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watch:对不起农民的中国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04:32:52
但是中国的确对不起农民,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权力却是最小的群体。如今农民本领再大,也只能当个村官,而村官是中国最小的官,如果按古代的知县是“七品芝麻官”算,到了村官这一级比芝麻还要小两级,那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表面上看起来,城里人比农民富有,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实质上并非如此,造成城乡差别的根本原因却是制度性的歧视,因为农民从来还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制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变化用得最多的词莫过于“日新月异”,与“日新月异”之相反的词则是“一成不变”或“依然如故”。不说乡村一成不变,依然如故,但几十年变化不大是可以说的,“炊烟还是照常升起,没有人改变这里的起居和行走。”可以说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所以,中国的穷人大多在农村。
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不仅倾重于城市,使得农村长期缺乏发展要素,金融剪刀差、土地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也使农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长期的“剪刀差”把农村剪得十分贫穷,而使城市日益发展。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由于农民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就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其实这种剪刀差的盘剥,都在堆积城市的繁华,让城里富有,让乡村贫穷,所以我说,城市的繁华和富有是农民的血汗堆砌的。中国农民为何这么穷,且穷人这么多,缘于5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农民的盘剥。城乡二元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年是不存在城乡二元制的,那时土地是私有化的。后来搞人民公社,变成了集体所有,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城乡二元制便随之而来。上个世纪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各种提留,每年还要做义务工,政府建办公大楼,城里修路建大桥等公共实施,农民却要自带干粮无偿地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不说其它,只说土地这一项,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底,这种剪刀差已累计高达2.5万亿元。
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穷人?按照我国官方的统计农村贫困人口是1500万,但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悬殊这么大,当然是中国在统计贫困人口上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果按照世行的人均一天支配1.25美元,一年就需要人民币3190元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这个数字去推算,中国的贫困人口还会不会高于2.54亿人口这个数子?2008年我国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但这个纯收入不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样是实打实的票子,它包括口粮、柴火,甚至来年的种子,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多。农村穷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说,我们的户籍上农业人口还有70%,实际上在农村的人口还有50%,而一个现代化国家最多留20%的农业人口。2007年的GDP中,第一产业创造价值占11.3%,当年的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40.8%;同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44.9%,55.1%的人去分这11.3%的财富,农民怎么能不穷、怎么能不苦呢?所以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就是因为现行的户口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引起的。(2009年8月17日新华网) 。中国社科院2006年一份报告曾爆出一个惊人数字: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且“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等,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自己交10元钱,政府给每位农民补贴10元钱,9亿农民也只要90亿元,9亿农民的医疗费只相等于这40万名干部的五分之一还少,有的地方政府连10元钱也不拿。本来一个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其生命健康权是不该随身份高低而产生如此落差的。但农民的命就是如此不值钱。
农民种粮、种棉、种油籽、养猪等,必须完成计划任务,计划外的才是他们的。公粮是无偿的,定购粮的价格也只够成本,粮食是绝对不能流动的,谁敢卖粮就是违法,所得的钱不但要没收,而且要遭受处罚,甚至挨批挨斗。所以,即使农民想节省一些粮食换钱,也只有亏本卖给国家。可以说,计划经济年代是农民无偿地养活了城市人。
本来农民种粮,应该拥有粮食,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几乎是农民,这是为什么?因为粮食从他们的手中掠夺到城市里去了。这是一组史料,讲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有资料表明,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种粮的农民先饿死,这就更对不起农民了。
城市政府和市民作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至今还在强化以户籍为前提的“出身论”,在认同农民(工)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歧视农民,却忘了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这对得起农民吗?
还有更对不起农民的,农民过着艰苦的日子,却硬说他们很幸福。并早有“农民的幸福感超过了城里人”的结论。如果农民也同样享受了国民待遇,那不是比城里人更幸福吗?这样不行,千万不能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还需要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人,当然不会有对不起农民的想法。去年12月2日我写的《谁解4700万“体制性寡妇”生活之困》,被红网《红辣椒评论》挑出进行年度佳作评选,没想到引发了一场论战。论战其实在一个关键词上:“体制”。写此文是缘于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研究显示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调查中发现,留守妇女隐讳地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问题,“她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也导致了连锁的负面情绪。”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我在文章说,是谁让这4700万妇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呢?当然是城乡二元割裂的体制。所以,叫她们“体制性寡妇”比较恰当。与丈夫一同去打工,孩子没人看管,怕荒废了孩子未来和前程,在家管教孩子,伺奉公婆,又不能和丈夫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长期的性压抑,让她们烦躁而焦虑。她们就是这样艰难地选择着这种痛苦的生活,忍受着分居的孤寂。繁重的体力劳动似乎还不难承受,让她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长期的性压抑。她们的幸福感会比城里人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三农”,也在研究“三农”。事实上,造成“留守妇女”如此之多,毫无疑义是体制问题,把问题全推给体制,这是非常正确的,不管“体制xx”用得多滥,但我认为,不公平的体制一日不消除,我们就应该一直要“滥用”下去,直到这个不公平的体制真的“烂掉”、不存在了。正如孟波先生说的“一个坏体制,会造成很多问题。因此常常会有‘体制性××’。”如果不是有城乡二元体制,农民还会这么穷吗?如果农民也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孩子读书不受户籍限制,还有那么多留守妇女?这不是体制原因又是什么?孟波先生问得好,美国有这样的寡妇吗?不过我再问一句,美国会这样对不起农民吗?
很早以前,乡村流传着:“一年读书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讲的是农村娃读书人进城后,就把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的爹娘忘了。试问,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或许早已忘记自己(父辈祖辈)以前也是位农民,还在人为地设制壁垒,不让他们本该享受的社会保障,用“体制”把他们挡在社会保障之外,让他们“一人读大学,全家受穷”,“小病扛,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这些人是典型的数典忘祖,对不起农民的人。
有的人成了城市人,父母还在乡村种田,就瞧不起农民,并欺压农民的人,这种人最是忘恩负义的人。城里人把垃圾堆放在田野,把污染的工厂转移到乡村,制造了一个个“癌症村”,自己却住在山青水秀的小别墅群中,建设得环境优美的城市里。本来乡村喝水是不用钱的,如今地下水污染了,农民也喝上了自来水,水价却比城里人贵一倍。但很少有人说一声对不起农民。
在去年底,我终于听到有人说一声对不起了农民的话。在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我们现在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却把农民工都赶回了家,我们都对不起农民工。龙永图还表示,应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第一个功臣就是农民工,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但是国家刚刚得到发展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农民工赶走保证这个地方的人口素质,简直是荒唐。
“说东莞是座无良的城市,并不是说这里的老百姓无良,也不是说这里的官员都无良,套用名人的一句话说,就是绝大部分官员是好同志。说东莞这座城市无良,是因为它忘恩负义,要把曾用血和汗垒起这座城市的农民工赶走。”这是我去年4月撰写的《东莞,一座无良的城市》的开头语。我与东莞无怨无仇,但我在一年内写过5篇尖锐批评东莞的文章,且反响较大,其理由就是东莞人对不起“新东莞人”(东莞把外来人口称为“新东莞人”)。
城里人面对农民没有对不起,只有歧视和看不起。
我把今年5月写的《为什么你我之间总有一堵墙?》摘录一些:
如果不是那“高墙的体制”,或许农民就真的比城里人幸福,事实上城里人如今的幸福是建立在农民五十年来痛苦之上的,难道不值得我们城里人反哺,并说一声对不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