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汽金融个人还款查询:Google杀掉了常识？

Google杀掉了常识？

◎苗炜

7年前，在伯明翰，看莱德杯高尔夫球比赛，大家都坐大巴到球场，散场的时候，再排队等大巴，1万多人排队，秩序很好。陪同我们看球的是一个赌博公司的高管，他忽然提议：我们来互相问问题吧，你问我一个你知道答案而你又认为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我问你一个我知道答案而我认为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完全晕了，经过翻译再三解释，我算明白过来，他要大家玩一个常识测验，这位英国绅士双手抱在胸前：“你先问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英国人对常识的热爱，后来知道，英国酒吧、餐厅等场合经常能看到测验问卷。英国人对知识测验(Quiz)的热爱是一项文化传统，全英国目前流行的测验门类大概有2000多种，涵盖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的大多数“常识”。

　　“二战”期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日如年，他每天要面对的三个问题是“你的姓名、军衔、战俘编号”，除此之外，再没人多问他什么。“二战”之后，他成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为了报复那段只能回答三个问题的日子，他开创了一个名叫“Mastermind”的测验节目，把英国人流行的“测验”变成了一场秀。1972年，第一场比赛在利物浦大学举行，BBC管理人员认为，这个节目太过“高眉”，安排在深夜播出，但结果收视率惊人。最近几年，这个“常识测验”节目受到“谁能成为百万富翁”、“最薄弱的一环”等问答游戏的冲击，但依然保持本色——没有奖金，4人或5人对决，回答问题得分最多者获胜。2006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程序员，他获胜轮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世界杯历史的。2005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律师，他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小说《飘》的。曾经有一位伦敦出租车司机获得过“Mastermind”的冠军，他随即成为电视明星，他决赛轮的问题是关于伦敦著名景点伦敦塔的。

　　最近，这个“高眉”的电视节目卷入一场有趣的对抗，一位冠军选手连同几个参赛选手面对同样人数的一个“黑莓小组”，前者凭借头脑，后者可以用黑莓手机上网Google，回答同样的“常识问题”。结果是，“黑莓小组”输掉了。其中一个成员不解地问：“他们怎么能赢呢？他们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随口一说，但也可以被拿来当做骂年轻人愚蠢的证据——他们似乎不知道，有许多事情就是凭借脑子做到的。

　　一年前，美国科学作家尼可拉斯·卡尔提出问题：搜索引擎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他在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说：“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思考了，尤其是在阅读的时候。从前，全身心地融入一本书或长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这位作家说网络上的信息让他烦躁，注意力很难集中。爱因斯坦曾经对读书有过这样一个建议：“别费神去记那些你能查找到的东西，把脑子留出来从事创造性的思考。”但是，尼可拉斯·卡尔并没停留在阅读与信息这些问题上，他认为，机器既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就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尼采在使用打字机之后，写作风格就从雄文变成格言了。

　　据说，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之后，好多制表匠就不再做手表了，因为时间被重新定义了。人们或许真的不再需要手表，但对其他机器的依赖更严重了。斯宾塞家，就是戴安娜王妃的娘家，有个姑娘最近闹了个笑话，她要去伦敦的斯坦福桥看一场切尔西队的比赛，上了出租车，司机拉着她就去了约克郡的斯坦福桥，150英里之外，开了两个多小时，斯宾塞家的姑娘居然没有发现，她当然错过了切尔西队的比赛。这个逸闻被认为是人们过度依赖GPS导航、过度依赖机器的愚蠢行为。有个英国人在网络上留言：我10岁的时候，乘大巴车去伦敦，经过约克郡的斯坦福桥的时候，我问我爸，切尔西队就在这里比赛吗？全车的人哄堂大笑，这让我感觉到耻辱，但也是我地理常识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发奋学习地理。

　　布莱恩·卡思卡特(Brian Cathcart)，英国金斯顿大学(不是加拿大的金斯顿)的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地理问题：在今天能轻松搜索的年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教给孩子们，哥伦比亚的首都在哪里？英国教师协会负责小学教育的主任大卫·范恩(David Fann)先生明确地回答：“孩子们不必学习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首都都在哪里，法国首都是巴黎，这个要学习，但哥伦比亚首都是哪里没有学习的必要。孩子们要学的是怎么使用地图。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在教授那些基础知识的课程，现在更需要发展技能培训的课程。现在入学的这些小孩子，可能在2024年才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那时候的科技是什么样子很难预料，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电脑，都会使用互联网，我们要教会他们更好地使用这些工具。”

　　1997年曾经获得“Mastermind”冠军的安娜·阿什赫斯特现在已经70岁了，她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很小就接受教育，真的教育，学校里可不让我们玩。家庭作业经常要写读书报告，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常识考试’。现在的孩子们学的都是怎么通过考试，这真是羞耻。”另一个“测验高手”加斯科因则认为：“现代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更好了，比如教育孩子们去思考，但学生们要系统地学习常识就发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本增刊名叫《智识生活》，布莱恩·卡思卡特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三个常识问题：哪一位哲学家在1781年完成了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哪位作曲家于1905年在伊斯特本住过，带着他怀孕的侍女，而他的妻子刚刚自杀？哪个古罗马的护民官倡导改革，结果公元前133年被议员们用椅子给砸死了？答案分别是：康德，德彪西，提比略·格拉古。这三个问题都出自1969年的一篇文章，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那篇文章中说，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最小限量的常识”，什么是“最小的限量”呢，“他即便不懂科学，也应该听说过孟德尔和开普勒；即便他是个音盲，也应该知道点儿德彪西和威尔第；即便他是一个社会学者，也应该知道点儿希腊古罗马神话，知道康德和蒙田，知道提图斯·奥茨(Titus Oates)和提比略·格拉古”。

　　问题在于，常识总是在变化的，知道一个古罗马的护民官比知道奥巴马更好吗？卡思卡特教授说：“尽管我的学生在我看来好像脑子里缺少点儿什么，但他们肯定知道许多不同的东西——我根本一无所知也无从问起。”

　　互联网到底是否贬低了常识的价值？卡思卡特教授将这个问题提给了BBC的一位节目制作人——约翰·劳德，他是另一档“测验秀”节目“QI”的创作者，他给出的回答也具备“QI”特色：“去看看埃及神话中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故事吧。”透特负责守护文艺和书记的工作，据说他曾经给埃及王献上有关记忆与智慧的长生不老秘法，但埃及王对这东西很是抗拒——这东西让人更健忘，只是一种智慧的假象。劳德说，这个故事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人们对常识与媒介的上一次争执是15世纪印刷术发明时。

　　凯文·阿什曼先生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拿过英国多项测验比赛的冠军，据说温彻斯特当地举办“测验比赛”的小酒吧都不太欢迎这个人。他说，年轻人的问题是总把“我不需要知道这个”放在嘴边。阿什曼和劳德先生都说，互联网其实有更大的教育的潜力，现在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信息了，这给人们很多机会去扩充自己的常识，在你离开大学之后，网络依然可以作为知识的源泉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