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穿透模式无法搜索:居民消费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支撑,国际社会更对中国消费需求寄予厚望。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正式迈入3000-6000美元阶段，这也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如何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当前政策讨论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问题，借鉴有关国家扩大消费的政策经验与教训，厘清各种认识误区和政策取向。

一、中国居民消费的规模和增速均居国际前列

　　目前，很多舆论与研究还停留在旧有的讨论框架上，即认为中国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增长过慢，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持续较快增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之一。消费率走低是投资和出口增速更快等因素导致，而这是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必然结果。正是“三驾马车”共同发力，才造就了30年来中国经济独步全球的高增长。

　　（一）中国居民消费不足：造成认识误区的系列表象

　　理论界和国际社会认定中国消费不足，常引如下论据：

　　第一，从经济结构看，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明显偏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消费率）仅为36.1%，显著低于发达国家平均62.3%的水平，也不及发展中国家平均49.7%的水平（表1）。居民消费低于总产出水平，必然导致大规模外部盈余，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失衡的力量之一。

表1.2008年G20成员消费率的比较

G20

总计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小计

美国

欧元区

小计

中国

印度

GDP（亿美元）

514976

381916

144414

136464

133060

45199

12067

消费占GDP（%）

59.0

62.3

70.1

56.5

49.7

36.1

57.7

投资占GDP（%）

23.0

20.5

18.5

21.6

30.0

42.0

33.0

资料来源：IMF数据库

　　第二，从规模看，中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多，但居民消费与美国相差甚远。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总支出约为1.6万亿美元，仅为美国10.1万亿美元的15.5%；人均消费支出不到美国的5%，在全球前15消费大国中仅高于印度（图1）。因此，相对美国的过度消费而言，中国居民消费严重不足。

图1.2008年前15消费大国居民消费规模的比较

 
 
资料来源：路透，IMF

　　第三，从住户调查看，中国居民储蓄率（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居高不下，不仅远远高于美欧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储蓄文化较为浓厚的东亚国家来看，也是异常高的水平。2008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为28.8%，美国为2.5%，欧盟整体为12%。简单推论，在可支配收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储蓄过高必然对应消费不足。

　　（二）不应低估中国居民消费的规模、增速和经济贡献度

　　事实上，以上述现象认定中国消费严重不足，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我们从以下角度对该认识误区进行修正。

　　第一，应该剔除汇率与价格因素的影响。

　　居民消费品中大部分属于非贸易品，特别是住房、教育、医疗等，在不同国家享受同样的这些消费，价格截然不同，不能简单地将各国居民消费按汇率换算进行比较。即便是可贸易品，汇率波动、关税、运输成本等因素也导致同一件消费品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差异。以不变美元价或购买力平价衡量，更能真实地反映实际消费现状。

　　我们以1980年价格和汇率水平为起点，分别计算中美居民消费经过28年增长之后的差异（表2）。1980年中国居民消费规模为1571亿美元，假定价格和汇率均不变，经过28年平均7.59%的实际增速，2008年应达到12114亿美元。相应地，美国消费年均增长3.28%，2008年达到43331亿美元，是中国的3.58倍，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3.54倍相当。而以市场汇率计算，2008年美国消费规模则为中国的6.27倍，明显低估了中国居民消费的实际规模。例如，目前中国对黄金、食品、汽车、建筑物等诸多类别的年消费量已经超越美国。

表2.中美居民消费规模不同角度的比较

单位：亿美元

1980年

消费规模

1981-2008年

实际年均增速

2008年

消费规模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市场汇率法

1571

17558

——

——

16317

101299

购买力平价法

1259

17558

——

——

28615

101299

1980年美元不变价

1571

17558

7.59%

3.28%

12114

43331

资料来源：IMF，BEA，中国统计局

　　第二，应充分考虑到统计低估因素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统计体系有待完善是不争的事实。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居民的服务类消费有明显的低估倾向。在一个相对较完善的经济体系，要支撑生产与生活的顺畅运行，消费率如此低不符合逻辑。也就是说，没有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跟进，投资与生产活动的高速运行是难以想象的。

