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s啥时候出mac版:我不穿汉服，兼谈李光耀为何放弃“亚洲价值”

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百余位“学者”联名要求2008奥运会将“汉服”作为礼服，更指出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建议将“汉服”作为“国服”，并首先在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颁发典礼穿戴。我很明确的表示，我不会穿汉服，也不赞同这些所谓的“学者”和“委员”滥用公众赋予的权利而不顾及公众的利益随便发表提案。民主不是这样子的。

 首先，现代社会公民穿什么衣服是个人的权利和爱好，不能通过立法去强制全社会的公民必须穿什么或不穿什么，这不是一个现代民主政府权力范围之内的要务；

 其次，“汉服”作为一个代表“汉民族”历史上曾经沿用过的“深衣”，已经中断数百年之久，是否有必要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中来，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再次，汉族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不能将本民族的一切特征作为国家的特征，如果所谓“汉服”作为“国服”，恐怕是不合适的； 

最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在于穿什么衣服，而是要看这个民族在新的时代如何发扬自己的文化精义。在我看来，现金中国最需要的不是要大家去穿什么衣服给外国人做show，而是普及一些现代社会公认的文明礼貌，比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纸屑，不闯红灯，不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幼儿园时期就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倘若这些基本工作都没有做好，穿的再花哨又怎么样呢？

 单看天涯社区等“皇汉分子”在论坛中破口大骂、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就知道穿什么衣服真的不重要，我也不会去穿。

近几年来，国内有一种思潮，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更多的从中国古代吸取要素，他们提出传统文化可以“抵御西方歪风”。“汉服”作为一个新兴事物，从本质上来讲，也并不是国内首创，其实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整个亚洲地区都曾有过这样的讨论。

我们更应该看到，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整个亚洲，东亚文明，包含了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不过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种共性通常认同于儒教。

经济成功带来的自我认同

亚洲经济的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头戏。这一进程开始于50年代的日本。日本经济的成功曾被看作是现代化的非西方范例。日本的发展蔓延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所谓“亚洲四小虎”，然后到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以上这些国家都保持了10年或10年以上的8%-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的经济成就同欧洲美洲的中速增长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低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亚洲与西方的实力对比。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发展带来的财富就好像权力一样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和道德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亚洲的经济发展获得更大成功的时候，亚洲人毫不怀疑的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认为自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这种观点的代表，莫过于新加坡的前领导人，李光耀先生。

李光耀先生执政新加坡的三十年中，把新加坡的经济搞成了一个世界典范。新加坡人相信这种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颓废的西方文化。李光耀先生曾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队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在积极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将亚洲的成功归结为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儒家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工作勤奋、集体主义、节约等，把西方的衰落归于自我放纵，懒惰、个人主义、犯罪及“思想僵化”，新加坡人认为，为了与东方竞争，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新加坡）学习一些东西。”

尽管李光耀先生及新加坡的巨大成就一直被中国某些新儒家作为“儒家文化成功性”的代表，但是李光耀先生在新的世纪到来时，还是放弃了他曾经的“亚洲价值”。

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李光耀在谈到全球化对亚洲的影响时指出："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这种价值必须予以改进。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就是必须放弃的内容之一。"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时，李光耀甚至说，新加坡在应付这场危机时表现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我们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美国《新闻周刊》一月二十八日专稿)李光耀多年来一再声称，他所不遗余力宣传的亚洲价值就是儒家价值，而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他在达沃斯就餐时曾与计算机业巨子戴尔邻席，当时他问戴尔后者是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三十岁以前侪身《财富》五百强的首席执行人，戴尔回答说"是，但是我今年三十五岁，已经老了。"李说："在信息时代，年龄和一个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李光耀的反思甚至及于作为儒家价值核心的孝道。他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采访时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知识最多，孙子也许懂得更多。”

李光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正如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儒家文化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的中国政治家又将儒家文化赞美为中国进步的根源。儒教自然是李光耀的热衷，就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与此同时的台湾，也宣称自己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追溯到三皇五帝孔子孟子。那么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这三个政治体制、人文观念并不相同的三个地区为何会有相同或类似的举动呢？就是华人领导人无论是想要为专制主义辩护还是民主制度辩护，都想要从共同的中华文明而不是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说的再明白一些，就是儒家文化只是一个政权的自我认同工具罢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期，美国的普通人提到李光耀，都说他拿鞭子打人（一位美国青年触犯了新加坡法律，被处以鞭刑，克林顿的求情只是减少了鞭打数量）。这种家长制作风威权统治下的新加坡，由一个极其落后而在世界上不足挂齿的小岛变成一个世界上最为整洁，最有纪律，秩序最好，效率最高因而赫赫有名的国家，确实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功劳。但李光耀先生也认识到，这种威权并不能永恒的持续下去，有可能人亡政息。怎么办？还是要回到西方所倡导的制度建设上去，也就是民主和自由。

全球价值是西方价值吗？

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以来“全球化”概念的流行，“全球价值”的理念也越来越多的为人所提起。什么是“全球价值”呢？就是各民族的价值取向，以至于各个国家的制度、文化、科技等都趋向全球化，成为一种人类共通的价值观。那么什么是全球价值呢？我的观点来看，民主和自由就是全球价值。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1789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有一些人在鼓吹传统复兴的时候，总是要提到这样一句话：“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那么民主和自由是不是也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呢？很明显不是的。中国人也是要民主和自由的。

就人文价值而言，全球价值首先遭到的抵抗是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带来的文化保守与文化冲突是全球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而专制主义的最后保护伞就是民族主义。

在谈论民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两句名言。一句是邱吉尔说的：在这个罪恶与灾祸的世界上，各色各样的政府形式都试过了，而且还要再试下去。没有人以为民主是完美无疵的。说实在的，倒是有人说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只不过要除掉不断试验过的所有其他一切的政府形式。(1947年11月11日在下议院讲话)邱吉尔说的实际上就是"民主是最不坏的政府形式"，这也是在世界上广泛流行的版本。另外一句是当代美国思想家尼布尔(Reinhold Nibur)说的：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经历了多少次政体试验呢？究竟还要多少次试验才肯罢休呢？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在这样一个形势下重新回到故纸堆中寻找一种精神寄托，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但愿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