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肝利胆丸的功效:发展要以民富优先为导向

　　中国在“十二五”时期能不能初步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既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也是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确立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是：GDP增速很快，消费率不升反降。产生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做大GDP、国富优先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并不断拉大贫富差距。应当说，改变投资-消费失衡，的确有一个转变发展导向的问题，即要从追求GDP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从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转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国富优先的明显特征。其中，GDP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国有资本扩张快于GDP增长;政府控制大量资源，政府主导的特点突出。

　　新阶段国富优先发展面临突出矛盾。为了迅速做大经济总量、尽快解决普遍贫穷的问题，中国采取了国富优先导向的发展方式。这是在短缺经济背景下的历史选择。问题在于，国富优先的增长走到今天，开始面临着突出的矛盾。其中包括：偏好于做大经济总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偏好投资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失衡;偏好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是消费主导格局难以形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因素。

　　发展导向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要求我们首先要解决好经济社会失衡问题。民富优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并且政府加大对社会领域的投入，大部分支出用于解决教育、医疗、基本住房保障等问题。政府加大社会领域的投入，从而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道路。其次，要解决好投资消费失衡问题。现行发展方式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国家的生产能力增长长期快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增长，民富优先将带来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社会总需求，使经济增长由过度依赖投资出口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形成内生增长动力。第三，要解决好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民富优先，提高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在现阶段将明显拉动生产型、消费型服务业发展，扭转产业结构失衡。最后，要解决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问题。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改革的实质是建立“藏富于民”的制度基础，加大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倾斜力度，扭转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局面。

　　二、初步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历史转型

　　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生活和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造成失衡的原因包括：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滞后，广大社会成员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个人支出过大，影响了消费预期，挤压了私人产品消费。消费率的不断下降，使经济增长被迫更加依赖于投资出口，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增长方式，进一步增大了经济生活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矛盾。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要以拉动消费为重点推进政策调整。总体说，如果相关政策和改革到位，“十二五”期间中国有可能初步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即力争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消费率从48%提高到55%左右，把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45%左右，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为此，建议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这项改革，不仅社会各方面期盼非常大，而且对拉动消费具有决定性影响;“十二五”期间有条件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城镇基本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三、着力解决拉动消费的中长期转型与改革问题

　　解决投资-消费失衡，拉动居民消费，既需要解决某些紧迫的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深层次的重大改革问题。

　　要推进以扩大消费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总体上看，从扩大消费需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看，当前宏观税负偏高，财税体制改革仍然滞后。实施民富优先的发展，需要使财税体制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扮演重要角色。建议在“十二五”头两年内，尽快出台并启动新一轮以民富优先为目标的财税体制改革。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努力到“十二五”末期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基本平衡。

　　要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优化国有资源配置的改革。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推进了国有资本的分类改革，提出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目标思路。从“十一五”的实践看，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进多退少，国有垄断行业扩张的速度快于GDP增长。这不仅不利于加快改善民生，而且挤占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加大了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因素，使垄断行业改革难上加难。当前，公共产品短缺已经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应把一部分国有资本配置在公共服务领域。“十二五”头两年，应尽快出台进一步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改革方案。同时，加大对国有垄断行业利润分红的力度，用于补充基本公共服务投资。

　　要尽快适度开放教育、医疗、文化市场。要适度放宽教育、医疗、文化的市场准入，调动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扩大供给;政府要采取公共服务外包等多种形式促进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体系;选择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放开教育、医疗、文化市场，进行试点探索。

　　要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包括：加快建立中央地方公共职责分工体系，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问责;努力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有效规范与约束部门利益;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尽快在公车改革、削减行政支出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提升社会各方面对行政体制改革的信心。

　　(迟福林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