　　以房地产业为例。根据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4.2%，而在房地产业处于萧条境地的美国，占比却高达12.5%；在居民消费支出中，中国居住类消费占比仅为10.2%，而美国为19.8%。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中国房地产业占比如此之低，与整体经济的运行态势和居民消费生活中的感受明显不符。统计低估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化加快，但统计部门没有及时跟进，居住类消费没有按照市场价格计算增加值，现有租金无法反映房屋消费服务的真正价值。中银香港研究部按照香港统计局的统计标准，对中国内地房地产业增加值进行初略估计，发现房地产业占GDP比例可达8.4%，中国居民消费率至少应提高3.5个百分点。

　　第三，增速数据表明中国居民消费旺盛。

　　即使不考虑汇率和统计因素，从增速上看，中国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长到2008年的8181元，翻了44.5倍；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7.6%。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衡量，1979-2008年实际年均增速为9.4%。尽管中国居民消费增速低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速，但从国际比较看却属于高增长范畴。1978-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速不仅远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3%、西欧国家的2.5%和日本的2.2%，也远远高于以消费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印度的5.8%。二战以来，只有德国、日本、韩国、墨西哥等国在“经济奇迹”时期才可与中国的消费增速相比（图2）。

图2.1955-2008年居民消费实际增速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各国统计局

　　第四，投资和出口增速更快，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

　　GDP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者的总计，如果其中一项增速低于其他两项，其占比必然会越来越低。近年来中国消费率之所以持续走低，是投资和出口增速更快的缘故。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凭借成本、规模优势，迅速扩大全球出口市场，拉动投资快速增长。过剩产能很快被海外市场消化掉。比较而言，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由于实体经济空洞化，消费增长持续快于产出增长，必然导致消费率上升和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奇迹，正是“三驾马车”共同驱动的结果，因此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更高的增长率。那些仅仅单靠一、两个因素驱动的国家，增长率自然不及中国。例如，美国经济是典型的消费 “单驾马车”驱动模式，日本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单驾马车”驱动模式，印度经济为消费和投资“双驾马车”驱动模式。

　　最终消费始终是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主动力。如果不计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国1978年以来的年均GDP增长率可达4.2%，这仍然高于同期以内需为主导的美国实际GDP增长率（图3），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也名列前茅。这一点往往被忽视。

图3.中、日、美GDP拉动结构的比较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局

　　第五，高储蓄率是高增长的重要结果，也是重要原因。

　　高储蓄率是东亚国家的一个突出共性，与传统文化、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有关。研究表明，东亚经济的高增长与高储蓄率密不可分；外部盈余较大会带来较高储蓄水平；经济高增长会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储蓄能力。尽管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没有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高，但从国际比较看，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居于世界前列。许多亚洲国家在经济高增长阶段都出现了高储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认为居民储蓄率高，消费就必然不足。正因为有高储蓄率，才支撑了中国30年来的高投资率和高增长。

二、三大因素制约中国持续扩大居民消费

　　既然消费率偏低，有人会问，中国为什么不能推动消费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甚至与投资和出口增速相当，从而更好地平衡经济的发展呢？我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受到三大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出现超常规的大发展。

　　（一）刚性特征决定居民消费难以更快地增长

　　消费是经济结构中更具有刚性（惯性或粘性）的一个变量，是千千万万家庭决策综合力量的结果，有其更为稳定的发展规律。消费不可能像出口和投资那样，可以因政策或外部环境因素在较短时期内出现大起大落。持续超过20%以上的消费高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在中国也很难出现。

　　一般而言，居民消费主要由收入增长、未来预期、财富水平、社会文化与消费习惯等因素决定。很多经典理论分析表明，个人消费增长更具稳定性。例如，绝对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当期消费量随着可支配收入增加而增加，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趋于下降，收入增加并不会带来消费同比例增加。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居民消费不仅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还受到前期消费及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具有惯性和示范效应。从宏观层面看，一国居民消费并非微观消费的简单加总，还受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技术、金融、消费环境、产业结构、社会与政治稳定状况等。

　　人口红利因素往往对消费有正面的推动作用。其一，人口规模。人口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一般能产生较为旺盛的消费需求。其二，年龄结构。年轻人占比多的国家普遍比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消费能力更强。其三，人口素质。教育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劳动生产率与收入增长更快，从而推动消费增长。其四，人口多样性与凝聚力。文化多元且凝聚力高的国家，能够形成更为持久的消费动力与后劲。我们以1990-2006年区间作为样本，以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两个指标为例，从统计角度对145个国家居民消费增长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和直观比较。图4表明，居民消费的增长与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

