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二手房网:杭州会议 1958.1.上旬 .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11.28～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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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的元旦社论很有气势，题为《乘风破浪》。

　　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更令人激动的是，它提出了一幅十分具有诱惑力的发展经济的宏伟蓝图。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极为赞美。

　　几天后，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讨论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

　　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还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毛泽东还提出，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政治思想革命的同时，要着重搞好技术革命。

　　令人注意的是，毛泽东自1957年9月、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进一步批评两年前的“反冒进”。“反冒进”的代表作便是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意见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不满意，他认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促退派不是“少数”而是“许多”。因此，毛泽东认为现在是到了批评右倾保守的时候了。他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自从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就明确表示欣赏，建议要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口号的人。

　　1958年的到来，真的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大发展、大跃进吗?

　　漫步小营巷，毛泽东对太平天国战将陈炳文住过的旧宅有没有蚊子发生了兴趣

　　1月5日，新年刚过的杭州城，沐浴在阳光中，小营巷的居民们刚刚吃过中饭，正忙着洗涮碗筷，料理家务。

　　小营巷是一条古老而普通的小巷。据记载，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杭州城后，镇守杭州的主将陈炳文，就住在巷内的61号，因院内住有小营军队，小营巷也就由此而得名。

　　当一位身材魁伟穿银灰色大衣的客人，由好些人陪同着，往这里走来的时候，居民委员会主任石侣琼老远就看见了他们，以为又是哪里的领导同志来检查工作了。老太太快步迎上去，走到跟前却猛地停住了脚步：哎呀！这不是毛主席吗?她惊喜之下，连忙招呼身后的居委会委员，赶紧准备迎接工作。

　　毛泽东是到这里来查看卫生工作的。两天以前，也就是1月3日，他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通知中讲到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也已大动起来。毛泽东在通知中要求，“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毛泽东相信，他对小营巷卫生工作的视察将会推动全国的这一卫生运动。他首先信步走进陈炳文曾经住过的61号院。

　　昔日的大院，如今住着好多户人家。两个姑娘正在下棋，没有发觉身边的事，只听有人轻声对她们说：“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姑娘随口应道：“好!好!欢迎！”一边站起来招呼客人。

　　其中一个姑娘叫戴桂芳，是个中学生。她抬头望了一下眼前的人，突然发现他很面熟，是……是毛主席?她犹豫地说。边上的人点头，她的脸立刻因为紧张和兴奋变得红红的。毛泽东伸出手，握住这位姑娘的手，再一次说：“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好吗?”

　　“好！好!”姑娘们连声说，和毛泽东并肩走进过道。那里的饭桌和菜橱，都擦洗得很干净。毛泽东东瞅瞅，西看看，问屋里的人：“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里边的人说：“没有苍蝇，平时也很少有蚊子。”

　　毛泽东点头，走进厨房。这个厨房是这个院落中10多户居民共用的，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周围的做饭用具，却摆放得整齐干净。

　　走到一户人家门口，毛泽东很礼貌地向屋主人打招呼：“这里可不可以参观?”  　　青年工人郑肇勇在里边很兴奋地迎出来，连声说：“毛主席，欢迎您进来参观。”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桌上放着几叠书。毛泽东的眼睛盯住了它们，走过去很随意地坐下来，去翻动书页，并问小郑平时都看些什么书?在哪里工作?看到一个题有“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的脸盆，毛泽东又问：“是奖给你的吧?”小郑告诉他，是自己哥哥郑肇基得的奖品，毛泽东道：“你们一家都很好。”

　　毛泽东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小营巷，大家都奔出来，挤在61号院里院外，鼓掌欢迎。

　　毛泽东走出61号，走进56号院。这里的房子比前面一幢好一些，客厅、卧室收拾得一尘不染。他走过刚擦洗过的地板，在天井边停下来，揭开并排放着的5个水缸中的一个缸盖子，往里瞧。站在旁边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连忙介绍说：“缸里装的是雨水，里边养着鱼，就没有孑孓了。”

　　毛泽东又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左角上有一个粪缸，贮存着浇菜施肥用的人粪尿。程瑜揭开缸上的盖子，说：“这个粪缸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毛泽东感兴趣地问。

　　“用石灰洒在上面，三天洒一次。”程瑜道。

　　毛泽东称赞：“不错。”

　　小营巷的卫生工作的确做得不错，是连续几年被杭州市评为市卫生模范的单位，两年多没发现一个传染病病人。

　　接着，毛泽东又去看42号大院。这是一座太平天国时代建筑的房屋。屋子虽老旧，但泥地上没有垃圾，高低不平的碎石子路上也没有杂草。

　　看过两户居民，毛泽东走进军属居素吾老太太家。老太太很会收拾屋子，不仅到处窗明几净，透着干净利索，她家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一束蜡梅花，优雅芳香。毛泽东微笑着走进走出，看到室内两张床上都没有挂蚊帐，便问：“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有人马上说，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呢。

　　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他走出门口，准备回去了。巷里站满了人，都争着要和毛泽东握手。一个老人，胡须已经白了，他伸着手，总也挤不到跟前来。毛泽东看见，便向前走几步，握住老人的手，老人连连问毛主席好。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已经过去30多年了。今天你去那里，小巷依旧一派清洁文明的气象。

　　毛泽东走过的那条碎石路，现在已是平坦的水泥路。巷道两边那古老的建筑、矮平的住宅依旧，但漆成奶黄的墙壁衬得一扇扇门窗熠熠发光。面貌一新的是，巷东侧新辟小营巷新区，5幢6层楼房耸立，早已有一半人家搬进这单元式标准住房。还有一个小营公园，花木扶疏，芳草如茵。

　　而在小营巷口有一块紫红色的大理石碑，则特别引人注目，上面刻写着几个字：这里是毛泽东同志曾经到过的地方。

　　当年的居委会卫生委员程瑜，已经89岁，搬进了楼房，她一直珍藏着她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老太太讲卫生的劲头不减当年，每天扫扫抹抹不停手，说是习惯了，不收拾心里难受。

　　凡有新居户迁入小营巷，街道干部都会不请自来，上门赠言：“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请你们讲究卫生。”

　　踏上毛泽东派来的专机，三位学者心情各异，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段西湖聚会的佳话

　　1958年年初，春节将临，到处是一派节前的忙碌景象。中国人重视团圆，尤其不会错过这春节的大好时光。

　　谈家桢1月6日（注：此处当事人回忆的时间可能有误，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此时已赴广西南宁）这天刚在学校吃过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市委的通知，要他马上去杭州。

　　就在谈家桢心里琢磨这事的时候，周谷城、赵超构两人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

　　三人简单收拾停当，即分别随来车前往机场。为什么去杭州?去见什么人?他们聚在机场一碰头，就猜想出，可能是毛泽东要见他们。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一上飞机，就发现座舱里的陈设，同过去见过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一模一样。毛泽东是专门派他的专机往上海去接这三位著名学者的。

　　专机很快昂首蓝天，往南而去。从上海往杭州，不需要飞很长的时间。望着茫茫沉浮的云海，三个人的思绪却飘得好远，三个人的心情也各不相同。  　　历史学家周谷城在三人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最长。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相识了。那时，周谷城在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毛泽东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主事和师范部国文教师。每当夜幕来临，两人常常相聚于校园，促膝恳谈。1927年初，周谷城又由毛泽东推荐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一座旧的平房里，聊到夜深人静。十年内战，两人分开了。红军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寓居上海的周谷城有一天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给他及其他一批知名知识分子的长信。而此时，周谷城靠翻译文稿过日子，毛泽东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卓越人物。

　　周谷城的思绪又飘到新中国诞生之后。这几年，他多次受毛泽东之邀到中南海，挚友般纵谈古今。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是1957年夏天他们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的一次谈话。那天，毛泽东游完泳，惬意地躺在一张藤椅上，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指指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对他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赵充国是西汉武帝的大将，是我国历史上首倡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人物。毛泽东说，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之一二，反对者达十之八九。可是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达十之八九，反对者却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要有一个过程，无论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周谷城想到这里，毛泽东那神情语态历历在目，也就相隔半年的时间嘛!

　　谈家桢则另有一番心情。

　　在生物学界，谈家桢是搞遗传学的，属于摩尔根学派。50年代初期，我国生物学界步苏联后尘，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使谈家桢无法在复旦大学正常开设遗传学课程，也无法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生物学界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

　　第二年的3月，谈家桢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那次是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的，而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十分的亲切自然。当谈家桢谈到青岛座谈会的情况时，老人家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使谈家桢深受鼓舞。

　　四个月后，他又在上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那次参加接见的还有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老朋友啦，谈先生!”一见面，毛泽东就很风趣地说。那个时候，谈家桢正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说过的一些话而忐忑不安。毛泽东是不是也看出了他的紧张情绪呢?要不，他不会对自己这样说：“天气这样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喽!”

　　谈家桢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回想着，心里还时不时地自问，这回见到主席，他会说些什么?

　　三个人之中，心情最紧张，最惴惴不安的大概要数赵超构了。

　　赵超构是新闻界的知名人士，老报人了。在这之前，他见过主席三次。

　　第一次，是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那次的接见，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直接提出了批评，他说：“软些，软些，软到哪里去呢?报纸文章，对读者要亲切些，平等待人，不摆架子，这是对的，但要软中有硬。”

　　对此赵超构似乎并没能很好领会。以后在大鸣大放中，他写的一些杂文再次被认为是犯了错误。6月30日，他怀着几近惶恐的心情去见毛泽东，心想恐怕不能继续做新闻工作了。

　　所以，他一见毛泽东，便主动表示要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职务。

　　不料，却未获毛泽东同意。毛泽东让他回去还当总编辑，并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

　　赵超构是这样回答的：“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则很生动地沿用了一个成语：“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接着，他又具体指出了那些杂文的不正确之处，鼓励赵超构予以改正。

　　那次接见，毛泽东的一段感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写杂文，可惜我没有这个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啊!”  　　9月17日在上海，赵超构第三次见毛泽东。当时，他的两篇检查已呈递上去。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一见赵超构，毛泽东就笑语朗朗，接着，他问：“你写的两篇检查，我已看过了，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说：“很紧张，两个星期没有睡好觉。”

　　毛泽东点头：“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他比喻道：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自我批评的人，总觉得自我批评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自我批评。坐在飞机上的赵超构此时回忆着，默想着，心说，恐怕这次该向浙江负责人做个自我批评了，因为大鸣大放期间在《新民晚报》上有一些有关浙江的被认为是错误的报道……

　　专机轰鸣着，载着心情各异的三个人，降落在杭州机场。临近春节，又是寒风凛冽的夜晚，四周空无一人。下机后，他们马上被小车接送到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西湖边一个美丽的庭院。已是夜里10点多钟，通明的灯光使当空的皓月黯然失色。毛泽东已迎在门前，光影里，他的身材显得特别的高大。他刚刚开完会，却丝毫没有疲惫之色，笑容依旧。

　　大家走进室内，相对而坐。屋里的陈设很简朴，一张大床照老习惯堆满了半边书，一面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恰恰正好。

　　毛泽东的谈话旁征博引，幽雅风趣，强烈地吸引着这三位学者。这几乎是每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感觉，他们被他所吸引，所征服，他的魅力如蒸腾的热气弥漫开来。

　　毛泽东的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学等等方面，几乎无所不包。这种漫谈是他所喜欢的，一方面可以使他的思路纵横捭阖地得以展开，另一方面，他也可以从中捕获众多的信息。他对适宜的谈话对手感兴趣。他向他们了解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又征询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议总路线的意见。他对他们曾经产生的一些摇摆心里很有数，他反复地阐述了这么一个问题：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从6.5亿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他还讲到了下基层接近人民群众。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毛泽东谈着自己的亲身感受，问赵超构：“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答说是温州人。

　　“好，你就到那里去走一走。”毛泽东出主意，他认为，搞新闻不能老呆在报馆里，要到下面去跑一跑才行。

　　毛泽东又转脸向谈家桢说：“教师也不要老关在教室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走，听听。”

　　接着，他问谈家桢：“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

　　谈家桢汇报说，自从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以来，自己可以开课了。但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只把这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并没有真正重视摩尔根学派，进行这方面的遗传学研究，还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用一种坚决的口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不知不觉，已经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工作人员送来毛泽东的晚饭。他热情地相邀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用餐。在毛泽东，这是晚饭，而在他们三人，要算是夜里加餐了。一路颠簸，到这会儿也确实有点饿了，三人也就不再客气推辞。

　　饭菜很简单，荤素搭配。为了招待客人，特地多做了两个菜，还斟上了几杯黄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四人边吃边谈，兴致愈来愈高。餐毕，大家又侃侃而谈。毛泽东已是65岁的老人，但他精神旺盛，毫无倦意。其他人听他妙趣横生的谈话，也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还是毛泽东无意间看了一下表，他煞住话头，哎呀一声，说：“已经3点了。”他首先站起来，颇为歉意地说：“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白天再谈吧!”

　　大家也表示，希望主席能好好休息一下。四人道别。毛泽东却执意要送他们一程。

　　他披上大衣，走出屋门。冬季，水木明瑟，大地还没有苏醒，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偶尔打破四周的寂静。

　　走过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来到门口，不远处的西湖在月光下波光粼粼。和三位学者一一握手，送他们上车，毛泽东抬头望望月亮，又看看湖水，道：“今晚的聚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第二天，7日早上8点多钟，从毛泽东处又来通知说，请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人和主席共进午餐。

　　餐桌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怎样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上世界先进水平。毛泽东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心，使他们深感主席及人民所寄予的厚望和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

　　毛泽东依旧幽默风趣。看到一碗饭里面有几粒谷子和稗子，他说：“这是天下南北人马八宝饭，天下的人都要吃，南北人民都要吃，人马都要吃。”话音未落，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轻松之中，赵超构没有忘记自我批评的事。席上，他插空就大鸣大放期间《新民晚报》上有关浙江的报道对陪同的浙江省委领导人表示歉意，毛泽东却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我不赞成这样。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啦!”

　　这一段西湖佳话，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周谷城、谈家桢、赵超构三位学者的脑海中。

　　赵超构这样说：“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主席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对于谈家桢的遗传学研究，毛泽东还在1961年对这位学者的最后一次接见中关心过。1968年11月的寒风中，下放劳动正锄草的谈家桢被告知“解放”，也是毛泽东指名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至于周谷城，1965年在上海西郊同毛泽东共吟李商隐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这是这两位老友的最后一次见面。    最高国务会议 1958.1.28～1.30 　　人不离镫，马不卸鞍。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乘专机飞往广州，在那里休息了两天，26日离开广州返回北京，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他在会上的讲话，主要阐述工农业发展目标、工作方法、知识分子和对“右派分子”的政策等问题。他信心百倍地说，经过去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群众热情甚高，有把握15年赶上英国。

　　他还从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和特点引证“小米加步枪”的威力，他说：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东方人吃素，东方风味，恐怕还要继续下去，这样身体健康。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说西方肉食者鄙。我们过去的战士每天是四钱油，三钱盐，可是能够打胜仗。那些美国大少爷兵却打败仗。

　　毛泽东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向两个方面开战：一是像除“四害”一样打掉官风官气，最好根绝；一是开展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注意力要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去，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

　　毛泽东对明朝人徐霞客充满钦佩，认为徐没有官气，跑了那么多路，发现了“金沙江导江”，从而推倒了以前经书上的“定论”、陈陈相因的旧说——“岷山导江”。毛泽东还说到郦道元，那部《水经注》的作者：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

　　最高国务会议结束后，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随即召开，批准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实际上，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的动员大会。会议期间，2月2日、3日，《人民日报》连发两篇社论，继续批评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提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造起了“大跃进”的声势。

　　在开会的间隙，毛泽东曾在2月5日乘专列到山东济南，同省负责人和一些农业合作社社长谈话。2月11日，会议结束。

　　2月12日，毛泽东的专机离开被他视为只“是个加工工厂”的北京，往能出产“原料”的基层而去。这次，目的地是东北。

　　说工人下班了，敷衍不了毛泽东。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他关心的问题有两个：职员太多；开工不足的浪费

　　天上飘着雪花。远处，灯似繁星，错落有致。

　　沈阳机场一派紧张肃穆。这是1958年2月12日的傍晚。辽宁省省委的有关负责人正在冒雪等候毛泽东的到来。接待工作已经检查了又检查，一切就绪。

　　1950年，毛泽东从莫斯科访问归来，回北京途中就在沈阳做过短暂的停留，顺便视察了沈阳医学院和一个橡胶工厂。辽宁是重工业地区，基础好，实力强，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经济的重要支柱。对此，毛泽东十分关注它的发展。时至1958年2月早春，毛泽东又要专程来此，视察几个工厂企业。

　　专机终于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已经等了不少时间的省委领导人兴奋地迎上前。

　　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一下飞机，互相认识寒暄之后，他提出第一个要求是：去工厂看看。

　　去工厂?这会儿?他们都愣住了。按预先的安排，应该是去宾馆休息。省委负责人上前说：“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不松口，重复说，他要去工厂。而且他对这个理由不屑一顾：“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又有人过来劝说：“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有点不高兴了，反问道：“工人不是三班倒了?”

　　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他。于是在辽宁省委、沈阳市委负责人黄欧东、焦若愚的陪同下，毛泽东直接从机场到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兴建的，在当时来说是现代化的大型工厂。建厂前，沙盘模型曾送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亲自过问。这次毛泽东到沈阳，自然是最好的视察对象。

　　前面就是办公大楼了。打前站的人早已通知了厂方。由于事出突然，在此等候毛泽东的厂总工程师程华明既兴奋更紧张。

　　毛泽东下车后，拉程华明一起坐进了车，并请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问清了程华明的职务，毛泽东说：“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一句诙谐的话，不仅把别人都逗笑了，程华明也轻松了许多。   南宁会议 1958.1.11～1.22 　　南宁，轻风吹送细雨。杭州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乘专机经长沙，于1月6日来到南宁。

　　由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工作会议开得不轻松。开会通知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会议内容很多，毛泽东的讲话也极丰富。经过充分酝酿，《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毛泽东的笔下诞生。

　　然而反“反冒进”主题的开始，使气氛骤然紧张：《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的原件千里迢迢从北京调来了，毛泽东圈点批画，情绪激动，并在会上不断插话，大批反冒进，把反冒进提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从1月11日到14日，毛泽东连续三次讲话，集中批评分散主义和“反冒进”。

　　他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要求今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

　　他说，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是“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他说，“反冒进”的教训是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三个东西。“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

　　周恩来由于工作关系，原本并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也没有听到毛泽东的那些讲话。13日，他飞赴南宁参加会议。当晚，毛泽东与他和刘少奇谈话到深夜。后来，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大批“反冒进”，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相继出台。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设想：在1958年9月以前酝酿一下他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组织鸣放辩论，征求意见，以取得多数人同意，使他能够离职后专做党中央主席，以便更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问题，也使他有可能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

　　他对“暮气”两个字耿耿于怀，他认为：我们都有些暮气，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革命朝气的对立面。

　　而这样的对立面，在毛泽东看来，是非打倒不可的。

　　南宁会议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邕江冬泳，力显英雄本色。一封短信，“干涉”地方报纸。从没怕过蒋介石的人怕越下越大的雨

　　1月7日的南宁，正值冬季。虽然没有北方的雪花飘飞，却也凉风刺骨。下午2点多种，梁亚华等几个青年运动员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

　　练得正欢，忽见教练叫他，小梁连忙上岸。教练把他带到一位负责人那里。那人告诉他，马上准备，有紧急任务，具体就是陪首长冬泳。

　　首长冬泳?小梁心里琢磨着，冬泳可不像夏天游泳那么自在。会是哪位首长呢？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开到邕江边。那里，已经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人正在紧张地测试江水的温度，选择合适的地点。

　　20分钟后，首长到了，竟是毛泽东!他在省委覃应机等的陪同下，走下轿车，显得有点儿迫不及待。

　　毛泽东1月5日乘飞机从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7日又乘飞机到了南宁，别出心裁地想游次冬泳，毛泽东主意一定，那是谁也劝不动的。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卫士张木奇报告说，意思是想劝他再考虑考虑。

　　毛泽东笑了：“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他不但没改主意，而且鼓励卫士们同他一起下水。

　　在205号小汽艇上更完衣，汽艇就朝江心驶去。也许是想适应一下气温，毛泽东竟穿件睡衣站立船头，浏览邕江两岸景色。好在不一会儿就到了选定的地点，梁亚华等早已划着舢板前来迎接。

　　天刮着小北风，江心的风尤其凉。除了几个经常冬训的运动员，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地搓身还是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毛泽东先用江水浸湿毛巾，擦抹胸前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江水里。  　　“主席，冷不冷?”边上的人忙问。

　　“下决心就不冷。”毛泽东说着，扶着舢板的边缘下了水，梁亚华等也连忙跃进水中，护卫在周围。

　　毛泽东又朝卫士们招呼：“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有了他的鼓励，卫士们便争先恐后朝水里跳去，一时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有人想说又不便说什么，只得咬牙坚持，一会儿便适应了。

　　这些细小的表情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没事人一样边游边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说：“不过如此!”脸上竟有些孩子般的得意。

　　他确实游得挺尽兴。时而蛙泳，时而潜泳，时而侧泳，有时又在激流中踩水。游到酣畅处，便拿出他的绝招：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长达几分钟不下沉!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实在耐不住的已抽缩着身子往岸上跑，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

　　“主席，上来吧!”随队医生担心天寒水冷，影响毛泽东的健康，已经不止一次劝道。

　　“再游10分钟。”毛泽东坚持说。

　　10分钟过去了。已经游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游程已1000多米。经大家再三劝说，毛泽东终于上船。披上衣服，他又神态自若地坐在船头晒太阳。

　　张木奇不断地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冷不冷?”

　　毛泽东看他一眼：“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停了会儿，又转脸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毛泽东平常不太喝酒，就是喝，也只来点红葡萄酒。只要不招待客人，每餐几两米饭，两三样菜也就行了，外出自然想不到准备点酒。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感到冷，只是不肯承认。他想到一个主意，就是拧一条热毛巾来替他擦身驱寒。

　　毛泽东被大家围着，正听着你一句我一句的惊讶和赞叹，看到李银桥要拧热毛巾，连忙摆手表示不冷。可李银桥分明看到他的身上被冷风吹着，已经起来些鸡皮疙瘩。

　　李银桥和张木奇见状，便不再说什么，管自拧了热毛巾，替他用力擦身。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也没再吭声，全身的皮肤在揉擦下渐渐红润了。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小汽艇护卫，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并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岸。

　　上岸后，他还走到了广西军区303医院后门西面的两棵大树下，与一些医生护士和伤病员们见了面。看到战士们自觉地排起了整齐的一列长队，他赞赏地笑了。这是他亲手缔造的一支人民军队啊，每到艰难挫折的关键时刻，他总能想起他们。他坚信，军队会毫不犹豫地跟党走，上刀山下火海。就在毛泽东与战士们交谈的时候，附近地里的农民、摆渡的群众、下班的工人闻讯，又把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对两次在邕江冬泳，毛泽东颇为得意。后来他跟老友周谷城这样说道：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只要大前提下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毛泽东在南宁的作息时间和往常一样，是上午休息，下午安排些会议和活动，晚上通宵达旦地工作。1958年11月24日出版的《新闻战线》第13期上首次发表的毛泽东关于办好省报问题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就是毛泽东1月12日凌晨，在紧张工作后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时挥笔写下的。

　　刘建勋，当时是中共广西省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当时是中共广西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给这两位广西的“父母官”送去了几份各有特点、编得比较好、比较引人看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在信中说：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每到一处，总要把当地的报纸拿来翻阅研究一番，借以了解当地各方面的情况和基层思想动态，并把这些同自己的所思所虑相映照。毛泽东自己也习惯动手写东西，一般不要秘书代办，即使对中央别的负责人，他也总要“干涉”一下用秘书多的问题。对报纸的宣传，他十分重视。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他亲自动笔写过不少社论，亲自动手修改的更不胜枚举，这在中央领导人当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党的主席，他更是直接抓《人民日报》的工作。现在，他对广西的省委书记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求他们抓省报的工作，写好社论，办好报纸。

　　如此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空谷来风。这些天在南宁，他一直在脑海中盘旋着这么一些问题：文件、秀才、理论、文风、文法、学哲学与学逻辑……他在1月16日的讲话中，就主要阐述了这些问题，对此，他是这样说的：

　　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

　　领导干部学理论，讲究文法词章，是毛泽东一贯也是特别的要求。从他身边所用秘书的博学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凡是经常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工作的部长们，也一定深有体会。那些言不及义、枯燥无味的报告往往会被毛泽东搁置一边，甚至会受到不轻的批评。

　　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直到10个月后才由毛泽东亲自许可公开发表，引起新闻、报纸与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的重视，此为后话。至于毛泽东逝世后，广西壮族自治区跋山涉水长途运来优质的汉白玉石、大理石和花岗石扩建这封指示信的纪念碑，则是后话了。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此次在南宁，还经历了一次虚惊。说是虚惊，其实也确实是令人不得不防。不过毛泽东却再一次表现了他在最后撤离延安面对逼近的胡宗南部队时那样的勇气和胆略。

　　那是1月17日深夜1点多种，我雷达部队发现了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朝广西方向飞来。那时，台湾海峡不平静，风来雨去，瞬息万变。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心里紧张：别是国民党军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探知了南宁会议的安排?

　　一刻不敢怠慢，何庭一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要他们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它干掉。

　　南宁城全部断电熄灯，以防空袭。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躲一躲。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毛泽东手一挥。

　　有人劝说道，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却正言道：“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说完，他吩咐卫士长：“把蜡烛点着。”他要继续工作。

　　李银桥劝道：“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已经有些很不耐烦了。

　　“把蜡烛点着!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毛泽东又加重了语气。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又埋头去看他手里的书，那是一本《楚辞》。他看得津津有味，忘记了外边的世界。

　　1月22日，南宁会议结束的这一天，毛泽东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了4万多各族群众。

　　也是不凑巧，安排下午4点钟的接见．不到2点钟，天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水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不停。

　　还没出发的毛泽东眼望屋外，在想着什么。一会儿，他让卫士请来省委的刘建勋和韦国清，对他们说，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的确，安排4万多人的接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人群早已按指定的地区排好了整齐的队伍。他们在等待，即使是风吹雨淋，也在朝一个方向等待着、翘望着，谁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呢?

　　4点的接见提前到了2点多，毛泽东冒着雨来到公园。沸腾的人群欢呼着，盖过了风声雨声，冷雨和热泪一起流淌。  　　雨越下越大了。在连声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在青年们敬献的鲜花束中，毛泽东迎着人群走过去。他的步子迈得很大，脸上和御寒的风衣上早已滴满水珠。

　　接见结束，毛泽东对刘建勋和韦国清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叫他们先回去吧!”

