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2结课作业选题:《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书评及节选

余汝信：接近真相——《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出版说明
骆小海：《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何蜀：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印红标：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
师又林：燕来相识　触目菩提——《红卫兵兴衰录》读书笔记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节选一）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
接近真相——《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出版说明
·余汝信·
（一）
宋柏林是笔者不同级的中学同学。文革前一年，他随家北迁，转学到了北京清华附中。柏林有此大伙儿都极艳羡的“幸运”，多年后我们才得知，却是有赖于当时军内一次不大不小的人事地震。
这次地震的震央，位于“新北京”地区的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１９６１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１９６４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销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任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木式）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
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却又写道，１９６６年８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批准，总政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页６７６－６７８）。
稍为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而日记，只要是未经任何事后删改“润色”的原始文本，那么，它以自身固有的不可置疑的真实性优势，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功能方面，在证实历史事件的可靠度方面，都是回忆录所望尘莫及的。笔者近年专注于文革史原貌的恢复工作，得知宋柏林竟然保存有这么一批自１９６３年以后四十多年间从未中断过的日记，大喜过望，征得其同意，将认为最有价值的涉及红卫兵前期史的一段加以适当注释，公开出版，以飨读者。
（二）
众所周知，“红卫兵”这一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符号，诞生自清华附中。故而，无论从狭义的抑或广义的概念上说，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群体都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之为“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文革中“造反有理”的口号，首先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呼喊出来，得到*首肯，迅速风靡全国。而文革中*唯一一封直接致红卫兵的支持信，也是写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的。
文革前，清华附中与北京四中、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一○一中齐名，德智体整体教育水平在北京名列前茅。据１９６６年访问过该校的日本历史学家竹内实称，时该校有学生１３００名，高峰时有红卫兵２６５人，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２０％。作为红卫兵的主要核心成员，宋柏林经历了这一群体酝酿成立、叱咤风云，以至迷惘消沉、溃散式微（一小部分人从中得以觉醒）的全过程。他此时期的日记，逐日记之，无一间断，以其视角所及，见证了这一群体的发展与沉沦，展现了他自己在运动进程中的所思所虑，亦厘清了一些似有定论实欠清晰的历史细节。
为此，本书将宋柏林自文革发动阶段即１９６６年５月至其当兵前夕即１９６８年２月的日记全部刊出。至于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４月部分选刊，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学生普遍性的思想动向以及整体的政治氛围，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怎么样的土壤。
笔者认为，宋柏林日记向研究者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是多方面的。
例如，按目前公认的说法，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日期被定格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这一天甚至被认定为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成立日。而据宋柏林日记，６月３日出现了“红卫士”这一名称，并称该日“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这使研究者有理由相信，“红卫兵”并非是该群体最早的、唯一的名称（据骆小海在本书序言中的说法，张承志小组墙报的笔名是“红卫士”而非“红卫兵”）。５月２９日被称之为红卫兵成立日，不过是事后的人为“认定”而已，将成立日认定在６月３日，应亦无不可，而且可能更为接近事实真相。
例如，据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日记，清华附中红卫兵日后闻名于世的大字报，原标题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及续篇《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刊载于同年８月２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１１期时，标题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及《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部分文革史论著将这张大字报的标题说成一开始就是后者，显然有误。
例如，据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日记，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的全海淀区左派学生与周捷辨论会上，“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后发了言，读了三篇造反精神万岁。江青等同志很注意我们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大力赞扬支持我们造反”。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而经骆小海在本书序言中补充的是，就在这次大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邝桃生把《一论》《二论》造反大字报的抄件（缺三论）递给江青，附了一张给*的条子”，“没想到*真地看到了”。
再例如，据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日记，宋这一天“跑了矿院、石油、人大等附中”，“从矿院附中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８月２日，不过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后的第二天，作为会议文件之二印发的毛的信已流传出来，这比一般所说的８月３日王任重将毛的信交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流行说法再提前了一天。日记证实了流传出来的管道不止一个，既有官方的（主管北京中学运动的王任重），也有非官方的（如宋柏林所得到的）。
将历史的细节一一梳理清楚，目的不外是为求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为探究细节而细节。以上述后两日日记所揭示内情为例，我们今天与其不厌其烦谴责这些站在前台的十几岁青少年，不如如实指证出那些利用未涉世事的中学生的幕后大人物。
（三）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北京中学“老红卫兵”（“老兵”）的一分子。所谓“老红卫兵”，以笔者之见，即为１９６６年６月反校领导阶段已纷纷成立的，以革干子弟为骨干，“红五类”为主体的中学红卫兵。“老兵”此一群体，极有别于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反“资反线”后才冲杀出来的“造反派红卫兵”。
宋柏林日记应可使研究者对于“老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以日记中反映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例，反校领导自１９６６年５月中旬已是“风起于青萍之末”，６月初，达致高潮。反校领导的原因，先是“学校有资本主义教育方向，办预科就是与党提出的半工半读唱反调”（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又有“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以及“扮演资产阶级保皇党的角色，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依靠……，打击工农革干子弟，对革命派实行专政”（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日）。
６月８日，工作组进校，至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积极分子大会，新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为工作组主导运动阶段。红卫兵初期欢迎工作组，工作组也肯定红卫兵。７月上旬，红卫兵与工作组产生意见分歧，７月中下旬，分歧深化：“张田丰又是大暴露，形势突变，看来革命风暴，更巨大的就要来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声称，“派工作组的作法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要破除迷信，破除旧习惯势力，撤销一切工作组，由师生自己教育，管理自己，自己革命，一切权力归革委会”（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
伴随着“红八月”到来的，是红卫兵得到了*的支持，意气风发地走上天安门城楼，以及“红色恐怖”的盛行。这一时期的特征，在日记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关于血统论“对联”：“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这副对联好得很。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得矫枉。必须造成短时期的红色恐怖，非此不能消除彭真‘重在表现’的余毒，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翻身，就不能把政权牢牢地把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不能把文化大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
如关于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与十二个学校加上大学各系的红卫兵，大闹清华园。拉倒二校门，撕掉了那些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大字报。清华大学真是混蛋多，太王八蛋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
如关于学生打学生：“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此外，日记对“联动”的活动，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也有较详细的反映。
笔者注意到一些老红卫兵的回忆文字，对于反校领导、反工作组，多少会有不同程度的提及。而对于带有强烈血腥味的“红色恐怖”时期，则大都刻意回避，这就是“选择性记忆”的潜意识在起作用。
回忆文字可以回避，日记却不能回避，除非你对其进行了事后的加工剪裁。本书将这一时期的日记原文照登，应能帮助日后的研究者以全方位的角度审视老红卫兵群体的全部所作所为。宋柏林毫不保留地将当日的思想、行为袒露于人前，颇具自我批判的道德勇气，实质上亦是其个人对这一段不堪回首往事的沉痛反思。我们以日记原始文本的方式还原这一段历史的极终目的，套用一句老话，无非也是给世人以警示：决不能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四）
１９６６年９月，宋柏林开始了他的第一次串联。“十一”期间，他继“八一八”之后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惟与“八一八”相比，他的革命狂热已大部冷却，冷却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有了第一次串联所见所闻的冲击，１０月中旬，他对学校的运动已很不感冒。日记忠实纪录了他的急速转变：“形势变化真快，思想变化更快。上午与刘泽鹏交谈了许久，已决意出走，去游尽祖国名山圣水，去大开眼界，看看中国到底有多大，有多美，什么叫生活，什么叫战斗”（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４日）。
宋柏林属于“老兵”中偏于温和、讲究策略的一翼。“红八月”社会上的“破四旧”以及年底“联动”的活动，清华附中红卫兵似乎也未认真参与。故而直到１９６８年２月当兵前，除偶尔回校应付一下“复课闹革命”外，他全部的心思就是读“杂书”和以革命串联为名义的外出游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后的日记，使我们认识了与此前６－８月时完全不一样的“老兵”的另一个侧面，而这一个侧面，却是往日的研究者常常忽略了的。
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部队大院与学校围墙以外的世界：“红卫兵全国大串玩是当今潮流，但此流不可久，久则工农兵必激愤。串联变串玩，此乃路人皆知的事实。其实也是好事，是对中国书呆子们的一次大解放”（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５日）。
串联使他了解了红色中国真实的另一面：“早上８点，下了火车就来到了被白雪覆盖着的‘兰州市’。一进车站外的食堂，首先就遇到了许多讨饭的人——小孩、大人、老头，男的，女的。我感到特别新奇，在如今的社会中，竟然还有这等事”（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
“我们是坐在一个运铁条的车箱里的。同坐的还有一对老头老太婆，是到外逃荒要饭回家的。他们是向工人要饭票买馒头，只半个月就要了一大麻袋送回家给娃娃吃，他们自己吃的还不算。他们是甘肃的，说他们那地已干旱４、５年了，年年没收成，每人每月１８－２０斤红高粱，吃不饱，所以老人小孩多跑出来要饭。每个生产队有２、３人要饭就很多了”（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２日）。
串联之外是读书。１９６７年一年间，宋柏林读了六十多本书：《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金陵春梦》、《赫鲁晓夫主义》、《新天方夜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新编》、《傍徨》、《呐喊》、《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大策略家》、《初刻拍案惊奇》、《海底两万里》、《地心游记》、《战争与和平》、《斯大林时代》、《侍卫官杂记》、《州委书记》、《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国演义》、《茹尔宾一家人》、《金星英雄》、《虾球传》、《傻瓜威尔逊》、《青年近卫军》、《匹克威克外传》、《八十天环游地球》、《红楼梦》、《贵族之家》、《世外桃园》、《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杰克·伦敦中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唐·吉诃德》、《嘉尔曼》、《九三年》、《震撼世界的十天》、《牛虻》、《近代世界史教程》、《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两姐妹》、《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东周列国志》、《联共（布）党史》、《十日谈》、《红与黑》，等等。
上述书籍，相当一部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华，文革中却大部列入“封资修”一类。在阅读这些书籍的过程中，宋柏林几乎每本都写下了详略不一的读书心得，部分读书心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颇有见地。宋柏林还写下了不少读书摘要，为保持日记的完整性，本书亦加以保留，从中亦可窥见他当年的关注所在。
宋柏林的读书记录，使我们找到了一个号称“用*思想统帅一切”实质禁锢一切的“红海洋”里真实的异类个案。剖析这一个案，使我们发现：仅仅两年间，宋柏林简直判若两人！“八一八”的狂热如此神奇地异化出思考的一代，这，应该是那一个可诅咒的年代最有价值的副产品吧！
（五）
日记此种文本在作为史料使用时，最主要的缺陷，恐怕就是记录者所处的位置及视野带来的局限性。如宋柏林，他在文革前期更多关注的，是自己内心世界的净化和修养，对身边以外、学校以外的宏大事件，反应和观察都是比较迟缓的。
本书试图以注释的方式扩阔、补充日记中未能完全反映，而日记作者又有所接触的人和事的背景材料，并尽其所能地将这些背景材料介绍得更为客观、准确和公允。注释参考了如下一些文献数据：
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
２．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组织联合汇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１－４集，１９６６年。
３．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１－４集，１９６７年１－５月。
４．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等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１９６７年２月。
５．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档汇编》，１９６７年５月。
６．文艺革司武汉话剧院总部翻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汇编》，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７．武汉钢二司新华师总部编印：《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将电影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８．福州军区政治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二）》，１９６８年２月。
