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胆泻肝丸治疗什么病:北魏《郑文公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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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文公碑》（下，续完）

    《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郑道昭为了纪念其父所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当时郑道昭是兖州刺史，刚开始刻在天柱山巅，后来发现掖县南方云峰山的石质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称为上碑，字比较小，因为石质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便称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没有署名，直至阮元亲临摹拓，且考订为郑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视。

　　郑文公碑的笔画有方也有圆，或以侧得妍，或以正取势，混合篆势、分韵、草情在一体，刚劲姿媚于一身，堪称不朽。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但是在我国的书法史上却是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特别是北朝之书，以魏为最盛。当时人重以好文，喜润色金石，故刻碑之风蔚然。于是刻石、碑碣、墓志、塔铭、刻经、造像、摩崖等竞相争艳，各种风格、面目的楷书书体在这隶楷错变的蜕化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千岩竞秀、百卉争妍的局面。近一百余年来随着碑碣墓志的大量出土，随着金石考据的日益重视，随着包世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理论上的提倡，随着一大批书法家的躬身实践，继帖学之后研究碑学之风至今犹盛不衰，北魏书法逐渐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在多如丽天繁星的北碑之中，《郑文公碑》是一颗最耀人眼目的明星。

　　《郑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东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二十行，每行五十字；下碑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之阴，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上下碑的内容基本相同。《郑文公碑》传为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所书，他为了传述其父郑羲的功德而于魏永平四年（511）刻于摩崖之上。下碑有“荥阳郑文公之碑”碑额七字。

　　郑道昭（455-516），郑羲次子，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据《魏书》载其“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历官至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国子监祭酒、秘书监及光、青二州刺史。孝明帝熙平元年卒，赠镇北将军、相州刺史，谥“文恭”，其在任光州刺史期间，“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其所书《郑文公碑》以古朴淳厚的篆法为主，参以方笔隶意，笔调凝炼，如古松蟠屈，体势开阔雄健，神采奕奕。包世臣《艺舟双楫》赞其书“篆势、分韵、草情毕具”，以至去天柱、云峰观摩刻石者接踵，而购得拓片者相以为荣。清叶昌炽评其书曰：“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此虽过誉之论，但亦可以看出此碑影响之大。近代著名书家沈尹默先生则谓：“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束，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沉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可见《郑文公碑》在北魏书法中的重要地位。

　　《郑文公碑》传无宋拓本。乾隆年间，桂馥寻踪访碑，始有拓本传世，今选用初拓本影印出版，公诸同好，或可裨益于志于楷法者深造而登堂奥之妙。                        （一瓢）

