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肝利胆健脾的中成药:港媒抢发邓小平去世消息内幕

港媒抢发邓小平去世消息内幕

(         可以肯定，那天晚上10时以后世界各地起码有成千上万的记者及外交官、情报官都竭尽全力查证这一消息。“我们得到消息，说邓小平已经去世……”电话中对方迟迟没有回答。
      “是不是晚上9点钟左右……”
       对方还是没有回答。
       1997年2月19日深夜，时任“中天”总编辑的曹景行知道对方不能说明，却又不愿使他得出错误的结论。过去一个星期，同样是这位人士，曾不止一次明确地对曹景行说：邓是重病，但没有去世。传讯电视总裁于品海就坐在曹景行办公桌的对面，他也打完了电话。两人交换了最后的看法，都确信邓小平已经去世，不再有任何怀疑。“播吧”，两人走出办公室，向等候在编辑室里的同事说。
                                率先披露消息
   “中天”执行总编辑陈庆源、副总编辑张宏任和当班的编辑主任麦耀安为播发这一消息作好了一切准备，并且已和上一天刚到北京的“中天”记者梁冬等联系上，要他们立即赶往邓家和301医院附近去看看有无异常动向。“怎么播？”曹景行随手拿起一张电脑打印纸，在反面写上两行字：“据本台自北京获得的确切消息，中共元老邓小平已于19日晚上9时前后在北京因病去世……”
    “中天”正在播放的新闻节目全部中断，画面换上了邓小平的照片，主播程治平抑制着起伏的心绪，用仍有点发颤的声音把这一消息传向了全世界。这时是20日凌晨1点18分，下面一步应该做的是尽快通知其他传媒机构，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等，也告诉香港媒体：“中天”已经报道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曹景行不安地等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1点43分，美国CNN用不确定的语气报道香港有邓去世的“传闻”：2点10分，路透社转述了“中天”的报道；2点14分，香港无线电视记者谭卫儿自北京报道邓于l9日晚9时08分去世，她是第一个说出邓去世的确切时间的记者。2点45分，新华社正式公布消息。曹景行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此时，他已经超过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事后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天”能够抢先报道，就靠那天晚上“搏一搏”运气。曹景行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把这场新闻战比作一场球赛，那天晚上只是关键的临门一脚，但赛事却早已开始。
    这一轮关于邓小平病故的传闻始于2月13日前后。最先是一位“中天”的同事焦急地跑来告诉曹景行，中央机构中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说邓小平已去世，下午4时将发布消息，要他尽快把手中的香港股票抛掉。同事说得如此肯定，曹景行当然不敢疏忽，花了一个上午打电话给一些朋友查证。但他们都说没这回事，广州的朋友还提醒曹景行注意李鹏有没有按原定行程到广东茂名为30万吨乙烯工程投产典礼剪彩。此后差不多一个星期，曹景行不断听到有关邓的传言，每天都要花不少时间查证，半夜都会被电话吵醒。2月14日下午，又传来消息，说当天晚上北京将有重大宣布，香港某家与中央机构关系密切的电视台已抽掉原定的节目，又说某家报纸已更换版面。曹景行马上打电话给那家电视台高层，他说没有那回事。曹景行说，不断的查证虽然令人既紧张，又疲乏，但也使他更加知道怎样去辨别消息的真伪。在查证过程中也已弄清楚，这次邓小平确实病重，似已凶多吉少。他们必须为如何报道邓去世的消息作最后的准备。
    14日那天，曹景行、陈庆源和于品海一起讨论，一旦邓去世“中天”报道的基调。他们认为，应肯定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特别是邓把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为身后权力继承预先做了安排，并使中国变为国际上的一个稳定因素。曹景行又要求“中天”的同事必须十分慎重地处理有关邓的消息，不得随便报道未经查实的传闻。一旦获得邓病危或去世的确切消息，“第一梯队”的记者必须在一小时内赶往机场前往北京，第二、第三“梯队”也须尽快跟上。曹景行说，因此，l9日晚消息传来时他们要做的主要事情就只剩下查证和判断了。
                                 “那批货物已经卖出了”
    19日晚上近l2点时，曹景行在家中收看晚间电视新闻，电话又响了，这次是于品海打来的。他的一位北京朋友打电话告诉他邓小平已经去世。曹景行立即叫了出租车赶往办公室。这时于品海已经到单位。他的消息来源可信度极高。据他后来对台湾传媒说，那位朋友在电话中用的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语一一“那批货物已经卖出了”。但即使如此，两人依旧必须做严密的查证，确保万无一失。他们进了办公室各自打电话。曹景行说，由于两人的消息来源是属于很不相同的两个圈子，如果他们都能证实这一消息，那就无可怀疑了。
    在所有打通的电话中，有人证实了于品海得到的消息，而且没有人再如前几天那样给予明确的否定，所有的暗示也都指砉“确有其事”的方向。两人感到可以踢那临门一脚了。曹景行说，像邓小平去世这样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内地新闻采访中即使不算百年一遇，起码也是十年、二十年一遇。为了及时捕捉这一新闻，各地传媒、尤其是港台两地中文传媒，那几年不知耗费了多少资源。
    邓小平虽然早已退隐幕后，但他的生死对中国政局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及影响力。而且，中央至今仍把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视为国家机密，海外传媒无法从官方渠道得到确切消息。另一方面则是小道消息满天飞，真假难辨。邓小平去世后，台湾地区情报机构人员就透露，过去十年他们收到关于邓去世的传闻不下2000宗。
    查证与判断小道消息主要出自以下几个来源。一是与中央高层官员有一定关系的人士，他们通过某些非正式渠道获知高层圈子中的传言，再加盐加醋流传出去。一是某些政治力量出于特定目的传播以至“自创”这类小道消息。大道消息稀少，小道消息杂芜，令海外传媒对中国政局报道难上加难。曹景行就说，邓小平去世之后听到不少同行说，他们19日晚上也得到相同的消息，有的还比曹景行更早，但查来查去仍“无法确定”。
    可以肯定，那天晚上10时以后世界各地起码有成千上万的记者及外交官、情报官都竭尽全力查证这一消息。曹景行说，那几年邓小平去世的谣言一传再传，已经造成“狼来了”的效应，19日晚上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得到消息，而是如何查明其真伪。2月中旬，香港传媒中最早报道邓病危的是《苹果日报》，但显然它对自己报道过的消息并不确信，否则就不会在邓小平去世前一天却把派往北京的记者撤回香港。据了解，那段时间，不止～家香港传媒派记者常驻北京，人员不断换班。曹景行说，这种方法花费很多，效果则不一定明显。
    在现代高科技通讯手段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远近的概念已经大不同于以往；只要有人脉，在北京市内打电话同在北京、香港之间打电话已差不多同样方便。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靠得住的消息来源。所谓靠得住，首先是对方确有可能从较直接的渠道得到这类消息，而不是翻炒别处得来的三手、四手小道消息；其次是对方应无其他目的或动机，更不是为了将消息卖钱。
    曹景行说，中央政府对重大新闻控制严格，海外记者采访又受到重重限制，难度极大。但在同样的困难条件下，不同传媒的表现仍可分出高下。特别是像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去世这样的大事，牵涉的面极广，不可能长时间密不透风，更不可能‘‘秘不发丧”。据他后来所知，邓小平去世，两小时之后已通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及地方省市负责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及《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机构也都已进入待命状态。至此，邓小平去世之事再也不能算什么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