　　专机接来两个“冤家”，也搅起事关三峡工程的一场争论。输也好，赢也罢，嫌一万年太久的毛泽东说：“两百年太少了”

　　1月17日，南宁会议临近尾声，下榻明园的毛泽东的情绪仍在亢奋之中。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自己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能实现吗?在三峡筑坝，解决长江防洪及水力发电问题可不是什么小事。毛泽东考虑着，就自己内心来说，是希望三峡工程尽快实施的，对水利部特别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及其负责人林一山的主张，也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但据薄一波反映，此事还有反对派，而且在水电和水利两部之间还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争论的双方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工作的李锐找来，当面锣对锣，鼓对鼓，各抒己见谈个清楚。

　　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毛泽东心中惦记着，三峡问题也在脑海中一幕幕地闪现。

　　“长江”舰上初画蓝图

　　1953年2月10日到22日，毛泽东乘坐“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从武汉往南京，三天三夜，林一山一直随侍在侧。

　　船刚开出，毛泽东就派人叫林一山。林一山匆忙夹上一本《申报》地图赶来。

　　“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毛泽东指着那本地图。林一山说是在东北打汉奸时弄到的。

　　“这本地图还是不错的，早年我路过湘南时，也弄到过一本，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毛泽东说着，打开地图，用红铅笔指点着，单刀直入地问：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问完，铅笔指向西北高原，指向腊子口，又指到白龙江、略阳、西汉水，道：“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和西汉水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回答说从这两条江向北引水不行，并分析了理由。

　　“引汉水行不行?”毛泽东又问。

　　林一山说汉江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由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把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不住点头，指示林一山立即组织查勘，一有资料就汇报上来。

　　这是在军舰上毛泽东与林一山第一次谈水。

　　21日，毛泽东重点听取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的气象特点和暴雨区的分布情况，以及气象水文和洪水成因问题的分析。

　　提及三峡，则是在舰上的另一次汇报中。

　　“怎样才能解决长江洪水的灾害呢?你有什么设想?怎样才能除害兴利?”毛泽东问林一山，这也是他自己十分想找出答案的问题。

　　林一山展开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计划中的水库，汇报长江防洪设想，说要在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拦洪蓄水，综合利用，解除水害。

　　长长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沉吟片刻，右手提笔在图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圆圈，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

　　林一山答说当然抵不上。

　　毛泽东伸手指向三峡口：“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

　　林一山很兴奋：“我们很希望能修三峡大坝，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笑了：“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你不也这样说?”

　　的确，毛泽东渴望这一征服长江的浩大工程能尽快上马，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长江上航行，也算是就地论事，毛泽东把南水北调引汉济淮济黄、三峡水库和长江流域规划都问到了。

　　两个“冤家”碰了头

　　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之后，在京汉线的专列上，毛泽东又听取了有关三峡的工程技术问题和坝址查勘情况，南津关坝区和美人沱坝区的地质基础情况。  　　大概也在此时，正和刘澜涛一起率领燃料工业部电力代表团在苏联参观的李锐也接到征求修三峡工程意见的电报。他的回电很实际：现在还没有力量顾及此遥远之事。

　　然而，这“遥远之事”已被摆在眼前。

　　1955年，黄河流域规划已经完成，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始组织中、苏专家查勘长江和三峡坝址。到年底，水利部就传出三峡工程可以3年勘测设计、4到5年施工建成的说法。

　　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主要进行三峡工程的研究设计工作。同年夏天，毛泽东一曲《水调歌头》吟出激情如潮。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一时，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四起，呼声日高。

　　然而，不同意见也时有表露。李锐几万字几万字地写文章写论文，阐述和林一山的不同观点，发表在专业刊物上。在国务院有关三峡的会议上，他也在尽快动工的众口一词中坚执己见。对《人民日报》的文章，李锐也写出3000字《论三峡工程》寄该社。由于周恩来不赞成当时在党报上公开争论此事，文章的清样也就搁下了。于是，李锐再写6000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水力发电》1956年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他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泽东这样的指示精神：不可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这些情况，毛泽东有时了解得多一些，有时了解得少一些，但争论存在的事实他是不回避的。争论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他要看看，双方都有些什么理由?

　　对林一山，毛泽东了解颇多，这几年长谈短论有过几次。对李锐，近年虽无接触，却也不陌生。在延安时李锐在《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和文章颇受好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也是他的专著，而且是个湖南老乡。湖南人的辣劲可是出了名的哟!

　　就在毛泽东前思后想这一切时，林一山和李锐已经到达南宁，下榻同一座宾馆。过去在延安就和李锐熟识的田家英找到李锐，三言两语介绍了会议的一些情况：主席大批“反冒进”，大家紧张得很，有的人都睡不着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反冒进”社论原件，也专程从北京调来了。主席认为“反冒进”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泼了冷水，泄了气，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席还批评做经济工作的人只务实不务虚，只专不红。说平时不通气，一来文件就倾盆大雨，四时八节逼着签字，这实际上是一种封锁，表示要反对分散主义，只专不红。随后见到的周小舟也告诉李锐，毛主席在插话中批了张奚若的那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显然，政治气候不适宜李锐唱“反调”。不过，他的心情还算平静，他相信自己的理由站得住脚。

　　晚饭时，了解林、李二人争论经过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是“两个冤家碰了头”。

　　“御前”争论见分晓

　　晚饭后，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客室中，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像考生面对考官，林、李二人都坐在正对毛泽东的长条桌的那一面。参加会议的除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

　　会一开始，毛泽东便开门见山，要林一山、李锐开腔，并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要两个小时。

　　又问李锐：“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小时。

　　两人客气地推让一番，自然还是主管长江的林一山先发言。

　　林一山是个博学的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侃而谈，很有激情。搞三峡工程是他朝思暮想的宏大心愿，他带来的文件箱里满满装着的都是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  　　林一山从汉朝贾让治水谈起，历数长江洪水灾害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的损失以及至今存在的众多隐患；讲到长江流域丘陵地区也有的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我国工业的主要来源，以及为了15年内赶上英国，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例；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此论证实现以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林一山还谈到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最后又谈到了三峡工程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则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不同的水量、洪水及泥沙量、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认为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面积50％，对湖南四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堤防是我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不可贬低而放松其作用。防洪标准只能依据国力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李锐还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他还讲到，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物美价廉的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是走“水主火辅”的道路。李锐把随身带去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铺在桌上请大家看，自己又接着谈到，左右三峡修建时间是国家财力、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电力而不是防洪，而三峡这样大的电站，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疏忽，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听到这里，毛泽东点头说，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受破坏。也有人附和，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生命安全问题。

　　争论的双方都把自己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毛泽东却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看起来，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上与不上的两种意见还要经过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第三天，林一山扬扬洒洒2万多字成文。这篇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共涉及四个问题：(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李锐的文章8千字，题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四个问题外，对三峡工程提出六点看法：(1)控制三峡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林、李两人的文章付印后，迅速地发至与会人。

　　剩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最后裁决了。

　　第三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又坐满了人。虽然没有人说笑，但气氛已不似前几天那么紧张。1992年，李锐发表过一篇文章《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其中这样形容这次会议：“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决，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宣布的结果是，三峡问题并没有最后决定要修建。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讲话是从赞赏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意思清楚，内容具体，论点可以服人开始的。他特别称赞李锐文章中关于电站容量跟电网及全国电力的比重关系，以及坝址地质条件的说明。对于三峡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修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关于水电，他说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最后，毛泽东又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南宁会议最后一个议题——三峡问题，到此算是有了眉目。对此，李锐后来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你中了状元了!”

　　不过，状元也好，秀才也好，李锐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幕：散会前，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当我的秘书，需要这样的秀才。李锐忙道，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但毛泽东却不容他推辞，说：是兼职的嘛。于是，李锐的命运由此改变。

　　何时高峡出平湖

　　三峡工程之争暂告一段落，舆论也渐平淡。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与办事一向细致缜密的周恩来管。

　　周恩来在会后出访朝鲜，2月底一回京，便风尘仆仆赶往武汉，在李先念、李富春的陪同下溯江而上，视察三峡。3月8日，周恩来到重庆，又旋即转赴成都，出席在此召开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之一，便是继续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然而，心情并不轻松的周恩来没有忘记把查勘三峡的情况以及对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做一个全面的报告。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会议批准了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动工兴建的项目，并把一项引汉灌溉工程列为丹江口的同期工程。对三峡问题，会议也做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意见稿时，在其第一项中“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一句后，落笔加写了一句话，把自己在南宁会议时的意见更加明确化了。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是这样表述的：

　　“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决定虽未做出，但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一直在进行之中的。

　　根据林一山1978年的《长江舰上见毛主席》一文回忆，1958年夏季在武汉的东湖之滨，毛泽东曾让他汇报长江泥沙问题，也就是规划中的三峡水库的寿命问题。

　　当时，林一山说，长江的含沙量远比黄河少，相对量少，但绝对量还很大。根据计算，三峡入库泥沙，每年约5亿吨，合4亿多立方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大约200年才能淤死。

　　毛泽东沉思着，说：“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只200年太少了!”

　　这让人不由想起毛泽东的一句有名的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的确，毛泽东渴望着国家能够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以改变在世界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地位。但此时，他又的确认识到，不争朝夕，只缘200年太少!

　　三峡工程的脚步由此渐渐放慢，但并没有被忘却。

　　34年过去，三峡问题重登中国历史舞台。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2006年5月20日，世界最大的大坝——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成都会议 1958.3.8～3.26 　　在东北四天，毛泽东跑了四个城市。

　　东北之行结束后，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继杭州会议、南宁会议之后，中央的又一次以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为主题的会议，但规模更大。

　　毛泽东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他的情绪很高昂，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认为这个高潮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

　　他继续批评“反冒进”，批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但口气缓和了许多，将之定性为“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会后，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到达成都，主持召开成都会议。

　　成都会议是这一年极具重要意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和研究了许多问题，仅会上通过的有关决议文件就达四十几件之多。

　　毛泽东在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有多达6次的讲话，讲话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和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坚持原则，独创精神与破除经济工作中教条主义的问题；两种领导方法的比较，“冒进”和“反冒进”的问题；势如破竹，高屋建瓴，敢想敢说敢做的问题；在中国人民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关系以及处理好这类关系的问题；个人崇拜的问题。

　　他的讲话从民歌到赋比兴，从《西厢记》到玄奘惠能到欧洲中世纪经院学派，几乎无所不包。他表达的思路清晰而明了，“大跃进”理论初具形态。

　　成都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成都会议后，“跃进”之声一天比一天高，“跃进”的热情也一日比一日高涨。

　　请工人带路，去成都量具刃具厂。考一考厂里干部：“什么是文明生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成都。巴山蜀水，地杰人灵。3月4日到达，8日开成都会议。这其中的几天，毛泽东主要用来读书看报，了解有关情况。他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

　　一是向书本做调查。外出时不仅总是随身携带几大箱子书籍，每到一处，也总要针对性地借书来看，毛泽东足迹所至，都留下了他借书的记载。这次到成都，他在这个蜀汉古都借览的则是《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地方志书籍。

　　二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情况。向人做调查的方法很多，除了听取有关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更愿意亲自下去走一走，更愿意兴之所至，而不是刻意安排。这不仅仅出于他无拘束的本性，更多的是毛泽东相信这样能使他获得真实的情况。

　　3月5日，毛泽东抵达成都的第二天，兴致勃勃地去郊区农村察看庄稼长势。闲聊之中，他得知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便即兴提出要去看看，并说：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那时正是下午4点多钟，量具刃具厂备料车间的车间主任王德明正在办公室写工作报告，有人匆忙赶来说，毛主席已到了车间门口。他不信，对方再三说千真万确，他这才慌忙奔到门口去。

　　果然那里停着几辆小汽车，身穿银灰色制服、高大魁梧的毛泽东正跨步下车。王德明激动地迎上前去。

　　“你是车间主任吗?”毛泽东问。

　　王德明说是。毛泽东又指着屋内正在操作的锻工，比画道：“你会干这个吗?”

　　王德明回答说自己是车工，并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毛泽东以征询意见的口吻说道。

　　“可以，可以。”王德明连声地说。

　　一进车间不远处，就看到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干得正欢。火红的锻件迸发着火花，四处飞溅。王德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是太原的产品，大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走得很慢，问这问那，什么都很感兴趣。

　　在调直台前，他问：“这是什么的?怎么用?”王德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在材料库，毛泽东摸摸一盘带钢，问它的用途。王德明答，带钢是做量具千分表的材料。一个检查台上面放着新做出的许多配件，毛泽东拿起一件：“这是量尺吗?”王德明说，是量尺，也叫卡尺。毛泽东点点头，询问各种检查器的效能，对量具刃具的精密程度格外注意。 　　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住一位青年工人油迹斑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才听到消息的厂党委书记和厂长急急忙忙地赶到。毛泽东向他们打招呼，解释因为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他看得高兴，便要再到铰刀车间看看。

　　这是5点整工人交接班的时候，下了班的工人们一群一群涌向铰刀车间。

　　写在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一条条看着，忽然回头问道：“什么是文明生产?”这是墙报上保证书中的一条。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厂干部回答。对这一解释，毛泽东显然挺满意，称赞道：“很好。”

　　毛泽东离厂时，天都快黑了。

　　口粮够不够吃?毛泽东不要听社干部的回答。和大家到处“摆一摆”，便摆出了“除七害”与“打破碗花花”

　　3月16日下午6点多钟，夕阳已经西斜。郫县红光业社的社长周桂林、副社长刘贤松，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和农村工作部部长潘兆清刚匆匆赶到社机耕道，毛泽东就下了轿车。握手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忘记赞美周围的春色：“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毛泽东一边和大家在机耕道上慢慢地走着，一边向干部们问起生产情况。

　　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和绿色的麦田交织如毯，都江堰流过来的清水流淌在沟渠里，的确令人心旷神怡。

　　一条小路伸向不远处的一户农家。“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侧过身征询社长们的意见。

　　“好!”社长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屋里没有别人，只有一位正患眼病的60多岁的老婆婆林赛华在家。她看见许多人簇拥着一个高大身躯的人进了门，以为是来了一位外省的大干部。

　　毛泽东在堂屋坐下，学着用四川话对老婆婆说：“我们摆一摆好不好?”

　　接着他问起林赛华什么时候入的社?一家几口?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统筹粮?一年分多少口粮?

　　说到口粮，毛泽东很关切地问：“口粮够不够吃?”

　　林赛华说：“够吃。”

　　这时副社长刘贤松说：“去年平均每个社员分400多斤粮……”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对林赛华说：“他说的不算，你说，是不是真的够吃?”

　　林赛华连忙道：“真的够吃!”毛泽东这才满意地笑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的社长?”毛泽东问。

　　“认得到。”林赛华转身指着周桂林和刘贤松说：“这是我们的周社长，这是刘社长，我们社还有张社长，穆社长……”

　　“社长对你们好不好?”毛泽东很关心基层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

　　“好。”林赛华笑着说，“我们的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大家在一边听了都乐得很。

　　毛泽东又换了话题：“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七害’。”林赛华胸有成竹。

　　“七害?”毛泽东很感兴趣地俯身向前要听一听。

　　林赛华掰着手指数道：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七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林赛华说得头头是道。

　　毛泽东问：“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它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留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毛泽东挺满意地对林赛华说：“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呢!”

　　毛泽东站起身进了灶间，想看看偷油婆是什么样。打开碗柜没有发现，却看见里边的碗筷收拾得干净整齐。他又到堂屋，问林赛华，能不能再看看你们的房间?

　　房间虽不大，但也整理得清洁整齐。毛泽东走出来，幽默地说：“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林赛华一本正经：“我们是贫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

　　毛泽东走出林赛华家后门不久，林赛华的媳妇就回来对她说，那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刚才那是毛主席?”林赛华这才知道刚才同自己“摆”了半天的不是什么外省干部，而是像片上常见的毛主席。她紧忙三步两步赶出屋去追毛主席。追上了，却反而说不上话来。

　　毛泽东一边往前去，去看农田，一边向社长们问起社里有多少户，有多少田，有多少生产队，生产队下有没有生产组。  　　周桂林说起一个生产队有三个队长时，毛泽东问：“三个队长里边有没有女队长呢?”

　　“有，每个队都有一个女队长。”

　　“组长里边有没有女的?”

　　“每个组都有两个组长，一个男组长，一个女组长。”

　　“有没有女社长?”

　　“有一个女社长。”

　　“怎么没有看到她?”毛泽东回身打量身边的一群社干部，有人立即找人去把女社长萧绍群找来。

　　不一会儿，萧绍群来了。毛泽东和她握手，关切地问：“你们社有900多户人家，管得下吗?”萧绍群说能管下。周桂林社长这时也说：“有党的领导。”毛泽东听了点点头。

　　路边有一块麦地的苗显得比较矮小，毛泽东看见了，说：“这些麦子算不算好的?”

　　社长们说：“这是社员们在自留地上种的小麦，不算好，是中等的。”

　　前边一块菜子田长势不错。毛泽东走进去，站到金黄色的油菜花中，问：“这样1亩田能收多少斤菜子?”

　　周桂林估摸了一下说大约能收一百七八十斤。毛泽东把右手比画着胸前：“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又往上一抬，比到齐颈的高度：“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再往上举，到一人高的时候：“能不能长这么高?”一边比画，一边开心地笑着。

　　村里的一帮妇女和孩子围着毛泽东看个没够。毛泽东走过去，指着跟前的孩子问：“你上学没有?”他一连问了四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时，边上有人说她已经高小毕业，正在家劳动。毛泽东问她：“劳动好不好?”那小姑娘说好。毛泽东赞许地说，很好。

　　接着，他问社长们：“社里办了民校没有?”

　　周桂林说办了一个。毛泽东便道：“再办一个好不好?”社长们应允了。

　　转上一条小道，去看一块麻田。麻田前有一条1米多宽的沟。周桂林跨过去，转身要扶毛泽东一把，却见他已跃步而过。走到麻田边上，毛泽东问：“会不会踩坏麻?”周桂林说：“不会，苗子小，从中间走不要紧。”

　　一个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走过来的小女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这女孩叫王祖运，她回答毛主席的问话说：“是开荒的时候被锄把震裂了虎口，正在化脓。”

　　“给她点药，把伤治好。”毛泽东对随行的保健医生说。隔了两天，毛泽东还惦记着这个女孩，又打发医生专程来为王祖运换药。

　　返回时，毛泽东又问起社里除“七害”的事：“今年能不能把‘七害’除完?”

　　“一定能除完!”周桂林向毛泽东保证。

　　“你们用什么办法呢?麻雀怎么消灭呢?”毛泽东没忘记问问具体的方法。

　　“麻雀好办。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熬更漏夜地干，到处吆赶，只留一块空地，让它们停下来，落一个打一个。”

　　“老鼠呢?”

　　“老鼠也好办。”周桂林又讲了灭鼠方法。

　　“苍蝇、蚊子呢?”

　　周桂林说，苍蝇蚊子就更好办了。

　　“为什么?”毛泽东挺有兴趣地问。

　　周桂林讲，社里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并说“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把它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孑孓。

　　毛泽东好奇地问：“它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解释说：“以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的。”

　　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

　　接着，他又问，这种“打破碗花花”好找吗？

　　周桂林说好找，说完走到田坎边随手拔来一株。毛泽东拿过来看了看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并嘱咐，县委书记和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天色落黑了，毛泽东离开了红光社。

　　“打破碗花花”的事三天后也有了结果。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材料介绍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里能杀蛆灭孑孓，还能毒杀土蚕、蜈虫，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毛泽东把这个材料专门推荐给参加成都会议的同志，并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转述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的由来：“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向全国农村介绍这种植物及其用途。

　　手指都江堰，毛泽东两次想到一百万年以后。俯视宝瓶口，突发奇想：过去有没有人游过?我想下去。麦地估产，他伸出四个指头

　　川西平原春意盎然。成阿公路上，几辆小轿车飞驰而来。

　　这是1958年3月21日，正在成都召集中央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工作会议的毛泽东，特意来看都江堰。正是一个难得的好晴天，上午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时分，便到了二王庙后的玉垒山腰。

　　玉垒山位于岷江左岸，成阿公路盘旋到山腰以后，至此转而向西蜿蜒。山麓有著名的二王庙，里面供奉着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守李冰及其子二郎。庙宇依山取势，高低错落，朱檐飞阁，雄踞江边。山脚下发源于雪山草地的滚滚岷江奔流而过，一览无余。

　　毛泽东在山腰一下车，便发出一声赞叹：“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哟!”

　　走到公路旁，他拿起望远镜，久久眺望远处隐约可见的大雪山。然后又把镜头移向都江堰，仔细观察这个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堰全貌，询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分水鱼嘴、内江、外江和杩槎截流等情况。

　　这座由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率众兴建的巨大水利工程，久已闻名中外。千年岷江水波涛汹涌，经过都江堰却化险为夷，变害为利，出宝瓶口流入内江，造福农桑，使川西平原千百年来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长陆海”的天府之国。

　　由于它极其重要的水利作用，政府每年岁修，用力甚大。当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讲到这一情况时，毛泽东问：“每年岁修给不给民工钱?”李井泉答给的。

　　毛泽东又问：“修一次要多少工?”

　　张建中说：“大概要100万民工。”

　　毛泽东道：“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就省人力了。”又指指安澜索桥下的都江鱼嘴说：“今后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鱼嘴是都江堰的一个部分，是建于江心的分水堤，形若鱼口，通过此堤，岷江水分导流入内江、外江。外江为岷江正流，内江经宝瓶口入川西平原灌溉农田。控制住这里的泥沙，就可以减少内江的淤泥淤沙。

　　毛泽东到了在都江堰离堆北端的伏龙观。这是李冰的祀祠，有传说李冰父子治水，曾制服岷江孽龙，锁于离堆下伏龙潭中，后人立祠祭祀。观有殿宇三重，由前至后逐级升高至观澜亭，亭上可远眺索桥、鱼嘴及西岭雪峰。

　　毛泽东拾阶而上，到后殿看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都江堰灌溉区域图。他弓着身，看得很仔细，然后指着飞沙堰洪道问张建中：

　　“这里修个闸不更好吗?是不是?”

　　飞沙堰在鱼嘴及宝瓶口之间，主要作用是泄洪，调节由鱼嘴流来的水量，避免过多流入内江。听了毛泽东的建议，张建中表示同意。他又指着飞沙堰侧边的内江，告诉毛泽东说：“每年岁修，都在这里挖泥掏沙。”

　　毛泽东看了，就说：“那一百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张建中说，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毛泽东点头。

　　走过伏龙观，到了宝瓶口。这是人工开凿玉垒山的一个延伸部分，形成一道口子，成为控制内江流量的天然闸门。因它的形状像瓶颈，所以有此名。这里水流湍急，涛声裂岸，内江之水由此而去，灌溉万亩良田。毛泽东迎水而立，指着宝瓶口两边的岩石问：

　　“这里岩石会不会被冲垮?”

　　张建中说：“这是粒岩，很坚硬的。”

　　毛泽东又笑着问：“一百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大家都没有料到这个问题，答不出来。不过后来有关部门还是有所考虑，并付诸实施，组织民工用钢筋水泥把它加固了。

　　毛泽东俯视着宝瓶口的激流，问张建中：

　　“这里有多深?过去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张建中答：“这里有8米深，没有人下去过。”

　　毛泽东突然明白无误地说：“我想下去。”

　　大家都感惊讶!这怎么能下去呢?何况，主席的安全是那么重要!

　　只有毛泽东自信地微笑着，不再言语。其实，他并不是当真要下去。依他的个性，他很喜欢去做那些极富挑战意味的事情，而且往往是愈挫愈奋，但他心里也明白，大家不会让他下去。他吁了口气，感到一种无对手的失落，还有一种英雄不能用武的无奈。  　　不知是谁把毛泽东来了的消息传了开去，伏龙观门口慢慢聚起数百人。当毛泽东走出伏龙观大门的时候，被拥上来的人群围住。

　　毛泽东好容易离开灌县返回成都时，已经是晚上7时许。一路之上，毛泽东心情极佳。拔节的麦苗和成片的金黄色油菜花，令他更加心旷神怡。看见公路边田里有社员在劳动，他就让车停下，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

　　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他揉揉眼睛，有点不相信，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到这里?可眼前的这个人明明是毛主席，身边还有许多陪同的大干部哩。正当他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时，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麦田里确实还有一些杂草没锄尽。

　　毛泽东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冉贵全还是不知怎么回答。

　　毛泽东伸出了四个手指：“400斤？”

　　冉贵全这才如大梦初醒过来似的说：“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这时陆续围拢来的农民都有些惊奇，毛主席还会估产，连田里能收多少麦子都知道?

　　毛泽东问：“割了麦子种什么?”

　　冉贵全说：“种水稻。”

　　毛泽东又问：“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冉贵全道：“600多斤。”

　　毛泽东把头转向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说：“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似乎要一直追问下去。

　　“当然赞成。”冉贵全肯定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道：“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冉贵全吭哧吭哧不知怎么对答，正想再说些什么，毛泽东已迈上田坎。

　　农民高淳然迎面而来。毛泽东上前和他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淳然说自己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哇!”

　　沿着田坎走过去，毛泽东跨进一块苕菜地。地里几个女社员正忙着摘苕菜。

　　“你们摘什么?”毛泽东问。

　　其中的王应岗说：“摘苕菜。”

　　毛泽东走过去：“我帮你们摘点儿好不好?”说着，弯下腰就摘起来。不一会儿，把一把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了王应岗：“这行不行?”

　　王应岗连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其他几个女社员这时也停下手里的活，想喊几句毛主席，话到嘴边又激动得喊不出来。

　　出了苕菜田，毛泽东沿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去。几个孩子呼叫着紧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叫任国民的少年：“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打破碗花花”是一种毒草，可以利用来灭虫害。当地人怕孩子们乱采，便说采了这种草，便会失手打破碗，所以民间称“打破碗花花。”

　　任国民说：“认得。”

　　毛泽东弯腰随手摘了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任国民，问：“你敢不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说：“敢拿!”伸手就去接。

　　毛泽东笑了，很欣赏孩子的勇气。大家也都笑得挺开心。

　　毛泽东返回公路，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也很愉快，和大家握手告别，他很喜欢和这样一些淳朴的普通农民在一起。一位社员也握着他的手说：“一辈子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呢!”