图4.1990-2006年145个国家居民消费增长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使居民消费的质和量双重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为消费增长奠定坚实基础；突破消费的各种边界约束，比如资源、时间与空间约束，例如现在可以通过网络24小时不间断在全球购物。

　　金融环境亦能影响居民消费。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为居民提供稳定的投资渠道，促进财富保值增值，通过财富效应激发居民的消费热情。适度的利率环境和信贷支持，可推动居民将未来预期收入配置到当期消费。适宜的金融政策，可形成稳定的物价环境，鼓励居民消费需求。良好的支付体系和流通环境，可降低居民消费成本，提高消费便利，培养居民消费习惯。

　　社会与政治环境因素。完善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络与促进社会公平的政治环境，可以强化居民的安全感和对未来预期的确定性，增加对当期消费的支出。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可以在经济上持续稳定发展。

　　就中国而言，30多年来居民消费高速增长源于收入增长、人口增长、持续改革和社会稳定等诸多综合因素的推动，增长率几乎达到极限水平，难以继续提高。其一，居民收入增长推动消费增长。从1990年到2006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9%，在全球居于首位。其二，人口规模增长且结构年轻。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人口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带来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广阔的需求空间；人口结构相对较为年轻，抚养负担轻，可以集中力量开展生产活动。其三，稳步地推进改革，激发几轮消费热点，包括市场经济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教育与住房体制改革。这些改革举措激发了人们的生产与消费热情。其四，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消费增长的安全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好局面，成为全球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其五，技术创新的外溢效应。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推进，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不断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推进消费结构从“旧三件”到“新三件”、从城市到农村的升级。

　　（二）消费结构失衡，资源与环境难以承受消费过快增长

　　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严重失衡突出表现为物质消费过度而服务消费过少，即物质和资源性的消费过多，在人均资源并不丰裕、环境承载能力日益逼近红线的客观条件下，要推动居民消费更快地井喷式发展，是不切实际的。所谓“扩大内需”的实质内涵，应从调结构上下功夫。

　　居民消费实质是消费者从生存、享受到发展自我的过程，是使人的素质得到不断完善、不断提升的基本手段。在特定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应掌握如下基本原则：优先满足生存型消费，这是事关基本人权和社会稳定的基石；适度满足享受型消费，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资源环境之间取得平衡；积极鼓励发展与实现自我价值有关的精神文化与服务消费，这是居民消费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美国是过度消费的公认典型，但有一点常被误解，即把美国过度消费等价于购买过多的汽车、住房或中国廉价产品，消耗过多的能源。诚然，美国居民过度消费导致能耗与排放较为严重，倍受诟病。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居民消费三分之二以上属于服务类消费（如通讯、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等），这类消费是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有利于促进人的自身完善发展。留意“好莱坞”、“格莱美”、“NBA”等品牌的影响力，可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若非这种消费结构，美国消费对全球带来的压力会更大。

　　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规模为10.1万亿美元，其中产品类（Goods）消费3.4万亿美元；服务类（Services）消费6.7万亿美元，占比66%。在中国约1.6万亿美元的居民消费中，产品类消费为1万亿美元；服务类消费仅为6000亿美元，占比约40%。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和人口规模因素，中国许多实物消费量远超过美国。在居民消费支出的统计分类中，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是两类主要的享受和发展类消费支出，在美国居民消费中占比30.7%，而在中国居民消费中只占19.1%（图5）。

图5.美日中三国2008年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局

　　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环境保护压力大，中国不能无限制地扩大享受型消费需求。当前，餐饮、住房、汽车等享受型消费持续旺盛，成为推动中国消费增长的主力。但是，许多消费行为与国情严重背离。吃的方面，公款吃喝、铺张浪费现象严重，消费并非为了汲取身体真正所需的营养，而是为了吃得怪味、吃得气派。住的方面，过度占用资源、投机炒作，占有二套、三套房仍不满足，涌现大量暴力拆迁、购建豪华别墅现象。出行方面，过度能耗、炫耀财富，大排量汽车、豪华跑车热卖。根据美林财富和贝恩消费报告，2008年中国超富裕人士为41.3万人，占美国301.9万人的13.7%，但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却占全球的1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奢侈品消费大国。在奢侈品消费中，豪华汽车占40%，豪华住宅占38%。目前，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超过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黄金消费国。相形之下，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排在全球第100名之外。照此趋势，很难想象当中国经济规模赶上美国时，全球自然资源将如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由于技术与配套服务不足，如节能技术低、旧货交易市场少，过度物质消费带来的能耗和环境污染程度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加剧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必然不可持续。

