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员工统摄到宗旨的大旗下

向毛泽东学管理 解析毛泽东成功管理、整军治国的最大秘密

　　一个团队要想有战斗力，首先要有凝聚力。如果缺乏凝聚力，连人都留不住，靠谁去战斗？如何提高团队凝聚力，是管理者必须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许多创业者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当初几个朋友合伙打天下时，想法肯定很简单：一求生存，二图发展。每个人都势单力薄，只有相互帮衬，精诚团结，扭成一股绳，才能有所作为。可一旦企业做大了，个人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想法自然就变了，“宁当鸡头，不做凤尾”的问题也出来了。每个创业者都觉得自己有本事，贡献大，应该在打下的地盘中占更大份额。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调和，争执的程度终于超过合作的意愿，最后双方不得不分手了之。

　　如果说企业创办者还有求生存、图发展的创业冲动，那么对后加入的员工来说，进企业可能就是谋个饭碗。企业的一切都是老板的，自己不过是个打工仔。觉悟高一点的，拿一份钱，尽一份力；等而下之的，则能偷懒就偷懒，自然更谈不上什么忠诚度了，谁给钱多就跟谁干，跳槽就成了家常便饭。

　　今天企业管理者遇到的这类问题，毛泽东当年也遇到过，而且相当尖锐。纵观整个民国史，简直就是一部军阀背叛史、军队哗变史。不仅袁世凯、冯玉祥等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最终是被部属的倒戈搞垮的，就连营连一级的军官，也都拉上队伍自奔前程。

　　以袁世凯为例。他称帝后，起先是一线的重要骨干冯国璋、李纯、朱瑞、靳云鹏、汤芗铭偷偷地联络其他各省的将军，联名上书逼他退位，到最后连那些对帝制最卖力的二线干将陈树藩、陈宦一看大势不对，也起来窝里反，纷纷宣布独立，就算没有蔡鄂在云南举义，袁世凯这个皇上也做不成了。

　　蒋介石算是挖墙脚的顶尖高手。1929年初，蒋介石在打败了桂系后，把矛头指向冯玉祥，利用高官厚禄收买了冯玉祥的两员大将韩复榘、石友三，致使冯玉祥精锐部队兵力损失三分之一。在其他军阀身上，蒋介石这一招也屡试不爽，以至于搞垮了一大批与之作对的军阀，然而，最后他自己也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而毛泽东却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毛泽东的军队从来没有督战队，也没有大把银元奖励，但他的军队却最富有献身精神，是世界上最有凝聚力的军队。除了改编的部队外，解放军历史上几乎没有整建制哗变、叛逃的。即使张国焘这样的高级领导叛逃时，也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偷偷跑到武汉。叛逃后，张国焘曾经叫人带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警卫员张海回到他那儿去。周恩来问张海去不去。张海坚决表示不愿意去，他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周恩来夸奖他是个好同志，不去对！后来，张海回到了延安保卫处，解放以后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20世纪80年代他还专门写文章，谈到当年为什么不跟着张国焘走。

　　那么，毛泽东是靠什么凝聚这样一支举世无双的铁军呢？说到底，靠的是信仰，靠的是宗旨。

　　毛泽东在早年组织和改造新民学会的过程中，做过这样一段总结：不但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而且要有一个大家信守的主义。主义好比一面旗帜，旗帜竖起来后，人们才有所趋附。既有了主义，又有了人，剩下的任务就是去建立一种组织，把信守这个主义的人组织起来，并通过这些人，拿了这个主义去组织联络更多的人。

　　这里的主义，就是一种信仰和信念。毛泽东用信仰和信念去统一思想。

　　对于这一点，就连张学良也不能不佩服。经过长征的红军，到了陕北，装备极差，营养很差，破衣烂衫，和叫化子一样，但是却把张学良装备很好的部队打败，为此张学良感慨万分地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是一支疲惫之师，还能把我的部队打败。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走了两万五千里，还跟着你走，而且还能打胜仗，还没把部队带没了，带散了！

　　其实，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由于中国红军来源复杂，军心并不稳。为了帮助红军提高阶级觉悟，明确革命的目标，毛泽东在建军之初，就确立了红军的唯一宗旨。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对解放军宗旨做出了经典概括：“这支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广大官兵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为共同的理想而结合，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因此，旧军阀之间相互“挖墙角”的那些办法，对这支军队根本不起作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也许可以收买少数意志不坚定者，却无法改变整支部队的性质。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为广大官兵接受后，人民军队便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力只剩8000人，人困马乏，粮草枯竭，各方面都十分困难。而先期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徐海东领导下的红15军团，不仅人数上与中央红军差不多，而且武器精良、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如果按农民起义军的规矩，应该是大鱼吃小鱼，两军合并后由徐海东说了算。可由于红15军团的全体指战员有信仰、有宗旨，徐海东不仅完全听从中央军委的指挥，而且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了中央红军很大的支援。难怪毛泽东直到晚年还一再谈及此事，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历史上解放军打败仗，被打垮、打散的情况是很多的，但由于建军宗旨深入军心，部队被打散后还能重新聚集起来，甚至一个不落地跑回来。罗荣桓元帅在回忆井冈山斗争的文章中，就讲过这么一个例子：“毛泽东同志曾率领31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28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大家都以为他当了逃兵，谁知等部队回到井冈山，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①如果哪个企业、哪个组织能有当年红军一样的凝聚力，不用说，它肯定会“基业长青”。

