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tplayer日本直播源:中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成就和失误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而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初步地但却生动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共20年间，中国经济遭受到两次严重挫折：第一次是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又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由此造成国民经济大起大落，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5年的调整。第二次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性的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把经过调整重新出现欣欣向荣景象的国民经济又推到崩溃的边缘。 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曾讲过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里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了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渡时期，还讲过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但从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教条式理解，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出现过两个失误。一是把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与马克思所讲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整个过渡时期混淆起来，以致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二是把当时虽未认识但已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相混淆，急于向共产主义"穷过渡"。这两个失误主要表现在：第一，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否定了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正确判断，把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致使我们未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还往往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法来对待经济问题，致使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不能及时、彻底纠正。第二，在基本经济制度上盲目求"纯"，在公有制实现方式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在分配方式上搞平均主义，严重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挫伤和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第三，把经济调节方式视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长时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以及居民消费品零售环节上一定程度地保留了商品交换方式，在经济困难时也允许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开放市场，但整体上是否认和排斥市场经济，总是力图限制和急于消灭市场。第四，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不注意量力而行，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期望很快就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出现上述失误和挫折，中国经济在这一段时间发展的路子走得很不顺利，生机和活力逐步减退，人民群众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价与得到的实惠很不相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主要成果 第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明确提出马列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苏联和别国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冲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体现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要立足于本国，学习外国，中外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明确态度。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出了全方位借鉴学习别国的长处，更主要的是寻求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走自己的路的要求。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和探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路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第二，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他强调，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共产党要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现代工业，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党的政策作用大小的标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学会管理城市，在城市工作中，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匕，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随后在党的八大决议中又提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进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7年2月，还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上这些基本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第三，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这也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围绕这个方针，提出要处理好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十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把国内和国外的、党内和党外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指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的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基本思想的依据就是紧紧抓住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为完成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第四，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方针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是明确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重、轻、农的颠倒，而是突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既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也是实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重要步骤，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二是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指出，“工业化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同时坚持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并举，农、轻、重并举，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建设方针：三是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四是在经济建设发展战略问题上，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形成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雏形。1964年1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比较完整的概括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早在1957年3月，毛泽东还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分几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象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了，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显然，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出“三步走”的概念，没有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下来，但“几步走”的发展战略设想成为邓小平同志的i00年不动摇，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 第五，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一是针对斯大林在一个长时间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观点。但可以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部分加以解决。这实质就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二是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体制，地方和企业没有自主权的情况，提出了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毛泽东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的统—领导的前提下，扩大点地方自主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他们办更多的事情。”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不行，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且强调要特别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给企业点自主权。三是提出了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问题，提出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四是提出了可以搞国营经济，也可以搞私营经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针对八大以后国内自由市场活跃，个体工商户增加，既繁荣了市场，又满足了人民生活，对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利益和便利。但有些夫妻店，私营工厂出于政治上的压力，不敢公开经营的情况，毛泽东明确表示要让他们到地上来，合法化，而且可以雇工，开私营大厂，华侨可以投资，100年都不要没收。五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总结出了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 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其它一些独创性的探索。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意义重大。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主张商品经济要搞的长久一点好。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明确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四是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问题。五是初步提出了对外开发和一国两制的基本思想。六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等等。以上是毛泽东为寻求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不懈努力。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及其积累的实践成果，为后来形成比较系统和比较成熟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十分丰富的，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形态，有的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有的即使写进了党的文件，也没有最终贯彻到底，后来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其原因不外下列几点：一是受当时国际局势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初期，世界还处于冷战时期。我国基本上还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国民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之中，后期还同苏联处于敌对状态，周边环境也不稳定，社会主义的中国处于各种威胁之中。这些就使得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探索和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梳理思想上的许多火花，形成理论体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始终遵循的方针。二是受当时国内形势的影响。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内局势一度恶化，受波、凶事件的影响，相继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事件，在党内整风中，右派分子乘机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等等。这些也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误以为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沿用了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放弃了已经找到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正确方针，转而把“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我国的主要矛盾，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三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特殊国情，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总之，说到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在那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能够探索出这些可贵经验，理论上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已实属不易，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在那样的历史时代，达到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和实践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