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脸上色斑如何消除:太平天国何等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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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何等腐败 上帝爱疯狂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广东花县人。他爹是邻近诸村的保正 ，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他有两个哥哥，三兄弟中唯有他读书求功名。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从13岁考到30多岁，考了四次，都未能考上秀才。洪秀全学问太陋，总是达不到小学毕业水平。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收选了500首天王大作，其中476首是洪秀全进入南京头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叫妻妾宫女们背诵。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天父的诗，是洪天父订的 “十该打”条规: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九该打。 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诗17、诗18)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诗197)
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诗237)
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
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诗294)
看毕天王创作的这些诗歌，大家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四次参加科举都考不上。天王在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坐馆当私塾先生，教小孩识字和基础文化知识，私塾先生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此类老童生的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罢了。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举，并再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这回现大了。精神、心理受到巨大打击的洪秀全，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发烧做梦，据说梦见了上帝。洪秀全梦里的上帝是个黑袍，背一把龙泉剑的白胡子老头。进过教堂的人看见过耶稣像、圣母像，上帝是什么模样？上帝是个灵，没有形象。洪秀全见到的大概是太上老君。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跟他交谈，没准上帝也会讲客家话。反正就这么个人，把龙泉宝剑交给他，让他到人间斩邪留正，并且跟洪秀全说你是我的二儿子。上帝唯一的儿子应该是耶稣基督，他非说是上帝的二儿子，这容易让上帝解释不清楚，人品败坏，满口诳语嘛。烧糊涂了的洪秀全依稀记得一本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上有天主上帝几个字，经过本土改良，他开始小范围传播他的“教”。这应该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
不过，洪天王勇气实在可嘉。1842年，洪秀全第四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却依旧不尽如人意，榜上无名。一起落榜的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鼓动洪秀全造反。冯的劝说，符合洪秀全烧糊涂时的梦幻，于是洪天王彻底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老洪决心造反之后，正式改名为洪秀全。据学者潘旭澜分析，洪先生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回顾洪天王走过的这些路，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只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太平天国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幕滑稽剧。甭管什么宗教都是博爱不杀生，洪秀全却不，他就创立这么一个教，叫做拜上帝教，目的是反政府。
兔子见到鹰
中国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约200年，太平天国最终成在两广地区，成为汹涌的波涛发展起来有其深层次原因。英国在广东受了多年压迫，对于广东政府和人民怨气颇深，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对于此地人民的盘剥便开始变本加厉。此处积怨最深。加之，广东人民族观念强，性情刚毅，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广东人民便自发地组织三元里平英团抗击英军。而地方官吏不能处理，压抑人民顺外夷，广西同广东交界，所以两广地区的人仇英仇官便是常事。
作为最早受到资本主义压迫的两广地区，人民一方面要抵抗外力，一方面要反抗政府，转而发展成为一种自觉。两广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两广地区，民间自发组织的抗英活动不断，民间流传着“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说法。
广东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广东人见过真的基督教，人家不信洪天王那一套，于是他辗转到了广西深山里传教。两广地区对于朝廷和洋人的仇恨，可谓一触即发，洪秀全起事的时机比较成熟。1851年老洪金田举事前，朝廷得到密报，派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去平定叛乱。当时林则徐正生病卧床，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病情加重。其子心疼老爸，劝他休息，林则徐回答:我在新疆，两万里冰天雪地里尚且只身持戈从来没有说过苦，现在又怎么会害怕劳累？林则徐并随口写了一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继而继续赶路。带病急行的林则徐最终死于半路。得知林文忠公要来的洪秀全一伙本准备作鸟兽散，结果没想到林文忠公半路离世，这下子一场大戏就开始上演了。
财色与天齐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刚弄一村就建国，这也太失策，一下子把朝廷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可不是小流氓偷鸡摸狗的行为，这可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颠覆政府的大动作，朝廷立马调集重兵进行镇压。
洪秀全在转战中攻下一乡，就自称天王。就是这个打了一个村就建国，打了一个乡就称天王的主，称天王的时候，光嫔妃就有36人，什么叫邪教，就在这里，不光骗财还得骗色，不过那个地方的色大概也没什么。到最后洪秀全80多个妃子，都认不全，只能编号，一号妃二号妃，完全实现数字化管理，清朝嫔妃最多的乾隆爷也只有50多个。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天国重要领导人杨秀清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是有准确的数字记录的。据太平天国多位人士供认，洪秀全耽于女色。1864年湘军收复南京，“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称:“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给我4个妻子。”天王有88个后妃，已经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天王可以日日醉卧温柔乡了。
攻下南京后的洪天王，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全心投入自己的天子生活，天王从41岁进南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正值壮年的洪秀全大小事务全部交给了底下人，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进驻南京后，洪天王每做生日，部下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要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后来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被天王选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京城的3000名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天王府宫中有横直均八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
洪秀全一共拥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永远难以准确统计。据一本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书说，天王府连太监也不设，妃嫔加上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
洪秀全在后妃的管理上，有他过人之处。他的88个后妃，一律没有封号，统称为妻。因妻妾太多，洪秀全自己连姓名都记不住，怎么传唤享用呢？洪秀全来了个古今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创举，数字化依次编号，于是就有了第25妻、第73妻等旷古未闻的名目。至于上千个如花似玉的宫女，更是比妻妾还要等而下之的备用享乐工具，所以连个数字编号都摊不上。洪秀全不理朝政，把精力放在了管理后宫上。后宫女人不敢惹恼天王，太平天国成立之初，“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口号，多少有些可笑。曾国藩捉摸不透他的这位对手，也绝对想不到自己处心积虑剿灭的对象，日日坐享荣华，夜夜在后宫与嫔妃娘娘饮酒笙歌，生活竟是这般模样。
天国要燃烧
在永安，洪秀全重赏手下，封了五个“王”， 这封王的词估计是老洪从戏台上学来的。文盲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应该包括日本，东方各国都归他管；帮会头子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不知道英国听不听他的。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当然包括马来西亚都归他管了；地主韦昌辉是“北王”，这包括俄罗斯的地界都归他管；最后“翼王”石达开，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里学历最高的，武举出身，据说还能写两笔诗，应该不是秘书代笔。洪秀全智商太低，没有驾驭群雄的本领，他的朋友洪大全，谋士冯云山，勇将萧朝贵都战死，更使他失去了灵魂。洪秀全让杨秀清独掌大权，其他人都受他节制。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南王七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这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首义六杰”。
太平天国继续北伐，洪秀全的人马占领南京，改为天京，定为都城。据说这个时候的洪秀全是拥兵50万，战舰上万艘，估计这50万一半是家属，你想他有多少个家属？这个时候，从广西那么个山旮旯里边打到了南京，应该怎么样，北上，直捣黄龙！
洪秀全若是全军北上，拿下京城，不是不可能。问题是洪秀全哪有如此政治智慧，他到了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洪秀全到那儿眼珠子都不够使，小天堂，天堂路就跟这儿开始，该开始造了。洪秀全盖起了豪华天王府，占地面积与北京紫禁城相仿佛，紫禁城可是1300万平方公里的帝国皇宫。洪秀全只占了三座城市，南京、镇江、扬州，就建这么大一个天王府。老百姓讲话叫小人乍富，就忘了自己干什么的，完全是暴发户心理。建了天王府的老洪，终日不理朝政，在天王府里，陪着那些个妃子，业余时间，编一些“天书”。他不见大臣，一见大臣，大臣就该明白天王的水平。朝政就归东王杨秀清等人来管，这腐败的程度也算得上是惊为天人。
蚊子衔秤砣
太平天国最低的官叫两司马，一共管25个人，出门要坐4人抬的轿子。25人去掉一半女人，剩下11个男人，里边还有4个得给他抬轿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那轿子，不行八仙桌倒过来就扛着走。清朝七品知县两人抬的小轿，总督是8抬，皇帝是16抬，皇帝出殡的时候，那个梓宫是128个人抬的。洪秀全的轿子是64抬，杨秀清48人抬，他们一出来南京城就全城戒严，老百姓都得背对着他们的仪仗队，跪在路边，如果你冲撞他的仪仗队，斩首不留。再厉害点的，凌迟，点天灯，把你熬成油，这事多了去，洪秀全的想像力多丰富，滥用私刑。要知道清朝谋大逆才是凌迟，一般人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洪秀全暴虐无度，他还没有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要死，进入南京后，参照天王的佳作《天父诗》，天王反反复复地强调，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就别怪洪天王大开杀戒。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太平军打进南京清除妖人的做法令人发指。清朝官员、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都被当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称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王多如牛毛
天朝的人事任免制度自然就是洪天王说了算。太平天国本是有首义六杰，可是内讧不断。韦昌辉杀掉杨秀清，接着韦昌辉被处死，继而石达开率领精锐部队出走，天国几乎是朝中无人。生性多疑的洪秀全估计被争斗、猜忌伤透了心，干脆任人唯亲，用自家人。“安王”、“福王”分别是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担任，自家人名虽掌权，实则是洪秀全借此希望压制、监视石达开。不过这两人实在太荒唐、愚蠢了，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位。为不引起事端，这两个哥哥虽不做王，但洪秀全依旧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二人一直干预朝政，掌握实权。在太平天国，自家人还是最受信任。洪秀全也敢大胆提拔一些年轻将领，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玕执掌。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秀全家族十多号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粗鄙野蛮，胡作非为，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却又都无计可施。
不仅是任人唯亲，太平天国全无章法可言，完全是由洪秀全说了算，任其恣意妄为。本来太平天国逼走石达开后，洪秀全把军事、行政大权揽在一身，既是皇帝又是军事长官。可是这家伙智慧有限，脑容量有限，军事、行政他一样都管不好，抓在手里也无计可施，过两天就嫌烦，而且为这些事情操心费神，不符合洪天王的秉性，转而甩手交给他人。最可怕的是，太平天国的官爵混乱到了一定地步，甚至开始大肆甩卖。等东、南、西、北、翼王分配完毕后，又出现义、安、福、燕、豫、侯六爵。1857年洪秀全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玕为“干王”。反正干尽这些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事。为了安抚人心，消除诸将领的不满，洪秀全封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为王。洪秀全一方面想削弱李秀成的力量，一方面想多捞些银两，竟然让自己的哥哥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卖给陈一个王位，是为护王。此举一发便不可收拾，其后，王爵大甩卖，一毛钱十一个。“昭王”黄文英说，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达到2700多个。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将搜刮合法化，大建王府，大搞腐败。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恐怕也只有洪天王能够干得出，而且觉得自己赚翻了。天国完全没有章法、制度可言。上层因为毫无斗志，贪图享受，追求这些华而不实的爵位，而且互相争斗，攻伐不休。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苦不堪言。洋洋得意的洪秀全不过是在自掘坟墓而已。
老虎住进城
太平天国王多，排场也大。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天国最低级别的两司马都是乘四人抬的黑轿，开个会，王爷多得数不过来，门口的车位更是没法安排，王爷们轿子找个地方停靠大概不会方便，抬轿子服侍的人员可是多如牛毛，那场面何等威风。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达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
不怪农民要跟天国闹，天国定都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国库。国库就是圣库，全交给他们家，要不然他怎么弄那么大的皇宫，88个媳妇，靠什么养活？那么多王，还有王的美人拿什么养活？那些历来为人们歌颂的天国制度和口号不可信，“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给你地还不收粮，不收粮他吃什么，而且还得比你吃得好，满朝文武靠什么养？无非是让太平军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作的工具，农民除了自己的口粮，其他一切都要上缴国库，尽最大可能地剥夺底层劳动人民的成果。洪秀全想通过这个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要建立，就是原始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要是这么实现了，麻烦了，就回到中世纪了。