　　居民消费持续增长的关键是结构转型与升级，从满足基本的物质消费向消费质量的提升，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向“发展类”消费为主。“发展类”需求包括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居民服务等，对扩大消费需求促进作用更大，可持续性强。中国“发展类”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不足，也是导致前述“享受型”物质消费过度畸形发展的原因。

　　（三）公共投入不足，贫富差距过大，压抑居民消费

　　中国拥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公共行政开支规模较大，而且监督效果不明显，自我约束机制差。每年大量公款消费、出国消费现象造成资源浪费和国内购买能力的流失。从美国和日本的数据来看，1978-2008年政府消费拉动GDP增长年均水平为0.4个百分点，而中国是1.2个百分点。与此相反，中国政府部门本应提供的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支出，不论以其占GDP的比重，还是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都远远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些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支出不足，削弱了中低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信心，助推了防御性储蓄的增长。以公共教育支出为例，国际经验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越大，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越高（图6）。

图6.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与消费占GDP比例的关系

 
 
资料来源：IMF，OECD

　　从收入分配看，由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政策及管理上存在不足、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等诸多因素，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和国际警戒线。因此，消费总量虽然快速增长，但并未惠及最广大的消费群体，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中、高收入群体中有相当比例消费者，在很大程度存在过度物质消费、超前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行为，加之社会责任意识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矛盾。

　　收入分配不均还导致中低收入阶层的被动式消费，降低消费者福利。在住房消费上，高收入阶层的投机炒作与过度消费滋生了旺盛的需求，使房地产泡沫显著膨胀，中低收入群体只能被动地接受高房价而痛苦地消费，“房奴”一词就是这种消费怪相的反映。在教育消费上，由于公共投入不够，教育资源紧缺，高收入阶层攀比需求也推高了各级教育费用，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省吃俭用，过度储蓄，沦为“孩奴”。在医疗消费上，种种弊端尚未革除，看病难、看病贵，许多居民害怕生病，不敢看病。

　　社会稳定对一个国家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橄榄型”消费结构（即高端和低端消费占极少数，绝大部分社会群体处于中产阶层）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中国消费的空间结构分布不均，高收入群体超前消费、炫富消费与低收入群体维持生存式消费并存，东部地区高消费与中西部地区低水平消费并存，城市地区过度消费与农村地区消费不足并存，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长远来看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埋下较大隐患。近年来，“仇富”现象和群体性冲突增多，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种矛盾。

　　总之，尽管中国消费增长较快，但一系列因素制约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要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还在于完善各类配套政策，建立可持续的消费增长模式：倡导合理、健康的消费方式，使物质消费与正常需求相匹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协调；大力推动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提升居民的消费预期与边际消费倾向；改革教育体制与科技创新体系，通过产业与消费结构升级提升居民消费质量。若政策不当，则很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制约消费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三、突破四大政策雷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消费模式

　　过去半个世纪中，国际上有几种典型的消费发展路径。以巴西、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和部分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过后，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消费支出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在20世纪60-80年代高速增长后进入低水平增长，国内产出超出消费能力，表现为经常账户盈余。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尽管人均收入水平高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消费仍持续较快增长，国内产出不能满足需求，产生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未来中国将会走上哪种发展模式？主要取决于政策的引导。我们认为，中国消费增长已经进入瓶颈期和矛盾高发期，应有充分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政策上跨越四大雷区。

　　（一）大力推进社会分配公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后，部分拉美国家和亚洲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在30年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迅速从贫穷落后迈向人均GDP为3000-6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进入这个阶段后，诸多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特别是腐败现象增多、收入差距拉大、中产阶层政治诉求强烈。由于没有相适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措施，很快引发社会动荡，经济发展迟滞，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尼等。

