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员工年终总结范文:政治阴影下的法国新闻业史

政治阴影下的法国新闻业史

──从一个视角对法国新闻史的探讨

陈力丹

http://www.francebooks.info/dossier_xinwenshi1.htm
　　公元843年的凡尔登公约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个西欧大陆国家的基础，但只有法国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家，从那时起存在到当代。历史上典型的封建等级制使得法国平民与贵族之间无法沟通，而王权则正是利用这种特殊的隔阂，与平民结成同盟，削平了地方贵族的势力，使得法国在15世纪以国王集权的形式空前统一。于是社会矛盾转为王权与平民间的对抗。法国历史上总是只有两种社会力量（没有强大的第三种力量）相对抗，使得妥协很难达成，许多问题的解决除了使用政治暴力外，没有其他的选择，政治在很长的时期内是人民的热情得以奔放的导火索。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如果说英国的新闻事业史是以产业革命的发展为主线的话，那么法国的新闻事业史，特别是商业新闻媒介的发展，不得不受到政治斗争的直接制约。 　　法国王权对出版物250年的集权控制

　　法国1485年出现第一张印刷新闻纸，1488年出现手抄报纸，在当时的欧洲，法国中世纪的新闻传播是较为发达的。至今欧洲一些图书馆还藏有1554-1605年间巴黎、马赛、里昂等地的手抄报纸。在高度集权的法国封建王朝统治下，法国新闻业带有最为典型的官报一统天下的特点。

　　从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时起，法国的政治权力集中于国王一身。从1474年起，法国官方开始着手管理出版业；1537年建立出版检查制度，严格控制思想的传播。因而当定期的印刷报刊出现的时侯，一开始就处于王权高度集权的控制下。1631年1月，让.马丁和书商路易.旺多姆出版了法国第一家新闻性周刊《普通新闻》（Les Nouvelles ordinaires），但是该刊只存在了10个月。另一家于5月30日创刊的《公报》（Gazette），由于创办者泰.勒诺多（Renaudot,T）有当朝首相黎塞留的支持，获得国王路易十三的出版特许状，该刊刊头下注云：“地球上所有国王及强国的报纸。”该刊主要内容为新闻，国内政治新闻大都来自官方，例如掌玺大臣公署，有时路易十三亲自提供军事消息。勒诺多家族主持出版该刊前后达131年，直到1762年由外交部接办。这时的发行量已由最初的1200份上升到1.2万份。1780年，法国一亲官方的书商潘寇克（Panckoucke,C）买下了该刊。

　　1665年1月，在官方的支持下由议员萨洛（Sallo,D）创办了《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该刊旨在发表科学和文学报告、对作品的评价，以及对发明的评审。1672年，另一位王国的宠信维泽（Vize,D）创办《文雅信使》。这是一份开本较小、却厚达200多页的文学月刊。1724年改名《法国信使》（Mercurie de France），由外交部赞助。1786年时发行量达到1.5万份。1788年潘寇克买下该刊产权。

　　这三家官方特许的报刊（当时“报”与“刊”不分）分别在新闻、科学、文学方面垄断了法国的思想传播。18世纪的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Beaumarchais,P），曾经在他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讽刺了这种对思想的控制：“只要我的写作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别的戏园子，不谈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经过两三位检查员的审查，我可以自由地付印一切作品。我因为想利用这个可爱的自由，所以宣布，要出版一种定期刊物，我给这个刊物起的名字是《废报》”。[1]

　　然而，封建集权的特点是全权集中于国王一身，这里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国王自身有能力控制；一旦他不能实行有效控制，无形的思想就可能以各种方式，得到一定的发展空间。由于路易十四上台时年幼、路易十五的荒淫，以及王权内部的政治斗争，法国国内得以秘密或半公开地流通一些未经特许出版的报刊。

 

　　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曾为满足公众的好奇心，批准出版过一些小报，均为昙花一现。1748年，法国首家外省报纸《里昂广告报》创刊，到大革命爆发之时，法国已有外省报纸30来家。1777年元旦，法国才出现第一张日报，即由印刷商科朗塞和化学家卡德.沃创办的《巴黎日报》（Le Journal de paris）。该报虽经批准出版，但无法与《法国公报》等特许的报刊在政治新闻方面竞争，它主要是为社会生活服务。但无论如何，这表明法国新闻业已经拥有连续出版报纸的实力。　　
大革命前，法国的市场经济已初见端倪，但由于政治上的集权，在报刊业方面，较大的出版商必须依附于当权者才能生存，例如潘寇克的出版产业。 　　由于专制时期的报刊不得自由报道政治新闻，因而法国报刊在内容方面逐渐形成一种的传统，即真正的新闻报道并不发达，而用文学语言写作的时效不强的文章占主导地位。这在随后的较长年代里，尽管不断发生重大政治事件，这一报刊的特点却得到了继承。