９．江沛：《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２月。
１０．《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
１１．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编：《开国将帅》，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４月。
１２．卜伟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前前后后》（１９９２年２月），《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后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１年第８０辑）。
注释以简略明了为原则。为使读者了解日记作者思想发展的轨迹，对其看过的受批判电影，革命样板戏，内部书籍及中外文学、政治著作亦作了简要注释，而一般性影片，读者所熟悉的中国古典、现代作品未有加注。
除明显的错别字外，日记原文未作任何改动。日记中明显的人名、地名错误，在原文中亦不作更正，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本书收录了数十幅日记作者所珍藏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作者从记者手中取得的几张之外，大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又收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有影响的几篇大字报。相信这些极富历史现场感的照片和带有强烈文革语言色彩的大字报，可使本书更具可读性。
何蜀、马海甸及卜伟华先生分别为本书的注释提供了重要的建设性意见和原始素材，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０日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序
·骆小海·
我是宋柏林的老朋友，却不知道他有天天记日记的习惯，更不知道他四十多年来持之以恒，产生了整整四十本日记；特别是，文革初期那一两年，一天都没有中断，且保存完好。文革研究者余汝信觉得宋柏林日记中涉及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段史实有史料价值，决定把涵盖这一时期的日记全文原样出版，除订正明显错别字外，不作任何删改。为了便于读者阅读，余汝信对日记中提及的人和事，作了力所能及的注解。
日记题材的书，我觉得最有味道的当属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出版并在大陆内部发行的《侍卫官杂记》〔１〕。该书描写了蒋介石官邸的日日夜夜。情节连贯，文笔生动流畅，妙趣横生，远胜同时期流行的《金陵春梦》〔２〕。不过该书乃文学作品，并非史料。
我通读了宋柏林日记中准备出版的部分后，感到即使有注解，如果没有背景交待，读这样的原始资料，必定会一头雾水。毕竟不是《侍卫官杂记》式的文学作品。柏林兄请我作序，我想何不借此机会补充一点背景介绍呢？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夕，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独立学生组织，名为“红卫兵”。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到了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北京红卫兵代表三千多人，同时另有大批红卫兵和其他人士在广场上集会，号称百万。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为最高当局所承认。
多年前，清华附中老校友周舵曾经问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是否有内线？意思是，是否有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操纵。人们对红卫兵的不解或误解有多么深重！哪怕是我的同校或同班，哪怕几十年过去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红卫兵的胎气似乎早在一两年前就种下了。１９６４年，中国脱离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已两年有余。肉和米面在北京又成了家常便饭。中共中央的革命英姿也突然粗壮起来。国内学雷锋，四清五反，忆苦思甜，学习毛著；国际上抗美援越，反修反苏。一度阴气沉沉的清华附中也重新焕发出朝气。校长万邦儒，四川人，一脸络腮胡子刮得铁青，人称“卡斯特罗”〔３〕。他也确实像卡斯特罗一样，常作政治报告，不过很享受就是了。在他的带动下，清华附中在北京异军突起。食堂多了肉菜和牛奶。以“三从一大”〔４〕，共青团员上跑道，建立体育专业集训队等方式开展全校体育运动，在中学运动会上夺锦一年比一年多，直到逼倒一Ｏ一中〔５〕，跃居魁首。教学上突破北京市教育局体系，创办大学预科，自编教材，突出数理外语，强调生动活泼，有每周一次的电影课，参观新技术展览，参与了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的制造。在文艺活动上开发了自己的音乐舞蹈史诗。这一系列举措带着新兴力量的创意，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奋发有为的性格。如高中二年级的邝桃生，杨磐，阎阳生和张承志，组织了“红鹰”小组，学习高三课程，志在提前一年报考大学。清华附中别具一格地把干部子女单独组织起来传达文件，*与其侄子毛远新、姨侄女王海容的两次谈话就是这样传达的。附中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军训活动，其中干部子女的比例较高。这些都为新生之气又增添了浓厚的革命色彩。
清华附中的军训活动五花八门，有射击队，航海队，工程兵队等。教练都是现役军人。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队的爆破班，学过点炸药。和现役军人接触，也熏染到当时军队的新思想。教练曾经告诉我们，现在的文艺界是修正主义，毛主席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还提到《红楼梦》。这里有两个风波。一个是与北朝鲜交换节目。朝鲜给中国话剧《红色宣传员》，革命的；中国给朝鲜唱剧〔６〕《红楼梦》，封建的。一个是１９６３年北京公映上海和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后来在军内被禁。说是，战士看了《红楼梦》，还能打仗吗？爱好越剧的我当时就看了两遍，不免为军人感到可惜。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４日星期天，我和预科６５２班的韩军在从颐和园航海军训回来的路上，聊起了“造反”的问题。这个题目源自毛主席与王海容的谈话。我们感到，在新时代“造反”，就是突破陈规，突破权威。当天，我就把我们谈话的心得写成了一篇文章《造反精神万岁》，后来又贴到班级的墙报上，引起了一番争论。虽然文中有对邝桃生不敬的话，但他还是很大度地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不久，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预科６５１班的同学当中也引起了争论。大家关心报刊上的争论，由来已久。前面已有古代清官问题，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等。我是不大同意报上的批判的。卜大华和邝桃生则比较理解，说“仁”有“大仁义”“小仁义”之分，道理有“大道理”“小道理”之别。邝在政治上比较早熟些，我和卜当时都尊他为我们的“启蒙者”。这次海瑞罢官的问题，我还是不同意姚的批判，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讲道理”。这次谁也没说服我。不过，我们在教育界革命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对照*几次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对照军队的榜样，大家都认为，教育界问题很大。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日－３日，我们预科６５１班的１１位男女同学借着学校放４天假的机会，带著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和挂面到北京西郊戒台寺和潭柘寺一带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关于教育界文化革命的看法。也是巧合，就在野营过程中，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总理在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讲话中，提到了文化革命要深入到教育界，好像一颗信号弹。回去以后，这批人成了预６５１观点的主要力量。他们除了卜骆邝三人，其余都不是干部家庭出身。俗话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之行，的确是红卫兵的源始。
提到潭柘寺，更应提到圆明园。四十年前，清华附中的外周还是一片乡野。西面一条马路之隔，就是广阔的圆明园废墟遗址。那时还没有任何围墙遮拦，是谁都可以任意光顾的地方，可以说是清华附中的后花园。里面绿树成林，泉水淙淙，野花遍地，猬兔出没。附中学生经常到圆明园去玩，谈心，复习功课。远瀛馆的残柱断壁，有著奇特的激发效应。让人总觉得它在与你对话。红卫兵在形成的过程中，圆明园是不可或缺的背景。许多思想交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包括成立组织的那次会议。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
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和署名“高炬”和“何明”的文章，抨击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党的系统修正主义色彩已经明朗。５月１０日，清华附中党支部书记万邦儒利用广播系统向全校作了有关文化革命的报告。这一报告当即引起了预科６５１班部分学生对学校党支部的批判。他们提出了三条口号：树立*思想的绝对权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人的思想革命化。他们认为，党支部没有领会到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种崭新的革命方向，完全落后于文化革命的新形势，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这种观点被称为“预６５１观点”。预６５１观点与日后的阶级路线无涉，预６５１班不同政见者多数都不是干部子女。批判是以墙报为形式的。署个人真名或笔名，往往结成小组。
预６５１观点引起了许多班级同学的关注。赞成预６５１观点的学生，互相交流，在各班纷纷用不同的笔名，发表墙报，在内容上进而扩展到对学校党支部教育路线的抨击。方式还是很温和的，也注重理性。例如，后来成为红卫兵领导人高中三年级的王铭就认为预６５１批评党支部为“实用主义”有点过头了。然而党支部对他们进行了压制和威胁，说他们是“反党”“右派”。学校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更为险恶的是，在清华大学党委的指导下，已经内定若干人为“反动学生”，准备开除团籍，并向公安部门报案。
不久，传来了*５月７日给林彪信中一段涉及教育界的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家认定，党支部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不是偶然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５月２０日，王铭和张晓宾写了一份文件，题目就叫作《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晚，不同政见者的核心成员在宿舍楼酝酿墙报统一署名。基于高６４２班张承志小组的墙报笔名的“红卫兵”一名被采纳〔７〕。次日，５月２９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后来，５月２９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日。５月３０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坊间流传的*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２０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８〕
当场不少人都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党支部的严厉压制下，红卫兵领导层对形势比较悲观，在组织成立之始就提出了退缩的策略。浑然不知出头之日就在眼前。６月１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七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２日报纸登出。红卫兵领导层如梦初醒，决定重新采取攻势，于６月２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思想》。“红卫兵”第一次在全校亮相，也是第一次在全校公开招兵买马，因为大字报下留了很大的空白，请同意者签名。结果签字者有一百多人，除了原有的不同政见者外，又多出几十新同志。此后，红卫兵的大字报便频频出击。
在新形势下，党支部不敢对“右派学生”贸然下手。但是似乎也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继续鼓动师生围攻红卫兵。殊不知这时红卫兵已经广泛联络外校、报社、家长，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支持。外校学生到清华附中张贴大字报，猛烈抨击党支部是修正主义。６月８日，外校学生３００多人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校方紧闭校门，学生两派情绪激动对峙多时，但始终限于言辞，并无武力冲突。红卫兵和支持者们决心坚持到底，１０小时后，校方终于打开大门。外校支持者们在校园里张贴大字报，表示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对党支部的声讨，多以本校“红卫兵”名义署名。从此，“红卫兵”这一称号和它所标志的独立学生组织从清华附中蔓延到了北京市的许多中学。
就在６月８日事件发生的当天傍晚，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人不知鬼不觉地进驻了清华附中，次日就宣布支持红卫兵，说红卫兵是左派。形势急转直下。校党支部被作为“黑帮”打倒了，全校变成一边倒地声讨校领导。红卫兵组织急剧扩大。
然而，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承认独立于党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说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刘少奇党中央〔９〕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工作组以解散红卫兵为目标，对红卫兵作了分化瓦解的工作，拉一派，打一派，打击红卫兵中不肯就范的人，并突然宣布成立新的团委取代红卫兵。
在这种情势下，红卫兵一部分骨干分子，于６月２３日下午在二楼办公室聊天，说到了要继续发扬造反精神。一直聊到天黑，由于聊得入神，大家忘记了开灯。两位女同学说，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第二天，６月２４日，一张标题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就出现在教学大楼门厅。在*的天下倡言“造反”在当时还是人们所难以接受的。责难纷纷。６月２５日，红卫兵之外的张曙平、刘刚等同学把这张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校园里，支持当时被清华大学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其实，当时不过是提倡一种精神，给大家鼓鼓劲，换个面貌而已，并非特有所指。
为了回答责难，《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也准备好了。其中强调我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后来这句口号改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７月４日贴出。特别是引经据典，把*“造反有理”的话找了出来。这条鲜为人知的语录是在６月９日被人民日报的一则国际评论披露，注意的人不多，而红卫兵却记下了，不过在写前一篇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中没有提，就想看看会有怎样的反应。此后，*的这条语录就弄得尽人皆知了。
７月１日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的左派学生（即受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邀请各校左派学生代表去参加庆祝晚会。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我是其中之一。那里气象不凡，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绿军装，耀武扬威，这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提倡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我们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在晚会上，他们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方知他们这一切都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这个晚会的一大功绩是首次唱出日后红卫兵运动的战歌《造反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原是“干部子弟举红旗”，我建议改为“革命后代举红旗”，得到采纳。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７月中旬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去军训。我等留在学校的人不觉十分郁闷。却不知形势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７月１８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开始找刘少奇和工作组的问题。７月２６日，新的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江青等到北京大学宣布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号召学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保姆。消息传来，原来谨慎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立刻决定全线出击，于７月２７日凌晨发表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我修改后发表。瞬息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著红卫兵”的大标语。
７月２８日，我和邝桃生等参加了在北京原苏联展览馆的电影院举行的海淀区中学生大会，发现江青在场，幸亏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的论造反的大字报（但缺《三论》），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写了一张给*的条子。大意是请毛看一看是不是反动的。没想到*真地看到了，而且于７月３１日起草（或口授）了回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在党内高层发表。
