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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门的民俗
　　以今观古，许多事情的神乎其神，仿佛神得有些古怪。建房筑屋辟门户，设出入口，本寻常事。然而，进须由之，出须由之，暑热敞开吹凉风，冬寒紧闭保温暖，关上门抵抗强盗防小偷，掩门扇即是相对隐秘的空间。种种功用产生了神秘感，再加上想象力，结果“万物有灵”，这门、这户被古人奉若神灵，祭之把之。　
　　又有门神被创造出来。倘要追溯本初，此门神、彼对联竟是同根同源，产生于同一的年俗。岁时的风俗，人生的礼俗，总给门以特别的关注，一代代人将两大主题演绎得五彩斑斓，这便是门前的辟邪，门前的祈福……　

　　第一节　门之神
　　1．《礼记》：祀户祀门　
　　古代五祀，其中门、户占了两项。《礼记》载“祭五祀”，东汉郑玄注释为门、井、户、灶、中（上雨下留）五种。两相参照，可取东汉《白虎通义》：“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上雨下留）。”此五祀，为门神户尉、井神、灶神、士神的滥觞。总观五项，有关水、火、士的神灵，慢待不得，要祭；但却又比不上门和户的双双受礼拜。这是对“衣食住行”中第三条格外偏向？其实，门、户之祀的含义，远超出建筑物的范畴。　
　　《礼记》存“孟春之月其祀户”，“孟秋之月其祀门”之说。郑玄注解：“春阳气出，把之于户内阳也”，“秋阴气出，把之于门外阴也”。户内门外，与四时阴阳联系起来。先秦典籍《吕氏春秋》讲，孟春之月“其祀户”，仲春之月、季春之月亦然；秋季的三个月则祀门。这是、整个季节的祭祀。东汉高诱解释说，孟春“蛰伏之类始动生，出由户，故祀户”，“孟秋始内”，由门入，故祀门”。东汉两个学问家，注《礼记》的郑玄和注《吕览》的高诱，讲法虽不尽相同，但着眼点都是时序往复带给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户和门出入口的意义已被抽象出来，户和门成为符号，古人既祭祀这对符号本身，更是借用户或门的符号意义，与其它符号搭配组合，表达一种顺应自然又引导自然的愿望。　
　　班固《白虎通义》所载，也反映了这样的思路：　
　　祭五祀所以岁一遍何？顺五行也。故春即祭户。户者，人所出入，亦春万物始触户而出也。……秋祭门。门以闭藏自固也。秋亦万物成熟，内备自守也。　
　　“顺五行”，放眼天地间。门、户被当做一种界面，古人希望通过它来实现与大自然的沟通。　
　　门和户的这类符号意义，在古代祀典中多有运用，如季春之月在城门磔犬羊以毕春气的风俗、伏天城门杀狗以彻热毒恶气的风俗等。这方面的内容，本书将在岁时习俗一节中谈到。　
　　祭门祭户，关于物的崇拜；门神户尉，则为神祗。两者之间，不能说没有联系。最先将“门”“神”二字连用，是为《礼记·丧服大记》注解的郑玄，他写道：“君释菜，礼门神也。”　
　　祭祀门户的古风，后来溶入关于门神的信仰习俗。例如，清代宫廷仍循五祀旧制，《清史稿·礼志三》记，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但这司户神、司门神，总似乎有神荼郁垒、秦叔宝尉迟恭的影子。历代皇家最遵古制，这是清宫保留五祀的原因。可是其五祀中的祭户、祭门，已同祭神相混合。　
　　民间似乎是另样情景。《荆楚岁时记》：“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春祀户秋祀门，演变为每岁一次，逢正月十五日作一番表示。祭门户的风俗虽有流传，然而，不仅祭祀时间和频率有变，而且，其着眼点限于一门一户，已远逊于先秦时代那种驰思天地间的大视野了。　
　　2．守鬼门的神荼郁垒成门神　
　　天地之间有没有门神？对此设问，“无神论”提供的答案自然是无懈可击的。可是，从古到今，世上却有削木造像的门神、印纸绘形的门神，林林总总，显示着人类造神的奇观。神荼和郁垒就是其中“资深”的一对。　
　　清代陈彝《握兰轩随笔》说：　
　　岁旦绘二神贴于门之左右，俗说门神，通名也。盖在左曰神荼，右曰郁垒。　
　　清代尤侗《民斋续说》卷八讲郁垒居有为上：“人家门符，左神荼，有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引了东汉张衡的话。　
　　关于神荼和郁垒，较早的记载见于东汉初年王充《论衡·订鬼篇》所引《山海经》：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种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　
　　《山海经》的成书，大约经历了从春秋末年到汉代初年的漫长时期。上引一段文字，今本《山海经》不存，其行文特点也与今日所见《山海经》有所不同。神话学家袁珂认为，或许当年《论衡》作者误记为《山海经》，其所引当是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书。　
　　《论衡·乱龙篇》也谈及这两个门神：　
　　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神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制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　
　　不吝篇幅引录以上两段文字，为了借二者相互补充，以观全貌。首先，神荼、郁垒兄弟俩本是守鬼门的。度朔山有棵繁枝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枝遮盖的东北角，为万鬼出入之处，叫鬼门。神荼、郁垒在那里监察和统领众鬼。他们手里拿着芦苇制成的绳索，将妄为人祸的作恶之鬼捆绑了，去喂虎。　
　　其次，上古神话人物黄帝将神荼、郁垒从鬼门请到人间，制成一种典礼，以驱恶鬼。什么时候派用场呢？东汉末年应助《风俗通义·祭典》说：“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用桃木刻成神荼、郁垒像，除夕时置于门旁。　
　　再次，黄帝云云，不过神异其事而已；“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说明热衷于神荼、郁垒守门御凶的，其实不是黄帝是皇帝——县官，古代称都城京畿之地为县，称皇帝为县官。　
　　神荼郁垒是度朔山鬼门的守卫神，东汉蔡邕《独断》直言之：“……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神荼与郁垒居其门，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竟，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　
　　神荼郁垒守门，当初是削刻桃木，雕塑成门神的。这批人也叫“桃梗”，《战国策·齐策》写到它：　
　　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代欲止之。孟尝君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代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上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国，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　
　　劝阻的话听多了，孟尝君已厌烦。就有来人不说人事说鬼事，讲了个寓言故事，内容是土捏的泥人与桃木削的木人之间的对话。为什么称此为“鬼事”呢？上偶又叫涌，始作俑者为何？为殉葬。土偶人自然属于鬼事。削桃木为人叫桃梗，这桃木人的身世，神荼郁垒神话已有解说，它来自“鬼门”前的大桃木，又专能治鬼，也算是“鬼事”范畴，或者说简直就是以“鬼”治鬼。《战国策》的这段文字说明，战国时代已有削刻桃梗、饰为门神的风俗。　
　　在神话的世界里，度朔山奇大无比的桃树，营构出神奇的氛围。古人画神荼郁垒图，不忘以桃树为景（图32）。门神习俗，不仅以度朔山故事为说词，还从神话故事中借取“道具”——桃木。立在门户的神灵象征，叫桃人也好，桃梗也罢，它们均是削刻桃木的制品。在创造了门神的古人那里，桃木既被用为载体材料，又被当做符号材料。《太平御览》引《典术》：　
　　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木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此仙木也。　
　　桃木本身即有制百鬼的神功，取它来削刻桃人，象征门神，料质的含义复加造型的意义，可谓双加料。　
　　桃木治鬼的传说也是丰富多彩的。《淮南子·诠言》说，“羿死于桃囗”。东汉许慎注：“囗，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这讲的是《孟子》中“逢蒙学射于羿”的传说。羿以善射闻名，逢蒙拜师学艺，学成后恩将仇报，从老师身后下毒手，举起桃木大棒向羿的后脑勺猛砸。羿死后，做了阅领万鬼的官。古人关于桃木辟邪的联想，与这一神话故事有关。试想，桃木棒连统领众鬼的羿都能击杀，用来制鬼就更不在话下了。此外，在古代神话里，夸父逐日，干渴而死，化为桃林。将桃树说成是追赶太阳的英雄所化，这大概也是相信桃木能制鬼辟邪的一个原因吧。　
　　天下树种万干，桃树枝于色若紫铜，富有光泽。桃木棒结实而有弹性，用做击打或防身，自是良器。这些特点，或许便是桃木神异传说的初始依据。正是在此意义上，清代俞正燮《癸已存稿》将桃木棒视为神荼郁垒神话的源头，认为审究其义，神荼郁垒由桃椎展转生故事耳。　
　　神荼、郁垒的早期造型，汉代画像石留下图案（图33）。看上去，相貌怪异，表情凶狠，虽似乎更接近于度朔山神话的风格，但其手中已执斧钺。南北朝时，石门线刻的门神身着销甲。以后，神荼郁垒成为古代木版年画的题材，至宋代已演变为镇殿将军模样。福建漳州的传统门神画，神荼郁垒常以大红纸印制，还让这两个门神骑上了马。山东潍县传统年画神荼和郁垒（图34），满身盔甲，相对而立，虽然威风，却也和善。　
　　3。门上画虎画鸡　
　　门扇上画虎辟邪风俗的神话解释，连着神荼和郁垒。神话中守鬼门的这二位，捉住恶鬼，捆绑了，就喂虎。汉末《风俗通义》说，“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由于朝廷的提倡，这种岁时风俗在汉代已形成。画虎于门，那当是两扇门板各一虎，形成二虎把门的阵势。　
　　大约到了魏晋，鸡开始成为守门辟邪的门上神物。南朝《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风俗：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所记新年习俗，同东汉《风俗通义》相比，门上桃符（桃人）、苇索依旧，唯独画鸡取代了画虎。相应的传说故事也编出来。有趣的是，故事的场景未变，情节未变，道具还是苇索，角色仍有两个捉鬼之神，只是以金鸡替换老虎上场。晋代郭璞《玄中记》讲：　
　　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群鸡皆随之鸣。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突，并执苇索，伺不样之鬼，得而煞之。　
　　相传是隋代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所加的注解引《括地图》，也讲桃都山上有金鸡，“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　
　　显而易见，这故事是《论衡》所存《山海经》度朔山神话的翻版。鸡取代了虎，并且，比虎站得高，鸡被想象为高踞于大树之上，神荼和郁垒居其之下。　
　　门上画虎，也并未因为画鸡的后起而绝迹。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　
　　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囗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子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囗为合沧耳也。　
　　这当是唐代风俗的写照。不仅画虎守门，还要写上个具有神秘意味的字。那个字，源自沧耳——与桃人、苇索、虎图并列为汉时岁末大傩驱疫鬼的神物。　
　　至于金鸡食鬼守门户，其解说也并不是仅仅挂靠于神荼郁垒故事。晋代王嘉《拾遗记》载录重明鸟的神话，并言这是以鸡驱鬼风俗的本源：　
　　尧在位七十年，有抵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旦，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其遗像也。　
　　画鸡，原是重明鸟。此神鸟双瞳，能降服妖灾群恶，成为众望所归。有时几年不至，人们就刻木铸金为此鸟，守卫门户，驱除魑魅。这据说是古帝尧舜时代的事。传至晋时，径以鸡代之。董勋《问礼俗》：“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正月初一为鸡日，门上画鸡，新一年就是这样开始的。　
　　利用谐音，在辟邪的原意之上，复加吉祥的意义，体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对于生活质量的关注。清代周亮工《书影》：　
　　正月初一，贴画鸡。今都门剪以插首，中州画以悬堂。中州贵人尤好画大鸡于石，元旦张之。盖北地类呼吉为鸡，俗云室上大吉也。　
　　陕西神木的传统门画《大吉有余》（图35），突出的是吉祥，大吉——大鸡两相对，驮来摇钱树。　
　　4。打鬼的钟馗　
　　有句名言：“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钟馗打鬼、捉鬼，且又置身众鬼中间，役使小鬼为他抬轿举伞，随他出游、嫁妹，使得钟馗故事多了几分趣味，在民间广为流传。　
　　唐宋以来，钟馗年画一年一度悬于门。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这些都是新年悬于门上，用来辟邪的。　
　　到了清代，钟馗画在端午节派用场，如《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画天师、钟馗之像……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辟祟恶。”　
　　新年也仍用钟馗图像。康熙五十八年刻本《汾阳县志》记吕梁一带年俗：“图钟馗像悬门，以除虚耗。”这位捉鬼驱祟的门神，于岁暮迎新之际“上岗”。近代河南朱仙镇年画《馗头》，画面是钟馗头部的特写，形象威厉而不恐怖，一手握毛笔，一手持纸卷，上有“新年大吉”字样。　
　　钟馗传说的缘起，见于宋代沈括《梦溪补笔谈》。据沈括讲，宋朝皇宫里曾收藏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图，画卷上有唐代人的题记，似写于开元年间。题记的内容是：　
　　明皇讲武骊山，幸翠华还官，上不怿，因囗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措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革郭）及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囗苦顿廖，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写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迄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时，以衡石妨膳，而囗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乃告天下，悉今知委。　
　　唐玄宗久病之中梦见了小鬼，小鬼偷了贵妃的香囊和明皇的玉笛，围着宫殿跑；梦中又有一穿蓝衣者捉住小鬼，挖其眼珠，将它掰着吃。经问，回答说是武举不捷的进士，叫钟馗，发誓尽除天下妖孽。经此一梦醒来，唐玄宗的病倒好了。丹青高手吴道子依照玄宗的讲述，画出钟馗像，大得好评。唐玄宗颁有司，告天下，岁暮张挂，用一纸钟馗图祛邪魅、静妖氛。　
　　唐玄宗是个为后世老百姓留下许多话题的帝王，附在他名下的这个钟馗捉鬼故事，自然也为一代代人所津津乐道。　
　　最早提及钟馗的史料，大约是唐玄宗时期大臣张说的《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其中写道：“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历日轴……屏祛群厉，绩神像以无邪。”绘神像用来驱邪，指的即是钟馗。唐代刘禹锡也曾做过类似文章。可见，唐时岁末以钟馗图和历书赐给大臣，形成惯例。　
　　辞旧迎新之际，一幅钟馗图，曾成为帝王更迭的导火索。据《新五代史》，吴越王的王位，由钱俊传子，子传孙，至钱佐，传位给弟弟——钱亻宗。钱亻宗年不满二十，少心计，宝座还未坐稳，就对旧臣宿将胡进思耍帝王威风，厉色斥责，卑侮有加。除夕时，画工献《钟馗击鬼图》，钱亻宗又借题发挥，在画卷上题了诗。胡进思看后大悟，知钱亻宗有意除掉自己，便抢先下手，囚禁钱亻宗，迎立钱亻叔为新的吴越王。这段材料，关联着帝王政治史，也是珍贵的风俗史料。钟馗既然是年画的题材，画工除夕献画，可谓应时到节。　
　　到了宋代，沈括有记：“熙宁五年，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像”。由手工绘制发展到刻版印制，钟馗画需求量的增大，当是一个原因。　
　　讲钟馗，沈括《梦溪笔谈》唐明皇之梦常被引用。该书卷六，北宋庆历年间木刻钟馗的一条材料却往往被忽略：　
　　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简，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用简毙之。　
　　且不说这木刻钟馗的精巧工艺。钟馗捕鼠，可见这位捉鬼的门神在当时所赢得的世俗性。　
　　元代杂剧之中保留着丰富的民俗民风史料，《盆儿鬼》写到新年贴门神。故事讲，沛梁扁担货郎杨国用外出做买卖，住店被店主杀害。凶手焚尸捣骨，和泥制陶，烧成尿盆，送给邻居张老汉。张老汉夜里频频使用，盆体内的鬼魂不堪其苦，吵闹鸣冤，引得老汉同其对话。张老汉得知盆地鬼是躲在自己衣襟底下进屋的，就骂门神：“好门神户尉也，你怎生把鬼放进来了，俺要你做甚么？”接著有唱词：　
　　俺大年日将你帖起，供养了撒子荼食，指望你驱邪断祟，指望你看家守计。呸，俺将你，画的这恶支杀样势，莫不是盹睡了门神也户尉，两下里桃符定甚大腿？“做扯碎钟馗科”手捋了这应梦的钟馗！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习俗，贴钟馗，供门神，新年家家户户的门前景观。　
　　《盆儿鬼》的故事接下去是，张老汉带上那盆，去包公衙门为盆儿鬼叫屈，故事编得有趣。老汉陈述，包公问盆，盆儿无声，弄得张老汉挺被动，被送出大堂。再喊冤屈，包公又问，盆仍不应声。出来后，盆儿鬼对老汉说：“不是我不过去，只被那门神户尉当着，不放过去那。”张老汉第三次喊冤，向包公道明：“只为你那门神户尉一似狠那吁将巨斧频频掐，他是一个鬼魂儿怎教他不就活惊杀。”包公听后道：“是是是，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所以进来不得。张千，你去区将金钱银纸来……”烧了一通纸，并念“邪魔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结果，曾经探阴山、勘蝴蝶梦的包龙图，面对陶盆，又一次实现了人鬼通话，凶手也就恶有恶报了。　
　　门神像，民居住宅贴，官府衙门贴；元代人有时也要为门神户尉烧纸钱的。这应视为有关门神信仰习俗的材料。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元杂剧《盆儿鬼》这段有趣的细节描写，当是有所借鉴的。请看宋代洪迈的志怪小说《夷坚志》中“五郎鬼”故事：　
　　钱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凭之，目为五郎。有问休咎者，鬼作人语酬之。或问先世，验其真伪，虽千里外，酬对如响，莫不谐合。故成安王韩公兄世良尤信呢，导王令召之。巫至韩府，而五郎者不至。巫囗路不自安，乃出。后数日，偶至灵隐寺，鬼辄呼之。巫诘其曩日不应命，曰：“门神御我于外，不能达也。”　
　　故事讲，巫婆四娘能使五郎鬼附体，为别人言说命运，预言吉闪。四娘的灵验，全靠五郎鬼暗中代她出声应付。四娘名气大起来，有王府请她去。她去了，可五郎鬼却没跟进去。四娘心里无底，一副恭敬而不安的样子，自然无神通可显。几天后，四娘到灵隐寺，五郎鬼同她打招呼。四娘诘问韩府的事，五郎鬼说：“韩府门上的门神把我挡在大门之外，我进不去。”　
　　不需赘言，《盆儿鬼》剧情中可见“五郎鬼”故事的影子。　
　　仍来说钟馗。　
　　将钟馗奉为门神的古人，讲着唐玄宗的梦，传说着梦出钟馗。然而，捉鬼吃鬼，那色彩瑰丽的梦又是如何编织的呢？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此梦由椎出——钟馗即终葵；《礼记·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椎就是大棒槌。顾炎武生活的时代，“今人于户上画钟馗像”。对此，他的《日知录》考证、“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如马融《广成颂》描绘的挥终葵、扬玉斧的场面。在驱疫逐鬼的大傩仪式上，以挥舞棒槌来表示象征性意义；久而久之，挥舞棒槌为大傩仪式所营构的那种气氛、所宣示的那种意义，积淀于大棒，使得大傩仪式的个体符号——椎，即终葵，具有了大傩仪式的整体意义，驱邪逐鬼有神通。顾炎武还举《魏书》的例子：“尧暄本名终葵，字辟邪”。此一例子的说明力在于，古人的名、字往往是相呼应的。　