　　1789-1881年，法国确立新闻出版自由的近百年磨难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之前，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焦点。1788年12月，国民议会宣告：报纸应享有最大的自由权。著名政治活动家米拉波伯爵（Mirabeau,H）将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译成法文广为传播，他在议会上说：“法律应赋予报纸永久之自由权。报纸若无自由权，其他法律将无效可言。”[2]马克思曾给予米拉波很高的评价，他写道：“法国革命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米拉波的永远响亮的声音直到现在还在轰鸣；他是一只狮子，你想要和人们一起叫一声‘吼得好，狮子！’，就必须亲自倾听一下这只狮子的吼声。”[3]1789年5月19日，国王路易十六不得不在自由出版报刊方面作出让步，旧制度掌握下的报刊体系顷刻瓦解。

　　在大革命爆发前的6月，国民议会（7月9日改为制宪议会）就开始讨论人权宣言中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条文（第11条），并于8月26日公布。革命中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西哀士（Sieyes,E）、拉斐德（Lafayette,M）、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M）、莱维－米尔普瓦斯公爵、罗什福科尔公爵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条文。议会经过辩论，润饰几处文字，最后采纳了较为全面的罗什福科尔公爵的条文：“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只要他对滥用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这种自由负责。”[4]

　　然而，写入宪法性文件并没有保障法国获得新闻出版自由。由于法国总是处于两种政治力量绝对对立的的环境中，人们热衷于政治斗争，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政变之后，在工业革命的催动下，法国的新闻出版自由才最后得以确立。

　　这里需要重点分析最早实践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期（1789-1799）。这是政治激荡的时期。这期间共出版报刊1350种。初期，各个派别，包括极左派和保皇派的报刊都可以自由出版。1791年8月22日，制宪议会通过新闻责任法，对滥用出版自由作出规定。至此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很快就被一系列的政治权力的变更打破。

 　　1792年9月吉伦特派替代斐扬派掌握政权，保皇派的报刊被取缔。1793年6月雅各宾派替代吉伦特派掌握政权，开始恐怖统治。该派主要领导人在言论上主张无限制的出版自由，但实际行动完全是另一回事。8月，公布监护者法令，民间街头报纸要么封闭，要么成为雅各宾派的喉舌。当时各种报纸依然很多，但是只有一个声音，因为取缔了所有非雅各宾派的报刊。8月25日，《巴黎新闻》的迪罗苏瓦被推上断头台，这是革命法庭处死的第一个职业记者。10月，吉伦特派领袖、《法国爱国者》报（Le Patriote francais）的创办人布里索（Brissot,J）等一批吉伦特派领导人被推上断头台。此后这类事情不断，雅各宾左翼报纸《杜申老头》（Le Pere Duchesne）主编阿贝尔（Hebert,J），也因与罗伯斯比尔政见分歧被推上断头台。1793年9月，国民公会颁布“嫌疑律”，凡“其行动或联系、言论或著作表现为拥护暴政”者，都可任意加以逮捕。[5] 1794年6月，救国委员会（当时实际上的权力机构）提出“牧月法令”，以“内心确信”作为确认“人民之敌”的依据，而“人民之敌”的适用范围包括“传播假新闻的人”、“通过叛乱性文字迷惑舆论的人”，刑惩只有一种──死刑。[6]

 在当时的环境氛围氛中，作为执法标准的实际上是随意性很强的社会评价。作为无套裤汉代表的革命报刊，其语言的粗俗，有时是难以入目的，例如《杜申老头》对路易十六的王后安东奈特的描写：“这只奥地利母大虫到处被人们看作法国最无耻的婊子。人们公开指责她在烂泥中与仆人滚在一起，很难指明创造了那些出自她那皱褶重重的肚子的畸形、驼背、患坏疽病的早产儿的是哪一位粗汉。”[7]

1794年7月底，雅各宾政权被热月党人推翻，虽然结束了恐怖统治，但是为压制反对派仍然在新闻出版方面实行高压政策，津贴拥护政府的报刊。1797-1799年间，被热月党政权前后取缔的报刊共有97家，督政府于1799年9月重新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开征出版物印花税。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取消新闻出版自由，巴黎的政治性报刊还增加了一些，共有73家。　　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雅各宾政权理论和实践的巨大矛盾。它在1793年通过了一部最为革命的宪法，宪法第122条规定实行无限制的出版自由。马克思就此指出：“一方面‘无限制的出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122条）作为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后果得到保证，一方面出版自由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出版自由一旦危及公共自由，就应取缔’（小罗伯斯比尔语）。换句话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它一旦和自己的目的即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须被抛弃，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8]

