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马电动按摩书包网:二野在解放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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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在解放战争中

(一九五九年二月)

  关于解放战争,就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没有专门研究,最近也没有翻看有关文件和资料,只凭个人记忆,谈一谈。

  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一是靠党的领导。整个战争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认真执行和反复实践。第二是靠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是胜利的源泉,如果不是人民战争,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第三是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人矛盾论》,讲的就是思想方法问题。而实际斗争与作战中的许多问题处理得好或不好,从根本上说,也是思想方法问题。我们在实际中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去指挥作战,取得了胜利。

  解放战争,是一九四六年从第二野战军打上党、平汉战役开始的,到一九四九年解放西南基本结束,后来进军西藏也是二野部队。解放战争从战略转变上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敌人全面进攻,我们集中兵力大踏步进退,消灭敌有生力量。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二月。第二阶段,敌人全面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我们在重点方向上放弃城市,大踏步进退消灭敌人,准备中间突破。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二月到六月。第三阶段,我们开始反攻,敌人变成重点防御。时间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到一九四八年中原会战。第四阶段,进行战略决战,结束敌人重点防御是在淮海战役。

  党的“七大”提出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成立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时,也进行了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再挑动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在争取和平民主的阶段里,我们党紧紧抓住了和平的旗帜。我们要和平,但蒋介石不允许,他要打仗,不是我们党要打仗。和平民主阶段,我们是有和平民主这个打算的。当时,我们党的方针政策都要求我们要讲团结,讲合作。从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军事斗争形势于我不利,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坚持斗争,争取和平。正如小平同志在邯郸作报告时说:“能争取和平民主很好。”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和为贵”。而后在谈判中又提出了民主的问题,建议组织政治协商会。我党始终抓住和平这个旗帜,国民党丢了这个旗帜。我们要和平,蒋介石不要和平;我们要民主,蒋介石不要民主,不要政协。从一九四五年八月,蒋介石始终没停止挑衅。开始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进攻部队从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我晋东南的襄垣、屯留、潞城等地区。从新乡、石家庄沿平汉路进逼我磁县、邯郸地区。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了。这可以看出是谁背信弃义。毛泽东同志赴重庆时指示:蒋介石要进攻,你们拚命打!主动权在我们手上。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奋起自卫。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十三个师共三万五千多人被全部消灭。在平汉战役中,打得敌新八军和一个纵队一万多人起义,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围歼。这两仗给敌人的教训很大。敌人硬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是咎由自取,理在我方。我们通过斗争,争取了多数,孤立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比如,当时小资产阶级对我们经济纲领就赞成,对政治纲领不大赞成,但我们能争取它。对和平民主是否这样看:我们要和平民主,敌人不要,问题不决定于我们。我要和平,你不要和平,我以战争方法争取和平。“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全国人民面前,没有输理。后来和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搞什么“调解国共军事冲突”,成立什么“三人小组”,都是骗人的,都是为蒋介石打内战争取时间。所以郭沫若说,“骗”字从马。这话讲得好。最骗人的是那个停战令,要我们从铁路后退六十里,实际上是保护敌人。这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嘴脸,他们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

  关于上党、平汉战役。上面已谈到了,上党战役开始时,敌正沿同蒲路与平汉路推进,但我们背后正背着上党这个很重的包袱,力量不好抽,而且部队子弹也少。这时,我军在东北也尚未进入阵地,如果不阻平汉之敌,则不能掩护东北我军进入阵地;当时,对长治是打得下与打不下,都要很快转入平汉。打长治时遇到雨,太原方向又来了几个师的敌人援兵,我们随即组织部队到老爷岭歼灭了援兵,才保证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这个胜利,使我们背后有了靠头,又有了子弹,为很快转入平汉线作战创造条件。两个战役对蒋介石震动不小,连美国都不满意,责问蒋介石:“兵力还没有调齐,怎么能打?!”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把球门守住了。随后,战争就开始停下来了,搞和平民主,没有这一仗就不会有这个局面。

  平汉战役后,开了峰峰会议①[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在邯郸以西的峰峰矿区召开的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届扩大的全体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和布置我区工作。主要研究了发动群众,严阵以待,以应付敌人进攻的问题。还决定把晋冀鲁豫和山东连接起来,扩大后方,便于我军活动。此外,还确定整编部队,以适应运动战需要。

  平汉战役后,敌人步步紧逼。我们进行整军、练武,不这样不行。在邯郸,从高级干部起,人人打靶,学战术技术,就是要整军练武。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部,继而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并扬言六月三十日将有惊人的胜利。当时山东也很吃紧。后来中央命令来了,军队出动到南线作战。三出陇海,切断陇海路,意义很大。把敌人在中原的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四十一师,在华东的五军、整编十一师、八十八师等都吸引过来了,虽然我们的包袱重了,中原和华东的包袱却轻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很重要。我们打陇海路,给他们两方面以有力支援,就体现了这个思想。那时敌人兵力还是强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指示要一“团”一“团”地吃,规定各战略区歼敌数字,各个歼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争取由不平衡到平衡。根据这个指示,我们几次出击陇海线都是打的运动战,找弱点,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敌我力量的平衡。当时具体采取了外线打与内线打相结合的打法,敌人吃亏不小。内线作战,全国一年消灭敌人一百个旅。由内线转入外线是个大转变,是战略问题。内线我们有长处,有群众支持和配合,但对解放区消耗太大。转入外线,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石林会议①[即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十日在安阳县的石林村召开的各纵队首长会议。会议讨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问题和各项准备工作。]后,准备出击到外线,到大别山。打出去前,还准备打几仗,多消灭点敌人,出去包袱轻点,也减轻点根据地的负担。如打了汤阴,打了安阳等,这些都做了,这才过黄河南下。

