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无双有破解版么:梁漱溟与杜威的生命哲学

　　内容提要：梁漱溟把生命看作杜威教育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核心观念,尝试用“生命哲学”来解读杜威教育哲学思想,把杜威解读为“生命哲学家”。这一解读体现梁漱溟构思儒家“生命哲学”的努力。我们大致可以把杜威的“生命哲学”视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儒家哲学的一个思想资源。梁漱溟批评了杜威对中国人的道德生命和生命本性缺乏深入的领会。梁漱溟对杜威“生命哲学”的解读可以看作为儒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一种跨文化对话。

　　关键词：生命哲学　实用主义　乡村建设　教育哲学

　　一般来说,人们很少关注梁漱溟儒学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关系。上面的标题已经揭示梁漱溟与杜威“生命哲学”的关系将是我们讨论的话题。标题中“生命哲学”一词不是杜威自己命名的,而是梁漱溟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出发解读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邹恩润翻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的结果,这个结果带上了梁漱溟的阅读痕迹。梁漱溟的这种读法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第一,梁漱溟怎么从杜威的著作中读出了“生命哲学”?第二,这种阅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有什么关系?梁漱溟正是在乡村建设时期做出这种阅读结论的。第三,梁漱溟对于他所谓的杜威“生命哲学”有什么批评意见?下面就从这三个问题入手展示梁漱溟的儒家哲学与杜威哲学的思想关联,并引出几点结论。

　　从“生命哲学”角度阅读《民本主义与教育》

　　谈起梁漱溟的“生命哲学”,人们更多关注它与柏格森哲学的关系,很少有人关注它与杜威哲学的关系。有证据表明,杜威关于哲学的讲演和《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对梁漱溟的“生命哲学”和乡村建设理论有较大的影响。在杜威访华期间,梁漱溟对杜威的一些哲学讲演比较熟悉。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引用过杜威在“教育哲学”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里的一些观点。①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过程中,认真阅读了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很受启发,后来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研究部做了题为《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的读法及其根本观念》的讲演。那么,梁漱溟究竟如何阅读杜威的教育哲学或实践哲学并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梁漱溟对《民本主义与教育》的解读中,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梁漱溟建议人们不要按照章节的自然顺序阅读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他提议的读法是:先读该书的第四章,再读第一、二、三章,后读第七章。为什么要这样读呢?他解释说:“第四章,多抓住个体生命来说。读此书时顶好先读第四章,对个体生命先有了一番了解,这是教育的根本。”“第一、二、三章完全是从人类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的贯串当中讲出了教育。”②梁漱溟给出的理由是:教育的关键在生命。讨论教育就要从讨论生命开始,这样,顺理成章的读法是从个体生命读到社会生命,进而读到教育。也就是说,梁漱溟把生命看作杜威教育哲学和实践哲学的核心观念,尝试用“生命哲学”来解读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用生命观念来解读杜威所说的生活、生长等概念。

　　具体说来,梁漱溟的解读突出了杜威教育哲学中的哪些观点?或者说,从哪些观点上可以看出梁漱溟把杜威的教育哲学理解成“生命哲学”了呢?

　　第一,生命需要顾及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梁漱溟认为,杜威讲生命,从教育层面入手,让教育成为开启生命的一个钥匙。为什么呢?梁漱溟认为,宇宙生命的核心在于人心即人的生命,能体认人心,也就能体认宇宙生命。那么,如何体认人心呢?体认人心有不同的方法,直接的方法是研究人的心理,间接的方法是借助教育。“教育就是看人心的重要路口。”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心(生命)有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之分,教育正可以成为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的沟通者,成为两者的桥梁。他说:“教育是人类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的贯串。”④这样,杜威的教育哲学观点可以在“生命哲学”的框架内得到理解。他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的观点是就个体生命来说的,他的“教育即社会”的观点是就社会生命来说的。在梁漱溟看来,杜威的教育哲学把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都串起来了,正好把生命讲通了。

　　第二,个体生命需要平衡习惯与智慧(或睿智,intelligence)。梁漱溟说:“杜威的教育就是把握住人的整个生命,不让偏于两极端。若偏于智慧则缺乏应付当前的能力;应付当前的能力就是习惯,无习惯则不熟练。若偏于习惯,则流于机械,流于不自觉,流于呆板。机械了,便不会应付新的环境;是因生命被习惯压着,发不出新的应付方法来。”⑤应付当前的环境靠习惯,人们很自然地依据习惯对遇到的难题做出反应,习惯的养成主要靠教育。但是习惯一旦养成之后,就会流于机械,根据惯例而行,在很多时候习惯无法应付新出现的问题,应付新问题需要运用我们的思想和智慧。思想能力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大特色。它能把具体事物抽象化和符号化,在观念世界中加以思考,形成智慧(睿智)。