清华附中的人当时并不知情。８月２日，我们才从矿院附中的学生那里听说。他们用电话逐字给我们传达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全文。我们将信将疑。８月３日，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和卜大华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才看到了作为中共正式文件的那封信。不过，清华附中红卫兵始终也没有收到这封信。
这时，北京的中学几乎都有了类似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一般有两派。总有一派叫“红卫兵”，另一派就叫个别的的名字，以“红旗”较为普遍。其他的名字如“赤飙”“红红红”是较为独特的。但是在全北京市来说，并非同名就是同一派。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师大女附中“红旗”，石油附中“赤飙”　关系好；北大附中“红旗”却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关系好。清华附中倒只有一派。
这两派的分歧在８月１３日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的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北大附中及西城区几个中学坚持要把大会的主题定为斗争据说是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反对涉及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四十七中红红红和师大女附中红旗则主张大会应当避免庸俗化，突出政治，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为主题。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最后王任重出来打圆场，说可以斗小流氓，工作组和团中央的问题你们就不要发言了，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处理团中央负责人。所谓小流氓就在多位中央大员的莅临下，被押到有十万人出席的体育场草坪上，接受辱骂和拳打脚踢。李富春也如约宣布*等三位胡姓书记停职反省。
军装袖章在这时开始流行。这个风气是北大附中红旗带起来的。七一晚会时，只有军装尚无袖章。到了８月，红袖章出现在北大附中红旗的胳膊上。确实好看神气。我们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对北大附中红旗的美学意识感到钦佩，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平民着装的传统，只有在接见外宾场合才临时换装。袖章则长期阙如，直到后期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一些个人才自制了一些袖章。
１９６６年７、８月之交，工作组撤离，学生建立独立组织，是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外间所熟知的“红卫兵运动”这时才形成它的主流性格特征。清华附中红卫兵并非这个主流的引领者，其贡献仅限于“红卫兵”这一名称和造反精神而已。它一方面受到主流的强大影响，身不由己而跟随；另一方面，也挣扎着与主流抗衡，企图纠正那些偏差。
阶级路线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体现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著名对联上。这副对联似乎是从外语学校传出来的。清华附中不同政见的学生，主体是干部子女。虽然预６５１班起事者大部分是非干部子女，所提出的纲领也未涉及阶级路线，但预６５１观点的领头人却是该班少数干部子女。不久，这个不同政见的运动就被清华附中原来已经存在的干部子女圈子所吸纳，也不免要讲阶级路线。当对联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多数人赞成，少数人有所保留。当时红卫兵领导层的看法是：符合当时运动的需要，但不是党的根本政策。因此，也有人参与了推动对联的外校辩论。但对红卫兵骨干成员以“齐向东”名义发表的《阶级路线万岁》一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作了修改，并对该成员做出了停职反省的处分。修改稿当然还是鼓吹阶级路线的，不过锋芒减弱了很多。
对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其他做法，例如抄家，砸路牌招牌，改商店名路名，剪头发，禁美丽服饰等，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是不赞成或不感兴趣的。对这些活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是明确反对的。
８月６日，在天桥剧场举行的对联讨论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北航附中红卫兵散发了《紧急呼吁书》，提出制止打人。呼吁书同时也递交给了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当场表示了赞扬，说是符合*的辩证法。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不过信息不大灵通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层并不知晓，于８月１３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再次散发《呼吁书》。据说北京四中学生组织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在八一三大会上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８月下旬，北京已进入红色恐怖高潮。对此深感不安的红卫兵领导层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是否能有制止的措施。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你们有什么想法就来钓鱼台写一写吧。８月２６日，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张晓宾。王任重说内容由我们自己决定，但是希望提一下对新市委的态度，以及做事要先动口再动手。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新市委的政令不如中学红卫兵或西城中学红卫兵纠察队的通令灵光。中学红卫兵为所欲为，已经不把党中央放在眼里。颇有点象义和团进京。例如，取缔民主党派，就是中学红卫兵擅自宣布的，根本想不到要向党中央请示。我们一共写了十条意见，除了王提示的外，主要内容有：呼吁红卫兵正视自己的错误；反对打人，打人“只能触及皮肉”，应该“讲道理”；纠正打倒一切的偏差；左派内部应该团结；团结非红五类，“不可笼统地叫作狗崽子”，他们也可以被吸收进红卫兵，恢复“重在表现”政策；反对胡乱串联；反对抄家、剪头发、禁卖点心等一类以破四旧为名目的破坏活动。意见的总标题是卜大华定的：《十点估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第二天，８月２７日，《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红卫兵组织人马乘坐数十辆卡车到北京市内的红色恐怖的重灾区进行大规模宣传，并了解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
《呼吁书》和《十点估计》在民间引起的反响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为此，我们收到了无数的感谢信，人们还敲锣打鼓上门致谢。也收到了许多控诉。遗憾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我们起草《十点估计》的当日，打人风潮波及清华附中，发生了自杀事件。这些日子，北京市经常传来　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色恐怖被这些传闻一浪又一浪地推向高潮。８月２５日，又传来红卫兵被杀的消息，整个北京市发疯了。清华附中也被卷入了阶级复仇的狂潮中。
至于抄家，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一部分人也干了。他们尖锐批评红卫兵领导已经大大落后于形势，连抄家都不愿意。就自己干起来了。当然规模要比其他学校小多了，也晚多了。无论抄家也好，打人也好，都是红卫兵领导层曾经反对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初衷只是那时理想主义的教育革命，对那些后来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种种激越行为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心理准备。工作组走后，整个八月，红卫兵在学校里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不过，暴民狂潮一旦卷起，就不是几个个人所能控制的，更何况这个狂潮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政权力量的支持或纵容。
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走向疯狂走向全国的起点。清华附中三人与毛谈话的具体情节可见宋柏林日记。这里补充几点。上天安门我们本有五十个名额，然而在阶级路线思想的指导下，把凡是家长被定为黑帮的红卫兵都剔除在外。这样只上去了二十六个人。进入天安门休息厅，是自发的行动。当时毛正在与哈军工的女学生李晶谈话。本来在外面的摄影和电影记者一见我们闯进去，就像苍蝇一般跟着一涌而入，霎时强光齐明，镁光灯频闪。见了毛，除了那些致敬的话外，我想总该说些有用的。想到那封信还没收到，我就问：主席，听说您给我们写了封信，我们怎么还没收到呢？毛答：那还是个草稿，还没有给你们。
有些红卫兵骨干没有参加八一八接见，是因为他们前几天到外地去了。例如邝桃生去了兰州。据说那里的兰州大学出了反革命事件。有个叫李贵子的，被全国通缉。以至后来外地学生大批涌入北京，到处拦截车辆，连中央文革的车都敢截，声称要抓李贵子。奇怪的是，邝等去兰州，火车居然不要钱。后来才明白，铁道部接到密令，学生坐车不准收钱；但这个决定不公布，让学生们自己口耳相传。这就是所谓“大串联”的开始。
我是９月份开始参与串联的。王任重曾经召见我和卜大华，说湖北那里去了不少外地学生，有左有右，叫我们也去看看。还给我们看了原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的求救信，上面写着：“主席，救我一命。”据王文革后说，毛指示：“李达这个人很坏，连国民党都不如。但是不要把他整死。”但结果李达还是死了（说是自杀）。李达自恃与毛是老友，是唯一见了*不叫主席的，而是一口一个“润之”。在五十年代，居然顶撞*，说毛是唯心主义。
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到武汉。却发现已有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等三个女孩先于我们而到，被湖北省委当宝贝供养在高级宾馆。她们发表了声明，支持湖北省委。不过我们不想在没有了解情况前就发言。其实其中有一个女生还是有保留意见的。团队中有人认为，根据文革的原则，不必调查就可以炮轰省委。我和卜大华还是觉得慎重些好。几天后，我们认定：湖北省委算不上反革命，不应打倒。但是他们排斥对抗外地学生的态度是错误的。据此，我们写了传单，题目就叫“炮打司令部”。湖北省委碍着面子，硬着头皮给我们印了。我们还特地回北京向王任重汇报，希望他能劝说湖北省委改变抵触态度。在重返武汉途中，北京传来了新消息：林彪讲话，说炮打司令部要端正炮位，不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湖北省委到底还不能算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把题目改为“访汉声明”。
以后的串联基本就是变相旅游了。不过在串联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文革并不理解。看到了很多丑恶的现象，与自己原来想象的中国相差甚远。我感到自己很无知。八月初，中央“十六条”文件中提出巴黎公社的理想，让红卫兵领导层着实兴奋了一阵，觉得革命还有目标。后来就看出中央并不想搞巴黎公社，而搞什么斗批改，路线斗争，我觉得极为无聊，于是决心退出文革，潜心读书，好好学习。
１０月回到北京后，形势已经大变。大学生开始登上文革的舞台。按理说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在６月就应该把大学推向前台，形成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人算不如天算，倒是北京市中学生从斜旮旯里杀出，成了事实上的文革先锋。大学更像跟班的。
清华大学也是这样。早在工作组前，清华大学一批干部子女酝酿反对校党委，和清华附中红卫兵就有来往，彼此成了战友。主要人物有刘菊芬，刘泽鹏，陈元，贺鹏飞，刘涛等。他们在中学弟妹面前显得很谦虚，说“我们比不上你们。我们要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后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组织也大都采用了中学组织的名称“红卫兵”。在文革发动阶段，大学生好像甘当中学生的配角。但也可以解释成大学生比中学生更世故。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工作组进校后，刘菊芬等成了被依靠的对象。在蒯大富问题上，虽然中学有人抄了红卫兵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到清华园支持老蒯，但红卫兵领导层还是与大学的战友们保持一致，即认为蒯大富是右派。工作组下台后，*于８月４日到清华大学讲演，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会场上居然有一大批大学生公然对抗*，大喊口号：“打倒蒯大富！”*也无可奈何。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的消息见报后，中央新的座次浮出水面。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大学生果然世故，马上就猜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刘少奇出了问题。可是中学生们却浑然不觉。我当时也不以为然，觉得大学生在胡猜。*怎么会搞排座次这种封建玩意儿？其实，早在８月６日天桥会议上，卜大华就目睹了江青训斥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叫她站到毛主席一边来。卜大华觉得很奇怪，但谁也没往刘少奇失势的思路上去想。
８月下旬，清华园里出现了一批大字报，矛头指向刘少奇，大概也捎带了*。刘菊芬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也称八九派）把这个消息传达给附中红卫兵，认为是右派捣乱，要求附中红卫兵协助他们把这批“反动”大字报清除掉。出于帮助战友的哥们义气，我们欣然应允。于是就有了宋柏林日记中８月２４日十二校红卫兵大闹清华园的那一幕。我本人虽然参与起草清理行动的《告示》，但并未身历其境。对其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数十年后才与闻。现在回顾起来，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大学红卫兵要挑战毛的意图。不过，对于中央内部的斗争，我们那时是不感兴趣的。对整个文革大概都丧失了兴趣。什么破四旧，什么斗批改，什么路线斗争，统统没有意思。巴黎公社的理想已被文革的现实所嘲弄。唯一有意思的就是旅游。红卫兵的存在，只是为了义气，也为了生存。
１９６６年秋冬，生存问题果然严酷地摆在了红卫兵的面前。８月兴起的那批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们在*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集体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蒯大富为代表的大学生组织三司以及他们的中学仆从。原来红卫兵一统天下的清华附中也冒出了反对派：如*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等。他们一般被称为“造反派”。造反派批判红卫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以那个对联为标志的阶级路线，当时被称为“血统论”。不过，造反派在狂暴行为方面并没有什么改进。在他们的统治下，学校干部和老师受到新的虐待，发生了新的自杀事件。以后包括武斗在内的种种暴行都是与造反派分不开的。尽管红卫兵在主观上反对极端行为，也着实作了努力，但想到实际上发生的红色恐怖，想到极端的阶级路线，红卫兵部分成员还是心服口服地承认了错误。
路线斗争的残酷性使各校红卫兵们认识到，承认错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团结起来垂死挣扎，或许还有活路。于是，原来的分歧放在一边，各校代表酝酿组织一次联合大会，以壮声势。这种联合形式拟名为“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后来对立势力却用“联动”为简称，也就约定俗成了。筹备委员会定于１２月２６日即*生日那天召开大会，并邀请中央文革和首都三司代表参加。
清华附中代表发言的主题是《破私立公，继续革命》。但大会上悲情笼罩了一切。在二踢脚炮竹射向主席台的轰炸声中，也有人喊出了“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拥护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会中放映苏联电影《区委书记》，观众跟着影片中大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文革并没有出席大会。三司代表倒是出席了。但并没有形成红卫兵内部策略派所希望的与三司联合的局面。这次大会只是加深了三司与红卫兵的对立，促进了中央文革镇压红卫兵的决心。１９６７年１月号红旗杂志社论明确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定为反动组织，其实是为以三司为首的对立面以武力镇压各校红卫兵大开绿灯。于是，演出了一幕一幕武斗和抓人的事件。卜大华在１９６７年１月份在军队的配合下，被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非法捕走。熊钢在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游览颐和园时，被三司的便衣非法绑架。其他学校也有大批红卫兵被捕。其间，曾发生著名的红卫兵多次冲击公安部拯救弟兄的事件，也成为红卫兵的罪状。据说其中有几次冲击是三司派人假冒红卫兵干的。
１９６７年４月清明节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大附中红旗女将彭小蒙写信给*为被捕的红卫兵们申述冤状。看来小丫头的面子比老帅大，毛终于发了恻隐之心，下令放人。并说“人是我叫抓的”，意思是不要怪罪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４月２２日，所有以“联动”名义被抓坐牢的红卫兵都被无罪释放，并得到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接见。江青说了一番安抚的话，重新肯定彼此都是自己人。
红卫兵这时面临不同的生活方式。北京市中学的舞台已被新兴的“四三”“四四”派占据。有一部分红卫兵就在学校里和他们争权夺利。我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他们说，这也是为你奋斗。这是争将来的分配权。我回答说：文革所有的事务都是昙花一现的。将来的分配权不可能由某一个群众组织把持。现在有时间不如游山逛水，或者读书，多学点本事。
的确，除了在学校里苦斗的战友外，还有宋柏林这样的红卫兵就像我主张的一样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人称“逍遥派”。或旅游；或读书；或办报；或演剧；或写诗写小说；或组织小团伙打架斗殴，拍婆子（交女朋友）。总之，那一样都比在学校强。