　　顾炎武所未言及的是，《礼记·玉藻》的一段原文还提到了“荼”——神荼郁垒四字之一。这是《礼记》讲笏的一段话：“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郑玄注解：笏分等级，天子为（王廷），义为挺然无所屈，或者也叫它大圭，“抒上终葵首。终葵首者，于抒上又广其首，方如椎头，是谓无所屈，后则恒直”。诸侯为荼，荼含有所畏在前的意思，以示对天子的敬畏。笏的形状还是如椎头，“诸侯唯天子讪焉，是以谓笏为荼”。这说明，荼的形状也是笏或棒一类。　
　　北齐《颜氏家训·名实》记，有博学者考问诗友：“玉（王廷）杼上终葵首，当作何形？”答：“势如葵叶。”博学者讥笑之。郑注《礼记》说得明白，“方如椎头”。　
　　可以想象，玉圭的顶端“方如椎头”，其整体不正像人形吗？天子手中的玉圭本就不同凡响，又有此“终葵首”的形状，演变为驱邪的神物，再人格化而成为神，不是很可能的吗？　
　　诸侯的等级低于天子，笏的形状也要有别于天子，称为“荼”，比起“方如椎头”有了变化，变恒直为稍有屈，但那形状同“终葵首”也差不了许多。这“荼”也没有被浪费，神而“荼”，它成了门神之一——神荼。钟馗是大棒，神荼、郁垒也是大棒。中国人造神，就是这般有章法。　
　　应该说，“钟馗”、“终葵”的谐音，只是呈于表面的联系纽带。“以椎逐鬼”，使椎成了灵物，这才是钟馗传说的根。　
　　灵物崇拜进而产生对神灵的崇拜，是古人造神的方式之一，比如，原始崇拜视石为圣物，就有了后来的石敢当之说。棒槌成为钟馗，也是灵物变神灵的结果。　
　　钟馗故事的创作，大约同古时的徘谐文体思路相似。唐代文人写徘谐体，代表作品当称韩愈的《毛颖传》。文中将兔子拟人化，多方描写，且有情节。唐玄宗梦里的钟馗故事，不妨说是对于“终葵”大棒的一种拟人化敷衍。　
　　逐鬼之外，又讲驱魅，于是钟馗故事便添嫁妹内容，仍然借助音同。旧时舞台上搬演这一出，说是终南进士钟馗进京赴试，误入鬼窟，而被众鬼弄得面容丑陋，因此落第。愤愤不平的钟馗触阶而死，同乡杜平掩埋了他。钟馗有这番经历，天帝封他为驱邪斩祟将军。钟馗感念杜平埋骨之义，以妹嫁之。　
　　嫁妹，还成为钟馗画的传统题材。清代拓本《钟馗嫁妹》（图36），钟馗妹乘辇，钟馗率众鬼送妹出嫁。小鬼或拉辇、推辇，或提灯引路，或奉一瓶插三戟表示平升三级，或为钟馗擎伞。　
　　钟馗画的常用构图元件之一，是蝙蝠。清代《历代神仙通鉴》说，道士叶法善对唐玄宗讲，混沌初分，有黑白二蝙蝠，黑蝙蝠化为钟馗，白蝙蝠化为八仙之一张果老。这就硬是把钟馗故事挂靠到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不过，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蝙蝠化钟馗，所乐道的是“蝠”即福。画面一只蝙蝠，那画即可叫“福自天来”，可叫“降福消灾”。杨柳青传统版画的钟馗图，如《福在眼前》、《恨福来迟》等，皆绘大红蝙蝠，取意在于“洪福”。陕西凤翔传统门画《钟馗》（图37），执剑钟馗单足立地，身旁蝙蝠飞。　
　　钟馗故事的枝枝蔓蔓，嫁妹、迎蝠，如出一辙。请看《斩鬼传》的故事。钟馗被封为驱魔之神，在奈何桥遇到一小鬼，自称本是鼹鼠，饮奈伺水生翅化为蝙蝠，最晓恶鬼藏身处，情愿当向导。《平鬼传》则说，钟馗本与神荼、郁垒一起捉鬼，后来，神荼化为蝙蝠，郁垒化为宝剑。这类续编的故事，虽可资谈助，但古人讲得更多的是嫁走了魅，迎来了福。　
　　5．白脸秦琼和黑脸尉迟恭　
　　明代以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对门神是秦琼、尉迟恭。这是两位确有其人的隋唐人物。有趣的是，《旧唐书》卷六十八只载二人传记，恰是他俩比肩——秦叔宝、尉迟敬德。在《新唐书》中，他二人的传记同在第八十九卷里。到了明代，这两位历史人物一并被吴承恩写入神魔小说《西游记》，并随着小说的家喻户晓，成为妇孺皆知的守门神，一居左一居右，双双画在门扇上。　
　　《西游记》第十回回目“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书中说，唐太宗患病，夜梦见鬼，只觉寝宫门外鬼魅呼号，抛砖弄瓦，不得安宁。秦琼自报奋勇，与尉迟恭夜晚把守宫门，使得唐太宗睡了一夜安稳觉。一而再，再而三，两将军连站三夜岗，太宗念及他们彻夜辛苦，吩咐道：“召巧手丹青，传二将军真容，贴于门上……”书中写，以画代人，倒也顶事。　
　　吴承恩描述秦琼、尉迟恭执金瓜钺斧，介胄整齐，写了段赞词，对后世的门神画无疑是有影响的：　
　　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年作门神。　
　　《说唐演义》中有秦琼、尉迟恭救驾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还被京剧及许多地方剧种搬演。不过，秦琼救的是李世民之父、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尉迟恭救的才是唐太宗。并且，均在两位未坐龙椅时。　
　　京剧《临潼山》剧情，隋炀帝杨广拟夺李渊之妻，愤怒的李渊掷杯占落杨广的牙齿，辞官回太原。杨广亲自出马，装扮成强盗，在临潼山伏击李渊。危急时刻，秦琼经过此地，帮助李渊杀退杨广。这出戏又叫《秦琼救驾》。另一出《尉迟恭救驾》，又名《御果园》：李世民班师，高祖李渊封赏功臣。要封赏尉迟恭时，预谋杀害秦王李世民，以夺太子地位的建成、元吉，硬说尉迟恭救驾之功是假冒，提出在御果园重演救驾过程，并派心腹黄壮扮演对手，阴谋乘机对李世民下毒手。重新演示时，尉迟恭见黄壮心怀歹意，欲加害李世民，唱道：“黄壮假扮单雄信，真杀我主为何情？钢鞭一举追尔的命……”了结了那黄壮，再一次救护了李世民。　
　　昔时，这两出救驾戏很受欢迎，是因为唤作秦琼、尉迟恭的门神像就贴在家家户户门板上。这两出戏，于那一对门神，是一种诠释，却又不尽然——由护帝王之驾，到守百姓之家，其间不是包含着古代的大众幽默吗？　
　　这一对门神，传统年画分别绘为黑脸白脸。东北黑龙江的双城，1926年印行的县志记门神：　
　　俗谓为秦琼、敬德（即尉迟恭），有分绘其像于两门上者。过年时家家购画像分贴之两门上，白面者为秦琼，黑面者为敬德，皆御盔甲、执武器，若守门者然。谓妖魔见之，则却走不敢入门云。　
　　门神黑白脸，清代洪升《长生殿》将他们写得挺和善，有通行证便放行，并不难缠。第三十七出，杨玉环鬼魂，持着土地给的路引，来到唐宫：　
　　呀，原来就是西宫门首了。不免进去一看。［作欲进，二门神黑白面，金甲，执鞭、简上”［立高处介］“生前英勇安天下，死后威灵护殿门。”［举鞭、简拦旦介”何方女鬼，不得擅入。［旦出路引介］奴家杨玉环，有路引在此。［门神”原来是杨娘娘。目今禄山被刺，庆绪奔逃，郭元帅扫清宫禁，只太上皇远在蜀中，新天子尚留灵武，因此大内寂无一人，宫门尽扃锁钥。娘娘请自进去，吾神回避。　
　　这可视为清初民间门神画的写照，面色、装束、武器都写到了。　
　　秦琼持锏，敬德握鞭，这样一对门补画，有些地方就径称“抱鞭锏”。　
　　6．守后门的魏征　
　　钟馗当门神，有时是要去做“后门将军”的。为什么？因为前门通常是双扇，贴配对成双的门神，神荼、郁垒，或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后门往往单扉，钟馗画是单幅，贴上正好。旧时北京、开封的年画印制品小幅《钟馗》，即是供贴后门的。　
　　在后门独当一面的门神，还有一位魏征。这位名臣守后门，再让秦琼、尉迟恭守前门，唐朝的文臣武将凑成了个“门卫班”。当年，北京民间木刻《镇宅福神》，为贴单词后门的门画，画面是魏征持剑坐像。　
　　门神魏征被称为“独坐”。《双城县志》所载门神就是唐朝三大臣，说魏征：　
　　后门别有一神为魏征，俗称为独坐。祀门神时，即门前焚香楮焉。　
　　魏征当上守门神，西游记故事是始作俑者。《西游记》第十回书，魏征与唐太宗下棋，盹睡中梦斩径河龙王。这可惹了祸，老龙号泣纠缠，鬼祟门外抛砖，弄得太宗皇帝夜不安枕，大病一场。秦琼、尉迟恭守宫门，后又画像贴门上。前门绝了鬼祟，后宰门又来事。太宗称，夜里后门乒乓乒乓，砖瓦乱响，有人便进多：“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征护巳。”魏征奉旨，手提宝剑，侍卫后门，一夜无事。《西游记》描写魏征守门时的打扮：　
　　熟绢青巾抹额，锦袍玉带垂腰。兜风氅袖采霜飘，压赛垒、荼神貌。脚踏乌靴坐折，手持利刃凶骁。圆睁两眼四边瞧，那个邪申敢到？　
　　将魏征比做神荼、郁垒，说成是令邪祟望而生畏的守门神了。　
　　7．门神名单一长串　
　　门神名单长长一串，或者确切地说，被古人选为守门之神的名字可以排成串。其中有神荼和郁垒、秦琼和尉迟恭，有钟馗、魏征，还有：赵公明与燃灯道人、孙膑与庞涓、伍子胥与赵云、萧何与韩信、马武与姚期、关羽与关平及周仓、裴元庆与李元霸、孟良与焦赞、岳鄂王与温元帅、徐延昭与杨波，有成庆，有穆桂英……　
　　清末著名的四川绵竹年画，以其取材的地方特色、为这串名单增阵容。据王树村《绵竹年画见闻记》，那里门神除秦琼、尉迟敬德外，尚有唐朝名将郭子仪，有八十二岁作状元（民间讹传）的梁淑，有三国故事中偷渡阴平攻下绵竹的邓艾，以及《征西》里的秦英和尉迟松。　
　　门神名单长长一串，历史人物、传说或小说人物兼而有之。他们的“门缘”，各有说法。总括观之，可见古人造神的各种思路。　
　　燃灯道人和赵公明，《封神演义》人物。武王代纣，姜子牙帐下有个燃灯道人。峨眉山道仙赵公明则站在对立面，助商作战。山东潍县传统年画的这一对门神，依封神故事的描写，燃灯道人骑鹿，两手分别持如意、乾坤尺；赵公明骑虎，一手举钢鞭，一手托元宝。燃灯道人头上双凤戏日，赵公明头上双凤戏月，他二人斗法时所用定海珠、金蚊剪也表现在门神画上。当初选这对人物作门神，使冤家聚首，同守门户，真可谓超脱于恩怨纠缠之上，体现了造神者的胸怀：不论哪方神灵，尽可为我所用。孙膑与庞涓等门神“搭档”，也有此种情况。　
　　有些人物当门神，靠原本的“知名度”，妇孺皆知是良将忠臣，是英雄好汉，画像悬门就成了门神。汉高祖刘邦打江山，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万代传，这二位当了门神。马武、姚期为东汉人物，他们反对篡汉的王莽，是追随刘秀的勇猛之将。裴元庆、李元霸均为《说唐演义》中人物，勇武好汉，当了守门神。孟良和焦赞则是忠义杨家将演义故事的人物，成为一对门神。孟、焦勇猛，曾去穆柯寨会穆桂英，败阵而归，可见穆桂英武艺之高强；穆桂英有心做杨家的媳妇，这才有戏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穆桂英门神画，一像两图，分贴左右。四川夹江传统门神画（图38），穆桂英英姿飒爽。　
　　三国蜀将关羽，演义小说为其远播忠勇神武之名，经宋明清历代的提倡，渐成同文圣孔子比肩的武圣，被奉为关圣帝君。在旧时，关公既是忠义的楷模，又是驱邪辟恶的神灵。这样一个关帝，被我国客家人奉为门神。客家人住宅，大门二门贴门神像——关羽端坐上位，关平和周仓分立两旁。按照古代的民间信仰习俗，关羽是人神之首，是帝。让关公屈尊门神之列，不是对关帝的轻视，而是对门神的看重。　
　　东周列国一对名人，孙膑和庞涓，同从一师学兵法，后共事魏王，庞涓嫉妒孙瞑才能过己，诬告陷害，使得孙膑惨遭膑刑。“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便有了写在竹简上的《孙膑兵法》。孙膑逃至齐国，为军师。马陵道冤家相会，孙膑复了仇。这段史事，经《孙庞演义》添枝加叶，敷演出孙膑和庞涓斗法的故事。比试高低之时，孙膑摇身变做门闩。门闩系锁门闭户的关键，也就成了孙膑与门神之间的纽带。汉中地区的门神画，孙膑骑牛，一手举令旗，一手抱拐杖，形残而神威在。而与孙膑配对的，则是骑马舞刀的庞涓。　
　　能有令邪恶望而却步的威风，是为门神的条件；倘若再和门户有些瓜葛渊源，则充当门神话头也就更多。孙膑变门闩，是例；徐延昭抡锤打门也是例子。　
　　徐延昭与杨波，鼓词《香莲帕》讲述明代故事：万历帝年幼，外戚李良阴谋篡位，封锁昭阳宫，众臣同皇帝隔绝。定国公徐延昭以祖传御赐铜锤击开宫门，打破隔绝。兵部侍郎杨波率兵诛李良。这一对力保大明皇帝的忠臣，双双当门神，人们看中了他们嫉恶如仇的英雄气概，也看中了徐延昭锤击宫门的壮举。　
　　岳鄂三和温元帅。《集说诠真》：“门神或又作温、岳二神，想即温元帅、岳鄂三。”岳飞精忠报国，南宋抗金名将，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溢武穆，追封鄂王。同岳飞配对贴门的温元帅，名叫温琼，明代宋濂写过《温忠靖公庙碑》，说其二十六岁举进士不第，有言：“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讲，温元帅左手执玉环，右手执秩简，玉帝赐金牌一面，篆刻“无拘霄汉”字样，特准他可以出入天门朝奏。　
　　温州民间称温元帅为“东岳爷”，也称“温忠靖王”。当地传说，唐代穷秀才温琼几经落第不灰心，寄居温州一座庙中苦读。一天，他读书深夜，听到窗外两个疫鬼的低语，一个说：“到这口井汲水的人多，就投在这口井里。”温琼得知疫鬼投毒，便守在庙门外那口井前，把头天夜里的事讲给前来挑水的人。人们不信，还笑话他：“这秀才，读书读糊涂了。”温琼见众人仍要取水，喊了声“我来以身试水！”纵身跳到井里。人们捞起时，他全身发蓝，中毒而亡。此一传说，讲到了这个东岳神为何能够驱瘟疫，以及其为何常被画为蓝面神像。在温州，一年一度的东岳庙会，“拦街福”、“迎东岳”，主题即是祈福、禳灾和驱疫。　
　　岳鹏举正气凛然当门神，自不必赘言；以温元帅为搭档，却有些意思。传说温琼有着同钟馗相似的落第经历，发誓“除天下恶厉”，又有井前舍命破疫鬼的壮举，传说他身上还带着“无拘霄汉”的金牌，凭此出入天门无阻拦，所有这些算是具备了守门神的“素质”。然而，他能与岳飞一左一步，似应归结于他的身分——泰山之神。泰山为五岳之首。民间传说，温琼奉玉帝旨令巡察五岳，是“岳府猛将、众神之宗、岳班之首”。东岳之“岳”，五岳之“岳”，由岳神而及岳姓，使得温元帅和岳飞发生联系，形成双“岳”门神的景观，尽管此一“岳”并非被一“岳”。同时，岳飞报国以精忠，温琼被封忠靖王，“精忠”、“忠靖”也真可为一对伯仲的。　
　　中国门神风俗史的重要一页，是唐代前后寺庙门扇画神。这对世俗的门神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需要捎带提及的是，佛寺门前的哼哈二将，天王殿里的四大金刚，也都具有门神般的意义，因为他们均为护法神。　
　　寺庙类建筑门扇上的这类绘画，至今仍存。例如，台湾鹿港龙山寺寺门彩绘一对比例巨大的门神。在台南，还有庙宇在大红色门扇上彩绘三十六神。这也属于门神画。在甘肃张掖卧佛寺，清乾隆年间重修的大佛殿，其面积高大的殿门上，龙飞凤舞的彩绘，虽已褪色模糊，但气韵犹在。如同汉代的门上画虎，这殿门画龙画凤，绝非只用做装饰。　
　　我国少数民族也有门神信仰，体现了不同的特点。　
　　云南纳西族的立石为门神。宅门口竖立两块半米多高的石头，门左的叫“陆男神”，门右的叫“瑟女神”，这是一对门神。据东巴经典的说法，陆男神和瑟女神为夫妻，他们到人间充当门神，是受善神美利东阿普的派遣。他们的使命是人与神鬼之间的信息沟通，把神旨或鬼旨传达给人，把人意报知神鬼。这对门神，同神荼郁垒等相比，差别有三：一，立石于门侧，而非画像或贴像于门扇；二，一男一女，夫妻门神；三，充当人、神两世界的中介，以信息的传递为职责，而不是守门拒鬼邪于户外——同是置于建筑物的出入口，石门神的侧重点在于实现通联，画门神的侧重点则是阻隔。　
　　哈尼族村落设寨门，并有在寨门口立木偶的风俗习惯。据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　
　　哈尼族村落通常有两个门（勒坑），一个是前门或叫大门，是人们通行的门。一个是后门或叫小门，是抬死人的。哈尼族一年由纠玛主持立两次寨门，一次是3月，一次是9月。寨门是木头结构，在两根木柱上置横梁，横梁上画斜花纹和圆圈，并装置小鸟一对。在右侧木柱旁立木质男女裸体雕像，叫“迈古张”。木雕像用带两枝桠的木干制成。木干刻头部，两支枝桠作为腿，并在两枝桠的交叉处刻男女生殖器官。大门左侧放铁匠使用的风箱、锤子和钳子等。　
　　在寨门的横梁上悬挂术刀，村中十岁以上的男性成员，都要悬挂一把木刀，象征驱鬼，木刀具有辟邪的意思。　
　　没有围墙的寨门是象征性的，右门柱的“迈古张”雕像具有象征意义，门左侧的铁匠工具具有象征意义，门的横梁上挂木刀也含象征意味。　
　　8．造神又役神：中国人的幽默　
　　天官赐福，麻姑献寿，龙王治水，妈祖护航，古人的造神，往往含有明显的功用目的。由此，敬一方城隍、九天玉帝，礼拜财神赵公明；逢腊月二十三祭灶，请他“上天言好事”；至正月初八顺星，祈求一年的吉祥。造神礼神也役神，堪称典型的例证，是有关门神的信仰习俗。　
　　神荼郁垒被虚构出来，他们在瑰奇的神话故事中，在奇大无比的桃树下，充当鬼怪出入口的守卫者。创造幻想世界的守门神，动机是人的现实生活需要守门之神的慰藉——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回应：帝王的宫门前，平民的宅门上，那一对桃人能降鬼魅，只因被视为神荼、郁垒的化身；以至削刻之工减免，仅悬两块桃板，仍靠着这种认同，保持神灵，功能不减。诚然，这种造神活动，又有对于桃木的崇拜掺杂其间。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一句“大傩讫，设桃梗郁儡”，透露了其中消息。后世创造钟馗，所采用的仍是此一思路。　
　　当初的神荼郁垒，从汉画像石的图案看，如河南新郑汉画像砖（图39），人物造型圆目瘦面，双耳竖立，头生一角，长衣束腰，肩斧，应为神荼郁垒的画像。门神表情厉害，形象可怖，这折射了人们对于大自然、对于生存环境的感受，当灾害、瘟疫以及尚不能给以科学解释的风雨雷电等带来巨大的恐怖时，礼奉较为凶猛的神祗，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心理的平衡。古代大傩仪式狰狞的面具，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服力。　
　　门神信仰习俗的演变，逐渐形成两大支系：武士门神和祈福门神。　
　　武士门神，《汉书·景十三王传》：“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与这条文字史料相印证，汉代墓葬将持械人像画在门，无疑具有象征威慑的意义。北魏宁懋石室门画的武士（图40），已周身盔甲，十足的骁将气派。可与此图相印证的文字史料，有《南齐书·魏虏传》中一则记载：　
　　万民禅位后，……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水，又规划黑龙盘绕，以为厌胜。　
　　唐代时，据佛经《根本说》寺院“大门扇画神，舒颜喜含笑，或为药叉像，执仗为防非”。这是关于门神风俗的重要材料。至北宋，请看《枫窗小读》所记：　
　　靖康以前，对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识者谓：虎头男子，虏字；金饰，更是金虏在门也。不三数年而家户被虏，王公被其酷尤甚。　
　　靖康二年，北方金国的军队南侵，俘宋二帝，导致北宋的灭亡。《枫窗小记》将此前汴京城里流行的门神图样视为征兆，所谓“金虏在门”云云。其所记门神样式本身，是一条珍贵的史料。　
　　《东京梦华录》记，宋朝宫中，除夕由镇殿将军衣甲胄，扮门神，参加宫禁中的驱傩仪式。由人装扮的角色还有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等。门神同浩浩荡荡的驱祟大军，将祟驱到南薰门外去。　
　　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有“等身门神”。而清嘉庆年间高六尺的巨幅门神画，有实物保留下来。　
　　“吉日来到贵府门，贵府门上有门神，头戴金盔身披甲，金铜神钺斩邪恶。”旧时甘肃天水一带，正月里艺人走街串巷的唱词。近世的武士门神，包括题为神荼郁垒的画像，大多以甲胄兵器显示威武，构图追求“可悦性”，而非“可惧性”，或为镇殿将军造型，或如戏出人物模样：即便画为横眉立目，也憨态莽气可人。　
　　传为南宋画家李嵩所绘《岁朝吉庆》以元旦贺岁为题材，在一幅图画中表现了一户人家门外有人下马投刺，院子里主客相拜，正房内饮屠苏酒的情形。值得珍贵的是，其宅院大门上贴武士门神，院内房屋的两扇隔扇门上贴有一对双手持笏的文官门神。这为研究门神的演变与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文官门神，当是后世的祈福门神的先声。　
　　至于祈福门神画，更以喜气吉祥为风格。诸如：天官赐福、如意状元、五子登科、和合二仙、招财童子、福寿童子、刘海戏蟾……严格地讲，已非原本意义上的门神，所以有些也称为门童画。　
　　以守门驱邪为“本职”者，有些也担负起祈福的“兼职”。山东平度“恨福来迟”门神画，持剑的守门神左右相对，分别指着一只蝙蝠，蝠即福，让它进门来。清光绪八年《孝感县志》记春节习俗：　
　　贴门神，或冠冕，或将军，或钟馗，其像皆有寓意，如“事事如意”，“必定如意”，“加官进禄”，“喜上眉梢（梢）”，“恨福来迟”。不画像者，以红纸书“神荼”“郁垒”代之。　
　　北方的商家，新年门上贴利市仙官像，这是生意获利之神。利市，《周易·说卦》巽“为近利，市三倍”。利市仙官像贴门，大约是专管开市大吉，不司驱邪逐鬼的。　
　　门神祈福，同样是社会心理的折射。文明的发展，对于生存环境恐惧感的减少，生存的渴望已不是头等重要的命题，人们的关注点移向生活的质量，即对幸福的期望。于是，门神画上叠加了祈福祝吉的符号。　
　　请神来守门也好，来祈福也罢，人们回报以何？　