不管是地皮刮下来，还是粮食，财宝，都进了大小王爷和地方官的腰包，太平军的各个领袖都是财大气粗，到处都是大兴土木，讲究排场，奢侈糜烂，有人曾经记录下在太平天国王府的见闻，那些人的吃穿用度远非农民可以想象，据说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凡各器物可用银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全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短短时间内，太平天国的“王爷”们个个富可敌国。
家家都关门
太平天国干的事现今依旧无法想象。太平军所到之处，没别的，孔庙、岳王庙、关帝庙、佛寺一扫无余。尤其是洪秀全倾尽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是被炸掉的，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好多名家藏书楼藏书全给毁了，书不是烧了，就是浇了，或者扔粪坑里，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册扫荡殆尽。中国文化彻底给连根刨，多少名家藏书楼藏书毁于一旦。洪秀全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完全是仇视的。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用自己的一套取而代之。而洪天王推崇的一套就是自己的那套《天条书》、《天父诗》，如此之流。洪天王大量地造字，造词，采用了很多的方言俚语，而且洪天王一直有一个宏愿便是自己出题考别人。
难怪曾文正公讲，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只要你还认字的，还坐得下去吗？坐在书斋里的，都该起来跟这帮邪教徒干一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你想反清，你想号召汉族人来反清，曾国藩比他棋高一着。我不谈民族，我保卫的是中国文化。要把文化毁掉，就是把中国连根刨掉。
可惜大清军队八旗绿营全是无用之兵，英法联军打不过，人家洋枪洋炮咱不说。这农民钉耙锄头粪叉子也干不过，朝廷每年数百万有用之饷，养此数十万无用之兵，正规军靠不上。朝廷号召各地办团练，曾文正公毁家纾难，组建湘军，去跟他们作战。 湘军本是地方团练，咸丰初年，各地暴乱，官兵不仅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朝廷知道官兵无力承担剿匪的重任，只得奖励团练 。曾国藩的湘军，强调军队素质，他招人的时候，不要地痞流氓，都是些健壮朴实之人，保持着我国农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在编制上，比较科学，有自己的营制；而且曾国藩尤其注重湘军的精神教育，维护名教伦常是曾国藩对于湘军的要求；曾国藩的营官都是任用了一些儒生，这种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精神纠正了绿营的习气；曾国藩的军饷高出绿营一倍，每次出征，曾国藩的补给都很充足；湘军多是湖南人，曾国藩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加强队伍的团结。曾国藩的治兵之道，令整个清朝的队伍为之一新。
自有降魔人
出兵前，曾文正公发表《讨粤匪檄》，大意是说:从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都重名教和伦常，君臣父子关系，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如同帽子和鞋不能倒置一样。但是太平天国的那帮人，盗来外夷那套，自称崇尚天主教，自立君主，自封臣相，从君相到兵卒奴役都以兄弟相称，除了把天称为父以外，其他都以兄弟姊妹互称。而且不能自己耕作不缴纳赋税，谓之都是天王的田；商人不能自己做买卖留下余钱，谓之货也是天王的；士不能读诵孔子之经，因为有别于耶稣的新约；中国数千年的人伦礼仪，《诗》、《书》典籍，都扫荡殆尽。这不是我大清以来的变数，是名教 开辟以来前所未有的事。孔孟在九泉之下痛哭，凡是读书识字的人，怎么可以袖手旁观，不思有为呢？自古以来，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然有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也往往敬畏鬼神。李自成到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文昌。粤匪焚烧所到之处，都是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人，也将安放供奉他们的地方玷污，让他们的身像残缺；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烧，无像不灭；这些行径，神鬼共愤，希望此次出征能够雪此之耻。
本来，洪秀全起事的时候，西方人特别高兴，罗马教廷特别派了主教到中国来考察。这玩意要成功了，世界上一下子增加四亿基督徒，多好啊。谁知，主教一到这儿就气死了，这哪叫基督教，上帝弄一个二儿子，这是什么事呀，简直是侮辱我们的宗教信仰！主教说教皇要是能管得着洪秀全，早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
太平天国带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政府因为顾及到太平天国内战，无心与外敌对抗，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是太平天国，其次才是一战、二战。太平天国使中国的人口由原来的4亿减到了2.4亿。
太平天国死亡人数【求真相】在此处刊登广告 1851年1月11日，37岁的广东人洪秀全在偏僻的广西金田村揭竿而起，自封天王，号称“太平天国”。两年后他杀进南京，直到1864年南京城破之前服毒自杀，席卷大半个中国几近十四年。
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洪秀全屡试不第，图谋造反之前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惟一的同伴冯云山到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因为进展不快，生活艰苦，仅仅几个月他就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经艰辛在紫荆山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使得拜上帝会迅速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他这个教主则以找两广总督救人的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善于相术的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造反的旗号，以后的一切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三十六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八十八人（也有说一百零八人），还有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从此，只有四十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9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这样的“天国”，到底是谁的“天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恐怕仅次于1938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
发生在1856年的一幕幕血腥屠杀，说是“杨韦内讧”，其实更是“洪杨内讧”。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父子为“万岁”。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他们认为最厉害的对手。他回京指责韦昌辉杀虐太重，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下令杀了韦及亲信二百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书中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但没有说究竟死了多少人。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如果尊重史实而不是凭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据史学家说压根就没实行过。“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只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而已。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后期（1859年4月22日）来到南京的洪仁秈的确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但一个迷信、狭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么可能实行他的《资政新篇》呢？何况那时离1864年的覆灭已为时不远。
大致上，中国农民起义只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区别，而没有其他不同。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代表了失败的一类，刘邦——朱元璋等代表了成功的一类。
刘邦是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中崛起的一支农民军领袖，史书说这个小小的“亭长”少有大志，哪是什么“志”啊？——他看见秦始皇出巡的气派脱口而出——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做人就要做皇帝啊！在击败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盖世枭雄项羽后，他建立了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汉朝，西汉、东汉前??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又起来要颠覆它，在摇摇晃晃中它还在曹操的覆巢之下存在了好多年。我们也许只记得刘邦是皇帝，而忘了他的出身——他曾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另一个成功的典型是朱元璋，他是一贫如洗的安徽凤阳人，做过乞丐、和尚，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中崛起，击败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张士诚等，北逐蒙古草原，南征云南边陲，在江南成就一代帝业，开创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刘家王朝与朱家王朝可以说前后辉映，刘、朱两姓就占据了中国编年史上重要的七百年。
汉朝和明朝开国之初，确实也有过一些新气象，比如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等，但即使在他们最开明的时期也伴随着大杀功臣元勋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因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与一个开明能干的皇帝、一个刚刚兴起的王朝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人民的幸福不可能在皇帝的身上找到，如果农民起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皇帝，如果好皇帝能给我们以自由、幸福，两千年来我们早就是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了。
无论是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在龙座上撒尿的宣统，两千年来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不仅没有把我们带入一个做人的时代，反而让我们一直跪在王权的脚下，做一个奴隶也不得。鲁迅先生在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两字，他把一部中国史分成两半，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诚哉斯言！
由此我想起如果陈胜、吴广得了天下，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做稳了他的大顺皇帝，大顺也和大汉、大明一样绵延几百年又会怎么样？陈胜、吴广完全可能与刘邦、项羽一样火并大杀一场，胜者王，败者死。至于李自成坐稳了龙位，恐怕连朱元璋也比不上，朱元璋在大功告成之前还懂得爱惜人才，如果不是接受刘伯温、高升等人的主张，他是不可能战胜群雄的。而李自成在仓皇离京之时、离一统山河实在还远得很的时候，就听信谗言杀了最有战略眼光的李岩，因为李岩也姓“李”，怕“十八子坐天下”的民谣应验在此“李”的身上，这样迷信、这样残忍的人，我们能指望他做了皇帝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正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反昏君贪官，不反明君清官，难怪几千年来虽然农民暴动不断，但始终没有推动过历史进步。即使帝制崩溃之后，从袁世凯、张勋的旧权威主义到新权威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
三
如果说东西方文明有什么差距，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这里。十八世纪美国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山呼海啸一般的农民暴动，即使打着上帝的旗号，也只是数千年中国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又一次恶性循环而已。洪秀全他们头脑中除了权力、除了美女、除了无穷的享乐，还有什么？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和阿Q在土谷祠中所梦想的一切。
说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个已过去的神话。就算北伐成功，就算没有杨韦内讧，没有石达开出走，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太平天国”也只不过成为中国多少个朝代中的一个，在漫长的编年史上添一个洪家王朝而已。
洪、杨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蛮、无道、残忍、反文化，比哪个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难，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们对立面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虽然捍卫了专制、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他们也保护了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如果让洪秀全一统天下，只会比满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将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而且由于同是汉人政权，推翻起来将更费劲。当然，还没成气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气候的。
即使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不就是中国史上多了个李自成或朱元璋吗？在根本上不可能触动千年相续的专制政体本身。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水浒中国，水浒是一切农民起义的缩影，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盛会就是一个绝对的等级制度的典型象征。何况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算他们既反贪官，又反昏君，他们也不可能反对明君清官，更不可能在这一模式之外寻找新的出路。所以几千年来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改变什么，从政治制度、经济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没有任何变动。
四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一脉相承，农民揭竿而起的目的无非是求生存，求做稳奴隶罢了，至多不过是个别领袖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中国历史的上空始终回荡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声音。漫漫几千年的长夜，几乎从来没人对此提出疑问，没人想过在改朝换代之外寻求新的出路。古老的农业文明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虽然已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又谈何容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只能出现洪秀全，洪秀全就是陈胜、吴广，是黄巢、李自成，他打着宗教旗号，创立了拜上帝教。而东汉末年的张角早就以太平道教开始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莲教等也史不绝书。
与洪秀全同时代的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等到他了解到大量事实真相，1862年，这位思想巨人作出了这样明晰的论断——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读太平天国史确实令人心情沉重，不管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还是内乱，它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马克思一语中的，洪秀全追求的只是“改朝换代”。虽然他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能建立的又是谁的“天国”？洪秀全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作出了明白不过的回答。
“老湘营”王錱部一共3000人，在江西战场常常击败数万太平军，几次大战杀敌上万人，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太平军相互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
陈玉成为了歼灭湘军李续宾部5000人，动用了十几万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天降大雾，李续宾部就差点成功突围。
1862年金陵雨花台大战，李秀成、李世贤动用了20万人，围攻曾国荃2万人，围攻46天，伤亡几万人，也没打下来。
湘军刚开始主要靠捐纳。也就是买个候补官阶。后来遍地是官，买的人越来越少，就开始强行派捐、劝捐、勒捐，主要针对湘省士绅地主。后来湖南设了厘金局，但单靠湖南一省财力，军饷依然捉襟见肘，湘军因此头几年兵力一直很少，最有名的战将如王錱、刘腾鸿、李续宾手下都不过千人上下。王錱曾经想扩军一万，曾国藩以筹饷困难为由拒绝，引发了两人的大矛盾。和太平军动辄几万几十万人相比，湘军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这决定了湘军在攻城时只能掘壕久困，野战时疲于奔命，四处救火。