我虽然在１９６６年秋天退出了文革，但红卫兵的大起大落引起了我的深思。在红色恐怖发生和达到高潮时，清华附中等学校的红卫兵曾经发出警告。但被*和中央文革小组所否定。现在他们又以此为由，扶植反对派，镇压红卫兵。当时我还不知道*在这里的作用，只是觉得中央文革小组在玩弄资产阶级政客手法，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１９６６年冬天我在医院里写了不少批判中央文革的文章。有的通过熊钢以匿名信形式寄出，有的交给学校红卫兵希望发表。其中有一篇题为《问罪中央文革》，被传到学校。邝桃生看到后，把题目改为《致中央文革》，不顾个人安危，私自以“延征”名义抄成大字报发表后流亡外地。在后来的武斗中又被造反派绑架，以反革命罪名拘禁毒打批斗。这篇文章现在看来，要比三论造反精神一类成熟得多。顾及到红卫兵组织的安全，当时红卫兵领导层是反对发表这种文章的。宋柏林还警告我：再写这类东西，就会被踢出红卫兵。
我也真正地游离了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北京一零一中素不相识的初二女生胡宝朋神神秘秘地找到我，说“踢开中央文革”，“*已经到了斯大林的晚年”。我心想，这个女孩子也太大胆了。跟我素不相识，就敢说主席的坏话。要是在文革初期，我肯定要把她当成反革命了。而现在，她的无忌童言，倒是我启蒙的新起点。从她那里，我读到了不少过去内部发行的书。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现通译吉拉斯）的《新阶级》。形势的发展，与友人的交流，读书的思考，使我逐渐认为，文化革命是走向皇权专制的政变，是祸国殃民、摧残文化的灾难。*的革命路线实为神经路线。
１９６７年下半年，我和宝朋一起拜见了已经下野的原三司首领、地质学院东方红原魁首朱成昭。朱成昭具有领袖气质，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怪不得叶帅的宝贝女儿会投到他的怀抱里。这个曾协助中央文革小组重新组织左派队伍打击红卫兵的络腮胡子大汉此时满腹牢骚，说“蒯大富是顺着我的大腿爬上来的”。谈到中央文革，他说：我掌握的材料一抛出去，他们就完蛋。谈到刘少奇，他说：刘少奇才是正确的。那么*就错了吗？朱无语。当收音机里传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时，朱厌烦地一下把收音机关掉。后来听说，朱曾经单独审过彭德怀。此后，朱就变了一个人。
写到这里，我觉得也该收笔了。文革的故事几乎是讲不完的。能够帮助理解宋柏林日记就可以了。那么，我现在怎样看待那个时期的红卫兵，是不是也该说说呢？我没有办法说别的红卫兵，因为我不了解他们。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参与的那个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个红卫兵不管其历史功罪如何，它成了我的一个永远的家，里面的成员是我永远的亲人。的确，他们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８日草　４月１９日改定
〔１〕该书首先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小海注
〔２〕该书为批判蒋介石的传记作品。但内容多不可靠。继《侍卫官杂记》之后，亦在香港新晚报连载。作者署名唐人，实为香港新晚报报人严庆澍。－－小海注
〔３〕古巴革命领袖，大胡子。海外译为“卡斯楚”。现仍在位。喜作长篇讲演，惹人生厌。－－小海注
〔４〕体育训练口号：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小海注
〔５〕北京一Ｏ一中学当时是北京顶尖级的学校，在中学运动会上一直是龙头老大。－－小海注
〔６〕朝鲜唱剧：２０世纪初从朝鲜清唱（乐师配单人演唱）发展起来的民族戏剧。－－小海注
〔７〕根据我个人的记忆，张承志小组原名是“红卫士”，在决定统一署名时则定为“红卫兵”。不过，张承志和卜大华均记得张的墙报笔名从来就叫“红卫兵”，与我有分歧。但是宋柏林的日记明确记载为“红卫士”，似说明我的记忆并非空穴来风。－－小海注
〔８〕这段话现在无法证实是*的。－－小海注
〔９〕当时工作组一般汇报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处。有时也传达党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工作组时期，我们听到的中央领导人指示，往往来自刘少奇。－－小海注
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何　蜀·
在读到这部日记之前，我心目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那些首创红卫兵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的中学生们，只是一些自恃“血统高贵”而不可一世的高干子弟，一些狂呼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愚蠢口号，任意打同学，打老师，制造“红色恐怖”，践踏弱势群体的当代“高衙内”。尽管他们当中后来出了个张承志这样有才华有影响的作家，但也并不能改变我对他们的整体印象。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对他们的宣传，还有他们自己留下来的那些杀气腾腾的传单，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而这一部日记，却使我对他们有了全新的了解。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本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
在读这部日记的许多篇章时，我都忍不住会发出惊叹，发出感慨，会恍然觉得是在回顾自己过去的心路历程，尽管当时我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宋柏林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我１９６４年初中毕业后即因“家庭出身”问题而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成为“社会青年”，一年后外出做临时工，在深山工地上迎来了“文化大革命”），但宋柏林日记中的许多文字：却像是我当年写下的一样，我当年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就是这样认识社会的，就是这样“清教徒”似地鞭策自己力求“革命化”的，就是这样站在“革命批判”的立场上评价文艺作品的……甚至宋柏林日记中记载的那些他读过的文学或政治读物（除去个别当时内部发行的政治读物我这样的平民子弟不易找到外），也大多是我读过的，只是读的时间略有先后不同，如《斯大林时代》，我是在“文革”前夕读到的，凡尔纳的那些科幻惊险小说和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等都是上初中时就读了的；而《州委书记》、《怎么办》、《苦难的历程》、《震撼世界的十天》、《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等，我在１９６８年以后才陆续读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宋柏林说：“是最脏的书之一，我只翻了一点”，我也抱有同感，看不进去，也“只翻了一点”。文学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宋柏林硬着头皮“花了五个日以继夜的劳动”读完，作了一些批判性的评价，而我当时则干脆就拒绝读它。因为在“文革”前我就得知：不少青年人在“反右派”运动中“堕落为右派”就是因为中了这部小说宣扬的“个人奋斗”思想的毒……
宋柏林这部日记使我想了许多。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家庭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人生遭遇不同，但我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受的都是一样的教育，喝的都是一样的“狼奶”。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
多年以来，对一度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动力”的人们，无论是早期的“老红卫兵”，还是后来的造反派，都有许多脸谱化的宣传，给人们造成了不真实的印象。实际上，历史现象是很复杂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历史事件里一度引领着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们，也必定是很复杂的。宋柏林这部日记，有助于我们深入到当年一部分“革命小将”的内心世界，对那场“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可能发生，以及发生过程中的若干曲折，有着比查阅历史档案或报刊资料更感性、更具体、更生动的了解。
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日记，此前我已经读到过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葛剑雄编的《谭其骧日记》，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但这些日记都是从知识分子而且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角度，从“文化大革命”受难者的角度写的，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有限，审视“文革”的角度比较单一。作为“文化大革命”舞台上主要角色的红卫兵的日记，此前也看到过两本，一本是北京出版的一个女红卫兵的《红色少女日记》，有专家作注，还配有当年老照片，只是作者当年的经历比较一般，内容再经过“可以理解”的若干删节，大大减少了它的信息量和历史价值，读来已经没有多少新鲜感受。另一本是香港出版的《红卫兵日记》，作者用写小说的方式进行了大量不应有的“整理”加工，使得整个日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而宋柏林的这部日记，既从一个独特的而且十分重要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云，又十分真实地保留了原貌，像“活化石”一样为读者提供了极珍贵的史料。比如，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经过及当时的社会心理、时代氛围，关于刘少奇、邓小平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那次北京市大中学校文革报告会上讲话和*突然出现的情景，关于“八一八”的集会和在天安门城楼上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与*的见面，关于“红八月”，关于打同学……日记中都有详细生动的记载。请看这一则：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６日　星期五　阴半夜一连传来了３、４起杀害红卫兵战士的事件，大家真是义愤填膺。这是阶级斗争，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文化革命要武斗，要流血牺牲。这使我更充分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我要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
怒火冲天，抄家抄出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匕首等等，真是阶级报复，阶级仇恨，我们再不能容忍了。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这是阶级斗争，你打他，他杀你，这是你死我活。不过我还从来没打过人，还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很危险，对敌人恨的不深，就是对人民爱的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可怜你。要敢于斗争，勇于树敌。
从这些真情实感的字行间，可以读出很多东西。
日记中还有不少地方会使读者有意外的发现。比如，宋柏林在“老红卫兵”的政治地位被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取代之后，跑出去串连，在青海，他却跟首都三司一起支持当地的造反派“八一八”，假如不是他离开了那里，后来发生的“赵永夫事件”中，说不定就会有他跟当地造反派并肩战斗的身影甚至流在一起的鲜血……这对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而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到处都曾出现过的真实情况。有不少地方（特别是较边远的地方）的造反之火，往往是由一些在首都或大城市被视为保守派的红卫兵有意无意地点燃起来的。
此外，日记中关于外出串连时天南地北的风土人情、社会百态的记载，如车上遇见甘肃逃荒要饭的人，“说他们那地已干旱４、５年了，年年没收成，每人每月１８－２０斤红高粱，吃不饱，所以老人小孩多跑出来要饭。每个生产队有２、３人要饭就很多了。”在乌鲁木齐“我们吃了几串烤羊肉，八分钱一串……找不到一家像样的饭馆。据说这里很富，吃饭从不要粮票，但物价还是贵的。”在西安“睡了一晚旅馆，四毛一夜，大堂铺。”这类记载，都具有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意义。
这部日记是作为“文革史资料丛书”中的第一部出版的。作为历史资料，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真实。而要做到这一点，敢于不加删节，不加“整理”地公布包括许多个人隐私的日记，就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使我在读这些日记时不能不对作者产生敬意。这部日记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诞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而且真实记录了一个当年“老红卫兵”核心组成员如何“从时刻想着‘中美大战’解放全人类的革命闯将，变成靠着‘邪门歪道’遍游南北东西的逍遥派。从一个思想禁锢的‘清教徒’，变成兼收并蓄贪婪地汲取‘封资修’各种文化的‘异教徒’”的心路历程。这对研究“文革”历史，研究“文革”一代青年的思想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这部日记能够在那样的动乱年代里几乎逐日地写下来，并且完善保存下来，也应该算个奇迹。众所周知，在那样的年代里，许多人命运难测，随时有可能被抄家，而且自从“文革”初期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地批判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之类杂文以后，自从破“四旧”大规模抄家以后，一般人就不敢再写日记，甚至不敢再保存笔记、书信之类文字资料（当年的居住条件，也使得许多人家根本没有办法保存这类东西）。而宋柏林却有特殊的家庭和个人条件，如他所说：“幸运的是本人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成为‘专政’对象，没有被抄家，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许多照片和文物，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实属难得。”值得一提的是，这块“文革活化石”是由长期致力于“文革”历史研究的余汝信先生发现并“发掘”出来的，他为帮助读者理解一些背景情况而作的注，和当年著名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骆小海写的序，以及作为附录的几篇重要历史文献，都增加了这部日记的分量。在今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的特殊年份，这部日记的出版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纪念。但愿在这之后能有更多更好的“文革活化石”被发掘出来，能有更多更好的这样说真话的、真实反映“文革”历史的出版物奉献给读者。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５日于重庆风江阁
不可多得的红卫兵史料——《红卫兵兴衰录》
·印红标·
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段历史，虽不算遥远，研究者却常常感到资料的缺乏。官方档案严格封存，散在民间的资料也未做系统的征集和整理，正在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流失。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在香港出版，令研究者感到欣喜。这本书的内容是红卫兵首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宋柏林的日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活动。最可称道得是，这部书保留了日记的历史原貌，未做加工或删节，从而具有回忆录及其他一些经过加工的日记（哪怕只是稍加删节）所无法企及的可信性和资料价值。治学严谨的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为日记作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主要笔杆子骆小海作序，更使之增色。
一、来自红卫兵运动的核心
《红卫兵兴衰录》的内容是处于红卫兵运动核心地位的宋伯林的日记，其史料意义首先是记录了红卫兵运动的一些重要活动。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宋柏林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三年级学生、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核心成员之一、曾被推选为本校革命师生委员会成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他与韩军、骆小海三人作为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面见毛泽东并简短交谈。第一批红卫兵（即“老红卫兵”）失意之后，日记的主人同情并参与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的一些活动，经历了老红卫兵由盛到衰的全部过程。这种来自运动漩涡的核心人物的完整日记是难得一见的。
这部日记的内容偏重于政治运动和思想活动，其风格既不同于当时流行的模仿英雄人物，抄录豪言壮语的雷锋式革命日记，也不限于私人情感天地，而是一部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见闻、思想和作为，写给自己看的日记。其中所记红卫兵的活动、激情、困惑、苦恼以及读书心得，均无娇柔做作之词，而为亲见亲历的实录、真实情感的表白，反映了老红卫兵的政治兴衰及思潮起落。
这部日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连贯性和完整性。日记的主人多年以来每日必写日记，多则多写，少则少写，从无间断。这对于常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在文革的动乱年月。《红卫兵兴衰录》一书收录了从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发动至１９６８年２月日记主人当兵离开学校，近两年间的全部日记，无一日遗漏，并且选登了１９６６年１月至４月的部分日记，作为文革前夕的背景铺垫。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呈现给读者的这部日记，未做删节，未经加工润色，保持了资料的原貌和完整性，甚至相关人士的姓名也原样照录，只对部分明显的错别字作了纠正。目前所见到的回忆录往往随时代和主人地位与思想的变迁，有意或者无意地出现选择性记忆，而目前发表的一些日记、笔记之类资料，往往由于原著者或编辑者的现实考虑而只选登部分内容、或作删节、乃至加工润色，从而使其史料价值打了折扣。
二、老红卫兵兴衰的忠实记录
