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迫卷入斗争漩涡的开国老将们(图)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11月21日 17:49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董保存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书简介：钓鱼台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进行重大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震动世界的事件在这里产生，它见证了新中国经历的许多重大决策，随着时间的推移，钓鱼台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让我们通过本书来慢慢揭开它那神秘……[连载内容]

文革老照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之后，大批的将军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

　　各级党委、政府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下，已陷入瘫痪状态。国家机器要运转，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要解决，最高统帅不得不把这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领们，派到各级地方机关去军管，去支持“左派”。

　　这就酿成了无数的悲剧。

　　“杨余傅”也属于被卷入政治漩涡中的将军。他们有的曾是骁勇善战的红军团政委，有的是“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的军部教导队长，有的是屡立战功的纵队司令员。打仗、管理军队，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可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然而，在政治漩涡中，在非正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有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有的挣扎着，搏斗着……

　　一代将军的悲剧！

　　悲剧却能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后来者。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很像活报剧的舞台。各种各样的演员都上台表演了一番。有人盲目地挥刀舞枪，有人像小丑一样上跳下窜，也有人为了真理而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表演，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都能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

　　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王力、关锋、戚本禹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上，他们可是不能忽视的角色。虽有点来去匆匆，也都演出过“波澜壮阔”的闹剧。

　　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波及全国。一时间，“江城上妖风呼啸，扬子江面黑流滔滔”的传单小报，飘至天山南北、大河上下。这出闹剧的主角，是王力、谢富治。

　　“中央文革”认为，武汉的军民整了王力、谢富治，他们要反击。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远不能解心头之恨，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7年8月，他们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

　　在这篇社论中，他们着实发泄了一下对广大军民的刻骨仇恨，使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概念——“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印出清样之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发了通稿。

　　红色的电波，荡漾在混乱的中国国土上空：

　　“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空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跟在《红旗》社论的后面，发表了署名“红尖兵”的文章，声言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是从舆论界开始的。这个信号，出现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实际上是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

　　各地的红卫兵小报立刻做出反应，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目标，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一场夺军权的斗争正在孕育。

　　“揪出××地区的陈再道！”

　　“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类的大标语很快出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沈阳等地。人们纷纷议论：看来要动军队了，要把军队里的“黑帮”揪出来了。

　　紧接着，王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发表了颇具名气的“王八七讲话”。

　　8月7日的北京，正值酷暑。花草树木都被晒得耷拉着脑袋。惟有树上的蝉，吱吱叫个不停。天热，太阳毒，气温高，都没有革命造反派的热情高。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不顾汗流浃背，来到钓鱼台听“中央文革”的指示。

　　王力对他们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惟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

　　好一个“王八七讲话”，把外交部系统的夺权之火煽了起来。一个星期之后，陈毅在六国饭店的外交部小礼堂接受“批判”时，外语学院的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来抓人。大喇叭吼叫着：“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陈毅必须到外语学院去低头认罪！”

　　陈毅被周恩来派来的人藏进了一间盥洗室。后来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将他接回中南海。可以说，要不是周恩来事先有防备，事后有安排，陈毅非落入外语学院的狂热分子手中不可。

　　造反派没有捉到陈毅，当然不肯甘心。他们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一起，于8月16日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印，并且宣布：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造反派管理。

　　当天晚上，外交部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待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8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拖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被人点着火，造成极恶劣的国际影响……

　　“王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的行动，影响到外贸部和国务院的其他部。北京的形势日趋混乱。

　　面对复杂的形势，周恩来不能吃、不能睡，他东挡西拦，终究阻止不了这“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心急如焚，为整个国家的局势担忧。他看得很清楚，造反派的这些举动，与“中央文革”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有的纯粹是他们幕后操纵的！

　　怎么办？

　　要想稳定北京的局势，就必须对“中央文革”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跳得最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一定的措施。然而，对他们采取措施绝非易事，除非毛泽东下决心，否则是动不了他们的。

　　周恩来令工作人员找到了“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其他有关材料，叫杨成武带上去向毛泽东汇报。请毛泽东定夺。

　　杨成武心急火燎地赶回上海，来到毛泽东身边。

　　“主席，北京最近出了些事情……”

　　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毛泽东汇报了“王关戚”的种种劣行。

　　毛泽东听完，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作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的干将。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说的话，他们敢说；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干的事，他们去干。关锋同林彪的关系极为密切，林彪已经拟定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8月北戴河海滨，正是旅游旺季。不过那时人们都在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哪还有心思旅游？林彪以休养为名，独霸了一座很大的楼房，这里环境幽静，气候宜人，躲在这里策划阴谋，要比在喧闹的北京更有利。

　　下了飞机，他们把杨成武安排在北戴河首长住区的礼堂旁边的一间房内。叶群说：“我去找101，你等一会儿再汇报。”