　　天黑了，毛泽东的车开动了。地里的社员也纷纷收工回家，忙忙地向家里报告这个意外的喜悦。

　　专列停靠隆昌，却只找到一辆又破又小的轿车。突然下起大雨，毛泽东索性撩起大衣，在炭黑炉前蹲了下来

　　3月26日，成都会议结束。

　　3月27日上午11时5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成都车站，往自贡方向而去。

　　专列开动以后，成都铁路局局长胡景祥就惦记着要见见毛主席。他的任务是送毛泽东去重庆，不趁此机会见见会终身遗憾的。他找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说：“在延安我还没有与主席面谈过，你带我去见见主席行不行?”叶子龙说：“没问题，等一会儿我就带你去。”

　　专列离成都越来越远，胡景祥想，叶子龙会不会因为事务忙，把自己相托的事情忘了呢?

　　前方就是资阳站了。这时，因为会车的关系，专列临时停车了。看见毛泽东从他的车厢里下来，胡景祥便主动下车直奔主席车厢门前。  　　车站内除一些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外，没有一个旅客。毛泽东下了车，东张张西望望，正与赶来的胡景祥碰个正着，毛泽东开口便道：“你带我在附近转一转。”这时，和其他各省省委书记们一道坐在专列中部车厢内的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也赶来，和其他几位公安同志，一起陪毛泽东向出站口走去。

　　出站不远，就有一块菜园子地，里边种着一种既不是葱，又不是韭菜的菜，毛泽东见了，问：

　　“这是什么菜?”

　　胡景祥告诉他，这叫藠，湖南也有这种菜。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一种树问：“这是什么树?”

　　胡景祥说，这是桉树，生长较快，它的叶子可以制药。”

　　毛泽东听了说：“应该多种一些。”

　　经过铁路职工宿舍区时，毛泽东还顺路到一位铁路职工家坐了约10分钟，问了一些家庭情况，然后由职工家的后门出来回到站台。

　　在等候开车的时间里，毛泽东幽默地问胡景祥：“你是什么官?”

　　李井泉代为介绍说：“他是成都铁路局局长。”

　　毛泽东问：“叫什么名字?”

　　胡景祥回答后，毛泽东点头道：“这名字取得好。你到过延安没有?”

　　胡景祥说：“我在延安住了6年，有3年多时间住在枣园后沟。”

　　毛泽东又看了看胡景祥：“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呢?”

　　胡景祥说：“当时人较多，没机会接触主席。”

　　毛泽东点头，又问：“成渝路有多长?”

　　胡景祥说：“505公里。”

　　“全局有多少职工?”

　　“正式职工不到3万人。”

　　“你同我们一道去重庆吗?”毛泽东再问。

　　“我是专为送主席来的。”胡景祥说。

　　“那好嘛!”毛泽东说。

　　大家一起上了专列。一声汽笛长鸣，往内江驶去。

　　离开资阳站后，柯庆施找到胡景祥问：“局长同志，怎么站上看不见一个群众呢?领袖不能脱离群众嘛!”

　　胡景祥表示，这不是铁路的问题，是地方公安部门布置的。于是，就把省公安厅一位护送专列的副厅长找来，要他通知前方停车站允许群众进站，但同时考虑安全，在专列将要出发之前再放进来。

　　专列停在内江，李井泉、胡景祥等人又陪同毛泽东下车走动。看见不远处有一幢农舍，毛泽东便朝那个方向走去。无奈小道两旁全是水田，道不好走，他只得说：“往回走吧!”

　　回到站台候车时，胡景祥向毛泽东谈起，内江是产糖的名城，南边的自贡市产盐也有名，那里还有天然气，毛泽东一听来了兴趣，对李井泉说：“天然气我还没有见过，让我看看行不行?”

　　原本计划要去自贡，但此时去自贡的计划被临时取消了，再要变计划很难。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李井泉立刻紧张起来。

　　“前面隆昌县有炭黑厂，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看也是可以的。”胡景祥出主意说。毛泽东同意了。

　　这边李井泉赶紧吩咐胡景祥，马上通过车站打电话转告隆昌县做准备。

　　下午6时许，专列停在隆昌车站。这时车站站长急急忙忙跑来告诉胡景祥：“隆昌县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他们都不在家。”

　　胡景祥也慌了，急忙告诉李井泉，他也着急没办法。李井泉陪着毛泽东，还有柯庆施等不少陪同人员都在那儿等着，从车站到气矿有10多公里，急需用车，怎么办呢?

　　就在胡景祥带着车站站长来回奔忙，想办法的时候，突然从内江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车停下，跳下来一位省公安部门的同志。原来，专列在内江车站开动时，这位公安同志因故漏乘，只得临时找来一辆车赶往下一个停车站隆昌。他这么一个差错，没想到救了这边的急。

　　这辆车既小又难看，破旧不堪，但有比没有强，只好让主席将就了。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主席由李井泉陪同坐小车，柯庆施他们十来位陪同人员怎么办?

　　胡景祥问站长，能不能找到一辆卡车救急?

　　站长犹犹豫豫地说：“刚才炭黑厂来一辆卡车到站运煤，行不行?”

　　胡景祥听了，只得说：“你快去叫司机把车开到这里来。”

　　一辆既脏又没座位的卡车开到柯庆施他们跟前。正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毛泽东有些心急了，他一挥手，大声叫着柯庆施的名字：“快上嘛!”于是柯庆施他们只好一拥而上。

　　毛泽东和李井泉上了小车。李井泉招呼胡景祥上车带路，胡景祥说车站还有事，就让一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坐在了司机旁边。  　　天空阴云密布，汽车出发不久，突然下起挺大的雨来。胡景祥心里叫苦，主席坐的车虽然不好，尚能避雨，柯庆施他们坐在大卡车上怎么办?

　　那边，隆昌气矿已接到火车站的电话，要气矿矿长火速带着小车到火车站。小车一时找不到，矿长刘选伍急忙坐上一辆中吉普出发。公路凸凹不平，司机也管不了那么多，加大档猛开。

　　快到隆昌县城时，迎面来了一辆小车，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会车时，大车上有人向刘选伍招手，刘选伍急忙叫司机调头。此时，隆昌县委领导也已得知主席专列到隆昌站的消息，派了两辆吉普赶来，终于在离车站不远的途中与车队相遇，及时使柯庆施他们换了车，免遭雨淋之苦。

　　刘选伍乘的中吉普车车速较慢。当他到矿上时，毛泽东等人已被行管科副科长冯占海迎进矿的小招待所会议室。气矿的几个年轻人林国浓、谢奉露、王大芬看见了小车里坐着的毛泽东，急忙跑到招待所，从门外探头探脑。毛泽东招呼他们进来，问他们的姓名，和他们握手。这时谢奉露等看见刘选伍推门进来，忙说：“刘局长来了!”

　　刘选伍忙向毛泽东解释说：“我原在四川石油局，去年来这里兼任矿长的。”他伸手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手，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气矿的关怀。”然后，他转身向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李井泉说：“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吧！”

　　李井泉说：“主席主要来看一下气井和天然气生产，边看边介绍吧!”

　　这时，这次也陪同毛泽东来川的王任重问：“气井有多远?”

　　“气井离这里有4公里，炭黑生产车间只有1公里多，都在后面山坡上。”

　　李井泉征求主席意见道：“我们现在就去看吗?”毛泽东站起身表示同意。

　　大家一起出门下坡，刚赶到的矿党委书记安增彬先行一步去车间安排。这边刘选伍陪毛泽东坐一辆车，其他人分乘别的车也朝后山开去。

　　刘选伍上了毛泽东的车，感到十分拘谨。毛泽东便首先开口问他：“天然气含有什么成分?”

　　刘选伍答：“主要成分是甲烷、乙烷等碳氢化合物。”

　　“还有些其他成分吧?”

　　刘选伍说，还有少量的硫化氢。接着刘选伍说到隆昌气矿正在试验用天然气制造合成汽油。毛泽东很感兴趣，问天然气要制造合成汽油，要去掉哪些成分?刘选伍说，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等成分。

　　路不太好走，时而拐弯，时而爬坡，路过机修厂、配电所、仓库……车直接开到炭黑车间。

　　大风夹带着烟雾四处飞散，毛泽东往车间里边走去，听车间副主任梁锡远讲生产操作过程。

　　当他听到天然气中的硫化氢通过脱硫塔被脱出时，抬头看着飘散的烟雾，问：“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

　　梁锡远和安增彬回答说，硫化氢随空气跑掉了。本来可以回收硫磺，现在还没有回收设备。毛泽东意识到，这不仅浪费而且污染环境，他说：“要尽快解决回收处理问题。”

　　走到生成炭黑的1号火房面前，梁锡远打开它的小门让毛泽东察看里边的燃烧情况。风大，又有雨，看不清楚。梁锡远又陪毛泽东转到最后21号火房门前。这里背风，可以清楚地看到输气管上密密地排着上千支火嘴，喷着红黄色的火焰，烧成的炭黑粘附在火焰上方慢慢移动的槽钢上，再被刮板刮下来，经螺旋输送到包装车间。

　　毛泽东看得很高兴。这时在露天，还下着雨，他嫌站着看不甚清楚，索性撩起身上的大衣，蹲下来看。他问：“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梁锡远答，按照设计安装是1728个。看着看着，毛泽东发现槽铁似乎没有像梁锡远说的那样要来回移动，便问：“怎么看不出槽钢在移动?”

　　梁锡远解释说，槽钢移动很慢，10分钟只移动1.8米，不容易看出来。

　　毛泽东问气矿的年产量，梁锡远说，现在气矿的产量已经比初建矿时增加了5倍以上，有1000多吨，约占全国炭黑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站起身来，问柯庆施：“你看到了没有?你认为怎么样?”

　　柯庆施说：“看到了。自流井(属自贡市)是用天然气的热能烧盐，这里的热能没有利用起来。”

　　毛泽东说：“自流井的天然气烧盐，跑掉了炭黑。”他很内行地指出了解决天然气综合利用的问题。  　　时间已是晚上7点多钟，风没有停，雨也没有住，毛泽东的衣帽已被打湿，他还想去看很远山上的产气井。

　　天黑路滑，再加上时间也来不及了，李井泉和柯庆施都竭力劝主席不要再去，毛泽东总算点头同意了。

　　回矿的路上，毛泽东又想起问一个问题：“这个矿是不是外国专家设计的?”

　　安增彬回答说：“是我们中国专家设计的。”并介绍说气矿建立在1953年，现在已经从解放前的一口小井，发展到了20多口井。刘选伍还告诉毛泽东，他们现在能生产一种炭黑，今年还准备试制一种新产品——高耐磨油机炉黑。毛泽东听着高兴得不住点头：“很好!”

　　回矿的路上，两边山坡和桥梁街道，早已挤满了人。毛泽东坐的那辆简陋的小车就在欢送人群组成的夹道中驶出气矿大门。

　　胡景祥在隆昌车站等候着毛泽东一行。专列要离开时，大量的群众忽然拥入站台，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争先恐后跑上前与毛泽东握手。这里的人比内江车站多得多，为了安全，胡景祥只得挡在车厢门前，许许多多双手从他面前伸向站在他身后的毛泽东……

　　专列加速。毛泽东进了车厢。人群渐渐看不见了，隆昌车站也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

　　28日凌晨2时，车至重庆，层层叠叠的山城还在睡梦之中。

　　听三峡惊涛，赏白帝古城，躬问船工生活，指点近代风云人物，盛赞四川青年革命家

　　夜已经很深了。春风吹拂，江水微波荡漾。山城重庆早已沉入梦乡，只有朝天门附近的江峡轮灯光闪烁，正在做出航前的准备。

　　3月29日凌晨2点多钟，几辆小汽车停在码头，船上的客运组组长殷正禄连忙出来迎接。是毛主席!吃惊之下，殷正禄手足无措，不知该说什么。他只知道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武汉，却不料重要的客人却是毛主席。

　　江峡轮起航了。船员们知道这将是一次难忘的航行。他们深感责任重大，因此，每一个操作动作都十分认真。

　　毛泽东坐在三楼船尾上，眺望两岸风光。在四川，他跑了不少地方，了解了不少情况。成都会议开完了，4月1日还有一个在汉口开的中共中央会议。汉口会议上，自己该说些什么呢?比如，对农业生产的宣传是不是有些不实的地方?比如，破除迷信的问题。

　　这时，中共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引水杨大福和年轻的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转身发现了他们，连忙打招呼，跟他们握手，并要他们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问他们的名字，年龄，哪里人，在船上做什么工作。

　　和毛泽东坐在一起的还有中共上海市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毛泽东坐下来，点燃一支烟，开始和杨大福他们聊天。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他问石若仪。

　　石若仪落落大方地说：“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毛泽东关切地问。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样害怕了。”

　　“是啊!”毛泽东赞同道，“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接着，毛泽东又问：“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有4年多了。

　　毛泽东转脸问杨大福：“你呢?”

　　杨大福说30多年了。

　　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石若仪听了，使劲儿地点头。

　　一天一夜之后，30日，轮船起航开进三峡。两岸悬崖壁立，奇峰连绵，山重水复。舟行江中，巫山十二峰历历在目，新滩、泄滩等处，更是江水湍急，漩涡相连。船过处，水声轰鸣不绝于耳。壮丽奇伟的景色，令游人心醉。

　　望着滔滔的江水，毛泽东的思绪飞出很远。长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五千年历史进程的见证。毛泽东对长江有极深厚的感情，他不但熟悉有关这条大江的各种历史掌故，更关怀这条长江已有的和未来的命运。在长江中搏击风浪，使他激情满怀。在江中游泳对他而言，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体育锻炼，这是他个性的展现，一如他年轻时独立寒秋，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天问”不是孔夫子“逝者如斯夫”式的书生吁叹，而是充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霸气和强烈的使命感。1956年6月，毛泽东曾由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汉口。那次游泳，一定让他心情极度愉快，因此才有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毛泽东乘坐轮船专门从水上视察了大桥的建设情况。在长江上建桥，是中国人多年的夙愿，公元35年宜昌下游曾建起长江上第一座浮桥。1912年，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曾提出要建武汉长江大桥，却始终未能付诸实施。现在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将变通途，毛泽东兴奋之余，萌生出更大的愿望：截断巫山云雨，让高峡出平湖！

　　对三峡大坝建设的憧憬，正涌动在这位诗人的心中。而他，不仅是位诗人，更是一位舵手，他将引领这条大江乃至中国未来的命运。

　　吃过早饭，毛泽东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欣赏三峡风光。

　　他首先与船员们见了面，和船长李吉成、莫家瑞，舵工贺理富交谈，问他们哪些地方最难航行?哪些航段需要修整?能不能夜航？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面的情况？

　　船员们告诉他，近几年来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这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毛泽东问。

　　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连忙答道，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那人解释，过去试过，但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正说着，正面江心中突兀一块大石头，直冲而来。只见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那石头擦着船边掠去。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毛泽东又望一眼已在身后的大石头。

　　船长说：“要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不久前的南宁会议和前些天的成都会议，曾涉及到何时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时提起，是想看看船员们对此会怎么想。

　　“我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方便了。”李吉成爽快地说。

　　说话间，只见奉节北岸有一座小山，古老的城垣和庙宇已经倒塌，但大概的面貌还依稀可见。石若仪走过去对毛泽东说，那是白帝城。

　　白帝城扼瞿塘峡西口的长江北岸，相传为公孙述所建。公孙述生在西汉末年，他割据四川，依托“殿前井中有白龙出”的传说，在公元25年自称白帝。三国时期，蜀主刘备举兵伐吴，兵败后也退守这里，便有了在此托孤于诸葛亮的故事。

　　毛泽东眺望这古迹名城，兴致勃勃地诵出他喜爱的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船过白帝城，毛泽东问起船员们的生活情况：工资多少?比过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休假?能不能经常回家?他的关怀，令船员们大为感动。

　　毛泽东看到年轻的舵工贺理富掌舵十分熟练，心里很喜欢，走过去问：“多大年纪了?”贺理富说18岁了。毛泽东说：“还年轻啦，要好好学习。”

　　他又转身对船长说：“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授给青年人。”

　　李吉成回答：“我保证多带徒弟。”

　　毛泽东对驾驶技术也很感兴趣。他问驾驶部和轮机部有多少人?具体担负什么工作?他又向驾驶员们询问如何使用车钟，如何指示方向，如何掌舵。他兴奋地说：

　　“假如我学习驾驶，一定要学会驶过三峡这一段航程。”

　　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让船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细致地对将要修建的坝址看了又看，沉默半天不言语，直到船驶出好远。

　　一路之上，从瞿塘峡到巫峰到西陵峡，毛泽东特别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

　　快过西陵峡，他回到舱内客厅。

　　客厅里，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又有了新的话题。其谈话内容，吴冷西在其《人民日报回忆录》中有不少记述：

　　毛泽东讲到了他在成都会议期间，收集唐、宋与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选了十几首印发到会的事。他特别称赞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对四川还备加赞赏，说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多将帅是四川人。

　　毛泽东还谈到邹容，说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毛泽东还谈到了《苏报》案。他说，《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邹容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自己称之为老师的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当时才20岁。

　　毛泽东称赞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著称。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尤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毛泽东还说到了章士钊，说这位老先生是他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癖，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

　　毛泽东这一番对清末民初几位政论家的议论，使吴冷西等听了深受启发。

　　又过了两昼夜，航行结束了。江峡轮到达目的地——武汉。毛泽东离船登上码头，他对夹道送行的船员们说：“谢谢你们。”

　　由于江峡轮工作得出色，在以后它又两次担负相同的使命：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二次乘坐该轮从黄石到安庆视察。航程中，他在暴风骤雨、白浪滔天的时刻两度下水，搏浪长江。

　　1959年6月30日，毛泽东第三次乘坐江峡轮从汉口到九江，然后上了庐山。   汉口会议 1958.4.1～4.9 　　毛泽东离开成都后顺江而下过三峡，从重庆到武汉，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听取河南、山东、江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关于一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规划以及安徽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汇报。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各省在汇报中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互相攀比，不甘落后。

　　对此，毛泽东既兴奋又有些怀疑，比如，对安徽水利问题，他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

　　说毛泽东一味高喊跃进，人为推动浮夸，这并非事实。

　　他是个胸有蓝图志在千秋的人，也是个求实与务实的人。

　　不然，他何以成就中国革命?

　　时至今日，平心而论，毛泽东仍然是想做到踏实一点儿的。

　　成都会议上，在跃进的主旋律中，他虽然大力倡导跃进，但也提出不要空喊，不要虚报浮夸与虚名，提倡实报与实施具体措施。

　　此次在汉口，毛泽东又提出，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好大喜功需要，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带动其他工作的中心工作。

　　对河南的宏伟规划，毛泽东如此幽了它一默：各省不要跟河南争第一，实干就是了，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

　　以毛泽东的敏锐，他不会不觉察下面出现的虚与假，只是他坚持认为，这仅是十个指头中一个小指头的问题；只是更多的时候，深夜展读总随身携带的《离骚》，他被一种巨大的激情所淹没、所笼罩。

　　一个春天的傍晚，正在老通成餐馆吃饭的一家七口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围桌而坐，客人手指汤包、豆皮：“这是真正的湖北风味”

　　4月3日这个春天的傍晚，已经7点多钟了，街头的行人慢慢减少。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城餐馆的顾客也陆续走出了店堂，只剩下三几桌客人。

　　一张桌子旁，坐着3岁的王熙滨和他的四个哥哥姐姐，加上他的父母，一家7口人，是最后一批进店用餐的。他们一边吃着卤菜，一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谈论着什么。

　　忽然，门外响起一阵汽车声，有人进来了。大家以为又是新来的顾客，也就不经意地望了几眼。

　　首先推门进来的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他，大家都有些眼熟，毕竟是本省的“父母官”，经常在集会与报纸上见到的。只见他进门后并不朝里走，却转身向后面做出表示请进的手势。紧接着一位天庭很宽、身材魁伟高大、穿灰制服的人走了进来。熟悉的面孔、身材举止，是谁?大家几乎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毛主席!毛主席!”熙滨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拥而上。5岁的女孩熙江用手扯毛泽东的衣角，问道：“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同孩子们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脸上十分慈祥欣喜。

　　直到毛泽东朝桌边走来，熙滨的妈妈刘燕如仿佛才如梦初醒，迎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问她和她爱人在什么地方工作?又同他们扯了几句家常。然后环顾四周，朝其他的顾客们挥手致意。

　　前厅的响动，早已惊动了店里的经理和服务员，大家也都拥到餐厅里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正一条一条地看墙上贴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一边看，还一边念出声，又问经理万书明：“这是你们写的吗?”万书明回答是的。毛泽东赞道：“好，好。”

　　他又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刨花板做的，很经济。”万书明说。

　　毛泽东朝厨房走去。厨房里的师傅们正在干活。头一个看到毛泽东的，是做汤包的钟生楚师傅。他刚刚把包子捏好，装上笼，准备去盖盖子，毛泽东就走到了他的面前。钟师傅一下子怔住了，他想说一句祝福之类的话，但说不出来。到底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这是什么包子?”钟师傅也忘了回答，直到毛泽东再次问：“这包子是谁做的?”，他才如梦初醒地说：“是汤包，是我做的。”

　　厨房里其他的人都笑了。毛泽东走到做三鲜豆皮的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师傅说：“我是做豆皮的。”豆皮是武汉十分出名的小吃。他心想，应该请毛主席吃点儿好的豆皮。于是，他又说：“我准备专门做点儿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吃。”

　　毛泽东亲切地看一眼曾师傅，说：“你太细心了。”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曾师傅说。

　　毛泽东朝前走到炉灶跟前，用手摸了一下灶面，然后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一看没有，便称道：“这个炉灶很干净呀!”随后，他又与做菜的李汉卿师傅和其他一些人谈了话，然后又沿锅灶边走到宿舍门口，看见宿舍收拾得挺干净整齐，毛泽东道：“很好！很好!”在餐馆看了一遍，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今天就在这里吃饭吧。

　　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既高兴又紧张，师傅们都想让毛主席尝尝自己的手艺，又怕做不好。

　　把什么最拿手的菜送上去呢?当然是最好的。但由于事先并不知道毛泽东来，没有准备，加上店已到快打烊的时间，所存的原材料不多了。做菜的李汉卿感到有些遗憾，但此时也只好看有什么料就做什么菜了。当然，汤包与豆皮是少不了的。

　　饭菜上来了。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凑上前，看看，指着面前的碗碟，向外省同志介绍：“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一句话，把餐馆的师傅说得高兴，大家也都随意放松下来。

　　毛泽东用餐的时候，已经8点多钟了。刚才在餐厅吃饭的其他顾客也不忙着走，要多看看毛主席，有的人甚至把座位挪到最容易见到毛主席的角度。孩子们就更不管不顾了，东西也不吃了，睁着圆圆的眼睛只管盯着看。有个孩子胆子大，竟跑到毛泽东跟前去问好。毛泽东放下碗筷，摸摸他的脑袋，还用大手去握握他的小手。

　　一会儿，毛泽东又想起什么似的，停筷问道：“司机同志都吃饭没有?”

　　大家吃完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师傅们拥向前去同他握手告别，毛泽东没有忘记问上一句：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师傅们说：“我们是国营。”

　　“国营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道。

　　快走到门口了，毛泽东看见厨房里又陆续走出一些师傅，就转身再和大家一个一个握手告别，感谢他们的款待。

　　毛泽东走后的这天晚上，老通成的职工们开了一次座谈会，大家都争着谈自己的感受。

　　“毛主席真健康啊!”这是大家最常提起的话题。从来开会很少发言的王寿山师傅这次也开口道：“旧社会谁瞧得起我们这些大师傅，今天国家的领袖来看我们。”

　　做三鲜豆皮的大师傅曾延龄一谈到和毛泽东握手的事，就说：“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手洗干净哩，毛主席就把手伸过来了。毛主席把我的手握得紧紧的，当时就像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一样，一身都热火起来了。我就想：“毛主席呀，他老人家心里，真是不知道是怎样关心我们!”

　　这一年的9月12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老通成餐馆。刚刚游完长江，兴致很高。他是个记性很好的人，这次见到店堂的师傅便如熟人般打招呼：“又来麻烦你们了。”

　　由于毛泽东的特殊身份，他在外面餐馆吃饭的时候极少。老通成是幸运的，竟然连续两次接待毛泽东，也许这里的美味使毛泽东不能忘怀?

　　这次的饭菜，除了豆皮，只有四个菜，一个汤。毛泽东向来不让太奢侈。

　　老师傅服务得十分尽心。他一直守候在桌边，想为毛泽东递换毛巾。天热汗多，送上的毛巾需要及时搓洗干净换上去，再用再洗。但毛泽东似乎不习惯这种服务。老师傅准备取毛巾时，被他拦下了。再次上前，又被谢绝。这位13岁进餐馆当学徒的老师傅，为此激动万分。事后，在他一再的请求下，经过省交际处的同意，他留下了毛泽东用过的毛巾做纪念。

　　饭快吃完了，桌上还剩了一些。已经放下筷子的毛泽东又举起筷子，要同桌的人把饭菜都打扫干净，全吃掉不浪费。他用手一指墙上“炮打保守，火烧浪费”的标语，说：“你们不吃完，就要火烧浪费!”

　　这次到老通成，毛泽东在前厅和全体服务人员合了影。

　　参观火宫殿，视察部队，毛泽东关心干部给不给战士盖被子。抬头一望故乡的艳阳天，只道：现在可以种苋菜喽 　　最令游子系念的莫过于故乡。老百姓讲叶落归根，有了一番作为的人则要衣锦还乡。尊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虽然时时被“万岁”的呼声包围，但没有人能比他自己心里更清楚，他也和常人一样，有着一份对故乡的深深眷念。

　　4月12日，一个春暖花开的周末，毛泽东从湖北南下到长沙。长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但即使短暂的停留，仍使他欣喜无比。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风味，还有那浓浓的故乡情，哪一点不令他陶醉?！

　　韶山离长沙还有一段路。这次的日程安排中仍然没有回韶山一项，毛泽东直到1959年6月才重返故里。是时间仓促，还是近乡情怯，或是毛泽东认为还不到时候?其实，只要毛泽东提出来，回故居一趟很容易。这是人之常情，何况只要他想做的事他总能办到。但这次毛泽东还是没有提出回韶山。不回韶山不等于他不想韶山，那个韶乐长鸣、凤凰起舞的美丽山冲，埋着他的祖辈，埋着他的父母。1927年他回韶山调查农运，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那一次，他对乡亲们说：“30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了!”如今，革命早已成功，离开韶山也已31年了，韶山依旧在梦中。

　　不过，回到长沙也就算回到了家乡。他的青年时代是在这里度过的，第一师范学校、岳麓山与爱晚亭、清水塘……哪一处不是记忆犹新。

　　这几年，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到长沙。或小住，或路过，有时一年数次。这其中，最令他开心的要数游湘江。“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自信，这种朝气今日犹存，不是已经有过证明了吗?