这部日记从一个核心成员的角度，记录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兴衰，其中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和成立时间的记载，是以往红卫兵研究者所未见的新资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日记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以后就不断提到后来组成红卫兵的激进学生的活动，特别是对清华附中校领导“资产阶级教育方向”的批判。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的日记第一次谈到这些学生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是这个组织被称为“红卫士”而不是“红卫兵”。
这一天的日记写道：“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就笔者所知，以往的各种资料，不论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出版物还是文革后的回忆录，都没有出现过“红卫士”这个名称。骆小海在为这本日记所写的序言中，回应了“红卫士”的说法。红卫兵最初是不是被称作“红卫士”？这会成为当事人和学者回忆和考订的新问题。
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也由于这部日记增加了新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附中红卫兵称自己的组织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９日，文革以后的回忆也多持这个说法。据宋伯林上述６月３日日记记载，红卫兵应当成立于６月３日。综合骆小海为这本所写的序言及以往的几种说法，合乎情理的解释似乎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立有一个过程，５月２９日决定统一署名为“红卫兵”，并统一行动，而正式建立组织机构是在６月３日。
日记中还有多处内容印证了回忆录提到的史实，特别是一些老红卫兵不为外人所知的思想活动。例如：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日记反映了老红卫兵政治失意后的苦闷和徘徊。日记的主人看到歌颂红卫兵的文艺表演，“回想起'８．１８’前后的壮景，对比现在油然而触伤感。回家看到陈伯达、江青对北航'红旗’的关门讲话，我又不禁想起'８．６’在天桥剧场江青、康生等同志对我们关门讲话的情景，油然又生伤感。又看主席诗词，陈老总的解释，不禁落下泪来。”日记对“联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大会上红卫兵的情绪也作了相当客观的记录：１２月２６日会议反映出目前中学老红卫兵的状况，“用脑子的人都对形势有较正确的了解，不反文革（指中央文革小组——引者注）。但绝大多数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迫于形势，虽也不敢大反，但一有风吹草动，一声半呼，就都跃跃欲试，一呼百应。但大都是为出出气，真正傻瓜的很少，总之绝大多数仍在彷徨之中。”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策略派本来还寄一线希望于通过“破私立公”争取中央文革小组的谅解和支持，但是结果，被“咽不下这口气”的红卫兵，打乱了议程。对此，以前已有卜大华等人的回忆，现在在宋柏林日记中得到证实。
日记中诸多此类记载，为红卫兵运动和文革研究者，提供了考订和考察历史事实的重要资料依据。
三、家长的影响
《红卫兵兴衰录》这部书完整地保留了日记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得以了解影响红卫兵发展的不少有价值的细节。例如，红卫兵的活动与其担任领导干部的家长的关系，是当时人们猜疑很多，但缺少直接资料的问题。这部日记提供了可信的例证。
红卫兵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以领导干部子女为核心，他们反对学校领导、挑战工作组权威的造反活动，是不是得到家长的支持或者指点？影响程度有多大？他们大字报里出现的某些只有党内领导干部知晓的内部信息，曾经令学校或者工作组领导吃惊。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曾经回忆说，他们与学校领导和工作组发生矛盾时，工作组曾动员家长劝阻学生，但是他们还是从私人渠道得到了不同的信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他们的造反活动很是赞赏，而这些干部并非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这本日记记录了某些领导干部与红卫兵早期活动的关系，印证了人们的猜测和当事人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之初，日记的主人是高中三年级学生，他的父亲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家长对儿子的政治倾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父母直接地给予支持或指点。
１９６６年５月下旬，激进学生与学校领导的矛盾日益尖锐，５月２９日日记提到：“妈妈说我们没有错”。６月１日，红卫兵反对学校领导的活动发展到公开对峙。６月４日日记中写道：“爸爸很支持我们”。６月５日日记说：红卫兵“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这些日记，证实了外间关于红卫兵有高层背景的猜测。
工作组进校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分歧，日记记录了家长对红卫兵的支持和忠告。红卫兵不同意工作组所强调的团结大多数学生的口号。６月２３日的日记记录了父亲的谈话，表示在清华附中这样的学校，团结９５％可能不太适当。６月下旬以后，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分歧在石油附中运动、“造反精神”的口号等问题上继续发展。从日记里可以看到父母赞许红卫兵在石油附中问题上的态度，对“造反精神”的口号之争，也表同情。
日记也记下了一些红卫兵学生的家长对子女的担心：在红卫兵张小宾家，“他妈妈和我们谈了许久，让我们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切不可头脑发热被敌人利用。”（７月７日）
日记里出现了一些干部子女从家长那里获取内部消息的记录。７月１１日日记说，清华附中红卫兵通过父辈的渠道，得知内部《工作通讯》十七期刊载了本校工作组关于红卫兵的负面报道。后来，红卫兵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引述了这期《工作通讯》的内容。
这些来自上层的小道消息使红卫兵有恃无恐，也使清华附中等学校工作组感到与这些有高干背景的红卫兵较量并非易事。
干部子女的家庭内部消息优先于中央正式传达渠道的又一个例证是，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首先通过干部子女传到红卫兵之中。８月２日日记记录“从矿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最热烈地支持我们的造反。”次日，王任重才代表中央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宣读了这封信。矿院附中的这个抄件，来源于该校学生杨冀平，杨冀平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
高级干部对红卫兵的态度，说明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不一，不少干部在运动开始时还抱着期待。这些领导干部既希望子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迈出成长为“接班人”的第一步，又担心这些未谙世事的孩子在政治风浪中“被敌人利用”、跌跟头，因而以自己的经验给予指点，甚至支持，但是其结果往往出乎意料，其中的是非得失是应当正视并认真总结的。
谈到这些与重大社会政治活动有关，却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不能不对日记主人坦诚直面历史的勇气感到敬佩。大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大多数人并不是一贯正确的，很多人往往既是运动的参与者或者加害者，又是运动的受害者，只是加害和受害的时间不同、问题不同、程度不同。如今，红卫兵的作为早已为社会所批评、谴责，而要防止悲剧再度发生，必须分析历史事实。这部日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病理标本。勇敢地把记录了自己思想和经历，包括明显错误和荒谬的日记，无保留地展示给世人，供人们分析评说，若无坦荡的胸襟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对此，历史学者怀着敬意。
四、独具匠心的编辑和注释
《红卫兵兴衰录》一书的编辑和注释，独具内行之匠心。
首先是编辑者余汝信先生坚持保留了日记的原貌，使之免于删节之憾。这一点前文已经谈过。宋柏林的日记是一份罕见的历史资料，正如作者《后记》中所说：“本人在运动中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没有成为'专政’对象，没有被抄家，所以能够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许多照片和文物，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实属难得。”其次，编辑者对日记做了详细且专业的注释，为读者释疑解惑。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旁人读起来不可避免地有费解之处。编辑者的注释为读者作了十分到位的解释。这需要对文化大革命背景知识的细致入微的掌握，也少不了对日记主人的细心询问。
例如：日记中写到与工作组的矛盾时，几次提到“张田丰”，如果不是编辑者指出，读者很难猜出这是隐语，指代工作组；“张”指清华附中工作组长章建华、“田”和“丰”分别指成员小田和小封，如果按照字面将其当作一个人名，就不会理解这个“张田丰”的重要性。这是只有日记主人才能说得清楚的问题。
编辑者对日记中出现的诸多人名、简称、外号、专用词语做了说明。例如清华附中预科班的设置与众不同，高６３１、高６３２、预６４１和预６４２同为高三年级，不知详情者常常为之疑惑，有了注释则一目了然。编辑者特别对日记主人来往较多的同学朋友的家庭背景、家长官职做了说明，这就可以使人很清楚地看到，日记主人的同学朋友圈子，主要是军队高级干部，多为少将和中将一级干部的子女。这对于准确理解日记主人的社会环境，理解日记所反映的情况无疑是重要的。
编辑者的多处注释指出日记中的误传，表现了编辑者对史实的准确把握。例如，编辑者指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日记中抄录的毛泽东语录和１２月１６日抄录的毛泽东诗词当中有一首是当时广泛传播的伪托和误传之作。类似事例还有编辑者指出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日记关于中央对内蒙运动的指示是失真的消息。从书中的大量注释，足见编辑者余汝信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独到的学术功力。
其三，《红卫兵兴衰录》请骆小海作序，也是成功之举。骆小海是清华附中最主要的发起者、负责人之一，与卜大华、邝桃生被并称为“卜骆邝”，又是主要的笔杆子，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等著名红卫兵大字报的执笔者。骆小海是红卫兵运动一系列重要事件的关键性知情人，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详细地叙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历史，不仅对于理解这部日记十分必要，并且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最后，书后附录的几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注明了版本出处，也是一般读者或研究者不容易见到的。
说到不足之处，本书保留了日记的原貌，仅对某些明显的错别字做了订正。就历史资料而论，如果编辑者能在订正之处逐一加以注释，就会更加完满，更据可信性。
相信这样的一部不可多得的资料书，会赢得红卫兵及文革研究者的重视与肯定。
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２００７年２月号
燕来相识　触目菩提——《红卫兵兴衰录》　读书笔记
·师又林·
◇　日记出版前
知、交宋柏林四十年。文革初期，闻他红卫兵创始人之大名；从共同的朋友，日记中提到的，阳生、小静、亚黎、熊刚口中听到过他的逸事；及至他当兵、我插队，同在冀中平原某村落一亩三分地上，始面晤。鸡犬声相闻，一起度过“史无前例”的岁月。文革结束后，我们被大都市的繁忙和中美间的大海淹没，中断联络。八、九年前，恢复了“组织关系”，柏林兄寄来两封厚厚的信，是十三页从日记中摘录出来、手抄的、有关我的八十多条记录。感他义气的同时，方知老哥有几十年不间断地写日记的习惯。那大概也是写了多年日记之后，初次清仓查库，他在信中说：“（日记）从未仔细翻阅过，这次为了找你，细细读来，竟发现不少人和事是早以忘怀的。”“这是我个人心底的财富。”当时心说，什么“财富”呀，不就是个流水帐么：“到（营房）墙外机井洗褥单，又遇到师又林用马耕地。这两天真是巧得很，原来他们十三队的地就在这周围。”一九九八年，我的先生，历史学教授，黄开来承蒙柏林兄嫂款待游穗。聊天时，谈到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中一事：一九六六年夏天，毛泽东秘密由南方返京，直接到人大会堂主席台后。那里中共领导人云集，正进行文化革命报告会，刘少奇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站在幕后的毛泽东自言自语：“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我看是老反革命”。一会儿，他突然走到前台，意外现身，引起全场轰动。宋柏林遂从日记中翻出七月二十九日一页：“刘主席的讲话也和拉家常一样，太谦虚了。领袖们都是这样，一再表示要当小学生，　向大家学习，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呼声未了，掌声骤起，毛主席来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毫无思想准备”。它佐证了李志绥的回忆所言不谬。听了先生的述说，始承认他老兄真不是吹牛，日记确实是储藏着文革典故的富矿。
前年秋天，分别二十年后，我们终于在广州重逢，并住宿柏林兄家。他引我至书房，打开书柜，几十本日记静静地排列。它们大小、式样不一。有些是各色塑料皮的，里面带有革命样板戏和《毛主席语录》的插页。有些白色的笔记本，写有“用毛泽东思想记日记”的字样。时间使它们的封面颜色暗淡、陈旧，内页纸张泛黄，有了古董的模样。“这些，你随便看吧。”柏林兄说，平常得仿佛不过是递上一杯白开水。
因为倒时差，我总是凌晨三、四点就醒，写字桌前，台灯相伴，翻看蒙尘的往事和日前写下的新鲜文字。那里有心灵的自言自语、思索的自问自答，也有工作、交友、婚恋和家常琐碎，比如今天买了什么书之类。它们并不都那么引人入胜，有些甚至说得上枯燥。然而，据考证，我是获此殊荣第一人，安敢轻易释手，负兄美意？于是，每天读到东方大亮。倚凉台远眺，九曲迂回的珠江水域河流披霞光漫步。当一人历经世事，仍能向你毫无保留地开放他的“自留地”时，那份坦荡也足够令人瞩目。
通观过柏林兄的全套四十本日记，最生动和富有趣味及史料价值的正是现在发表的《红卫兵兴衰录》那部份，可谓四十年日记之精华。我和先生一直认为他的日记埋在地下太可惜，应该开发出土。柏林兄曾经给过我这部份的复印件，瞩我捡其一、二放到网上投石问路。我生恐过早曝光，糟蹋了东西，久久“阳奉阴违”。听说余汝信君要为他出书，顿时大松口气，对日记颇有“赵云投刘备——得了明主”的感觉。
◇　言近旨远
历史研究讲究的是根据第一手史料，即根据历史事件发生和最接近的时间里产生的原始资料了解真相。属于文字类第一手史料的包括书信、手稿、期刊、报纸、讲演词和政府文件等等，日记也在其中。它使人们通过只在特定的时空中出现、后来绝不会再有、因此是独一无二的、充满感性的个人经历了解过去。
在那场“触及灵魂”的风暴中，人们真诚的写日记是一种危险的奢侈。文革研究中恐怕没有比日记这种第一手史料更难收集的了：写的少、在政治旋涡的中心写的更少、能留下来的再添一个少、愿一字不改又值得发表的越是少上加少。准备这篇书评时，我查阅了专门发表文革研究作品的《华夏文摘增刊》。围绕纪念文革四十周年前后、四月到九月的一百多篇文章中，除有关柏林兄的日记外，发表和介绍日记的只有两篇：姚文元日记摘录和何蜀先生评陈奂仁的《红卫兵日记》，指出其“不应有的整理”。如此看，宋柏林的日记当属稀有之列。物稀为贵。
流览那些文章，还给人一种印象：揭露评论大案要案的多，揣摩推测高层权力斗争的多，洋洋洒洒阐述宏观理论的多，断断续续对个人或团体某时某刻的具体遭遇回忆多。大家无不有的放矢，有指而言。柏林兄自然地随意地录制了从内心到行动，从京城到僻壤，从人文到地理，从高干及子弟群体到下层工农百姓的文革社会风貌大景。比如，他描述了串连时怎样扒车、混车，声称“红卫兵成了抢车司令”；写了用橡皮、小刀刻图章假造介绍信；生产队长多下两斤米招待他们和工厂基本不开工的情况等等，具体、生动、真实、浑然天成。这不仅对后人摆列文革拼图是难得的一盒彩片，如果静下心来读，即使对过来人，仍会收获不少新认识。看到他日记中：“今天最有趣的见闻要算工人和农民发生矛盾了……这些投机倒把的农民如此老实巴交的，那么那些安分守己的是何等朴实而可爱呀。不过，他们都是贫农，他们说只有贫农才能干这样的事。”一段，不禁感慨现实怎样撕碎了中学生心目中“工农联盟”、“阶级分析”的神话。我对柏林兄那段话更垂涎：“我们刚进南京路不过一百米就买了五、六项下肚的，一路上两人共花了一块多钱的零食。”一人五毛的零食就能吃一路，今人看来简直就是神话。
尽管如此，与研究文革的专家学者兴致勃勃相反，日记发行后，和我一样亲历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朋友，包括柏林兄的旧识，都反应平平，不致多词。多数人和我最初的感觉相仿：这些事早都知道了，没什么新鲜的，有什么好评说的？
美国有句俗话：你的废物是他人的宝。同样的事，在当事人和后来人或局外人眼里会有完全不同的映象。披露自己熟知的事，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刚到美国不久，我曾在一养老院打工。某天，管理员伯娜黛叫我到她办公室，说：“这是你半年一次的工作评定表，我已经填好了。你看看，如果　同意就签名吧。”我看差不多每项都是满分，就欣然签字。她一面把表收入文件夹，放进文件柜里，一面带着例行公事的语气说：“你的档案就在这里，任何时候你想看，都可以通过秘书取出来。”“什么？！”我惊叫。没等她答，就让她把文件夹重新拿出来给我，里面有我申请工作的表格、推荐人的信、获表扬的记录和工作评定。我并没仔细看，只翻来覆去地玩弄了几下，让她再放回去，再拿出来，再放回去。两个回合过后，轮到我对一脸惊讶的伯娜黛说明，中国文革时期，个人档案怎么被严格地控制，不仅当事人无权知道，而且几张小纸更可以支配人的命运到无法预料的地步。我现在是生平头回尝尝翻自己档案的滋味。她司空见惯的事、我习以为常的事给彼此带来明显的惊诧。我清楚地记得伯娜黛本来已经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似乎没有眼镜片挡着就要掉出来了。我也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心头一颤。美国的汽车、洋房、金发、碧眼都没有此时让我更体味到是在一个有着不同发展历史的国度了。无法捕捉到那一刻情感起伏的每个浪花，只肯定，我因此增加了一个品尝周围生活的味蕾。事后，伯娜黛说她有同感。
由上可见，在我们众人眼里平淡无奇的宋柏林日记，对另外的人，却可能打开一个未知的世界。何蜀先生不是在已经在书评中证实了？“而这一部日记，却使我对他们有了全新的了解。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认识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何蜀：《一块极有研究价值的“文革活化石”——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朋友中有人表示失望，认为日记缺少文学色彩；有人觉得尚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没有记录。其实所有的价值正通过这体现出来。宋柏林日记从手写到铅印，从笔记本到成书，他始终无心插柳。没有美丽的词藻、精心的构思，才说明那确实“不是我准备光荣牺牲后给别人看的”（作者《后记》，下同）；没有事事都顾及和早有预谋的囤积，方显得“也不为有朝一日著书立说”；除个明显错别字，不删不改，才使日记成为名符其实“那个特殊岁月的原始一斑”，成为后人诠释当年可依赖的证据。
对于第一手史料的发掘整理，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其成色：这份资料本意是为发表或留为私人保存的？谁、为了什么目的发掘它？编纂者对此事有充分的知识吗？他是否有什么偏见、倾向性和隐藏着说服与通告的涵意？我想无论是当事人柏林兄还是对文革颇有探究、治史严谨的余汝信先生都经得起这几问。据知，清华附中一些同学，对如何评价那段历史有异议，酝酿进行讨论。宋柏林没去参加。他并不急于介入理论是非对错的争辩，正应了本人所说：“至于能够看到什么，是读者的事情，我像当年写日记一样，任它去了……”。
