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存在app攻击:转发苏伟反驳田奇庄的文章：毛泽东思想加邓小平理论本是当代中国－杨 帆 －杨帆的博客－强国博...

题记：恶犬不时狂吠，阳光依然灿烂。可怜狂犬病人，“非毛”老调新弹。林迪无知虐囚，山姆手法惊天。谨防“文明冲突”，切勿同根相煎。

注：“恶犬”，指反华、阻华、反共，蓄意妖魔化中共和毛泽东的势力，如制定“十戒”、指挥“和平演变”者。“狂犬病人”，指受妖魔化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蛊惑，跟着瞎起哄者，如田奇庄先生等。本文拟从对“文明冲突”的新解读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视角谈谈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请思考、请批评。

毛泽东思想加邓小平理论本是当代中国终极价值观

——答田奇庄先生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　苏伟

有朋友发来邮件，得拜读田奇庄先生与我商榷的大作《毛泽东思想岂能成为终极价值观》（原载网页“五柳村·纵览中国”），虽感觉田先生对“重庆模式”，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不甚了了，就横加贬斥，故本不欲理睬，但认为田先生所论主题——当代中国的终极价值观——确实重要，故作出回答。关于“重庆模式”的意义（田先生认为不大），我在《再论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见“强国论坛”）中又做了概括，读者可参阅，算是对田先生的回答。关于民主和政改的问题，我也有一系列的观点发表，其中早在22年前被《新华文摘》1988年第12期全文转载的论文《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特殊规律》，自以为就比田先生讲得好得多，故亦拟不谈或下次再谈。这里主要就当代中国的终极价值观问题与田先生讨论，并就教于各位大方之家。

1.   田先生对毛泽东的批评犹如“工农兵批林批孔”，一看就知是受了蛊惑的瞎起哄

我在受到田先生批驳的文章（《薄熙来新政与重庆模式》，见凤凰网）中讲：“应该把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和中特理论中的两大强项，也包括中国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我们的终极价值观。”田先生反问：“毛泽东思想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然后，分两个方面批驳：

其一是讲：“今天的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而毛泽东一生坚持的乃是斗争哲学……你死我活，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最终堕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构建和谐与斗争哲学完全是水火不相容，怎么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终极价值观？”我一看，就知道田先生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根本不懂毛泽东的哲学，故而将毛泽东的哲学与其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错误等同起来。这结论的一片面性、表面性，如将拿破仑的军事成就，等同于其滑铁卢战败然。

其实，毛泽东的哲学，归结起来，就是邓小平讲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这句话对毛泽东哲学的评论者而言，对你田先生和我苏伟而言，最起码的要求，是要读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吧。但我肯定田先生没有认真读过，相反，田先生倒是肯定饶有兴致地读过不少妖魔化毛泽东的“野史”、“话说”、“回忆”、“功罪”之类，故而红口说出上述白话。这与田先生痛绝的文革中工农兵们批林批孔，有何区别呢？他们也没认真看过《论语》，但是因为恨林彪，就把“克己复礼”批判成复辟资本主义。你田先生不是在重蹈覆辙吗？

而我自己，多少读过几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最近有两篇更是直接论证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的，一篇是发表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5期的《论毛泽东的“矛盾”概念的多重涵义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另一篇是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2期全文转载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何以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以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再认识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针对一些人“搞社会革命才用‘矛盾思维’，建和谐社会得用‘和谐思维’”的观点（这是田先生观点的“客气说法”），我讲：这些同志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和我们党将本为次要矛盾的阶级矛盾放大为社会主要矛盾，甚至用“阶级矛盾”观点看待党内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教训，因此反感“矛盾思维”，向往“和谐思维”。这在感情上无可厚非，但在理论上却值得商榷。道理很简单：“矛盾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也必须与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实现再结合，才能成功地指导新的实践。当年，毛泽东将“矛盾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得很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来，毛泽东“矛盾论”与中国建设的实践结合得不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其胜利，既应归功于很好的“相结合”，也应归功于“矛盾论”本身；其挫折，则应归罪于不好的“相结合”，而不应归罪于“矛盾论”本身。