　　第三,生命、教育和民主的意义是相通的。从个体生命讲到社会生命,便引出这样的话题:怎么样的社会秩序有利于生命的生长?杜威的答案是公开和公平的社会,即民主社会。梁漱溟说:“杜威民本主义就是在去一切隔膜,使人类更相通更容易改造,更能自新,更有进步。这也就是教育的意义,生命的意义。”⑥如何才能使个人生命自新、使人与人之间发展出民主关系呢?诉诸教育是最佳的途径。真正的教育是促进个体生命生长的教育,也是促进社会生命民主化的教育。教育与民主在生命层面上沟通起来。

　　梁漱溟用“生命哲学”解读杜威,可能直接受了“教育即生长”说的影响。因为这个说法认为人的生长展现为生命的展开历程。杜威说:“生活的本性就是要努力使他自己继续不断的存在。因为必要常常自新,才能这样继续不断,所以所谓生活,即是一种自新的历程。教育有关系于社会的生活,如同滋养料与生育之有关系于生物的生活一样。”⑦他还说:“任何时代的生活所应有的主要职务,就是要使得因生活而增加生活自身的意义。”⑧在这两段话里,“生活”一词似乎可以换成“生命”,换了之后意义基本一致。由此可见,梁漱溟的读法未尝不可。梁漱溟也的确这样做了。他在复述杜威的意思时,把“生活”换成“生命”:“生命是时时进步,社会也是时时进步的;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生活,并且他个人也能进步,也能自新,此即杜威的要求。”⑨宽泛地说,此番有关生命的说法大体上接近杜威的意思。

　　在杜威哲学中,一个主要的概念就是经验,传统哲学所说的经验大多局限于认识论,把经验看作与理性相对、与感觉相近的认识论概念,人们常把感觉经验当作一个词运用。有的时候,它也被看作主观的心理活动,例如,我会说,我的心理经验或体验到了什么,我的经验告诉我这件事应该这么做。这些经验概念都不是杜威所强调的。杜威要超越认识论的经验概念,回到认识论之前的境况,也就是回到生活中去,回到生存境况中去,回到自然界中去。就是说,当我说“我的经验是什么”的时候,我已经把经验当作是我的私人物品了,这样看待经验是成问题的。这就像是说“这是我的电脑”一样,电脑是我的私有财产,但是,电脑在成为我的私有财产之前,有它的特性和存在方式,我和电脑的关系是后来加上去的。同样的道理,在我说“我的经验是什么”之前,经验有它的存在样式和特征,“我的经验”这一说是后来的。杜威所谓的经验不是“我的经验”意义上的经验,而是“我的经验”之前存在着的经验。这样的经验不是别的,正是生活(生命)、自然及其相应的展开过程。杜威是这样解释经验的:“‘经验’是一个詹姆士所谓具有两套意义的字眼。好像它的同类语‘生活’和‘历史’一样,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像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⑩经验和生活(生命)、历史具有相类似的意义。生活中发生的事、遭遇的人、体会到的快乐和痛苦以及整个过程都汇聚在生活之中,生活是一个整体,一个生命的敞开过程。人们可以把生活分解成无数的部分和功能,但是那已经进入了理性认识的程序。在认识活动开始之前,生活是未分裂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和生活同义。和生活一样,经验是一个整合性的活动,先于认识论的反省活动。

　　更进一步,杜威认为,生活是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实现更新。他说:“所谓个人生活在世界之中,就是指生活在一系列的情境之中。当我们说人们生活在这些情境之中时,‘在……之中’这个词的涵义和我们所说的钱在衣袋之中,或者油漆在铁桶之中的涵义是不相同的。进而言之,它的涵义是指个人和各种事物以及个人和其他人们之间进行着的交互作用。情境和交互作用这两个概念是互不可分的。一种经验往往是个人和当时形成他的环境之间发生作用的产物。”○11这话说明,生活意味着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生活在世界之中,意味着生活在与世界中的人、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统一的,具有连续性。我们正是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连续性得到生长的,如在过去经验和未来经验之间、主体的想法与环境之间建立连续性。主观与客观、生命体与环境的区别是后来的事情,在经验中,它们相互作用着,共处在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之中。经验活动的基本样式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可发生在道德、政治、教育领域,也可发生在认识、欣赏领域。所有这些经验活动都是实践,实践的基本结构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交往活动。可见,杜威的经验具有实践哲学的含义,与生活(生命)、实践具有相通的意义。杜威在实践哲学、生活哲学的层面上重新解释经验概念,以此改造传统哲学,引出他对民主和教育观念的新阐发,即把民主看作生活方式,而不仅仅看作一套政治制度和程序;把教育看作经验的重组,而不仅仅看作知识与文化的传授。这些经过生活、经验概念的中介阐释而生发出来的民主和教育观念把杜威哲学带入了生活哲学的领域,它们不仅使杜威哲学成为当代西方实践哲学的一股主要力量,而且使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别开生面。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生活哲学或“生命哲学”。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对杜威哲学做生命化或生活化的解读不无道理。

