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经理的岗位职责:任国桢和鲁迅先生

宋文基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中，至今还存放着一本任国桢翻译的书籍——《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本书，经过五十多年的时光，纸张已经发黄。然而，它给人们的印象却是崭新的，凡是了解这本书出版过程的人都清楚，它记录着鲁迅先生和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一页……

一九二 O 年的冬天。北京大学幽雅的校园银装素裹，古老的“重檐歇山”的屋顶上，枯干的丁香树头，结了冰的湖面，都铺盖着棉絮般的白雪，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芒，这座古老的学府显得更加秀丽和宁静。然而，在国文系的教室里，正沸腾着青春的火热，欢快的笑声不时地从门窗飞出。

一位身材瘦小、留着人字胡的中年男子，正仰着冷峻而略带苍白的面孔，用缓慢而又铿锵有力的语调在讲：“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这就是鲁迅先生在给北京大学学生讲 《中国小说史略》。学生们都愿意听鲁迅先生讲课，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过道都站满了学生。学生当中不仅有国文系的，也有其他系的。那不，穿着旧蓝布长袍的俄文系学生任国桢也兴致勃勃地坐在学生们中间，在一字一句地聆听先生的教诲，那张平时总是严峻的脸上也不时浮现出轻松的微笑。

任国桢对鲁迅先生早就十分崇敬。当时，鲁迅同封建复古派、帝国主义洋奴们战斗的小说和杂文，在《语丝》、《莽原》等刊物上几乎每星期都有新的发表，国桢都留心购阅，和同学、朋友谈读后感想，鲁迅先生深邃的思想和坚韧的革命精神，影响、熏陶着任国桢的心灵。

任国桢对于鲁迅的尊崇，不仅是因为鲁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主要是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们之间有着共通的血脉，有着共同的革命志向。

从一九二三年开始，苏联在文艺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论战，任国桢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就在俄文报刊上注意了这场论战，他不仅细心地阅读、研究登载在《烈夫》（艺术左翼战线）、《纳巴斯徒》（在前哨）杂志和《真理报》上的各派论战的文章，还细心地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翻译，准备介绍到中国，给中国的文艺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七月，任国桢从北大俄文系毕业，但他还没有离开北京，住在景山东街同德公寓八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十一月二日，任国桢将一万五千余字的论文翻译了出来，为了让人们理解的更全面一些，他又加译了一篇比前三篇的总和还要长的论文，这就是瓦勒夫松著的《普列汉诺夫与艺术问题》。任国桢在自己写的《小引》中概略地介绍了参加论战的《烈夫》、《纳巴斯徒》、《真理报》的主要艺术观点和主张，并还说：“除此三派而外，还有普列汉诺夫派的艺术问题。后来我再介绍给读者先生们。”

文章译出来了，找谁指教和校订呢？任国桢当然想到了鲁迅先生，就找鲁迅先生为之校订。鲁迅非常赞成任国桢这一工作，欣然接受了这个“额外任务”。于是，任国桢将全部译稿给了鲁迅先生，鲁迅开始为之校订，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将译稿寄还任国桢，并附加一封书信。国桢根据先生的意见，对译稿又进行了精心地修改，于四月二十七日又寄给了鲁迅，这样经过几个反复，译稿终于确定了下来。五月二十二日晚上，天空深邃，群星闪烁，任国桢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摸到了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轻轻地叩响了门上的铜片。鲁迅在南房书斋里接见了这位胸怀大志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师生在油灯下诚挚交谈，主要话题自然离不开译稿的事。鲁迅在这次谈话中得知任国桢的字叫子卿，所以，在以后的日记和去信当中都亲切地称国桢为“子卿”。

经过鲁迅热情地帮助，《苏俄的文艺论战》 这本浸透着先生和学生血汗的译著，在一九二五年八月由北新书局出版。这时，任国桢早已离开北京到东北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去了，出书的一切事宜，鲁迅都毫不犹豫地承担了下来。鲁迅还亲自为这本书写了前记：“……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论文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极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鲁迅在百忙之中为一个普通革命青年到处奔忙，而且又是那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真正表现出他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苏俄的文艺论战》出版后，鲁迅很快就在李小峰那里弄到十本，寄赠给他的朋友和同志，不久，就赠完了，鲁迅又亲自购买了四本，进行了分赠，可见鲁迅先生对任国桢的劳动是多么地重视和赞赏！ 可以说，没有鲁迅先生热情而无私的帮助，这本书是很难出版的。