　　以墨西哥为例。1940-1964年，墨西哥政府积极推行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全面工业化方针，GDP年均增长6.5%。这段繁荣和稳定的发展史被誉为“墨西哥奇迹”。但是，1968年墨西哥城爆发群众示威游行，社会开始动荡不安，奇迹结束。墨西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诸多原因：第一，忽视农业发展。6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削减了农业公共投资，耕地面积减少、农业减产，大批农民破产，沦为城市流民，贫富差距拉大。第二，大量依赖外资。工业利润被上层社会奢侈消费，本来匮乏的资本越发紧缺，墨西哥不得不引入外资。在通货膨胀、美元和英镑危机、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冲击下，外资流出对墨西哥经济产生严重影响。第三，收入分配失衡导致国内需求市场狭小。上层消费饱和，中下层消费不足，政府订货成为工业企业的出路，但政府负债累累，不能从根本上扩大市场。第四，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均使下层民众成为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景产生失望情绪，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动荡给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上述案例对中国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中国人均GDP已正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当前,政府应将分配问题列入首要工作议程，全力突破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中低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公平分配成为推动消费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加大对教育、医疗体系的投入，为居民消费营造良好、可预期的消费环境；抑制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发展，避免过度透支未来消费发展的潜力，避免房地产泡沫成为财富集中与不公平分配的推手。

　　（二）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消费转型，突破资源环境约束

　　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GDP迅速超过战前水平。在资源有限、人口较多的背景下，如何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是日本面临的课题。1960年9 月，池田内阁发布“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顺利地实现了日本消费结构的升级，奠定了日本经济腾飞的基础，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策略包括：第一，促进就业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业有序转移，1955-1975年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近900 万人，二、三产业就业增加2000 万人以上。第二，有计划地分配公共投资，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通过道路、港湾、城市基建积累社会资本，将人口集中于首都、中京、近畿三大都市圈，培育消费导向的生活方式。第三，积极开发人才资源，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产业组织引进高层次教育训练，培养技术高度熟练的劳动力，不断提高生产率。第四，减少管制，激励国民技术创新。通过大力引入高科技，交通运输和通信业迅速发展。例如，“新干线”大大提高了国内运输能力，被誉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技术创新中最伟大的杰作之一。第五，大力消除农业与工业之间、地区之间、大小企业之间的差距，促进社会稳定。

　　技术创新、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消费方式的变化，促进日本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经历几次较大的升级换代。1953年被称为日本电气化元年，家电代替了家务劳动，洗衣机、吸尘器和冰箱成为家庭购买的三件“神器”。随着技术升级和收入倍增，60年代末升级为新三件，即“彩电、空调和轿车”。70年代，日本家庭消费进一步向服务业升级，家电修理、汽车保养和休闲娱乐费用进入“生活必须品”栏目。此后，通讯技术的发展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到90年代初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手机消费国。图7直观地展示了日本消费升级过程：电气化技术创新，推动食品与服装类消费升级为家用电器消费；交通与信息技术创新，推动从家电消费升级为汽车与通讯消费；发展第三产业，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消费升级。

图7.1953-2009年日本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

　　食品饮料和服装鞋帽类消费支出占比持续下降，从1953年61.8%下降到1980年的36.9%，2009年该占比仅为27.6%。家电家具类消费支出占比经过快速上升后保持稳定，从1954年的1.96%上升到1974年的5.41%，目前基本维持在3.3%左右，表明家电类技术创新在推动第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后趋于稳定。交通通信类消费支出占比在1958年以前一直处于2%以下，此后占比持续上升，2009年增至13%，表明汽车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日本新一轮消费结构的升级。居住类、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与其他杂类消费支出始终保持上升趋势，从1953年的34%上升到2009年的56%，上升速度虽没有交通通讯类快，但却成为日本居民消费支出的主体，表明居民消费从物质类转向服务类，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增长。

　　总之，收入公平分配可提高一部分人消费能力和全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而消费要持续高增长，关键还在于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做大蛋糕”，促进收入增长。对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而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其后的消费结构升级路径值得仿效。一些政策取向包括：利用科技创新，强化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突破能源、资源与环境约束，促进消费产品质量和结构的升级换代，推动消费层次从基本生存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转变；依托国内市场，开发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通过财税政策和准入政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服务消费更快发展，引导居民从物质消费转向服务消费。

　　（三）全方位大力刺激消费潜力，避免“高收入停滞”

　　美国尽管较早地进入了高收入阶段，但二战以来居民消费持续较快的增长，并未出现日本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疲软现象（高收入停滞），表明通过改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特别是宏观政策上的支持，消费增长有很大的挖掘潜力。战后以来美国推进消费增长的主要举措包括：

