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怀疑，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途中，三人经常接触，议论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以王明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最高三人团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取消长征初期的“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被动局面并未扭转。如何指挥部队打仗，粉碎敌人进攻，仍是中共中央紧迫的中心工作。２月５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撤销。由于长征战事频繁，必须临机决断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３月１７日途经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为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新三人团，实际以毛泽东为主，“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新“三人团”的成立改变了领导方式，彻底清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影响，确保了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