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电脑防火墙打不开:光绪皇帝竟是一位反对中医的先人

　　光绪皇帝竟是一位反对中医的先人　　作者：王献章　　今人利用高科技手段在光绪皇帝的遗骨、头发中检出高含量的砷化合物，又鉴于慈禧与光绪皇帝的冲突，子母相继去世时间相隔不到二十小时。于是光绪帝之死就有了谋杀说。可是当人们阅读了清宫光绪脉案以后，没有发现任何被谋杀的蛛丝马迹，脉案的记录描述与病理过程的规律吻合。而且，多年以后，当事人和目击证人都无法提供或佐证光绪帝受陷害的任何细节和材料——于是，又有了正常死亡说。两个论点，各执要词，其说不一，难下定论，成为历史谜案。　　然而，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排除中医中药在光绪帝的死亡中担当的重要角色。正是无效且有毒的雄黄、朱砂（光绪帝服用的中药方剂中有记载）等中药在光绪皇帝的死亡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光绪皇帝自幼身体羸弱，那时候，现代医学尚没有发达和普及，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一直与中医中药相伴，且病情越来越重。他在生命垂危之际终于悟出了中医中药无效、骗人、害人的道理。他痛彻肺腑地指责御医无能，病虽“屡易药方仍属加重”，“总系药不对症”和“草率立方”。他诉说自己“病势迁延，服何药总皆无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对中医中药的不见任何疗效提出质疑，甚至全盘否定。他感到自己的病情不断恶化遂质问御医“服药非但无功，而且转增，实系药与病两不相合，所以误事”。光绪帝甚至对摸脉诊病的方式也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他训斥御医“每次看脉，忽忽顷刻之间，岂能将病详细推敲？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光绪帝指出了诊病仅靠摸脉有极大的局限性，明确道出仅靠摸脉诊病就是草菅人命。光绪帝此时并非是对庸医误人的指责，而是对中医中药的疗效的怀疑和指责。因为给他摸脉开汉方的御医尽是中医名流，代表着中医文化的最高成就，他们著书立说，一言九鼎，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光绪皇帝对中医文化的觉悟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当他意识到中医的无为甚至有害时，已经生命垂危，即将结束自己的人生旅途。况且，二十世纪初，现代医学尚未发达，更没有在中国普及。时代的局限，上至皇帝，下到平民，病亡者甚多，连皇室也无法幸免。　　大家知道，光绪帝自幼体弱多病，与中医中药打交道甚频，自然服用中药无数。其实，一开始光绪皇帝患得多是心理障碍的问题，比如失眠、遗精等。而他长期、大量服用含有汞、砷的中药朱砂、雄黄之类，使体内汞、砷化合物慢性蓄积中毒。官能症和神经衰弱淡薄了光绪帝的自我保护意识，自暴自弃，再加上中药有毒成分的蓄积中毒，使光绪帝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他和西太后同时重病染身，不能排除时疫病毒流行引发了并发症而导致母子二人死亡。有者认为西太后死于痢疾，这一观点是极不妥当的。因为11月中旬正值初冬，早已过了痢疾流行季节。而且宫中卫生极佳，清规戒律层层把关，不会造成污染和传播。西太后的腹泻病据患病季节和腹泻多日来看，不能排除肠型病毒感染。光绪帝的流行性病毒感染则引发了呼吸道和肺部感染，在原有的心理障碍、慢性病、中药汞砷化合物慢性中毒、免疫力极其低下的基础上导致了死亡。　　中医文化的存在必定会殃及众多国人。周恩来作为一代名相，也有同光绪帝类似的，被中医中药伤害的经历。一次是在延安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的肘部骨折，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通过手术矫正骨折移位。而周恩来采用了传统的外敷中药的治疗方法，留下终身残疾，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当周恩来晚年早期确诊为膀胱癌以后，应该尽早施行膀胱次全切除根治手术，这是首选的最可靠的并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有望延长生存期或有治愈的可能。他仍旧是服用中药进行治疗，直到四百多天以后出现肉眼血尿，已是晚期，仅仅进行了电灼肿瘤表面以止血的姑息手术疗法。一代伟人的生命竟然受到如此粗暴、野蛮、不公平、不科学的对待，其中尽管有“文革小组”的参与、限制、干涉、阻挠和破坏的因素，关键还是中医文化在周恩来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影响。他如果拒不接受中医中药的治疗，积极要求手术，客观上是能够做到的。大家不会忘记影视屏幕上这样一个镜头：当周恩来被敌方特工人员跟踪以后，他就是扮演了一个中医角色佯装摸脉看病而躲过一劫的。可见周恩来对中医文化的了解和熟知程度，也就自然无法摆脱中医文化的影响。因为他崇尚中医文化，所以才肯花时间大量阅读它。周恩来尽管三番两次受尽中医中药的折磨和坑害，直到去世仍是中医文化的信徒。相比之下，比周恩来早去世60多年的光绪帝，能够直言不讳地指责中医中药是难能可贵的。　　无独有偶，另一位伟人毛泽东对中医文化的态度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他不扎针灸，不欢迎中医中药甚至是远离中医中药在自己身体上的应用。解放初期为他配备的保健医生是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王鹤滨，他每天为毛泽东体检的例行公事是量体温、测血压、听诊心肺，而不是摸脉看舌苔。毛泽东出外巡视所带的医生也都是现代医学家。然而，毛泽东大胆地提出了西学中，中西结合的医疗方针政策。与其说这是医学学术领域的主张，倒不如说它与学术无关，更是一个政治工作者的一个从宏观上的社会管理的谋略。只是为了应对缺医少药的现状，装点一下医疗框架的门楣而已。其实毛泽东对中医文化的策略和应用与“上山下乡”、“文革”一样，都是采取的声东击西的政治谋略。社会停滞不前，城市人口交通拥挤、高失业率、高失学率，就“上山下乡”把困难和包袱转嫁给农民；毛、刘两大政治集团长期呈胶着状态，“文革”就应运而生；在医疗资源极度短缺时期，“一根银针治百病”就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布中国大地。　　如果说光绪帝是在生命的煎熬中，受尽中医中药的戕害以后，最终成为了一个反对中医中药的明白人；那么，周恩来就是一个遭受中医中药迫害和重创以后，仍然是一个对中医文化认识不清，立场、原则不明确的糊涂人；更甚者，毛泽东的对中医文化的双面刃，成为了对中医中药是赞成还是反对的历史之谜。(XYS2011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