　　马克思是从社会集团利益角度进行的分析。后来许多学者从另一角度进行过分析，其中英国者学穆勒（Mill,J.S.）在其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中谈得较为深刻。他指出，问题在于“多数的暴虐”。从逻辑上讲，大革命实行了多数人的统治，而一旦这种“多数”的意志僵化为一种教条、变成处罚其他人的依据，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思想恐怖，“因此，仅只防御官府的暴虐还不够；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对于社会要借行政处罚以外的办法来把它自己的观念和行事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所见不同的人，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话，阻止这种个性的形成，从而迫使一切人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来剪裁他们自己的这种趋势──对于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御。”[9]

　　下面是大革命后不断的政局变动及其新闻政策的基本情况，大革命时期形成的新闻政策政治化而不是法治化的传统，反复再现：

　　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1799-1814）。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政变，成为第一执政（以后变成终身第一执政、帝国皇帝）。他于1800年1月颁布法令，一下子取缔了60家报刊，并规定巴黎只准保留13家，重新建立出版许可制。至此，大革命的取得的新闻出版自由，从法律上被完全否定，退回到了封建王朝时期。1805年起，各报编辑部内设立新闻检查官。1810年8月政府又作出规定，每省只准出版一种报纸（1807年大查封之后外省还有报纸170家）。1811年时巴黎只剩下4家报纸，全部被收归国有。

　　拿破仑新闻政策的出发点，如他1805年所说：“大革命的时代业已终结。在法国，只能存在独一无二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朕利益的事情来。”因此，在报道新闻方面他主张：“每当传来一个对政府不利的消息时，那么直至它在为众人所周知、人们信而不谈之前，切莫将这一消息公布于众。”[10]

　　波旁复辟王朝时期（1814-1830）。拿破仑失败以后，波旁王朝复辟，路易十八于1814年5月保证尊重新闻出版自由，但是1814年10月的法令又借口整顿自由的秩序，继续维持出版特许制和印花税制度。由于处罚程度较过去轻，少量政治性报刊试探着出版。1815年3-6月拿破仑百日复辟时期，法国的新闻出版一度完全自由。

 

　　1819年3-6月，较为开明的司法大臣塞尔在法国新闻史上第一尝试制定新闻法，该法废除了预审制，报刊案件交陪审团审理。但是该法只存在了三个月便被他的继任者维莱尔废除。1820年以后历任内阁对新闻出版的管制愈加严厉。1830年7月，由于首相波林尼雅克公爵（Polignac,A）颁布法律，废除所有报纸的发行权，实行新闻检查制，由此引发七月革命，复辟的波旁王朝长系被推翻。

 

 

　　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七月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波旁王朝幼系政权。鉴于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对新闻界的迫害，因而新政权不得不宣布取消一切新闻检查，减少了出版保证金，新闻出版获得了相对自由。1835年发生刺杀国王的事件之后，当局再次加紧对报刊的管制，保证金增加了一倍，对报刊政治漫画实行预审制。总的说，七月王朝时期的新闻政策相对宽松，但离法治化的新闻出版自由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连年经济危机和政府的腐败，1848年爆发二月的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许多报刊揭露基佐内阁的丑闻，从而点燃了二月革命的导火索。1848年3月的法令规定，废除印花税和保证金，报刊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几天内巴黎一下子出现了450家新创办的报刊。但是，这年工人发动的六月起义失败后，7－8月政府公布的两项法令又恢复了保证金和对报刊连载文学作品的印花税。1848年11月的新宪法名义上规定了人民的出版自由，马克思当时就分析说：“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11]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1-1870）。1851年12月，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他立即恢复叔父的做法，只允许巴黎保留11家报纸的发行权，在外省则对“红色”报纸进行讨伐。从这年的最后一天起，新闻犯罪被视为刑事罪而不再由轻罪法庭审理。1852年2月的法令，完全恢复对报刊的新闻检查制度，并且政府有权在报纸上发表官方公告。1860年以后，波拿巴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有所放松。1868年在无法控制局势的情况下被迫于5月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但经济上对报刊的各项制约没有废除。即使如此，仍有大量新报刊涌现。第二帝国后期，法国新出现的两家报纸，即《费加罗报》（Le Figaro,1860年改为日报）和《时报》（Le Temps,1861年创办）多少在欧洲取得一些社会影响。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1870-1881）。第二帝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垮台，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建立共和国，新闻出版自由立即完全恢复，尽管战争仍在继续，许多报刊得以自由出版，自由发表言论。