　　1956年游湘江，是在5月30日。一下飞机，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他就直奔湘江而去。他要游过江到水陆洲那边去。水陆洲上住着几十户人家，《沁园春·长沙》里提到的橘子洲头，就是指的水陆洲。青年时代，毛泽东曾多少次和伙伴们游江到过这里啊!

　　这一天，是个大晴天，但江水暴涨，波浪汹涌，一片黄澄澄的江水把岸边许多的树木都淹了。陪游的年轻人心里有些发怵，但毛泽东更加兴奋，他几乎是扑入江中的。一个小时之后，毛泽东靠向水陆洲。小岛把湍急的江流硬劈开来，狭窄的水面回转激荡，搅起滔天浪，咆哮之声不绝。毛泽东毫不在意，照准直游过去。眼看就要被卷进去，冲向一棵大树桩，警卫人员急得扑过来想挡，却只见毛泽东迅即抓住了那树桩，敏捷地一步登上岸。正在江边车水的农民抬头看见，愣了许久才醒悟过来，慌慌地返身回村报告这个意外的喜讯。这时毛泽东也披上了那件打着补丁的浴衣走过来。那一天，他在一位周姓农民家门前的长凳上一直坐到日落西山，他的湖南腔融在一片笑语中，不分彼此……

　　1957年那次游湘江是在中秋节的下午。这时的湘江和去年5月时正相反，由于干旱，江水大减，两岸河床都露出好几十米，淤泥有六七十厘米深。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毛泽东从江中游到岸边，穿过四五十米的泥泞路。卫士劝他不要过去，他却已迈开了步子。很难走，一只脚陷进泥里刚使劲儿拔出来，另一只脚就又陷进去了。卫士们过来帮忙，护着毛泽东拔两三下，迈一步，一步步越过淤泥上了岸。这时，毛泽东已是满脚满腿的稀泥，浴衣上也拖上许多。卫士连忙到附近的井里打来水给他冲洗，而毛泽东不讲究，也等不及，马马虎虎地冲几下，沿小路朝一户农家而去。除了那件浴衣，毛泽东便和庄户人家没有一点儿区别。稚气的娃娃们好奇地瞪着这位双脚沾满泥的客人。这位客人好像和平时看见的伯伯爷爷不一样，他有那么多陪着的人，他们对他很是殷勤周到，但他又实在和大家没两样。毛泽东兴趣盎然地逗着娃娃们，户主则端来凳子，又取了自种的旱烟让毛主席尝，毛泽东则把自己的纸烟回敬户主。农家妇欣喜地洗碗倒茶送上来。茶是中午烧好的，已经凉了，面上还飘落着几根草屑。警卫人员想说什么，没张口，毛泽东已端起碗来一饮而尽，畅快地吐了口气……

　　回想到这两次游湘江的情景，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准备车!”下午，毛泽东吩咐卫士。今天在长沙，不是去湘江，要去的地方是两个：解放军驻湖南部队某部独立营一连和火宫殿。 　　对长沙的一草一木，毛泽东都烂熟于心。无论去哪儿，他都能反客为主，做个向导。没去火宫殿，他就先向别人介绍了：“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解放好些年了，他想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变化。

　　火宫殿的面貌基本没怎么变。拉水拉车的却不再是下等人，而成了国家的主人翁。火宫殿也改成了饮食店，店铺狭窄简陋，往来顾客颇多。这一天的顾客是最幸运的，他们意外地见到了毛泽东。有个少年脚快嘴灵，飞跑出去报信，顿时大街小巷人山人海。大家心情激动，毛泽东也激动，他感觉的是如鱼得水般的惬意，他的好心情使他满面红光。

　　去驻湘某部独立营一连，毛泽东没让事先通知部队。他由湖南有关负责人陪同到连里时，战士们有的在看报，有的在看书，有的打篮球，还有的在挖菜地。

　　先看到毛泽东的是连里的副连长。他的动作不慢，放下锄头，咔地一个军礼。毛泽东握住他沾了泥的手，他却扭过头去向后大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在一连“走马观花”。看到宿舍门口的一张小凳上放着一本《论列宁主义基础》，他就高兴地问：这本书是谁读的?政治教育课都讲些什么?有多少战士能自学马列的书?那个时候，战士入伍大都要进扫盲识字速成班，到连队再进业余文化夜校读两年，这样就能达到读书看报的水平了。

　　在一个班的宿舍，毛泽东走到床前，摸摸床垫子看有多厚，问战士铺得够不够。再拿起棉被，在手里掂几掂问有几斤重，问够不够暖和。看了班里的内务，又问一间屋里放12张床睡得挤不挤。战士们答说不挤，毛泽东点头，说：就是地湿了些。

　　三班的武器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战争过去了，自己也多少年没摸枪了，但对枪的感情依旧。战士们都争着把自己的枪递上去，请主席检查，那是多么大的光荣啊!毛泽东却走到枪架前，看了看，很内行地说，光看表面不行，要看里边擦得干净不干净。他拿起一支五三式步骑枪，拉开枪机检查一遍，又拿起一支冲锋枪。里边没有油泥和锈蚀，毛泽东这才说：你们的枪械保养得很好。他还指示，军事训练要抓紧。要搞制式教练，要练好射击、刺杀和投弹的本领。

　　到院门口，毛泽东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他转身问连里干部：“还有没有查哨查铺的制度?”

　　连干部们说，还查。

　　毛泽东却去问战士：“你们的连长还给不给你们盖被子?”

　　一个战士老实地回答说：“过去盖，现在不经常盖了。”

　　毛泽东说：“要经常盖才好。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

　　连干部表示，今后一定遵照主席的指示办。此后，一连的干部一直坚持了查铺查哨、给战士盖被子掖蚊帐的制度。

　　临离开一连，毛泽东去看了连里的菜地。4月，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田里一片的葱绿令人欣喜。毛泽东抬头看看艳阳高照的天，又低头看看齐整的菜畦，以一个老农的口吻道：“现在可以种苋菜喽!长沙人不是有句话叫‘六月苋菜胜过鸡’吗?”

　　一句话，大家就都笑了。

　　故乡的这一天，好晴朗!只是明天又要离开了。   广州会议 1958.4.27～4.29 　　4月13日，毛泽东的专机从长沙到达广州“小岛”。离广州会议的召开还有十余天的时间，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个65岁的老人奔波数月，也需要休息了，然而为中国农民要翻身的渴望所感动的毛泽东却在2天后挥笔写下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他似乎相信，凭着河南封丘县应举农业社苦战二年就改变了面貌的干劲和速度，中国赶上英国的发展水平不再需要用15年的时间了，尽管他提出“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提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这一天，毛泽东夜不能寐，情绪激奋地在这篇文章里欢呼“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接着，他向世人这样展示他眼里的中国：“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广州会议连开三天，主要讨论的是工业问题。毛泽东往往是开完会就下珠江游泳，有时会就在船上开，休息的时间也下水游一会儿。

　　一生为实现中国工农业生产跃进蓝图而斗争的毛泽东，当他5月2日从广州经武汉回到北京时，回荡在他胸中的一定是波涛般的激情!

　　糖厂要不要砍?答案是：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春色撩人之夜，毛泽东乐呵呵披衣散步，不料被堵回了屋

　　细雨霏霏，暮色渐渐四合。毛泽东的专机4月13日近18时到达广州“小岛”。

　　这是他近年来广州的主要落脚点。解放后他到广州的次数不少：1954年10月，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和修订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2月，在广州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亲写序言和按语。1956年5月，他在广州视察了一个月左右，询问渔民的生产，和造纸工人、铸铁工人攀谈，还经常去珠江的白鹅潭至石围塘一带江面畅游。这次他将主持4月下旬的广州会议，然后计划在月底返回北京。

　　冒雨在院子里漫步一圈，和接待人员以及先后到达这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见了面，还专门去看了与会同志的宿舍，毛泽东最后回到他住的4号楼。

　　房间宽敞，虽然并不奢华，但收拾得干净舒适。陪毛泽东一同进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广东省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及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卫生部副部长朱琏等人到此想告辞，要毛泽东休息一会儿。

　　“你们先不忙走嘛!”毛泽东不想送客，“再坐下谈谈!”说完，自己先落座。

　　大家也都坐了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些合作社和工农业生产的近况。

　　陶铸说起，广州有个糖厂，产量高，但怕销不掉那么多产品，打算砍掉。他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毛泽东想了想，不表态，把脸转向朱琏，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江苏人，你谈谈，你们江苏人喜欢吃糖吗?”

　　朱琏想都没想就回答，当然喜欢吃糖。江苏人吃糖，不仅偏爱甜食甜点心，尤其无锡、苏州一带，烧的菜里就没有一样不放点糖。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更讲究吃红糖补身子，亲戚朋友前来探望，糖也是传统的缺少不了的礼品。

　　“江苏有多少人?妇女人数能不能占到一半?其中育龄妇女约占多少?”毛泽东和在座的各位一五一十地算起来，结果是需要用糖的数字不小。

　　毛泽东感到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他吸了口烟，挥挥手：“好了，你们的糖厂不要砍了，产品多，在广东销不掉，就送到江苏去销吧，江苏老百姓喜欢吃糖。”

　　顿了顿，他接着说：“少则就贵，多则就便宜。”他用手指一圈在座的人：“像我们这些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想吃糖而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  　　4月16日晚，大家吃过晚饭后，都出来散步。春天了，鸟语花香，温暖惬意。随毛泽东来广州的随行人员李银桥、侯波、张仙朋、洪敏、朱琏等一起，说说笑笑，聚在江边聊得十分开心。

　　也许这春色太撩人心扉了，毛泽东也耐不住寂寞，难得离开了堆满文件的宽大写字台，出门散步。是这边的欢声笑语吸引着他吧?只见他一个人乐呵呵地披件衣服悠哉悠哉径直朝这里走过来。这时李银桥一回头看到另外邻近的一座桥上聚了不少的居民，他们显然已经认出了毛泽东，正指指点点，小声兴奋地议论着，并且还不断有人加入进去，眼见人越聚越多。

　　李银桥有点急了。且不说毛泽东当时在小岛事属机密，不宜对外公开，单就这人越聚越多，最后要疏散也不好办呀!

　　不能让主席露面!李银桥这样想着自己的职责，就赶紧和大家商量，用什么办法说些什么话可以去挡毛泽东的驾?

　　直接对他说因为那边桥上有老百姓在看是不行的。毛泽东不只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对卫士们说过：“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破坏，是对的，但中国的老百姓是好的，坏人极少。为什么你们害怕老百姓呢?害怕群众，是不对的。”话说得很严肃，也十分在理，共产党人，哪有躲着老百姓走的?但保守国家机密，维持秩序，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又的确是卫士们的头等大事，不可等闲视之。

　　怎么办?议论一阵，大家觉得还是得请主席回房。主意一定，办法也就有了。

　　由大家推举的朱琏和张仙朋身负使命，迎着毛泽东走过去和他搭话。然后他们找了个话头，说江边晚上的风冷，请主席回去加件衣服。

　　毛泽东爽快地随张仙朋回去了，看起来挺难办的事情谁知那么简单就办成了。只是不知他真的感到江风的凉意，还是他心中有数地默默配合了卫士们的工作?

　　卫士张仙朋粗手大脚挑灯缝衣，因为毛泽东早就有言在先：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可以省点给老百姓穿

　　天黑了，院里的灯亮了。朱琏和洪敏医生正在散步。这是4月18日的晚饭后。

　　不远处，有一间房子的窗户上映出正在忙活的人影。朱琏和洪敏医生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卫士张仙朋。平日就和小张挺熟，这会儿两人想去看一看，他在干什么?

　　推开门，跨进屋，只见张仙朋正在缝衣服。难为小伙子，粗手大脚的，针线缝得正一段歪一段。

　　张仙朋见到两人，很热情地让座倒茶。

　　“这样宽大的衣服是你穿的呀?”洪敏扯起正缝着的衣裳看。

　　“是主席的。”小张说。

　　主席的?朱琏和洪敏先是感到意外，随后也就释然了。不少接触毛泽东，又和他的卫士们熟的，时常能听到毛泽东生活如何简单朴素的事。

　　正在补的衣服有一套内衣裤，还有一套棉毛衫裤。朱琏和洪敏坐下来，一边帮张仙朋补，一边教他怎样用织补的方法补棉毛衫。

　　三个人一起动手，衣服补得很快，话题也不离毛泽东。

　　朱琏说：看起来，我们主席穿补丁的衣服是一贯的了?

　　张仙朋说：可不是。

　　朱琏回忆道：“我在延安时常常看到主席穿补过的衣服，特别在右臂从肘关节部到前臂这一段衣袖的后侧，冬夏都有补着的，这一定是写作太辛劳的关系。1940年年初，我在马列学院学习，主席亲自来给我们讲新民主义论，就看到主席棉衣上的这一段，还不止补着一层哩。曾经听杨家岭管行政后勤工作的同志说，每次要给主席做衣服，主席总是不要。主席说：‘不好省点给战士穿嘛，省点给老百姓穿嘛。’”

　　“是呀!”张仙朋附和。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卫士，他接触的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们有时请主席同意买点新布请个裁缝给他做身新衣服，说现在在城市，与过去不同了。你们知道主席怎么说?主席说：‘有什么不同呀，稍微做点衣服出外穿穿就是了。可是在家里穿的和里边衬的衣服，穿破了，能补的都应该补补穿。一件衣服本来只可以穿一二年的，破了随时补上，就可以穿五六年了。如果我们国家机关人员，每人节省一寸布，老百姓就可以多穿一点儿。’”

　　朱琏等听了，都感慨得很。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话，你完全可以说，这和一个勤俭持家的家庭主妇的唠叨有什么两样?的确，这话太实在了。可从至高无上的领袖嘴里说出来，表现的又是怎样的不平凡?  　　你可以说，毛泽东农民的生活习惯未改；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另外一条思路：经济发展了，大家就都有的穿，而不用谁去省给谁。

　　但你能否认普通老百姓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以及他与他们之间的一种天然联系吗?

　　两位医生和小张加紧了手里的针线活。他们偶尔抬头的时候，都会看见亮着灯的另一间屋。里边，毛泽东正在伏案工作。

　　毛泽东对西医治感冒不屑一顾，而惊叹针灸大有名堂!既然政治能除“四害”，外行便也能领导内行。他打算动手拨一拨卫生部这个“算盘珠”

　　1958年4月19日下午4点多钟，卫生部副部长朱琏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和洪敏医生一起去见毛泽东。

　　自从1953年到中央卫生部工作以后，朱琏不止一次见到过毛泽东。因为专业工作的缘故，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也颇了解。对今天突然要她去见主席，并不感到奇怪。主席平日工作很忙，有时人闲下来了脑子闲不下来，想到些问题就非得找人谈谈不可。这似乎也是一种休息的方法，聊天，既能获得新的信息，又能放松神经。

　　今天要谈的当然是卫生工作。朱琏猜测，也许还是针灸方面的事。

　　整整三年之前，毛泽东在杭州和她的谈话，现在又一幕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那是1955年，也是春暖花开的4月。朱琏13日午夜匆匆从北京抵达杭州，被安排住在离毛泽东下榻处刘庄不远的一所招待所。

　　第二天下午，有关负责人就来通知她和洪敏去见主席。在一小段等候的时间里，朱琏听这位同志讲到了毛泽东关于针灸工作的一段指示。毛泽东说：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发展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7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朱琏听了，印象很深刻。毛泽东的这番话，一是明确肯定了中医的地位和发展前途；二是婉转对卫生部的中医工作提出了批评；三是把做不做这方面的工作提到了一个高度，挺严重的一个高度。

　　15日晚上，朱琏被邀去和主席一道吃晚饭。那天，一起用餐的人坐满了一张大圆桌席，其中有江青、叶子龙、林克、田家英，徐涛和洪敏大夫，还有浙江省公安厅厅长、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周毅胜等。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也在座，但因为他已经吃过晚饭，毛泽东便幽默地要他坐在一边“观餐”。毛泽东的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说说笑笑之中，毛泽东也很快了解了各个同志的籍贯、姓名及职务。

　　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在3月23日送呈主席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些什么祝酒辞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

　　他做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卫士送上一盘油烤馒头片，毛泽东指着推荐道：“土面包比洋面包好，大家都尝尝。”随手夹了两片送给朱琏和洪敏大夫。  　　大家围坐一桌，谈话喝酒吃饭，都很随意，气氛十分融洽。有时一个话题，东一句西一句能扯好久。

　　说到锻炼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他说：“我是没有出门休养过的。去年出来，医生为我定下一个计划，规定我第一天散步10分钟，第二天散步15分钟，第三天散步20分钟，以后每天散步定为25分钟。我突破了医生的这个计划，第一天就走了三个多钟点，还上了山。身体是要锻炼的，还要看具体人的适应程度，不能做一般的硬性规定。”

　　他夹起一片猪肝，颇有些得意地放进嘴里：“医生不叫我吃动物内脏，说是增加什么胆固醇，我已经上了整整两年当了。今天开戒。”

　　他津津有味地嚼完，又夹起一片：“他们不叫林老(指林伯渠)喝鸡汤，说是外国出版的杂志上讲到鸡汤增加胆固醇。经过一段时间，又同意林老喝鸡汤了。其所以同意，也是因为看到外国杂志上说鸡汤不增加胆固醇，殊不知道外国人是没有多少蔬菜吃的呀。中国医学上有的还把动物内脏用来治疗人的内脏病，常常用之有效。”在毛泽东看来，最讨厌的事是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

　　吃完饭，没有马上散去。毛泽东不走，大家都不便起身。他悠然地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边上有人说吸烟对身体有害。毛泽东笑了，并不把烟掐灭，只说：“吸纸烟，有了习惯，一下子戒不了，也不必太勉强，倒是应该吸少些，每天不要吸得太多，10支至15支就差不多了。中国的农民，从十来岁就会吸烟，工具是用木头自制的烟嘴，把烟叶装进去吸，从来就没听到过农民因吸烟吸死的。”

　　这时，已经晚上近10点钟了。大家知道毛泽东晚间还要办公，请他先去休息一会儿。请了几次，他才动身。

　　1955年那一次在杭州，毛泽东是在4月19日晚上回北京的。朱琏回来后，把与主席接触的这一切都记在了日记本中。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卫生部的工作很快有了改进。1955年12月，他们就开始组织西医学中医的离职学习班共6个班300余人，培植一批在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方面的骨干，使他们不仅能一般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而且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

　　到1958年4月，中医研究院创办的一个班已临近毕业。

　　对这一切，毛泽东都很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去，主席也会问到这些情况的吧?朱琏一面和洪敏朝毛泽东在“小岛”下榻的4号楼走去，一面心里回顾着，想着。

　　4号楼带着一个宽敞整洁的院子。差10分5点，朱琏她们到时，毛泽东已经等在那里，正和夫人江青在聊着什么，看见她们进来，都站起来迎接。

　　握住朱琏的手，毛泽东张口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

　　朱琏回答说：“还没有办，现在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心里想，主席今天的话题看起来的确离不开中医问题了。

　　果然，毛泽东不谈别的，只是关心办针灸学院的事：“不是还有一个中医研究院吗?”

　　朱琏介绍道，针灸研究所就是中医研究院的一个直属单位，她又顺便介绍了研究院其他几个直属单位的情况。

　　毛泽东用手指记着数，对中医研究的组织编制很关心，特别问起了中医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情况。听说在这个班学习的60名学员都是从高等医校毕业的西医，眼下临床实习还没结束，毛泽东说：“这个班有60名西医专门学习中医，好呀，但他们是不是真的诚心诚意地学呢?”

　　朱琏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也并不等她的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发表对中西医的看法：“我看，西医治感冒就很少办法，中医治感冒有时只要一副药就治好了。替我治感冒的中医就是用一副药。”他举出自己身边的例子，“此人姓刘名惠民，山东卫生厅副厅长也。我要他留一个药方，感冒时就用，昨天下午我吃了一次，晚上又吃了一次，熬一副汤药分两次服，出了点汗，今天感冒就好了。”他把脸转向江青，微微地点着头，又回头问朱琏、洪敏：“你们知不知道中医治感冒的药?”

　　朱琏随口举出一副，并说刘惠民中医治感冒的那副药的方子，自己已抄录了一份。  　　“咳，西医治感冒，只会用些阿斯匹林、抗生素之类。”毛泽东说，“抗生素，我知道它是抗生物的作用。人亦是生物，光靠抗生素，把生命也抗死了，应该叫抗菌素。”

　　他接着解释说：“我说的抗菌素，是针对着抗危害生命的细菌——当然，有些抗菌的药也许并不能直接杀死细菌，你说是不是?”

　　他用眼光征询周围人的意见，然后说：“抗生素这个名称有些不通，但抗生素这个名称现在已经用惯了，也不必修改它。我是说光靠抗生素，就可以不死人啦?”

　　毛泽东的情绪激昂起来，思路也跳跃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卫生部不懂卫生，农村部不懂农村，你们知道吗?现在当然改了，尤其农村部改了。

　　院外，有不少人正忙着打扫卫生除“四害”，一个个干得很带劲儿，真可谓人人动手。

　　毛泽东的眼光从院外收回来，重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卫生部不懂卫生，你说是不是不相信政治能除四害?自己以为内行是不行的，还要外行监督。做医生工作的，对于演戏的艺术总是外行吧。演京戏的艺术家梅兰芳是内行，但这个戏到底演得好不好，还要观众来评。有人以为这个戏好演出，或又以为那个戏不好演出，到底好与不好，拿上台去让观众来评，不就可以解决了嘛!

　　暮色苍茫，凉风习习，正是广州最好的季节，随处可闻隐隐的花香，偶尔还有动听的鸟鸣。

　　毛泽东的话题转向“老大哥”：“苏联派过三位医学专家来学习了三个月的针灸。回去开展工作了吧?学习的人太少，会忙不过来吧?”

　　朱琏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专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展针灸治疗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情况做了简要的汇报。并说，这些专家学了针灸回去后还开办过几次短期训练班，苏联保健部也准备在莫斯科开办有各加盟共和国医生参加的学习班。

　　毛泽东点头：“苏联会开展得快的。在苏联大规模开展这个工作，很好。不过，她们学习的时间太短，我们也要给予帮助。”

　　他又关心地问：她们要办全苏性的针灸训练班，没有邀请我们帮助吗?这个教员还不容易请喽，卫生部有什么办法吗?

　　朱琏告诉主席，卫生部的苏联专家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今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协定》上也有苏联邀请中国针灸专家去苏联的一条，卫生部准备帮助，至于怎么个办法，最近我不在部里，不太清楚。

　　“那么，苏联专家来北京学三个月针灸就能使用，是怎样学法的?”毛泽东又问，“她们回去治好一些病没有?现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朱琏说，主要是教授她们针灸学的历史、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并通过临床实习有重点地让她们学会了35种病的治疗法。她们回去后，对三叉神经痛之类的病治疗效果不错。至于研究，有中国同志参观了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那里的针灸实验室装备了新式仪器正在进行对针灸的研究。

　　“研究针灸的新式仪器是什么?又有什么作用?”毛泽东的身子向前探了探，语气很关切。

　　“如三管示波器，”朱琏回答说，“在为病人针灸治疗之前及治疗当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观察到针灸对病人中枢神经、心脏血管、肌肉运动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如‘维修克’，又叫多管示波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观察到中枢神经、呼吸、体温、出汗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仪器在使用时都能同时自动描记。”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罢，他沉吟片刻，又道：“针灸是可以治疟疾和痢疾的。是可以治吧?你们告诉了苏联医生没有?他们相信不相信?”

　　朱琏说，针灸可以治疟疾，苏联医生相信，但针灸可治痢疾，他们还怀疑。

　　“他们为什么只相信治疟疾，不相信治痢疾呢?”毛泽东追问。

　　“治痢疾，我们只有临床经验材料，但不够系统。至于治疟疾，1954年针灸所派过一个疟疾研究组到江西钨矿为工人治疟疾，同时有计划地结合治疗做了研究，资料比较系统，而且苏联专家在北京也曾亲眼看到针灸治好过疟疾。”朱琏回答说。

　　毛泽东对朱琏讲到的工人患疟疾的情况很注意，一再问到具体的情形和治疗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说：“你们研究治疟疾的根本道理没有?据我看来，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这类问题，根本道理都是一样，你看如何?”  　　朱琏点头，说根据针灸治疗疟疾症状消失的经过和疟原虫变化的科学分析资料，针灸治愈疟疾的根本原理，正符合主席所说的。

　　毛泽东笑了：“那么，我也是内行了。”他又要朱琏讲一讲除疟疾和痢疾之外，针灸治疗过哪几种传染病。

　　朱琏举出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并说针灸和中药配合，可治小儿麻痹症、黑热病，治血吸虫病时针灸还能解除锑剂中毒等。

　　说到血吸虫病，毛泽东打断朱琏的话头，问：“锑剂中毒有哪些症状?肝脾肿大、腹水，是大肚子吧?你们怎样参加这个工作的?”

　　朱琏介绍道，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律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朱琏说，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宣传推广，我们计划再派针灸组去安徽工作。我个人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单用针灸治疗血吸虫病早期症，如果行的话，不仅可以节省锑剂，而且可以解除锑剂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点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也应该那样想、那样做。我想，锑剂能治血吸虫病，也是属于破坏了血吸虫生存的条件的问题。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它威胁着1亿人口的生命，侵占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周围地区都有，因此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

　　接着，他又提出问题：“现在针灸在各省市开展得怎么样?开办过训练班没有?针灸医生在全国有没有1万人?西医学了中医的大概有多少?”

　　朱琏她们回答说，各省市的情况卫生部可能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西医学了针灸的已有2500人以上，针灸所在过去几年中已办过20多期的针灸训练班，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西医，他们回去后相继开办训练班，我们也曾派出针灸医疗队到内蒙古、西康等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边为农民治病，一边为当地医生传授针灸术，也为工厂和农村开办过针灸训练班。现在全国27个省市大都有针灸工作，但一般来说，针灸在农村还不算普及。

　　毛泽东说：“这些工作做得都很好，还需要继续做。”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针灸能治癌瘤吗?过去治过没有?”

　　朱琏说过去在农村中用针灸治过肿瘤，并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妇女，她当时患的是腋下肿瘤，诊断为淋巴肉芽肿。

　　于是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这位妇女的年龄、针灸治疗和症状消失的情况以及现在的情况，又问起癌瘤的区别和种类。朱琏、洪敏一一回答。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兴奋地连声说：“有名堂，有名堂，针灸也许可以治疗癌病!”