　　第一，宏观政策刺激消费增长。历届美国政府不仅充分发挥财政、工资政策对消费的调控作用，而且引入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储蓄政策、消费信贷、经济计划、产业政策、环保政策等重要调控手段。同时，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项目和范围，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实行了失业补偿、老年保险、医疗照顾制度，为社会提供“安全网”和消费增长的“内在稳定器”。

　　第二，金融创新挖掘消费潜力。住房按揭贷款及其证券化是美国促进消费金融创新的重要成果，把消费者一生的财富做了均衡安排,把家庭的经济压力分解到贷款期的各个还款时点上,使贷款者除享受住房之外还可利用资产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满足衣、食、行、娱等其它消费需求。美国还通过全球最完善的金融体系，为居民提供财产增值渠道和新的收入增长来源。

　　第三，技术、产品与经营模式创新诱发消费需求。美国拥有鼓励创新的制度架构,始终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国家,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源源不断地开创出崭新的投资、消费需求,驱动经济发展。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从制造产业到文化创意，激发强大的消费动力。迪斯尼、互联网等就是创新创造需求的例证。

　　第四，充分发育的商品市场体系优化消费环境。美国大力优化各种消费环境。在区域范围内形成多层次市场定位的商品市场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区域市场分割。高度统一的商品市场与流通体系，如沃尔玛等零售巨头，对居民消费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第五，人口、美元地位、综合国力等因素，也是美国居民消费持久旺盛的重要因素。例如，较为开放的移民政策，促使美国人口不断增长，带来增量的消费需求。

　　对我国而言，东部发达地区可能较早步入高收入阶段，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配套政策，促进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在适当的时候，可放宽人口政策，即在生产力提高、资源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保持适度的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的年轻化，延长人口红利的正面推动周期，增强消费增长的后续发展能力。与此同时，大力完善社会信用体制和金融体系建设，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鼓励居民适度的负债消费，将居民可预期的未来收入转化为当期消费，合理配置生命周期的投资与消费比例。

　　（四）适度控制负债消费，防范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

　　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应把握尺度，考虑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负债能力和消费习惯等。如果超过了限度，培养了过多的超前消费、浪费型消费和高负债消费，所带来的风险隐患也是巨大的，即所谓的居民“资产负债表危机”。

　　欧美许多国家过度刺激消费的增长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需要引以为戒。以美国为例，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因太多金融创新刺激下，不具消费能力的居民过度负债消费的恶果。第一，对不具消费能力的低信用、低收入群体发放过多次级贷款，形成消费者的债务偿还危机。第二，过度的鼓励政策形成浪费性的消费习惯，例如美国对汽车和石油的过度消费，导致全球能源需求过旺。第三，对医疗保健的过多消费，使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等。

　　在通胀压力加大、利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过度负债的消费模式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困境。在我国刺激消费的政策中，需要避免这种不合理倾向。目前，许多鼓励居民贷款购房消费的政策需要适时调整，特别是对超前享受型、投机性的信贷消费须严格控制。同时，严格把握居民消费的“资本比例”，即收入、财产等自有资金支持，抑制过度举债消费。

四、以加大公共教育投入为重要支柱，推动消费持续发展

　　若能突破上述政策陷阱，我国居民消费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迎来新一轮黄金发展期。如何挖掘下一轮消费增长空间？我们认为，公共教育投入不足是制约扩大消费的主因之一，对居民消费畸形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尤为突出，也是意义重大而易被忽视的一环。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将是推动我国消费发展和升级的重要支柱。

　　（一）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发展与升级的空间

　　由于中国人口多、起步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以发达国家人均消费规模的水平来衡量，中国居民消费保持7-8%的高增长，仍可望持续10-20年，发展潜力巨大。美国和日本案例可资参照。1955年，日本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从1955到1973年，日本居民消费持续高增长，直到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该过程持续了18年。美国二战前已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战后居民消费保持较快增长，1955-1973、1974-1990、1991-2008年三个阶段年均增速分别为4.3%、3.1%和3.2%（图8）。

图8.1955-2008年美国与日本居民实际消费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各国统计局；人均GDP以1990年美元价衡量