　　1871年1月普法停战后，资产阶级的政府于3月以戒严令为依据查封6家革命报纸。随后在法国形成巴黎公社和在凡尔赛的梯也尔（Thiers,A）政府两个政权。巴黎公社在成立第三天便宣布，除了波拿巴派的报刊外，保证各党派的出版自由。公社初期各种派别的报纸都允许存在，后来查封了约30家梯也尔方面的报纸。公社的报纸每天公布公社的会议记录（军事内容除外）。马克思写道：“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12]但是在公社后期的危机时刻，多数派（布朗基派）“要求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专制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权手中”，于是连公社的主要报纸、蒲鲁东派的《公社报》竟被自己的政权查封。在凡尔赛，资产阶级政府禁止发行任何新报刊，重新对报刊征税；查禁所有从巴黎流出的报纸，不论其倾向如何，一律当众销毁。随后在“五月流血周”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公社，数万起义者被杀害，包括许多公社各派的新闻记者。

　　公社失败后，法国的报刊再次被置于历届保守派政府的控制下，计有28家日报被查封、20家日报停刊、173家报纸不准公开在街市发行。1877年5月，总统麦克马洪（Mac-Mahon,M）企图建立军事独裁，启用保皇派布洛利公爵（Broglie,A）组阁。布氏对共和派报刊进行了空前的压制，几个星期内的报刊诉讼案达到2000多件。在法国新闻史上，这是最后一次政府全面控制报刊的尝试。

　　在随后的大选中，共和派获胜，从1878年起制定新闻法。经过议会的多次辩论，“法国新闻自由法”终于在1881年7月29日通过。该法取代了过去的42项法令的约300多个条款，宣布了较为彻底的新闻出版自由，并且实际上剥夺了政府当局对报业实行监督、施加压力的一切手段，授予报刊企业较多的活动权利。至此，法国的新闻出版自由政策最终确立。恩格斯就此写道：“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君主政体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13]

　　法国近百年内的不断政局变动，与其整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是有内在联系的。各个政权的新闻政策（包括巴黎公社），为什么总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发生严重矛盾，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而不得解决，这是一个需要另文探讨的话题，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1881年至20世纪80年代：笼罩新闻业的政治阴影缓慢淡化的百年

 

　　从法国新闻政策演变的历史看，1881年标志着新闻业进入了较为稳定的出版自由的时期。但是18-19世纪的百年政治斗争传统，依然需要下一个百年来逐渐消解，

因而其后法国新闻业的发展，多少还是处于这种传统的阴影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实行战时新闻检查的表现形式、1944年光复后法国新政府禁止所有在敌占区出版15天以上的报刊的禁令的特征、1959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对新闻业实行明显控制的政策等等。尽管都有具体的情况和背景，但多少都是法国以往政治传统的影子。

　　其中产生关键作用的是1944年关于新闻的法令，它导致了法国新闻业长期落后于英、美、日、西德等其他发达国家。而1958年戴高乐重新当政后一度实施新闻检查和出现没收、查封报纸的事件，以及第二年第五共和国宪法关于国家元首认为必要时对报业可采取任何行动的规定（这使得总统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则是最后一次法国历史上政治传统在新闻政策方面的回光反照。

　　鉴于这种情况，法国新闻业在第二个百年中呈现如下特点：

　　法国报纸长期以来以不同的形式将政治性与商业性畸形地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法国经济上则早已是较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由于政治传统的影响和许多具体政策的干预，1881年后，多数法国的大众媒介虽然没有什么法律不允许它们的自由创办和自由发表意见，但经济上依附于某一政治势力的传统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政治性报刊占据较重要地位的现象也没有很快发生转变，而这是新闻出版自由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因而，法国商业性报刊虽然早在王权时期就有萌芽，并且在欧洲大陆最早出现廉价大众报纸（1836年），但其发展长期处于政治性报刊的夹缝中。也正是由于法国不断的政治变动，以及法国所处的西欧大陆中心的位置，巴黎成为政治、社会新闻的集散地，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法国的广播电视台出现得也不晚，但是管理体制却因政治的频繁变动和以往政治传统的影响而长期由政府直接控制。