　　这时，边上有人说，可以把用中西药之后无效的癌病人集中一些用针灸试治。

　　毛泽东赞同道，可以这样试的，治不好，反正别的方法也治不好。他又问道：“子宫癌，恐怕针灸达不到吧?”

　　大家解释说，针灸治病并不需要病在哪里就针在哪里。

　　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地说：“针灸大有名堂!”他不由感叹，“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天渐黑了，风也更凉。有卫士走过来劝说主席进屋去，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说。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的谈兴还很高，他还有问题要问，那就是卫生部的工作怎么样。

　　朱琏说：“在中医工作方面，过去是定盘珠，现在基本不同了，是算盘珠了。”

　　朱琏的话说得有趣，毛泽东好奇了：“什么叫定盘珠、算盘珠?”

　　朱琏说，定盘珠是一拨也不动，算盘珠是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卫生部的工作很繁重，但有些工作显得被动。”

　　毛泽东笑了，他用右手比画着拨算盘的样子，说：“对啦，卫生部工作有些被动，他们连除‘四害’也信心不足，不知道政治可以除‘四害’。算盘珠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很好，我们大家都来拨。”

　　话题又转回到外行与内行上来，毛泽东说：“事情要大家来办，外行监督内行，内行就可以更加内行。梅兰芳演京戏是内行，他不会看病，在医生这一行上，他是外行，但他有了病，就是医生的病人了。医生治病是内行，在戏曲艺术这一行上是外行，但医生看戏时是观众。戏演得好不好，由观众来讲，医生看病好坏，得由病人来评。当然，医生也可以懂其他不少事情的喽!”他问朱琏：“你会写小说吗?”问完，他自答：“你也会写的喽。你认识黄树则吗?他是个医生，他也会写小说。”

　　顿了顿，毛泽东颇有感触地又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同样是重工业，做冶炼金属工作的，对于有色金属也是外行。现在化学原料就有1万种。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他把脸转向朱琏等人，“所以卫生部应该相信政治能除‘四害’。”

　　天转阴了，一股风穿过院子，凉凉的。怕是要下雨了吧?南方的雨很多的。大家再次让毛泽东进屋休息，说主席的感冒刚好，可别再着凉了。

　　毛泽东站起来，仰头看看天，穿上制服外套，迈开步子，不是朝屋里而是向着院外走去，他对大家说：“哪里有那么要紧?我们去散散步吧!身体是要锻炼的。”

　　等朱琏她们赶上他，他又打开了话匣子：“除‘四害’，要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大家搞，卫生技术也不是不要，但前提要弄清楚。”

　　毛泽东的步子迈得很大，他那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回荡在小岛的夜色中。

　　毛泽东说了就要办的。1958年10月11日，他在对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中，就要求中央为此发一个指示，把卫生部的报告转发各地党委，加以研究，遵照办理，并特别指出，以两年为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通过各地的学习班培养出大约2000名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要在卫生部的背上再推上一掌。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958.5.5～5.23 　　北京，一天比一天暖和了。

　　持续半个多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的分析，认定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议还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期。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四次讲话，特别强调要拔资产阶级的白旗，插无产阶级的红旗，要求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掉自卑感，不要怕教授，甚至也不要怕马克思。

　　喜爱诗人屈原的毛泽东的这段“天问”，同样充满丰富的想象和哲学意义，他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这是什么道理?我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下。我说，不，我们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也住在天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来人，他们不把我们当成神仙吗?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把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然后，大气魄的毛泽东盛赞小小的细菌：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80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如此宏论，毛泽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青年人要战胜老年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他对《法门寺》中不敢坐却还对人说“站惯了”的贾桂的奴性充满厌恶，他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打倒贾桂!

　　八大二次会议还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农业发展的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它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此时，“大跃进”的重大决策已最后确定，随之，“大跃进”形势由春入夏，急剧升温：

　　6月22日，毛泽东在批阅一个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的报告时说：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

　　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全国最高记录。此后，各地报刊争相报道粮食高产“卫星”。同时，批判“条件论”，宣传“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社论连篇累牍见报。

　　7月，《红旗》杂志第4期刊登陈伯达的文章，其中透露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

　　盛夏的8月，毛泽东头戴一顶普通的草帽，往河北、河南、山东等省而去。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又给已经灼热的农村投下了一把办大社的燎原之火。

　　隐秀桥西，一个不眠的夜晚迎来一个旭日临窗的黎明。微风拂煦中遥望南天，挥就一首不寻常的诗

　　在杭州丁家山前隐秀桥西，有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的刘庄。其实，刘庄是俗称，它又叫水竹居，原是晚清刘学询的别墅，背山濒水，环境十分幽静，园内迎宾馆、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诸多楼台水榭更是古朴雅致。1954年，经过精心设计改建后，成为毛泽东在杭州疗养休息的一个好去处。

　　6月30日的夜晚，刘庄园内亮着一盏不灭的灯。明天就是建党37周年的纪念日，毛泽东不仅有许多公文要处理，更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等待他主持。

　　当班卫士封耀松匆匆走进来。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刚刚去看望过自己的父母。这会儿接了班，心想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劝主席睡上一觉。

　　毛泽东正坐在一张藤椅上，手执一张报纸，看得入神，好像没有发现小封已经进来。 　　“主席，我回来了!”封耀松说。

　　“唔。”毛泽东没有抬头，应完一声，又加上一句：“爸爸妈妈都好吧?”

　　“都很好。他们……”封耀松刚要再说些什么，发现毛泽东只抬头瞟了自己一眼就又低头凝神在那张报纸上了，嘴里还念念有词的。

　　报上发表什么社论了吧?封耀松这样想着，走过去瞄了一眼。报纸是当天的《人民日报》，但那上面却既没有社论，也没有大块头文章，好像全是一些“豆腐块”。主席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呢?他的两只手扯着整张报纸，目光却始终停留在一个地方，脸上显现着兴奋的神情。

　　封耀松又凑近些，这回看清了，是一篇通讯，题目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血吸虫病，那可真是说来话长。它广泛流行于水域广阔的南方各省，病人到了晚期，往往面黄肌瘦，腹部严重积水，轻者致残，重者死亡。流行起来，许多村庄甚至良田荒芜，人烟稀少，是旧中国难以根治的一大灾害。

　　新中国建国后，政府曾派出不少医护人员到疫区调查、治疗，但未能根治。1955年冬，毛泽东指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身为国家主席，岂能坐视人民的痛苦不管?第二年，毛泽东又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柯庆施担任组长，以期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各疫区所在的省、地、县各级也普遍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1957年4月，国务院专门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份收获今天首先在重点疫区江西省余江县到来了。这个县过去因为血吸虫病流行竟有20多个村庄被毁，14000多亩良田变成荒野。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余江县委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防治工作计划。有人对此将信将疑，而两年之后，目标却实现了。

　　毛泽东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篇报道：“江西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页。”

　　放下报纸，毛泽东起身走到窗前，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踱回椅子边坐下去，再度拿起报纸看。很快又站起走到床前，躺下去，靠着枕头。由于激动，他的胸脯起伏不停。

　　封耀松走过来，抱床被子将他身后的靠枕垫高些，让他躺得更舒服。

　　“你把笔和纸拿来。”毛泽东又把报纸拿起来，同时头也不抬地吩咐道。

　　封耀松拿来一张白纸和一支铅笔。毛泽东将报纸折两折，垫在白纸下，便自顾自哼哼两句什么，又落笔写上几个字，又哼哼，又写，有时又涂掉几个字。

　　主席在做什么?封耀松有些不明白。莫非在作诗?

　　毛泽东还在哼了写，写了哼，哼的语调也有轻有重，合着节拍，声音也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含糊。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封耀松终于听清这样两句。

　　八成是在作诗了。

　　趁着停顿的时候，封耀松插空说道：“主席，你哼哼啥呀?天都快亮了，明天你还要开会呢!”劝毛泽东休息，不是容易的事，但还是要劝。东方已经快要泛鱼肚白了，不睡一会儿怎么行?

　　“睡不着呀!”也许诗已成，毛泽东撤开稿纸，又拿起那张报纸说，“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不容易啊!如果全国农村都消灭了血吸虫，那该多好啊!”

　　说完，他又拿起那张诗稿，又去改改写写。好久，他开口道：“小封呢，你看这句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毛泽东拍着腿，有腔有调地又念了几句，什么“红雨随心”、“青山着意”。他浓重的湖南口音虽然使封耀松没能听懂所有的句子，但封耀松还是由衷地赞道：“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望住他：“什么地方好?”

　　封耀松吭吭吃吃说不出来，只说：“句句都好。”

　　“那你明白意思吗?”

　　小封有点儿不好意思：“那……反正我听着就是好。”

　　毛泽东笑了：“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真好。”他更加激动地说，“太好了!”

　　封耀松说：“人民好，诗也好。”

　　“嗯。”毛泽东下地，很舒展地活动了几下身体，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向外张望，嘴里说：“天亮了么?哦，天亮了!”  　　天真的已经大亮了！7月1日的黎明，朝霞涌动在东方，火一般红。

　　毛泽东一点儿没有倦意。他又抓起毛笔，浓墨饱蘸，龙飞凤舞般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几个字。沉吟片刻，又加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全诗抄完，又修改一番，对封耀松说：“去把秘书叫来!”

　　秘书来了，毛泽东让他把诗稿拿去誊清，自己又拿起6月30日这张《人民日报》。

　　秘书不一会儿抄完，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提笔落了时间：1958年7月1日。

　　这是一个多么不平常的早晨啊!毛泽东在激情中挥就出一首不寻常的诗：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是毛泽东始终放在心上的大事。9月21日，他去杭州路过上海，晚饭时特意听取了这方面的工作汇报。末了，他郑重地说：这种病对人民群众的危害非常大，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如果有1000万人患了病，就有9000万人受到威胁，如同我们现在10人一桌吃饭，其中1人得病，其余9人也会受到威胁一样!

　　毛泽东的心愿没有落空。短短几年的奋斗，终于使血吸虫病得到控制，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新中国创造的一个奇迹。

　　听了徐水县关于夏秋两季粮食收成的汇报，毛泽东屈指一算：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最后还是他出了主意——社员一天吃五顿。只是粮食真有这么多吗

　　1958年8月4日下午4时，一列专车驶进河北徐水县。毛泽东开始了他对华北农村的一次大巡视。

　　早已迎候着的河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河北省副省长张明河、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上列车迎接。

　　毛泽东脸色红润，精力十分充沛，灰色长裤，白色衬衫，朴素又随意。他一一询问了来者的姓名职务，很快就把话题转到了徐水县，向张国忠了解徐水土地、人口、劳力、夏季生产、秋季生产的大致情形。

　　徐水县在去年冬天以前，平常得很。“大跃进”开始后却不同凡响起来。“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便是他们的口号，也便有了“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便有了今年粮食亩产2000斤、人均4000斤的目标。

　　座谈片刻，毛泽东在陪同人员的簇拥下换乘汽车，经县城往南犁园乡大寺各庄村农业社。一路之上，毛泽东看到庄稼问收成，看到炼钢炉问产量，还不断掰着手指和张国忠一起算账。

　　“一炉能出多少斤?”毛泽东问的是土法炼钢的小高炉。

　　张国忠说：“一炉只出200斤。”

　　毛泽东道：“一炉200斤，10炉就是2000斤。”他心中念念有词，似乎在做一道数学题。

　　说话间，车过小寺各庄的“小农场”与“试验田”，毛泽东看了不断点头，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得不错。

　　车开进大寺各庄，停在农业合作社俱乐部门前。毛泽东走进门，从这面墙走到那面墙，看着几面光彩夺目的奖旗，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然后才坐在一张长桌旁，接过妇联主任和团支书递上来的茶水，欠身道谢。

　　这时，南梨园乡的乡党委书记詹登科、大寺各合作社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也都落座，毛泽东拿出笔、纸，让把他们的名字写下，自己又念一遍，随后便问：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应声道。

　　“每亩平均多少斤?”

　　支书阎玉如接过话头：“754斤!”

　　毛泽东笑了：“不少呀!”他又问社里和县里大秋作物的预产量。

　　张国忠告诉毛泽东：“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说完，又补充说明道，“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后，不觉睁大了眼睛。他笑嘻嘻地环顾着屋里的人们，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他显然又想起汽车上张国忠向他介绍的徐水县的情况，伸出巴掌算账说：“你们夏收才收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秋收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难住了。事实上，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实在还是因为粮食当时并没有打得那么多。但在当时，没有人会如此说。

　　张国忠踌躇着开口解答：“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的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又出了个主意：“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认为这还不是答案：“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大家答不出来。毛泽东呵呵地笑，环视四周。旁人也跟着笑。

　　张国忠打破尴尬说：“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他又笑了笑，“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粮食多了，农民可以半天耕作，半天休息，搞文化、学技术。”说完，他站起身，要到村子里去看看。

　　对于1958年的“高产卫星”，毛泽东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我相信，也没有说过我不相信。那么，对徐水这样的“高产”、“丰产”，他相信不相信呢?这次，他也没有说。

　　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一当时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问住了徐水县的干部，实际也问住了毛泽东。粮食多得换不到机器，多得造酒精用不了，怎么办?毛泽东最后的答案是社员自己一天吃五顿。

　　还是吃。这不是又回到“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这个问题上来了吗?那么，毛泽东到底相信不相信如此的“高产”?到底相信不相信其他地区也会和徐水一样有如此的“高产”?或者，是半信半疑?

　　灿烂的阳光照耀田野。毛泽东差不多走遍全村的每一个角落。

　　毛泽东去了粮食加工厂。那里一台锅驼机带动钢磨在磨大麦面。他同管钢磨的社员郑德祥谈着话，忽然发现正在机器旁站着的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正眼不错珠地盯着他。他转过身，问：“你们两个是开机器的?叫什么?多大啦?”那女青年回答，她叫田金花，18岁了，男青年回答，他叫郑德生，15岁了，他们两人是开机器的。毛泽东赞道：“了不起，这么小就会开机器了。”一句话乐得两个小青年咧开嘴，伸出手要跟毛泽东握握手，手伸出一半，发现满手的油污，就赶紧缩回去了。

　　筛面的是四位中老年妇女，满身落着白色面灰。看见毛泽东走近，一个叫郑秀芳的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大声说：“毛主席!您老人家身子结实吧!”毛泽东停了下来，问候她们说：“我很好，你们都好吗?”那几个妇女都激动得哆嗦着嘴唇，只会说：“我们好，毛主席!毛主席……”

　　毛泽东在不时响起的“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呼声中，穿街走巷，一边与群众打招呼，一边走到农业社的供销部看望正在扎针的医生与病人，然后又看了养猪场和缝纫厂、食堂、幼儿园。

　　幼儿园的几十个孩子一色新背心、新短裤。孩子们都住宿舍，实行“全托”，一般都不回家，花销也不用家长负担，而由社里统一供给。

　　幼儿园的隔壁是社里办的“幸福院”，住着由社里统一赡养的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们。幼儿园的女孩崔小玉领着大家给毛主席唱了《歌唱总路线》和《一条小手绢》两支歌。炕头上坐着的老人们则激动得只会喊口号说不出别的话，只有80多岁的田老汉抖着白胡子对毛主席来来回回地说着几句相同的话：“咱们这真是享福了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享了幸福啦!”

　　在食堂的厨房，毛泽东拿起给社员们预备的大麦面馒头，问：“这里边有没有山药面?”支书阎玉如回答没有。

　　走到农田里，看到地里做活的妇女很多，毛泽东便对陪同人员说：“这里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介绍说，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炕台、锅台、磨台、碾台。毛泽东接着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他看看走在身边的张国忠，又算开了徐水县劳动力的安排：“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动力，抽出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那就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随后，他对省委解学恭和张明河说：“他们这里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哩!”  　　说话间，走到一块棉花地边。棉花已有半人多高，毛泽东下了田埂，分开密密的棉枝朝里走去。走几步，停了下来：“我钻不进去啦!”又问，“这1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李江生回答：“1000斤皮棉。”

　　“那就是3000斤籽棉喽!”毛泽东说着，从棉花地里走出来，朝前面另一块黍子地走去。

　　这时，太阳已经西斜。毛泽东的兴致却丝毫不减，坚持要再去看看玉米和谷子，看看种的山药。在每条道或栽4行秧子，或栽8行秧子，或栽12行秧子的几种山药地里，毛泽东详细问到，每亩栽多少棵秧子?施多少底肥?追肥怎么上?亩产多少斤?当他听说那些山药都是亩产20万斤，有的竟计划亩产100万斤时，他不禁颇有深意地笑了：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

　　他似乎又自问自答地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毛泽东要同大寺各社告别了。他同社里的每一位干部握手，说，耽误了你们不少的工夫，并表示感谢。临末，他直视每一位社干部的眼睛：

　　“祝你们丰收!秋后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

　　毛泽东还想在秋后来证实一下这里的产量吗?没有人能回答。田野之中，只听一片掌声和欢呼声：“毛主席万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更快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离开大寺各庄后，毛泽东在往县城的路上谈起了劳动大协作与军事化的问题。张国忠告诉毛泽东，准备按照一穷二白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和多快好省的指示，修建一个比十三陵还大一点儿的水库，毛泽东说：“这是形势逼人。”

　　毛泽东问：“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

　　张国忠答，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这是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吗?”

　　张国忠又汇报说县里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为公有。毛泽东对此很关心：“十个人中有没有三个人不赞成?”得到的回答是，连两个也没有。

　　在徐水县城，毛泽东视察了县里的细菌肥料厂和铁工厂。他走遍所有的车间，对肥料厂出产的固氮菌，从化验室的显微镜看起，一直看到成品的出现。在铁厂，他观看两个年轻姑娘操纵一台刨车，参观发电车间和这里出产的十马力煤气机。和在乡村一样，他被激动的人们和高亢的口号所包围。整个徐水城关的人们，好像都涌到了铁厂到县委的路上，朝他欢呼，朝他伸出手来。人流如潮，兴奋得心神无主地南北涌动。毛泽东微笑着，和蔼亲切地和群众打招呼，他被深深地感染了。

　　迈进县委会，毛泽东的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儿不小哩!”又说，“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粮食原先很少，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如果说此时的毛泽东对粮食如此“丰收”多少还有点疑惑的话，那么到了9月，建立人民公社的浪潮如潮水般涌起的时候，他就是又一番感慨了。

　　1958年9月5日，他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过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22年的仗，21年就是不胜利，而在22年这一年，就是1949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

　　9月8日的会上，他又这样说：“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儿。”

　　9月中旬毛泽东视察湖北时一直陪同在侧的王任重在他的《毛主席在湖北》的札记中写道，“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主席说：‘许多事情看起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小，要就很多很多。过去9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一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使毛泽东抛掉了存于心中的疑虑?看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这些意思和后来对王任重所说的，最先是出自他与解学恭、张明河的谈话之中。由此可见，徐水之行给毛泽东的确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徐水县委会里，毛泽东又问了河北省其他地区庄稼的情况，了解徐水去冬今春实现水利化和抗旱的情况，并和机关干部们合影留念。

　　当李悦农、张明河谈到安国的山药、玉米也丰产时，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们明天去安国看看。

　　在回车站的路上，张国忠对毛泽东说：“群众爱戴党爱戴领袖，请主席看群众这股热情。我们党在群众中真是扎根了。”毛泽东点头：“我们打仗几十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让老百姓吃饭，吃好饭!”

　　最后进专车前，毛泽东指示徐水县委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满足人民的需要。又说，小麦地一定要深翻，施肥，密植。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用来喂牲口，养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他感慨道：“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又笑着说，“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呀!”

　　张国忠说：“出政治领导，出党的总路线。”毛泽东对这个回答点头，显然十分满意。

　　晚上7时半，专列开动，朝安国的方向而去。

　　在安国，毛泽东又将看到些什么?

　　就在专列隆隆向前的时候，徐水县委要求保证今年秋粮亩产超过2000斤的电话会议开始了。

　　也在这天夜里，大寺各庄酝酿中的公社正式成立，树木全部归了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也在这天夜里，有一位母亲激动之下把家里的全部存粮送到了公共食堂，没剩下一点儿。

　　《三国演义》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办社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安国的古药王庙一闪而过，爱论古的毛泽东此时却沉浸在现实问题中

　　从徐水县出来，专列8月5日停在定县。毛泽东要去安国视察。因为在安国停留的时间只有半天多，所以安国县县长焦家驹一早便等候在定县车站，以便陪同毛泽东去安国时多介绍些情况。

　　和在徐水时一样，焦家驹是在专列上被引见给毛泽东的。问过姓名、籍贯、简历等等基本情况后，毛泽东就谦虚地征询道：“我到你们县参观一下庄稼行吗?”焦家驹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我们正是来迎接毛主席去我们县视察工作的。”

　　几辆汽车出了定县车站往西驶去，焦家驹陪毛泽东同坐一辆车。从窗外看见有许多人聚在一处，毛泽东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多人?”焦家驹说：“这个地方是定县西关，这些人是候车的。”

　　车驶进定县城内。很多人纷纷驻足打量着这些平日不多见的轿车，猜测着里边坐着什么人。窗帘已经拉了下来，外面看不见里边，早晨的阳光却把车厢内映照得很亮。

　　毛泽东开始问起安国的情况：“你们县小麦每亩能产多少斤?”

　　“亩产491斤。”焦家驹答。并介绍已经放出了一个亩产5130斤小麦的“卫星”。

　　“明年计划多少?”

　　“计划种45万亩，争取亩产2000斤。”焦家驹下保证似的说。

　　“怎么实现?”毛泽东似乎要追问下去。

　　焦家驹介绍了几种主要措施。当他讲到深耕要普遍翻到1尺半以上时，毛泽东又开口道：“45万亩地，深翻1尺半以上，能翻完吗?夏种时间有多少天?”

　　焦家驹说，夏种时间是30天。至于深翻任务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工具。拖拉机一次能翻1尺半，要是翻两次，就能达到3尺。

　　“能翻3尺，那就更好了。没有拖拉机呢?”毛泽东说。

　　“双铧犁用两头牲口，一次也能翻1尺半。”焦家驹答。

　　“那你们牲口够用吗?”毛泽东再问。

　　“牲口不大够用，全县只有2万多头。另从外头买回来2000头。”

　　“是在张家口买的吗?”

　　焦家驹答是。毛泽东说：“还要增加点牲口。”

　　“你们今年每人能收多少粮食?”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这个重要问题。在徐水问，到这里也问。

　　“按亩产3000斤算，35万人每人平均4000斤。”焦家驹说。

　　“主要种的是甘薯吧?”

　　“主要是甘薯。明年我们计划少种些甘薯，增加种植油料作物。”

　　毛泽东表示赞同，说多种油料作物，可以供应城市人民的食用油。顿了顿，他向这位安国县的县长提出了在徐水县提出的同一个问题：

　　“你们打这么多粮食怎么办?”

　　焦家驹的答案是搞储备，另外社员可以多吃点。  　　毛泽东说，粮食那么多，每个人每年可以吃到六七百斤，多吃小麦。土地也应该有休整的时间。

　　太阳愈升愈高，夏日的暑气蒸腾上来，车里显得闷热了。车出定县县城，沿途可以看见庄稼地了，毛泽东拉开窗帘，尽情地欣赏田园风光，一边不断地称赞这儿的庄稼长势不错。

　　焦家驹说，合作社以来，生产确实大大发展了。过去这些地方一层层沙地只能种点豆子。

　　毛泽东很有兴致地问：“他们这儿的庄稼跟你们那里的比怎么样?”

　　焦家驹表示，粮食作物他们这还不行。

　　“为什么?”毛泽东问。

　　焦家驹说，我们那里有粮食的高产品种，比如多穗高粱，就是从唐山专区输入的。

　　毛泽东嘱咐道：“你回头拿一把多穗高粱，一把本地高粱，给我吃，看看哪个好?”焦家驹当即说，我们选择一部分送到北京去。

　　车驶过定县东亭乡。毛泽东从车窗突然发现一面山墙上写着“压倒安国、超安国”的标语。他转身对焦家驹道：“他们要和你们比哩。现在是他们压倒你们，还是你们压倒他们呢?”

　　“我们压倒他们。”焦家驹几乎一点儿都没犹豫。

　　“压倒了吗?”毛泽东又问。

　　这回焦家驹的回答挺有分寸：“没有压倒，他们的干劲也很足。”毛泽东听罢，不再说什么，只自言自语地说：“压倒，压倒……”焦家驹也不再说什么，心里则在想，毛主席是不是认为“压倒”两字不妥当?

　　进入安国县境了。此时天气晴朗，几朵白云游弋天际，路边的玉米、高粱、谷子和棉花错落有致，色彩斑烂，煞是好看。毛泽东兴奋了，他鼓励焦家驹说，你们的庄稼长得好，我要下去看看。还没到预定目的地，毛泽东似乎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

　　新安村边，车终于停了下来。他注意到坟头上种庄稼的做法，便说，把庄稼种到坟头上，坟不平也可以嘛。徐水他们那里的做法是完全把坟平了，平了也可以。

　　见到棉花地里有些虫害，毛泽东叮嘱干部们说，这是钻心虫，两三年应该消灭掉。看到一块芝麻地，他又说，这样好的芝麻，怎么不多种一些?走上地头，他又说，公路上要大量植树。

　　陪同人员这时上前来请毛泽东上车继续前行。车上，他听取焦家驹关于安国县食堂化、托儿化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要求安国县把食堂坚持办下去，好好带孩子，并讲到，可以把这条马路搞成水泥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这样国际友人要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了。

　　12时左右，淤村乡流村农业社就在眼前了。许多人兴奋而激动地聚在村头，已经等了很久。毛泽东一迈出车厢，就被欢呼声淹没。他的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他一次次地伸出手去握住农民们那一双双老茧手。他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土地和靠这片土地养育的人们充满了感情。

　　这一片是流村的春玉米试验田。毛泽东对它的长势满口称赞。他看到田里有些虫害，就问焦家驹，对于防治病虫害，你们有什么机构没有?焦家驹答说有农业大学和技术研究委员会。毛泽东叮咛道，一定要好好研究治虫，两三年内消灭掉。

　　走过一块高粱地，毛泽东看到有高秆的，有低秆的，就问：“为什么这些生长得这样矮，有的却是那么高?”