　　元杂剧《盆儿鬼》描写，张老汉埋怨门神不尽职，说道：“俺大年日将你贴起，供养了撒子荼食”；官衙里，为了让门神通融通融，包公吩咐“金纸银钱”一通烧。此剧故事以宋代为背景，所反映的礼奉门神的习俗，虽难断定就是宋时民俗，但将其视为元代民俗的反映，当是不错的。　
　　烧门神纸的风俗延续至近代，敬神的气氛渐淡。清代道光年间《黄安县志》：正月“初三日，祭门焚楮，谓之‘烧门神纸’”。这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神，倒更像年俗的落幕典礼——老话讲“初三烧了门神纸，各人寻生理”，从此商开市，士入学，人们开始由浓浓的年味儿里走出，走入新一年的奔忙。　
　　清代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误学武松》说，“古礼门为五祀之一，今礼久不行”，以至见杭州一户姓马的人家“祭门神甚敬”，竟要问：“君家独行之，何也？”原来，马家主人看《水浒》入迷，学武松，杀了犯淫的嫂子。女鬼找上门来理论：“吾夫杀我可也，汝为小叔，不当杀我。”只是被“门神呵禁”，进不得大门，在门前对醉归的奴仆言明缘由，发泄了一通。这段故事，由“祭门神甚敬”的个别例子，反衬出清代时民间的门神之祀已普遍淡化。　
　　清代《燕京岁时记》也提醒人们注意这一情况：“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其实皆非也。但谓门神可矣，夫门为五祭之首，并非邪神，都人神之而不把之，失其旨矣。”虽称为神，却不郑重其事地祭之，因此才有人为门神鸣不平。　
　　有时，那“神之”也要打折扣的。清代石成金撰《笑得好》有则小故事讽刺“心毒貌慈”者：　
　　一人买门神，误买道人画，贴在门上，妻问曰：“门神原是持刀执斧，鬼才惧怕，这忠厚相貌，贴他何用？”夫曰：“再莫说起，如今外貌忠厚的，他行出事来，更毒更狠。”　
　　虽只是笑话一段，但在那买门神画的随意性中，却透露着一种轻慢。乾隆年间《笑林广记》中笑话《白伺候》，从正面反映了这种心态：　
　　夜游神见门神夜立，怜而问之曰：“汝长大乃尔，如何做人门客，早晚伺候，受此辛苦？”门神曰：“出于无奈耳。”曰：“然则有饭吃否？”答：“若要他饭吃时，又不要我上门了。”　
　　造神又役神，门神可说是廉价的门户守卫者。明代冯梦龙辑集刊刻的《山歌》中有一首《门神》，系“君心忒忍，恋新人浑望旧人”的怨词，却围绕新旧门神画做文章，全用门神口气。摘录如下：　
　　记得去年大年三十夜，捉我千刷万刷，刷得我心悦诚服。千嘱万嘱，嘱得我一板个正经。我虽然日你糊口之计，你也敬得我介如神。我只望替你同家日活，撑立个门庭。……并弗容介个闲神野鬼，上你搭个大门。……冉阝间贴得筋疲力尽，磨得我头鬓蓬尘，弗上一年个光景，只思量别恋个新人。……遇着个个残冬腊月，一刻也弗容我留停。你拿个冷水来泼我个身上，我还道是你取笑；拿个筅帚来支我，我也只弗做声。……我吃你刮又刮得个测赖，铲又铲得介尽情。　
　　除夕贴门神，如何贴，说到了；如何清除贴了一年的旧画，也说到了。除旧布新，过年的节目，换门神是一项。喜新弃旧的哀怨，那是关于爱情的借题发挥，不必管它。贴上对门神画，撑立门庭，闲神野鬼难进门，获得一年的心理慰藉，这能说不值得吗？　
　　《淮阳乡村风土记》载民间歇后语：“门神里边卷灶爷——话（画）中有话（画）”。侯宝林的相声说，老太太过年买灶王爷神马，讳言“买”，要叫“请”；可是问价时，老太太嫌贵，竟连声说不值！和灶神像一起，门神画花几个铜子即可买来，连“糖瓜”也不必供奉，贴在门板上，四季把门。这，难道不是表现出造神者的一种幽默吗？　
　　诚然，门闩不可废，门锁还要用；但是，如歌剧《白毛女》所唱：“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门神带来心理的慰藉，烘托新年喜气，美化门户，一幅门神画从内容到形式，奉献给人们的还少吗？　
　　山东潍坊杨家埠，为我国清代著名的木版年画产地之一。旧时，那里有专营门神画的门神店。民谣唱：“专做门神店，当了颜色贩，年年刻新版，必定客来办。”品种专营、年年刻版，可见印量销量之大；“当了颜色贩”的自嘲，反映了门神画设色浓艳，用以点缀新年的特点。　
　　与艳彩门神形成对照，四川绵竹传统木版年画有种“素门神”，即只勾墨线不加敷彩的门神画。偷工减料吗？否。这是为服丧人家预备的。　
　　门神又是随葬品。《明史·礼志》载：“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门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门神一对，不是绘画是木雕。　
　　门神不仅把门，不仅驱邪纳福，民间还编出门神解危救难的故事。河北获鹿一带贴关羽门神，伴以传说，一户人家孤儿寡母，欠地主债，儿子外出打工，准备腊月时回家还债，好过年关。年三十，债主逼得紧，儿子却因迷路，迟迟不归，老大娘被逼要上吊。儿子迷失方向正着急，一红脸将军骑大红马自天而降，把他拉上马，腾云驾雾转瞬到家。敲开门，回头再看时，将军和马都不见。儿对娘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大娘对着门神就拜。拜过再看，门神画上，关羽骑的那匹大红马还在淌汗珠呢。这门神，为助人，一时“脱岗”，做了本职以外的事。当然，救人危难，也是保人平安。　
　　造神又役神，中国老百姓的幽默，还表现在对门神的“分工”。　
　　赵公明与燃灯道人一对，因赵公明是财神，二门神去守库房，取意自然在于财宝盈库。孟良和焦赞，根据杨家将故事，焦赞曾辽营盗马，京剧则有《孟良盗马》剧目，由此，这对门神常贴于牛棚马厩。山东潍县的《打猪鬼》，又称“栏门判”，是贴于猪圈门上的。你道画的是谁？民间钟馗、判官不分，“栏门判”即大名鼎鼎的钟馗，他被派去为猪消灾驱瘟。　
　　马圈门上贴《庇马瘟》（图41），见于陕西凤阳一带。这令人想到《西游记》孙悟空，他被玉帝封为弼马温，为天宫饲养天马。古代民间传说，猴子能避马瘟。“庇马瘟”、“弼马温”皆取此意。按照阴阳五行之说，十二地支中，午为阳的极盛，为火；申、子、辰依次表示水发生、旺盛和衰微的过程。因此，申可以制约午，申属猴，午属马，猴子可以避马瘟。贴上一幅猴子图，不妨说是请“齐天大圣”来守马厩。　
　　就说门神的“主力阵容”——秦琼和尉迟恭，做为历史人物，他们是唐朝的开国功臣，英姿勃勃，绘像挂在凌烟阁；做了门神，也是因为传说他们曾为皇帝站门岗。一身镇殿将军的盔甲披挂，却来给个民百姓把门，是二将军屈尊了，还是老百姓升格了？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僭越是罪过。然而，在有关门神的民俗信仰之中，子民们却同皇帝来了一回小小的“平等”。你使得，我也使得，可算是一种幽默吧。　
　　9．门神诗文戏曲　
　　有关门神的文学故事，前文已多有涉及。文学是一面镜子，它的折射，使门神这一文化现象益发绚丽多彩。　
　　明代博学才子视允明，号枝山，曾赞门神。据清代《坚瓠癸集》，祝枝山去拜客，茶罢叙礼而退。人家送到门口，祝枝山见门神画得精彩，一个劲地称赞，并应主人的请求，留下一首《门神赞》：　
　　手持板斧面朝天，随你新鲜中一年。　
　　厉鬼邪魔俱敛迹，岂容小丑倚门边。　
　　“新鲜中一年”，与清翰林院编修蒋士铨《门神》“面目随年改”，都是一年一度贴门神的风俗写照。蒋士铨诗如下：　
　　倚傍谁何宅，张施将相形。　
　　尊疑封户牖，贵比列丹表。　
　　面日随年改，精魂入夜灵。　
　　穿窬岂公惧，聊托壮门庭。　
　　清代不少文人写有门神诗。清代戴璐《藤阴杂记》说：“新年倒贴门神，查他山、唐实君全传诵已久。近赵瓯北翼作，更欲突过前人。”赵翼有一组门神诗，其中一首：　
　　漫嗤两脚踏空虚，身已离尘迹自疏。　
　　甘宁仓琅监锁钥，肯随朱履上堂除。　
　　无言似厌人投刺，含笑应羞客曳裙。　
　　暮夜金来君莫受，防他冷眼伺门间。　
　　“甘守仓琅”，仓琅即《汉书》“木门仓琅根”所说的门上铺首。诗中说，门神与金铺为伴，司“监锁钥”之职，掌管门禁出入。另一首写辟邪：　
　　剑笏森森谨护呵，东西相向伊谁何？　
　　满身锦绣形空好，一纸功名价几多。　
　　辟鬼漫同钟进士，序神还让寇阎罗。　
　　欲稽故实惭荒陋，或仿黄金四日傩。　
　　剑笏森森，把剑武门神，持笏文门神。东西相向，人家门户多坐南朝北，门扇上相向而立两门神，一向东，一向西。满身锦绣，另外还该有铠甲，为什么说是“形空好”呢？因为说到底，不过“一纸功名”——纸上画像而已。至于门神的典故，末一句“或仿黄金四目傩”，赵翼假设：门神大约是模仿汉代岁末宫中逐疫大傩仪式里的首要角色——方相氏。《后汉书》记：“方相氏黄金四目”。　
　　古代小说中以门神为主角的篇什，见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篇名《鹰虎神》。篇中描写，济南府东岳庙“大门左右，神高丈余，俗名‘鹰虎神’，狰狞可畏”。故事讲，一个小偷潜入道士寝室，盗钱三百，逃出城。刚要上山，“见一巨丈夫，自山上来，左臂苍鹰”，面铜青色，依稀似庙门中所见者。这正是东岳庙鹰虎神之一。小偷先自蹲伏战栗了，神喝问：“盗钱安往？”故事的结尾，小偷乖乖地把三百钱送回东岳庙，跪在那里认错。蒲松龄笔下的鹰虎神，就是东岳庙的门神。其形象，具有威慑力。他离开“门岗”，去堵截偷盗者。天下作贼的人读此，该三思吧。　
　　舞台上表演门神故事，元杂剧《盆儿鬼》不仅表现“大年日将你（门神）贴起”的风俗，还编出包公让手下人给门神烧纸，以换取门神通融合作的情节。清代《长生殿》描写唐宫里一对黑白门神，同情杨贵妃的鬼魂，为其放行。这些前已述及。　
　　明代文人茅维字孝若，曾写过一出短剧《闸门神》。清代焦循《剧说》载，“《闹门神》杂剧，为茅僧坛孝若撰，谓除夕夜新门神到任，旧门神不让，相争也”。此剧开场，扮新门神者与扮桃符神者一同上场：“自家是太平巷第一家新门神，明年该轮俺把门管事。只今小年夜，满巷灯火爆竹，好不热闹，桃符神，你跟咱到任去来。”新门神洋洋得意：“谁将俺画张纸装的五彩？冷面皮意气雄赳，竖剑眉阔口髹囗；手擎著加冠进爵，刀斧彭排。奇哉，刚买就遍街人惊骇。尽道俺，庞儿古怪，满腹精神，倜傥胸怀。桃符神，你去瞧来，怎那旧门神见俺，只佯不睬，并不见他抬身哩。”踌躇满志的新门神上任来了，却不见旧门神挪动。于是，描写新门神眼里的旧门神：“那戴头盔将军忒呆呆，你几年上都剥落了颜色，甚滋味全无退悔？”旧门神出场了：“俺把门管事六七年，这门内人那个不威惧我。他是何等人物，怎便一朝思抢夺俺座头？他不见俺雪白髭须，都为数年把门辛苦……”相持不下，新门神令桃符去请宅内的钟馗出来评判。钟馗出来劝旧门神：“小年夜，少不得新旧交代，只俺把守门内，也早晚望着替身哩。”随后，宅内的紫姑神、灶神，门外的和合神，都劝不动旧门神。九天门监察使来此：“这太平巷怎的秽气薰蒸？呀，元来是那第一家旧门神作祟这方，又不肯让那新门神管事，且不究他贪位慕禄的心肠，只看他吃粮不管事，怎弄得那家门面，直恁破。”旧门神被贬沙门岛。　
　　另有《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似为明初宫廷教坊剧，收入《孤本元明杂剧》，作者阙名。此剧第四折，钟馗被封为“天下都判官领袖”，福、禄、寿神，土地、灶、井、厨、门、户神，三阳真君，青黄赤白黑五方小鬼，有一番同台热闹的场面。门神的台词：“俺门神户尉，职掌左右门庭，年年喜遇正旦，岁岁庆贺新正。今日太平之年，俺见三阳真君去来。”此剧主角是钟馗。　
　　以钟馗为主角的门神戏，还有《钟馗嫁妹》。后者更见性格。钟馗降鬼是高手，却偏好役小鬼为奴仆。朝夕相处，很难总是正气凛然的模样。小鬼也就敢灌醉他，戏弄他，与他没大没小。或许正因为此，人家门旁一左一有的“岗位”，让秦琼和尉迟恭占据了，钟馗被派去守后门。　
　　明传奇《钵中莲》，存万历年间抄本。该剧第九出《神哄》，小生扮门丞，执单鞭；老旦扮户尉，执单锏；净扮“后门钟馗”，执宝剑象笏。这三个门神角色，同井泉童子、东厨司命、瓦将军、土地爷同台，演出了一场闹剧。门丞户尉的台词是：“从来启闭招仁惠”。钟馗台上说：“论起来，拿捉僵尸，是俺的本等；中是还有一讲，我职守后门，不管你园中之事。不瞒你说，我自从端午消受了他几个粽子，直到如今，饿得来有气无力，干不得什么事来。另求高明！”明代时钟馗的角色定位，由这一番表白和盘托出。做为门神，钟馗守的是后门；同时，至迟宋代始，钟馗又成为端午节的岁时之神。　
　　比起门神来，古今文人画钟馗者更多些。这些钟馗形象要比神荼郁垒丰富，并非只是在那里持械站岗。画幅上的题诗因此丰富多样，胜出题咏神荼郁垒的诗篇。明代朱见深画钟馗手持如意，携一小鬼，小鬼双手举盘子，盘内有柏叶与柿子，以寓百事如意。其上题诗：“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辟邪似已让位于祈祥。　
　　清代罗聘画醉钟馗，题诗：“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纷纷画手多新样，义道先生是酒徒。一醉何缘竟若斯，妄占姑亦妄听之。多应忽忆开元事，囗囗还如未第时。艾绿榴红五月天，沉酣正好卧花前……”宋代起，钟馗成为端午节的应时门神。而这位画家偏要调侃一番，说此时正是钟馗醉酒不醒的时节。清代另一位画家高其佩，指画钟馗的题诗也开玩笑：“花妍野冢中，草鸣昏月下，若但醒眼看，非善除妖者。”对钟馗能否捉鬼，甚至提出了质疑。这大约是借题发挥，意在言外。　
　　钟馗成了各种漫想的载体。清代钱慧安画钟馗骑驴图，题诗：“终南进士学宏深，呼鬼随行担剑琴，因是无人听古调，跨驴何处觅知音。”醉酒的钟馗此次换了形象，一副儒雅模样。清任伯年朱色钟馗，题诗：“少小名惊翰墨场，读书无用且佯狂。我今欲借先生剑，地黑天昏一吐光。”则是画家在直抒胸怀了。　
　　10．中外门神比较：以古罗马为对象　
　　古中国和古罗马都创造了门神。中外门神具有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异之处，将两者进行对比，不仅有助于认识门神本身，还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体悟两种文化的异同。　
　　这两种门神均源于神话。古罗马的门神叫雅努斯。中国古人的造神则开列出门神名单一长串：神荼、郁垒，秦琼、尉迟恭，等等，不下三一十位。　
　　雅努斯本是司光明的太阳神。罗马神话讲，雅努斯掌管天宫之门，朝启暮闭，大地有了昼夜嬗递。雅努斯由大国之神而降临人世间，成为主管建筑物出入口的神。　
　　中国的神话故事集《山海经》，记录了天国守门神——开明兽的故事。“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开明兽“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这个把守天门的神，还管理着大国里的时序岁次。　
　　中国古人认为自己的门户选门神，并没有选中开明兽，而是选择了神话里立在度朔山鬼门处的神荼和郁垒——守鬼门的一对神。而实际上，这一对门神兄弟，原本来自驱傩逐鬼时所用的大棒。取神荼郁垒而合开明兽，应该说是一种反映了民族心理的抉择。　
　　关于神荼和郁垒，神话讲述他们的身世，说是沧海之中，度朔之山，山上校于三千里的大桃树，桃树枝间东北为鬼门，是万鬼出入的处所。神荼和郁垒守在那里，见有恶害之冤，捆绑了喂虎。守鬼门的二神人，被人们奉为守卫门户的神灵。　
　　区别在两个关于门神的本源神话中已见。雅努斯是掌管昼夜交替的光明神，神荼和郁垒是“主阅领万鬼”的治鬼之神。以当年的知识水平，将日出日落带来的白昼黑夜的转换，想象为天门开闭所致，这是今人容易理解的。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神荼、郁垒的神话，根据晋代《玄中记》所载，树冠三千里的大桃树，树下是那二神，树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群鸡皆随之鸣”。这也将昼夜黑白纳入门神故事之中。晋代以来，门上画鸡，其民俗意义同于人物门神，也是门神的一种形式。这里要说的是，神荼和郁垒成为门神，其民俗意义主要在于御凶驱鬼辟邪。雅努斯当门神，似乎并未被赋予这方面的功用。他是门神，但却似乎未被赋予守卫门禁、以避鬼祟的神威，或曰“岗位责任”。　
　　雅努斯与“一’紧密相关，拉丁文1月份的称谓来自雅努斯，月份的开头几天是向他致祭的日子，他被认为是一切开端之神。雅努斯能够成为门神，这“开端”的意蕴联系着造神者的思路。出门是一种趋向、一种过程的起始，入门也是一种趋向、一种过程的起始。最著名的雅努斯神庙在罗马集议广场，神庙有两个以侧墙联结的拱门。门的开闭具有象征意义，和平时期紧闭庙门，战争时期庙门敞开，部队出征要通过这两个拱门。其取意，大概着眼于出师的“大吉”，着眼于万里征战走好第一步。　
　　表示开启的含义，雅努斯一手拿着手杖，一手拿着钥匙。神荼和郁垒就不同了，神话故事中这二神人手执苇索，用以缚鬼。后来，这二位门神演变为镇殿将军模样，披坚执锐，周身销甲，手持兵器。手中家伙不同，原因在于中外两种门神的功能个同，前者表示开启、启动，后者表示拒邪恶于大门之外。　
　　中国古代都城特定的某一城门，如北京的德胜门，是三师出征的出师之门。此外，还有举行凯旋典礼的城门。然而，却没有像雅努斯那样的门神。　
　　雅努斯作为门神，看起来不大安分于“岗位”。他要祝福远征的将士，也要保佑出行的人们，他兼做道路和旅行者的保护神；这尚不够，雅努斯又被航海者奉为保护神。总之，他在门的位置，为启程者壮行色，之后，再沿途“护送”，保平安。他的“职权范围”在门前，但又不局限于此。　
　　中国的门神，有些本是采自征战疆场的武将，诸如秦琼、尉迟恭、岳飞、关羽、韩信、赵云等，他们勇猛善战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被请上门扇户扉当门神，仅仅是镇殿将军的角色，看家护院而已。他们活跃于军旅的“本色故事”，只是当门神的入选资格。人们画他的像贴门，仅指望借助他战功赫赫的“过去”，来守门，“大鬼小鬼进不来”，所保者，住的平安，并没有顾及行的平安。这或许是造神的人们心理的折射，反映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老百姓让门神户尉站岗，所赋职责原本是御凶驱鬼辟邪。这是在大自然和社会面前，面对瘟疫天灾、战乱动荡，人们所采取的轩昂状的或蜷缩状的自卫。神荼、郁垒之不同于雅努斯，他们是闭门自守的符号，而非步出门户进取远方的符号——大约因此，神荼和郁垒的形象贴在门扇上，打开门他们便被掩在门后了；而雅努斯的形象则被雕在拱门之上，门开门闭，他居高眺望着远行的人。　
　　如果说，做为门神的雅努斯又做道路神、航海神，是民间信仰习俗的一种符号迭加的话，神荼和郁垒做门神，也承载了一种习俗符号的迭加，这便是：祈福。门户的护卫神，复为祈福的神。这祈福所着眼的，仍是大门之内，是居家的满门福寿禄，至于为这福，是风尘仆仆外出经营还是千里万里地去寻取，就与门神无涉了。　
　　雅努斯为两面神形象，他有两副面孔。这是时间意义上两面，一面看着过去，一面看着未来。据说他还被古人雕为四面脸孔。这令人联想到中国一个古老的说法：“黄帝四面”。东西南北中，黄帝居中而治，四副脸孔正好观四方。此为空间上的意义。　
　　中国的门神往往成双成对，且是固定的搭档。古罗马文化创造的门神却仅一位。中国的门神画在贴在两扇门板上，门扇成双，门神自然成对；雅努斯不以门扇为岗位，也就不必比肩结对了。这可以是一种解释。然而，这单双的差异之中，是否包含着审美的差异呢？比如，华夏文明更讲究形式的对称。　
　　门神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文化背景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含蕴。不能仅仅通过以上粗略的比较，就得出此一种文化是较具开拓性的文化，彼一种文化是稍逊开拓性的文化。只能说，门神的差异为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方面的材料。　
　　同时，做为两种文化的产物，两种门神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说到底，这个它和那个它，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承载着人的期望——平安和幸福。尽管昔日有西风东渐，如今有文化交流，但是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说，门神还是自家的好。值新春到来之际，若要在门扇上重温古老的风俗，总把神荼郁垒或秦琼尉迟恭的画像贴出来。　

　　第二节　对联和匾额
　　1．从桃符到春联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王安石为宋代诗歌添此名句之时，桃符已在向春联过渡。　
　　桃符，顾名思义，以挑木为材料。在古代，桃木有“鬼怖木”之称，桃木驱鬼辟邪的信仰由来已久，并且从来都关乎于门户。《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庄子》佚文：“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近年考古发现了证明这一古俗的宝贵史料，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有一条：“囗：禹步三，取桃东枝，中别为回回回之倡而门户上各一。”囗，小鬼。药方的内容是驱鬼，门上插桃枝。桃木驱鬼，也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今人熟知的神荼和郁垒这一对门神，同桃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门神的本源神话，说他们“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这桃树，别把它只看做是环境或衬景。清代《癸已存稿》审究其义，指出神荼郁垒是“由桃椎展转生故事”。人们所以能够创造出神荼郁垒的神话，其生活依据，是汉代《风俗通义》所说“腊除夕饰桃人……冀以卫凶”的风俗。这就是说，神荼郁垒神话故事，其实是对于门户前立桃木人风俗的解说。　