　　解放军的建军历史充分说明了，志同，才能道合；心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要想巩固组织，凝聚军心，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一个明确的宗旨，并使之深入人心。

　　通常来说，企业留人一般都用待遇留人的办法，但只要竞争对手开出的薪酬更高，给出的待遇更优厚，就足以挖你的墙脚；靠情感留人，但情感不断变化；靠事业留人，有些员工会觉得与其跟老板干，不如自己创一番事业。总而言之，上述留人的办法总是有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相较之下，毛泽东显然“技高一筹”，他是把众人聚集到“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旗之下，共同为这个大目标去奋斗。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思维方法，有不同的行为习惯，难免各打各的小算盘。假如人心不齐，努力方向不一致，是注定要吃败仗的。所以。企业同样要确定一个共同目标，明确一个宗旨和价值观。

　　曾先后在四通、华为担任过高层领导的李玉琢，在《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与冲突》一书中，结合四通公司的发展演变，谈到自己的感悟：“‘做中国的IBM’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干一番事业’曾将无数人才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四通的旗帜下，人们在四通宏伟目标的激励下，充满了创业的热情，几乎没有谁计较过什么。”然而，到了90年代初，四通公司第二代领导人为了配合股份制改造，开始提倡“打工意识”，甚至在公司内部组织了关于“打工意识”的大辩论，将员工们的思想搞乱了。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四通是大家的，为四通的成绩而骄傲，也为四通的困难着急。”而提倡“打工意识”后，大多数员工对四通变得漠不关心，失落与失望成为伴随四通没落的普遍情绪。

　　四通公司后来的败落，固然有经营决策失误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企业缺少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宗旨，或者员工没有真正完全认同公司的宗旨。在缺乏精神纽带的情况下，企业只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有人用更多的利益做诱饵时，组织很容易土崩瓦解。

　　共同的理念与信仰是企业与员工间的粘合剂。只有以共同的事业为纽带，以美好的愿景来感召，才能将员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如果只以金钱为媒介，员工与企业之间的联姻不可能长久。所以，企业必须扯出“信仰杏黄旗”，把员工统摄到宗旨的大旗下。理念有多大，事业才能做多大。

　　宗旨的力量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战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两种价值观之争：为顾客服务还是为金钱服务？

向毛泽东学管理 解析毛泽东成功管理、整军治国的最大秘密

　　如果一个组织的宗旨十分明确，并得到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只是在具体方式、方法上出现了意见分歧，通常比较容易通过讨论达成一致；但如果组织的宗旨不明确，众人追求不同，各打各的小算盘，决策时自然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表面看上去，这些分歧是意见之争，或者方案之争，其实是利益之争、价值之争。

　　在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中，毛泽东也曾遇到不少重大抉择。如怎样规定军队的主要任务，怎样确定敌我友，怎样看待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利益关系，怎样处理军内外的各种矛盾，等等。

　　在此情况下，如何做出决策，并赢得广大官兵的认同与自觉执行呢？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军队各项决策的最终依据。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人民军队的宗旨真正被广大官兵接受之后，决策更容易做出，而且一旦做出了决策，全军上下都高度认同，自觉执行，哪怕这个决策对自己是非常不利的，或者想不通的，也会坚决执行。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以后，党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决策，但在当时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试想，红军和白军相互厮杀了十年，结下了血海深仇，忽然宣布改编了，在昔日敌人的指挥下战斗，要让红军官兵在思想上转过这个弯子来，确实是太难了。很多战士都想不通：“我们打了十年白狗子，怎么自己也成白狗子了？”

　　刘伯承在做思想动员时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①许多战士在换掉红五星帽徽时，一边换一边流泪，但最后还是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一决定。可以说，人民军队的宗旨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遇到的问题常常相当复杂。在此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企业宗旨，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政策“打架”也就难以避免。

　　企业宗旨虽有不同表述，但说来说去，无非是为各利益主体服务。一般企业都突出四个利益主体，即顾客、员工、股东和所在社区，有的还强调要兼顾供应商、合作者等。

　　有的企业常常将各利益主体并重，再三表明自己追求的是“多赢”。这一说法看上去似乎全面，可实际上难以实现。因为，在处理利益关系时，总会有孰轻孰重的选择，也就是应该把谁摆在第一位，主要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并列第一，也就没有了第一；大家都是“上帝”，等于没有“上帝”。

　　德鲁克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企业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创造顾客，为顾客服务。这与毛泽东关于唯一宗旨的表述不谋而合。