　　流村乡党委书记郭建回答说：“高的是大八杈，能结八个穗，矮的是小八杈，种它是为了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毛泽东哈哈笑了，开玩笑道：“让这两种杂交不好吗?就叫矮八杈。”

　　天很热。密不透风的庄稼地更没有一丝凉意。大家请主席休息一下，可在哪里好呢?前面恰好有个护秋用的窝棚，跟毛泽东一说，他爽快地朝那边走去。

　　窝棚里，只有一张光秃秃的硬铺板，虽简陋，却遮挡了灼入的阳光，而且四周透风，顿显凉意。毛泽东就坐在铺板上，听乡党委书记郭建汇报农业社的组织情况，听保定地委第一书记李悦农汇报安国农业社大小变化过程的情况。

　　“你们县里有多少个农业社?”毛泽东问。

　　“刚建立高级社时，全县共有29个联村社，以后又划分成252个社了。”

　　“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搞大社?”

　　“农民高兴搞大社。我们把大社划小以后，有很多农民又自动联合成大社了。”干部们回答。  　　听罢，毛泽东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又转过头问郭建，“你看过三国没有?《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接着，他问郭建：“是办大社好还是办小社好?”

　　郭建想，这几年农村不就是由一家一户到互助组到合作社，又成立联村社的吗?他于是回答：“办大社好。”

　　焦家驹也接过来说：“我们准备今年秋后一乡办一个社。”

　　毛泽东点头：还是办大社好。社二三千户、四五千户、五千户、六千户，一乡一社。大社好办事，这是大势所趋。

　　休息片刻，毛泽东起身去看甘薯田。在郭建讲到甘薯亩产计划80万斤时，毛泽东这样说：“这还是个计划，要看结果。20万斤也不少。”他肯定玉米地里间种豆子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好，豆子含根瘤菌，既肥田又增产。当一个记者不小心踩了花生地里的一棵花生秧时，毛泽东心疼了：“看踩坏了一棵。”在谷子地里，他还讲道：“谷子出小米，抗战时我们就是靠小米加步枪。”

　　走到一块棉花田，他忽然站住了，盯着地头立着的一块牌子看半天，问：“谁是王洪才?”

　　“我是。”站在一边的社主任连忙答上一句。

　　毛泽东看看他，又低头看看地：“这块棉花为什么高一行低一行?”

　　“这是我们试种阴阳垅呢!”王洪才解释。

　　“阳垅把阴垅遮起来，阴垅要吃亏。”毛泽东很内行地说。

　　“主席说得对。”王洪才又道，“阴垅不如阳垅见阳光多，不过种植棵数不同，阳垅每亩平均种3700棵，阴垅每亩平均种6300棵。”

　　毛泽东想了想，说道：“那好，你们今年试一试就知道怎么种收成大了。”

　　毛泽东走了一处又一处。一拨一拨的人涌来看他，要跟他握手。这一天的天气特别炎热，汗从他的额头上不住地流下来，湿透了他的衬衫。一个老农见状，心里一动，急忙跑回家拿来一把扇子交给毛主席，还把自己的一顶半新的麦秸草帽戴到毛主席的头上遮阳。对这些，毛泽东没有拒绝，他就带着这样一顶普通的农家草帽离开了流村，乘车去安国县委会。

　　车上，当毛泽东听焦家驹说安国在党中央和省、地委的及时指导下，没有出现“反冒进”的马鞍形时，他说：“好。没有出现马鞍形，风没有刮动你们。好。”

　　车开进安国大街，经过药王庙，毛泽东问：“这庙里的药王姓什么?”焦家驹说不知道。毛泽东有些不满意：“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总对那里的文化古迹有很浓的兴趣。他不仅自己去看，还常常拿这些去考别人，遇上对手，便会兴致大发，侃侃而谈，由此道出自己对历史的独到见解。

　　这次他看到的这个药王庙，是安国的一处名胜，还是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始建，明嘉靖年间重修的。面积有3000余平方米，坐东向西，门前有石狮一对。门内有马殿、钟鼓楼、药王墓亭、大殿及后殿等，庙宇雕梁画栋，气度不凡。据安国县志记载，庙内供奉的是东汉开国功臣，才兼文武、精通医理的药王，安国县人邳彤，他是被宋徽宗追封为灵贶侯的。庙内还供有秦越人、张仲景、张子和、华佗、朱丹溪、孙思邈、刘河间、李东垣、李时珍、王肯堂十大名医像。对此，毛泽东不会没有所闻，他渊博的学识在党内是有目共睹的。

　　但现在，不知是他的心思没在这儿，还是因为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对手，他没有下车参观，也没有再说什么，车便一直朝着专列停靠的定县车站驶去。

　　也许毛泽东的脑海中此时真的无法容纳历史的遗迹。他和李悦农在车上谈起了几个非常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要不要并县、并社，乡社合一?是不是搞一乡一社?能不能推广徐水的“组织军事化”?

　　对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并的是不是少一点。要并大一点，并到几十万人的大县，头少了好领导。

　　对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认为：是不是可以搞万人公社。在平原地区万八千人搞成一个社不要紧，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武器。

　　对第三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徐水这样干是逼出来的。张国忠讲，全县11万多劳动力，弄4万多去打机井、修水库、办工业，还剩7万多劳力，非常不足，就逼出来了军事化，像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毛泽东还谈了平原造林问题，说，在山里造林，平原也要造林，过去土地产量低，怕造了林没吃的，现在不会怕这个了。我告诉安国县委，叫他们弄一定数量的土地造林。把坏地造林，造了林可以改变气候。

　　他还讲到，平原上也要养鱼，有水就养鱼，山区也可以养。农业上去了，工业上去了，渔业、林业、牧业、副业也要上去。要全面发展，有水就有鱼。

　　他还告诉李悦农，要研究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肯定平原上山炼铁的办法好，谁炼了归谁，这样人们就积极了。

　　他谈了深翻地的优越性、重要性：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光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要苦干深翻。有工具就用工具，没工具就用人力也要深翻。

　　他认为河北省委提出的农村园田化的口号很好。说，这样办对，应该大量这样搞。

　　他充满信心地说：中国人起来了，了不得，一跃就上去了。

　　车速加快了，安国县渐渐远去。它又给当时的毛泽东增添了许多跃进的信心吗?

　　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的第三天，毛泽东就到了。一切竟如想象般好，他笑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河南省七里营乡，在50年代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运动中，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1957年冬，已经全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七里营地区，共有56个高级社，平均每社只有125户。除有5000余人的七里营高级社外，其他的社都规模不大，无论人力、财力和物力都显得势单力薄。1958年7月底至8月初，经过研究酝酿，七里营中心乡所属的56个高级社合并成为了一个拥有7000多户、37000多人的大社。

　　1958年8月4日，“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挂在了这个大社的门前。

　　七里营的动作应该说是很快的。1958年5月5日，七里营刘庄高级社的史来贺和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娄本耀同在郑州的省委会议室里，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娄本耀是向谭书记汇报已有公社性质的嵖岈山集体农庄的情况的，这使史来贺受到启发。次日，河南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正式定名的第二天，七里营去参观的人就到了那里。这样的速度，使七里营走进了第一批建立人民公社的行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亲临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令那里的人们骄傲无比。

　　1958年8月6日，这是七里营人民公社诞生后的第三天。雨刚刚停，阳光从云隙中射出，大地清新无比，凉爽宜人。

　　毛泽东由河南省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史向生及有关地、县、乡的党委负责人陪同，来到公社门前。在那块牌子下，毛泽东站定，端详一会儿，轻声念出了上面的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县委负责人上前告诉他，这是新乡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点头，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走进院子，看到迎面屋门口挂着“政治系”、“气象系”两个牌子，毛泽东便问：“这是什么？”大家告诉他，这是公社的红专大学。毛泽东感兴趣地问：“谁是校长?”回答是，公社的党支部书记。

　　毛泽东跨进公社会议室。社委会开始向他汇报七里营公社各方面的情况。他一边听，一边问，特别关心地问到，公社的规模、生产情况和社员的生活水平。听到高兴处，毛泽东连声称赞，人民公社好，并关切地问社委会的干部们：社那么大，管理不容易，有没有困难?社干部们一致地回答：“有困难可以克服。”

　　毛泽东休息了一会儿，便出门参观。他首先去了敬老院。干部们汇报说，公社把一些鳏寡孤独的老年人组织在了一起，这使他决定先去看看老人们。

　　未到门前，院里的老人得知消息就纷纷奔了出来。走在最前面的是70多岁的李学正，他流着眼泪，拉着毛主席的手，一直走了十几步，就会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说不出别的话来。毛泽东一边向老人们问好，一边关心地问社长，他们住在这里满意不满意?他看了西屋看南屋，看了南屋看东屋，又进了里间看老人们睡的床铺。

　　走出敬老院，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出来又到公社建的面粉加工厂。在轰隆隆的机器运转声中，毛泽东走到出面的面粉箱前，不顾飞扬的粉末飘落肩头，细细地看圆罗筛面，顺手抓起一把麸皮，内行地用手指捻动，看磨得净不净。然后，他到公社的滚珠轴承厂，观看滚珠的生产过程。毛泽东看得专心，看得仔细，也看得高兴。  　　越过茂密的豆地，跨过布满瓜蔓的菜田，毛泽东到了棉花试验田。他详细地问，这块地有多少亩?产量多少?施多少肥?像这样的田全社有多少?社长王文生做了汇报。随行的人员还有人走进棉田，专门数了数棉桃。毛泽东说，要收到手里才算数呢!他一边说，一边走进齐肩高的棉丛，用手平着棉花顶比着自己的肩膀，称赞长势不错，又弯下腰，自己数了一遍棉花的果枝、棉桃。

　　“前边就是干部红旗试验田。”有人指着另一块地说。

　　“我们过去看看。”毛泽东朝那边转过去，他的脸上沁出汗珠，衬衫也已湿了，脚上沾满了泥土。一位负责人走过来说，主席先回去休息休息再看吧!毛泽东摆手，很兴奋地说：不，再稍走走!稍走走!

　　几个正在打药治虫的女社员看见毛主席过来，都激动得很。毛泽东对她们说：“做做给我看看。”于是那几个女社员操作起喷雾器干了起来，毛泽东很赞扬她们熟练的劳动。

　　“像这样的棉花有多少?”从棉田出来，毛泽东问社长王文生。

　　“七里营生产队10500亩棉花，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

　　“亩产能有多少?”毛泽东又问。

　　“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王文生答。

　　毛泽东笑着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吴芝圃回答：“有这样的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

　　毛泽东很赞同：“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从棉田出来，毛泽东专门问到社员的收入情况。社干部说，去年收入84元，今年要大搞积累，仍然维持去年的水平。毛泽东说：对社员的分配也要增加一点儿，今年要100元。

　　毛泽东从农田参观回来，在人山人海般欢送的人群中直接上了汽车。临行前，七里营人民公社送给他一块玻璃匾，上面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车开走时，人们仍然可以看到，毛泽东从车窗里探出身，向他们挥着手。

　　看完烟田看炕房，烟瘾很大的毛泽东觉得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一看“烟叶王国”

　　河南的襄城县盛产烟草，素有名气。

　　1958年8月6日晚，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停靠在京广铁路岔道长店路段上。中共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许昌专员公署专员王延太被请到车上，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许昌烟草试验场和许昌县尚集俎庄一带是毛泽东原定的视察地点。由于近日多雨，道路泥泞，难于行车，经过研究，临时决定毛泽东沿许昌、南阳公路往襄城县视察。襄城史上从此添上了不寻常的一笔。

　　一早，约7点30分左右，毛泽东到了双庙乡郝庄第二生产队的烟田。这时，晨曦已洒满田野，一望无际的烟叶上，露珠闪闪，空气十分清新宜人，勤劳的乡民们已经早早下地劳作了。

　　毛泽东兴致勃勃，从这一片烟田到那一片，边走边看，边看边问。烟垄深处的珠水打湿了他的裤腿，沾湿了他的衬衫，他竟全然不顾。他的鞋上也沾满了泥巴，走起来，脚步却依旧轻松。他对正在忙着拍照的记者说，不要光照我，应该照这。他指指身后的烟田。

　　襄城县委副书记刘熙民闻讯匆匆赶来陪同毛泽东。毛泽东与他握手，询问他的名字，刘熙民说，康熙的熙，人民的民。“啊，你是康熙的人民。”毛泽东风趣地说，他经常演绎别人的名字来活跃一下空气。

　　“你干什么工作?”毛泽东又问。

　　刘熙民回答说：“县委副书记。”

　　毛泽东听了，道：“一县之首，担子重啊!”

　　他转过身，问刚赶到的负责保卫工作的许昌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你叫什么名字?”辛建答，辛苦的辛，建设的建。毛泽东又道：“你是辛辛苦苦地建设社会主义啊。干革命就得有不怕辛苦的精神。”

　　在郝庄的烟田间看完后，毛泽东在刘熙民的陪同下，乘车沿许南公路，朝县城方向而去。

　　通往县城的这条公路上，不时掠过一座座彩门。其中一座彩门上写着：“襄城县双庙乡，超鲁郏跨许昌。”鲁，指鲁山，郏，指郏县，都是当时所谓的先进单位。毛泽东看到它，问刘熙民：“这是什么?”

　　刘熙民介绍说：“这是为了组织生产评比，搞竞赛。外边的和许昌、郏县、鲁山赛，本县的乡和乡赛。”  　　毛泽东问道：“作用多大呢?”

　　刘熙民讲了襄城县刘庄乡因搞竞赛由后进变先进的事。

　　毛泽东听了，对这个故事本身未做评论，只是告诫刘熙民：“开展竞赛，要讲求实效，实事求是，不务虚名。”

　　车一路驶去。刘熙民插空又向毛泽东汇报襄城县粮食、烟叶的生产情况。

　　毛泽东道：“要把农业搞好，光靠两只手不行，还要有农业机械化。农民们愿意不愿意买农业机械?”

　　刘熙民说：“今年烟叶能收入2000多万元，农民手里有钱，都盼望早日犁地不用牛，现在是有钱买不到农业机械。”

　　毛泽东安慰他说：“不要太急，一定会办到的。”

　　早上8点多钟，毛泽东一行到了三里沟乡后梁庄的烟叶丰产田。这里的烟田间，乡亲们正在干活，毛泽东一下车，便被认了出来。大家一拥而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毛泽东则笑容满面地与大家握手。他看到社员都是把饭送到地里吃，好不耽误农活，便问身边的干部们：“农民生活情况怎样?他们的休息时间够不够?”

　　从村北走到村南，毛泽东到了三里沟三队干部种的试验田。这块田烟叶的长势确实比一般的田好。烟叶已有好高，但顶上还没冒花，棵挨棵，叶挤叶，十分茂密。毛泽东下了田，用手轻轻分开烟叶，探身向里望了望，道：“这不通风，用绳子攀起来就好了。”

　　接着，他问：“这是什么品种，长得这么好!”

　　刘熙民回答：“这个品种叫长脖黄，产量高，质量好，抗灾能力强，农民喜欢种。”

　　毛泽东问到收烟的时间以及管理技术和收烤技术。比如，什么是“挂刺刀”?什么是“挂腰剑”?什么是“留二茬”?

　　在一块二茬烟田旁，陪同者介绍说：“头茬烟已经收完，这是二茬烟，只要加水、加肥，管理好，二茬烟也能长好。毛泽东走过去，指着一株已超过头茬的二茬烟，打趣道：“孩子比妈妈长得还高。”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王延太专员：“你们的烟叶好，还是山东潍县的好，你们比较了没有?”

　　王延太不好做正面回答，只说：“现在全国12个省烤烟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他们反映这里的烟叶长得不错。”

　　毛泽东却没顾虑：“在你们这里开会，说明你们的烟叶好。”

　　登上一道高坎，极目四望，烟田如织，浩瀚如海般。毛泽东望着，兴奋地说：“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从三里沟乡，毛泽东乘车到十里铺乡薛园农业社视察。正在开会的干部群众听说，纷纷涌过来，一迭声地向他问好。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深深地陶醉地吸上一口，看着一块块茂盛的烟田，颇为感慨地说：“应该让吸烟的人都来看看。”

　　从烟田到玉米田和田间小井，毛泽东一一看完，已经徒步走了2里路。太阳到中天了，上晒下蒸，炎热异常，毛泽东脸上的汗朝下淌，衣服浸得湿透，大家请他去村里休息一会儿。

　　在村的一张布棚下，毛泽东坐下。四周围满闻讯从邻近的李庄、上徐、下徐、赵堂村赶来看毛主席的人们。小学生们排起队，隆重地向毛泽东献了花。

　　有机灵的人跑去端来一盆清水请毛主席洗脸擦手，又端来一杯开水，请他喝了解渴。毛泽东惬意地一饮而尽，没坐几分钟就要去炕房看看。

　　正在炕房修理火垄的农民烟叶专家梁运祥，看到毛主席朝这边走来，急忙忙从炕房里跑出来，忘了自己两手还带着泥巴，就被已到了门口的毛泽东握住手。梁运祥感动万分。

　　东炉房里正在烘烤着210秆烟叶。火已烧了三天，炕内温度已达60℃之高。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进去，在外边看看就行了，毛泽东不同意。

　　梁运祥把炕门苫子刚一掀开，烟香和热浪就迎面扑来。毛泽东不在意地走进去，从烟秆的空隙里，望见满炕金黄的烟叶，他高兴地笑了。

　　走出炕房时，因为高温，他的脸显得红扑扑的。他问梁运祥：“烟为什么要炕，用太阳晒行不行?炕烟好?还是晒烟好?”梁运祥都做了回答。毛泽东自己烟瘾很大，对于烤烟的技术细节，问起来也兴趣盎然。

　　中午11点多钟，毛泽东离开村庄上汽车返回。村民们送来一个大西瓜，让毛主席路上解渴去暑。毛泽东用手拍着西瓜，高兴地说：这个瓜真大！ 　　将离襄城县境时，刘熙民从车上下来，向毛泽东道别，并问主席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握住刘熙民的手：“你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在管理精细的玉米地边，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长葛无‘葛’啊!”面对2000斤亩产的保证，他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对河南的长葛县，毛泽东有印象。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长葛县有关负责人就向毛泽东介绍过长葛掀起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的群众运动经验。对此，毛泽东不但很有兴趣，而且称赞这是一大发明。这次出外巡视，毛泽东在河南，没有忘记要去长葛县看一看。

　　“铃……”一声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正在长葛县委值班室内值班的县委书记处书记李江烈从熟睡中惊醒。

　　这是1958年8月7日凌晨1时许。

　　凭一种本能，他知道有重要的事情。果然，他伸手拿起电话，那边就传来了由许昌地委办公室下达的紧急通知：8月7日，将有中央重要领导人来长葛视察。视察地点一是以勤工俭学著称的长葛第三中学，二是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受毛主席表扬的深翻土地夺高产的胜利一社，三是坡胡乡。电话那边还问到，从长葛到开封的公路通车不通车?李江烈回答：由于8月2日降了暴雨，洧川双洎河大桥被毁，公路中断已无法通车，三中也去不成。

　　放下电话，李江烈想，莫非毛泽东主席要来么?顾不得多琢磨，他赶紧起身通报县委负责同志，并召集有关人员连夜开紧急会议，对视察的路线、接待、保卫工作一一做详细的研究和安排。这一夜，许多人都没有睡。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考虑，还有什么细节是不是没有想到?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大伙儿心里都挺紧张，生怕有什么疏忽。

　　上午10点多钟，许昌地委监委书记纪忠良等四人，带来两部吉普车到长葛，以备迎接中央领导人之用，真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

　　中午1点半钟，专列从襄县烟区出来徐徐驶入和尚桥车站。

　　果真是毛泽东来了。许昌地委的纪忠良等人都在车站等候。

　　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专列下来，要纪忠良、县委书记吕炳光、王连安先上车见见毛主席。他还告诉他们，因为毛主席上午在襄县接连视察了几个小时，已经很疲劳了，加上天气炎热，为照顾毛主席的身体健康，只安排到近处看看就行了，不再去原定的坡胡等地。

　　吕炳光等人来不及多想，到了车上。毛泽东看上去精神还好，脸被阳光晒得有些发红发黑。看见他们来了，毛泽东站起来听吴芝圃一一介绍并同他们握手。

　　介绍到吕炳光的时候，吴芝圃说，他在今年5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做过关于深翻改土夺高产的经验报告，受到过主席表扬。对此，毛泽东当然记得。

　　介绍到王连安时，毛泽东问他，担任什么职务?哪一年来河南的?王连安说自己1948年到河南工作的，毛泽东掰了掰手指说：“呵，你来10年了，算是河南人了!”

　　毛泽东要求下车。吕炳光忙问王连安，安排主席去哪里呢?王连安稍想了想，说，就去近处的宗寨“五四”农业社吧。

　　下了列车，毛泽东和秘书及吕炳光、王连安被安排上一辆吉普车，吴芝圃和毛泽东的其他随行人员乘另一辆吉普车。由于仅有两辆吉普车，河南省委常委书记杨蔚屏、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新华社记者侯波等人及公安部同志，就只好由纪忠良、李江烈等当地有关负责人陪同，跟在吉普车后步行。所幸没走几步，从当地驻军3655部队借来的卡车就赶到，大家这才上了卡车。

　　一路向北驶去，行至宗寨田间的交叉路口，却发现前几天的暴雨把这里的路面也冲坏了。王连安急忙下车，要叫人赶来修路，毛泽东这时也下了车，说：“不要找人了，咱们下去走过去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头戴一顶草帽，走在田埂上。那一片田里，长的是玉米，田间管理颇为精细，看不见杂草，叶壮秆粗，毛泽东高兴了，幽默地说，长(Chɑnɡ)葛，长(Zhɑnɡ)葛，你们长葛无“葛”啊!

　　宗寨“五四”农业社的党支部书记赵献章接到通知，匆匆赶来。毛泽东与他握了握手后，一同朝另一块地走去。

　　前面是一面坡，坡下横着一条沟。怕毛泽东有个闪失，吕炳光等上前要搀扶他一把。毛泽东摇摇手：“不用。我可以上去。”话音没落，他一个大步，就从沟下跃上土坡，进了一片谷子地。看见随行记者侯波一个劲儿地在眼前按动快门，毛泽东提意见了，说：“别光给我照，要多给大家照才行。” 　　走过谷地，到一块玉米地。毛泽东一连问赵献章好几个问题：这块地翻了多深?浇了几次踏地水?施了多少肥?犁耙几遍?什么时候播种的?计划亩产多少?当赵献章说到计划亩产2万斤时，毛泽东又问，每亩种多少株?每株能长几个棒子?每个棒子又有多重?

　　离玉米地不远，就是宗寨村。王连安把“宗寨”两个字写给毛泽东看。

　　“有多少户?”毛泽东问道。

　　“有200多户。是一个高级农业社。”王连安说。

　　毛泽东又问：“有没有办食堂?”

　　王连安答：“有。”

　　“食堂是常年的好，还是农忙时好?”毛泽东再问。

　　“农忙时好。”

　　毛泽东又把问题提给赵献章：“你说是生产队大的好，还是小的好?”赵献章说，大了好。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大家沿路往回走。见到池塘里的水浮莲，毛泽东说，水浮莲好啊，可以喂猪。

　　见到路旁的桐树，毛泽东又说，桐树好长，可以出口，日本要我们的桐木材呢。

　　吕炳光汇报说，我们县最好的桐树在墙周，那里的桐树既直顺又粗壮，都支援国家出口了。

　　回到吉普车前，毛泽东与陪同的当地干部握手告别。乘车返回专列的路上，吕炳光继续向毛泽东汇报全县深翻改土和农业生产情况，当他又一次说到，今年全县玉米保证亩产1500斤、争取2000斤时，毛泽东问他：“能达到吗?”吕炳光告诉说：“一定能达到，保证秋后到北京向主席报喜。”毛泽东仍保持着他的微笑：“拿到手才算数。”

　　下午4时，毛泽东的专列向北而去。

　　10年之后，即1968年8月7日，经许昌地委批准，长葛县县委将宗寨村改名为“八七村”，并在村内修建了毛泽东视察宗寨纪念馆。而毛泽东视察时走过的那条种植了桐树的路，则被命名为“八七”路。

　　从小种过地的毛泽东表示怀疑：“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不相信，却也不批评

　　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8月的骄阳依然灼人。头戴一顶草帽的毛泽东，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人陪同，走在通往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的田埂上。

　　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社主任徐树清、社支部书记王星元正走出村外，刚好迎上毛泽东。愣怔半晌，他们才相信了自己的眼睛，真是毛主席来了。三步并两步，几人连忙迎上去，同主席握手，问主席好。

　　毛泽东要去农田看看。他每到一处，都要眼见为实，不光听汇报。

　　路旁小溪潺潺的流水正被引往稻田。稻田旁绿树成荫，田内刚刚吐穗扬花的水稻散发出阵阵清香。

　　一块地连着一块地。走过溪上的石板桥，看到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毛泽东站住，问在这里搞重点社工作的东郊区区长张福安：“‘上游’是指什么?”

　　张福安说：“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毛泽东问。

　　“能赶。”张福安解释，“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他指着其中一块已插上“上游”旗的稻田说：“这是四队的稻田，原来都是中游，评比后，社员们管理加上了劲儿，半月工夫，就争到了上游。”

　　毛泽东顺着稻田边走。贴在一个社员家后墙上的大字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拐过几条田埂走过去，看了看，上面写的是第5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内容。他很感兴趣地念了一遍，特别注意其中写的争第一的生产措施。细细地看完了大字报，他才走进5队的稻田。

　　“这块稻田1亩有多少墩?”他手指一块地，侧身问东郊区区委书记曾国栋。

　　曾国栋说：“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2万多墩，每墩合27株左右。”

　　毛泽东蹲在窄窄的田埂上，用手分着稻株，细细地察看稻的生长情况。不一会儿，他回头问：“这块稻田是不是都这样?”

　　乡社干部们说都是这样。毛泽东站起身来。

　　乡总支副书记孟繁兴这时插进话来说：“主席，里边还有一块密植22000多墩的好稻田呢!”

　　“好，咱们去看一看。”

　　看完5队的稻田，毛泽东往回去看社里试验队的田。太阳已西移，依旧热辣辣的太阳和地里的蒸热已使毛泽东汗流浃背。 　　一路上，他不断向社队干部们提出问题：第5队有多少户?有多少劳动力?社里去年的稻子产量和今年的计划产量是多少斤?1亩稻田用多少工?土地耕多深?每亩施多少肥?