　　法国的报纸中，只有两家报纸自大革命持续出版到二战，第一家是1789年由正统王朝时期的书商潘寇克创办的《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自1799年该报成为拿破仑一世的机关报以后，始终是当朝政府的机关报。1869年该报改名《帝国官方日报》（Journal officiel de ……），以后报纸名称的变化，只是改动定语，例如第三共和国时期，就叫《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日报》，主语“官方日报”不动。而且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公社政府和凡尔赛政府同时出版同一名称的官方报纸，只是内容不同。即使在德国法西斯1840年占领巴黎时，该报仍然作为统治当局的机关报出版。1944年最后停刊。

　　第二家是民营的《辩论日报》（Le Journal des Debats），1789年由三位地区的议员创办，后来虽然更换了多任老板，政治立场始终是保守的或温和的，依附于当朝政府，得以在政治风云变化中存在到1944年，只在第一帝国时期一度被拿破仑一世收归国有并改名。

　　19世纪法国不断地发生政局变动，政治性报刊新闻业发展中自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存在时间均较短。只是在第三共和国前期，由于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欧洲的政治、社会事件，客观上为报刊提供了丰富的消息来源，吸引着众多的公众，无形中刺激了大众报业的发展。形成法国五大大众报纸（小报、小巴黎人报、晨报、日报、回声报）。这些报纸虽然以社会新闻为主，依然或多或少带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商业报刊依附于某一政党，这在法国自第三共和国至第五共和国，存在了很长时间。一般被视为法国代表性的商业性“高级报纸”，例如《辩论日报》、《时报》、《费加罗报》等，政治观点也较明显，通常温和偏右。

　　而法国这一时期的政党报刊，亦受到报刊大众化的影响，开本以小型为主，有的干脆以“小”字打头，例如《正义报》、《小共和国报》、《小马赛曲报》等等。

　　政党报刊与商业报刊的相互影响中，政党报刊早期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使得报刊企业化水平普遍低，管理不善；为争取公众又只能以较低的报价出售，因而多数报刊需要外部津贴才能维持。通讯社也是这样，法国最大的通讯社哈瓦斯社在经营上需要较大的资金，由于政府给予大量经济补助，因而实际上成为半官方通讯社。1938年7月起，法国外交部开始全部承担该社新闻业务的巨额亏损，实际上该社国有化了。  

　　法国新闻业受贿成风。法国政府自1881年起，每年都有专项的资金用于秘密津贴报刊（一次大战期间除外），这其实是过去新闻业政治化的变相继续。同时，外国政府和政治集团对法国报刊的贿赂也是巨大的。法国政府和各政治势力津贴新闻业的制度或习惯，给法国新闻业带来一种毁灭性的积习。例如1904-1908年俄国向法国贷款期间，几乎所有法国报刊都收到一份数额不小的俄国提供的广告资金，结果法国报刊对俄国的腐败政治和落后经济保持沉默。二战前夕，德国每年使用2400万马克对法国报刊高价行贿，1939-40年这方面的费用高达1亿马克。方法包括在报纸上大量刊登德国广告、定期款待亲德的法国记者、付费刊登法德友谊的文章，直至直接收买报刊。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西班牙佛朗哥独裁政府都曾花费巨额资金贿赂法国报刊。

　　1939年，法国政府曾禁止任何法国报刊受贿，并将接受德国贿赂的《时报》采访部主任、《费加罗报》经理（这两人分别受贿100万法郎和350万法郎）等人送上军事法庭。但是法国报业和通讯社的这种积习太深，当德国入侵法国之际，有的法国新闻史学者写道：“此间倒闭的报纸寥寥无几，整个新闻界对这场‘奇怪的战争’漠不关心，麻木不仁。”[14]

　　新闻业企业集团难以形成，规模小。由于法国新闻业长期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各报与众多的政治、经济势力有难以割断的联系，不断得到它们的资助，报刊本身难以形成行业方面的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大众报刊的发展相对缓慢、外省报刊逐渐发展而对巴黎报刊的向外扩展实行抵制。于是，法国形成现代报团比英国、美国晚得多，比德国也晚，而且规模也小。

　　其实，法国很早就有了报团的萌芽。正统王朝末期的潘寇克家族，可算是法国萌芽状态的“报团”，当时他们拥有《法国公报》、《文雅信使》、《总汇通报》等法国的主要报纸和杂志。廉价大众报纸的首创者日拉丹在19世纪中期也曾同时拥有几家报刊。但是这些萌芽性质的报团或被政治变动冲掉了（例如潘寇克），或因报业主追求政治目的而自行消失（例如日拉丹）。一般认为，法国的现代报团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而这比英、美、德等国晚了近半个世纪。

　　决定现在法国新闻业基本格局的1944年的法令。这是法国过去的政治传统在第二个百年中最大的一次重现。二战后，许多西方国家的新闻业都存在着在新闻界清除法西斯影响的问题，但因这个政治原因而自行宣布禁止（而不是改造）几乎所有原来的新闻媒介的存在，只有法国。