　　有的人认为企业就是为金钱服务的，赚钱是最终目的，其他都是骗人的。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企业家为了多赚钱，自然就会认真地为顾客服务。因此，“为人民币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企业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利润最大化”。

　　不错，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确要考虑利润，不赚钱就没法生存，但如果企业只盯着钱，一心想赚钱，忽略了顾客的需要和利益，企业就难以形成统一而明确的奋斗目标，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结果反而赚不到钱。这就好比军队就要打胜仗，而打胜仗并非军队的宗旨一样。

　　有些企业什么赚钱多、来钱快就做什么，于是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急不可待地去搞多元化。结果如何呢？决策前，好像处处是馅饼；到头来，却发现处处是陷阱。史玉柱在巨人大厦上的惨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时，他为了赚钱盲目扩张，结果导致资金链出现断裂，致使声名赫赫的巨人集团一夜之间垮掉了。

　　相反，那些有明确宗旨的企业，盯紧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做大做强，追求的是为这一领域的顾客服务，自然就不容易为送上门来的所谓“赚钱机会”所诱惑。

　　例如，任正非就在《华为公司基本法》中明确提出：“我们要以服务来定队伍建设的宗旨，以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准绳。”为此，他承诺华为永远不进入电信服务领域。

　　对于这一点，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电信服务领域是一个来钱快的领域，为什么有钱放着不赚呢？甚至华为内部人士对此也有异议。但任正非坚持自己的决定，理由是电信服务商是华为的客户，因此，华为不应该进入客户从事的领域，这是华为给自己的定位和对客户的承诺。这项决定后来被证明是明智的。

　　如果企业本着利润至上的宗旨，当自身利益与顾客利益产生矛盾时，难免做出损害顾客利益的事情来，如缺斤短两、以次充好、虚假宣传、霸王条款等等。这样做虽然一时可能占到一些便宜，却损害了顾客利益，最终必然损害到企业和管理者自己。相反，那些以服务顾客为宗旨的企业，遇到矛盾时，宁愿自己少赚些钱甚至吃点亏，也要处处维护顾客的利益。所以，他们才能真正赢得顾客的心，将事业越做越大。

　　选择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还是以为顾客服务为宗旨，这与企业家的精神境界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创业之初，难见宗旨。多数企业家是一心想赚钱，因为活下去才是硬道理。只要能赚钱，干什么，怎么干都可以。用联想公司柳传志的话说，企业家最初都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像当年毛泽东等革命者那样，一开始就以为人民服务作为价值追求，是不现实的。

　　但是，当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甚至手下人也富起来以后，促使他们继续办企业的动力不再是钱，而是使命和价值观。一些著名企业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松下幸之助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1918年开始创业，把一个只有几名员工的小厂，慢慢发展成有相当规模的松下电器公司。随着个人及其家庭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松下幸之助感到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他想，有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去经营企业？

　　１９３２年的某一天，年仅37岁的松下幸之助因参加宗教活动，被信徒的奉献精神所感动。晚上回家后，他浮想连翩。

　　他想到，信仰是丰富人心灵的神圣追求，人类生活要求精神上的心安，也要求物质上的丰富，两者互相配合。如果精神安定，但物质缺乏，维持生命就会发生困难；如果仅仅物质丰富，却缺少充实的精神生活，那就毫无生存的幸福与价值可言了。因此看来，信仰与企业经营，是同等重要，也同样神圣的。

　　想到这里，松下幸之助感到热血沸腾，他懂得了真正的使命，心情无比激动，这同以前曾有过的无数次创新时所感觉到的喜悦心情一样，是无法形容的。由此，他确立了松下电器的终极目标——生产无限多的物质，使得人类能安居乐业。

　　当年松下幸之助的困惑，今天中国许多企业家也同样遇到过。巨人集团的创立人史玉柱在凭借脑白金东山再起后，造就了一大批富翁，公司的一些高层人士春风得志，青春年少便获得巨大的财富，在公司内部一言九鼎、呼风唤雨，于是，骄傲、追求享受的思想自然滋生。彼时，别墅、高尔夫、跑车是某些高层聚会的重要话题，甚至一些基层员工，也不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工作上，而是格外关注待遇问题。

　　当一家公司的中层以至高层经理人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利益、考虑如何享受，不再为公司的生存发展而尽心尽力之时，也正是危机出现之日。对此，史玉柱有清醒的认识。于是，他引入风险机制，把员工推向市场的风口浪尖，将新设项目分拆成立公司，让它们个个接受客户的检验，靠服务好客户求得生存之地。结果，公司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几年前，张瑞敏在与记者的一次交谈中，谈到现在不少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南方一些企业家，已感觉不到办企业有什么乐趣了。他认为，这可不是好现象：国企管理者因为钱少而不干，民营企业家因为钱多也不想干了，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张瑞敏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中国真正成大事的人，要有一种觉悟，一种境界，有一种为国家、为民族、为企业员工甘愿奉献牺牲的精神。

　　松下幸之助的醒悟，史玉柱的反思，张瑞敏的感慨，是否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