　　社队干部一一回答。其中谈到，今年粮食的产量指标春天的计划是亩产1000斤，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多生产粮食，亩产指标已经修改为2000斤、3000斤了。

　　毛泽东一边注意地听，一边四面张望。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他指着田旁水沟里飘着的水草，停住脚步问。

　　不远处正在地里忙着拔稗子的十几个社员看见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活计，快步赶来。社员李顺弟腿最快，走到跟前，正好听到毛泽东的这句问话。他上前对毛泽东说：“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他还跳下水沟捞上来一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水草，端详着，一边嘴里重复：“啊!原来可以喂猪，喂鸭。”

　　“这沟里是不是可以养鱼?”毛泽东指着水沟又问。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区长张福安连忙说道。

　　这时，围拢而来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在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摘下草帽挥动着致意。试验队的田里，也有许多社员在那里专门等候毛泽东，他一到自然又激起一片不小的欢腾。

　　经过苇田，毛泽东说：“这是好东西，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

　　张福安向毛泽东讲述他们的设想说：“我们准备把稻子和苇子进行杂交，将来可以长成稻子穗、苇子秸，不怕旱，不怕涝，不锄草不施肥，一年一收割就行了。”

　　毛泽东首先肯定这种敢想敢于的精神，然后问：“现在你们搞了试验没有?”

　　“还没有搞。”张福安说。

　　“这两种东西是不是属于一类性质呀?”毛泽东问道，然后说：“你们可以试一试。”

　　张福安说，一定试一试。

　　如此边走边谈，就走到一块稻田前。张福安介绍说，这是区领导的计划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

　　“搞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毛泽东表示疑问。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你们这些粮食，现在还没有收到手，还得继续努力呀!”毛泽东很婉转地说。

　　对动辄万斤、10万斤的亩产量，毛泽东从未明确地表示过确信无疑的态度。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并不缺少农业常识，但同时，他又从不正面地对此提出直接与明确的批评。这次在新立村农业社的这块试验田前，毛泽东又是如此。

　　据当年跟随毛泽东这次外出视察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对有关区社领导汇报的这亩试验田能产10万斤的事，毛泽东曾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不可能的事。”

　　他指着一位负责人道：“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有人解释说新立村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吹风，就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人想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以此证明一下，毛泽东还是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这段回忆要比当年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更直接地表明了毛泽东当时对亩产10万斤的否定态度。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不对此做出直截了当的批评?一个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始终认为，这只是具体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对“大跃进”的方向，他始终是坚信不移的。他认为，从中表现的群众的创新精神和已经鼓起的冲天热情比一些已经出现的问题本身，更为重要，更需要加以保护。

　　从毛泽东的秘书高智的一段回忆就可以看出来：

　　那是1958年的一天，高智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车上，毛泽东忽然问：“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

　　高智说：“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

　　接下来，他是这样说的：“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儿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

　　这便是毛泽东看见下面热过了头只是小淋一点儿冷水的缘故。谁能说他一点儿不受当时举国上下已近沸腾的热情的影响?  　　看完这块试验田，毛泽东顺着田埂看见迎面来了三个青年。他与他们打招呼，得知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来的工作人员，到这里考察稻田搞试验。

　　毛泽东便问：中国科学院在这里有没有单位?正在搞什么试验?他还指着其中一位青年手中拿着的捕虫用的网兜开玩笑说：“我看像个捕鱼的。”

　　走到另一块试验田前，毛泽东问道：“这块水稻亩产多少斤?”

　　区负责人回答是5万斤。

　　毛泽东只是笼统地赞道：“稻子长得很好。”

　　张福安又向毛泽东介绍，这块稻田因为幅度窄，在两边田埂上搭上木板就能进行插秧和田间管理，社员劳动不用下水了。

　　毛泽东感兴趣地指着远处的大片稻田说：“那里都可以搞成这样吧?人们劳动时，就再不用下水了。”

　　参观完试验田，准备回去，又走到苇田边，毛泽东没忘了向张福安说上一句：“水稻与苇子杂交工作，你们要试一试啊!”

　　太阳西落，津塘公路的桥头边，毛泽东上车的地方，拥满了人，大家都来给毛主席送行。车行很远了，他们还手搭凉棚望着。

　　8月10日这天晚上，新立村的每家每户都在议论着毛泽东来视察的事，都说，毛主席满面红光，走起路来可壮哩……

　　而村干部们，则在琢磨着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一个个展台看过来，除了感慨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他认定，有了粮和钢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8月12日，天津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开幕前夕，馆内人来人往，忙碌紧张。原来，毛泽东将由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陪同，到这里参观。

　　晚上8点多钟，毛泽东等到达的时候，展览大厅已经灯火通明。讲解员、有关技术发明人都已各自到位，馆内展出的几百种产品，也秩序井然地陈列在展台。迈开技术发明大步，敢想敢干，力争上游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贴得随处可见。全国上下都企望着技术革新也来一个大跃进。

　　毛泽东首先参观的是“东风馆”。在天津拖拉机厂的热轧齿轮前，刘树英厂长告诉他，这是一项新技术，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坯加热以后，就能直接用机器轧成齿轮，用这种方法，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倍到50倍，而且加工余量小，可以节省25％的钢材。

　　在国产矽胶的展览台前，21岁的研究发明人、青年工人孙守纲激动地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看得很仔细。他弯腰伏在展台前，一行一行地看各国的矽胶样品和质量比较表，他得知这种硅胶吸酸能力超过英国和日本的同类产品时，毛泽东赞扬说，好！

　　“东风馆”内的许多展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无梭织布机、电火花机床、七头绕线机等等，他都驻足询问细看。当他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汽筒质量超过美国”时，毛泽东笑着说：“汽筒也在赶?”

　　讲解员向毛泽东介绍，这种国产汽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接着道：“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双关语，使毛泽东开心地笑了。

　　再去看重工业、机电工业馆，天津钢厂总工程师向毛泽东介绍了转炉炼矽钢的情况。一般说来，只有电炉炼矽钢，而转炉炼法则是工人们敢想敢干的成果。毛泽东看到天津用土法轧制的矽钢片，高兴地说：“你们都能制造了。”

　　随同参观的人们怕毛泽东走累了，请他进化工馆旁边的小屋里坐下休息喝水。毛泽东一手端茶，一面感慨道：看来世界上的学问不止一百门。一个人都要精通几门，精通两门、三门、四门、五门，精通十门就比较困难了。

　　休息之后，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馆。

　　在化工馆，毛泽东对展出的玻璃布、人造革以及用人造革制成的雨衣、皮包、短大衣、皮鞋等产品，都有兴趣。一幅红白灯光相映的玻璃画版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写着“海水取宝”4个字，下列从海水中取出的盐、纯碱、烧碱等产品的名字。讲解员说，海水里东西很多，永利久大沽厂今年准备从海水中提取金属镁、金属钠等多种产品。毛泽东笑了，道：海水里有那么多金属，将来缺少金属，你们从海里取就行了。

　　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要数纺织和毛麻丝工业馆和手工业馆，各种鲜艳的花布、丝织品、毛毯毛呢，收音机、乐器，都布置得很漂亮。 　　毛泽东顺着展台走，迎面跑来一个青年人热情地向他伸出手。有人介绍说，这是研究不用染料染丝绸的青年技术员梁树楷。

　　毛泽东问：“你的发明在哪里?”

　　梁树楷便引着毛泽东走到排着一匹匹粉、浅黄、棕色丝绸的展架旁边，说：“这就是不用染料染成的。”

　　“颜色怎么不太多呀!”毛泽东说。

　　梁树楷解释说：“这是拿来的一部分，还有色泽更好看的，没拿到展览会上。我们还准备染出更多的色，到北京向您献礼。”

　　“谢谢你们。”毛泽东说完，便仔细询问观看了染色用的原料，并说，“我在报上见到过你的名字。”

　　梁树楷连忙谦虚地说：“这办法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试验成功的。”

　　临走，毛泽东再次同梁树楷握手。

　　在手工业馆，机身用木头做的土造车床引起了毛泽东的称赞。他还有兴趣地试听了聋哑教话器。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大家再次请毛泽东休息。这次在休息室，毛泽东关心地询问起天津工业“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李耕涛市长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原材料供应不足，同其他地区协作也有些困难。

　　毛泽东讲：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接着，他又问：“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体系来?几年能够建立起来?三年怎么样?”

　　刘子厚道，现在开始向独立方向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毛泽东关心到专区、县的地方工业基础什么时候能够建立起来。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其他地区上山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毛泽东表示赞同。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对天津工业制造大型设备的工作也很关心，他认为要抓紧，早些安装使用起来。他听说天津几个发电厂的修配工正在制造发电机，便说：“这个办法很好。发电厂为什么只能发电而不能制造发电机呢?可以扩大一点，固定一些工人，成为发电厂附带的车间。”

　　休息后，毛泽东到轻工业馆接着参观。

　　“你们好东西多得很啊!”他面对放着各种彩花的口杯、花瓶和茶盘的玻璃器皿展台赞叹道。

　　讲解员告诉他，有一种钢化玻璃，不怕摔也不怕炸。说着，拿起一个稍厚的玻璃杯，从1米多高的案子上扔到地板上。当啷一声响动，真的没有破!毛泽东看后连连点头。

　　再往前走，毛泽东仔细看了棉籽综合利用与造纸总厂多种产品经营的图表，并仔细询问制造过程。讲解员说，一种原料和一个工厂都可以制造出多种产品。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那好啊，我不反对。”

　　夜里11点，毛泽东结束了在展览会的三个小时的参观。

　　三问张美珍，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毛泽东构想通过校办工厂的方法来实现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理想

　　8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天津参观了两所大学：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

　　到南大的时间是上午10时。在南大校长、党委书记和一些同学的陪同簇拥下，毛泽东参观了几个校办工厂：化学系的“敌百虫工厂”、“离子交换剂工厂”和“硝酸钍工厂”。

　　11时，毛泽东到天津大学。一下车，他就在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中共天津市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元之陪同下，被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迎进党委办公室。

　　学校负责人首先向毛泽东汇报学校的情况，主要是有关勤工俭学方面的。他说：这个学校已经有98％的同学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个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听了点头道：这样很好，本来先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

　　他还举例道：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先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

　　毛泽东又问天津市委负责人：“天津的中学有没有勤工俭学?”  　　这位负责人回答说：“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来了，60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这时，楼前的广场上聚集起近万人。大家高呼、鼓掌，欢声雷动。声音传进办公室，打断了这里的谈话。毛泽东站起身，走到窗口，向大家挥手致意，窗下随之再次涌起一片欢腾，本来就好激动的青年学生此时更是按捺不住了。

　　好一会儿，毛泽东才回到座位前，继续听汇报。省委负责人说道，前几天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工作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一个月。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开的，会上贴出了2万张大字报。他还说，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使现在30岁以下的人，在那时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1958年8月15日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确定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的方针，提出全国在3年到5年内基本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和15年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刘子厚所谈的河北省教育工作会议，就是为了贯彻这个草案精神而开的。

　　毛泽东听罢，说：“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你们想得更好。”

　　市委负责人在边上说，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8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四所高等学校，每县将办起一所综合大学。

　　毛泽东说：“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省长又说，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好啊!工厂就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学生也是工人农民，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毛泽东描绘着他的教育构想。

　　谈起校办工厂，毛泽东的兴趣就很大。青年时代，他就实验过研讨学问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自修大学计划。今天时代虽不同了，但他一直认为，这是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最好形式。现在，他又想起了校办工厂对知识分子的特殊意义。

　　他说：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教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的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他还讲到，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

　　汇报临近结束，张国藩讲起，现在学生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节献礼，昼夜突击不休息。

　　毛泽东很关切：“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才好。”

　　校长和党委书记都表示，要把这种关怀转达给同学们。

　　将近12点，毛泽东站在门外的平台上，终于与已等待许久的学生们见面。

　　穿过人群的夹道，毛泽东走进校办机工厂，这里开动着的近百台车床轰轰作响。

　　毛泽东走近站在机床边的学生王双杰跟前，问他正做什么?

　　王双杰告诉他，自己正做伞齿轮，这个齿轮，能改变传动方向。毛泽东弯下腰，看机床的运动，问怎样做成齿轮?王双杰告诉主席，床头转动工件也转动，好比两个齿轮咬合，同时刀子运动，刨出槽来形成齿，每刨一次做好一个齿，工件转动一周后就刨成一个齿轮。毛泽东又指着分齿箱问，它是不是慢慢朝前走?王双杰解释要用手把它摇到刀子的前面来刨。站一边的贾震提醒王双杰做一下给毛主席看看。王双杰连忙开始操作，他告诉毛泽东这车子是自动的，干得很快。毛泽东问：“像这样的机床一个人能看几台?”王双杰说，师傅们能看三四台，自己是学生，现在在学徒，只看一台。

　　毛泽东走到张美珍的机床前停下来。

　　“你是几年级的学生?”毛泽东的口吻很亲切。

　　“我是机械系二年级的学生。”

　　“已经劳动多长时间了?”

　　“已经四个月了。”

　　“以后还要劳动多长时间?”

　　“还要劳动八个月左右，我们计划要劳动一年。”  　　“你们现在能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了?”毛泽东很感兴趣。

　　贾震这时插话说：“在这一个工种上，他们一般都达到三级工了，学得好的已经达到了四级工。”

　　“你们工作时还念书吗?还有老师给你们讲课吗?”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

　　张美珍说：“我们工作时还念些书，工人给我们讲的很多，给了我们很多知识。”

　　毛泽东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你们是否完全赞成参加劳动?”

　　张美珍表态道：“我们全体同学都是百分之百地赞成，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

　　毛泽东的下一句，又带一个问号：“你们认为光读书好，还是这样好?”

　　“当然是这样好啦，既学到了理论知识，又学会了实际技术。”张美珍回答得很干脆。

　　“是啊!”毛泽东说，“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

　　参观完机工厂、铸工厂，毛泽东被迎进修配车间的办公室休息。他迈过为他准备好的皮椅，拉过一把木椅刚坐下不久，张美珍冲过重重相围的人圈，又找到了这里。

　　原来，张美珍受车间里同学们的委托，要把他们制造的一种用来检验油漆浓度的仪器“细度计”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很高兴地接过，又拉她一起坐下，问：“你们把这个给了我，你们自己还有吗?”张美珍回答说有。然后，他向张美珍问起同学们的生活情况和劳动情况，又指着一旁的张国藩和贾震，问她认识不认识?

　　张美珍笑了：“那是我们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我们整天见面。”毛泽东笑了，大家也笑。

　　在休息室，毛泽东又一次讲到教师参加劳动的话，说，不仅青年教师，中年教师也应该参加劳动，不要光动嘴，不动手。又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像你们就是学校里有工厂，你们的工厂很大，就和大工厂差不多了。

　　的确，天津大学那时开办的实习工厂已经有6个车间，280多台机器了，各种设备也相当齐全。

　　休息片刻，毛泽东去参观1公里以外学校兴建的硫酸厂，于下午1时多离开天津大学。

　　毛泽东对天津大学校内办工厂的改革措施很满意。1958年9月8日，他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到了这次视察，并予以较高的评价。他说：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做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场教育上的革命，来实现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理想。更何况，他自己就是一个不信书本之“邪”的人。

　　毛泽东要去正阳春饭馆吃顿便饭，不料饭没吃好，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清扫现场，鞋帽钢笔收了七筐半

　　毛泽东曾把个人崇拜一分为二：正确的与不正确的。然后他说，正确的个人崇拜是需要的。

　　作为领袖，难道不希望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吗?

　　毛泽东也曾对卫士们推心置腹地说，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

　　在万众一辞的欢呼声中，毛泽东矛盾着：时而清醒时而醉，既无法拒绝，又奈何不得，愉快而烦恼。他总想去接近群众，近一些再近一些，而结果往往使他不得不退避三舍。

　　他有过不止一次这样的经历。他自己记得，他的卫士们也忘不了。

　　1952年毛泽东在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不料仍被一个孩子认出，刹那间引得春游的人人潮动荡。警卫使出浑身的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却把口罩扔在一边，回首挥臂，说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驱车由殷墟进河南安阳古城，路过中山街。途中，他被新华书店的热闹非凡吸引，要冲破“纪律”的约束和普通人一样进去搜寻些古籍。但就在他推开车门，刚低头弯腰迈出一条腿来的时候，围拢来的人群就已经把车子围了个水泄不通。好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眼疾手快，瞬间抢出车伸手把毛泽东已出来一半的身躯重新塞回在车中。“哐当”一声，车门关上了，人也疏散了，毛泽东却生气发了脾气。但脾气尽管发，新华书店到底还是没逛成。 　　身为人民领袖，耳闻万岁之声，却没有随便逛逛新华书店的自由。

　　但毛泽东一有机会便想再试一试要回他的一点儿自由。的确，总把他当领袖怎么成?他想有普通人的普通乐趣，哪怕一点点儿。

　　1958年8月13日。

　　这一天，参观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了，毛泽东提出，要去一家饭馆吃顿便饭。

　　6年前下不了黄鹤楼的事大伙儿都记忆犹新，但毛泽东已经明确提出的事不能不办。

　　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去正阳春饭馆。

　　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工作就安排好了。为了避免麻烦，没有告诉饭馆用餐客人的身份。

　　1点半钟，几辆汽车载着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

　　车上的窗帘拉上了。还算顺利，一路之上并没引起多少人特别的注意。但负责安全保卫的人心里仍忐忑不安：会不会再出现一次黄鹤楼上的情形?

　　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站在门前，等候客人。听到喇叭响，他一抬头，见一辆汽车上下来一位身材魁梧、气色红润的长者。

　　这不是毛主席吗?他又惊又喜，不知怎么办好，只是下意识地推开门，却忘了和毛泽东问个好，握握手。

　　陪同的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市长李耕涛等也依次进门。毛泽东一踏进店堂，便打听厨房在哪里。每到一处，他总是这样，特别愿意见见那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和他们唠唠家常。

　　厨房又窄又热，毛泽东和厨师们攀谈得挺热闹。他问大家每月能挣多少工资?有没有休息时间?生活过得好不好?听大家说每月能挣六七十元工资，每星期都有休息日，生活比过去过得强多了，他满意地点头，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被安排在二楼餐厅吃烤鸭。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他停下来慢慢地念了一遍贴在那里的一幅标语：“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来便民。”标语贴了一段时间了，有些发旧。

　　2点多钟，饭菜上桌。也许天气闷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不料就这一眼，引来了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妇女偏偏就在这会儿正在窗台晒衣服，又偏偏她的眼睛特别尖，只一眼，她就认出对面楼上窗口前站的是毛主席！

　　她脱口而出：“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声喊是又惊又喜，立刻牵动街前街后的行人。大家迟疑片刻，便不由分说潮水般涌到饭馆门前。人越聚越多，越来越激动，堵住路口，塞满街道，顿时黑压压一片，交通陷于瘫痪。交通警察无法疏通人群，况且他们自己也多么想一见毛泽东!

　　卫士们立刻紧张起来，上前把窗关好。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开的。

　　餐厅里毛泽东正与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边吃边谈。

　　但关着的窗户却挡不住楼下滚雷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震天动地。

　　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纱窗，推开玻璃，伸出头去向人群致意。这一下，立刻掀起街上的一片狂潮。

　　等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接着回到桌前吃饭，不想没吃几口，窗下又有了经久不息的欢呼。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走到邻街的四个窗口，挨个探出头去，向大家招手，向大家鼓掌，来回走了两趟。

　　毛泽东的情绪激动，他一再挥动着手，呼应着人们的欢呼，连声喊着：“人民万岁!”

　　回到桌前，没吃多长时间，毛泽东再次被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牵动走到窗前，如此竟有6次。卫士们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呢?

　　吃完那顿吃了很久的饭，毛泽东和饭店的店员们在一起聊天。毛泽东待人的和蔼态度感动了他们。可不是嘛，每当服务员上一道菜，他都要站起来向他们道辛苦。他不用摆上的象牙筷子，而叫人换上普通的竹筷。烤鸭的张师傅找来一本崭新的笔记本要请他签个字，他也爽快地挥动钢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

　　这会儿，楼下安静些了。毛泽东把饭店的经理找来，叫他坐在自己身边。

　　毛泽东问他：“你当了几年经理啦?”

　　“当了一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毛泽东问。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满意地点头，笑着说：“那很好!”并鼓励他，“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楼下的人群却没有散。人多天热，人人汗流浃背，但他们心中的热情如日中升，他们要亲眼见见毛泽东。

　　动身的时候到了，可门外街上到处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啊!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这样下去要把人晒坏的，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李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没有人听。他又转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只听下面迭声地叫。

　　李市长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嗓子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

　　没办法了，只好由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结实的战士奋力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门正对正阳春饭店的门口。

　　这辆车窄小，容不下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可这会儿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卫士和警卫人员们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硬是把他塞进了华沙车。

　　接着，前面警卫排开路，后面有人推车，左右护卫，一步一步，终于将车推出了人群。

　　车里，毛泽东笑着，向人们挥动着手。

　　“走哇，往天祥市场后门看毛主席去呀”，这一天下午，天津市的大街小巷中人们彼此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招呼着。

　　一位团干部刚从共青团区委开完会，听大家这么一说，拔脚便跑。他到那里时已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中间停着几辆小轿车。他果真看见了车里的毛泽东。他和大家一起唱着跳着，忽然听见身边有位少先队员因为个矮看不见急得直哭。他心一动，把那孩子抱起来，让他骑在脖子上，终于让那孩子看见了毛泽东。

　　这位团干部和这位少先队员看见的是坐在车里正要离开的毛泽东。他们来得不算太晚，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钟了。

　　汽车在人群的夹道中终于徐徐开动，车速也慢慢加快。人们依稀可见毛泽东的手还在向后挥动着，许多人恋恋不舍地跟着跑。

　　等到团干部把少先队员从肩上放下来，才发现他的一只鞋不知什么时候挤丢了一只，找不着了。

　　小家伙却挺高兴：“叔叔不用找啦!谢谢您让我见着了毛主席。”

　　“鞋丢了一只，回家你妈妈不说你?”团干部问。

　　他还在笑：“不会的，妈妈一听说我看见了毛主席，一定十分高兴，哪里还会说我呢！”

　　是啊。那个时候，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难以言表的。一位叫阎彦的事后描述自己这次见到毛泽东时的心情说：

　　“人们立着脚尖，仰着脸，看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也举着双手跟着大家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用了最高的嗓门，但总还觉着自己的声音低。我的嗓子沙哑了，但我还是拼命地喊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表达出我内心的对毛主席的热爱。大家挤得紧紧的，真的把身子都挤成像一根‘细麻秆’了，狂呼的人们个个都激动万分，当时每个人的心情我用文字表达不出来……”

　　的确，说发自内心的爱戴也好，说盲目的个人崇拜也好，那是一段真实的情景。

　　车上，毛泽东双目微闭，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他在想些什么呢?他是懊恼还是兴奋?是无奈还是愉快?

　　据说，事后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等群众遗失的零碎物品竟收了7筐半。

　　车过丰台，毛泽东去看菜地。听到“夜战”两个字，他转身向社员们大声说：“天黑了，该收工回家了”

　　8月13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从天津缓缓驶入丰台火车站，这是他8月外出视察的最后一站。

　　顶着未散的暑气，穿过大片浓绿的菜地，毛泽东由中共北京市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副部长王宪，丰台区区委第一书记王景铭、书记处书记张宗平陪同，来到永定河畔的岳各庄乡红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一带是北京郊区的蔬菜生产基地，9000多亩农田中菜地就有7000多亩，农民们都有多年的种菜经验。沿着修整后的田间大道，毛泽东往青年生产队的大白菜试验地走去。途中，他专门走进社里的食堂。社员们还没有收工，饭菜都已准备妥当了。毛泽东揭开汤盆看了看冒着热气的冬瓜汤，又望了望刚出屉的馒头，问：“社员们几点钟吃饭?在哪里吃饭?”又问炊事员：“社员们吃得满意不满意?” 　　正在地头上耙地的青年生产队队长田德顺看见毛泽东走来，急忙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边向这边迎过来，一边招呼别人。毛泽东握住他满是泥土的手，问完姓名、年龄与职务，又特别问道：“你们青年生产队老年人都不参加吗?”

　　田德顺说：“有两位五六十岁的老农在队里当技术指导。”

　　毛泽东点头：“噢，那么是以青年为主喽!”

　　一块白菜地边，毛泽东专心听着队长的汇报。这位年轻的队长说，我们这1亩4分地是大白菜高额丰产试验田，收了上茬菜，深翻2尺，分层施了21万斤混合肥，还上了用牛蹄角皮毛等混合起来的肥料“条货”，用大白菜和菠菜隔畦间作的办法种，1亩从过去的2000多棵密植到5500多棵，能产120万斤。

　　“120万斤?这是计划喽!”毛泽东听到这里，插话问道。

　　田德顺说：“是计划指标，我们有信心达到。”

　　毛泽东微笑着，用手指着刚出土的白菜苗，又问：“什么时候菜才能长起来呢?”

　　“10月里菜就长起来了。”区委书记王景铭介绍说。

　　毛泽东走一路，问一路，问产量问措施，还去看了社员们积造的肥料。望着满目的青椒、晚茬茄子和大葱等蔬菜，毛泽东问：“你们这个菜社，自己种的粮食还不够吃吧?”乡党委书记答道：“生产大跃进了，我们不仅要多生产蔬菜，还要多打粮食，我们这儿普遍推广了芸豆、玉米、大白菜三茬交叉套作的三大季种植法。今年我们自己的粮食就够吃了，明年还能向国家卖300多万斤余粮呢!”

　　已经晚上近8点了，毛泽东还要去附近的丰台区小屯农业社视察。一路之上，毛泽东还在打听菜的问题：“1亩菜产多少斤?”

　　区委书记王景铭说，去年1万斤，今年2万斤，明年能到3万斤。去年丰台区供给北京的蔬菜有5.6亿斤，今年预计要有14亿斤菜上市。

　　“菜多了怎么办呢?”毛泽东问。

　　王景铭说：“菜多了价钱便宜些，今年菜价就比去年低一些，消费者都挺高兴。同时，因为产量高了，农民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农民也很高兴。另外，我们还准备进一步采取排开种的办法，分期上市，解决蔬菜旺季供应过剩、淡季供不应求的矛盾。有些菜可以保存过冬，还可以供应其他城市和建设工地的需要。”

　　毛泽东听了，点头称是。

　　到小屯农业社，毛泽东到四队的玉米试验田旁。负责栽培这块玉米地的生产组长张志向毛泽东介绍了情况，他说，这块三大季玉米，除上茬收了芸豆，下茬种大白菜以外，每亩还能产2000斤玉米。他随手将两个已成熟的玉米棒掰下来送给毛泽东看，说，一个棒子能产12两老玉米哩。毛泽东接过玉米棒，剥开皮，数了数玉米粒。

　　往前走，毛泽东问到小麦的产量：“今年你们的小麦打多少斤?”