进一步讲，毛泽东的所有光辉著作，也可以说都是他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矛盾论”：“毛选”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不也是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论”吗？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也是中国革命的“战争矛盾论”吗？预言了抗日战争结局与进程的《论持久战》，不也是抗日战争的“中日矛盾论”吗？揭示了整个中国革命规律与中共党建规律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不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矛盾论”和“政党矛盾论”吗？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关系的《论十大关系》，不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矛盾论”吗？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主题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更是直接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论”了……因为只有从实际进行矛盾分析，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哲学，也就是“矛盾哲学”。但了解哲学的都知道，不能将“矛盾”等同于“斗争”。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同一性”与“斗争性”，同为其基本属性，毛泽东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们的田先生硬是要将毛泽东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就好似一对夫妻构成“两口子”，而田先生硬是要说“那两口子就是那老婆”，不是笑话吗?

其二，田先生否定“毛泽东思想有道德感召力和政治感召力”的再一方面论据，是讲毛泽东的“亲情”、“友情”、“政治感情”等等，都一塌糊涂，因此不足为据。但是其来源呢？一看便知，也是来自于那些妖魔化毛泽东的“野史”、“话说”、“回忆”、“功罪”等等，其实都是“莫须有”的。其实田先生也是真假不辨，受了妖魔化毛泽东那群妖魔的蛊惑，在瞎起哄。对于妖魔化毛泽东的问题，我想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联系到美军的“虐囚丑闻”，来谈谈看法。

2.   美军丧心病狂地“虐囚”，与西方丧心病狂地妖魔化毛泽东，动机、目的与手法都是一致的

美军“虐囚”，举世震惊。震惊之余，纷纷探讨其原因，尤其是探讨其动机。按照美军自己的说法，虐囚是孤立事件，是少数“笨蛋”的不法行为。也有西方媒体认为虐囚是有组织的事件，但给出的最主要理由，一是“情报需要”，二是战争使个别人变态。我国主流媒体更深一层提出疑问：“从目前公布的有关虐俘照片来看，诸多的虐俘行为已经不是单纯惩罚性地施加酷刑或者给予其恶劣的待遇问题，而是十分恶意地对战俘进行人格侮辱以及精神摧残的问题，是对这些战俘本来应该受到尊重和保障的基本人性的打击和折磨。美国大兵为什么要如此流氓地对待伊拉克战俘？”（参见人民日报社《大地》 (2004年 第11期) “美军虐囚专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里头有文化上的问题，虐待战俘的美国军人，并不把伊拉克人当人看。”他认为这同日本人当年虐待中国人一样，“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的表现”。这已经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了，但是，我认为还没有解出其中真正奥秘。

那么，美军丧心病狂“虐囚”的真正动机与目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为保证“基督教文明”的霸主地位，而“炸毁”“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堡垒——笃信真主的终极价值观。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美军对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超水平理解。亨廷顿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享氏特别“强调文化（即文明）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他认为，以美国为核心国的基督教文明，与以中国为核心国的中华文明和尚无核心国的伊斯兰文明之间，文化差别和矛盾最大，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享氏是一学者，且理智而客观，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序言中讲：“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可是，不理智、不客观的美国人还多着呢，例如大卫·罗斯科普，他直言不讳地讲：“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不幸的是，看来美国军方站的是后者的立场，当然，更是“超水平”地理解了享氏的“文明冲突论”，认定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对基督教文明有威胁的其他文明，从而确保基督教文明的霸主地位。什么叫“从根本上改造呢？”就是要消除与基督教文明的终极价值观不同的其他文明的终极价值观，使得其他的文明尽管在在风俗习惯上与基督教文明有所区别，具体价值观上可以与基督教文明有所区别，但在终极价值观上，一定要与基督教文明的一致，或一定要服从于基督教文明的终极价值观。为了“从根本上改造”他们认为有当前与基督教文明最为对立的伊斯兰文明，军事打击和国土占领，只是第一步；政治控制和经济、资源掠夺，是第二步；“文化的改造”，尤其是终极价值观的改造，才是决定性的第三步。美军“虐囚”，正是在跳这“三步舞”的最重要一步。而这高超的“三步舞”，不正是“西化”、“分化”的最新版本吗？