　　这“一会儿”不是几分钟，也不是几十分钟。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过了个把小时，还是不见动静。杨成武不能不想一想，林彪为什么让他在这里“静等”。来的路上叶群曾再次问杨成武：

　　“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

　　杨成武只能告诉她，主席没讲过。

　　她反复问毛泽东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他们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望着海水冲击着岸边的礁石，沉思着，静静等候。

　　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林彪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林彪的居室内，拉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林彪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像一具僵尸。不知他为何惧怕阳光。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你想象不出，同一个他，在天安门广场讲话时会那样富有激情。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杨成武从林彪居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

　　这足以证明林彪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

　　林彪、“四人帮”一向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今天，他们和“王关戚”亲如兄弟，明天见情况不妙，他们又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又把“杨余傅”说成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在3月17日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当着数万人的面，他们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讲假话，欺骗广大群众。

　　陈伯达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很大的胜利。”

　　康生说：“钻进中央文革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向着中央文革。王力是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邓小平、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执行邓小平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1964年1月27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诱导的作风’……”

　　谁都知道，“王关戚”是“中央文革”的人，他们一下又变成了“矛头对着中央文革的人”；谁都知道“王关戚”是靠着“文化大革命”整刘、邓、彭、罗、陆、杨起家的，这会儿又成了刘、邓他们的亲信。真该给康生送一个“最佳谎言奖”！

　　江青的话更有意思。她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成说中央文革出了坏人了，来否定中央文革，这意味着什么呢？”

　　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也把杨成武说成是“王关戚”的同党。他说：“他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

　　有人说红卫兵是敢于怀疑一切的，除了毛泽东的材料没敢整以外，其他人的材料几乎都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的材料自不必说，有人支持他们搞，有人命令他们搞，有人希望他们搞。

　　他们不仅搞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也搞了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的材料。

　　他们当中有些人专门搞江青的材料，也有人搞陈伯达的材料和叶群的材料。尽管控制很严格，这些材料还是在社会上的一定范围内流传了。搞这些材料的人，有的是出于党性，对党负责；有的则别有用意；还有人是无意中碰到了这种材料。

　　不管搞这些材料的人用意如何，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匿名信，确实让江青、叶群一伙心惊肉跳了一阵子。为了杀人灭口，他们通过种种法西斯手段，把这些人整死、整跑。同时，又花大力量进行“反调查”，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个炎热的夏日，天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没有一丝一缕的风。办公室内转动着电扇，人们还是止不住冒汗。

　　秘书走到傅司令员的办公桌边，递给他一包材料。

　　“什么东西？”

　　“红卫兵送来的材料。”

　　“什么人？”

　　“上海的造反派。”

　　傅崇碧将那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拆开一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这里有江青当演员时的照片，有给蒋介石祝寿演出时的剧照，有江青和某些演员的风流韵事的传闻……

　　傅崇碧对蓝苹这个名字并不生疏。在延安时，曾经和这位蓝苹有过接触。后来蓝苹的名字消失了，江青的形象出现了。多年来，不见这两字，猛然见到，觉得很是刺眼。再看那些照片，的的确确是今天“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看着看着，傅崇碧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夫人的材料。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管怎么说，这材料不能扩散，先封起来再问问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碰到难办的事，傅崇碧就去问周恩来。这不仅由于周恩来是他的上级，还因为他打心眼里认为周恩来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见到周恩来。他将材料的事讲了。周恩来问：

　　“有多少？”

　　“不很多，一个纸袋子。”

　　周恩来沉默了片刻，说：“你送给她嘛。”　事后，傅崇碧回忆说：当时，江青的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她又是毛主席的夫人，“中央文革”的成员，有人整她的材料，总理能怎么办？也只好送给她。

　　于是，傅崇碧给江青写了个便条，趁着在钓鱼台开会的机会，连同材料一起交给她。

　　江青看了信，什么话都没说，拎起材料包，走开了。

　　一个星期后，江青在钓鱼台的寓所召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和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司令员傅崇碧。

　　江青穿一身军装，板板正正坐在那里，像一座泥塑的菩萨。她平时要么张牙舞爪、要么笑容可掬，一旦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来，总叫人觉得她在演戏。

　　“告诉你们，现在有人想整陈伯达、康生和我的材料。”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语调里流露出一百二十分的气愤。

　　一位瘦瘦的造反派领袖跟得很快，说：“谁胆敢整江青同志的材料，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和他血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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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像没听到这些话，她忽地站起，眼睛突然睁大：

　　“今天，把公安部长、卫戍区司令叫来，就是要叫你们知道，哪个敢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哪个敢整老娘的黑材料，老娘就抓他！”

　　屋里顿时冷了场。

　　“我们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一个戴眼镜的“领袖”表态，也是为了洗刷自己和自己的组织，以表明她是和江青“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

　　别的领袖也不甘示弱，再次向江青表示“忠诚”。

　　江青不买他们的账，走着走着突然停住，说：

　　“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你们这些人，敢整老娘的材料，胆子不小。”