　　削刻桃木人以驱鬼辟邪的风俗，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直接在门上画门神户尉；另一则是桃符。用桃木板代替桃木人，桃板之上可画神荼郁垒，也可径写门神神名，悬于门左的一块写“神荼”，右边一块写“郁垒”。这桃板，就叫桃符又称门符——清代尤侗《艮斋续说》：“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　
　　总之，这是辟鬼祛邪的“符”。　
　　唐代《朝野金史》卷三说，正谏大夫明崇俨有法术，他曾“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在地窖上钉桃符，止住了地窖下乐妓的演奏。钉上桃符真会有这种法力吗？不会的。所以特别说明一个前提，书桃符的人“有法术”。敦煌遗书中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父子相怜爱》：“东家打桃符，西家悬赤索。”桃符与赤索都是置于门前的辟邪物。　
　　宋代洪迈《夷坚乙志》“司命真君”条写福州人余嗣的梦，涉及以桃符厌胜之说：“辄有压禳之术，公到家日，取门上桃符，亲用利刃所碎，以净篮贮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于东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静坐，冥心咒曰：‘天皇地皇，三纲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还，乃止。”　
　　以上两条材料这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桃符的迷信心理。　
　　元杂剧《后庭花》，包公智断杀人案的故事，破案的重要线索即是一片桃符。剧情讲，汴梁城里，开“狮子店”的小二哥，一天晚上要对独自投宿的年轻女子翠弯施无礼，女子不从，小二哥举斧威胁，吓死了翠驾。小二哥道：“这暴死的必定作怪。我门首定的桃符，拿一片来插在他鬓角头，将一个口袋装了，丢在这井里。”“门首定的”，定即钉。桃符钉在门上，可取下，可以簪在鬓发上，这桃符当是木制。“暴死的必定作怪”，因此要拿一片桃符镇住冤魂，所借助的正是桃符的神秘符号意义。　
　　接下来，《后庭花》以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表现殒命翠鸾的魂魄来会住店的秀才刘天义，后来又将那片桃符给了刘秀才。桃符上写着“长命富贵”。包拯看到后，有唱词：“他们定（钉）桃符辟邪祟，增福禄，画钟馗，知他甚娘报门神户尉。”桃符、钟馗、门神户尉相提并论，可见它仍具有浓厚的辟邪驱祟的意义。　
　　然而，元代人的桃符毕竟不同于汉代人的桃板了。请听包拯的唱词：“你排门儿则寻那‘长命富贵’，我手里现放着‘宜入新年’。”桃符双双成对，一片写“宜人新年”，而断定另一必写“长命富贵”，当是以那时的惯例为依据。剧中包公吩咐寻找门上单钉“宜入新年”一片桃符的人家。再看杂剧的描写：“我出的这门来，转过隅头，抹过里角，来到这饭店门首，桃符都有。来的狮子店门首，我试看咱，可怎生则有‘宜入新年’一个，无那‘长命富贵’？我将这一根比则，正是一对儿。”　
　　杂剧保留的这一条民俗材料很珍贵，它记录了由桃符到春联的演变过程。这是演变的中间环节，很典型：一方面，仍为木质，是桃符；一方面，四字相对，已近对联；重要的是，处于转变中的桃符虽存“辟邪祟”的古义，但“宜入新年”和“长命富贵”已是更具节日喜气的春联内容了。　
　　2。最早的春联　
　　元杂剧《后庭花哩，那一对“宜入新年”、“长命富贵”，从内容上说，是春联。杂剧称它是桃符也无错，因为它写在桃板上。如果抛开书写材料，仅就文句内容而言，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古人以“桃符”称谓春联。　
　　春联之始的题目，颇使五代时的后蜀主孟昶出了点小风头。只因《宋史·蜀世家》有记，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清代人认为这是最早的春联。此说影响很广。　
　　近年人们论证先于孟昶的春联，有的甚至找出《尚书》里的对偶句，找到古器物上题为“书户”的六字铭文。在众多文章中，1994年4期《文史知识》所载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引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联句，以证唐代春联，值得重视。敦煌遗书所录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秩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曰：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回（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邪，瑞燕解呈祥。　
　　立春回（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回回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回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敦煌卷子的这些联句分为两束，分别录于“岁日”和“立春日”下。这恰合于春联的岁时特点。一句“书门左右，吾傥康哉”，更是点明要旨——录这些联句为哪般？它是书写桃符即春联的稿本。联句里又多有至今仍为春联所习用的词句，如“三阳”、“四秩”、“始调阳”，在新春新岁到来之际，人们愿意表达对于岁月四季的关注；“五福”、“富贵”、“庆寿”、“呈祥”，如今仍不乏民俗生命力。历来的春联体现古代年俗的主题，可概括为两方面：驱邪与纳祥。敦煌遗书所录联句，也正是辟邪除祸和福庆呈祥。　
　　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为《启颜录》抄本，抄于唐开元十一年。我们称为挑符即春联稿本的联句，抄于录在卷子背面。其抄录年代无疑大大早于后蜀孟昶，证明最迟到唐代时已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了。　
　　从桃符到春联，不止是名称问题，也不单单是写上个“春”字的问题。这实际上表现了变革桃符旧有内容的一种革新。旧的桃符，脱胎于木刻神荼郁垒像，那桃木板上也曾画门神，也曾题写“神荼”“郁垒”字样，总之，就如同桃木本身的符号意义一样，桃符的意义全在于驱鬼辟邪。这是对于保护自身、求得生存的渴望，它比起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来，是更基本的，然而又是低一个层次的。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表现为年俗意识，就是：不但求辟邪，还求纳祥。桃符旧有的内容再也不能满足这新的心理需求。于是，桃符写门神名的老章程就被打破了，让位给“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之类祈福纳祥的字样。　
　　经此一番革新，桃符原有的符号意义没有丢，——桃木辟邪，并不在于写上门神名；而新的意义，随着祈福纳吉的字句，叠加了上去。这叠加，其实标志着一种质的飞跃。它已区别于旧桃符。同时桃符辟邪的功用，也没有被遗忘。　
　　至于名称，唐自不必说，宋王安石的诗句、元杂剧的台词，仍都称桃符。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在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请看，“治桃符”、“书一联”相照应；苏东坡所为，确是除夕写春联——可是，宋代人说这是“治桃符”。　
　　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一书，“桃符获罪”条：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这位黄谦之兴致所至，戏题桃符，大概是将“宜入新年”、“百事大吉”的通常句子续了几个字，不料却有人打“小报告”，害得他丢了饭碗。从这条材料看，南宋之时“桃符”之称仍流行，题于“桃符”之上的文字，早已是“春联”了。　
　　春联之名，据说出自明初。《簪云搂杂说》记朱元璋故事：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于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询知为腌（阉）永苗者，尚未倩（请）人耳。帝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征出，校尉等一拥而去。嗣帝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帝大喜，资银五十两，俾迁业焉。　
　　从这条材料看，朱元璋不仅提倡除夕挂春联，还微服出宫，去看户户门上有对联的盛况；当他见到阉猪户门上无联，竟能即兴创作，一副具有行业特色的联语，对仗工稳，落墨成对。　
　　明代开国皇帝的提倡，无疑推动了春联的普及。然而，旧的称谓——桃符这名称，还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明末遗民李中馥《原李耳载》中奇闻一段：迁安郭金溪好扶鸾之术，因此中了邪，只得求助于“姜、蒜、犬胆、鹰脯药之，桃符、鬼箭、雄黄、朱砂镇之，巳针灸鬼眼穴诸络”。桃符被从门上取下，用来镇魔驱邪。不仅旧的名称仍在用，原本的神秘意义也没丢。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宋时，对于写有联语的桃符，已经开始有了别种叫法。宋代《名臣言行录》载：宋仁宗一日见御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说是欧阳修措词。于是，悉取宫中请贴阅之，见篇篇有立意，宋仁宗说：“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宫里门多，春联也多。宋人叫它什么？叫它“御春帖子”。不言而喻，在“桃符”与“春联”之间，“御春帖子”是一种过渡。　
　　带着新的内容，春联由桃符的形式中生发出来。从桃符到春联，民风民俗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3．楹联：春联演化为四季对联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荣二府辞旧迎新过大年的景象，门饰一一点到：“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还写到从大门、仪门，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　
　　这里要特别着墨的是，曹雪芹笔下，联对、桃符并用。　
　　联对即对联。如《儒林外史》第七回，“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由了”。所言是红纸已褪色的对联。曹雪芹描写，贾府大门在“换了门神”的同时，换了联对。可是，何以又道“新油了桃符”？联对——即对联，写在纸上，同门神画一样，以新换旧；桃符——写木质材料上联语，它不必年年换新的，只需油一下，便焕然如新了。　
　　桃符到了清代时，其使命已经完结，因为对联代替桃符已成风气——既然前人已发现可以在桃板上多写几个字，表达一些意思，后人自然不会拒绝这一形式。特别是诗书风雅之家，谁会放弃借桃板显示文思才气的机会？只是“桃符”的名称未泯。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挂在门首的桃木板，并且由彼及此，写在木板上的对联，仍叫“桃符”，以区别写在纸张上的“联对”。　
　　纸上的联语，辞岁时贴到门上，语句可以岁岁出新，为新年应景；木上写的或刻的对联，一油即新，语句呢，年年不变，大约已超越除旧迎新的内容——严格地讲，它是楹联而非春联。它既适于迎春的喜庆，又是面向四季的。　
　　且将春联之外的对联称为楹联或门联。明代万历年间《长安客话》记，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大明门与正阳门相峙”，曾有门联：　
　　既成，成祖命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以进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成祖大喜，赐赉甚厚。　
　　解缙所书，上句歌颂大明王朝的功德，下旬描绘皇城巍峨。制成门联挂出去，正合于特定场合，烘托气氛。　
　　这副对联不是春联。它与如今人们游名胜古迹所见的对联同属一类，通常称其为楹联，以避开春联之名。当然，这也不够严密，因为“楹联”的概念，往往是包含着“春联”的。　
　　桃符演变为春联，两者间至少还保持着一种脱胎而来的痕迹。那痕迹印在时间上，就是说，腊月里迎年贴对子的时节，依旧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时节。由春联发展为超越了春的楹联，这种岁时的痕迹也被模糊了。　
　　楹联走出桃符辟邪、春联纳吉的题材局限，赢得异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华门文化的绚烂花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道德理想、审美情趣，到方块汉字、骄文偶句的书写效果、朗读效果……一并来为门户之饰增色彩添趣味，无限的情调、绵长的韵味，于左右门楹、上下联句间沁溢着芳馨。楹联还走进门户，登堂入室，装点于屋壁殿柱，从而彻底摆脱了门首桃板的影子。　
　　安徽霍山县韩信词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上联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联两典故，漂母救命，吕后索命。寥寥十字，生动地概括了韩信的一生，也展示了汉语言文字技巧的奥妙。　
　　扬州史可法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可法不降清兵，舍身取义，衣冠葬于梅花岭。联语情景交融，既悼故人品格也写来者情怀，兼借唐诗《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名句，表现出古典诗歌的修辞美和意境美。　
　　成都武侯词联，“能攻心，则反侧处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浓缩了一部蜀地政治史，一副对子如一篇论文。　
　　北京潭拓寺弥勒殿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亦庄亦谐，令人回味，也就广为流传。　
　　山海关孟姜女庙正殿门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巧用多音字，其妙天成。读此联，“朝”字有的可读为早晨之朝，有的则读为朝拜之朝；“长”字有的读为长年累月之长，有的读为生长之长。据清代《浪迹续谈》，浙江温州江心寺外门旧有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该书作者还亲见福建罗星塔对联：“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它们可归入同一类型。　
　　仅从以上几副名胜楹联，就可得砚那种与桃符迥异的风貌。由为了辟邪的门前饰物，桃人、桃梗、桃符，经兼为迎占纳祥的桃符（增写了吉语）、春联（其喜庆气氛不断地挤掉辟邪气氛，后来变得充满了新春之禧），直至同辟邪已无必然联系的楹联，这一漫长的过程，反映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带给人类心理的巨大变化：先民放眼四望，看到的是恐怖的世界，大灾人祸，到处是对自身生存的威胁，门前的桃人寄托着太多的生存渴望；后来，生存环境不那么险恶了，人们便本能地追求生活的质量，辟邪的桃符不肯丢，却已有吉语书写其上；再后来，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理智的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自身的发展、生活的幸福，他们终于扔掉辟邪的桃符，运用联语的形式，来为自己祝福。　
　　门前饰物的变革，不仅是一部风俗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　
　　4．“偷红”　
　　春节少不了贴春联，大红对子火爆热烈，点缀着节日气氛。台湾《彰化县志稿》讲到在红色纸条写上“文字吉祥，尤富诗情雅意，最能象征新春气象”的春联，同时又记：“丧家未满三年，旧俗丧男者须贴青纸联，死女者须贴黄纸联示之。”这与人们习见大红对联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办丧事的人家，门户上贴丧联，白纸黑字，如“终日惟有思亲泪，寸草痛无慈母心”。这区别于大红的纸色，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这些关于纸色的讲究，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一项民俗，即春联必须用红纸。于是民俗中也就有了一个名目，叫“偷红”。这“红”，指春联。1925年广东肇庆《四会县志》记载这一民俗：　
　　“元夜”，妇女步月至人家，撷菜少许，曰“偷青”；或撕取人家门前春联，曰“偷红”；或到神庙摘灯带怀，归置床箦下，云“宜男”　
　　正月十五夜晚，妇女踩着月光，至人家摘采一点蔬菜，叫“偷青”。偷偷到别人家的大门前，撕下一些春联，带回家，称为“偷红”。这一青一红，都称为偷，并不是作贼的事，所以人们不必以此为耻。但还是要以“偷”称之，日为做这些事时是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干？只因这是妇女希望“宜男”的事，婚后不育的媳妇盼娃娃，心事无可非议，但总不好大事张扬。　
　　月圆之夜，是妇女的好时光。比如八月的十五，“男不拜月”，妇女便有了专享的权利。正月十五为上无节，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妇女们出门来，也是为了“宜男”，去偷偷地摸城门上的门钉，摸钉即摸了——丁，男子。摸钉，丝毫无损于那铜皮门钉，但也得偷偷地去摸。这有助于理解“偷青”“偷红”的那个“偷”字，其主要是指女人们做这事时的情态，至于“偷”——盗窃意义上的偷，则是极为不重要的。　
　　上元节夜晚，妇女出门的“偷”俗，是各地较为普遍的风俗。清乾隆年间台湾《澎湖纪略》载，未字之女是夜出游，必偷他人葱菜，谚云：“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妇人窃得别人家喂猪盆，被人咒骂，则为生男之兆。清嘉庆年间《重修扬州府志》，“更阑人静，女伴相携出行，曰‘走桥’，有乞子者取砖密藏以归”。所有这些，涉及物品虽不尽相同，但实质内容是相同的——“偷”，其实是“乞”，是一种偷偷的“乞”。　
　　“偷红”也是如此。　
　　5．门匾：建筑物的文字点缀　
　　中国古典建筑与文化珠联壁合的范例之一，是匾额。从形式上讲，匾额是书法美的载体，又是同章美的载体。匾额所标识的名称，言简而意赅地浓缩了蔚蔚大观文化内容，使建筑物大增光彩，甚至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符号。有关匾额的内在容量，本书专设“门名的文化含蕴”一节。　
　　这里只说匾额这一独特的门饰形式。《邵氏闻见录》说，赵匡胤登明德门，指着匾额问：“明德之（，安用之字？”赵普应答：“语助。”同为宋代，文莹《湘山野录》则将此事的场景记为朱雀门：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大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赵匡胤是个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他大约不喜欢文绉绉习气，所以有对门额“之”字那一番评论。　
　　门匾上“之”并没有因此而绝迹。若不然，便不会有元代张（羽中）《日闻录》的再谈“之”字：　
　　匾题字数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则曰“大成之殿”，不知起于何时。　
　　“之”字以外，匾额上的“门”字的说法也颇有趣。清代《坚瓠壬集》引马愈《马氏日抄》：　
　　门字两户相向，本地勾踢。宋都临安，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故招火厄，遂撤额投火中乃息。后书门额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宫城门额皆朱孔易所书，门字俱无勾脚。　
　　南宋宫殿发生火灾，有人将此归咎于门匾上“门”字最末一笔挑了钩，“门字有钩脚带火笔，故招火厄”云云。把门匾摘下扔到火里，火被扑灭了。于是，门匾上的门字再不敢信笔落墨，未一笔只可直直地坚在那。　
　　除火厄之说外，“门”字挑钩另有一说。据《骨董琐记》，明初年，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门字有钩。朱元璋见后大怒：“吾方欲集贤，乃欲闭门塞贤路耶？”这位明太祖读字，充分调动想象力，“门”一挑钩，如同大门关闭，堵塞广进贤之路。其实，有此“集贤”之心，还愁网罗人才无门路？倒不在门字笔画如何。　