从美国军方超水平理解并实践“文明冲突论”的视野，就可以明白地看出：虐囚，是美国军方“有计划、有纲领、有目的”的蓄意所为，目的是对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堡垒进行毁灭性的攻击。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堡垒，就是其终极价值观——对真主的绝对信仰和依赖。这种信仰和依赖的基础，是对真主的伟大、仁慈、尤其是其全能和权威的坚信不移。而对真主的全能和权威的坚信不移，又与对违反、破坏可兰经规定的伊斯兰宗教禁忌的行为要遭到真主惩罚的必然性的坚信不移，是联在一起的。而美国军方的隐密逻辑是：我以林迪·英格兰（曾牵引裸体爬行战俘的最出名的虐囚女兵）等少数士兵和下级军官做替罪羊为最小代价，以美军乃至美国公民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场乃至全世界遭到伊斯兰人民的更激烈报复为中等代价（网上因此盛传一美国商人被大刀斩首时嗷叫的录相），以美军、美国政府“人权卫士”招牌被砸、美军声名扫地（砸了可以再树、扫地了可以再吹）为最大代价，来求得攻克伊斯兰文明核心堡垒的胜利——以最极端的方式，去破坏可兰经规定的最严格的伊斯兰宗教禁忌，让你们看看，你们的真主会惩罚我吗？能惩罚我吗？牠既然不能惩罚我，就说明牠不是全能的，牠并不伟大，牠没有权威，牠不值得相信！真主都不值得相信了，伊斯兰教还值得信仰吗？伊斯兰文明的终极价值观被摧毁了，伊斯兰文明还能与我抗衡吗？

就像看悬疑片一样，知道了结局，个中情节就更清楚了：为什么在“虐囚门”中，鸡奸囚犯、用荧光棒和扫帚柄鸡奸囚犯、让囚犯裸体叠罗汉、让囚犯在女警卫前裸体展示并受辱、让囚犯头戴女人内裤等等罪行比比皆是，而且“故意”将这些丑闻泄露给媒体 (《华盛顿邮报》在2004年5月6日的一篇报道中，宣布它获得了1000张发自伊拉克的虐囚数码照片，如此大批量地“泄露”，不正是要媒体“宣传”吗？)而我们知道，在穆斯林世界，同性裸体相对、人前裸露性器官等，都被认为是严重的离经叛道，伊斯兰教中还有女人不能看男子裸体的规定。所以，有媒体称这些“冒犯宗教禁忌的虐待，远远超过伊拉克人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被美国军方击中了要害，终极价值观可能因此崩溃。

其实,美军虐囚的战略战术，早已在中国运用了，这就是妖魔化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尤其是妖魔化毛泽东。因为，毛泽东领导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被东西方列强欺侮、压迫了100多年后，昂首站立起来了，不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在中国开创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现代化的迅跑，开始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正是在领导中国人站立起来的伟大实践中，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现代化迅跑、开始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发展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毛泽东思想（这里要说明一下，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但毛泽东思想同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毛泽东的思想”是两个概念。毛泽东和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走过弯路，并形成过一些错误的思想理论，它们很多确实是“毛泽东的思想”。但邓小平主导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把这些错误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区分清楚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是说，凡属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成功结合的产物，即使不是毛泽东本人，而由中共其他领袖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提出的思想，也属于毛泽东思想；反之，如果不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东西，即使是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也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些本是中学政治课就讲过的常识，但我们的田先生们可能还不知道，或者早就忘了，所以还得像给中学生讲的那样再说一遍）。这样的伟大思想，加上其新发展——邓小平理论，就构成当代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能够指导中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和其他文明并驾齐驱。于是，它当然要遭到企图使“基督教文明”（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文明，而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霸权主义“文明”，如同伊斯兰极端派别并不是伊斯兰文明一样）独霸世界的势力的仇恨、忌惮、反对，亟欲除之而后快了。于是就有中情局的“十条戒令”：