　　未来中国居民消费至少还可面临两轮持续发展的空间：第一，在物质消费结构上，食品和衣着消费结构基本饱和，未来以自然增长率的态势发展，其开支占比将从目前的48%下降到35%左右。以日本经验看，居民吃和穿的消费开支比重从1965年的50.4%下降到1990年的35.4%用了25年，而这段时间内日本经济仍然保持了年均5.4%的高速增长，其动力来自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类的开支迅速增长。在我国，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居民在住房、家用设备、汽车、通讯等领域的物质消费可以得到大幅提升，尚有10-20年的发展空间。第二，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人力资本发展方面的服务消费将会接力物质消费的发展。以美国看，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开支的比重从1955年的11.9%上升到2005年的30%,总体经济保持了长达50年的较快增长。2008年，这两项开支在我国居民消费中的占比为19%，增长空间虽没有美国大，但仍可成为物质消费饱和之后的新一轮增长点。

　　（二）公共教育促进消费发展与升级的机理

　　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兼具刺激消费、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投资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和正义，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消费观念和社会责任观念，促进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建立可持续发展消费模式，既有短期效应，更有长远发展价值。

　　第一，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公共教育支出之所以具有促进消费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其大幅降低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负担，减少为子女教育而开展预防性储蓄的倾向，相应地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当前，住房、医疗和教育支出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三个主要因素。经过近十多年的努力，一些方面得到很大改善，居民消费进一步启动。但是，横向比较不难看到，我国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例远远小于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升空间巨大。

　　第二，提高公共教育支出，将通过提高消费者的文明素质，改进人们的消费文化意识，改变落后的消费观念。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消费方式都有重要影响。公共教育支出将促进整个社会消费向“环保”、“理性”、“和谐”发展。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工作技能和效率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的整体素质、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都会改变，消费将更趋于理性和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摒弃攀比、浪费和污染式消费的陋习，减少盲从消费、野蛮消费和超前消费，增加对贫弱群体的慈善支出和帮助，提升对文化艺术鉴赏、体育健身、休闲娱乐、高级管理技能等的消费需求。

　　第三，公共教育支出本身兼具投资和扩大消费的双重效应。教育开支是消费的一种，但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价值，与固定资本结合在一起，可以带来更高的产出效应。长期以来我国对劳动者技能培训投入不足，是影响我国产业附加值不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形成过度依赖低端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的重要原因。同时，通过教育支出扩大，增加对校舍建设、教学设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支出，可形成投资拉动效应。

　　（三）提高公共教育支出的政策着力点

　　最近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的物质基础，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如果考虑到扩大内需和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4%只是达标的底线。要发挥公共教育支出在带动社会消费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1%，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GDP的3.3%。与行政开支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增长明显过慢。1995—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年均增幅达19.2%，高于总体财政支出18.6%和教育经费支出16.6%的增幅。在面临总费用制约的情况下，要加大教育投入，就需要节约行政开支，控制行政开支增速。为此，应特别控制形象工程的建设、行政办公场所建设；要理顺地方财政体制，重构绩效考核框架，把可持续发展能力、资源环境的保护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考察地方政绩的首要指标；要强化问责机制，严厉制裁教育投入中的违法行为。

　　第二，严格执行教育法规，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当前，应严格执行相关法规，特别关注对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等薄弱环节的投入。我国农村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农村教育大业任重道远。应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教师待遇，改进师资与教学质量，加快校舍建设，改善教学硬件条件。在城市，同样要加大投入，解决教育资源紧缺问题，减少择校费、赞助费等另类高昂支出，降低普通居民教育支出负担。对我国社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项政策是，除了目前推行的奖学金制度外，我国可以重新考虑减免普通高等教育收费问题，这一政策对低收入家庭尤为重要。这一政策是教育领域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培养、积累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对解决社会贫富分化问题都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增加对职业教育、素质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国家应加大公共财政资源投入，加强职业教育培训与道德素质培训。通过职业培训，大力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和操作技能；通过公民道德素质培训，宣传良好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大规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环保意识教育和社会责任意识教育，最终培养起全社会“环保”、“责任”、“理性”的可持续发展观。非义务教育可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鼓励社会与企业增加投入、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的投入机制。例如，对职业教育实行政府、行业和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等多渠道依法筹集经费投入的机制；对公民素质教育，可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各类社团、社区性质的民间机构，加强素质教育的开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