◇　那是来时路
无论故交旧友、“老兵”们，对柏林兄的日记有什么看法，怕都难以否认，读它如恍惚重走来时路。
美国出生的女儿上高中时，学了历史课回来说：“妈妈，我简直不能想象，你这么温和的人，怎能当过红卫兵？”我语咽，窘迫没有现成的答案回应这“简单”的提问，搪塞了几句连自己都不满意的话。柏林兄可以躲开类似尴尬。他只消把日记递给儿子看。
说来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即使二十年没从事专业，也应该比一般人更懂得把亲身参加的文革做些整理的重要，却迟迟不曾动手。我爱对着电脑码字，对朋友谈天说地，却从没堆砌出关于文革的完整说道。也许是专业训练反而使我对拿捏不准的不敢轻易触动；也许是被一些来不来就上下五千年的追根、东西十万里的对比、大而化之的激扬文字吓傻；也许至今仍为受到的愚弄而感羞辱，为自身的愚昧而感羞愧，难于启齿；也许是怕抖开收敛起的思绪，弄得人仰马翻。柏林兄的日记给了我一个提醒，原来文革可以这样纪念！不必把一切都留给专家学者、不必等凡事有了公论、不必分析评判、不必断言结论，素描直书、有什么就拿出什么便好。甚或更好。
巧，正读日记的出版本时，社区大学英语系的教授珍尼对我发出约请。她的外国文学课，讲到一位华人作者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一书。书写两个南方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时读外国名著的故事。珍尼希望我去讲讲当时的背景。这一下，让我从未有过地把文革时期的、已被专家命名为的“地下读书运动”想了个前前后后。对照柏林兄的日记书单、查阅中外文学词典、翻出我当年读书的摘抄、居然找到一本为留纪念从中国带来的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竖版繁体、古色古香。那几日，我想起了辩论、串联“检查四旧”；想起了飞车、聚会、冲公安部；想起了从“小太阳”到“可教育好的子女”；想起了政治压力下郁闷的窒息。想起了溜门撬锁，钻进学校图书馆“借书”；想起了把禁书包个皮，写上“仅供批判用”；想起了呼啸的寒冬，在北方农屋油灯下裹被读《呼啸山庄》；也想起了拿了我《唐诗》的宋柏林，在军营里用南方的怪腔怪调背诵：“天藏（长）地久有丝（时）静（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我恍然大悟：当我欣赏《简爱》纯洁而又有尊严的爱时，无形中接受了爱的超“阶级”意识。当我为欧文（《九三年》）之死遗憾时，不禁对他跨越政治立场的怜悯之心打动。当前途渺茫，不得不为过冬取暖扑赴在地上收集落叶时，雨果的话：“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弯得多么深，他的精神总是高扬的”，令我抬头还能欣赏落日红霞。当我回味这些经历时，深感苏俄小说中“大风想把歌声撕碎，却把它传得更远”的句子真够确切。很难说当年哪本书、哪个故事根本改变了我，也不能说我的成熟完全决定于这些书，却得说从一个角度，它们打开了我青年时代被加与的禁固，受到了“革命文化”不能给予的深层的人性感化。它们唤醒了我的个性，拯救了我的灵魂。我成为今天的我。如实在课堂上讲了。一个学生写道：“……我将终身难忘。”除开美人习惯把客气话说过头的水份，从他们的理解中，我至少断定，原来整理过去，可以一点一点开始，并不那么难。
姑且不论于国、于民、于社会，防范不可再的浩劫。我们一辈人，文革开始时十几岁，正是身心发育的异变时期。“脱胎换骨”的运动，打乱了青少年成长的常态，留下分孽的须根，明里暗里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心智、为人处世、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生活模式，乃至梦境思幻。如今我们五、六十岁了，在《血色浪漫》中微醺片刻，却不会沉醉，《在梦开始的地方》驻足少时，却不会徘徊。那毕竟是些太表面的演释，何况大家早已接受了“向前看”。不过，哪怕只为给自己和孩子们一个交代，不该审视审视半生前的经历吗？
感谢柏林兄的慷慨，拿出一本日记，提供了时间表、进程图，顺着那些线索，我好看来时路。
《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节选一）
（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月）
·宋柏林著·余汝信编注·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　　　星期三　　晴
今天“六一”儿童节，我们几个到颐和园去划船游泳，好不愉快，不管怎么样，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　　星期四　　阴、雨
形势发展太快了，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向一切牛鬼蛇神，反毛泽东思想开战的号角，我们太高兴、太兴奋了。下午我们到了《解放军报》社，送了些稿，谈了些情况，晚上我们一直在“北大”看大字报，听声讨会，但清华和我校太不象话了，冷冷清清，负隅顽抗，我们要准备一场恶战！
注：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于５月２５日下午２时许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贴出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６月１日，毛泽东令“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故此，这张大字报，新华社６月１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６月２日全文刊载。《人民日报》今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著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这些话语，以后都成为各地（首先是青年学生）反本单位领导的有力依据。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　　星期五　　阴、大风、雨
又到“北大”去看了一个上午，抄了好多大字报。真是，他们反扑聂元梓等人的许多作法，与我们学校如此相似，真是越看越有底。
中午我们“红卫士”　的一部分战士到园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我们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大字报，在此同时要搞好“统战”工作，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最广泛的团结同学，向学校里的一切反毛泽东思想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听说“北大附中”起来革学校的命了，把校长老师都罢了官，学生当了权。我们下午特地去支援他们，可惜工作队不让任何人进学校。
反攻的时候到了，一场恶战就要开始，敌人不会自动后退，我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注：日记中出现“红卫士”这一个词。其来龙去脉，详见骆小海序注３。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的日期一般认为是５月２９日。根据本日记记载，其组织机构则于６月３日正式建立。
工作队，又称工作组。６月１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出以张承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北大附中的工作组，为北大工作组的组成部分。此后，刘、邓要求中央各部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北京各大专院校，并要求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代行学校党组织职权，以控制局面。
１９６６年６月４日　　星期六　　阴、起风
上午与爸爸谈了学校的事。爸爸很支持我们，并答应明天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并说：“有必要时，我也可以给你们贴一份大字报，支援你们嘛。”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爸爸的言谈之中爱憎十分分明，旗帜十分鲜明，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要我们好好读主席的书，好好锻炼一下自己。与爸爸谈过后，我更坚定了，浑身充满了力量，觉得更有了靠山。看了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回去斗争时一定要旗帜鲜明，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然你用敌我矛盾来对待我们，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
晚上看电影《抓壮丁》，真是一株大毒草，对农民是极大歪曲，对地主极大美化、同情。
注：今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二月提纲》。《抓壮丁》，八一电影制片厂１９６３年根据吴雪、陈戈等人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同名四川方言话剧改编拍摄。４月２６日始，《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批判该影片。
１９６６年６月５日　　星期日　　晴
上午爸爸和伍秘书、小陈一起来到我们学校，对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其他许多学校的干部子弟，如“一Ｏ一”、“四中”、“人大附中”、“航院附中”、“北大附中”等，都来我校，并写出大字报来支持我们闹革命，作我们的后循。并说：有党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一定要与敌人拼死斗争到底。蒋南翔作了检讨，学校可能也要改变腔调，形势发展得太快了。
注：伍秘书，宋父的秘书，１９６３年随宋父由广州而海南而北京。小陈，宋父的警卫员。
孔原，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调查部部长。
薄一波，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
熊钢，宋的高６３１班同学。父熊向晖，时任中国驻英代办处代办。熊父１９６７年１月奉召回国参加文革，１９７０年中央调查部与总参二部合并后，任二部副部长，１９７０年代初以周恩来助理名义参与基辛格、尼克松的访华会谈。文革中，历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调部副部长。
蒋南翔，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高等教育部部长，部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今日在清华全校大会上讲话，指出：“保卫校党委”的口号是错误的，表示要“引火烧身”。６月１３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在清华全校大会上代表新市委宣布蒋停职反省。
１９６６年６月６日　　星期一　　晴
各兄弟学校干部子弟纷纷来校声援，对我们的鼓舞和支持极大。
但运动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
注：参见本书附录３　北京四中同学的大字报。
１９６６年６月７日　　星期二　　晴
第一天熬夜，早上４点就天亮了。我们把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领导的作法摆了出去，十分鲜明，即：扮演资产阶级保皇党的角色，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依靠，打击工农革干子弟，对革命派实行专政。不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是树立党支部的权威。现在不能太右倾了，而要左。
１９６６年６月８日　　星期三　　晴
学校使出最卑劣也是最愚蠢的手法，上午搞了个分裂大会，一些同学恶意煽动，企图分裂工农干部子女。外校２百来人从早上７点半到下午５点多，把别人５、６个学校的同学关在外面，引起别人极大愤慨。最后大家开了一个声讨会，对清华附中校领导的这种恶劣手法提出最强烈抗议。在学校的煽动、造谣下，引起学校大部分同学（尤其是初中的）对“红卫兵”的敌对情绪。形势发展对“红卫兵”产生很大压力、不利。但却是一个大暴露，使各校同学都身受其害，这又是一个绝大的好事。搞吧，搞得越大越好。
７：００左右工作组来了！万岁。真快啊，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注：清华附中的工作组由团中央派出。自此，进入工作组领导运动时期。
同日，由北京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周赤萍（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后任工作组副组长）到达清华大学。宣布：从现在起学校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明天工作组人员进校，学校党委停止工作。
１９６６年６月９日　　星期四　　晴
工作组的５位同志，还有海淀区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晚上讲了一篇非常非常好的话。以十九中的经验为名，实质上就是针对我校讲的。讲得革命的左派个个欢欣鼓舞，受蒙骗的同学猛然醒悟，而那些牛鬼蛇神个个胆战心惊，真是大快人心！
这又是一个大转折。又是我们高兴的时候，这时最最关键的是团结群众。如果没有把群众团结好，敌人的反扑就会是空前的；如果团结好群众，敌人就会很快瓦解。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　　星期五　　晴
上午到团中央去听全海淀区的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
下午回校，形势已经大变，红卫兵的大字报到处都是。同学纷纷起来揭露，大骂校领导。广播站也夺过来了，真是大快人心。想前天晚上右派还猖狂空前，曾几何时，风向已经大变，专政已经颠倒了。造反精神万岁！
毛主席万岁！
注：日记中首先出现“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文革中大行其道的“造反”、“造反有理”，缘自于６月９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所引用的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此文一出，即被政治嗅觉敏锐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所发现，毛的“造反有理”被引为红卫兵手中的有力武器，后遂成为风靡全国的政治口号。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　　　星期六　　晴
８号晚工作组来后，学校的反扑达到最猖狂的顶点，谣言满天飞，对“红卫兵”实行围攻。但曾几何时，今天是该我们斗争他们的时候了。
早上就在操场上几个老师来揭露学校，引起广大同学的极大愤怒。１０点，在广大同学的一再要求下，我们高６３１在教室控诉、斗争了班主任丁淑慧。我主持，这真是对他们的专政。丁淑慧早上还在我们面前哭哭泣泣，想用眼泪迷惑我们，溜过去，办不到！在会上，叫她怎样做就得怎样做，让她站起来，就得老老实实地站起来，让她低下头她就得低下头。让她说，让她住口，她都要服从。真是一付丑态。对敌人就不能仁慈，不能心软，对他们没有什么“民主、平等、博爱”，只有专政。阶级敌人心不死，革命远没成功，一定要更提高警惕，万不能松动，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２日　　星期日　　晴
回来打听了几个学校，都派去了工作组，都闹翻了个。今天我才更理解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立场、感情。群众没起来，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济于事。群众一旦起来，真好如暴风聚雨，迅猛异常，一切牛鬼蛇神都无藏身之地。只有被别人专政过，经过自己的艰苦斗争，取得了胜利，重又掌握了政权，对敌人专政了，才真正感到对敌人专政，自己当家作主人是什么滋味。这两天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什么办公室、“党支部”、“校长室”统统打开，打个稀烂。什么“校长”、“主任”、“老师”一个个都得低下头来，唯命是从，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以前“打游击”时，斗争艰苦，人又少，那时倒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只想一心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的事业，革命到底，心旷神怡。现在“掌了政”，同学们都支持，加入红卫兵，反倒觉得事更多，更难办了。一些个人打算，如个人的一些名利等，也冒了头，这是非常危险的。主席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教导我们要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诉我们这只是开始，更伟大艰巨的事业还在后头。我一定要好好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我要努力做到：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做一个纯粹的人！
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于１９２７年３月，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该文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等词句，是文革中引用率极高的“最高指示”。该文中提及“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如“清算”、“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等在文革中被广泛应用，“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成为文革“红色恐怖”的合法依据。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３日　　星期一　　晴
昨天我们几个都回家了，刘晋同志和许多外校来支援的同学都批评了我们。说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们完全接受这个意见，坚决改正。现在只是斗争的开始，以后的工作更艰巨，更细致，更复杂。我万不能有半点放松警惕，一定要以更大的革命热情，将革命进行到底。
今天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刘晋同志肯定了我们红卫兵就是革命的左派，就是要支持红卫兵。肯定了４点，听毛主席的话；敢革命；顶住了歪风，是无产阶级硬骨头；谦虚、团结广大师生一起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红卫兵，还做得很不够，不配这些荣誉和奖励，我一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艰苦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
注：刘晋，中央团校干部，时为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负责人，并以此身份指导清华附中运动。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４日　　星期二　　晴
全班再次统一，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但别以为这就达到目的了，胜利了，不，这是一幅重担子。全班５３个人交给我们，能带好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容易的很，就几个人“打游击”，顶住黑风，然后把一切打个稀巴烂，这是很痛快的事。而现在可不同了，把学校打倒了并不等于把它消灭了，黑线的影响，修正主义的根子要彻底肃清、挖掉，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扎根到每个同学的脑子里，这是更艰巨、更复杂、更细致、更长期的任务。决不可有半点自满，故步自封。革命远没成功，如果现在就停止了步伐，那终会落后，跌跟头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５日　　星期三　　晴