第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育。

第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

第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

第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

第五，要不断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人。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利用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

第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一定要不择手段。

第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钱，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

第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表面上必须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有形无形的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

第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坏他们的道德人心。

第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

什么是吠日疯狗？就是这些搞“和平演变”的势力。什么是狂犬病人，就是被这些狂犬长年累月妖魔化共产党、毛泽东的毒药所毒化，被狂犬们利用，“以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来“丑化他们的领导人”的人。大大小小的田奇庄先生们，不正是这样的病人吗？可叹可叹，身中狂犬剧毒，脑袋昏热，大放厥词，才觉得痛快。有种人被别人卖了，还诚心帮别人数钱。大大小小的田奇庄先生们，不正是这样的聪明人吗？他们声色俱厉地数落的共产党、毛泽东的每一笔“罪行”，不也正是他们的“卖身账”吗？

得了这种狂犬病，怎么办？赶紧治啊。而最好的特效药，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奉劝我们狂犬病人们读读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至少看看毛泽东的“老三篇”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嘛。千万不能执迷不悟，否则，害人害己，害国家害民族。

当然，得了狂犬病，头是昏热的，很难自知，需要清醒之人给他兜头一盆凉水，然后大喝一声：“你有病啊！快去医院！”我泼这盆凉水的良苦用心，请田先生及田先生们明察。

鉴于反共非毛的狂犬病几经流行，早已蔓延成灾，我呼吁：要加强对这种狂犬病的防、治，就是要像重庆唱红打黑一样，自觉地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统一，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形成人民群众的终极价值观。

当然，同样重要的，还要打狗！在对方步步紧逼、到处“咬人”的意识形态战场、终极价值观战场上，我们不能一味防守，甚至步步退让。而应针对其“咬人”的战略战术，实施战略反击。当然，这是与“咬人”的“狗方”相对应的我们的“有关方面”的责任了。

咬人的疯狗，看似凶恶，但只要人们团结起来，是可以打跑它们的。美军虐囚以摧毁阿拉伯人终极价值观的伎俩，是建立在“我猥亵了你，你也无可奈何，真主也就无可奈何”的逻辑之上的。但被猥亵的阿拉伯人真的就无可奈何吗？当年美军入侵朝鲜、威胁中国、入侵越南和柬埔寨时，不也是这样认为的吗？朝鲜人民、中国人民、越南和柬埔寨人民一起来，明着咬人的疯狗不就被打跑了吗？同理，只要人民起来，暗着咬人的疯狗，也一定会被打跑。在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许诺要对受害者进行赔偿（这是想为那场终极价值观攻坚战“打扫战场”——苏注）后，阿拉伯观察家穆赫欣回答说：“美国人从来不明白，伊拉克人受到的这种耻辱是无法用金钱洗刷的，那些人宁愿被处死也不愿遭受这种猥亵。”这预示着企图歼灭伊斯兰文明终极价值观的战争必将失败。伊斯兰文明尚且如此，何况中华文明呼！

3.   “毛邓九条”是当代中国终极价值观的理论核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序言中，还明确地讲：“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苏注：此乃享氏1997年所讲）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来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美国在本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的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此话甚为霸道，但说的都是事实——中国经济可以发展，但绝对不能挑战、更不能动摇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否则，将面临“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那样的打击！而这些打击的最重要一击，同美国在中东做的一样，是对该文明的终极价值观的毁灭性打击。所以享氏早有预言在先：“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我要补充一句的是：文明之间的战争，实质是其终极价值观的战争。