　　社主任田岐道：“398斤。明年计划亩产2000斤。”

　　毛泽东停住脚步，转过脸；“2000斤，有把握吗?”

　　田岐说：“有把握。”

　　毛泽东问：“打每亩产2000斤的小麦，都要些什么田间管理措施?深翻几尺?每亩地上多少肥料?密植用多少种子?用什么样的种子?”他一项一项问到，还特别关心农具的改革，了解队里有多少改革的农具，收庄稼时还用不用肩挑。

　　田岐逐项回答，告诉毛泽东社里运输都用胶轮大车，200多辆大车都滚珠轴承化了。另外，社里还有10台煤气机和电动机，抽水工具都机械化了。社里还有2台拖拉机和2辆汽车，秋后准备再买些拖拉机和汽车。

　　天已经黑下来了。随行人员劝毛泽东累了一天该上车休息，毛泽东听说前面还有不少社员在深翻土地，就要再去看一看。他站在深翻地旁，问用这种方法翻地，需要多少个工。

　　田岐说：“1亩地四五十个工。”

　　“明年种小麦的地都深翻吗?”他又问，担心人力不够。

　　田岐道：“社里人多，学了总路线干劲更足，明年我们块块地都要深翻，翻不过来，我们就夜战。”

　　听到“夜战”两个字，毛泽东转身向周围的社员们大声说：“天黑了，该收工回家了!”

　　“不算黑，还得干一会儿呢!”有人答话。

　　毛泽东上车准备离开。大家蜂拥而上，争着再看毛主席。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找人搀着挤到前面来。社主任高声表态：我们一定要实现跃进计划向毛主席报喜。

　　回到中南海已是夜里11点多钟，毛泽东毫无倦意。相反，他两眼灼灼，精神饱满，对正在忙碌着收拾东西的卫士长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他的话里充满了信心和勇气。

　　夜已深。毛泽东伏案于灯前，批阅文件材料，为即将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做准备。

　　8月4日从北京出发，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的徐水、安国县，河南的新乡七里营、长葛、商丘；山东历城北垣乡；天津市，最后在13日这一天夜里返回北京。4天后，北戴河会议召开。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摘选）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郑州会议 1958.11.2～11.10 　　9月的巡视，触动了毛泽东。以他的敏锐，他感到了什么?

　　10月14日，毛泽东到天津，同天津市市委和河北省省委负责人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16日和17日，又分别听取河北保定、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各县负责人的汇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随后，毛泽东接连有4封信给陈伯达，指导他及张春桥、胡绳、李友九和河南省省委书记史向生等对河南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以及邻县进行实地调查，以资比较。同时要求他们读当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10月31日晚，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经石家庄、邯郸、安阳于11月2日到达郑州。在专列上，他召集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省委书记开会，了解情况，交代即将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有趣的是，郑州会议有几天还是在专列上开的。

　　11月2日至10日的郑州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它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开始着手纠正毛泽东在视察中发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和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一)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人民公社的出现有历史必然性，是实现这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但有人想在三五年内认为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搞成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却是错误的。(二)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是错误的主张，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三)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

　　会议期间，毛泽东郑重向与会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一本就是已向陈伯达等推荐过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与会的每个人对每一本书都用心读三遍，随想随读，加以分析。

　　毛泽东一直想对还不熟悉的社会主义经济做一个理性的认识。通过对这两本书的研读与分析，他是不是想让高级干部也包括他自己去清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呢?

　　会议结束后，按照毛泽东原先的意见，会议通过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确认后，就下发各地贯彻执行。但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很快就改变了主意。

　　11月13日，毛泽东离开郑州，在15日凌晨到达武昌。

　　身在郑州，心在南阳。诸葛亮、二十八宿之首、每人每月几两香油……毛泽东连发三问，装了一书包汇报材料的南阳县县委书记却交了白卷

　　中原名城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历史渊源甚远，据考证，远在一百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聚居。不但如此，它还是中原战略要地，豫西南的经济中心。

　　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过郑州，走新乡，到了襄城县，便有心要到离襄城县只有150公里的南阳看一看。

　　十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阳，毛泽东就亲自为《新华日报》写过一则消息。

　　但吸引毛泽东想领略南阳风光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南阳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古迹名胜有好几处。

　　医圣祠，在南阳东关温凉河畔，是为纪念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而建；在南阳石桥镇西，又有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之墓。张衡的《南阳赋》就生动描绘了当年南阳经济、交通和文化的繁荣景象。

　　南阳汉画像馆，是汉画像石墓较为集中的地区，刻工精湛，题材多样，以浅浮雕加施阴线的技法，画面粗犷、古朴而奔放。

　　对毛泽东更具吸引力的则是武侯祠和古宛城。

　　武侯祠在南阳西卧龙岗，相传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曾躬耕于此。唐宋时即建祠，元大德年间重修。清康熙时，南阳郡守曾在祠内发现前人题咏“卧龙岗十景”的石刻，曾依石刻修建有半月台、老龙洞、野云庵、三顾茅庐、小虹桥、抱膝石、躬耕亭、古柏亭、梁文岩、诸葛井，与武侯祠的山门、大殿、清风楼、三顾堂、关张殿、石牌坊相衬构成壮观的古建筑楼。祠内碑刻还有岳飞书写的出师表。  　　南阳市北尚有土丘一处，为古宛城遗址。古宛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发迹的地方，又有南都、帝乡之称。

　　对此，毛泽东心神往之，怎么不想来游览一番?

　　无奈因为不通火车，往南阳去的公路还是石子铺就的，颠簸不平，行车困难。作为东道主的河南省省委书记担心毛泽东年事已高，旅途劳累，便好心劝阻他放弃此行。此时毛泽东也考虑到正要进行的郑州会议会务繁忙，心中惦念农村人民公社诸多问题，便决定不去南阳，而让南阳的有关负责人来郑州同自己见见面。

　　南阳县县委的一位书记，得知消息，为自己有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而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想，应该向毛主席汇报些什么呢?当然是南阳十年来的巨变和“大跃进”中工农业战线的大好形势。他找来办公室主任，找来会动笔杆子的秘书，要电话，听汇报，抓典型，催材料，从县到公社到大队，到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情况，分门别类，层层道来，熬了三天三夜，写成几十页书面材料，以备汇报之用。

　　出发的时间到了。这位书记带上装着材料的鼓鼓的包，乘汽车连夜赶往郑州。

　　这天上午，风和日丽。毛泽东安排出时间要接见南阳来的这位书记。毛泽东很热情，握着他的手向他问好，对方也激动不已。

　　大家落座。书记便开始按事先准备的材料，从头至尾汇报一遍。说完之后，他等着毛泽东向他提一些问题。

　　毛泽东不慌不忙点燃一支烟，吸一口，笑笑，开口道：“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岗，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啊!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

　　这位书记想，这是毛主席向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吗?自己并不了解这些，材料包里也没有讲到诸葛亮是哪里人，该怎么回答呢?他语塞了。

　　毛泽东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出答案：“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他又接着问，“还有一句俗话，叫做‘二十八宿走南阳’。西汉末年，刘秀就是在你们南阳访贤求将，寻来二十八宿后，才兴兵讨伐王莽的新朝。你说说，这二十八宿到底谁为首呀?”

　　这是毛主席提的第二个问题吗?这位书记又想。自己的材料包里也没有答案，这个问题怎么答?从前听戏也听说过马武、岑彭是二十八宿里的人，但谁是头?还有谁?他朝毛泽东摇摇头，感到手心出汗，脸发烧，有些坐卧不宁。

　　毛泽东又笑笑，自己又答道：“二十八宿又叫云台二十八将，邓禹为首。他是南阳新野人，刘秀手下的大将、谋士，很有本事。”毛泽东说完，又说，“这两个问题你不知道，不要紧。我再问你，现在南阳农村的社员，每人一个月吃几两香油啊?”

　　书记使劲儿地想了想，仍没答案，材料包里也没有这一条。他关心粮棉的丰收，关心超额上交公粮，也注意到了农民吃饭的问题，但农民吃不吃香油，吃多少香油，他没在意过，也没有问过。那时市民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香油，而农民吃油，则要靠地里收的芝麻完成上交任务后，余多分多，余少分少。每年或三五斤或五六斤，各地不同。这个问题不再是论古，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活的问题，自己无法同毛主席论古，这么一个简单的现实生活中的小问题自己也没答上来，他感到实在有些坐不住了，费力地说：“主席，我真不应该……不知道。”

　　毛泽东并没有责怪他什么，只是分手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毛泽东称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是继巴黎公社之后的第二个公社，但也表示过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潮起潮落，他时而清醒时而陶醉

　　1958年11月13日下午5点多钟，天已蒙蒙黑，天气阴冷，空中飘着毛毛雨。河南省遂平县县委书记和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正坐在一辆拖拉机上，朝遂平火车站匆匆赶路。

　　原来，正在嵖岈山检查工作的遂平县县委书记刚刚接到县委办公室的电话通知，要他立即风雨无阻地和管理区党委书记一起赶往指定的地方，准备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临时找不到更好的交通工具，只有坐拖拉机赶路。  　　到了车站，只见遂平县县长、县委书记处书记两人已经在等候了，好在并没有耽误时间。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告诉他们，毛主席要见他们，专列现在还没有到，还要等一会儿。

　　四个人便在小小的候车室里坐了下来，心里都在琢磨，毛主席会问些什么事?从遂平卫星人民公社成立至今，这里的举动一直颇受中央决策高层的关注。公社成立的一幕幕，又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第一个公社在这里诞生

　　在嵖岈山有关负责人候车的时间里，还是让我们来看看遂平卫星人民公社诞生的经过吧。

　　在中国当代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到遂平的嵖岈山。

　　1958年4月15日，因为庆贺嵖岈山脚下下宋水库的胜利竣工，河南省信阳专员公署专员、遂平县县委书记、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聚到一起。闲谈之中，说起现在农村小农意识浓厚，存在本位主义现象，使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开展多种经营、互助发展等方面的工作矛盾很多，有没有办法使他们携起手来呢?

　　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最近成都会议上发了个文件，毛主席说可以一乡一社，也可以一区一社。”他顿了顿，又说，“鲍庄、杨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原来都是老三区的，现在要是再把它们合并一块，不是也符合毛主席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的指示精神吗?”

　　信阳专员公署专员对他的建议感觉心里没底。而第二天，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让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长安排的四个乡书记会议就召开了，并做出联大社的决定。当这个情况汇报到信阳公署专员那里时，他还是拿不定主意。长途电话挂到了中共信阳地委书记的办公室，对于这个请示，信阳地委书记沉默一会儿，表了态：“中央有精神，按上级意图办吧!”

　　4月19日，四乡联社后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有了结果。决定社名叫“嵖岈山大社”，大社设管理委员会，由遂平县县委农工部部长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模、原韩楼高级社社长钟青德任社长。杨店、鲍庄、土山、槐树四个乡的党委书记、社长分别改任大社管理委员会副书记和副社长。大社内设工业部、农牧部、多种经营部、财政部、公安部、武装部、交通部，还有专管和外面打交道的外交部。随之，各高级社统一改为大队，初级社改为小队。

　　这样的大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的性质了，它已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还能叫“嵖岈山大社”吗?

　　有人建议，苏联有集体农庄，我们学习苏联老大哥，是不是也叫集体农庄?遂平县县委副书记补充说，再反映出农庄的先进性，加上“卫星”二字比较好。

　　4月22日，“嵖岈山大社”改名“卫星集体农庄”。

　　这一信息很快反馈到河南省省委书记处，又汇报到中央。

　　5月5日，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在郑州的河南省省委会议室被安排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汇报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的情况。

　　“为什么叫集体农庄呢?你说这个情况，已经不是集体农庄了，你们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比苏联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谭书记认为，它实际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有武装、公安等机构，又包揽经济，是政法合一的组织。

　　谭书记表示，叫农庄还是叫公社，自己做不了主，要向毛主席汇报。

　　会见结束后，遂平县县委书记处书记马上就通过电话指示遂平县县委办公室当晚把全县八个农庄全部改称公社。

　　第二天，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公社。

　　5月中旬，《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来此搞调查，他对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建议，你这个公社要带个地名。又问：“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公社书记说，嵖岈山。但那是个小村庄，在最南边，公社建到那里不行。李友久说，社址可以建在其他地方。又问：“这是谁的公社?”公社书记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公社’前应该加上‘人民’二字。”李友久很赞同。

　　这样，公社就有了正式的名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这是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距1871年建立的巴黎公社相隔整整87年。

　　公社成立后不久，6月的夏收中，在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就放出了小麦亩产3821斤的第一颗高产卫星。 　　6月18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均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布这个新闻。不久，《人民日报》又以套红号外专门发表经过复打，韩楼大队每亩又加产300斤，实际亩产3821斤的消息，震动全国上下。8月上旬，遂平全县合并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那亩产3821斤是以20亩地的总产10210.9斤按2.9亩计算出来的。对此，毛泽东是不会知道的。但见了面，毛泽东会问些什么，说些什么呢?

　　毛泽东有点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一列火车由远而近，缓缓停靠站台。毛泽东来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把遂平县县委书记一行人请到车厢内靠桌边坐下。

　　在史向生递来的一张白纸上，他们依次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向生又在上面分别添写上他们的职务，然后交给工作人员拿进另一个车厢内。

　　不一会儿，那边请他们进去。

　　这一节车厢收拾得干净明亮。白色的四壁与窗帘，灰色的地毯，一条长桌旁放着几把椅子。毛泽东由其他几位领导人陪着从居住的包房里走出来，握过手，问过好，大家便围着长桌坐下来。除了被接见的心情颇为紧张的嵖岈山有关负责人，还有史向生，谭震林，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等在场。

　　毛泽东拿起名单，一一问到嵖岈山有关负责人的情况，还问到：“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县委书记答：“我们没有什么困难，只是缺少机械。”毛泽东便在白纸上写下“机械”二字。

　　接下来，毛泽东问到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情况：“你们社里每个社员一年吃多少粮食?”

　　县委书记说：“每人一年吃500斤。”

　　“500斤社员吃得了吃不了?”他又问。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开口说：“吃不了。”

　　毛泽东道：“群众高兴吗?”

　　县委书记处书记说：“群众可高兴了，每顿吃4个菜，还有1个汤，群众高兴得快要跳起来了!”

　　毛泽东有点儿怀疑：“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接过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话题说：“群众吃的有小糖糕、油馍、点心。我们在张店还开了现场会，谁搞得好，就拿出来展览。”

　　毛泽东听后笑道：“好，好。”他详细询问人民公社的组织管理、群众生活、医疗教育和文化事业方面的问题后，又问社里养了多少猪?

　　县委书记答：“全社养126000多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补充说：“嵖岈山管理区养9万多头猪，过八月节吃一部分，卖给国家一部分，现在还有2万多头。明年计划发展到15万头。”

　　毛泽东听后，表示怀疑说：“不可能吧?”

　　对方说：“1个母猪一窝下14个猪崽，有可能。”

　　毛泽东不再说什么，就转而问嵖岈山人民公社的人口情况。他们介绍，有9369户，43263人。又讲到，原来叫农庄，后来在省里给谭震林书记汇报，谭书记说叫公社，我们回来就改成公社了。

　　谭震林在一边插话说：“那时他们汇报了，我说过去有个巴黎公社。中央也没研究决定，他们回去就干起来了。”

　　毛泽东屈指算了算：1871年到1958年共87年，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现在全国都有公社了。

　　的确如此，自这一年八九月份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之后，人民公社遍地开花，迅猛发展，有如滚滚洪流不可阻挡。

　　毛泽东向他们说：“你们放出了小麦、公社卫星。”他对报纸的一切动向了如指掌。

　　县委书记说，还是主席指示的公社好。

　　毛泽东听后，指着史向生说：“还是他跟我说的，啥时间来参观的人多?”

　　毛泽东指的是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放出第一颗高产“卫星”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参观热潮。最多时，韩楼村一天接待3000多人。井水喝干了，村干部只好组织妇女、孩子到河里挑水供参观者解渴。

　　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说：“9月份参观的最多，一天有3000多人。9月1日，开发工资大会，有16个单位来参观。”

　　毛泽东笑道：“他们是来看你们发了没有。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的来了没有?”

　　管理区党委书记回答：“除了西藏没有来，其他省都来过了。”

　　毛泽东说：“西藏没有来可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土改，地主还当着家哩。现在还有多少人来参观?” 　　“还有500多人。”

　　“现在他们不来了，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回去都干起来了。”毛泽东说到这里，看看表，“哟!一个半钟头了，耽误你们工作了，麻烦你们了。”这表示，接见临近尾声。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毛泽东最后问。

　　“俺缺机器。”嵖岈山管理区党委书记爽直地说。

　　一边有人又补上一句：“俺医院缺电机。”

　　毛泽东笑着指史向生：“机器嘛，跟你们书记要。”又指廖鲁言，“他是农业部长，向他要。”

　　毛泽东站起来，把客人送出办公车厢。

　　毛泽东对“大跃进”感到愉快，因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指望了

　　毛泽东这次在专列对遂平县委书记等四人的接见，调查了解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一些简单情况。

　　其实，他了解情况的渠道并不止这些。谭震林、史向生自然有向他汇报并请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秀才们。

　　1958年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是党的机关刊物。它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创办的，刊物的几个负责人也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可以说，它的创刊，树起了党在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上的一面旗帜。

　　1958年5月，嵖岈山卫星公社成立不久，《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久就来搞调查工作，并帮助公社正式定了名。

　　事隔不到两个月，7月初的《红旗》杂志第3期上，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他的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中传达了毛泽东这样的话：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7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4期上，刊登了陈伯达的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其中就讲到：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对毛泽东这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陈伯达的文章中还有如下的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边，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充分肯定，对嗅觉灵敏、善辨风向的陈伯达来说，是个表现的好机会。7月下旬，他和张春桥到嵖岈山进行实地调查。

　　其实，陈伯达所做的事远远超出了“调查”的范畴。他积极地进行了取消货币的试点。他的试点在土山大队的小集市上，办法是在流通领域内实行以物换物，辅之以“货券”。于是，集市上人们开始以鸡蛋换韭菜，用红薯换辣椒，价不相等，再找些货券的场景。随后，陈伯达又让遂平县银行行长发行在全县流通的货券。

　　接下来，陈伯达指示遂平全县在8月5日合并成为一个“卫星人民公社”，县委书记改任政委，县长改为社长，依次类推，原来的各公社一律改为管理区。对此，陈伯达的理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协调，社会才会较快地发展。你们现在的公社规模太小，应该搞一县一社，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更大的气魄才行。”

　　8月8日，遂平全县各食堂实行统一流动餐票。供给制的范围，由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进而扩大到全县。一个月后，开始实行全县工资制。

　　然而，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以后，全县的财政收入便再也不够发下个月的了。其实，10月份发放的工资人均才1.86元，但就是这样的负担，县财政便也无力再负荷了。陈伯达取消货币的试点遂宣告失败。

　　就在陈伯达在遂平想一显身手的时候，毛泽东在8月上半个月外出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天津农村。

　　他在河南省的继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之后很快成立起来的七里营人民公社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他在听取山东省省委汇报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7日，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对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做出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试行简章共二十四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对农具改良、农村电气化、发展工业的规划等等。大到公社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小到托儿所、缝纫组、公墓的建设，公社年收入分配项目，简章均有明确阐述，其中还规定，分配上一律实行工资制和粮食的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公共食堂。这个简章在北戴河会议上印发后，又在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全文刊载。

　　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在这个小生产如一片汪洋大海的国家，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做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一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成就呢?

　　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嵖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嵖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样的情形，又何止嵖岈山一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孝感，专列上开起调查会。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毛泽东想了又想：能相信万斤的亩产吗?总挑灯夜战行吗

　　1958年11月14日下午2点钟，几乎是同时，湖北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方清官接到来自县委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赶到县城，有重要领导同志接见。 　　3点多钟，几人风尘仆仆赶到县委，办公室同志告诉他们，一辆吉普车已经把县委王书记和地委吉书记送往孝感火车站了，要等这辆吉普返回才能送他们过去，并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他们谁也无法静下心来。是哪位首长要找他们?又要谈些什么?

　　那辆吉普返回了。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三人上了车。不多久，就到了孝感火车站。

　　站内一片寂静，只有一列专车静静地停在东段岔道上。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三人来到车上。马上就有工作人员迎过来，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等。由于已入深秋，三人都穿了不少衣服。车厢内有暖气，加上赶路和心情激动，他们的脸上沁出汗来。工作人员示意他们可以脱了外套，朱朝启就把大衣脱了挂在衣钩上。

　　他们被引至第四节车厢内。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的朱朝启第一眼就看见了。陪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湖北省、地、县的几位负责人，看见他们三人进来，便都站起来。看上去，大家等他们已经有一会儿了。

　　毛泽东也从一张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后站起来，从靠窗口的东边绕过王任重坐的椅子向这边走来，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们打招呼。

　　官木生和晏桃香是毛泽东以前就认识的，这次见了自然不生分。问过好后，毛泽东看见晏桃香还捂着棉袄，便道：“晏桃香，有暖气，热，快点儿把袄子脱下来。”腼腆的晏桃香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不要紧！不要紧!”

　　毛泽东坐桌子的东边，左边是王任重，右边是地委书记王家吉；桌北是县委书记王振明和朱朝启；西边是官木生、晏桃香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南边坐的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一边请大家吸烟，吃苹果，一边问感觉眼生的朱朝启：“你叫什么名字?是本地人吗?担任什么职务?”朱朝启做了回答，毛泽东顺手记在一个笔记本上。

　　在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到来之前，王任重、地委书记王家吉已经分别向毛泽东谈了湖北农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情况。大家重新坐定后，王家吉接着讲到大办钢铁时有的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没睡觉砌平炉，后来实在忍不住倒在平台上睡着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下觉哩!”大家跟着笑。

　　其实，毛泽东这一夜真的没睡，通宵工作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就在14日这一天凌晨4时，专列在广水时，他还亲自批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思考着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文件是1958年1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一则电讯，题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其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电讯稿还说，这些情况已引起邯郸地委的注意，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现存病疫，控制蔓延，杜绝传染。

　　毛泽东看了这个情况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这实在不是一个小事情。他立即提笔批示将此件印发到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并进一步写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放下笔，望着外边的夜空，好久好久，他才入睡。

　　这时在座谈会上，听王家吉汇报到有人困得在平台上睡觉的事，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合理安排人民生活问题。不过，下面接着是梅白的汇报，他没有打断他。

　　当梅白汇报到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插了话，他望着王任重说： 　“我不相信。”

　　一句话，说得朱朝启和王振明两人有些紧张。身为县委书记与长风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自然对这件事摸点底细。“万斤田”出在长风大队殷罗湾一个偏僻不起眼儿的角落。青年突击队的一个复员军人和一个小青年在那里改造落后畈时，想了一个主意，用铁锹把几块快黄了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掇到了一块田里去。验收时，人们只在禾场看谷堆，加上天色已近黄昏，过秤时，花星也没仔细看，就这样有了一个亩产1.5万斤的“万斤田”典型。说起这事，谁的心里也都会有点嘀咕，但这个“典型”既然已经上了1958年8月1日报纸的头版头条，轰动影响了全国，到这时，谁敢说出其中的真实情况呢?即便是毛泽东在此时表态不相信，他们又如何能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于是朱朝启沉默着没有开口，心中只盼这个话题快快结束。

　　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一面用手指慢慢掐，一边终于换了话题，问起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看来，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连续苦干群众疲劳过度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事。

　　晏桃香已近40岁。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自丈夫死后，独立挑起了生活重担，早出晚归，勤扒苦做，辛勤地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事迹见报后，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见毛泽东这时问她，便实实在在地说：妇女干劲儿不小，能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加班加点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儿了。

　　毛泽东听了，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三期，指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

　　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转而询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儿都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一个12岁的小社员胡春林，他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

　　也许是觉得官木生没说清楚，县委王振明书记接过话茬继续汇报此事。

　　毛泽东听后说道：“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他深深吸完最后一口，才把只剩一丁点儿的烟头掐灭放到烟灰缸中。

　　接着，他向大家问起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朱朝启讲到孝感县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粳稻、高岗改平地的“五改”情况。毛泽东听了，情绪才高涨起来，会上气氛也随之活跃许多。

　　最后，毛泽东又问大家，增加水稻产量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

　　毛泽东打着手势道：“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深耕一点儿行不行呢?”

　　大家听了，都说有道理，表示回去马上照这个法子去办。

　　座谈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天已黑。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下去看一看?

　　站台上还是静悄悄的。毛泽东乘坐的轿车和随行人员的吉普车鱼贯开出孝感车站。也许是事先有布置，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秩序井然，只听见热烈的掌声，但没有往常雷鸣般的口号声。

　　在城区三里棚地段的驻军大院礼堂里，毛泽东在驻军首长廖冠贤陪同下，晚7点左右同群众一起观看京剧《打焦赞》的演出，这是由地区京剧团名演员刘占奎和刘丽娟主演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在演出前径直走到前排桌子前同大家见面。不过，他没有发表什么讲话。戏一完，他便和陪同的军、地两方面负责人退场了。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11.28～12.10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压缩国民经济的诸项高指标。认识不尽一致，意见仍有分歧。毛泽东的发言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一步务实。他说，看来，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他说，“两个过渡”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并说，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在谈到1959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在不久前郑州会议上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起来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此时，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一些了，有了不小的调整幅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紧接着这个扩大会议之后，在武昌举行的。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那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改写的，意在纠正急于由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过早取消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的倾向，它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重大政策界限做出明确规定，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会议做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一方面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高指标做了较大幅度压缩。尽管压缩后的指标仍然吓人，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会议还做出了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稿是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他增加的内容不多，有三点：这个建议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应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不致有所误解。

　　他在南宁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这个设想，今天终于获得结果。12月18日，《人民日报》将这项决议公诸于众。

　　尽管一篇《张鲁传》再次引发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诸多感慨和不尽向往，但“纠左”的许多迹象，确使党内许多曾为高指标和浮夸风焦虑不安的人轻舒了一口气。

　　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往广州小憩，借此一洗这一年马不停蹄的疲倦。难得有这份闲心，他通览了自己几十年的诗词作品，并对评论界一直争议未决的地方一一注解说明，意在以“谢注家，兼谢读者”。

　　几十年征战，往事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再起硝烟。

　　曾经沧海，哪一片是可耕的桑田?

　　毛泽东在思索。

　　12月30日，毛泽东从广州返回北京。1959年的元旦即将到来。

　　谁也不会料到，1959年，中国的历史将再一次极富戏剧性地拐个大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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