　　根据1944年的法令，法国战前的报刊中仅有七家报刊（巴黎5家，外省2家）可以继续存在，其中《费加罗报》是唯一创办于上个世纪的报纸。战时秘密发行的众多反法西斯报刊纷纷接收敌伪报刊，公开出版。这样，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4－1958）的新闻业格局，以二战中的反法西斯的秘密报纸为主体，巴黎形成新的所谓“四大报纸”，即《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原抗法西斯的《法国防卫报》）、《费加罗报》、《解放了的巴黎人报》（Le Parisien Libere）、《震旦报》（L‘Aurore），只有《费加罗报》是老报纸。一位法国新闻学者认为：“过了30多年以后再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当时这种一切重新开始的做法终究蔽大于利。……报刊和读者双方都停步不前。本来就已经落后的状况更严重了，旧有的误会更加深了，以至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强烈的失败感。”[15]

　　根据1944年的法令，曾经是世界性通讯社的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哈瓦斯社，存在了一百多年后宣布停办，三个反法西斯通讯社（伦敦的法国独立社、阿尔及尔的法非社、沦陷区的自由社和新闻资料社）合并，组建新的法国新闻社（AFP），社址在原哈瓦斯社。由于当时的法国报纸无力承担联合经营通讯社的费用，于是作为过渡，暂时规定法新社是接受政府补助的企业，社长由政府任命。后来这个做法有所改变，但通讯社与政府的传统联系保持了下来。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法新社的经营长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因而经济状况在西方四大通讯社中经常排在末位。

　　根据1945年3月的政府行政命令，法国取消了战前存在的民营广播电台。同年11月成立法国广播电视局（RTF），该局直属政府新闻部，作为临时性公共事业机构领导法国境内的所有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经理由总理任命，经费来自收音机和电视机

执照费，以及国家财政的资助。这种体制并非英国式的社会化的广电“公营”，而是“国营”。法国维持国营广播电视体制一直到1964年，才成立法国广播电视公司（ORTF）以替代RTF。该公司形式上作为一家公营企业运作，管理委员会的一半成员由政府任命，另一半由受众代表、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公司工作人员代表组成，经理由总理任命。尽管形式上有些像英国的BBC，但以往的政府控制的传统依旧，政府对其的控制程度比英国大得多。该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机构，工作人员1.2万人，却只有650名记者。由于公司经营不善，1974年，议会通过法令，将ORTF划分为七个公营的小公司，实行所谓“国家垄断下的分工与竞争”。1984年建立统管各公营电视台的法国公共电视公司。

　　1944年法国报刊格局的变化，还造成一种意料不到的后果，即巴黎的日报失去了以往在全国的主导地位。原因在于：１，尽管新报纸相对廉洁并热衷于改造社会（这本身又是报纸政治化的传统），但它们缺少经验，质量不高，传统的巴黎读者难以接受，只有继承老报传统的几家报纸得以维持和发展。２，全国通讯网的恢复缓慢，巴黎的报纸很晚才流布到外省，而不熟悉新面孔的外省读者已经订阅了地方报纸，地方报纸更能够向他们提供最感兴趣的地方新闻，对巴黎的报纸则敬而远之。３，战后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外省已能够与巴黎一样同时接收消息，不再像过去那样晚于巴黎一天时间，外省掌握的传播技术比巴黎还要先进些，外省人对首都的自卑感逐渐消失。４，巴黎的日报既不屑于作为巴黎地方的报纸，又不能很好地适应外省读者的需要。光复以来各日报的社长基本没有变动，直到年龄老化退休，报纸自身的改进很少。因此造成一种奇特的现象，即战前全国1100万份的总发行量中，巴黎占700多万份；而战后的50年代，报纸总发行量回落到1100万份时，巴黎的报纸只占400万份。到80年代，外省仍保持在700万左右，而巴黎只剩下200多万，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读者是巴黎居民。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已不在巴黎，而是《法兰西西部报》（Ouest-France）。至今这种局面似乎无法改观。

　　本来二战后的形势给予了法国新闻业赶上其他发达国家的机遇，然而在传统政治阴影的笼罩下，法国的政治家们为新闻业选择了一种倒退的政策。尽管法国战后重新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1944年的法令造成了新闻业一定程度地与市场经济脱节；各政党重新直接、间接地控制着各种媒介，也使得法国新闻业从商业媒介政治化向的完全市场化的转变，必须重新开始。一个国家政治传统的延续性是多么顽强，这里可见一斑。