其实，伴随着妖魔化共产党、毛泽东的恶浪一波又一波地袭来，对中华文明的战争，早已开打，这就是邓小平公开讲过的“西方正在对我们打一场没有销烟的世界大战”。当然，这场大战又同我们又必须投入的经济全球化搅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一手改革开放，一手进行终极价值观的战斗。

这场战斗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要宣传、要贯彻、要发展当代中国终极价值观的理论核心——1992年中共十四大概括的“毛邓九条”。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

经毛泽东经典阐述过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其实也是当代人类哲学思想的精髓。解放思想，是为了实事求是，邓小平还明白地说过：“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而独立自主与实事求是，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方面内容中的两项。它们都为邓小平理论所继承、所发展，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线——思想路线。

第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注重矛盾发展的阶段性，是毛泽东哲学的“矛盾特殊性”的内涵之一，毛泽东还独创了“阶段性质变”的概念和理论，特别强调了“不断发展论与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个方法论思想。“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分阶段的，先是不发达阶段”的思想，更是毛泽东1959年明确提出来的。邓小平将其具体化，提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路线和政策，并要求至少“100年不动摇”，极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第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毛泽东讲：革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所以实际上建国以后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6年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走了弯路，但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邓小平回到毛泽东正确的轨道，继续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把共产党的强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四，强调改革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为中国乃至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乃至一切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规定了基本的性质和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是要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问题，而绝不是“革掉”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本身。此外，毛泽东著名的“两参一改三结合”，还明确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要求。邓小平继承发展毛泽东这些思想，针对曾经有过活力但已过时了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和过分集权问题，提出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目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任务，极大地焕发着社会主义的活力。

第五，必须对外开放，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毛泽东，一直“胸怀世界，放眼全球”。他打开国门，使美、日来朝，并从70年代初开始较大规模地引进成套设备，有条件就扩大开放。当然，正如邓小平所说，那时西方是用武力遏制和战争威胁来对待我们，所以全面开放的“条件不具备”。后来西方看到：武打，社会主义越打越强。于是主要以“经济竞赛”、“和平演变”来对付社会主义。世界主题因此一变。邓小平因势利导，全面开放，也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第六，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毛泽东1956年提出“六条政治标准”，邓小平1979年将其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1989年，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中最大的政治斗争，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改革开放中最大的失误，是两任总书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不坚持，尤其是在关键时刻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这一教训，应该永远铭记。

第七，分步走，使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

毛泽东代表共产党，早在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和纲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豪迈地喊出“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口号，并将中国的现代化具体化为“四个现代化”，制定了分步骤实现的计划。在新形势下，邓小平在更高基础上再次强调“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一伟大理想，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

第八，强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强调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

《毛主席语录》的第一条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是毛泽东的“三大法宝”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法宝中的法宝。群众路线，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之一，又是毛泽东与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而共产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是毛泽东留给共产党的命根子。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强调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怎样把共产党建设好的新问题、新任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不断回答。

第九，以“一国两制”统一祖国。

为争取和平统一，毛泽东明确地对蒋介石提出六条主张，即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台湾可保留其制度、地方政权、司法、财政等等，甚至可以保留相当数量的军队。在新形势下，邓小平更明确、更全面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并在港澳成功实践。中华民族，一定要实现毛泽东、邓小平这一宏愿。

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华的这“毛邓九条”，难道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终极价值观，不是其核心内容吗？没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华民族还有灵魂吗？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子孙，包括大大小小的田奇庄先生女士们，都来自觉地学习、自觉地实践、自觉地捍卫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价值观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若田先生愿意在读毛邓经典、看正史的基础上对我再批评，我愿意领教。若再据野史、引流言进行诽谤，则概不作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