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并克复武昌之后，常常拿出一些饷银接济各路湘军。同时厘金作为一种新税源，已经在各地实行。湘军人数才渐渐增多。但到1857年，王錱手下也才3000人，1858年，李续宾手下也才6000人。李续宾部队在三河之战中全军覆没，让湘军元气大伤。但由于此时湘鄂两省已经成为湘军稳固的财源基地，所以湘军没有花很长时间又恢复了元气。
1861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湘军获得了充足的饷银，但到1862年金陵雨花台46天大战时，面对李秀成、李世贤的20万人马轮番围攻，曾国荃全军也才两万人。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根以后，也拨出大量经费接济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最后两年，湘军人数扩张很快，但当时已经没有很大的仗打了。
可以说在整个战争中间，湘军最大的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饷银短缺。饷银短缺限制了湘军不能迅速扩张，也决定了战局必然旷日持久。假设湘军初创时期能得到充足饷银的话，短期内如果能扩军到5万人，如果湘军总兵力能达到太平军总兵力的1/10，那么以湘军的战斗力，两三年就可以踏平太平天国，根本不用拖到十几年。
据《中国人口史》统计的南方七省人口死亡数字：
江苏战前4471万人，死亡1679万，比例37.5%。浙江战前3027万人，死亡1630万，比例53.8%。安徽战前3738.6万人，死亡1700万，比例45.5%。福建战前1621万人，死亡449万，比例27.7%。江西战前2428万，死亡1172万，比例48.3%。湖北战前2218.7万人，死亡500万，比例22.5%。湖南战前2180.9万人人，死亡200 万，比例9.2%。以上7省战前19687.3万人，死亡7330万，比例37.2%。如加上广东、山东、陕西等省死亡人口更多。
清朝末年，除以上七省死亡7330万，西部***战争引起的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死亡多达2200万。光绪大灾造成的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五省人口死亡2290万。以上合计死亡人口11840万。如果加上未统计省份，总数不会少于1.2亿人。战前的1851年中国人口总数为4.36亿，死亡人口占战前人口的24.7%。
大屠杀。常州6天死亡5万人。苏州城被屠十之二三，自杀十之二三，然后是瘟疫流行，人口去半。苏州府战前有人口654.3万，战后仅余229万，损失425万。
浙江杭州府，一次受屠14万人。贼围城三月，粮尽，民饿死者约六七十万人。城破后又遇屠杀和瘟疫。鱼池积尸，两岸皆平。据中国人口史统计，杭州府战前有人口372万人，战后仅余72万，人口损失80.6%。富春江以南地区人口损失率约为60%，江北的幸存者只有5%。江南地区从宋朝开始，一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起义后，整个江南全面破败。只剩一座南京城作为天京。
戴逸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前20年的 1830年（起义发生在1851年）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29%，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西欧五国的GDP总和占29％，与中国持平。太平天国40年后的1900年，中国的GDP只占世界的6％。这一数据能看出，太平天国让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极贫弱的国家。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仍然达不到太平天国前。
太平天国有动摇清朝的作用，但是以死亡1.2亿人，让中国经济全面崩溃为代价的。此后，列强更视中国软弱可欺。
太平天国后直接导致清军事改制，地方军开始取代中央军。非但如此，太平天国对中国富饶的南方大面积的摧毁，中国在太平天国前，GDP 名列前茅，而太平天国之后，中国在世界GDP 领先的地位才开始下降，并被西方超过。太平天国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打击是无法估量的。太平天国让中国经济崩溃，政治无法统一，军事上各自为战。甲午战争是太平天国后三十多年了，“地方军阀割据”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当时的海军和陆军，各派互相见死不救，各派都试图“保护自己的实力”。
而日本，尽管日本维新皇军和幕军打了一阵子，但最后，日本国家小，建立的体制是比清朝更***的“军国主义”，有点类似当年的“解放军”，步调完全一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清朝失败的根源。
简单说，甲午战争，清朝败给日本，是因为中国人的窝里斗。
同样的，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灭亡，也是因为窝里斗。太平天国初期的六年中，太平军死亡约四千，但在1856年，韦昌辉杀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之后，相互屠杀，共死亡两万人。接下来，石达开来天京惩罚韦昌辉，太平天国互相残杀十几万人。
实力大减，四分五裂的太平天国，只剩下灭亡一途，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进行大屠杀，南京最多有百万人，到1889年，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曾国藩这个儒教名人，因此有了“曾剃头”的外号。现在，曾国藩大有被平反之势。
中国人的窝里斗没有停止在太平天国和清朝。
民国期间继续内斗，以至于外蒙丢失，实在可惜可恨，要知道，当时的俄国不再是铁板一块，俄国在进行“革命换代”，外蒙因此没有俄国的靠山，而向当时的民国求援。如果当时孙文不搞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民国当时团结一致，不但可以保住外蒙，甚至可以收复部分在俄国的领土。
有人怀不可告人之目的借此全部否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及50年来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成果,渲染所谓太平天国“杀人如麻”的记录,认为太平天国只造成破坏,不会建设,不如曾国藩等人有作为,曾国藩给太平天国画上句号是“对中国的重大贡献”。这股妖风在诸论坛越刮越臭，为了清新空气，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几点辩驳意见,以求理清事实,正本清源,还太平天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摧毁在当时乃至今天仍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对寺庙宇观的摧毁、传统封建迷信的破除和焚毁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上。对寺庙宇观的摧毁十分普遍。在湖北武昌,“贼不信诸神及浮屠氏,遇寺观辄火之,目为妖庙”[1](p11);在安徽,“贼勒焚神像,藏匿者有罪”;在南京, “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1](p11);在浙江绍兴,“贼最恶神佛,遇祠庙,必毁,否则以刀砍塑像,或以粪污除之,目为土妖”[1] (p12)。在焚毁儒家经典方面,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文书一概焚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2](p232)当时文人有诗记载焚毁情形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3](p735)对传统封建迷信活动的禁绝,有县志记载:“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首翼逆自临江来分……禁民……焚香……犯者黥面,反缚游行。”[4]当时文人日记中也载:“城匪示禁……绝纸马之类,限以三月。”[5]天王禁律诏旨还提出禁绝邪教、邪色、烟、戏、堪舆、卜筮、祝、命、相、女巫、女妖等19项。[6]
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封建迷信的打击和禁毁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太平天国禁偶像崇拜和封建迷信活动,对代表儒家文化的四书五经的焚毁,其主要目的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可从其遇到封建文人的疯狂反扑中略见一斑。曾国藩打着尊孔卫道的旗帜,攻击太平天国使“士不能诵孔子经……此岂独我大清之变,实开辟名教以来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又焉可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7]两者之间实际上出现了一场是反对还是维护封建旧传统的斗争。应该说,洪秀全视孔孟为妖魔,斥儒家经典为“妖书邪说”,不惜动用各种手段进行摧毁,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一次强烈冲击,体现了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同时对太平天国军民而言,也是一次思想解放。专为曾国藩收集太平军情报的张德坚曾评价说:“凡从贼稍久逃出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遇不恕向官辄杀之,盖由染习已深。”[2](p327)连当时仇视太平天国的著名文人汪士铎对此也充分肯定,他批评“圣人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诬民”,是“同于僧道同一邪术以怵民”,太平军“去此之功德不在禹下,所以苟延残喘于数年之久”。[8]
其次,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在不同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整体而言,以摧毁寺庙宇观和神像木偶最为彻底。太平天国许多政策前后常有变化,唯独此一政策前后相通,从未中断。但洪秀全等人对儒家文化代表孔子并未全盘否定,同样是宣传禁绝摧毁,但在执行中有时对孔庙有一定的区别对待,如在湖南“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1](p11),浙江温岭“尽毁神庙,惟圣庙及朱子庙无损”。[1](p11)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编造孔子被皇上帝斥责,被捆绑遭鞭笞被迫下跪求饶的一副狼狈相的同时,又肯定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得下凡”。[9]表明洪秀全仍肯定儒学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对孔子的贡献也并非一笔勾销。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禁绝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说来经历了推崇—怀疑—否定—重新推崇的过程。当他要推翻清朝统治时,对儒学的批判多于继承,当他要自己“开创新朝”时,对儒学的继承多于批判。天京事变后,儒学地位仍在提高,并日益成为拜上帝教的主干成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一概否定。太平天国由于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对传统文化过多地重于物质武器的批判,却缺乏科学的批判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简单的打击并不能禁绝儒家思想的流传。洪秀全等人采取禁焚的粗暴方式否定儒家文化的结果,既造成了对传统文明一定程度的破坏,极不可取,又杜绝了当时争取文人学子参加起义的可能性,尤其给封建卫道士曾国藩可乘之机,李秀成在自述中就曾把“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视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在禁毁的同时,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许多书籍,如《三字经》、《太平救世歌》、《太平礼制》等仍一再宣扬和强调儒家的纲常名教。后来,洪秀全终于决定删改四书五经,公开在辖区发行,但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太平天国对封建迷信活动的打击也不可能进行到底,迷信活动在太平军中尤其在后期仍然很盛行,如1862年浙江太平军因各处“瘟疫大发,死无算”,而出现向神佛“祈禳”的情形。[10](p707)又如“常城匪疾亦祀神斋佛,原拟摈废纸马,各店仍卖者坐罚,至此禁弛”。[11](p450)这同样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局限性所致。
再次,太平天国一方面企图打破被称为“死妖”的旧的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新的偶像崇拜——拜上帝,尤其是要树立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洪秀全力图把上帝变为人们心中的偶像,希望人们像从前崇拜偶像一样崇拜上帝,唤起人民的宗教热忱。但拜上帝毕竟是来自异域的文化渊源,难以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而且宗教本身既是一种刺激剂更是一种麻醉剂,愈到后来麻醉剂成分愈多,何况几千年来中国缺乏宗教传统。实际上农民阶级也不可能真正彻底毁灭偶像崇拜。后期的上帝教更日益沦为洪秀全个人偶像崇拜的工具。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二
关于清朝官方及其文人、西方列强极力鼓吹,在当代又被某些人大肆渲染的所谓太平天国破坏江南经济和生灵涂炭的现象也应具体分析。
第一,这次运动造成南方地区的破坏程度确实比较大,据曾国藩奏报江南一带受战乱影响的情形:“自汝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楮之上,编苇葺茅,棚高三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徽州、汝州、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月不逢一人。”[12](p178)“舒(城)、庐 (州)、六(安)、寿(州)、凤(阳)、定(远)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12](p178)在与友人书中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民众。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12] (p180)但应该注意,运动造成的损失在当时乃至后来都存在有意无意地夸大的情况。以太平天国期间的人口损失为例,近人陈恭禄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首倡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以上”之说,近年仍有学者将《东华录》同治三年(1864年)25 674万与咸丰元年(1851年)43 189万人进行对比,得出“十四年中剧减40%”,“中国人口下降到惊人的程度”的结论。但据王育民在《清代人口考辩》中推算出同治十二年人口为37 206.4万人,较咸丰元年减少5 983.2万人,下降13.9%。后来又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辩证》一文中,通过对方志记载的测算,推算出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太平天国期间人口损耗为5 160.8万人,湖北、江西、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人口损耗估计数为1 757.4万人,总计损耗为6918.2万人。而与同治十二年四川、奉天、山东等省较动乱前合计增加1697.5万人口增减相抵后,实际人数为37 968.9万人,较咸丰元年43 789.6万人减少5 220.7万人,下降12%。可知咸同年间全国人口的损耗,大致在五六千万左右[13],以往的说法有过分夸大的现象,由此可管窥到其他方面的概貌。
第二,在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大动乱中,对南方社会经济和人口造成的损失,应由太平天国负责任的仅是一小部分,主要应归之于清政府、清朝军队及后期的中外联军。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曾提出:如果将曾国藩的话改为“‘受害于兵者十之七八,受害于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实了”。[12](p180)这种评价入木三分。
对此可做如下阐释:
太平天国革命本身是被清政府逼出来的正义的行动。正是因为腐败的清王朝固步自封,不愿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才会有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就说:“予意当时既无洪秀全,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14]历史曾经赋予被压迫者以造反方式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的权利,这种运动的存在无疑具有合理性。后人没有理由怀疑或否认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当性95和必要性。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在给美国最高检察官的信函中就明确提出:“凡战争的责任,当归之于引起战争的戎首(即清方——引者),而不能归之于拔刀抵抗侵略者、放逐篡窃者或对无效率的与残酷压迫之政权施以最后救药者(即太平军——引者)。”[15]严明的军纪与律条决定了太平军对人民与社会生产造成破坏的有限性。如天令六十二条中规定:“凡无故杀害外小者斩。(外小即对老百姓的特别称呼——引者)凡焚烧外小房屋者斩。凡掳掠外小房屋者斩。凡犯第七天条(第七天条即‘不好奸淫邪乱’,包括奸淫妇女、吸食鸦片、唱邪歌等 ——引者),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强奸妇如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男女同犯天条,男女皆斩。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者斩。”[16](P1282~1283)其他如《太平条规》、《原道救世歌》、《千字诏》、《醒世文》、《天情道理书》、《天条书》对太平军的军纪律令也分别有详细的规定。像太平军这样如此详细、严密的军令在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是首屈一指的。这可以反证太平军军纪有充分的法律条文保障,远胜于以往。太平天国前期(即天京事变以前)军纪十分严明。在此仅略举几例:太平军在湖南时,曾国藩在与各州县绅耆书中称:“……遂有一种莠言,称颂粤寇,反谓其不奸淫,反谓其不焚掠,反谓其不屠杀,愚民无知,一唱百和。”[17](p103)太平军在湖北时,“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掳劫之局为之一变:始则专掳城市,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以获得衣物散给贫者,而散谣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贫者方毕贼来,藉可肥己……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18]太平军进南京时,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当时情形道: “安民出一严令:同安民家安民,何官安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无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故癸好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9](p486)对此,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地。……傍江之民,安之若素。”[12](p439)对太平军进行考察过的外国人称赞太平军的记载也为数不少,在此不再赘述。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朝纲紊乱,组织复杂, 清军降军众多,太平军军纪有所松弛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太平军中出现了“害群之马”。李秀成自述称“刘(官方)古(隆贤)赖(文鸿)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作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前起义至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19](p499)后来又有地方上的土匪、枪船势力渗透进入太平军,加之因战事而失散的部队仍打着太平军旗号劫掠乡村,更有强盗土匪,纠集成群假冒太平军以威吓乡民,而一般群众难以分辨,都委罪于太平军。实际上害民更多的是这些势力。当时外国传教士麦高文撰文说:“其致令人民受灾劫最惨者,非官军及太平军,而为毫无管制的土匪。土匪有临时铤而走险的,也有常年惯匪。……每当一城失守,种种毁坏、强奸、抢劫——所有加之于太平军的罪行,皆土匪所为。……人称土匪为‘本地妖魔’。”[20]但忠王李秀成率领的部队爱民如故,军纪军规仍获得一片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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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当时的文人记载中会出现大量描述太平军掳掠百姓,甚至滥杀无辜的记录以至今日仍有人反复进行炒作呢?据简又文先生考证,分别有4条原因和4条准则:由当地人民或难民中仇恨太平军者,恶意制造以泄其愤者,或有因小事发生,辗转讹传,逐渐夸张而成大事者;由于清吏因政治军事关系,蓄意诬蔑而凭空捏造或故意传播谣言,加重其恶劣程度,以诋毁太平军,冀煽动人民及外人一致敌对之;上海是此种污蔑太平军军纪的谣言制造厂,而制造人则是一班中外市侩奸商;当时有计划、有宗旨专门制造兼利用此种谰言谣言最得力的以上海英国军政当局为首。至于大肆丑化、诋大肆丑化、诋毁太平军的主要方式分别是:凡清军的暴行极力掩饰;太平军稍有不足,极力暴露,不惜夸大其辞,言过其实;凡一概有损于太平军的谣言,不问是非,尽量采录;常常无中生有,凭空杜撰,或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掩盖真相。[16](p1348~1352)第三,关于清军及中外联军大肆屠杀人民,破坏社会经济的史料记载更数不胜数,下面仅略引述,以观其概貌并与太平军进行比较。1.八旗清军的暴行。当太平军进攻湖北时,“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21]曾国藩也说:“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在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17](p1417)又如江南大营的清军,“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观,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22]2. 湘军大肆劫掠滥杀无辜的情形。谭嗣同在评价湘军时说:“湘军以戮民为主。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分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 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23](p345)范文澜也指出:“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就是全城生命财物,顿时化为乌有。”[12](p438)英国副领事富礼赐也说:“前在安庆,清军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留存,长江为无首之尸体填塞。以前,我常以为太平军实是强盗性质,但看过了两方面许多之后,我对于清军方面亦无较好的印象。” [16](p1526)又如在南京,湘军入城后,罪孽与灾祸随之俱来。他们到处放火、劫掠,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虏,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斩之为戏,掳奸女人少女,大致40岁以下、1096岁以上者,悉遭奸淫,死难妇女难以计数。30年后,谭嗣同至金陵,见到的情景是:“顷杀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也。’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23](p466)湘军杀人完全是在其统帅曾国藩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如攻吉安时,曾国藩提出:“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24](p388)他又在一封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24](p726)当安庆被攻陷后,他听说全城太平军“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时,在信中表示“差快人心”。[24](p769)当他听说李鸿章在苏州大量杀降时,他又在信中表示: “此间近世,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24](p1061)像这样一个真正“杀人如麻”、专以杀人为快的“曾剃头”竟被人说成对中国有重大贡献,又不知根据何在?3.淮军及中外联军在江南的肆虐。淮军一出世就在英法列强全副武装下走上了打击太平军的战场。其暴虐行为与外国侵略军不相上下。当时的报纸记载:“自从普洛特提督阵亡之后,法军即有如恶鬼,滥行屠戮男女老少居民。真理要求我们承认,英国士兵也犯了同样令人憎恶的野蛮罪行,不但对太平军如此,就是对于那些无力的无辜居民也是一样。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但事实的确如此,太平军从未对于那些落到他们手中的欧洲人进行过报复行为。”[25] (p424)据呤口利记载,李鸿章在向洋人报告自己执行的任务时,曾提出可以割下1 300名太平军的左耳献馘。程学启在占领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杀了几百个和平居民用以充数。据不完全统计,1863年7月29日,中外联军占领吴江县时,程学启杀俘虏3000余人,随后攻占苏州时竟又屠杀降兵20000余人。12月占领无锡时被杀居民不下6000人。1864年4月联军占领江阴时,至少有8000人(其中大多是乡民)被杀死。5月份占领常州时,守军及其家属10000多人被杀。[16](p1464~1473)。
通过太平军与清军及后期的中外联军的对比,我们可更加清楚地看到清军在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及滥杀无辜的情形远甚于太平军,太平军只杀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且数量有限,而清军则喜杀无辜百姓,甚至以杀人多少为衡量战绩的主要标准,湘淮军统帅竟专以杀人为快。后人在重读这段历史时,应有所鉴别,有所比较,并探究根源,理清真相,倘若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讹传讹,不说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对历史及历史创造者的不公,更失去了史家应有的人文关怀。
三
有人认为太平天国不仅造成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和人口的大量损失,而且“在当时的情形下,清政府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魏源等提出的维新建议”,而由于太平天国打乱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步骤,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因此它“不是推动,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我们认为这些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腐败的清政府能否带领中国走上近代化之路呢?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有一部分经世派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括后起的曾国藩等提出了一些变革的主张,但正如崔之清先生分析的那样:“经世派是一支具有一定社会和阶级基础的潜在政治势力,而曾国藩之流又是其中保守与反动的一翼。从阶级本质上看,他们和腐败无能的满清权贵集团并无区别,也没有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而且,彼此互相渗透与转化,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及权势的膨胀,经世派也逐渐转变为权贵势力。”[26](p133)鸦片战争的失败,对经世派官僚是一个沉重打击,林则徐、姚莹等爱国官员遭到贬斥,龚自珍逝世。曾国藩后来也说,道光晚年,言路闭塞,九卿科道皆不敢议论朝廷政事得失,形成了沉闷僵化的政局。[26](p133)年老力衰的道光帝,因战争大失“天朝”体面,唯求天下太平,于是上下敷衍欺瞒,制造安宁太平的假象,沉醉于歌舞升平中,政治腐败,两极分化严重。那种认为当时清政府很快会接受维新主张的看法根本是一厢情愿。
太平天国真的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吗?实际上,太平天国在所统辖区内的建设卓有成效。苏杭一带,农业生产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妨把太平天国期间与清政府撤退和重新占领时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1865年1月上海报纸发表了一位到产地去调查生丝产量的商人的话:“在白齐文到南京去的时候,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槽’。我不禁想到现在我要去寻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繁荣产丝地区中的桑树是徒劳的。”[27](p566~568)连长期敌视太平天国的《中国邮报》也不得不说:“断言太平军占据的地区正是赤地千里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他们占领了生丝的主要产区浙江湖州,长期以来运到上海的生丝大部分来自他们的占领区;绿茶产区杭州和安徽太平也有相同的情况。……农作情况要比清政府统治时期好!”[28](p65)1860年5月太平军占领产丝的主要地区苏州后,丝的出口增至88 754包,创历年出口最高值,随97后两年分别有73 322包和83 264包。同时茶的出口也从1860年6 600万磅激增至1863年的11 900万磅。呤口利说:“这些统计数字比任何历史和依据更有力地证明了是谁破坏了太平天国以前的土地,太平军据有并治理有价值的产丝地区的时候,丝的生产和出口数目之大为前所未有。可是英国把这些产地化为战场,并驱走太平军以后,丝的产量就马上跌到太平军统治时期的半数了( 46 863包和41 728包)。”[25](p697~698)苏州是当时的商业中心,“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乱时倍蓰”。其他市镇也“繁荣兴旺,贸易发达”。如盛泽镇 “居房达五千户以上,商店鳞次栉比。……各项消费品都极为充斥”,无锡“各镇口热闹如城市”,东亭镇“商贾往来如织,小市遂为雄镇”,宜兴大浦镇“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余”。《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也评价说:“一般说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那些未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农民的状况是有所改善的。……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无论是商业或农业部门,租税负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像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泛滥成灾,而且显得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29](p319)这种认识在西方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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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吗?这种看法更不能成立。实际上太平天国开创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加速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太平天国给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上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呤口利说,“太平天国使中国人抛弃了两千多年来一直牢牢扎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邪恶和民族陋习,那种因循墨守,闭关隔绝,冷淡麻木,不可救药的中国不得不向这个新兴的力量缴械投降,不得不向这位无名的教师洪秀全低头屈服,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积习,古代圣贤的名教格言,世代相仍的放荡淫逸和偶像崇拜全部涤除于一旦”。[25] (p243)同时代的外国人评价道:“古老的中华帝国正从若干年的沉睡中复活,擦掉眼里的尘埃,疲倦地打着呵欠,注视着它周边的民族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欧洲人和美国人相信,这个国家已从内部开始活动了,这些有生命力的迹象使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更充满希望。”[30](p123)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在论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时也说:“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14]
其二,太平天国政权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且远远超过盲目排外的清王朝。太平天国的法律规定,外国人在辖区游历或“经营商业均可自由出入,随意进退”。呤口利说:“他们既然开放了全部领域,准许外国人自由来往和通商,那么他们将来也一定会同样开放全国的领域的。太平天国已经将清政府对待‘外夷’和‘洋鬼’的闭关政策和排外政策一变而为亲善友好的政策了。现代欧洲的各种进步事物可以源源输入中国。”[25](p262)他们还主张“输入欧洲的科学和工业——这些似乎永远都是他们的主要愿望和决心”。连林绍璋这样没有太大作为的将领,也 “熟悉地理和机械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插图的参考书,他们是经常研究这些学问的”。[31]其他如李世贤、谭绍光等人也对西方物质文明怀有浓厚的兴趣。第一位留美的中国人容闳与干王洪仁多有交情,认为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从而视他为通晓西学的知音。洪秀全虽不了解西学,但“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31]这与盲目排外的咸丰帝形成鲜明反差。
其三,太平天国提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政新篇》,并且在“师夷长技”上也走在最前列。有人极力否认《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联系,将其说成是洪仁个人经历的产物。实际上,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以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向,是中国社会先进阶层的共同主张。当时提出近代化主张的不仅有《资政新篇》,还有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容闳向洪仁提出的七条近代化建议等等,说明已是当时一种流行趋势。而且太平天国后期,已经开始军事近代化活动,比洋务派的行动早几年,1860年洪仁就向天王建议用巨款“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组成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与湘军水师争衡于长江之上。李秀成与中外联军对峙时,“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1863年8月,他缴获了轮船“高桥号”,立即下令抽调将士教练“西兵之法”,还设置专事修理西方武器的“洋枪官”。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韦俊等将帅都组建了直属的洋枪队,配置大批洋枪洋炮。因此在考察洋务运动的源头时,不能抹煞与忽视太平天国的社会实践。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崔之清先生评价说:“可以预测,太平天国如果取得胜利,一定会倾力投入近代化国防和生产建设,在变革深度和广度上可能比洋务运动更胜一筹,《资政新篇》的构想当可部分付诸实施。”[31]