　　北京前门的匾额“正阳门”，“门”字最末一笔为怪，不挑钩。民间就此编出故事，说是皇帝不让写匾的人挑钩，为什么呢？说是皇帝想：我去天坛祭天，要走正阳门，门若带钩，不是把我剐了吗？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檐下有块蓝地鎏金字匾，匾为立形，上题“观音之阁”，落款“太白”。学者史树青认为此匾应是大诗人李白所题，其论据是唐代建筑匾额多为立形，现存唐代匾额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佛光真容禅寺”是立额，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门额也是立形。　
　　其实，唐以后也仍有竖写的匾额。如宋代《鸡肋编》记，有人喜欢苏轼“亭下殿余春”诗句，以名亭，“榜曰‘殿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鸡肋编》特意表出“作横牌书之”，可见宋时匾额并非一律为横匾。　
　　匾额的形状，状如书卷者叫手卷额，形似册页者叫册页额。园林匾额为避免呆板，还用秋叶匾，形状如飘落的叶子。　
　　匾额的字体，真草隶篆，丰富多彩。匾额的色彩也丰。在甘肃武威的文庙，大殿门前和回廊上挂满了清代牌匾，蔚成景观。这些匾分别为蓝地、紫地、黄地、绿地、黑地，匾上铭字分别涂金色、银色、蓝色、绿色，每匾上四大字，如“经天纬地”、“斡旋文运”、“天下文明”、“为斯文宰”、“孝友文章”、“文以载道”、“化峻天枢”、“人文化成”、“贵相太常”、“德盛化神”、“书城不夜”等等，以壮观的形式渲染着义庙的气氛。　
　　台南二大名匾之一的“一”字匾，匾额很宽，蓝地，通匾书硕大的“一”字，字金色，若碧海蓝大一金龙。匾四周围以楷书，所书为：“世人枉费用心机，天理昭彰不可欺……”共77字，形如花边。　
　　一块横书“立雪堂”的游姓人家的匾额，四边框浮雕四个历史故事，下方为“程门立雪”，道出取“立雪”为堂名的缘由；左方为“载道南来”，宋代人游酢与杨时为程门弟子，学成后到福建传播理学；上方为“惠政于民”，表现游酢的政绩；右方“兴学授业”，游酢收徒讲学。匾额上既铭字，又雕图，其文化内涵也就益发丰富。　
　　6．姓氏的匾额——堂号　
　　上一节刚刚说过“立雪堂”匾额。游姓铭以“立雪堂”，出于立雪程门的宋代故事。游酢与杨时一起拜师理学大儒程颐，程颐瞑目而坐，游酢和杨时侍立等待，等到程颐醒来，门外降雪盈尺。游姓人家以“立雪”为堂号，表示要世代弘扬尊师好学的传统美德。　
　　民居门枪上方嵌挂匾额，其匾往往为堂号。堂号是用来表示姓氏、发扬祖风的匾额，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镌刻在匾上。例如，“忠厚传家”、“三槐毓秀”、“香山遗派”、“百忍遗风”、“槐荫启秀”等，并且“约定俗成”，各姓人家不会混用的。　
　　有时直接名“堂”，像游姓“立雪堂”、周姓“爱莲堂”、张姓“百忍堂”、王姓“三槐堂”，等等。　
　　一姓几支，各有堂号的例子也是有的。山东章邱的孟家是经商的巨贾。孟氏兄弟分立门户后，各建本支堂号，于是绸缎布料店，便有了开“瑞增祥”的“容恕堂”，开“瑞蚨祥”的“矜恕堂”，开“瑞林祥”的“慎思堂”。孟姓的这些堂号给人的感觉是，均选自孟子言论。　
　　堂号通常都取诸同本姓有关的典故。王姓书“三槐堂”，或匾以“槐荫启秀”。其故事出自《宋史·王旦传》：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世多称其阴德。枯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北宋初年，尚书兵部侍郎王祐文章写得好，做官有政绩。他相信三家后代必出公相，并在院子里种下三棵槐树，做为标志。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在开封建有王家的三槐堂。　
　　王祐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典故。《周礼·秋官·朝士》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说是周朝宫廷外种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而三公，朝廷中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代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文学家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曾应王巩的请求写了一篇《三槐堂铭》。此文被编入《古文观上》书中，广为流传。　
　　张姓门前夸耀的，是“百忍遗风”，他们常以“百忍”为堂号。有言道“百忍成金”，这中间包含着累世同居的故事。《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鳞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嫌帛。　
　　张公艺儿代同堂，出了名，几次得到旌表门闾的荣誉。此事《新唐书》也载，唐高宗把泰山，路过那州，到张家，“问本末，书‘忍’以对，大子为之流涕”。　
　　“百忍”之中虽有几分辛酸在，但能感动穿龙袍的万岁，也是值得荣耀的事。中国古代推崇累世同居，几代同爨、长幼有序大家庭，历来被视为宜加褒显的好风尚。于是，张姓人家以“百忍”为堂号，铭门额，因循成为惯例。　
　　周姓人家常名“爱莲堂”，是因名篇《爱莲说》出自宋代名儒周敦颐手笔。《爱莲说》通篇百余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情真意长，说莲喻人，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周敦颐以后，爱莲者众。周姓人家以“爱莲”为堂号，不仅引《爱莲说》为自豪，还旨在以“花之君子”来自励。　
　　门匾几个字，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内容。　
　　由堂号匾额，再来说说姓氏楹联。就以王姓人家为例，其常用的传统楹联是：“黄槐绿竹宜新植，紫燕红鹅说旧家。”上下联分别用了两个典故。黄槐，与“三槐毓秀”匾额用典相同。绿竹，王微之爱竹，《晋书·王微之传》：“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微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紫燕，宋代《青琐高议》载，金陵人王谢，泛海至鸟国，一翁一媪皆穿黑衣，将女儿嫁他。既久，王谢乘云轩旧金陵。有燕子飞到王谢家屋梁上。王谢召时，燕子飞到王谢臂上，燕尾系着字条，上写：“误到华胥国里来，主人终日苦怜才。云轩轻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第二年燕子又来，尾上系诗：“昔日相逢真数合，如今睽隔是生离。来春自有相思子，三月南天无雁飞。”红鹅，用王羲之爱鹅的典故。《晋书·王羲之传》说他“性爱鹅，……山阴有一道土，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土云：‘为写《道德经》，当泰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这副对联，选择王姓名人四事，种槐喻门楣光耀，植竹寓品行节操，抚燕表和美，爱鹅见雅趣。　
　　7．光耀门楣挂匾额　
　　旧时，陕北民间俗语“文魁武魁，不如锅盔”，反映广安于自给自足农家经济的观念。《中部县志》解释，“文魁武魁”是匾上字，“科举时代家有文武举人，于门上悬此匾额”，而“锅盔”即面制大厚饼。本分庄稼汉绝不好高骛远的务实心态，不慕功名，淡泊自安，一句“文魁武魁，不如锅盔”表现得淋漓尽致，平头百姓的幽默感充溢其间。　
　　然而，功名、荣誉毕竟不是坏东西。门额上的匾，题写着表彰字眼的匾，到底能让主人荣耀，令旁人艳羡。乡下城里，均是如此。30年代初所修辽宁《义县志》有段话，言及匾额对于地方民风方面的影响：　
　　乡间之大门，或以柳条为之，或以木板为之。城中大门多以木为之，上盖板，有脊，曰“门楼”，两边问屏，小门一，曰“角门”；不盖板者，曰“光亮大门’”。世宦或富贵者多以砖为之，上盖瓦，圆脊，俗称“滚鲁门楼”。复有建二门、砌花墙，隔院为二者，二门皆用砖瓦，号曰“垂珠”。乡间多柴门，只富者有砖、木所为之门楼。吾邑世家，大门、二门概挂匾额，科第者或题拔贡，或题父子进士、父子乡魁、兄弟拔贡、兄弟同榜，武魁出仕者或题大夫第，影壁则用三台，俱置吻兽，房脊亦置之。门两旁竖单斗或双斗旗杆，视功名而用之（举人单斗，进士双斗）。民国贵或富家门额，或大总统题曰“孝义之门”，或邑令题曰“热心公益”。其节妇门额，或大总统题曰“节励松筠”，与清朝节妇门额题曰“节孝可见”及孝子门额题曰“纯孝格天”者，先后辉映，吾邑重公益及孝、节、义，亦可概见于所居矣。　
　　城、乡人家的大门有所不同，世家与平民的宅门区别很大。关涉到门面的事情，人们挺在意。这其中，匾额的因素，并不被小觑。尽管那匾额不能当饭吃——所谓“不如锅盔”，但许多人还是推崇它。门匾所张扬的，是向脸面上贴金。在过去的时代里，社会以那么一种方式，来宣扬，来提倡，来表彰，来奖励，形成社会价值取向，造成民众荣誉归属，大多数人对此不会冷漠相视，就如同社会永远不会缺乏进取心。世代与泥巴打交道的庄稼汉，当机会摆在眼前，荣耀不再遥远的时候，他们也不免会为那“文魁武魁”而动心，觉得它比果腹的“锅盔”另具一番滋味。　
　　当然，“文魁武魁，不如锅盔”自有它的道理。被实实在在的庄稼汉投以轻视，这同匾的虚荣有关。请看1937年东北《海城县志》：　
　　至新宅落成，或其他喜寿诸事，戚友亦多赠匾额，或称官阶，或论齿德，然声闻过情者居多，系一种粉饰门面之具，能否名副其实，则在所不计也。　
　　这是功名匾的贬值，光荣匾的掉价。言过其实，溢美浮夸，甚至于阿谀奉承，对这样的门匾，人们嗤之以鼻，说一句“不如锅盔”，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就说那有皇上的时代，御赐匾额该是件很荣耀的事吧。可是，大奸臣秦桧偏偏获此殊荣。这就使得踢匾的价值大打折扣。　
　　《宋史·奸臣传》记：绍兴十五年，“十月，帝亲书‘一德格天’扁其阁”。秦桧的劣迹，主和不主战，投降不抵抗，以至构冤狱，害忠良，“莫须有”，这一切难说不是秉承南宋皇帝之意，赐匾“一德格天”即是明证。秦侩不得人心，据清代《坚瓠甲集》，秦桧死后，开浚运河时，取泥堆积其府第墙外及门，有人在其门扇上题诗：“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可见“一德格人”的御匾并没能为秦桧洗刷骂名。　
　　清代《啸事杂记》，记骄横一时的年羹尧：　
　　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先’。”盖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时，年果债事。　
　　雍正能登皇帝位，有年羹尧之功。然而，年羹尧得志猖狂，目空一切，也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邦’与繁体“败”字笔画相近，“光”、“先”字形也相似，有人故意将年羹尧的门匾读成“败家之先”，正反映了一种民心向背。雍正改元才第三个年关，年羹尧便倒霉了。当然，他的下场，祸由自身出，也与当时的朝廷政治有关，倒不在门匾之字。　
　　在门匾上涂涂改改，以作讽刺挖苦，明代笑话集《喷饭录》里有这类故事：　
　　有孝廉为京官，颜以“文献世家”于门。一夕，人以纸糊其两头字，曰：“献世”。孝廉怒，命仆骂于世。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点，曰：“又献世”。孝廉怒骂如前。则再糊其“家”字上一点，曰：“献世冢”。　
　　笑话里的那个京官，门上挂着“文献世家”匾。大约因为人品欠佳，人缘也差，屡屡被人取笑耍弄。那自吹自擂的匾额，还是摘掉为好。　
　　悬匾额以明志向，题字寓意往往见性格。那些具有文化容量和韵味的匾额，为人们所乐道。岳珂《（木呈）史·见一堂》：　
　　孝宗朝尚书郎鹿何年四十余，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相，使问其繇，何对曰：“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欲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语奏，上曰：“姑遂其欲。”……何归，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尝见一人”之句而反之也。　
　　“林下何尝见一人”的诗句，世俗相传之广，以至被认为是俚谚。它讽刺做官者的虚伪，相逢常说要辞官归隐，但大都口是心非，山林间并未见到辞官者的影子。尚书郎鹿何年纪刚过四十岁便请求致仕，他自言顾虑不称职，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纠正只盯着高官厚禄的风气。鹿何如愿后，悬挂出“见一堂”匾额，意思是：“林下何尝见一人”？我就来做那“一人”。明志之外，刺世疾俗之意，铭于匾上。　
　　“见一堂”的修辞之妙，在于从广为传诵的诗句中化出，反其意而用之。元代初年画家郑思肖以“本穴世界”名匾，则利用汉字笔画结构，拆卸拼装，以诉心曲。　
　　《宋遗民录》载，南宋灭亡后，郑思肖不买元朝的账，他画兰有很无上，有人问时，他说：“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他字忆翁，号所南，以寓对于南宋王朝的思念。又将发愤之作命名为《大无工十空经》，“空”字去“工”加“十”，为“宋”。他还以相同的思路名匾，居所门匾书为“本穴世界”——“本”字取出“十”而留“大”，将“十”置于“穴”下，组成“宋”。郑思肖的门匾所隐的是“大宋世界”。这被传为遗民守志、不事新朝的佳话。　
　　清代王应奎《柳南续笔》说，狂士归元恭“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如此“结绳而治”，门匾上的四个字，不是活脱脱地将主人的性格凸现于门户之前了吗？　
　　8。店家老字号　
　　老字号是宝贵的财富。商界讲：“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老字号可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形成一种营销优势。　
　　旧时好面子的北京人，讲究出门有身好“行头”，所谓“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里别‘西天成’”，分别讲的是帽子、鞋子、衣服和烟袋。马聚源、内联升、西天成都是有名气的老字号，八大祥则指卖绸布的瑞蚨样、瑞林祥等八家字号。　
　　商家的字号，本来说的是门上的牌匾，匾上的字写的是商店的称号。这字号太能代表商店的形象了，以至字号竟成了商店的代称，比如讲“京城老字号”、“津门老字号”，便不是单指那么几块店匾，而是对整个商店的称谓。　
　　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称赞了两家老字号药店。鹤年堂匾今仍存，据说为明代奸相严嵩手书。严嵩字写得很好。有段传说故事讲，权倾一时的严嵩写了“鹤年堂”牌匾，字又不俗，一经挂出，众人皆言佳，却有一个老举子横看竖瞧，说道：“字是好字，只是笔锋转折处，时不时透出一股奸气。”严嵩所作所为，即便朝无评，野也会有议。因此那一番论字，该视为借字说人，如果把它当做确有其事的话。严嵩写的店匾，在北京还有“六必居”酱菜园，名人写匾，也是一种名人效应。天津的老字号正兴德茶庄，不仅有书法家华世奎书写的牌匾，还有军阀吴佩孚、下野总统徐世昌写的店匾。　
　　当然，字号本身的含义也是重要的。以天津的一些老字号可为例，建于本世纪20年代的劝业场，牌匾为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商场内悬匾“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是在为自家的字号注解。“正阳春鸭子楼”，取意大门朝东阳光冲照。山东人在津开的登瀛楼饭庄，字号“登瀛”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海中有三神山，名为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同时又兼顾了山东特点。　
　　牌匾是面向大众的招牌，出此用典应忌生僻，避免晦涩难懂。《履园丛话》记，济南有家酒店牌匾“者者居”，外地人不解其义，当地人说此语出自《论语》“近者悦，远者来”。虽须解释，尚能弄懂，也就罢了。　
　　还有更令人费解的牌匾。近人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说：京城某酒肆，所悬匾额很是古旧，上面题“推潭仆远”四字。有一次，朱彭寿与在座诸人议论此匾，不知所谓。朱彭寿一心要弄个明白，曾多次询问友人，没有知晓者。偶遇某翁，告诉他说，曾听老辈人讲到那字号，四字大约出于《汉书》。朱彭寿检阅《汉书》数过，未见其语。复推而及于《后汉书》，得之于《西南夷艹作都夷传》的《乐德歌》内，是为甘美酒食注文。原来那本是夷语，当时在异域听到的，音译为此四字，并无意义可言。如果只就文字求其义，自然虽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样的店匾，就有失于艰涩了。　
　　清代文人钱泳游历七八个省，所到之处很注意匾额槛贴之类，他的《履园丛话》写道：酒店匾额曰“二两居”，楹贴曰“刘伶问道谁家？李白回言此处高”，各处皆有。此地“二两居”，彼地“二两居”，匾虽雷同，但它通俗平易，能赢得平民大众，开店的人最实际，愿意把它挂在店门上。　
　　牌匾与对联相呼应，是常见的形式。例如，天津达仁堂药店在门前悬店匾，两侧配对联“自选川广云贵道地药材”，“蜜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本世纪初天津八大家之一卞家开办的海货店，门旁对联一边是“隆业有基珍罗山海”，一边是“昌期即遇利取鱼盐”，门楣有“隆昌号”横匾。对联藏头，嵌着字号。　
　　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这是容易理解的。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　
　　市肆字号，除意主典雅或别有取意者不计外，若普通命名，则无论通都僻壤，彼此无不相同。余尝戏为一律以括之云：“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诗固漫无意义，而言利字面，大抵尽此五十六字中，舍此而别立佳名，亦寥寥无几字美。　
　　所列举的五十六个字，对于牌匾用字，确实囊括几尽了。然而，这些字用来交叉组合，两字的，三字甚至四字五字的，再加上甲前乙后、乙前甲后的位置变化，是可以组合出成千上万个不同字号的。　

　　第三节　岁时习俗
　　1．除夕：“甘蔗宰相”“炭将军”　
　　春夏秋冬一岁分四时。春播，夏作，秋收，冬藏，季节时令决定着农事活动，而农事活动的直接结果是温饱。农业文明在创造耕楼犁耙、创造深耕细作的同时，还面对迫切的社会需求，创造了精密的时序刻度——一年四个季节、十二个月，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一套时序系统，并不单单是“不误农时”的保障系统。农业的需要，使它如此完善；它产生出来，不只充当耕作时间表。它为整个社会生活所遵循，它与民众的消祸祈福心理相结合，在悠悠岁月里生发出绚烂的文化现象——岁时风俗。　
　　门与户，几千年里在民风熏染之中，变得色彩纷呈。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以辞旧迎新的独特时段位置，成为展示年节习俗的重要舞台；民居之门则以建筑物出入口的空间取位，承载了一幕幕绚丽的场景。挂春联、贴门神是普遍的岁时风俗，一些地方民俗义在此基础上有所增饰，使得中华年俗益发多彩。　
　　门前“藏鬼秸”。1915年《顺义县志》记：腊月三十“各于门前插芝麻秸，挂五色罗”。古人传说，西方山中有一种叫山魈或叫山臊的怪物，独脚，不怕人，专在过年的时候出来害人。按照传说的解释，年俗中红纸对联、爆竹鞭炮之类，都是用来驱怪逐鬼的。插芝麻秸有个名目，叫“藏鬼秸”。人们想象，其意义似如鱼腮的功用，经门前“藏鬼秸”‘过滤，大鬼小鬼就全被滤在里面了。此俗相当古老，明代《艺林代山·螺首》引《通典》说，夏、商、周三代分别以苇茭、螺首、桃梗为门饰，具有辟邪意义；并写道：“苇茭，今京师人家，岁除插芝麻秸于门，是苇茭之遗。”　
　　葫芦收疫鬼。清代《顺天府志》：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曰‘收疫鬼’。”葫芦具有收降妖魔鬼怪的法力，是流传久远的话题。记录河北民俗的《深州风土记》讲除夕辟瘟：“洒扫堂厅，悬葫芦、麻筋于门，烧辟瘟丹。”干脆将葫芦挂在门上。清乾隆年间河南《荥阳县志》也记，“焚辟秽丹，放驱魔炮，刻木为匙，悬匏于户，福来灾去”。匏，即可做水瓢的大葫芦。　
　　松柏饰门。清乾隆年间《东湖县志》，除夕“以松柏枝插户楣”。道光年间《安陆县志》记为“束柏枝悬门檐，亦户悬苇索之遗”。此俗在我国已鲜见，其传到日本，至今仍为点缀新年的一大景观。　
　　“喜钱”招财。四川《江津县志》：“门楣之上，镂彩纸贴之，谓之‘喜钱’。”《汉口小志》：“红纸楼花贴于楣上，率以五张为准，名‘封门钱’，至正月十八始去之。”在广西柳州，家门贴几片红纸钱，称为“利市”，这是旧时贫苦人家点缀新年的门饰。清代《隰州志》载，山西临汾一带民俗，除夕门上贴招财纸，“以朱抹马形，曰财神所乘”。人们盼财神降临，画红马贴门，算是为财神备下的坐骑吧。广西《灵川县志》记桂林地区除夕贴“岁符”：“各户以红纸条横粘钱纸中腰，遍贴门户”。　