应以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
航院附中的工作组实在可恶，是一群反革命，他们走的一条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依靠地、富、反、坏、右、资等子弟，打击革干子弟，这纯粹是反革命。我们怒火填胸，愤怒地写了大字报，并当面找到工作组提出严厉质问，并提出最强烈抗议。
他们学校有些学生党员，也是革干子弟，但由于“马列主义”学得太多了，学到了“辩证法”，学会了全面看问题，但是却把最朴素的阶级感情，最基本的阶级立场给丢掉了。这样的人，就是修正主义的好苗子，我要严防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一定要在实际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注：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工作组可能比较注意掌握政策，引致“革干子弟”的不满，“血统论”其时已露端倪。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　　星期四　　晴
开了讨论会，很多同学发言积极，以后要负起责任，放手大胆工作。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７日　　星期五　　阴
晚上开全校师生声讨大会，斗争校长万邦儒。这家伙真是顽固透顶了，硬是不承认自己所干的事。阶级敌人不打不死，不斗不倒，他们的阶级本性是不变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　　星期六　　雨—晴
报纸和广播登出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取消高考制的通知。真是把我乐开了花，我真是太高兴了。这才是彻底革命的作法，这才能防修反修，这决不是上大学的问题，而是更好地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我一定要最坚决地服从党的分配，到哪去都是干革命，到哪去都能练出一身革命的硬功夫来。
注：据新华社１７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６月１３日发出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且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实际上这一推迟就是十一年，高考制度于１９７７年方正式恢复。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９日　　星期日　　晴
看了主席真正的“七三”批示，十分感动。我们将亲手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将亲手埋葬帝国主义，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多么大！主席对革命事业的感情多么深！我是有志于革命，有志于接班的青年，我一定要一辈子艰苦奋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重温《纪念白求恩》很有收获。与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相比较，自己相差太远了。这次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思想怎样呢？开始自己也有些思想斗争，害怕犯错误，但是凭著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我自然地与广大干部子弟站在一起，相信他们的话，与他们的感情发生共鸣，后来在学校这个修正主义反面教员的教育下，我越来越坚定了自己的观点。我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即使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们得到那么多老干部、各校干部子弟的大力支持与鼓励。我的信心越来越足，心胸一直都很爽快。总之，在“打游击”、“地下”活动时期，自己没有什么个人杂念，也没有什么负担，我认为这段时期对自己的立场，感情是一个考验，说明自己还是可以的。但对自己的考验毕竟是太小了，我的最大弱点是怕苦怕难，而这一点几乎没有得到什么考验。也没有很大胆地起来面对面的斗争。甚至有些逃避心理，这方面还要很多地锻炼自己。后来翻身了，“掌权执政”了，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首先，个人的名利思想抬头了。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想到将来改选，应该到上面搞领导的工作了，所以总想向上跑，不安心平凡的基础的工作。这是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做，这样的人对革命一点好处都没有。另外班里的工作多了，细致复杂了，更艰巨了，自己就有些畏难情绪，很不负责任。这几天自己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而夸夸其谈太多了。这是很危险的个人主义思想苗子。我要真真正正按照“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来改造自己，来干好每一件平凡的小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纯粹的人。
从现在起，我们见困难就上，为革命多做一点工作。要自觉地学习毛著，好好改造锻炼自己。
注：当时广泛流传毛泽东的“七三”批示还有以下一段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的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这一段　“豪言壮语”，后证实为伪托之作。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０日　　星期一　　晴
学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颇有感想。对待两种人有两种办法。一，对待死心塌地的反动派，要坚决与它斗争，强迫它放下屠刀，才有改造它“成佛”的可能。即：先打后教。而对待一般动摇分子，虽则知道他们将会很永远地动摇下去，但还是应该善意地说服，团结、改造他们的，因为这对孤立敌人，对革命事业有利。晚上第三次斗争万邦儒的大会，这次把韩家鳌也拉了上去。这两个家伙真是阴沟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真把我们气死了。最后北京新市委文化革命委员会驻海淀区领导小组决定把万邦儒停职反省。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喜事，当即给了万狗一猛棒，气焰顿时一落千丈，脸色刷白，站都站不住了。而广大革命师生欢欣鼓舞，斗志倍增。就是要这样，处处长革命人民志气，灭阶级敌人威风。
注：韩家鳌，时为清华附中副校长。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　　星期二　　晴
主席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５个条件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照我来说，相差太远了，尤其是头两条，这是根本。无论做什么工作，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我们的本职、本分。我只有尽力地去完成这份任务，而没有权力向人民、向革命、向党索取其他任何东西。
总结前阶段的斗争情况，说明：阶级敌人是本性不改，死顽固的，他们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是不打不倒的。但他们又都是顽而不固，只要我们发动群众，狠狠地打，彻底地打，他终会变成纸老虎，是不堪一击的。我们一定能把他们打倒、打臭、打垮的。
下午开全校师生代表大会，选举了由２１人组成的革命师生委员会，我也当选了。我早已做好准备，只要是为革命，做什么工作都可以。重担子要抢著挑。
晚上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布了革命师生委员会的名单，真是举校欢腾。大家游行，呼口号，又跳舞，搞到十一点。但也看到这几家欢乐，几家愁。特别在我们学校，起码有５０％是发自内心的恨的。与这样的人怎能搞好团结呢？
注：革命师生委员会，由校工作组主持成立，宋为成员。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２日　　星期三　　雷雨
林彪同志３月１１日就工交战线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最好的概括。他指出：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不会自发地产生，而要通过活学活用毛著，把它灌输到头脑中去，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然后才能化为巨大物质力量。
以前，我总为与同学合不来，团结不好而苦恼。现在，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是值得庆幸的好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改变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们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而现在的学校，则是资、小资的汪洋大海。如果在这样的大海里感到很合口味，很自在，那就糟糕了，那就证明自己的思想是很深的资、小资的了。反之，觉得不自在，不合口味，那倒证明自己的思想感情还没那么深的资和小资的东西。以前自己把总爱与工农、干部子弟在一些看成坏事，闹小圈子。其实，工农革命干部才是最大的“圈子”，是占人口９０％以上的人们。和他们在一起是最能团结大多数人的。不过在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校里，是资、小资占７０％以上，所以好象是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黑线造成的恶状，自己过去受到蒙蔽，今后要更坚定地与工农革干以及他们的子女站在一起。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３日　　星期四　　阴
爸爸特地打电话叫我回家谈谈。
回家与爸爸谈了许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９５％可能不太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　　星期五　　阴、雨
昨天《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真是一篇很坏的文章。从内容上看，１、取消阶级内容，抹杀阶级观点，搞阶级调和。２、取消斗争，搞折中主义。３、不从实际出发，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学校，资产阶级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学校，能团结９５％吗？另外从发表的时间来看，也是错误的，现在大部分学校都在和稀泥，左、中、右不分，投机分子、右派向左派反攻倒算。在这个时候，主要任务是组织阶级队伍，是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团结。而现在大讲团结，正是帮助敌人反攻倒算，投机、蒙混过关。所以这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文章。从实际效果来看，右派一个个喜笑颜开，有些已经开始反攻倒算，翻案等，十分嚣张。而左派却十分气愤。工作组是肯定这篇文章的，看来我们又面临著一场恶斗。
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革命的大道》这是一篇好文章，是给《中国青年报》的当头一棒。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　　星期六　　阴
今晚真是痛快，与几百个大学生针锋相对的大斗了一场。
晚饭后我到大学看大字报，大学里以蒯大富为首的一批人反对工作队，这里大学的风向已压到了蒯大富。近十一点时，大礼堂前忽然聚了一大堆人，约５、６百人。原来是附中的一些高一的把红卫兵的《作无产阶级的孙猴子》和《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贴出来了。后来就把一个高一的男同学给围住了。我看不好，想：“以前还没受过围攻，今天机会难得。再说应挺身出去给同志解围。”于是我就闯进圈里，果然，把我也围了起来。周围在狂喊，漫骂，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桌子上来！”“站就站！”我就先让那个同学站上去，说了几句，不太来劲，我就自己上去了。我先说：“我是红卫兵的，但大字报不是我贴的，我看到你们一大群人围攻一个人，认为这样完全不能讨论问题，所以进来想让他走。你们不让走，那可以。文章上的观点我完全同意，你们提出的问题我可以解释。但我不了解大学的情况，有关大学的问题我拒绝回答。”于是各种问题就喊了出来。“你们为什么要'混战一场’，这是右派提的，你们是什么目的？”“为什么越乱越好？”我说：“文化大革命要打破一切旧东西，就要把一切打乱，要混战一场，打他个稀巴烂，越乱越好，才能划清阶级队伍。”又有人喊：“你们造谁的反？”我说：“我们造资产阶级的反！”“你们支持蒯大富还是支持工作组？”“什么是造反？”“造反就是革命，革命就是造反！”“毛主席在哪里说过造反，你们对毛泽东思想歪曲！”“你们才是歪曲！”甚至有人拿出语录来问：“你找出来，哪里说了马列主义就是造反？”我不觉十分可笑，“你们硬要咬文嚼字，我们没有什么可争论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你们造谁的反？”“大字报写得清清楚楚，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无理取闹！”“无产阶级造反革谁的命？”“资产阶级的命！”“资产阶级造反革谁的命？”“无产阶级的命！”“好！你说资产阶级造反也是革命！”真是一群无赖，甚至有人问得可笑：“现在你们附中谁当权？”“工作组！”“还要造反吗？”“还要造反！”“你们要造反一辈子？”“我们就要造反一辈子！”吓得那人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你胡搅蛮缠，乱抠字眼。有人推的，有人指的，都被我一一严词驳回，再也没人敢动手了。有人叫道：“你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无产阶级立场上！”“你放毒！”“你点火！”我说：“这样围攻，没法争论下去。”“不行，原则问题一定要争论清楚。”“不能让他们溜掉！”我说：“你们找一个负责人来。”“我们都是负责人。”真是无赖到极点。有人又喊：“你们还要不要领导？”“要！”“谁？”“共产党！”“好！他打自己的嘴吧。你们要领导，为什么还要越乱越好？”“只有彻底打乱了旧秩序，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才能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于是各种叫骂声又上来了：“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反革命！”等等，其实下面有很多人已经不满了，也有人说：“别人说的很清楚了吗。”他们完全不从整个观点上看，而抠你的个别字眼，好让你跳出人民内部争论的圈子。甚至有人无理到这种地步，硬说：“你是红卫兵的，你一定知道贴大字报的目的，你说！是什么目的？”这种不值一驳的挑衅，马上被下面一些正义的同学顶回去了。最后看着不可开交，就有一个人站上来喊道：“他已经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了，你讲不出道理了。”我在一边笑着说：“确实，在这里我有理由也讲不清了。”他接着喊道：“让他留下单位，姓名，放他们回去吧！”“完全可以！拿纸和笔来！”马上有人送来了纸和笔。我大笔一挥，那人接过来大声念道：“高６３１，宋柏林，宋——柏——林！听清了没有？”。“听清了！”然后就分出一条通道来，让我们出去。这时有些人乘机推我，我一手打开了，“推什么！”再也没人敢推了。有人不服气地骂道：“他妈的，还要保卫他们！”我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出去后，好心的大学生们让我赶快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是最幸福的一天。我理直气壮，针锋相对，面对着几百个大学生的叫骂，我自归然不动，干革命就要有这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我现在才发觉：围攻并不可怕，反而十分幸福。在一场围攻中，我是高姿态，一直以胜利者自居。
注：日记中首次出现后来闻名于世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该文详见附录１。
蒯大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化９０２班学生。６月１６日，蒯等二人贴出清华第一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６月１９日，蒯与到清华看大字报的薄一波激辩四十分钟。６月２４日始，工作组在全校开展反蒯斗争，但支持、同情蒯大富者也大有人在。７月２９日，毛泽东要周恩来“过问”清华文革运动，同日，工作组撤出清华。８月４日，周恩来宣布“清华园新生了”，蒯获平反。蒯后为北京大专院校文革“五大领袖”之一。
关于本日事件及红卫兵与蒯的关系，参见骆小海序。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６日　　星期日　　晴
接到广州的来信，他们那斗得也非常激烈，蔡小彦、李重明等成为了“聂元梓”，真不愧为革命后代。我给他们回了信，希望他们能永远保持并发扬革命的造反精神。
注：蔡小彦（应为蔡晓彦）、李重明，宋在广州华师附中时的同学。蔡父蔡炳臣，１９５５年授少将军衔。１９６５年１１月由广东省公安总队第二政委调任湖北省公安总队政委，１９６６年８月，该总队改编为湖北省军区独立师（代号８２０１部队），仍任政委。李父李立，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长，１９６４年１１月调任改组后的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贵州省省长。蔡、李未随父到外地，留广州续读。５月２７日，李重明贴出华师附中第一张大字报。蔡、李均为当时华师附中反工作组的“十一人事件”主角。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７日　　星期一　　阴
“李家庄学习毛著经验交流展览”的讲解员们敲锣打鼓地来到我校声援我们，并与我们座谈。我们要准备迎接更艰苦的工作。
要加强政策观点，以前是“忠于革命”、“敢于革命”，现在要“善于革命”。
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八句话“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分化瓦解，各个击破。”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８日　　星期二　　雨今天爸爸到北大参观大字报，顺便来看看我。我谈了学校的情况。我们红卫兵与工作组是唇齿相依，要密切合作，革委会要在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来进行工作。万不能“游击”气太浓，反劲太足，目中无人。要树立党的绝对领导，要加强政策观点。但不管如何，最基本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旺盛的革命造反精神万不能丢。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９日　　星期三　　阴
主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这几天个人考虑有一些，工作很浮，没有踏踏实实地扎到基层中，群众中做一些工作。个人有什么得失呢？老一辈头都不要了。将来，主席对我们抱有多大的希望啊！要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踏踏实实地锻炼，为党作好一些工作。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　　星期四