其四,太平天国运动客观上使以曾左李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势力得以壮大并保有足够的权力,从而推动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勃兴,促成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正式萌动。因此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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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广东花县人。他爹是邻近诸村的保正 ，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他有两个哥哥，三兄弟中唯有他读书求功名。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从13岁考到30多岁，考了四次，都未能考上秀才。洪秀全学问太陋，总是达不到小学毕业水平。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收选了500首天王大作，其中476首是洪秀全进入南京头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叫妻妾宫女们背诵。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天父的诗，是洪天父订的 “十该打”条规: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
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
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
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
眼左望右九该打。 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诗17、诗18)
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诗197)
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诗237)
因何当睡又不睡，因何不当睡又睡。
因何不顾主顾睡，因何到今还敢睡。(诗294)
看毕天王创作的这些诗歌，大家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四次参加科举都考不上。天王在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坐馆当私塾先生，教小孩识字和基础文化知识，私塾先生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此类老童生的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罢了。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举，并再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这回现大了。精神、心理受到巨大打击的洪秀全，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发烧做梦，据说梦见了上帝。洪秀全梦里的上帝是个黑袍，背一把龙泉剑的白胡子老头。进过教堂的人看见过耶稣像、圣母像，上帝是什么模样？上帝是个灵，没有形象。洪秀全见到的大概是太上老君。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跟他交谈，没准上帝也会讲客家话。反正就这么个人，把龙泉宝剑交给他，让他到人间斩邪留正，并且跟洪秀全说你是我的二儿子。上帝唯一的儿子应该是耶稣基督，他非说是上帝的二儿子，这容易让上帝解释不清楚，人品败坏，满口诳语嘛。烧糊涂了的洪秀全依稀记得一本宣扬基督教的小册子上有天主上帝几个字，经过本土改良，他开始小范围传播他的“教”。这应该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
不过，洪天王勇气实在可嘉。1842年，洪秀全第四次参加了科举考试，却依旧不尽如人意，榜上无名。一起落榜的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鼓动洪秀全造反。冯的劝说，符合洪秀全烧糊涂时的梦幻，于是洪天王彻底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老洪决心造反之后，正式改名为洪秀全。据学者潘旭澜分析，洪先生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回顾洪天王走过的这些路，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只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太平天国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幕滑稽剧。甭管什么宗教都是博爱不杀生，洪秀全却不，他就创立这么一个教，叫做拜上帝教，目的是反政府。
兔子见到鹰
中国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约200年，太平天国最终成在两广地区，成为汹涌的波涛发展起来有其深层次原因。英国在广东受了多年压迫，对于广东政府和人民怨气颇深，好不容易打了胜仗，对于此地人民的盘剥便开始变本加厉。此处积怨最深。加之，广东人民族观念强，性情刚毅，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广东人民便自发地组织三元里平英团抗击英军。而地方官吏不能处理，压抑人民顺外夷，广西同广东交界，所以两广地区的人仇英仇官便是常事。
作为最早受到资本主义压迫的两广地区，人民一方面要抵抗外力，一方面要反抗政府，转而发展成为一种自觉。两广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两广地区，民间自发组织的抗英活动不断，民间流传着“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说法。
广东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广东人见过真的基督教，人家不信洪天王那一套，于是他辗转到了广西深山里传教。两广地区对于朝廷和洋人的仇恨，可谓一触即发，洪秀全起事的时机比较成熟。1851年老洪金田举事前，朝廷得到密报，派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去平定叛乱。当时林则徐正生病卧床，接到命令后星夜兼程，病情加重。其子心疼老爸，劝他休息，林则徐回答:我在新疆，两万里冰天雪地里尚且只身持戈从来没有说过苦，现在又怎么会害怕劳累？林则徐并随口写了一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继而继续赶路。带病急行的林则徐最终死于半路。得知林文忠公要来的洪秀全一伙本准备作鸟兽散，结果没想到林文忠公半路离世，这下子一场大戏就开始上演了。
财色与天齐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刚弄一村就建国，这也太失策，一下子把朝廷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这可不是小流氓偷鸡摸狗的行为，这可是性质严重的反革命颠覆政府的大动作，朝廷立马调集重兵进行镇压。
洪秀全在转战中攻下一乡，就自称天王。就是这个打了一个村就建国，打了一个乡就称天王的主，称天王的时候，光嫔妃就有36人，什么叫邪教，就在这里，不光骗财还得骗色，不过那个地方的色大概也没什么。到最后洪秀全80多个妃子，都认不全，只能编号，一号妃二号妃，完全实现数字化管理，清朝嫔妃最多的乾隆爷也只有50多个。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天国重要领导人杨秀清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是有准确的数字记录的。据太平天国多位人士供认，洪秀全耽于女色。1864年湘军收复南京，“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后称:“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给我4个妻子。”天王有88个后妃，已经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天王可以日日醉卧温柔乡了。
攻下南京后的洪天王，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全心投入自己的天子生活，天王从41岁进南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11年中从未迈出过京城一步。正值壮年的洪秀全大小事务全部交给了底下人，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进驻南京后，洪天王每做生日，部下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要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后来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被天王选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京城的3000名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天王府宫中有横直均八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
洪秀全一共拥有多少个女人，恐怕永远难以准确统计。据一本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书说，天王府连太监也不设，妃嫔加上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美女，陪侍洪秀全一个男人。
洪秀全在后妃的管理上，有他过人之处。他的88个后妃，一律没有封号，统称为妻。因妻妾太多，洪秀全自己连姓名都记不住，怎么传唤享用呢？洪秀全来了个古今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创举，数字化依次编号，于是就有了第25妻、第73妻等旷古未闻的名目。至于上千个如花似玉的宫女，更是比妻妾还要等而下之的备用享乐工具，所以连个数字编号都摊不上。洪秀全不理朝政，把精力放在了管理后宫上。后宫女人不敢惹恼天王，太平天国成立之初，“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口号，多少有些可笑。曾国藩捉摸不透他的这位对手，也绝对想不到自己处心积虑剿灭的对象，日日坐享荣华，夜夜在后宫与嫔妃娘娘饮酒笙歌，生活竟是这般模样。
天国要燃烧
在永安，洪秀全重赏手下，封了五个“王”， 这封王的词估计是老洪从戏台上学来的。文盲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应该包括日本，东方各国都归他管；帮会头子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不知道英国听不听他的。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当然包括马来西亚都归他管了；地主韦昌辉是“北王”，这包括俄罗斯的地界都归他管；最后“翼王”石达开，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里学历最高的，武举出身，据说还能写两笔诗，应该不是秘书代笔。洪秀全智商太低，没有驾驭群雄的本领，他的朋友洪大全，谋士冯云山，勇将萧朝贵都战死，更使他失去了灵魂。洪秀全让杨秀清独掌大权，其他人都受他节制。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南王七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这就是所谓太平天国的“首义六杰”。
太平天国继续北伐，洪秀全的人马占领南京，改为天京，定为都城。据说这个时候的洪秀全是拥兵50万，战舰上万艘，估计这50万一半是家属，你想他有多少个家属？这个时候，从广西那么个山旮旯里边打到了南京，应该怎么样，北上，直捣黄龙！
洪秀全若是全军北上，拿下京城，不是不可能。问题是洪秀全哪有如此政治智慧，他到了南京。南京是六朝古都，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洪秀全到那儿眼珠子都不够使，小天堂，天堂路就跟这儿开始，该开始造了。洪秀全盖起了豪华天王府，占地面积与北京紫禁城相仿佛，紫禁城可是1300万平方公里的帝国皇宫。洪秀全只占了三座城市，南京、镇江、扬州，就建这么大一个天王府。老百姓讲话叫小人乍富，就忘了自己干什么的，完全是暴发户心理。建了天王府的老洪，终日不理朝政，在天王府里，陪着那些个妃子，业余时间，编一些“天书”。他不见大臣，一见大臣，大臣就该明白天王的水平。朝政就归东王杨秀清等人来管，这腐败的程度也算得上是惊为天人。
蚊子衔秤砣
太平天国最低的官叫两司马，一共管25个人，出门要坐4人抬的轿子。25人去掉一半女人，剩下11个男人，里边还有4个得给他抬轿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那轿子，不行八仙桌倒过来就扛着走。清朝七品知县两人抬的小轿，总督是8抬，皇帝是16抬，皇帝出殡的时候，那个梓宫是128个人抬的。洪秀全的轿子是64抬，杨秀清48人抬，他们一出来南京城就全城戒严，老百姓都得背对着他们的仪仗队，跪在路边，如果你冲撞他的仪仗队，斩首不留。再厉害点的，凌迟，点天灯，把你熬成油，这事多了去，洪秀全的想像力多丰富，滥用私刑。要知道清朝谋大逆才是凌迟，一般人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洪秀全暴虐无度，他还没有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要死，进入南京后，参照天王的佳作《天父诗》，天王反反复复地强调，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就别怪洪天王大开杀戒。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太平军打进南京清除妖人的做法令人发指。清朝官员、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都被当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称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王多如牛毛
天朝的人事任免制度自然就是洪天王说了算。太平天国本是有首义六杰，可是内讧不断。韦昌辉杀掉杨秀清，接着韦昌辉被处死，继而石达开率领精锐部队出走，天国几乎是朝中无人。生性多疑的洪秀全估计被争斗、猜忌伤透了心，干脆任人唯亲，用自家人。“安王”、“福王”分别是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担任，自家人名虽掌权，实则是洪秀全借此希望压制、监视石达开。不过这两人实在太荒唐、愚蠢了，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位。为不引起事端，这两个哥哥虽不做王，但洪秀全依旧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二人一直干预朝政，掌握实权。在太平天国，自家人还是最受信任。洪秀全也敢大胆提拔一些年轻将领，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玕执掌。洪仁玕，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秀全家族十多号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粗鄙野蛮，胡作非为，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却又都无计可施。
不仅是任人唯亲，太平天国全无章法可言，完全是由洪秀全说了算，任其恣意妄为。本来太平天国逼走石达开后，洪秀全把军事、行政大权揽在一身，既是皇帝又是军事长官。可是这家伙智慧有限，脑容量有限，军事、行政他一样都管不好，抓在手里也无计可施，过两天就嫌烦，而且为这些事情操心费神，不符合洪天王的秉性，转而甩手交给他人。最可怕的是，太平天国的官爵混乱到了一定地步，甚至开始大肆甩卖。等东、南、西、北、翼王分配完毕后，又出现义、安、福、燕、豫、侯六爵。1857年洪秀全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玕为“干王”。反正干尽这些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事。为了安抚人心，消除诸将领的不满，洪秀全封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为王。洪秀全一方面想削弱李秀成的力量，一方面想多捞些银两，竟然让自己的哥哥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卖给陈一个王位，是为护王。此举一发便不可收拾，其后，王爵大甩卖，一毛钱十一个。“昭王”黄文英说，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达到2700多个。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将搜刮合法化，大建王府，大搞腐败。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恐怕也只有洪天王能够干得出，而且觉得自己赚翻了。天国完全没有章法、制度可言。上层因为毫无斗志，贪图享受，追求这些华而不实的爵位，而且互相争斗，攻伐不休。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苦不堪言。洋洋得意的洪秀全不过是在自掘坟墓而已。
老虎住进城
太平天国王多，排场也大。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天国最低级别的两司马都是乘四人抬的黑轿，开个会，王爷多得数不过来，门口的车位更是没法安排，王爷们轿子找个地方停靠大概不会方便，抬轿子服侍的人员可是多如牛毛，那场面何等威风。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达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
不怪农民要跟天国闹，天国定都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国库。国库就是圣库，全交给他们家，要不然他怎么弄那么大的皇宫，88个媳妇，靠什么养活？那么多王，还有王的美人拿什么养活？那些历来为人们歌颂的天国制度和口号不可信，“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给你地还不收粮，不收粮他吃什么，而且还得比你吃得好，满朝文武靠什么养？无非是让太平军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作的工具，农民除了自己的口粮，其他一切都要上缴国库，尽最大可能地剥夺底层劳动人民的成果。洪秀全想通过这个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如果要建立，就是原始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中国要是这么实现了，麻烦了，就回到中世纪了。
不管是地皮刮下来，还是粮食，财宝，都进了大小王爷和地方官的腰包，太平军的各个领袖都是财大气粗，到处都是大兴土木，讲究排场，奢侈糜烂，有人曾经记录下在太平天国王府的见闻，那些人的吃穿用度远非农民可以想象，据说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凡各器物可用银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全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短短时间内，太平天国的“王爷”们个个富可敌国。
家家都关门