延伸阅读（一）
《郑文公碑》开启了理性性格与尚法意识
    北魏《郑文公碑》又称《郑羲碑》，有内容相同的两块碑刻，称上下碑，上碑在山东平度县城北大泽山（九青天）天柱峰。高约3米，宽约1米于，共20行，行50字，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立碑》；下碑在山东掖县玉峰山（文峰山）共51行，行29字，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衮州诸军事安东衮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此二碑为一人所书，内容相同，没有太大的差别，刻于北魏宣五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碑刻没有留下书刻者姓名，清人包世臣根据云峰山其他字迹断定为郑道诏书。郑道昭，生年不详，卒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年），荥阳开封人，字嘻伯，郑文公羲次子，自号中岳先生。今年亦有考证者否认为郑道诏书。
    对于郑道昭，《魏书》卷五十六，《北史》卷三十五，在魏晋时代就有“北方书圣”之盛誉，即使是王羲之与其相比，都有小巫大巫之谓。清人对是碑有非常高的评价。清欧阳辅《集古木真》评：“笔势纵横而无乔野狞恶之习，下碑犹为瘦健绝伦。”此碑书法用笔方圆兼施，有篆之气势，隶之雄浑，结体平正稳重，宽博雍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为“神品”第一。清叶昌炽评此碑云：“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康有为又赞为：“魏碑圆笔之极轨。”又扬守敬谓：“云峰郑道昭诸碑遒劲奇佛，与南朝之《瘗鹤铭》异曲同工。”都认为此碑笔墨技巧极高，且功力深厚，亦能体现较高的性情。不过，对于此碑，愚辈总有一些难以表说的想法。
    纵观此碑，其结体宽博，体态较开张，点画能在直中见曲，笔势亦较为流动。究其线条，我们发现粗细变化不甚明显，但承起转折亦可见明晰，这种整体上的雄浑与笔画上的沉涩颇受清代碑学派书家的厚爱，所以是碑在清代有极高取法的价值。然而这种厚爱在我看来是有实公允的，尤其是在今天对其做较新的审视。无论是上碑还是下碑。在风格上虽显独特，但绝非如清人说的那样“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这样的评价在帖学式微的清代是可以理解，亦是积极的适应于时代流变的，但其言确实有实偏颇。无论是整体观赏，还是细细把玩，《郑文公碑》的审美趣味确有些令人失望。以我愚见不要说此碑在楷书中第一，就是在魏碑版刻中，也并不能是首屈一指的“神品”。我们可以比较同一时期的《石门铭》、《瘗鹤铭》，与它们的飘洒随和，散仙风骨相比，《郑文公碑》是局促规范的，即使是与龙门造像记中的诸品相较，亦缺实野性奇肆而显得十分的循规蹈矩。如若将可比的范围扩大到楷书作品序列中，我们更无法将《郑文公碑》与欧阳虞楮、颜筋柳骨相比，由此可见清人的评价是不全面，不公正的。
    当然，着也并非是说《郑文公碑》就没有学习取法的价值，更不是指责得泯灭它的史学价值。相反，这样的看法有利于我们公正的看待《郑文公碑》。我的感受是此碑所突显的理性性格是同时期其余多数作品所缺乏的，在风格多样，纷繁杂乱的北碑书法序列中，朴拙奇肆充满野性的作品非常多，然而像《郑文公碑》这样极富理性色彩的作品非常少见，细细的审视此碑你会发现，是碑在用笔上严格的采取中锋，笔画之间对比不大，故尔人们认为有篆籀气，在结体上平稳有条而险峻不够。于是，我们可以作如下联想。
第一，此碑如果能在用笔上注重轻重的变化，在结体上加进一些奇险，或许会有更好的艺术审美效果，换言之，在书法的取法中，我们如若选择此碑，当注重其弊病，力求改造以避其失缺，方能力扬其长而又力避其短。在此意义上，《郑文公碑》的这种短处却为我们突破其风格、超越其风格提供了方便。第二，考查郑道昭其人，让我们理解他作品中的弊病是有帮助的，郑氏生平官至国子祭酒，曾经上表孝文帝，请求仿照汉魏的石经，刻经立石于太学以正风气，又两次上书要崇儒敦学。尽管《郑文公碑》是刻于他外放为官时，但作为一个正统的儒学信仰者，其书中少有野逸之气，缺乏仙风道骨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尚法”的思想加之于郑道昭的身上，因为不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的思想，都是地地道道的以宗法、尚法为基础的。
    其三，我们还在郑氏的作品和清人的评论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清人在碑学的倡导与实践中是提倡尊魏卑唐的，在这种风气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清人是想通过北碑的天真自然去否定唐碑的井然法度，而事实上，通过赏析，我们看到的是在他们推为神品的《郑文公碑》中，却是法度至上，充满了尚法意识与理性格调的，这确实有自相矛盾之嫌。所以陈振濂先生在《历代书法欣赏》中作了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他认为“《郑文公碑》堪称是魏碑中的‘唐楷’，或者更尖锐的说，在仙云野鹤，山野村夫的种种特定对比之下，它似乎还可以说成是魏碑中的‘馆阁体’……”。
    因此，我们认为，《郑文公碑》对书法史来讲，除了提供一种风格范型，除了中锋的用笔具有篆籀气，宽博的结体具有篆隶味外，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在那个纷繁杂乱的魏碑书刻群体中，突显了自身的理性性格，在奇肆险绝、仙风道骨的北魏书风之外开启了时代特性的尚法之格，或许这正是我们在习惯了《张猛龙》、《瘗鹤铭》、《龙门二十品》的审美风格后，对《郑文公碑》心存“异思”的原因所在。                                                              （王景）