《苏俄的文艺论战》初版印数为一千五百册，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又再版了一次，加印了三千册，被抢购一空，受到读者的欢迎！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还要编几本苏联名著给国内。”国桢在出生入死从事繁忙的秘密活动时，还时刻不忘译书之事，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终未如愿。然而，鲁迅先生却毅然继续做着这项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一九二八年又亲自翻译了《苏俄的文艺政策》一书，他在编校后记中明确地说：“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任国桢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

鲁迅和任国桢的情谊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加深和发展。有人把任国桢称为鲁迅的“爱徒”是确有道理的。从《鲁迅日记》中的记载来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鲁迅和任国桢通信共三十一封，其中任国桢给鲁迅的信十九封，鲁迅给任国桢的信十二封；有十二封是在北京的通信，十二封是北京和沈阳的通信，五封是北京和吉林、哈尔滨的通信，二封是在上海的通信。

任国桢离开北京后，走南闯北，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革命活动，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导师鲁迅先生，鲁迅也时刻将这位共产党人挂在心上。

鲁迅和任国桢的通信在北京是非常频繁的，而且间隔的时间很短，说明他们当时对于译书工作的讨论是非常紧张的。任国桢离京后，由于客观条件，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少了一些，但始终未见中断。任国桢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就委托胡成才亲自带给鲁迅一封信，仅隔三天，鲁迅在夜里又收到任国桢的一封信，很快就给复了信。一九二六年任国桢因参加“郭松龄倒戈反奉”活动，在哈尔滨被捕，后转押到吉林监狱，在狱中，任国桢时刻想念着尊敬的导师，在三月二十日从狱中给鲁迅寄出一封信，鲁迅很快又给写了复信。

鲁迅和任国桢的通信有几封是由楚图南同志亲手转递的。一九二八年春，鲁迅先生在上海写给任国桢一封信，楚图南转给了任国桢。信是用整张的毛边纸写的。鲁迅在信中说：我现在在上海，有些人对我围攻，满纸用一些颇不易懂的“革命”新名词吓唬人，因为他们的围攻，我想找些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述看看，从理论上加深我的认识，也好应付对我围攻的人，并更比较有把握地进行战斗。子卿学过俄文，又译过《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现在从事实际斗争工作，希望能介绍一些书给我，有些把书名告诉我就可以了，我可以有办法弄到。这封信写得很诚恳、迫切。楚图南立即同任国桢商量弄书一事，国桢说，我们要支持他。楚问有什么办法？国桢说，要找苏联同志帮忙。当时，苏联的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有一个附设的图书馆。馆长是一位在战争中受伤锯掉一条腿的残废军人，名哄替托夫。国桢找他一起商量，拟了一个书目，很快寄到上海，不久，鲁迅就翻译了几部外国文艺论著，由上海水津书店出版，其中有些书籍就是国桢同志给提供的。

不久，周恩来和罗章龙等同志在莫斯科开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归途路过哈尔滨时，楚图南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鲁迅和任国桢通信的内容，周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和重视，并指示说：如果真象鲁迅信里所讲的情况的话（指围攻鲁迅）， 这是不对的。应当团结他（指鲁迅），争取他，他对社会不满找不到正确的道路，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

一九三 O 年，鲁迅在上海居住，正巧，任国桢在这年被刘少奇同志派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学习，三月九日上午，任国桢兴冲冲地来到鲁迅寓所拜见了日夜想念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这时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任国桢也成为党的一名领导干部，经过风风雨雨的动乱、艰险之后，师生重见，怎能不感慨万分呢！

这是鲁迅和任国桢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后，任国桢时刻把先生的信件珍藏在身边，用先生的“硬骨头”精神激励自己斗争意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任国桢和鲁迅先生在文坛上的这段佳话，已整整过去半个世纪了，但是，他们在共同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伟大而真挚的文谊，却如长白山的白雪，仍是那样洁白、耀眼；如同鸭绿江的流水，仍是那般清澈、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