　　听她的口气，这几个人中间肯定有谁搞了江青的材料。屋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有的低头抽烟，有人眼望屋顶。每个人心里都在问：“会是谁呢？”

　　江青走着四六步，猛转身，说：“你们谁整过我的材料？”

　　没人回答，屋子里静得令人窒息。

　　江青在屋里转了一圈，改变口气说：“没有人整就好。我正告你们，哪个整老娘的材料，我就抓你们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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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青寓所出来，谢富治和傅崇碧默默地走着。

　　傅崇碧想：江青不会没头脑地来这么一通的。她大概是想镇唬镇唬这些造反派的领袖。转念一想，不对，这些人不会去整康生、陈伯达、江青的材料的。莫不是江青担心我看了她的材料，故意“敲山震虎”，给我点颜色瞧瞧？

　　这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江青、林彪的死党吴法宪当然除外。

　　销毁材料的那天，江青亲自打电话，一个一个找到他们。

　　当时傅崇碧正在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江青的电话追了来：

　　“崇碧同志，他们都已经行动，你马上去找他们。”

　　傅崇碧只好答应说：“好的。”

　　他让秘书给谢富治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谢富治同志不在。”

　　“回来后请他给总理这里来个电话。”

　　傅崇碧又打电话找另外几位，也没找到。正好！他心里暗自庆幸，急忙电话报告江青：

　　“这几个人都找不到，不知去了哪里，我没有办法去。”

　　江青只好说：“那就算了。”

　　傅崇碧这才“躲开”烧江青材料的事。

　　躲得开初一，躲不开十五。

　　傅崇碧对红极一时的林彪、江青能躲得开就躲开，这也不失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采取的办法。但越躲他们，他们越是找上门来纠缠。

　　避开了江青的事，林彪、叶群找上门来了。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病倒，尿血很厉害，到301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出肾脏有问题。

　　一天，他住的病房门开了。叶群笑容可掬地走进来。后面跟着她的女儿林豆豆，豆豆穿着时髦的军服，手里拎着一个大网兜，里面是很难见到的南方水果。

　　“崇碧同志，林总让我来看看你。病情好转了吧！”

　　傅崇碧忙坐起来，说：“谢谢林总关心，我的身体好多了。”

　　“林总很忙，要不，他会亲自来看你的。现在，他要协助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情，希望你能谅解。”

　　傅崇碧忙说：“叶主任来和林总来一个样，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尽快养好身体出院。”

　　“别急，身体要紧。缺什么药，找我好了。”

　　林豆豆也说：“傅叔叔，可得把病治好再出去。”

　　她们走后，傅崇碧望着她们放下的水果动了心思。林彪是军队的副统帅，他让办公室主任来探病，的确非同一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名堂呢？他不敢往别的方面想，只觉得有一只手在拉他。

　　他病愈出院后，在人民大会堂碰到林彪。林彪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体搞好。”

　　傅崇碧表示：身体可以胜任工作了，谢谢林副主席关怀。

　　这之后，傅崇碧先后接到过叶群的几次电话。

　　第一次，叶群来电话说：

　　“傅司令，今晚我家里放电影，你和夫人一块来看吧。”

　　傅崇碧回答：“主任，实在不巧，今天晚上我们卫戍区开会，无故不到不好。谢谢你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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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叶群的口气比第一次还要恳切些：

　　“傅司令员，今晚的电影是美国的新片，刚进来的。你带着夫人、孩子都来吧，大家一块儿看场电影。”

　　还是不巧，傅崇碧已和周恩来约好，到怀仁堂开会。傅崇碧又婉言谢绝了。

　　第三次，叶群又来电话，傅崇碧还是没有去。他觉得，上下级关系就应该是上下级关系，如果过从甚密，搞不好就要出问题的。你是副统帅，有什么指示我们会执行的。卫戍司令不能跟这一个亲，和那一个疏，一旦有了亲疏，卫戍就可能出问题。

　　看电影请不去，叶群又想出别的办法。她打个电话给傅崇碧：

　　“我这里有好几箱子毛主席像章，江青同志看过了，很满意。快把你的拿来和我交换交换。”

　　傅崇碧的像章不多，最多不过百八十枚，与叶群交换，显然不合适。他回答“叶主任”：“我可没有多的交换。”

　　“那我送你一包。”

　　“谢谢。”

　　“你来取呀。”

　　“好吧，我有机会一定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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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彪、叶群看来，傅崇碧真可谓“不识抬举”。在任何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傅崇碧在政治舞台上，太缺乏敏感，太不识时务。因而永远不能成为“俊杰”！

　　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致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林彪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3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主席：

　　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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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合适吧。”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

　　“伯达同志，你是理论权威，也修改过这篇文章，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

　　“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林彪，也没有想到林彪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林彪的意见？林彪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30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林彪、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1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林彪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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