太平天国干的事现今依旧无法想象。太平军所到之处，没别的，孔庙、岳王庙、关帝庙、佛寺一扫无余。尤其是洪秀全倾尽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是被炸掉的，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好多名家藏书楼藏书全给毁了，书不是烧了，就是浇了，或者扔粪坑里，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册扫荡殆尽。中国文化彻底给连根刨，多少名家藏书楼藏书毁于一旦。洪秀全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完全是仇视的。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用自己的一套取而代之。而洪天王推崇的一套就是自己的那套《天条书》、《天父诗》，如此之流。洪天王大量地造字，造词，采用了很多的方言俚语，而且洪天王一直有一个宏愿便是自己出题考别人。
难怪曾文正公讲，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只要你还认字的，还坐得下去吗？坐在书斋里的，都该起来跟这帮邪教徒干一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你想反清，你想号召汉族人来反清，曾国藩比他棋高一着。我不谈民族，我保卫的是中国文化。要把文化毁掉，就是把中国连根刨掉。
可惜大清军队八旗绿营全是无用之兵，英法联军打不过，人家洋枪洋炮咱不说。这农民钉耙锄头粪叉子也干不过，朝廷每年数百万有用之饷，养此数十万无用之兵，正规军靠不上。朝廷号召各地办团练，曾文正公毁家纾难，组建湘军，去跟他们作战。 湘军本是地方团练，咸丰初年，各地暴乱，官兵不仅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朝廷知道官兵无力承担剿匪的重任，只得奖励团练 。曾国藩的湘军，强调军队素质，他招人的时候，不要地痞流氓，都是些健壮朴实之人，保持着我国农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在编制上，比较科学，有自己的营制；而且曾国藩尤其注重湘军的精神教育，维护名教伦常是曾国藩对于湘军的要求；曾国藩的营官都是任用了一些儒生，这种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精神纠正了绿营的习气；曾国藩的军饷高出绿营一倍，每次出征，曾国藩的补给都很充足；湘军多是湖南人，曾国藩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加强队伍的团结。曾国藩的治兵之道，令整个清朝的队伍为之一新。
自有降魔人
出兵前，曾文正公发表《讨粤匪檄》，大意是说:从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都重名教和伦常，君臣父子关系，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如同帽子和鞋不能倒置一样。但是太平天国的那帮人，盗来外夷那套，自称崇尚天主教，自立君主，自封臣相，从君相到兵卒奴役都以兄弟相称，除了把天称为父以外，其他都以兄弟姊妹互称。而且不能自己耕作不缴纳赋税，谓之都是天王的田；商人不能自己做买卖留下余钱，谓之货也是天王的；士不能读诵孔子之经，因为有别于耶稣的新约；中国数千年的人伦礼仪，《诗》、《书》典籍，都扫荡殆尽。这不是我大清以来的变数，是名教 开辟以来前所未有的事。孔孟在九泉之下痛哭，凡是读书识字的人，怎么可以袖手旁观，不思有为呢？自古以来，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然有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也往往敬畏鬼神。李自成到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文昌。粤匪焚烧所到之处，都是先毁庙宇，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人，也将安放供奉他们的地方玷污，让他们的身像残缺；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烧，无像不灭；这些行径，神鬼共愤，希望此次出征能够雪此之耻。
本来，洪秀全起事的时候，西方人特别高兴，罗马教廷特别派了主教到中国来考察。这玩意要成功了，世界上一下子增加四亿基督徒，多好啊。谁知，主教一到这儿就气死了，这哪叫基督教，上帝弄一个二儿子，这是什么事呀，简直是侮辱我们的宗教信仰！主教说教皇要是能管得着洪秀全，早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
太平天国带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7000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清政府因为顾及到太平天国内战，无心与外敌对抗，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是太平天国，其次才是一战、二战。太平天国使中国的人口由原来的4亿减到了2.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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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尤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是一个神话。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洪秀全屡试不第，图谋造反之前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惟一的同伴冯云山到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因为进展不快，生活艰苦，仅仅几个月他就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经艰辛在紫荆山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使得拜上帝会迅速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他这个教主则以找两广总督救人的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善于相术的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造反的旗号，以后的一切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洪秀全还没有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三十六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八十八人（也有说一百零八人），还有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从此，只有四十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9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这样的“天国”，到底是谁的“天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恐怕仅次于1938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
发生在1856年的一幕幕血腥屠杀，说是“杨韦内讧”，其实更是“洪杨内讧”。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父子为“万岁”。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他们认为最厉害的对手。他回京指责韦昌辉杀虐太重，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下令杀了韦及亲信二百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路走去。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书中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但没有说究竟死了多少人。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如果尊重史实而不是凭空妄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代表的绝对不是什么先进、进步的文明，而是愚昧、野蛮、迷信的代名词，与“向西方探求真理”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只是借了基督教的一些名词装神弄鬼，煽动、欺骗、愚弄贫苦大众跟他造反。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据史学家说压根就没实行过。“天下一家，同享太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只是骗人的美丽谎言而已。说穿了，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天国”而已。后期（1859年4月22日）来到南京的洪仁秈的确对西方文明有所了解，但一个迷信、狭隘、自私、昏庸、荒淫的洪秀全又怎么可能实行他的《资政新篇》呢？何况那时离1864年的覆灭已为时不远。
大致上，中国农民起义只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也就是成功或者失败的区别，而没有其他不同。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代表了失败的一类，刘邦——朱元璋等代表了成功的一类。
刘邦是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中崛起的一支农民军领袖，史书说这个小小的“亭长”少有大志，哪是什么“志”啊？——他看见秦始皇出巡的气派脱口而出——大丈夫生当如此也！换句话说——做人就要做皇帝啊！在击败了“彼可取而代之”的盖世枭雄项羽后，他建立了第二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汉朝，西汉、东汉前??另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又起来要颠覆它，在摇摇晃晃中它还在曹操的覆巢之下存在了好多年。我们也许只记得刘邦是皇帝，而忘了他的出身——他曾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另一个成功的典型是朱元璋，他是一贫如洗的安徽凤阳人，做过乞丐、和尚，在元朝末年的红巾军大起义中崛起，击败了其他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张士诚等，北逐蒙古草原，南征云南边陲，在江南成就一代帝业，开创了明朝近三百年的基业。刘家王朝与朱家王朝可以说前后辉映，刘、朱两姓就占据了中国编年史上重要的七百年。
汉朝和明朝开国之初，确实也有过一些新气象，比如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等，但即使在他们最开明的时期也伴随着大杀功臣元勋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因此在他们身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个腐朽没落的王朝与一个开明能干的皇帝、一个刚刚兴起的王朝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都不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人民的幸福不可能在皇帝的身上找到，如果农民起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皇帝，如果好皇帝能给我们以自由、幸福，两千年来我们早就是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了。
无论是教“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还是在龙座上撒尿的宣统，两千年来多少大大小小的皇帝不仅没有把我们带入一个做人的时代，反而让我们一直跪在王权的脚下，做一个奴隶也不得。鲁迅先生在历史中读出了“吃人”两字，他把一部中国史分成两半，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诚哉斯言！
由此我想起如果陈胜、吴广得了天下，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做稳了他的大顺皇帝，大顺也和大汉、大明一样绵延几百年又会怎么样？陈胜、吴广完全可能与刘邦、项羽一样火并大杀一场，胜者王，败者死。至于李自成坐稳了龙位，恐怕连朱元璋也比不上，朱元璋在大功告成之前还懂得爱惜人才，如果不是接受刘伯温、高升等人的主张，他是不可能战胜群雄的。而李自成在仓皇离京之时、离一统山河实在还远得很的时候，就听信谗言杀了最有战略眼光的李岩，因为李岩也姓“李”，怕“十八子坐天下”的民谣应验在此“李”的身上，这样迷信、这样残忍的人，我们能指望他做了皇帝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正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反昏君贪官，不反明君清官，难怪几千年来虽然农民暴动不断，但始终没有推动过历史进步。即使帝制崩溃之后，从袁世凯、张勋的旧权威主义到新权威主义我们都耳熟能详。
三
如果说东西方文明有什么差距，中国和西方先进国家的巨大差距首先就在这里。十八世纪美国就成功地完成了在泱泱大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实践，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发生的山呼海啸一般的农民暴动，即使打着上帝的旗号，也只是数千年中国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的又一次恶性循环而已。洪秀全他们头脑中除了权力、除了美女、除了无穷的享乐，还有什么？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和阿Q在土谷祠中所梦想的一切。
说洪秀全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之一，最多只是一个已过去的神话。就算北伐成功，就算没有杨韦内讧，没有石达开出走，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太平天国”也只不过成为中国多少个朝代中的一个，在漫长的编年史上添一个洪家王朝而已。
洪、杨在未得天下之前，就如此迷信、野蛮、无道、残忍、反文化，比哪个王朝都不如。即使成功地建立起洪家王朝也只能是民族的灾难，文明的倒退。站在洪秀全他们对立面的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虽然捍卫了专制、腐败无能、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但他们也保护了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如果让洪秀全一统天下，只会比满清政府更糟，古老的文化将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而且由于同是汉人政权，推翻起来将更费劲。当然，还没成气候就妻妾成群的洪秀全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大气候的。
即使洪秀全进北京坐了龙廷，不就是中国史上多了个李自成或朱元璋吗？在根本上不可能触动千年相续的专制政体本身。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水浒中国，水浒是一切农民起义的缩影，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盛会就是一个绝对的等级制度的典型象征。何况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算他们既反贪官，又反昏君，他们也不可能反对明君清官，更不可能在这一模式之外寻找新的出路。所以几千年来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没有改变什么，从政治制度、经济方式、价值观念等都没有任何变动。
四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一脉相承，农民揭竿而起的目的无非是求生存，求做稳奴隶罢了，至多不过是个别领袖改朝换代的工具。在中国历史的上空始终回荡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声音。漫漫几千年的长夜，几乎从来没人对此提出疑问，没人想过在改朝换代之外寻求新的出路。古老的农业文明到十九世纪中叶之后，虽然已逐渐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要真正步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又谈何容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只能出现洪秀全，洪秀全就是陈胜、吴广，是黄巢、李自成，他打着宗教旗号，创立了拜上帝教。而东汉末年的张角早就以太平道教开始他“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造反生涯，明教、白莲教等也史不绝书。
与洪秀全同时代的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等到他了解到大量事实真相，1862年，这位思想巨人作出了这样明晰的论断——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读太平天国史确实令人心情沉重，不管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还是内乱，它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全国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直接和间接死于战争，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马克思一语中的，洪秀全追求的只是“改朝换代”。虽然他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帜，要在地上建立“天国”，但是一个“魔鬼”的化身能建立的又是谁的“天国”？洪秀全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作出了明白不过的回答。
如果湘军早期能获得充足饷银，太平天国寿命或许不过两三年
湘军对阵太平军往往以少胜多，在战场上1000湘军常常可以重创五倍以上太平军。“老湘营”王錱部一共3000人，在江西战场常常击败数万太平军，几次大战杀敌上万人，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太平军相互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
陈玉成为了歼灭湘军李续宾部5000人，动用了十几万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天降大雾，李续宾部就差点成功突围。
1862年金陵雨花台大战，李秀成、李世贤动用了20万人，围攻曾国荃2万人，围攻46天，伤亡几万人，也没打下来。
湘军刚开始主要靠捐纳。也就是买个候补官阶。后来遍地是官，买的人越来越少，就开始强行派捐、劝捐、勒捐，主要针对湘省士绅地主。后来湖南设了厘金局，但单靠湖南一省财力，军饷依然捉襟见肘，湘军因此头几年兵力一直很少，最有名的战将如王錱、刘腾鸿、李续宾手下都不过千人上下。王錱曾经想扩军一万，曾国藩以筹饷困难为由拒绝，引发了两人的大矛盾。和太平军动辄几万几十万人相比，湘军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这决定了湘军在攻城时只能掘壕久困，野战时疲于奔命，四处救火。