　　红桔示吉。清代光绪年问《花县志》记：“除日，扫屋宇，易桃符、门神，悬红桔于门。”南方产桔，广东传此民俗。悬桔，以红色象征喜庆，借谐音表示吉祥。更有几物同谐音者，门楣悬柏枝、柿子和桔子，解为“百（柏）事（柿）大吉（桔）”，见台湾《彰化县志稿》。　
　　木炭门前当将军。过去，木炭是日常生活重要的热源材料，可以讲既关系着“温”又关系着“饱”。过年了，人们记着木炭的好处，将它置于门前，并赋予符号般意义。清代《雅州府志》：“拣大炭拄门，曰‘黑将军’。山民多以木炭树门外，谓之‘有财’。”这是四川民俗。清代《都城县志》：“置炭门外，谓之‘炭将军’。”是为河南年俗。湖北《蕲州县志》则记，树双炭于门，以红纸束之，称为“炭将军”。在陕西高陵一带，春节悬挂木炭于门上，意在借炭的威力炙除疾病，名曰“去瘟疾”。旧时在河南一些地方，用红纸裹木炭两根，立门框两旁，称为“拦门炭”；贫穷人家则以木棍一条，放在门槛外，称为“拦门杠”，与“拦门炭”的功能是一样的。　
　　甘蔗门前当宰相。除夕夜的年俗一道道，最后该封门了——祭毕门神，关门上闩，两张写“封门大吉”的红纸条相交叉贴在门上；这时，事先备下的两支红皮甘蔗要派用场了。甘蔗裹以红绿纸，插上柏枝，倚靠门上，这叫“盈门甘蔗”，取意自然着眼于蔗的甘甜。除夕守门的甘蔗，被称为“甘蔗宰相”，清代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咏：“蔗竿矗立守蓬门，老境须甜直到根。笑杀贫家无莞锁，竟劳宰相作司阍。”司阍即守门人。历史上曾发生过戚继光抗倭的福建沿海一些地方，除夕夜门后放长尾甘蔗的年俗，附有这样的传说：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来犯，当地家家把武器藏在甘蔗捆里，放在门后。待戚家军到来，拿出武器，配合戚家军扫荡倭寇。　
　　“百无禁忌”贴门。上海市郊风俗，元日前要送各路神仙，就是取下神马，加上冬青、柏枝焚烧。值此之时，留下姜太公那张。因为这张神马上印有“百无禁忌”字样，过年时要用来贴门驱邪避祸的。　
　　类似门趣，仍有花絮可采。1935年河南《武阳县志》载年三十夜“守岁”：“家家大门外横一木，曰防银钱外流也。”这是一种想当然。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长沙新年纪俗诗》：“贫家早早掩财门，债主虽临难进行。恼煞商家收账客，无钱反吃闭门羹。”并注，除夕辞年毕，用红纸条书“衡门衍庆”四字，将大门闭固，无论何人，不许出入，称为封财门。穷人多借此避债。清代《吴郡岁华纪而》则记一美妙的联想：“农家除夕闭门守岁时，竞以石灰画圈于地，圈中大书吉语，以祈丰稔。……画弓矢戈矛之形，以禳灾避祟。……杨循吉《除夕诗》：‘门前尽画弓。’”　
　　旧岁新年，在岁月的出入口，风俗加于门户之上的奇思妙想、怪思异想，不妨视为一年一度的展览会。在这风俗展上，可以一睹对于那些似有又无的东西，敞门相迎的热盼、拒之门外的意愿。一代代中国人，希望以年俗的形式，为生活安装上纳福避祸的门扇。　
　　2．“福到”与“见喜”　
　　鲁迅有篇小说写了过年，篇名就叫《祝福》。何谓福？《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五曰考终命。”一个福字，含着无尽的吉祥。　
　　贴福字，成为重要的年俗。人们对福的渴望太迫切了，以至门上的“福”要倒着贴——以谐音“福到”。　
　　民间贴福字的风俗，与清朝皇帝新年赐福字的惯例有关。清代昭囗《啸亭杂录》写到那福字：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官，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暧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　
　　康熙帝开始书福字赏赐大臣，第一个获此殊荣者是翰林编修查慎行。至乾隆朝，每年举行书福之典，写福字所用的笔上镌着“赐福苍生”四字，含义是御赐福字，福归天下。得到御书福字，是值得荣耀的事。那“福”要供起来，是不会贴门户的。乾隆朝当了三十一年尚书的王际华，积历年所得共二十四幅福字，装婊悬挂，名为“二十四福堂”。　
　　关于福字，还有传说拉上了明太祖朱元璋。清代褚人获《坚瓠己集》刊有“门贴福字”条：　
　　高皇尝于上元夜微行。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乐。乃画一妇，赤脚怀西瓜。众哗然。高皇就观，心已喻之，曰：“是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于是，使人以福字私贴守分之门。明日召军士，大戮其无福字者。盖马后淮西人，故云。至今除夕犹以福字贴门。　
　　门上贴福，当做记号，贴福人家得到保护。一些民间风物传说中，可见到这种故事模式，例如有关门悬艾草、门插柳枝等岁时风俗的解说，都有与此相似的故事类型。　
　　民俗把“福”变成星，与“禄”、“寿”合称三星。吉语“三星在户”，意思是福、禄、寿三星拱照之家。清代时，北京民间年画有《三星图》，画福星禄星寿星，尺幅大小正可贴在房门上，以契“三星在户”；天津杨柳青年画《三星在户》，画面上三神仙——福星、禄星、寿星，已然登堂入室，与民同乐了。　
　　清代皇家也受到此俗的影响。在紫禁城里，门上也是有“福”的。比如，养心殿室内墙门，上端加雕饰精美的毗庐帽，两扇大红门各一字，一扇“福”，一扇“寿”，正可谓“在户”。有读者问，咋缺个“禄”？答：封建社会里，皇帝家天下，禄是臣子们企盼的星。　
　　三星之外有喜神。过年要贴红纸条“出门见喜”，不仅仅贴在迎门处。见喜是遇见喜神。旧时年俗，初一清早，要出门向着喜神所在的方向散步，“出门见喜”，一年康宁。这成为一种仪式，在北京叫“走喜神方”，上海叫“兜喜神方”，不同地方还有“出行”、“出方”、“出天方”等说法。山西吕梁地区，新年元日出行郊外，谓之迎喜神。1917年《临县志》录有竹枝词一首：“粘户红笺墨色新，衣冠揖让蔼然亲。香灯提出明如海，都向村前接喜神。”　
　　喜神的方向，《协纪辩方书》说：“喜神甲己日在良方，乙庚日则居乾方，丙辛日居坤方，丁壬日居离方，戊癸日居巽方。”还有一种大为简便的认定，以公鸡最初啼鸣的方向为喜神可能出现的方向。　
　　在旧时，红裙是正室妇人的服装。妓女平日不许穿红裙。然而，大年初一迎喜神，却可以破例，那些女人们清早出门，穿着红裙迎喜神。清代小说《九尾龟》有描写。　
　　3．立春时节宜春帖　
　　告别冬寒的春，万物复苏的春，以植物绿为流行色的春，以百花艳点缀大地的春，春天的来临，永远是个节日。一年节气二十四，立春——立起新春的启程碑，实在该是一次庆典。　
　　古时浙江人要采春，立春日郊游踏青，采集冬青树枝、松枝、柏枝、竹枝，回家插门上，叫“插春”，以期“四季长春，春福富足”。　
　　立春时节，祝颂新春，宜春帖成为传统习俗。初时用彩绸剪为燕形首饰，贴“宜春”字，以点题。至唐代，孙思邈《千金玉令》：“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即是所谓“春帖”了。　
　　本世纪40年代陕西《宜川县志》载：　
　　立春，清晨用朱红点于牛角及小儿额上与门窗户壁等处，曰“打春”，以示庆祝新春之意。（间有用纸书“立新春鸿禧”或“立新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等字者；乡民如不能写字，则画一“十”字代之）　
　　这条材料，反映了春帖流行于穷乡僻壤间的情形。不识字的庄稼汉，画个“十”字，代替“鸿禧”之类吉语，将自己对于春的祝福贴上门户。　
　　后来，“宜春”也用于辞旧迎新，清代钱大听的一首竹枝词“宵来送岁还迎岁，齐换宜春帖子题”，自注：“元日，题‘宜春’二字于门。”清乾隆年间湖北《东湖县志碌《迎春即事》诗：“‘宜春’双字写红霞。”迎接春天的到来，人们总是有一种好心情。　
　　“宜春”不必一定是帖子，也可直接写在门扇上，并且是用土块来写。清光绪年间云南《浪穹县志略》：“立春日，争取土牛士，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　
　　用土牛之土，在门户上书写迎春吉语，这是很有文化内涵的事。《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季冬之月的土牛礼仪：“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对此，《月令章句》解释说：“是月之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出上牛，本出于送冬寒的含义。送冬寒必然联系着迎春暖，风俗的流变使二者融合，到后来，迎春神同出士牛合二为一，时间在立春之际。塑了土牛，涂上五颜六色，在立春日将它鞭碎，称为“鞭春”，以此表达珍惜春光、勤于耕耘的劝农之意。　
　　上牛被鞭碎，又有争抢其土的风俗。唐代元稹《生春》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宋代《鸡肋编》说：“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土牛之肉，即是打碎土牛，散落的土。古人相信，土牛之土宜蚕，还能辟瘟疫，甚至调水给小孩服用，以求保平安。　
　　从云南《浪穹县志略》所记来看，“争取土牛士”，那上也是有一番争抢的；“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人们大约是相信土牛之上，沾了神秘之气，具有特殊的法力，用来在自家门户上写吉语，是可以辟邪纳吉的。　
　　4．初三书帖钉赤口　
　　海南的地方志，屡见钉赤口的记载。《琼台志》，明代正德年间刻本，记正月：“初三日早则书帖钉赤口于门。清咸丰七年《琼山县志》：“初三日，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　
　　关于此俗，元代《岁时广记》：“《陈氏手记》：今日端五日多写赤口字贴壁上，以竹钉钉其口中，云断口舌。不知起于何代。”打赤口，为了禁口舌是非，因此琼山人称此俗为“禁口”。清光绪年间《安定县志》记录较详，且有所发挥：　
　　三日祭赤口，题于门前，曰：“赤口原是天上星，凡人不识把汝钉，今日送君归天上，一年四季永安宁。”吃芥包菜，生芥菜包饭，杂以鱼肉、辛酸诸味裹之，谓之“芥包饭”，取其银包金，亦以弭口舌之灾也。　
　　赤口依旧要钉，“凡人不识”“天上星”云云，软硬兼施，为了远之而先敬之，体现了民间信仰习俗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　
　　为了送赤口上天，求四季安宁，门前书帖钉赤口外，还流行“以弭口舌之灾”的饭食，则是风俗的一种增饰。这增饰，又包括《儋县志》所记：“初三日早，书帖钉赤口于门；略叙饮宴，群邀渔猎，谓之‘斗口’。”这已不仅限于自家门前的钉和自家饭桌的吃，而是发展为人际交往活动了。　
　　清代《茶香室丛抄》引宋人储泳《祛疑说》，“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斗讼”，并说：“赤口值寅已西戌，则不可用，余皆无害，盖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他位值之，不必尽避。”按此迷信的说法，赤口既是一种主口舌争讼的恶煞，人们自然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逢寅、巳、西、戌之日，因为寅属虎、巳属蛇、酉属鸡、戌属狗，“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每句里的这四大，因为地支生肖的关系，与“赤口”发生了联系。不言而喻，“赤口”本无稽，复加以寅虎已蛇之类，只不过再添上些想当然而已。　
　　5．破五：送穷出门　
　　正月初五，民间谓之“破五”。除夕辞旧、初一迎新，纳福庆余之后，到破五之日，该送穷了。　
　　穷，恰似扰人的怪物，贫苦人家盼着摆脱它的纠缠，富贵人家躲它唯恐不及。于是，新年伊始，风俗为人们安排这第五天的日程——送穷。送穷送到哪里去？大门为界，门里不要它，扫地出门，把它送到门外去。“元旦日，家内不令扫地，至初五日五更，方扫地下尘土，送出门外，名曰‘送穷’”，清康熙年间山西《徐沟县志》这样说：“五日早，扫堂宇，委土户外，曰‘送穷’”，河北《栾城县志》这样说：“五日，扫除秽土置门外，曰‘送穷’”，《赵州志》这样说。　
　　也有头一天就开始“筹划”此事的。“初四日晚，扫室内卧席下土，室女剪纸缚秸，作妇人状，手握小帚，肩负纸袋，内盛糇粮，置箕内，曰‘扫晴娘’，又日‘五穷娘’。昧爽，有沿门呼者，‘送出五穷媳妇来’，则启门送之”。初四制个“五穷娘”，只待初五清早送出门，这是清代人修《怀来县志》记录的送穷。在临潼，剪出纸人，门外抛掉，算是过了送穷节。　
　　甘肃天水旧俗，破五送穷，早上将垃圾装在竹编簸箕里，弯腰端着，为了防止被风吹掉，由房内倒退着走到大门口。如果出大门之前有东西从簸箕里掉出来，就要回到原处，装好了，重新退向大门。到大门后，转过身，一口气跑到倒垃圾的地方，连同簸箕一并扔掉。　
　　送穷出门，一送了之是送，门外另加处理也是送。“正月初五日，俗谓之破五。各家用纸制造妇人，身背纸袋，将屋内秽上扫置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俗谓之‘送五穷’。亦有儿童高唱歌者”。依《张北县志》所记，送穷已出门，还要燃鞭炮炸它一家伙，算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吧。再加上儿童的歌唱，那气氛不妨说是与“穷”绝交的典礼。　
　　以上送穷，皆为河北民俗，大同而小异。所同者：送穷送到门外去。门——领域感、象征性，此与彼之间的界线，这一风俗的基本形式，就是以家家大门为标志，把“穷”送到自家的生活圈外去。　
　　送穷是古风。唐代姚合《晦日送穷》诗，“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可入风俗史。唐代于正月的最后一天送穷。韩愈《送穷文》，结柳作车，缚草为船，送穷鬼去故就新，虽是戏墟之文，却也反映了当时的风俗。穷神又称“穷子”，相传“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颛顼为传说远古五帝之一，是黄帝之孙。依此说来，穷和送穷，都可算“来历”久远了。　
　　6．上元节里家门又张灯　
　　本书关于门神的一节里，引用了《荆楚岁时记》的一段话：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三粥插箸而祭之。　
　　用来祭祀门户的豆粥，要加些油脂在上边。门上插杨柳枝叶，枝条随风飘动的方向，便被选为行祭祀之礼的方向。　
　　古人将祭门之俗，同祭蚕神联系起来。《荆楚岁时记》的注文，据传出于隋代人。注文谈到正月十五大祭蚕神，祭品是米粥表面撒上肉；并引《续齐谐记》说：神女曾在蚕农张成家里显形，并对张成说，正月十五用白米粥加些肉脂祭神，“当令君蚕桑阿倍”。张成照此祭祀神灵，年年养蚕获丰收。　
　　正月十五上元节，又是灯之节。赏灯的古俗，曾使得门禁“放夜”，如宋代《事物纪原》说：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僧史略》曰：太平兴国六年，敕燃灯放夜为著令。　
　　新年已过，人们希望尽快走出旧岁留下的冬季，走出严寒，迎来春天。“重门夜开，以达阳气”，即是人们表达这一愿望的方式——城门、里门，一反平日夜晚紧闭的惯例，大门敞开，请“阳气”进得门来，请春暖进得门来。门禁既弛，宵禁暂无，正可欢欢喜喜来它个“夜来欢”，过一个彩灯的节。　
　　据旧时方志记载，湖南一些地方“十三夜，各家张灯门外，谓之上灯”，赏灯从正月十三开始。河南信阳一带民俗，上元“挂门灯，前后各三日”，“自十三日为始，市民各于门首悬挂灯球，纤巧不一，至十六、七方止，游者竞观之”。灯节的节期长达五六天。　
　　关于灯节，又有“倒灯”之说。陕西《续修醴泉县志稿》：正月十五家家悬灯结彩，“新嫁娘未逾年者，其母家则于一十四日前送灯，婿家是夜悬家门前，名曰‘倒灯’。”　
　　张家口地区童谣，载于1934年《万全县志》：“正月正，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但不知财神来不来。”除夕迎新后，刚刚平复的日子又掀小高潮。同春节相比，上元没有关于“年”那个怪物的传说，省去诸多忌和宜，仿佛是个只有开心没有败兴的节日，大红灯笼门前挂，财神或许要进门的。　
　　灯节之灯，彩灯、花灯、走马灯，灯上又可贴谜，大家猜。湖北《通城县志》，元宵夜花灯龙灯，粘诗射谜，士民嬉游达旦，各家“门前供火一炉，四更加薪，以火大为吉，名曰‘赛火’。”这是通宵达旦的欢乐。　
　　张灯高高之外，还有另种形式。《宛平县志》记：“是夜，各家以小盏点灯，遍散井、灶、门、户、砧石，曰‘散灯’。”称为散灯，遍处开花，很是传神。　
　　到了二月二，门口再张灯，1933年山西《沁源县志》说：二月“初二日，俗云‘龙抬头’。家家张挂灯笼于门首，谓之‘挂龙灯’。”灯笼高高挂，象征龙抬头。　
　　7。正月金牛保平安　
　　正月十五过后，河南灵宝的人们要剪金牛了。家家黄纸剪金牛，贴在大门上。　
　　金牛贴门之际，也是传说讲述之时：相传，老子骑牛来到函谷关，要出关，函谷关令尹喜请他留下著述，老子便写《道德经》。就在这期间，函谷关一带瘟疫流行。老子的牛吐出个大肉团，当地人把肉团抱回乡里，瘟疫很快止息。原来，老子的坐骑是神牛，驱瘟镇邪不在话下。　
　　贴金牛，为了驱邪除病。请看金牛下面粘着条纸带，上面用朱砂写：“新春正月二十三，太上老君炼仙丹，家家门上贴金牛，一年四季保平安。”　
　　与灵宝隔黄河相望的山西夏县一带，也贴金牛。一句民谚流传：“正月二十三，老聃要上天，门上贴金牛，四季保平安。”　
　　门扇贴着金牛，人们说这也是在提醒大家，年已经过了，该准备春耕了。这项农耕时代留下的风俗，“一牛”两用，它既驮着驱瘟免灾的祈望，又驮着丰收的期冀。　
　　有些地方门上不贴金牛，贴的是剪纸的人、十轮葫芦等图案，也附有相应的说法。山西解州一带还兴贴葫芦，地方志上说：正月二十三“以葫芦、车轮等形贴门，曰老君炼丹日，贴则四时平安”。　
　　正月二十一二日门之饰，也着眼于招财。清代乾隆年问《同州府志》：“二十二日剪车轮贴门上，为招财进宝。”　
　　二十三日贴纸人，着眼于避疳。清代《蒲城县新志》记：“剪纸人置门上，又令童子食炒豆，云避疳驱虫。”疳，中医也称疳积，营养不良、消化不良、寄生虫引起的小儿贫血症。旧时，这是常见病。　
　　从清代《澄城县志》的记述看，“二十二日，纸剪车轮，又剪纸人，俱贴门上，禁不得食米，或禁三数日，惧疾疳”，原为招财进宝的“纸剪车轮”，也被纳入避疳之俗，反映人们的注目所在，对孩儿健康的祈望，是高于对财源的企盼的。　
　　正是由此，正月二十三风俗兼收并畜，至1932年的《华阴县续志》，包容有增：　
　　二十三日，以谷秸分置门旁，云“散疳”，义取禳疾。用黄纸剪排联佛像，贴于门楣，云作佛事，不得其解。幼子、童女印小粉圈于面，名曰“点月儿”。　
　　谷秸置门旁、孩童脸上圈点，均针对疳积；至于“不得其解”的佛像贴门，《咸阳县志》说“妇女剪纸为佛像饰门首，亦彩胜之遗也”。　
　　风俗的融汇是一种强调，其在正月二十三的门前申明：恼人的疳，快快远离人去。　
　　同处我国西北，类似习俗还见于甘肃与宁夏交界的平凉、隆德一带。　
　　清代光绪年间《甘肃新通志》录《平凉县志》：正月二十三夕，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绕人跳跃，已而焚纸人，曰“燎疳”。《隆德县志》也记：二十三日晚，当门焚柴草，杂以葱皮、纸炮，男女皆绕火跳跃，名曰“燎疳”。　
　　治“疳”之法，不是像陕西那样门上贴纸人，近于厌胜，而是更直观——以火烧之燎之。至于“燎疳”而“当门”，这与“避疳”贴纸人于门上、“散疳”置谷秸于门旁一样，都是借自家门户，做防病文章。　
　　8．清明时节门插柳　
　　节气二十四，清明排第五。这是“泄露春光有柳条”的时节。时秩带来清净明洁的风光，故名清明。各地方志关于清明的文字，大都记载了同一节俗——门上插柳。　
　　门上插柳，取义在何？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光州志》：　
　　清明日，男妇各戴柳枝于首，门、檐、匾并插柳枝。《岁时记》云：以是取柳火之义。一说柳枝可禳火也。　
　　清明与火，涉及三项古俗。　
　　其一，古代钻木取火，四季用不同的木，《论语·阳货》“钻燧改火”讲的就是此事。所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木酋）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典，据说上古时代曾盛行。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火。　
　　其二，寒食禁火。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介子推跟随，曾割股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归国为晋文公，介于推隐居绵山。晋文公焚山求之，介子推仍不肯出山，抱木而死。晋文公下令每年这一天禁止用火，为后世留下了寒食节。此节在清明前一两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与清明合一的趋势。　
　　其三，禁火之说，早见于《周礼·司恒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对此，《夏小正》的解释是：“去冬一百五日为寒食者，乃因龙忌丹阳集云，龙星亢之位，春属东方，心为大火，惧火甚，故禁火。”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禁火是因大空星辰的原故。　