延伸阅读（二）

《郑文公碑》临摹
    在北朝众多的碑刻中，《郑文公碑》是最受人称道的。清人龚自珍盛赞南方的摩崖刻石《瘞鹤铭》的时候，认为能与之媲美的只有北方的《郑文公碑》,他在诗中说：“欲与此铭（《瘞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
    北方的书风，是比较峭拔恣肆的，而《郑文公碑》恰好加入了一些南碑的圆转潇洒。它在魏碑常见的方笔中，融入了篆书的圆笔。雄峻奇崛之中，又有飘逸疏宕之气。它集众体之长于一身，有篆书的笔法，隶书的体势，行书的纵逸风姿，又有楷书的端庄之象。它的结体宽博，气势雄伟，犹如滔滔江水，一泻而下。也有人评价为黄昏晚霞，五彩缤纷，变幻莫测。
    《郑文公碑》的行笔沉着，涩而不滑，笔锋在碑面上沿着笔画方向曲线运作，同时不断做上下的提按运动，使笔画粗细有致。这种复杂运动所产生的线条，有节奏，有韵律，外形柔美，劲力内含，非常耐看。
    《郑文公碑》的结体非常端丽典重，十分开展，比起《石门颂》，它要收敛一些，但绝不板滞，令人想象无穷。
    临写时应注意，意在笔先，领会字的神韵。正如《书谱》中所叙：“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整篇章法字距偏大，行距较小，似隶书章法。如《乙瑛碑》、《曹全碑》、《华山庙碑》等碑。字里行间，遥相呼应，笔画之间穿插有致。从点画用笔上来说，《郑文公碑》的碑额之字多用方笔，且露锋出笔，捺画成角皆有造像记的笔趣。碑文用笔雄强，锋芒内敛，多圆笔、中锋，字的笔画粗细变化少，含有篆味，显得骨固筋强，更为凝练，在笔迹中常显出有力的诘屈和抖动，使笔画如“太松蟠曲，铁干虬枝”分外坚韧。

    《郑文公碑》的横画，粗细变化少，但波度变化较大，有千里阵云之感，起笔方圆兼备，但波不像欧、柳起笔那样方，又不像《石门颂》起笔较尖，收笔多圆润，似蚕头形意。如“太”、“燕”、“所”等字；竖画亦粗细变化少，多弯曲，起笔多方，收笔垂露，有颜字笔意。如“十”、“朗”、“中”、“侍”等字起笔逆锋向上，折峰顿笔，调锋后中锋行笔，落笔驻锋即收；撇画的形像变化多端，仪态万千，如象牙般挺拔刚健，个别短撇收笔处向上出锋，成捺笔姿态，具有隶书笔意。如“大”、“史”、“石”、“美”、“矣”等字；捺笔则多一波三折。落笔形成明显的节奏变化，呈飘逸优美的笔势，捺角向右尽伸，长而有力且较平。如“久”、“之”、“宋”、“延”等字。临写时应注意捺角与整个捺笔之间的比例，平稳、大胆有力地把捺角伸展出去；《郑文公碑》笔画中的钩可分为竖钩、横钩和戈钩。根据字的结构，竖钩的大小和长短不同，有的钩向右伸展。如“于”、“才”、“子”、“诗”等字，外方内圆呈现出造像题记书法的钩法特征；横钩（含横折）写到转角处，转而不停，圆润而遒劲。如“灵”、“军”、“国”、“司”等字；戈钩有力，向左上出锋，外向内圆。如“正”、“也”、“孔”、“德”等字；“穴”、水旁点等偏旁中的点画多写成圆点，逆锋下笔，裹锋收笔。如“官”、“军”、“空”、“源”、“海”、“然”等字。“羊字头”的撇点、“水字旁”的提点多写成带方笔意的短撇点、短提点。如“遂”、“前”、“酒”等字。

    包世臣说：“北魏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此言一语双关，不仅指出了《郑文公碑》旁通诸体、内涵丰富的特点，而且针对临习者来讲，还具有方法论意义，即临习此碑必通诸体。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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