上午采野菜，虽不多，但也很累了。起码的收获：１、体会到了采野菜的艰苦性，走了很久才采了一点，我说：“这是由于我们没采过野菜。”另一个同学说：“不对，是因为我们肚子不饿。”２、认识了许多野菜。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　　星期五
庆祝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四十五周年生日，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下午开了第一线１０人的民主生活会。
晚上７人到“北大附中”参加庆祝“七一”大会。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大会充满“红色恐怖”，台上都是黄军装。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等战歌，自编的“造反歌”响彻云宵。真是大长工农干部子弟志气，大灭剥削阶级子弟的威风。但北大附中的情况并不好，左、中、右分的不清，左派没经过艰苦的考验，右派也没充分暴露。
注：第一线１０人，指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
“造反歌”为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所作，歌词为：拿起笔　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日　　星期六
分别召开了二线１０人，三线２４人的民主会。
１９６６年７月３日　　星期日
与张小宾、邝桃生和高６５６的干部工农子弟到八宝山烈士公墓扫墓。在烈士墓前宣了誓，要永远造反，永远作党中央和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
注：邝桃生，预６５１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
１９６６年７月４日　　星期一
昨天我国政府发表庄严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今天上午全校开了声讨会。
晚上与老常座谈。老常同志明天要回去，今天特地到我们班，加上高三其他三个班的部分同学，一百多，谈了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对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等问题都作了很好的生动的论述故事。
注：老常，工作组成员。
１９６６年７月５日　　星期二
晚上参观“李家庄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
回来后又参加了斗争顾涵芬的大会。后来谈到了阶级路线，真是群情激奋，许多工农干部子弟气得咬牙切齿，流出了眼泪，特别是那些过去受了骗的，更加痛哭流泣。真是事事离不开阶级路线，阶级路线一触即发。只有大讲特讲事事讲永远讲阶级路线，才能迅速提高工农革干子弟的阶级觉悟，激发阶级感情，才能使工农革干子弟扬眉吐气，迅速组成阶级队伍，保证革命工作飞速向前。同时也才能使那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学迅速靠拢左派，才能最有效、最广泛、最牢固、最迅速地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加革命运动。
注：顾涵芬，女，清华附中分团委书记。
１９６６年７月６日　　星期三
晚上与韩军、阎阳生一起赶到《中学生杂志社》去帮助张小宾、骆小海写文章。
注：韩军，阎阳生，预６５２班学生，骆小海，预６５１班学生，均为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该文参见附录４。
１９６６年７月７日　　星期四
通宵我只睡了２小时，其他人也只睡了不到４小时，真是艰苦奋斗，把我们的心血都灌进文章中，就是为了把我们红卫兵的革命气慨，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写出来。为全市革命的红卫兵撑腰、出气。
下午到张小宾家，他妈妈和我们谈了许久，让我们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好好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切不可头脑发热被敌人利用。
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　　星期五
今日得空余，与几个同学一起到运河泳游。
晚上几个人碰头开会，谈到当前形势，感到比较复杂、紧张。外面对我们谣言很多，工作组对我们控制很严、很警惕，为什么？
１９６６年７月９日　　星期六
上午与韩、刘、白、杨等５人到“石油附中”，分别到“赤Ｘ”、“红卫兵”、大学生处了解了情况。看来“红卫兵”与“赤Ｘ”的矛盾只是表面的，实质上是附中工作组与大学工作队的矛盾。而其后台又是团中央（或中央团校）与石油部。事关重大，切不可轻举妄动。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更复杂的战役吧。
注：
韩、刘、白、杨、即韩军、刘沛、白若丽（女）、杨小燕（女），刘为高６５１班学生，白、杨为预６５２班学生，时均为红卫兵骨干。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０日　　星期日与爸爸、妈妈谈了一个上午，他们说：没有调查当然不能乱支援，工作组也不是很纯，个别人可能也会有问题，但不能全否认了。你们要准备材料，准备以后出事了用，防备翻案。切不可与工作组唱对台戏，有问题在内部摊开了讲。阶级路线当然要大讲，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造反精神”要解释透，多引用主席的话，千条万条，不学主席思想一条也没有。要谦虚些，不要以领导者自居，也要听别人的话，不要自以为是。
晚上学校请来保定四清工作团的幻灯放映队来演出。真是好极了，这才是革命化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化轻骑兵。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１日　　星期一　　阴
据体院（国家体委），阎的父亲都说大会中提到我们红卫兵反对工作组。而据一Ｏ一、矿院附中、三十五中等反映“工作通讯”十七期中大部分都是说我校红卫兵的。说我们作了检讨，承认了错误，因为针对工作组、团中央写了大字报等。还说我们开秘密会，钉梢工作组组员等。这些谣言都是从那里来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外校有些工作组组员还公然说我们是假左派，真右派。这还了得！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在没有确凿材料时，还应信任、依靠、服从之。但也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还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凡事多用脑子想想，多用毛泽东思想量一量，三思而后行。
注：阎阳生的父亲是军事科学院的干部，时为驻中央戏剧学院工作组组长。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２日　　星期二　　雨
又到运河去游泳，锻炼勇敢精神。
学习《二十三条》等党的政策，使自己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上，为党作更多工作。
我不感到自己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只觉得是在“作威作福”地干革命。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３日　　星期三　　晴
从下午开始到“圆明园农场”的稻田中拔草。这些活在广州时都干过，但到这来以后就一直没摸了。劳动，从心里我是不大乐意的。这次劳动更显出自己的弱点——怕艰苦。毛主席说：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青年的最后分界就是看其能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能吃苦、能劳动。我有志于成为一个革命青年，就一定要过“劳动关”。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４日　　星期四　　晴
烈日把我的皮肤晒得通红，劳动并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可怕”。你不怕它，下决心好好地接近它，你很快就能熟悉它，与它交上朋友。劳动，吃苦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昨晚至今晨　，革委会开了民主生活会，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得很好。我也检查了自己的个人主义，不以革命利益为自己生活中处处的最高准则，而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不负责任，怕担重担，不愿负责任。这就是缺乏“完全”、“彻底”，缺乏两个“极端”，这样是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能革命到底，革命一辈子的。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５日　　星期五　　阴、雨
昨晚到今晨，革委会又是会议，刘晋回来召开的。种种迹象表明，不会太远的时间里，即会“天翻地覆概而慷”。我们更是“早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了。今上午劳动最后结束。
文化革命的事实，永远告诉我一个道理，“一天等于２０年。”在“快”字上，我永远是落后的。上一段日记笔迹未干，翻案的枪声已经打响。下午一个报告会，是给翻案制造舆论准备。然后，突然袭击，根本没有征求我们的一点意见，就改选了分团委，书记、副书记都由工作组独揽。９个委员中只有张、高是坚定的红卫兵。我原已估计到要利用改选分团委来削弱红卫兵的力量，但没想到这么干脆利落，一下子就几乎削没了。作完报告已近６点了，却要求７－８点改选支部。真是急、真是紧。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形势变化急聚，我们马上认定革委会，核心小组已不是实力机关，将慢慢被挤掉，所以只有把主力放到支部中，组成坚固堡垒，以便斗争。
注：张、高、即张晓宾、高洪旭（预６５２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成员。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６日　　星期六
瞬息万变，９点多又开了大会，宣布我校有２０８个名额下连当兵三星期。
２０８个，三星期，这是个。
作任何事情都要准备两手，现在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可抱有幻想，决不能存在侥幸心里，靠意外便利取胜。这样只有永远被动，永远失败。正确的态度，是后发制人，因势利导，在问题决定前，要力争主动，积极创造条件，问题决定以后，就要根据现有的条件，进行艰苦的工作，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化。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７日　　星期日　　阴、闷热
昨晚又开革委会，忽然点名让我去下连。后经我们的争取，又没去成。我估计这是一个试探。
回到家里，与爸爸谈起学校的事，爸爸说他们经过调查，证明石油学院工作队是正确的，党委是革命的。工作组让我们去支持被我们拒绝了，这是很正确的，是符合中央精神的。爸爸很支持我们干革命，说这是长期的斗争。爸爸要求我们注意学毛著，按党的政策办事，打击面不要过大。
看了许多参考资料，看出目前世界上也正处在更彻底的分化，改组之中。日本党也可能分化了。我们处于这个伟大的革命时代，我们之中的分化，改组也是必然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　　星期一　　闷热
张田丰又是大暴露，形势突变，看来革命风暴，更巨大的就要来临，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注：张田丰，宋以此隐语指代工作组，张指工作组组长章建华，田、丰指工作组成员小田、小封。
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９日　　星期二　　晴
昨晚又开交心会，我们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是真理，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张田丰的态度很恶劣，绷着脸，很心虚，又不虚心。昨天齐向东的大字报轰动全校，广播时小叶气急败坏地闯进来，撕了稿件，这种态度是对待同志的吗？
红卫兵上午开大会，刘讲话，说：“谁要是说红卫兵是假左派，我坚决不答应！”好爽快，真是难得啊！
注：齐向东，高６３１班红卫兵小组的笔名，其大字报详见附录５。小叶，工作组成员。刘，即刘晋。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０日　　星期三　　晴
下午授枪大会和动员参加２２号北京市援越抗美大会的大会一起召开。授枪仪式非常庄严感人，每个人接枪前要在主席像前宣誓：“永远忠于毛主席”。
参加声援大会，我负责组织，要敢于担重担，又能很好的锻炼自己。
开斗争郑国行贼的会，张田丰又暴露的十分明显，打到郑身上，痛在张心上。他有一点阶级感情吗？无动于衷，甚至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身上，记下我们的言行。可恨！
注：郑国行，当时被工作组和红卫兵认定为反动学生，贼为红卫兵对其诬称。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１日　　星期四　　晴
明天到天安门去参加北京市百万人大会，我担起主要工作，忙得几乎不可开交，毛选也没学好。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２日　　星期五　　晴
参加北京市百万人援越抗美支援大会和游行示威。刘主席发表了声明：中国人民准备最大的民族牺牲，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后盾，中国广阔的国土是越南的大后方。我们一定要学好毛著，炼好本领，准备随时为战争服务。
目前似乎进入了相持阶段，都在“策划于暗室，点火于基层”，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决战。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３日　　星期六　　晴
上午，留校红卫兵骨干几乎都到八宝山烈士公墓去参加刘瑜（刘泽鹏父亲）同志的追悼大会。在烈士灵前，我们激动地宣誓：“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我想：我们现在与张田丰过不去，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阶级路线是试金石，依靠谁，打击谁就是政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半点含糊，掺不得一点假。在这面照妖镜下，一切牛鬼蛇神都将原形毕露。
从中午１２点到晚上１２点，７人挖黑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谈了自己的为人，最近的名利思想，不负责任，怕挑重担等思想。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老三篇”，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洁的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注：刘泽鹏，应为刘泽彭，１９６５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原清华附中学生，干部子弟，与附中学生来往密切。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　　星期日　　晴、雨
晚上到张小宾家，他妈妈跟我们谈了很久。刘晋等又找他妈妈谈了。看来工作组很被动，很头痛，他们也承认失去了我们的信任。似乎很痛苦，我们以后应怎样处理和工作组的关系呢？
工作组是由党派来的代表党的领导，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坚信不移的。即使工作上有一些意见分歧，我们也是抱着信任他们、依靠他们的态度来解决。但是，他们后来的种种言行却使我们感到很痛心，很气愤，很失望。简报的事，石油附中的事，团委改选（作法、人选）的事，分裂预６５２的事，高６３２反革命小集团（王加强等）的事，预６４２景小东的大字报的事，征兵的事（高６３１人选），阶级感情（叶说反革命，叶撕大字报，刘、叶对征兵的阶级路线小条，斗争郑国行的会），高６３２阶级路线，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路线问题，一个阶级感情问题。尽管问题比较多，但是几次交心会，我们也把心交出了。可工作组一言不发，态度极其恶劣。他们的作法，完全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我们有阶级立场，阶级感情，我们还有阶级警惕和嗅觉，面对着这些事实，不能不有所怀疑。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最符合党的利益的，是无可非议的。
现在工作组表示了态度，愿意搞好团结，这很好，那就看行动吧。如果以为表示一下态度就把一切都解决了，就能把过去的事不了了之，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就是最大的党性不纯，那就是对革命，对党的利益的不负责任，是失职。我们的态度。首先，在外面服从工作组的领导，但如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抵制，反对。其次，我们要有阶级斗争观点，过去的怀疑没解决之前，我们还要对党负责，对革命负责。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５日　　星期一　　阴
到“工人体育馆”开了一天的“北京市中学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我是没有很认真听，因为我感到经验交流的主要内容都是“团结”、“政策”、“教师”、“受骗”等，很少阶级分析和出身成分。尽以“班”为界限，老师、同学为界限。我认为这里有极大的错误，起码是极大的不足。
我发现：阶级分析一用就灵，出问题就出在这上面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６日　　星期二　　晴
晚上到北大，正碰上开大会，这真是大革命的风暴。江青、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王任重、曹狄秋、刘志坚、姚文元、戚本禹、关锋等都去了。江青亲自主持会议，辩论会十分激烈。最后江青、陈伯达、康生、李雪峰、刘志坚等都说了话，定了调。罢张承先的官，撤走工作组。并推而广之，派工作组的作法已经完全不适用了，要破除迷信，破除旧习惯势力。撤消一切工作组，由师生自己教育，管理自己，自己革命，一切权力归革委会。等等振奋人心的消息，我真想跳起来了！一个多月来的话都要放出来了。革命的大风暴已经降临，让它来得更猛烈些吧！
注：７月１８日，自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后在南方大半年的毛泽东回到北京。次日，毛即严厉批评称：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７月２２日至２６日，毛指令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四次到北京大学，以座谈会、辨论会等形式了解北大文革情况。
据江青当晚讲话称，文革小组成员都来了，除江自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外，包括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参加辩论会的，还有李雪峰（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７月２５日在北大讲话称，他是“代表上海市委的同志来看你们的大字报，学习北大文化革命的经验”。陈伯达在当晚的讲话中称：“我们的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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