　　20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新闻业逐渐完全市场化

　　法国战后初期，政党新闻业较为发达；随着世界性市场经济向发达国家新闻业的全面拓展，法国政党与新闻业的直接关系逐渐萎缩，政府直接控制广播电视的状况逐渐改变。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这个过程直到80年代才较为明显化，呈现以下新情况：

　　１.商业报纸已经走出了与政治派别联姻的传统，进入较完全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政党报刊，诸如共产党、社会党的机关报明显衰落，在社会上的影响变得很微小；政党实际上分别控制公营广播电视台的情况不复存在。

　　二战结束后的“四大报纸”中，《法兰西晚报》影响已不如当年，《震旦报》于1985年被埃尔桑报团合并于《费加罗报》。法国历史上有过大众报纸的有限发展时期，但是战后的新闻政策使得法国没有出现类似英、美那样的高级报纸群和大众报纸群。目前法国报纸中，《费加罗报》和《世界报》（Le Monde,1944年创办）可以对外作为法国报纸的代表（高级报纸）；《法兰西晚报》和《巴黎人报》可算是大众报纸的代表。

　　２.广播电视从80年代起已经形成公营、民营并行和竞争的局面。目前法国的广播电台中，公营台的影响是主要的，公营台的总收听率为占近八成，最大的民营台卢森堡电台的收听率为近二成，居第二位。法国电视台中，民营台占据份额最大。其中最大民营电视台（电视一台）、公营的电视二台和三台，市场份额分别为：一台38％；二台23.5％；三台18％。同时，法国的民营卫星电视不仅在国内具有很大影响，而且也拥有最多的欧洲大陆的观众。  

　　３.战后初期限制媒介集团发展的政策，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打破，较大的媒介集团开始出现。但在已经落后的状况下，要在发达国家中占据较多份额已不大可能了。现在法国的综合媒介集团尚处于萌芽状态，印刷媒介集团向电子媒介渗透不多，规模较小，在世界上排不上名次。80年代以后，法国形成几个较大的电子媒介集团，由于印刷媒介的市场已经被原有的报团占领，新的电子媒介集团较少介入印刷媒介。这种状况本身说明法国的媒介业尚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几经竞争，现在法国在世界上多少占有地位的主要电子媒介集团有以下几家：

　　哈瓦斯公司（Havas），法国最大的媒介集团公司。这是80年代初建立的一家公私合营的大型电子媒介公司，国家股份占较大比例。1997年3月起，成为法国最大的民营卫星电视台“新频道”的头号股东，法国其他主要的电子媒介中，它大多占有一定股份。1996年该公司收入88亿美元，获利2.22亿，在世界综合性媒介公司中居第6位。

　　新频道电视台公司（Canal+），法国第二个大型电子媒介集团公司，民营。建立于1984年11月，初期是经营地面有线电视，1992年开始播出卫星电视节目，接着又于1996年4月在法国率先播出卫星数字电视。同时，它向德国、波兰和南欧、非洲，以及南美洲的智利发展，建立了一系列属于新频道的电视台。1996年该台收入20.3亿美元，获利1.33亿，在世界居第30位。

　　法国电视一台公司（TF1），法国第三个大型电子媒介集团。作为一个民营的电子媒介集团，它始建于1987年布依格建筑公司收购公营的法国电视一台。初期只是经营电视一台，现在法国和欧洲的许多电子媒介中占有股份。1996年收入18亿美元，获利1.33亿，在世界居第33位。

　　法国自来水公司视听分公司，法国第四个大型电子媒介公司，它占有许多新建立的电子媒介的股份，特别在新频道公司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该分公司1996年的收入12亿美元，在世界居第39位。

　　几经竞争和变化，法国现在的主要报团或出版集团是：

　　埃尔桑报团（Hersant）。法国最大的印刷媒介集团，创办人罗.埃尔桑。他于1950年开始其新闻工作生涯，1957年起购买一系列报纸，1975年从普罗沃斯特手中购得《费加罗报》，第二年又从阿歇特集团那里买走了《法兰西晚报》，1978年控制了《震旦报》。至今拥有报纸十几家、杂志二十多种、一家广告公司、一家广播电台等媒介。法国日报的24％的发行量属于该报团。

　　阿歇特新闻出版集团（Hachette）。法国第二个大型印刷媒介集团，也是法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创办人路易.阿歇特。1926年他从办书店和兼营出版图书开始了阿氏家族的事业，目前该集团是由五家大公司参股的联合集团。阿氏占主要股份的联合发行公司相当程度上垄断了法国主要报刊的发行业务，营业额占这个集团公司的35％。1975-1976年将拥有的日报转让其他报团，主要经营杂志和书籍。该集团出版众多的书籍、经营107种杂志（其中62种在国外出版），在一些电子媒介中也有股份，还承担部分电视节目和广告的制作业务。