　　折过头来说柳火。随物质文明的发展，钻木取火已非生活必需。然而，改火是写入《周礼》和《论语》的古制，没有被遗忘。到了唐宋，每当寒食禁火后，朝廷用柳火赐近臣、戚里。《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二：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而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　
　　学会用火，在人类进化史上是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周代一岁五改火的古俗，反映着用火与天地岁时的神秘联系，很可能是承袭于洪荒远古的风俗遗迹。君王赐火，唐时只限制在极小的圈子里。到了宋代，虽然范围稍有扩大，但赐火仍是恩宠有加的表示，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受赐者以此点火，之后，将柳条插在门捐上，以示荣耀。后来，未得赐火的人家在此时节也插柳门上，仿佛要分享赐火荣耀似的。渐渐地，清明节门上插柳的风俗便形成了。　
　　在有些地方，民间将此俗全归于纪念介子推，如1936年河南《阳武县志》：“清明节，各神位及主前均供柳；并插门上，曰为介子推招魂也。”　
　　门上插柳为的是辟邪，此亦一说。天一阁藏明代《建昌府志》：　
　　清明，是日插柳于门，人簪一嫩柳，谓能辟邪。　
　　柳枝辟邪是古老的说法。贾思勰《齐民要术》说：正月巳，取柳枝著门户上，百鬼不入家。清乾隆年间《曲阜县志》也说：把清明，插柳于门外，辟不祥。而清嘉庆年间刻本《峨眉县志》则记，清明时妇女贴胜于鬓，名“柳叶符”。这可做为一条材料，以助解释插柳簪柳辟邪之说。另，浙江《临海县志》：清明插柳于门，或簪之，谓之驱“香几娘”，盖指螫虫云。同辟邪相近者，是避蛇虫之说。如河北《怀来县志》：“折柳枝插门，谓可避蛇虫”。　
　　插柳“明眼”，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说：　
　　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　
　　此说见于江南江北地方志。明眼，使目明。关于清明柳的这一说法，大约起于“青盲日”禁忌——如《临晋县志》记：“清明是日，妇女不作生活，曰‘青盲日’。”就是说，这天是妇女们的休假日，请放下手里的活儿；若不然，于视力会大有不利的。　
　　对于致盲的禁忌，生发了明目的联想，且并不全以插柳为媒介。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说，清明“折柳枝插门或簪之，食青豆令人眼明”；清嘉庆十年《长兴县志》，清明食螺，谓之“挑青”，可明目；此外，还说清明日采新茶能明目。　
　　清明门上柳，又是迎接春燕的。燕是候鸟，春归北方。所以，迎燕说只见于北方。河北的《乐亭县志》“插柳枝于户，以迎元鸟”，《滦州志》“以面为燕，著于柳枝插户，以迎元鸟”。元鸟就是燕子。对于北方来说，燕归来永远是一件有美感的事。值得说明的是，山西不愧是介子推的故乡，那面做的燕穿在柳条上，插于门户，称为“子推燕”。　
　　《光州志》说“柳枝可以禳火”，《衢县志》却说门插柳“榆柳取火之意，顺阳气也”。这颇有些相左。然而，当我们读到面捏的燕子随柳枝门前轻摆的图景时，便会说一句：门上的绿柳条，为什么不能是春天的旗帜、是春阳的旗帜呢？　
　　历古至今，人们对风俗给出种种解释，实际上是文化的、观念的不断投入的过程。袅袅柳条，将这么多文化信息簪在门楣上、门扇上，给寻访门文化的今人，留下韵味绵长的品味。　
　　这似乎是尚未完结的文化之旅。现录1932年《清德县新志》的材料，聊备一格：清明“故事，届日家家插柳于门，相传元人入主中土，防汉族严，编十家供养一蒙人以监之，汉人约于此日起义屠杀之，以柳为号焉”。将播柳说成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暗号，相沿为风俗。　
　　陕北洛川旧俗，也录于下：“忌女子上坟。女子上坟者，回家后须以烧余之纸钱剪成门形，贴于门上”。将女子上坟列为犯忌讳的事，但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家清明节上坟，只能由女子前去。人们也聪明，设计出补救的办法，也就留出妥协折衷的余地。　
　　9．城门杀狗：季春的磔禳　
　　季春，春季第三个月。磔，古代祭礼的一种形式，分裂祭牲以祭神称为磔。禳，去邪除恶却变异之祭。　
　　春三月城邑之门杀狗磔禳，是一项古老的风俗。《吕氏春秋·季春纪》说：“是月也，……国人摊，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傩，“击鼓大呼，驱逐不祥”。九门指城门，磔禳以狗和羊为牲，见汉代高诱所作注释：　
　　九门，三方九门也。嫌非王气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气尽之，故曰以毕春气也。　
　　此种古俗，《史记》《礼记》《淮南子》等汉代典籍均有记载，解说大同小异。将这些材料参阅互证，古代季春之月上演于城门门的一幕，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请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所述：　
　　俗说：狗别宾主，善守御，故著四门，以辟盗贼也。　
　　谨按：《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不欲使死物见于生门，故独于九门杀光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令万物进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功成而退，木行终也。　
　　古代礼制，都城四面每面设三门。按照五行之说，东方属本主春而色青，春是发生万物的季节，故言“东方三门，生气之门”。磔禳仪式，在南、西、北三面九门进行。古代有种讲法，“犬，金畜也”。五行生克，金克木。杀狗磔禳，意在象征对金气的抑制，使其不能危害春季所萌生的万物。至于“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也是根据五行生克之说敷衍出来的，那就是：木生火。《淮南子》说，季春之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春气既毕，木行告终，时序进入了五行属火的夏季。　
　　三要素构成这一古俗，时间：季春；地点：城门前——南北西三方的城门前；形式：磔狗。坐落方向所赋予城门的特殊含义，于此可见一斑。　
　　10。谷雨贴符禁蝎　
　　从立春数起，二十四节气经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到了谷雨。　
　　谷雨通常在农历三月，已届暮春。谷雨之后便要立夏了。湖北《兴山县志》：“每岁三四月，里民……门首各贴符字，又纸糊船焚送于水，谓之‘化龙船’，可以收瘟摄毒。”这已是着眼于夏季的风俗。　
　　与此近似，山西临汾一带风俗，“谷雨，画张天师符贴门，名‘禁蝎’”，40年代的《吉县志》有录。旧时，陕西凤翔一带的禁蝎咒符（图42），以木刻印制，可见需求量是很大的。其上印有：“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囗一嘴，毒虫化为水……”画面中央雄鸡衔虫，爪下还有一只大蝎子。画上印有咒符。　
　　雄鸡治蝎的说法早在民间流传。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五回，孙悟空猪八戒敌不过蝎子精，观音也自知近他不得，只好让孙悟空去请昴日星官，结果马到成功。昴日星官本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书中描写，昴日星官现出本相——大公鸡，大公鸡对着蝎子精叫一声，蝎子精即时现了原形，是个琵琶大小的蝎子。大公鸡再叫一声，蝎子精浑身酥软，死在山坡。陕西凤翔的这幅神鸡图，是有关谷雨风俗的宝贵材料。　
　　山东民俗也禁蝎。清乾隆六年《夏津县志》记：“谷雨，朱砂书符禁蝎。”道光年间《商河县志》记：二月二，“煎正月之糕食以祛虫，用杖击梁以避鼠，贴蝎符以辟蝎。谷雨日亦或禁蝎”。虫、鼠、蝎，都是人们要驱除的。　
　　除虫害，昔时是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有关习俗的岁时定位，不一而足。有些地方置于早春二月；有些地方则包含于惊蛰风俗之中，惊蛰一般在农历二月初或一月末；而一些地方，则有四月初八“嫁毛虫”的风俗。　
　　清光绪年间《沅陵县志》：“惊蛰先一晚，各家用石灰画弓矢于门后，撒灰于阶除，以驱虫毒。”这是湖南一些地方的风俗。　
　　清咸丰四年四川《云阳县志》记：四月初八清晨，各家自书纸条：“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往深山去，永远不归家。”人们说，将纸条贴在门窗上，可避毛虫。　
　　11。蚕月昼闭门　
　　有则传说讲，蚕是天虫，是神仙对人间的赐予。这反映了农耕时代里蚕桑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与养蚕相关的岁时风俗，清乾隆四年《湖州府志》载，清明节晚间“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祛蚕祟也”。清同治年间《安吉县志》载：“清明后数日蚕始生，育蚕之家禁往来”。　
　　江浙等地以农历四月为“蚕月”。这期间的习俗，蚕忌或叫蚕禁，宋元诗歌里常写到。南宋诗人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十二绝》：“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赵汝钅遂《耕织叹》：“春气熏陶蚕动纸，采桑女儿哄如市。昼饲夜喂时分盘，肩门谢客谨俗忌。”叶绍翁《田家三咏》：“田回水坏秧重播，家为蚕忙户紧闭。”　
　　元代白（王廷）《余抗四月》：“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　
　　明代谢肇氵制《西吴枝乘》写此俗：　
　　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家家闭户，官府勾摄征收及里囗往来庆吊，皆罢不行，谓之蚕禁。　
　　关于蚕忌风俗的记载，可追溯到《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劝蚕礼仪，气氛神秘。　
　　养蚕是细活儿。蚕苗娇嫩，对温度湿度很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收成。养蚕所忌不止这些，明代家应星《天工开物》说：“凡蚕畏香，复畏臭。若焚骨灰、淘毛圊者，顺风吹来，多致触死。隔唯煎鲍鱼、宿脂，亦或触死。灶烧煤炭，炉囗沉、檀，亦触。懒妇便器摇动气侵，亦有损伤。若风则偏忌西南，西南风大劲，则有合箔僵者。”忌气味，臭也怕，香也怕。老远的地方淘厕所，养蚕人若是掉以轻心，未做防范，也要受损失。刮两南风时，要特别注意防风。凡此种种，所以，在育蚕的月份里，家家闭门谢客，轻手轻脚，只怕惊了蚕宝宝。可见，蚕忌风俗顺应养蚕生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蚕忌期间，贸然串门，犯乔禁，那就太不识趣了。　
　　“扃门谢客谨俗忌”，门不仅紧闭，往往还贴上张画。《中华全国风俗志·湖州养蚕之迷信》载：“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亦有赴庙中焚香祷祝者，谓之拜蚕花五至。其用意在乞怜于神之默佑，使蚕花旺盛也。又当蚕初出时，不准生人进门……”门贴花纸，意在蚕花，有企盼蚕茧丰收的意思在。同时，凡养蚕之家届时门上必贴花纸，也就约定俗成，有了蚕忌的标志，外人会望而却步。正因为起到了提示蚕忌的作用，所以那花纸“谓之门神将军”。　
　　在传统年画著名产地苏州桃花坞，有一种彩色版画《逼鼠蚕猫》（图43），是专供蚕忌期间贴门的。画面花猫，口叼一鼠。《天工开物》说，“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终始”。《逼鼠蚕猫》之类的画贴在门上，提醒人们养蚕须防鼠，又是在告知外人，蚕禁时节请遵守蚕忌习俗，勿扰养蚕人家的清静。　
　　12．四月初一破蚩尤的纪念　
　　晋西南，运城、临汾一带民俗，农历四月以牛图画、皂角叶装点门户。　
　　清代乾隆年间《曲沃县志》：“四月朔日，贴画牛，簪皂角叶，以禳瘟。”朔日即初一。　
　　清代山西《翼城县志》记此俗，言及这是“关壮缨侯破蚩尤之日”。1929年的《翼城县志》记此民俗，较为详尽：　
　　初一日，相传为关壮缀侯破蚩尤之日。人多于门旁插皂角叶，粘印牛于门楣，或以色布作三角式，用线串之，间以枯蒜梗令小儿佩带，殆皆避瘟之意欤。　
　　这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关壮缨侯即关羽，他为今运城解州人，是这一方人们的骄傲。蚩尤，上古神话人物。神话故事讲，蚩尤战黄帝，双方战得黑天昏地，蚩尤战败，付出了血的代价。《山海经》说，蚩尤弃其浸血的桎梏，化为枫树林；《梦溪笔谈》说，山西“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　
　　两个与这一方大地相关联的人物，还被装入同一传说，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记：宋真宗时，解州盐池灾变。城隍托梦，说是“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张天师则推荐关羽讨蚩尤。关羽对宋真宗说：“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告示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鬼，多致死亡。”宋真宗从之，诏告解州居民悉知。几天里，大风阴暗，白昼如夜，云空似有铁马金戈之声。到后来，盐池真的水清如初。　
　　清代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记此传说，又添枝蔓，续出张飞来：盐池之水熬不出盐，关羽托梦说：“盐池为蚩尤所据，故烧不成盐；蚩尤我可制之，蚩尤妻名枭，只有张飞能擒服。”人们依梦，在关公庙里新塑张飞像。次日取水煮盐，成者十倍。　
　　关羽、蚩龙的传说，正可引为对这一带四月初一风俗的诠释。1920年《虞乡县志》也记：“俗传宋时蚩龙作祟，盐池水涸。关帝率神兵讨之，令神兵各戴皂叶以为标记。蚩尤亦令妖兵头戴槐叶，意图混乱。及至日午，槐叶尽干，卒为所破，池水如初。”皂叶、槐叶的精彩细节，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创造功力。关羽由一员武将而公而帝而圣，除了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外，还赖于民间文学的塑造。这塑造之中，寄托着属于大众的惩恶扬善的社会理想。　
　　13。立夏的门饰和忌讳　
　　“二十四节气歌”关于夏季的一句“夏满芒夏两暑连”，概括的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大暑之后，便立秋了。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云南民俗关注的是厌祟避蛇。清乾隆元年《云南通志》载，四月立夏之日，“插皂荚枝、红花于户，以厌祟；围灰墙脚以避蛇”。　
　　值四月而言避蛇，与十二生肖已属蛇有关联，地支纪月，三月为辰，四月为已。立夏厌祟，门上插皂荚树枝和红花，含有黑、红既济之义。按照古代五行说，黑为水，红为火。这是希望通过两者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平衡。同时，古人不仅日常用皂荚去污，还以皂荚入药，认为它具有杀虫功能。将它当做厌祟之物，也着眼于除秽驱邪。旧时五月有门悬皂荚风俗，皂荚状若刀形，称为“悬刀”，相传可以吓跑鬼怪。　
　　清光绪年间云南《腾越州志》也说：“立夏日，插皂角枝、红花于户以厌胜，围灰墙脚以避蛇。”清代《浪穹县略志》记云南大理一带风俗：“立夏，插白杨于门，以灰洒房屋周围，名曰‘灰城’，以避虺毒。”有所不同，门前插白杨。　
　　“四月八，毛虫瞎”，这是立夏前后福建一些地方传唱的民谚。1919年《政和县志》记：“人家每户书‘四月八，毛虫瞎’六字逢门张贴，以禁毛馅虫。”门扇贴上这样的字条，以求避虫害。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民俗关注的是怎样度夏。清光绪八年《嘉定县志》：“夏至日，称人，云不囗夏，戒坐户槛。”囗夏，似可理解为暑期综合症。清代《浪迹续谈》：“杭人谓自立夏多疾者为囗夏”；旧时江苏《吴县志》：“俗以入夏眠食不服曰囗”。夏季炎热，有些人不能适应气候，吃不好，睡不好，一到暑季人就瘦下来，北方有“苦夏”或“枯夏”之说，南方称此为囗夏。　
　　在浙江，清代雍正年间《青田县志》说：“立夏日，各作面粢、稻饼，取其坚韧砺齿，谓之‘拄夏’。忌坐门限，言能令人脚肝酸软。”夏至这天，吃些硬饼，象征磨砺牙齿，以期在整个夏季里保持正常的消化能力，不厌食。同日，也是为了有一个愉快的夏季，切勿坐在门槛上。　
　　忌坐门槛之说流传很广。在安徽，道光十年《太湖县志》：“立夏日，取笋苋为羹，相戒毋坐门限，毋昼寝，谓愁夏多倦病也。”说是这天坐门槛，夏天里会疲倦多病。30年代《宁国县志》：“立夏，以秤秤人体轻重，免除疾病，所谓不怯夏也。俗传立夏坐门限，则一年精神不振。”确实令人不敢坐，——此日坐门槛，全年萎靡。　
　　囗使人瘦。夏季第一天称体重，其意义在于，既然已经注意到了天热使人瘦的问题，人就不会减肥增瘦了。这是民俗事项中常见的思维方式。　
　　在江苏，30年代《吴县志》说：　
　　立夏日，……是日取去岁撑门炭烹茶以饮，茶叶则索诸左右邻，谓之‘七家茶’；又，天虽寒必着纱衣，并戒坐门槛，以免囗夏。　
　　只为远避那个“囗”，立夏当天，除屁股勿挨门槛之外，即使气温还不高，也要穿上夏装，取一种象征意义；除夕夜倚在门前的“炭将军”或曰“撑门炭”，也被赋予“以免囗夏”的功用，用它煮水烹茶——茶叶是向邻居讨要的，人们说可以为整个夏季消解暑气。　
　　在尚无空调冰箱电风扇的年代，这些借助联想的风俗，带给人们沁心爽身的希望：一个没有囗夏的夏季。　
　　14．端午门饰　
　　端午节名，又称端阳、重午、天中、朱门、五毒日。　
　　在古时，俗传五月多不祥，有“恶五月”之称。正月建寅，排到五月，地支为午。地支十二个，这午，被古代的阴阳学家视为阳之极；端午系午月的五日，这一天的干支虽不一定是午，但人们还是称其为“重午”——双午重叠，被当做一年里阳气最盛的日子。传统哲学讲阴阳谐调，失衡便不好。双午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要禳解。同时，古人还有种揣摩，阳气旺盛时节，也意味着“阴气萌作”。由这种参悟天地的思想，派生出流传久远的门饰风俗。　
　　请看《后汉书·礼仪志中》：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饰，以难止恶气。　
　　夏五月，饰门户以避邪恶，曾历流变。但朱索总是要挂门上的。明代夏完淳《端午赋》：“地腊谁传，方舟不渡，今年之朱索空缠，去岁之亦符已破。”门上画符咒，倒是两汉以后风俗的增饰。　
　　端午节俗辟恶去秽、驱邪禳灾的内容，追根寻源，大都由“午为阳极”而来。对此的直观感触，就是随夏季而来的暑热。端午节俗的一些内容，表现了在那一时令里，对于夏季卫生防疫的关注。　
　　端午门饰多取植物，其中草药反映了这种关注，例如悬艾。　
　　宗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习俗：“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隋朝人作注说，南齐的宗测曾在五月五日公鸡啼晨之前采艾草，专采那些像人形的，用来治病很有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端午“钉艾人于门上”。　
　　宋代《梦粱录》所记周全，门前景象缤纷，围绕着端午节俗的中心题目——求平安：　
　　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五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或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　
　　扎成天师形象，无疑加强了悬艾的符号意义，但它的基本取义，仍是门示艾草以辟邪祛秽。艾还被制为虎形，《帝京岁时纪胜》：“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清乾隆四年刻本《湖州府志》记，将蚕茧剪作虎形，以艾编为人形，跨于虎上，民间称为“健人老虎”。海州湾的渔民过端午节，门上贴“虎符”，即朱笔黄纸画虎头，或用红黄纸剪虎贴于门。还以蛋壳羽毛制成老虎造型，挂在门上，称为“挂艾虎”。门上贴红字，也见于台湾《苑里志》：端阳节“各家以黄纸朱书为‘午时联’，贴于门，并悬蒲艾，所以招祥而祛灾疠”。　
　　艾是草药，又可用于灸疗，因此被民俗借重。山西民间有一端午传说，另作构思，说是唐朝黄巾起义军打到邓州城下，妇孺老幼往城外逃。黄巢见人群中一妇女怀抱着五六岁的大男孩，手领着三四岁的小男孩，觉得奇怪，就上前询问，回答说：“人的是邻居的孩子，他父母已亡，只剩下这根独苗。小的是自己的孩子。万一不能双全，宁可丢掉自家的，保邻居的。”黄巢说：“黄巾军杀富济贫，专与官府作对。你爱邻居孩子，我爱天下百姓。”说着，拔下两棵艾草递过去：“有艾不杀，请回城告诉百姓，门上插艾，便保平安。”转天黄巢进城，全城穷人家门都插了艾。这“艾”“爱”同音的故事，虽续出新的情节、新的境界，但对于了解悬艾的初始意义，已是歧路一段了。　