  当时敌人的战略,开始是企图用优势兵力全面进攻,打了一下不行,停下来,一面利用“三人小组”捣鬼,搞什么“谈判”,一面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敌人的打算是:黄河归故,正面防御,两翼包围。即:中间以黄河为防线,说什么抵得上“四十万大军”。左翼集中三十一个旅共二十万人包围陕北;右翼集中五十六个旅共四十万人包围山东。并企图把华北我军聚歼于华北平原。敌人摆的阵势是两头粗,中间细,象一只哑铃。

  我们反攻的战略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三军配合是:由二野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由陈毅等同志率领的三野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同志率领的二野的两个纵队和三十八军为右后一军,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东边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引向渤海,西边一野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毛泽东同志说,他无论如何在陕北不走,这不但吸引了敌人,而且在政治上也有重要意义。

  遵照中央的部署,我们二野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敌人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防线,被我们一举攻破了,敌河防部队全线崩溃。过黄河,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使跃进的包袱轻点。当时,美国人搞鬼,说不让在黄河边上打仗,要保护新修复的黄河河堤不受破坏。我们没管它。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过黄河,过黄河后,新华社发表了揭开大反攻序幕的报道消息。毛泽东同志批评说消息发早了,指出锅盖揭得早了米不熟,一切决定于仗打好,事成了再公布。过河后,出其不意,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很快,毛泽东同志的命令又来了,指示要跳出去。这时,华东来了几个纵队,但部队都很疲劳,子弹也消耗不少,再打就走不了了。我们决定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不打了,准备向大别山跃进。

  原定八月十五日走,但敌人有搞黄河决堤的可能,威胁很大。我们知道这种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所以还是早走为好,免为水淹。同时,山东与西边敌人都来了,再打也打不好。因此,提前南下。

  我们要走,华东西进兵团领导问他们怎么办,我电话告诉他,把部队在陇海路北摆一个“和”牌。就是“牌九”中一边是一点,一边是三点,四川人叫“么三”的那张牌。即用四分之一的兵力钳制、迷惑敌人,用四分之三的兵力寻机集中歼灭敌人,以此掩护大部队南进。

  当时的反攻是在消灭敌人预定数量后,针对敌中间防御薄弱的弱点,从中间突破。鲁西南一仗,又消灭敌九个半旅,而后才直插敌人的心脏--大别山,给他心脏一刀。大别山是向南突出的一个“肚兜”,东可威胁南京,西可威胁武汉,这个战略地点选得好。反攻又是三支大军“品”字形南下,军事形势也好。这时政治上是我党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组织广泛的反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时在后方也积极准备力量进行土地改革,开展生产竞赛和支前运动。各方面的形势是很好的。

  我挺进大别山,从中央突破后,敌人的哑铃把子断了,两头的敌人被拉回来了,我们背起四十多个旅。这个胜利,不但使军事上起了变化,而且使政治上也起了变化。内线作战时,我们是全民以赴,全力以赴,解放区经济被破坏了,不反攻到外线,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是不行的。转到外线作战,兵源、粮源、饷源皆取之于敌区,敌粮源、饷源在中原主要是取之于蚌埠与淮河流域。我到中原,敌之粮源为我利用,饷源也为我利用,即吃穿用皆取之于敌。兵源我们搞瓦解敌军,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逃跑回家,投诚过来没事。从而敌人丧失了在中原的粮源、饷源、兵源。战争是人力、财力、物力的较量,我们出击到外线,就是破坏敌人的人力、财力、物力,保护解放区。

  到大别山与中原后,三路大军协同作战,运用集中对分散与分散对集中,歼敌有生力量。并且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阵势很大。有较好的效果。比如,吸引来了敌人四十四个旅,都被我们搞垮了,桐柏、江汉地区,我们也占领了,所以程潜说:“我们集中打你们,你们分遣建立政权;我们分遣,你们便集结,各个歼灭我们。”我们就是采取这种战略,大大削弱了敌人。就是这样由敌我力量的不平衡到平衡,又到新的不平衡,我军力量不断壮大,敌军力量不断缩小,最后是进行淮海决战。这里再说一句,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等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

  决战后,是渡江问题。原来准备过江只三野去,后又决定二、三野一齐去。以后四野也来了,成为右梯队。二、三野是第一线。这样就形成了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局面。最后是进军西南。这里有一点要讲明白,没有中央的统一领导,没有全国的胜利与各个部队的配合,进军西南是不会那样顺利的。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宝库的重要贡献,就是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发展的客观实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这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军事路线。

  《刘伯承回忆录》
(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