　　阿莫里报团（Amaury）。埃米利安.阿莫里曾任哈瓦斯通讯社长，1944年与人合作创办《解放了的巴黎人报》，从而以该报为中心形成一个报团。阿氏1977年逝世后，该报团一度衰落。在菲利普.阿莫里的主持下，《巴黎人报》注重反映工薪阶层呼声，在《法兰西晚报》衰退的背景下，《巴黎人报》地位得到巩固。该报团还拥有巴黎体育报《队报》（L‘Equrpe）等主要报纸。

　　法国新闻业终于在80年代以后完全融入世界性市场经济，这是大势所趋。如何评价这种形势，从民族意识和道德意识方面可能会有许多话要说，例如法国政府为纯洁美妙的法语而发布拒绝美式语言流入法国的规定，但是从世界性市场经济拓展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话也许道出了某种规律性现象：“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6]这里的“文学”(die Literatur)是广义，包括新闻作品在内。  

　　对比与思考

　　西方国家新闻业的发展，大体都经历了早期的王权官报时期、随后或长或短的政党报刊（后来包括广播电视等媒介）时期。随着党报的衰落，最后进入大众传播的市场化阶段。各国的具体情况很不一样，但是都以各种方式呈现出类似的三个阶段。并非有人事先设计，而是基于世界性市场经济发展。

　　王权时期以严格控制信息的流通来保障政权的稳固，而一旦市场经济的发展冲破禁锢，瓦解并摧毁了封建政权，自由发表意见的新环境最初造成的并不是信息流通的市场化，而是信息自由流通的政治化，因为人们需要对未来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和一系列具体问题作用方向性选择，政党的多元和信息流通以政治性为主是很正常的。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宗教、习俗和观念形态等等的传统，会相当顽强地制约着这个时期的长短、表现形式的激烈或温和。

　　英国各种政治力量一向有妥协的传统，使得该国新闻业从党报时期向新闻业市场化的转变呈现为缓慢的渐变，很少激烈的举动，因而媒介发展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美国由于基本没有历史的传统，因而党报时期显现得十分明显而短促，一旦确定了政治体制的大致方向，人们没有历史的包袱，考虑其他的种种习俗或观念的制约，政治热情很快投入发展经济，政党报刊迅速衰落，新闻业随即转向市场化，并且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法国的历史总是处于两种力量绝对对立的较量中，没有妥协的传统，人们热衷于投入战斗；加上启蒙学者卢梭（Rousseau,J）的道德论和“众意”服从“公意”的理论广泛传播而形成的观念形态的传统，法国的党报时期相当长久，从党报时期向媒介市场化的转变过程十分漫长。即使在法律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的第二个百年内，政党和政府仍以一定的市场化形式，继续长久地直接控制部分大众传播媒介，在整体大众媒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直到信息社会不可阻挡地推向全世界的80年代，政党和政府主控媒介的现象才基本消失（同一时期意大利也出现类似情况）。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从党报时期走向新闻业的市场化是必然趋势。法国80年代以来新闻业的发展说明，一旦从党报时期较为完全地转向新闻业的市场化，其新闻业立即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在电子媒介、通讯卫星和媒介数字化方面较为迅速地占据地盘，媒介企业集团也在不长的时间里较快地膨胀，新闻传播市场从国内走向欧洲。法国历史政治化发展的传统，阻碍了本国新闻业的发展，即使在新闻出版自由已经得到法律保障的条件下，还得用第二个百年时间来过渡，历经曲折，缓慢地从政治化转向市场化，但最终还是从政治化历史的传统阴影中走了出来。然而，法国新闻业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二百年中有多少新闻业发展的机遇错过了，特别在印刷媒介方面，可能永远失去了世界领先的地位；报团形成晚且规模小，失去了在世界领域竞争的机会，目前综合性媒介集团的形成尚需时间。

　　引文：
[1]阿贝尔、泰鲁《世界新闻简史》第17-18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中文版。
[2]李瞻《世界新闻史》第276页，三民书局1983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4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文版。
[4]王德禄、蒋世和编《人权宣言》第15页，求是出版社1989年版。
[5]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第16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第237、264-2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7]同上，第228页。
[8]同[3]，第440页。
[9]约翰.密尔（穆勒）《论自由》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
[10]同[1]，第3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58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中文版。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36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中文版。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17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
[14]同[1]，第123-124页。
[15]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第115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7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