　　台湾《苗栗县志》说，“客家风俗，端午之日，门上并挂葛藤，相传出于黄巢故事”。故事情节同上述山西传说基本一致。　
　　旧时端午民俗，尚有其它门饰，简列如下：　
　　《玉烛宝典》引裴玄《新言》说，五月五用色缯成麦状，“以悬于门，彰收麦也”。门饰取意于农业生产，这在有关端午的传统风俗里是独树一帜的。其年代当是较早的。　
　　《重修台湾府志》记：“门楣间艾叶、菖蒲，兼插禾稗一茎，谓可避蚊蚋；榕一枝，谓老而弥健”。门前悬禾苗种草，着眼于夏日里避蚊虫，而悬榕枝则令人想到老年人的健康。　
　　在陕西，旧时的《延长县志》说，端午日人家用蒲艾纸牛贴门，名曰“镇病”。　
　　敦煌遗书《杂书》：“取东南桃枝，悬户上，百鬼不敢入舍。”桃木自古被视为辟邪的神物，端午节里也派用场。　
　　1930年《盖平县志》记辽宁风俗：“门悬黄布猴，手执彩麻小帚，取扫除灾孽意。”此低应是极富文化渊源，同五行生克之说相关联的。地支午属马，申属猴。反映五行生克关系，有猴辟马瘟之说，据此，《西游记》里孙猴子也就做了“弼马温”。重午之日，在门前悬黄布猴，取意正在于借申猴所代表的水气，来限制重午的火旺之相。　
　　清代湖北《蕲州志》，五月五“庙巫祝例送朱砂黄楮符，贴之门壁”；30年代河北《沧县志》：“五月五日，门插艾枝，剪红纸葫芦粘门楣”。门上贴剪纸葫芦之俗，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记：“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以泄毒气，体现的依然是旧时端午节的主题。　
　　15．伏天城门磔狗　
　　三伏酷暑，数伏是一年里气温最高的日子。　
　　伏天的开始同夏至相关，叫做“夏至三庚便数伏”——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这里就先说夏至风俗。东汉《风俗通义》的一段佚文，见录于《太平御览》和《岁时广记》：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日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案：织取新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己织嫌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文，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　
　　夏至时节，门户上系彩色丝绸，目的是防止瘟疫入户。瘟疫流行，令人恐怖，那据传说是由名叫游光、野重的瘟神疫鬼带来的。在今人看来有趣的是，“知其名者无温疾”——那瘟神疫鬼倒是讲礼讲面，只要你心里知、眼中有，再把“游光”之类名目写在新缣挂在门扇，它就不来为害。于是，夏至门上系新缣，成为风俗。这是一种后来未能广泛流传的风俗。　
　　夏至之后，再来说伏。　
　　伏的慨念始自秦德公。春秋时代，只做了两年国君的秦德公，办了件久传不衰的事，司马迁的支笔为此写下：“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初伏，以狗御蛊”。历来的注家为之着墨，如：　
　　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历忌释》曰：“伏者何？以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日伏也。”　
　　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　
　　根据五行之说，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四季的代谢，立春是春之木代冬之水，水生木；立夏是夏之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是冬之水代秋之金，金生水，都循以五行相生。惟独t秋不同，夏属火，秋属金，以秋代夏不是五行相生，而是相克，即火克金。时秩的演进冬尽而开春，春暮而入夏，说以相生，有种顺理成章韵致在。可是，唯独夏与秋的交接，火不能生金却克金——伏日的概念正从此中出。为何要“至庚日必伏”呢？庚，天于序列位居第七者，五行属金。伏日的推算方法，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一抹浓厚而艳丽的原始思维色彩，曾涂在“伏”这岁时的刻度上，这就是城门滴血的一幕；磔狗。　
　　磔是残忍的肢体分裂。磔狗，因为视它为“阳畜”。溽暑难当的烦躁，借磔狗而发泄；阳畜狗——热毒气，由此及彼的联想，更增屠割撕裂的力度。磔狗在城门进行，城门是空间意义上的出入口，所以要在此实施对热毒气的禳却；同时，城门还被视为喉舌——城乡借此发表宣言，而它的对象则是大地长空。　
　　东汉《风俗通义》也谈到始于秦德公的城门磔狗风俗，并记：“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这记录了东汉时期的民俗，同时也反映了风俗的泛化与扩展。　
　　对于三伏之“伏”，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副”的错字。《周礼》“以副辜祭四方面物”。副音劈，义为剖开，与磔同。这就意味着，伏日名称的来源在于：要磔狗。　
　　16．七月十五门上挂麻谷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民间称其为“鬼节”，将其与清明节、十月初一寒衣节合称“冥三节”。这是祀孤魂的日子。台湾民俗，“此日，家家户户于门口备丰盛五味碗，造银井，即用银纸叠成井形，并烧经衣”。这一风俗叫“拜门口”，50年代《基隆县志》有载。　
　　清乾隆年间《府谷县志》记陕北地方风俗说，七月十五日为“麻香节”，祀祖茔如“清明”礼。并写道：　
　　夙兴，折取麻、谷之秀者各一枝，奉于门扃。　
　　将麻与谷悬于门前，这似乎是那里中元节风俗的关键项目。因为，在府谷，中元节之名，甚至让位于“麻谷节”。挂麻谷的风俗形式保存下来。1939年修志，再次录下：　
　　十五日“中元节”，用香纸献食牲醴、瓜菜，拜祭祖先；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午后仍送郊外。　
　　门上挂麻和谷，取意何在？《东京梦华录》描述宋时此日的祭祀风俗：“中元前一日，……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才明即卖祭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东京梦华录》所记宋代汴京即今河南开封情形，可做为清时陕北府谷中元风俗的注解。“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即是“告祖先秋成之意”。　
　　关于中元风俗的这一形式，还可参考40年代初《潍县志稿》。潍县风俗，中元节前，七月十四夕祀祖先。祭品外，并列麻、谷。祭毕，将麻谷抛向临街屋上。其含义是，“麻为织者所需，谷为耕者所获，以之敬献祖先之前，系告秋成，有象人无饥寒之虞”。在辽宁铁岭，七月十三日俗称“麻谷”，胡朴安《中华风俗志》说：“所以名麻谷日者，回时交初秋，新麻新谷咸将登场，盖示不忘死者之意耳。”　
　　府谷民间也以麻、谷“告祖先秋成”，不同的是，所取形式——“奉于门扃”，挂在门上。　
　　17。茱萸酒洒重阳门　
　　九九重阳，登高，佩茱萸，饮酒于高单处。同这一风俗密不可分的，是《续齐谐记》里的神仙故事：费长房学道有成，能施缩地之术，已有其它神异。一天，他对徒弟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你要带全家人登高山，每人臂上扎一个红布袋，袋里装茱萸。靠着这一番泄漏天机的指点，桓景全家躲过了危及性命的大灾难。　
　　登高、茱萸和酒，重阳节俗的三要素。唐代诗人咏九月九，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到登高和茱萸；杜甫“醉把茱萸仔细看”，言及茱萸和酒。茱萸是味药材，《本草纲目》讲其辛辣芳香，性温热，功能治寒驱毒。晋代《风上记》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说的即是这一层意思。　
　　古人以阴阳论事物，偶数阴、奇数阳，九为最大的阳数。注《易经》的人讲，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因此又有一说，九为老阳，九而重，阳盛极，阳亢则为灾，需要禳解。并就此以为，茱萸性虽热而能引热下行；菊花得四时之气、金水之精，能息风除热。这是着眼于重九阳亢的一种解说。　
　　翻开《辽史·礼志六》，可以读到关于东北地区重阳节古俗的记述：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番、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囗，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礻会禳。国语谓是日为“必至迟离”，九月九日也。　
　　重阳节俗的三要素登高、茱萸、酒都涉及到了，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礻会禳，要将茱萸酒洒于门户。为御初寒也好，为禳阳亢也罢，人们把措施落实到自家门前，洒些许桧禳的酒，换得全家平安的心理慰藉。　
　　此俗并非仅存于史籍里。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1964年修《宾县县志》，也记录了这一风俗。照搬县志里的话，“邑为辽旧，故犹存此俗”。　
　　这是另一种思路，有别于登高躲灾的妙想，——门户洒洒，禳灾门前，自守家门。当然，重阳登高乐悠悠，不会那么沉重；门户洒酒，也是岁时风俗里的快活事。因为，桓景故事只不过谈助而已，禳灾早不是重阳的唯一主题了。　
　　18．冬至门上糯米圆　
　　有段故事在福建台湾民间流传，故事讲冬至节时门扉上的糯米圆：很久很久以前，两个穷苦人讨饭来到闽南小镇，女儿要留在这里做奴婢。离别之际，父女俩讨来糯米圆，父亲对女儿说：“今日离别，就像糯米圆分成两半，咱们就人一半把它吃下吧。待日后团圆时，再吃圆子。”父亲走了，这大上是冬至。女儿盼望等着父亲，义到冬至，她对家主说：“大家都吃国子，门神也该敬敬。”就搓了两枚又大又圆的糯米圆，粘在大门上。她想，父亲不会忘记离别时的相约，若是看到门上的圆子，会来接她的。花开花落，女儿每到冬至都要在大门上粘两枚糯米圆。周围的人们说，糯米圆象征着团圆和吉利，也学着装点自家的门。由近及远，传为闽南、潮汕和台湾的冬至风俗。　
　　这段传说对于风俗的解释，只讲了团圆，尚欠周全。　
　　冬至为民间八节之一，旧时颇受重视，有“冬至大于年”之谚。在福建等地方，“冬至，粉米为丸，祀祖如仪”。此即所言圆子，又称糍、团圆子。　
　　冬至，一年中昼短夜长的至极之日。冬至过后，便开始昼渐长而夜渐短的过程。因此，古人以冬至为阳生之日。就像出土牛送冬寒一样，人们想象在阳生之日，通过天人的沟通，以达阳气。请看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年间刻本《惠安县志》：　
　　十一月冬至，阳气始萌，食米九，仍粘九于门。凡阳象圆，阴象方。五月阴始生，黍先五谷而熟，则为角黍以象阴。角，方也。冬至阳始生，则为米九以象阳。丸，圆也。各以其类象之。夏至不为节，抑阴也。　
　　修于清代的几部地方志记录了这一风俗。康熙年间《诏安县志》，“冬至，人家作米团而食，谓之‘添岁’。门扉、器物各以一丸粘其上，谓之‘饲耗’”；乾隆年间《重修台湾县志》，“冬至，家作米丸，谓之‘添岁’，即古所谓‘亚岁’也。门扉器物，各粘一九，谓之‘炯耗’”；道光年间《罗源县志》，“冬至先一夕，捣米粉如玉屑泥，少长团聚搓为丸，次早荐之祖先，粘于门槛，取其圆以达阳气”；光绪年间的《福清县志》，“以粉米作丸，取团圆之义，又粘门楹间，取其圆以达阳气”。　
　　天人相通，以达阳气，国是信息符号，门扉做了人与大之间的媒介。　
　　关于冬至，还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即所谓“至日闭关”——关闭城门。《易经·复·象辞》：　
　　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参看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其《诛伐》篇说：“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大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阳气，太阳之气。承天理物，就是积极主动地去顺应大自然。《初学记》引《五经通义》：“冬至阳气萌生，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宜静不宜动，城门要关，行役要上，君王呆在城里不出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寒气已极的时候，扶助刚刚萌生、尚显微弱的太阳之气。　
　　谨闭城门，竟有这样一篇天地大道理，不妨归为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神思遐想。这神思遐想也缀在各家各户的门户，那就是粘米圆，达阳气。　
　　19．腊月杀鸡：雄著门，雌著户　
　　送走冬寒，迎接春暖，自古是岁时习俗的重要命题。《后汉书·礼仪中》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就是著名的例证。在冬季的第三个月份，以上塑牛，立在城外东北方，表示“送大寒”。这风俗，后来演变为立春之日鞭打春牛的习俗。寒冬腊月，除了土牛送大寒之外，古人还在门户上做文章，杀鸡祭祀门户。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时俗风尚，录下许多风俗史料。“风俗”一词即源自该书。《风俗通义·祀典》载：　
　　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扦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壮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太史丞邓平说：“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　
　　以门引文，三条材料各言其说。第一条为东汉时民间的说法。雄鸡啼晨，大门黄昏关闭早晨开启，以这时间方面的相似点做为中介，说明“门户用鸡”。第二条引《青史子》，将鸡归为“东方之牲”，也同雄鸡司晨相关；旧岁的终了，新岁的开始，在于太阳东升，“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第三条，录汉代邓平之语。古人以暑为阳，寒为阴。大寒之时，人们不希望阴气过于旺盛，所以先择属戌的日子举行腊祭仪式。地支十二，戌属土。在腊月的成日杀鸡，意在送走刑杀之气，迎接将至的春气。因为，十二地支中西属金，金主刑杀，而鸡为西的属相。古人相信，在这特定的日子里，杀雄鸡悬于大门，杀雌鸡悬于房门，可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求得来年风调雨顺。杀鸡悬于门户的风俗，因阴阳五行说的掺入，益显得色彩神秘，并形成不尽相同的解释。但是，归根结蒂，这一风俗所体现的，是漫长冬日里对于春天的热望。对此，《太平御览》卷二九引裴玄《新语》，讲得较为直白：　
　　正朝，县官杀羊，悬其头于门，又磔鸡副之，俗说以厌疠气。玄以问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也，土气升，草木萌动，羊吃百草，鸡啄五谷，杀之以助生气也。”　
　　不仅杀鸡还杀羊，羊头也高挂在门上。为的啥？只四大地复苏，草木将萌发。杀一只吃草的羊，再杀一只啄谷的鸡，人们希望以此表示对自然界的一种干预，以此象征对于春天生发之气的扶助。说得而直白一点：帮助春的气息壮大起来，尽快挤掉冬寒。　
　　作为一种风俗，东汉之际磔鸡祭门时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传至魏晋，这项岁时活动逐渐融入年俗，《晋书·礼志上》：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岁旦即新年第一天。新年伊始，门上悬苇索、桃人，还要杀鸡祭门禳恶气。《南齐书·魏虏传》记北方民俗：“腊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这反映了风俗的传播。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言及新年时磔鸡祭门的古俗，并特别讲到雄鸡、鸡头、东方在这一风俗中的含义：　
　　古者，正旦，磔雄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盖鸡乃阳精，雄者阳之体，头者阳之会，东门者阳之方。以纯阳胜纯阴之义也。　
　　鸡啼黎明，使古人感到它是同东升的旭日相关联的动物，因而视它为太阳鸟，为阳精之禽，如《太平御览》引《春秋说解》：“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人们说，鬼魅昼伏夜出，害怕太阳，害怕光明，是阴邪之物。故而，古人在新年第一大，“磔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相信此举可使新一年避开恶气邪鬼的搅扰。　
　　20．岁末门前风景线　
　　经春历夏，由秋而冬，时序走到岁末的门前，展现年俗的景观。　
　　这是寒冷的日子，“腊七腊八，冻死俩仁”，人们过腊八节。如同闽台等地冬至糯米圆粘门扉，以达阳气的风俗，河北等地风俗，腊八粥煮成，要在门环等处“涂粥少许，以禳不祥”。记录这一风俗的，有1934年河北《万全县志》。　
　　腊月初八，八种米料煮粥，各地风俗皆然。陕北一些地方的腊八习俗，外加门户的文章。《宜川县志》记：腊八节“晚置木炭、冰块于门之左右，谓黑白虎守门，以警鬼魅。”木炭色黑，称为“黑虎”，冰块色白，称为“白虎”。一左一布置十门口，就说有此二“虎”把门，鬼魅不敢靠近。冰、炭本不相容，古人却能将两个极端之物结成对子，安排到门前站岗。这实在可以说是思维的大手笔。　
　　黑虎白虎，门前的静物；同时还有活剧在门前上演，从一进腊月直演到除夕。清乾隆年间《奉贤县志》说：腊月初一日，“乞人始偶男女傅粉墨妆为钟馗、灶王，持竿剑，望门歌舞以乞，亦傩之遗意”。　
　　傩，古人驱逐瘟疫的仪式。《后汉书·礼仪志》已有详细记载，皇宫举行大傩以逐疫，要选一百二十个童子，红布蒙头，身着黑衣，每人手持一个拨浪鼓。还有人戴上熊皮面具扮做方相氏，有人打扮成了二神兽模样。大傩仪式上，人们手举火炬，狂喊着，狂舞着，做着驱疫出门的动作，“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　
　　《论语·乡党》有曰：“乡人傩”。傩本民间古风。由敦煌遗书可知，唐代民间仍兴此俗。敦煌写卷《儿郎传》随：“圣人福缘重，万古难传匹。剪孽喊不残，驱傩鬼无失。东方有一鬼，不许春时出。西方有一鬼，便使秋天卒，南方有一鬼，两眼赤如日。北方有一鬼，浑身黑如漆。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驱傩总是重门户，“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一”，就是声音要把鬼怪逐出门去。　
　　到了清代，这些被称为“跳钟馗”或“跳灶王”。清代《清嘉录》：“丐者衣怀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清代《土风录》：“腊月丐户装钟馗灶神，到人家乞钱术，自朔日至二十四日止，名曰跳灶王。”不论是标以钟馗还是灶王，同用一个“跳”字。“跳”正概括了傩舞的形态。　
　　而在宋代时，这称为“打夜胡”。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自入此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占鼓，沿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以此与清代的“跳灶王”相比，驱傩阵容里的灶王，当是后增的。大门小户前的这一通表演，使皇宫里的逐疫大傩普及至千家万户，原先的主角方相氏改为民间所熟悉的钟馗及灶君。值得注意的是，《梦粱录》同时也记载了当年宫中的情况：　
　　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请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神户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所扮神祗鬼使，比汉宫傩仪角色要多，反映了风俗在传袭过程中的增饰。逐疫的主题也被淡化得似有似无，融在了“埋祟”之中。但是，有一个形式没有改变，这就是驱出门去——一座大门，不仅表示空间领域，而且代表了超空间的意义，即把瘟疫把邪祟从生活中扫除干净。这是在辞旧岁之际，对于新年的祝福。　
　　腊月之后是新春。风俗会沿着岁时的刻度，走向千门万户，开始新一轮的流转。一道又一道门前风景，表现着一代代中国人对旧的因循，对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