胡林翼任湖北巡抚并克复武昌之后，常常拿出一些饷银接济各路湘军。同时厘金作为一种新税源，已经在各地实行。湘军人数才渐渐增多。但到1857年，王錱手下也才3000人，1858年，李续宾手下也才6000人。李续宾部队在三河之战中全军覆没，让湘军元气大伤。但由于此时湘鄂两省已经成为湘军稳固的财源基地，所以湘军没有花很长时间又恢复了元气。
1861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湘军获得了充足的饷银，但到1862年金陵雨花台46天大战时，面对李秀成、李世贤的20万人马轮番围攻，曾国荃全军也才两万人。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根以后，也拨出大量经费接济他的老师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最后两年，湘军人数扩张很快，但当时已经没有很大的仗打了。
可以说在整个战争中间，湘军最大的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饷银短缺。饷银短缺限制了湘军不能迅速扩张，也决定了战局必然旷日持久。假设湘军初创时期能得到充足饷银的话，短期内如果能扩军到5万人，如果湘军总兵力能达到太平军总兵力的1/10，那么以湘军的战斗力，两三年就可以踏平太平天国，根本不用拖到十几年。
太平天国将中国推向深渊
过去我们只知道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但没人告诉我们它给中国人带来了多大的灾难。据《中国人口史》统计的南方七省人口死亡数字：
江苏战前4471万人，死亡1679万，比例37.5%。浙江战前3027万人，死亡1630万，比例53.8%。安徽战前3738.6万人，死亡1700万，比例45.5%。福建战前1621万人，死亡449万，比例27.7%。江西战前2428万，死亡1172万，比例48.3%。湖北战前2218.7万人，死亡500万，比例22.5%。湖南战前2180.9万人人，死亡200 万，比例9.2%。以上7省战前19687.3万人，死亡7330万，比例37.2%。如加上广东、山东、陕西等省死亡人口更多。
清朝末年，除以上七省死亡7330万，西部***战争引起的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死亡多达2200万。光绪大灾造成的陕西、山西、河南、直隶、山东五省人口死亡2290万。以上合计死亡人口11840万。如果加上未统计省份，总数不会少于1.2亿人。战前的1851年中国人口总数为4.36亿，死亡人口占战前人口的24.7%。
大屠杀。常州6天死亡5万人。苏州城被屠十之二三，自杀十之二三，然后是瘟疫流行，人口去半。苏州府战前有人口654.3万，战后仅余229万，损失425万。
浙江杭州府，一次受屠14万人。贼围城三月，粮尽，民饿死者约六七十万人。城破后又遇屠杀和瘟疫。鱼池积尸，两岸皆平。据中国人口史统计，杭州府战前有人口372万人，战后仅余72万，人口损失80.6%。富春江以南地区人口损失率约为60%，江北的幸存者只有5%。江南地区从宋朝开始，一直是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但太平天国起义后，整个江南全面破败。只剩一座南京城作为天京。
戴逸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前20年的 1830年（起义发生在1851年）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29%，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西欧五国的GDP总和占29％，与中国持平。太平天国40年后的1900年，中国的GDP只占世界的6％。这一数据能看出，太平天国让中国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极贫弱的国家。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仍然达不到太平天国前。
太平天国有动摇清朝的作用，但是以死亡1.2亿人，让中国经济全面崩溃为代价的。此后，列强更视中国软弱可欺。
太平天国后直接导致清军事改制，地方军开始取代中央军。非但如此，太平天国对中国富饶的南方大面积的摧毁，中国在太平天国前，GDP 名列前茅，而太平天国之后，中国在世界GDP 领先的地位才开始下降，并被西方超过。太平天国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打击是无法估量的。太平天国让中国经济崩溃，政治无法统一，军事上各自为战。甲午战争是太平天国后三十多年了，“地方军阀割据”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严重，当时的海军和陆军，各派互相见死不救，各派都试图“保护自己的实力”。
而日本，尽管日本维新皇军和幕军打了一阵子，但最后，日本国家小，建立的体制是比清朝更***的“军国主义”，有点类似当年的“解放军”，步调完全一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清朝失败的根源。
简单说，甲午战争，清朝败给日本，是因为中国人的窝里斗。
同样的，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灭亡，也是因为窝里斗。太平天国初期的六年中，太平军死亡约四千，但在1856年，韦昌辉杀杨秀清及亲信6千余人，之后，相互屠杀，共死亡两万人。接下来，石达开来天京惩罚韦昌辉，太平天国互相残杀十几万人。
实力大减，四分五裂的太平天国，只剩下灭亡一途，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入“天京”后，进行大屠杀，南京最多有百万人，到1889年，光绪登基时，南京也还不到50万！ 曾国藩这个儒教名人，因此有了“曾剃头”的外号。现在，曾国藩大有被平反之势。
中国人的窝里斗没有停止在太平天国和清朝。
民国期间继续内斗，以至于外蒙丢失，实在可惜可恨，要知道，当时的俄国不再是铁板一块，俄国在进行“革命换代”，外蒙因此没有俄国的靠山，而向当时的民国求援。如果当时孙文不搞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民国当时团结一致，不但可以保住外蒙，甚至可以收复部分在俄国的领土。
铁血里的一个回复
文中胡说八道成分很多，应该是历史盲胡作乱画的，针对文章作者不针对楼主。有人怀不可告人之目的借此全部否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及50年来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成果,渲染所谓太平天国“杀人如麻”的记录,认为太平天国只造成破坏,不会建设,不如曾国藩等人有作为,曾国藩给太平天国画上句号是“对中国的重大贡献”。这股妖风在诸论坛越刮越臭，为了清新空气，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几点辩驳意见,以求理清事实,正本清源,还太平天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摧毁在当时乃至今天仍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对寺庙宇观的摧毁、传统封建迷信的破除和焚毁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上。对寺庙宇观的摧毁十分普遍。在湖北武昌,“贼不信诸神及浮屠氏,遇寺观辄火之,目为妖庙”[1](p11);在安徽,“贼勒焚神像,藏匿者有罪”;在南京, “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1](p11);在浙江绍兴,“贼最恶神佛,遇祠庙,必毁,否则以刀砍塑像,或以粪污除之,目为土妖”[1] (p12)。在焚毁儒家经典方面,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文书一概焚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2](p232)当时文人有诗记载焚毁情形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3](p735)对传统封建迷信活动的禁绝,有县志记载:“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首翼逆自临江来分……禁民……焚香……犯者黥面,反缚游行。”[4]当时文人日记中也载:“城匪示禁……绝纸马之类,限以三月。”[5]天王禁律诏旨还提出禁绝邪教、邪色、烟、戏、堪舆、卜筮、祝、命、相、女巫、女妖等19项。[6]
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封建迷信的打击和禁毁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太平天国禁偶像崇拜和封建迷信活动,对代表儒家文化的四书五经的焚毁,其主要目的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可从其遇到封建文人的疯狂反扑中略见一斑。曾国藩打着尊孔卫道的旗帜,攻击太平天国使“士不能诵孔子经……此岂独我大清之变,实开辟名教以来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又焉可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7]两者之间实际上出现了一场是反对还是维护封建旧传统的斗争。应该说,洪秀全视孔孟为妖魔,斥儒家经典为“妖书邪说”,不惜动用各种手段进行摧毁,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一次强烈冲击,体现了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同时对太平天国军民而言,也是一次思想解放。专为曾国藩收集太平军情报的张德坚曾评价说:“凡从贼稍久逃出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遇不恕向官辄杀之,盖由染习已深。”[2](p327)连当时仇视太平天国的著名文人汪士铎对此也充分肯定,他批评“圣人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诬民”,是“同于僧道同一邪术以怵民”,太平军“去此之功德不在禹下,所以苟延残喘于数年之久”。[8]
其次,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在不同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整体而言,以摧毁寺庙宇观和神像木偶最为彻底。太平天国许多政策前后常有变化,唯独此一政策前后相通,从未中断。但洪秀全等人对儒家文化代表孔子并未全盘否定,同样是宣传禁绝摧毁,但在执行中有时对孔庙有一定的区别对待,如在湖南“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1](p11),浙江温岭“尽毁神庙,惟圣庙及朱子庙无损”。[1](p11)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编造孔子被皇上帝斥责,被捆绑遭鞭笞被迫下跪求饶的一副狼狈相的同时,又肯定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得下凡”。[9]表明洪秀全仍肯定儒学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对孔子的贡献也并非一笔勾销。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禁绝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说来经历了推崇—怀疑—否定—重新推崇的过程。当他要推翻清朝统治时,对儒学的批判多于继承,当他要自己“开创新朝”时,对儒学的继承多于批判。天京事变后,儒学地位仍在提高,并日益成为拜上帝教的主干成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一概否定。太平天国由于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对传统文化过多地重于物质武器的批判,却缺乏科学的批判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简单的打击并不能禁绝儒家思想的流传。洪秀全等人采取禁焚的粗暴方式否定儒家文化的结果,既造成了对传统文明一定程度的破坏,极不可取,又杜绝了当时争取文人学子参加起义的可能性,尤其给封建卫道士曾国藩可乘之机,李秀成在自述中就曾把“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视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在禁毁的同时,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许多书籍,如《三字经》、《太平救世歌》、《太平礼制》等仍一再宣扬和强调儒家的纲常名教。后来,洪秀全终于决定删改四书五经,公开在辖区发行,但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太平天国对封建迷信活动的打击也不可能进行到底,迷信活动在太平军中尤其在后期仍然很盛行,如1862年浙江太平军因各处“瘟疫大发,死无算”,而出现向神佛“祈禳”的情形。[10](p707)又如“常城匪疾亦祀神斋佛,原拟摈废纸马,各店仍卖者坐罚,至此禁弛”。[11](p450)这同样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局限性所致。
再次,太平天国一方面企图打破被称为“死妖”的旧的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新的偶像崇拜——拜上帝,尤其是要树立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洪秀全力图把上帝变为人们心中的偶像,希望人们像从前崇拜偶像一样崇拜上帝,唤起人民的宗教热忱。但拜上帝毕竟是来自异域的文化渊源,难以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而且宗教本身既是一种刺激剂更是一种麻醉剂,愈到后来麻醉剂成分愈多,何况几千年来中国缺乏宗教传统。实际上农民阶级也不可能真正彻底毁灭偶像崇拜。后期的上帝教更日益沦为洪秀全个人偶像崇拜的工具。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二
关于清朝官方及其文人、西方列强极力鼓吹,在当代又被某些人大肆渲染的所谓太平天国破坏江南经济和生灵涂炭的现象也应具体分析。
第一,这次运动造成南方地区的破坏程度确实比较大,据曾国藩奏报江南一带受战乱影响的情形:“自汝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楮之上,编苇葺茅,棚高三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徽州、汝州、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月不逢一人。”[12](p178)“舒(城)、庐 (州)、六(安)、寿(州)、凤(阳)、定(远)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12](p178)在与友人书中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民众。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12] (p180)但应该注意,运动造成的损失在当时乃至后来都存在有意无意地夸大的情况。以太平天国期间的人口损失为例,近人陈恭禄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首倡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以上”之说,近年仍有学者将《东华录》同治三年(1864年)25 674万与咸丰元年(1851年)43 189万人进行对比,得出“十四年中剧减40%”,“中国人口下降到惊人的程度”的结论。但据王育民在《清代人口考辩》中推算出同治十二年人口为37 206.4万人,较咸丰元年减少5 983.2万人,下降13.9%。后来又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辩证》一文中,通过对方志记载的测算,推算出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太平天国期间人口损耗为5 160.8万人,湖北、江西、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人口损耗估计数为1 757.4万人,总计损耗为6918.2万人。而与同治十二年四川、奉天、山东等省较动乱前合计增加1697.5万人口增减相抵后,实际人数为37 968.9万人,较咸丰元年43 789.6万人减少5 220.7万人,下降12%。可知咸同年间全国人口的损耗,大致在五六千万左右[13],以往的说法有过分夸大的现象,由此可管窥到其他方面的概貌。
第二,在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大动乱中,对南方社会经济和人口造成的损失,应由太平天国负责任的仅是一小部分,主要应归之于清政府、清朝军队及后期的中外联军。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曾提出:如果将曾国藩的话改为“‘受害于兵者十之七八,受害于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实了”。[12](p180)这种评价入木三分。
对此可做如下阐释:
太平天国革命本身是被清政府逼出来的正义的行动。正是因为腐败的清王朝固步自封,不愿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才会有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就说:“予意当时既无洪秀全,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14]历史曾经赋予被压迫者以造反方式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的权利,这种运动的存在无疑具有合理性。后人没有理由怀疑或否认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当性95和必要性。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在给美国最高检察官的信函中就明确提出:“凡战争的责任,当归之于引起战争的戎首(即清方——引者),而不能归之于拔刀抵抗侵略者、放逐篡窃者或对无效率的与残酷压迫之政权施以最后救药者(即太平军——引者)。”[15]严明的军纪与律条决定了太平军对人民与社会生产造成破坏的有限性。如天令六十二条中规定:“凡无故杀害外小者斩。(外小即对老百姓的特别称呼——引者)凡焚烧外小房屋者斩。凡掳掠外小房屋者斩。凡犯第七天条(第七天条即‘不好奸淫邪乱’,包括奸淫妇女、吸食鸦片、唱邪歌等 ——引者),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强奸妇如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男女同犯天条,男女皆斩。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者斩。”[16](P1282~1283)其他如《太平条规》、《原道救世歌》、《千字诏》、《醒世文》、《天情道理书》、《天条书》对太平军的军纪律令也分别有详细的规定。像太平军这样如此详细、严密的军令在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是首屈一指的。这可以反证太平军军纪有充分的法律条文保障,远胜于以往。太平天国前期(即天京事变以前)军纪十分严明。在此仅略举几例:太平军在湖南时,曾国藩在与各州县绅耆书中称:“……遂有一种莠言,称颂粤寇,反谓其不奸淫,反谓其不焚掠,反谓其不屠杀,愚民无知,一唱百和。”[17](p103)太平军在湖北时,“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掳劫之局为之一变:始则专掳城市,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以获得衣物散给贫者,而散谣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贫者方毕贼来,藉可肥己……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18]太平军进南京时,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当时情形道: “安民出一严令:同安民家安民,何官安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无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故癸好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9](p486)对此,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地。……傍江之民,安之若素。”[12](p439)对太平军进行考察过的外国人称赞太平军的记载也为数不少,在此不再赘述。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朝纲紊乱,组织复杂, 清军降军众多,太平军军纪有所松弛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太平军中出现了“害群之马”。李秀成自述称“刘(官方)古(隆贤)赖(文鸿)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作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前起义至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19](p499)后来又有地方上的土匪、枪船势力渗透进入太平军,加之因战事而失散的部队仍打着太平军旗号劫掠乡村,更有强盗土匪,纠集成群假冒太平军以威吓乡民,而一般群众难以分辨,都委罪于太平军。实际上害民更多的是这些势力。当时外国传教士麦高文撰文说:“其致令人民受灾劫最惨者,非官军及太平军,而为毫无管制的土匪。土匪有临时铤而走险的,也有常年惯匪。……每当一城失守,种种毁坏、强奸、抢劫——所有加之于太平军的罪行,皆土匪所为。……人称土匪为‘本地妖魔’。”[20]但忠王李秀成率领的部队爱民如故,军纪军规仍获得一片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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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当时的文人记载中会出现大量描述太平军掳掠百姓,甚至滥杀无辜的记录以至今日仍有人反复进行炒作呢?据简又文先生考证,分别有4条原因和4条准则:由当地人民或难民中仇恨太平军者,恶意制造以泄其愤者,或有因小事发生,辗转讹传,逐渐夸张而成大事者;由于清吏因政治军事关系,蓄意诬蔑而凭空捏造或故意传播谣言,加重其恶劣程度,以诋毁太平军,冀煽动人民及外人一致敌对之;上海是此种污蔑太平军军纪的谣言制造厂,而制造人则是一班中外市侩奸商;当时有计划、有宗旨专门制造兼利用此种谰言谣言最得力的以上海英国军政当局为首。至于大肆丑化、诋大肆丑化、诋毁太平军的主要方式分别是:凡清军的暴行极力掩饰;太平军稍有不足,极力暴露,不惜夸大其辞,言过其实;凡一概有损于太平军的谣言,不问是非,尽量采录;常常无中生有,凭空杜撰,或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掩盖真相。[16](p1348~1352)第三,关于清军及中外联军大肆屠杀人民,破坏社会经济的史料记载更数不胜数,下面仅略引述,以观其概貌并与太平军进行比较。1.八旗清军的暴行。当太平军进攻湖北时,“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21]曾国藩也说:“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在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17](p1417)又如江南大营的清军,“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观,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22]2. 湘军大肆劫掠滥杀无辜的情形。谭嗣同在评价湘军时说:“湘军以戮民为主。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分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 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23](p345)范文澜也指出:“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就是全城生命财物,顿时化为乌有。”[12](p438)英国副领事富礼赐也说:“前在安庆,清军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留存,长江为无首之尸体填塞。以前,我常以为太平军实是强盗性质,但看过了两方面许多之后,我对于清军方面亦无较好的印象。” [16](p1526)又如在南京,湘军入城后,罪孽与灾祸随之俱来。他们到处放火、劫掠,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虏,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斩之为戏,掳奸女人少女,大致40岁以下、1096岁以上者,悉遭奸淫,死难妇女难以计数。30年后,谭嗣同至金陵,见到的情景是:“顷杀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也。’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23](p466)湘军杀人完全是在其统帅曾国藩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如攻吉安时,曾国藩提出:“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24](p388)他又在一封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24](p726)当安庆被攻陷后,他听说全城太平军“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时,在信中表示“差快人心”。[24](p769)当他听说李鸿章在苏州大量杀降时,他又在信中表示: “此间近世,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24](p1061)像这样一个真正“杀人如麻”、专以杀人为快的“曾剃头”竟被人说成对中国有重大贡献,又不知根据何在?3.淮军及中外联军在江南的肆虐。淮军一出世就在英法列强全副武装下走上了打击太平军的战场。其暴虐行为与外国侵略军不相上下。当时的报纸记载:“自从普洛特提督阵亡之后,法军即有如恶鬼,滥行屠戮男女老少居民。真理要求我们承认,英国士兵也犯了同样令人憎恶的野蛮罪行,不但对太平军如此,就是对于那些无力的无辜居民也是一样。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但事实的确如此,太平军从未对于那些落到他们手中的欧洲人进行过报复行为。”[25] (p424)据呤口利记载,李鸿章在向洋人报告自己执行的任务时,曾提出可以割下1 300名太平军的左耳献馘。程学启在占领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杀了几百个和平居民用以充数。据不完全统计,1863年7月29日,中外联军占领吴江县时,程学启杀俘虏3000余人,随后攻占苏州时竟又屠杀降兵20000余人。12月占领无锡时被杀居民不下6000人。1864年4月联军占领江阴时,至少有8000人(其中大多是乡民)被杀死。5月份占领常州时,守军及其家属10000多人被杀。[16](p1464~1473)。
通过太平军与清军及后期的中外联军的对比,我们可更加清楚地看到清军在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及滥杀无辜的情形远甚于太平军,太平军只杀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且数量有限,而清军则喜杀无辜百姓,甚至以杀人多少为衡量战绩的主要标准,湘淮军统帅竟专以杀人为快。后人在重读这段历史时,应有所鉴别,有所比较,并探究根源,理清真相,倘若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讹传讹,不说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对历史及历史创造者的不公,更失去了史家应有的人文关怀。
三
有人认为太平天国不仅造成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和人口的大量损失,而且“在当时的情形下,清政府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魏源等提出的维新建议”,而由于太平天国打乱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步骤,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因此它“不是推动,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我们认为这些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腐败的清政府能否带领中国走上近代化之路呢?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有一部分经世派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括后起的曾国藩等提出了一些变革的主张,但正如崔之清先生分析的那样:“经世派是一支具有一定社会和阶级基础的潜在政治势力,而曾国藩之流又是其中保守与反动的一翼。从阶级本质上看,他们和腐败无能的满清权贵集团并无区别,也没有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而且,彼此互相渗透与转化,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及权势的膨胀,经世派也逐渐转变为权贵势力。”[26](p133)鸦片战争的失败,对经世派官僚是一个沉重打击,林则徐、姚莹等爱国官员遭到贬斥,龚自珍逝世。曾国藩后来也说,道光晚年,言路闭塞,九卿科道皆不敢议论朝廷政事得失,形成了沉闷僵化的政局。[26](p133)年老力衰的道光帝,因战争大失“天朝”体面,唯求天下太平,于是上下敷衍欺瞒,制造安宁太平的假象,沉醉于歌舞升平中,政治腐败,两极分化严重。那种认为当时清政府很快会接受维新主张的看法根本是一厢情愿。
太平天国真的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吗?实际上,太平天国在所统辖区内的建设卓有成效。苏杭一带,农业生产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妨把太平天国期间与清政府撤退和重新占领时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1865年1月上海报纸发表了一位到产地去调查生丝产量的商人的话:“在白齐文到南京去的时候,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槽’。我不禁想到现在我要去寻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繁荣产丝地区中的桑树是徒劳的。”[27](p566~568)连长期敌视太平天国的《中国邮报》也不得不说:“断言太平军占据的地区正是赤地千里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他们占领了生丝的主要产区浙江湖州,长期以来运到上海的生丝大部分来自他们的占领区;绿茶产区杭州和安徽太平也有相同的情况。……农作情况要比清政府统治时期好!”[28](p65)1860年5月太平军占领产丝的主要地区苏州后,丝的出口增至88 754包,创历年出口最高值,随97后两年分别有73 322包和83 264包。同时茶的出口也从1860年6 600万磅激增至1863年的11 900万磅。呤口利说:“这些统计数字比任何历史和依据更有力地证明了是谁破坏了太平天国以前的土地,太平军据有并治理有价值的产丝地区的时候,丝的生产和出口数目之大为前所未有。可是英国把这些产地化为战场,并驱走太平军以后,丝的产量就马上跌到太平军统治时期的半数了( 46 863包和41 728包)。”[25](p697~698)苏州是当时的商业中心,“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乱时倍蓰”。其他市镇也“繁荣兴旺,贸易发达”。如盛泽镇 “居房达五千户以上,商店鳞次栉比。……各项消费品都极为充斥”,无锡“各镇口热闹如城市”,东亭镇“商贾往来如织,小市遂为雄镇”,宜兴大浦镇“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余”。《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也评价说:“一般说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那些未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农民的状况是有所改善的。……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无论是商业或农业部门,租税负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像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泛滥成灾,而且显得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29](p319)这种认识在西方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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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吗?这种看法更不能成立。实际上太平天国开创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加速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太平天国给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上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呤口利说,“太平天国使中国人抛弃了两千多年来一直牢牢扎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邪恶和民族陋习,那种因循墨守,闭关隔绝,冷淡麻木,不可救药的中国不得不向这个新兴的力量缴械投降,不得不向这位无名的教师洪秀全低头屈服,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积习,古代圣贤的名教格言,世代相仍的放荡淫逸和偶像崇拜全部涤除于一旦”。[25] (p243)同时代的外国人评价道:“古老的中华帝国正从若干年的沉睡中复活,擦掉眼里的尘埃,疲倦地打着呵欠,注视着它周边的民族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欧洲人和美国人相信,这个国家已从内部开始活动了,这些有生命力的迹象使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更充满希望。”[30](p123)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在论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时也说:“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14]
其二,太平天国政权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且远远超过盲目排外的清王朝。太平天国的法律规定,外国人在辖区游历或“经营商业均可自由出入,随意进退”。呤口利说:“他们既然开放了全部领域,准许外国人自由来往和通商,那么他们将来也一定会同样开放全国的领域的。太平天国已经将清政府对待‘外夷’和‘洋鬼’的闭关政策和排外政策一变而为亲善友好的政策了。现代欧洲的各种进步事物可以源源输入中国。”[25](p262)他们还主张“输入欧洲的科学和工业——这些似乎永远都是他们的主要愿望和决心”。连林绍璋这样没有太大作为的将领,也 “熟悉地理和机械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插图的参考书,他们是经常研究这些学问的”。[31]其他如李世贤、谭绍光等人也对西方物质文明怀有浓厚的兴趣。第一位留美的中国人容闳与干王洪仁多有交情,认为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从而视他为通晓西学的知音。洪秀全虽不了解西学,但“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31]这与盲目排外的咸丰帝形成鲜明反差。
其三,太平天国提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政新篇》,并且在“师夷长技”上也走在最前列。有人极力否认《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联系,将其说成是洪仁个人经历的产物。实际上,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以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向,是中国社会先进阶层的共同主张。当时提出近代化主张的不仅有《资政新篇》,还有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容闳向洪仁提出的七条近代化建议等等,说明已是当时一种流行趋势。而且太平天国后期,已经开始军事近代化活动,比洋务派的行动早几年,1860年洪仁就向天王建议用巨款“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组成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与湘军水师争衡于长江之上。李秀成与中外联军对峙时,“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1863年8月,他缴获了轮船“高桥号”,立即下令抽调将士教练“西兵之法”,还设置专事修理西方武器的“洋枪官”。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韦俊等将帅都组建了直属的洋枪队,配置大批洋枪洋炮。因此在考察洋务运动的源头时,不能抹煞与忽视太平天国的社会实践。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崔之清先生评价说:“可以预测,太平天国如果取得胜利,一定会倾力投入近代化国防和生产建设,在变革深度和广度上可能比洋务运动更胜一筹,《资政新篇》的构想当可部分付诸实施。”[31]
其四,太平天国运动客观上使以曾左李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势力得以壮大并保有足够的权力,从而推动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勃兴,促成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正式萌动。因此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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