　　严格地说,“生命”和“生活”两个概念是有差异的,虽然它们的英文都是life。杜威使用educa-tion as a necessity of life、education is life这样的表述。用“生活”还是用“生命”概念来表达?当时的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主要用“生活”一词来翻译life,例如,第一章中有一段话说:“其实‘生活’这个名词,乃是用来指明个人的与种族的全部经验。……生活不但关于物质的方面,他包括风俗,制度,信仰,成功与失败,娱乐与职业。”○12这里,“生活”的涵盖面很广,可以用杜威所说的“经验”来替代,但很难用“生命”概念来替换。按照杜威的意思,“教育即生活”的说法可以理解为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即生活经验的更新。在有些语境里,“教育即生活”很难转换成为“教育即生命”。然而,在梁漱溟对《民本主义与教育》的解读中,他显然把“生活”转换成了“生命”。他认为杜威哲学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共同之处,主要的共同点指两人都讲到“生命”,讲“生命”时又都讲到生物的进化。进化论成为“生命哲学”的科学依据。梁漱溟的转换明显带有他自己的解释“偏见”。

　　如前所述,梁漱溟认为,杜威哲学可称为“生命哲学”,他把杜威所说的life理解为“生命”。杜威在梁漱溟眼里成为了“生命哲学家”。这个理解多少带有误读的成分,有儒家“生命哲学”的烙印。梁漱溟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对儒家做了生命化的解读,他在柏格森哲学、王门心学等的启发下,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把儒家的仁学解释成生命之学或直觉之学,求仁即一任直觉,发挥生命,尤其是发挥道德生命。梁漱溟说:“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要在反躬修己的实践,不宜以哲学思想目之。”○13儒家倡导生命学问。在生命体认的过程中,个体生命、社会生命与宇宙生命被融通起来。牟宗三对梁漱溟此举有较高的评价:“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与智慧亦重新活转而披露于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开启了宋明儒学复兴之门,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活与智慧。”○14在牟宗三的笔下,梁漱溟成为上接孔子儒学和宋明儒学的“生命哲学家”,而在梁漱溟的笔下,杜威成为一个倡导生命之学的哲学家,阐发与儒家颇为相近的生命学问。

　　梁漱溟用生命解读杜威的生活观念,可能受到了孔子的仁学、王门的心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医学等的影响。当然,不能仅仅从影响的角度来解释上述现象。梁漱溟通过对多种影响的消化吸收,加上他对中国现实问题的独特体察,形成了他自己的儒家“生命哲学”。他对杜威的实践哲学作生命化的解读,可以看作是他运用“生命哲学”理解杜威的尝试,也可以看作是在进一步印证和完善他的“生命哲学”。这一解读方式反映梁漱溟的哲学关注重心:他更关注精神形态的生命,关注生活背后的生命支撑,而不是杜威关注的经验世界,这说明两人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差异。

　　综上所述,从一方面看,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智慧与习惯、生命与教育、民主的关系是梁漱溟对杜威的教育哲学的概括,属于杜威的思想,不是儒家的思想;从另一方面看,由于梁漱溟对它们的理解带有儒学的视角,因此,上述杜威的思想已经被儒学化,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儒家“生命哲学”的框架,成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儒家生活世界理论的思想元素。

　　杜威“生命哲学”与乡村建设

　　虽然梁漱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通过杜威的在华演讲多少接触到杜威教育哲学的主要观点,但是系统阅读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估计是在乡村建设时期。正是通过梁漱溟的生命化解读,杜威被赋予了一套“生命哲学”或者“生命化的教育哲学”。这套“生命哲学”中的不少思想渗透在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之中,或者说已经影响到他的乡村建设理论,这种影响也许是以比较隐晦的方式出现的。那么,怎么理解这种“渗透”或隐晦的影响呢?

　　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把整顿人心,把涣散的人心凝聚起来。梁漱溟有时称人心为生命,因此,乡村建设的重任之一是重建儒家的生命世界。梁漱溟说:“我们是想启发每个人的生命力量,结合而成一大生命力量。这个结合,顺其自然之势,自必从小范围的乡村着手。我们先把乡村结合成为一大生命力量,继续扩充,发挥光大,必会成为更大范围的生命力量。”○15梁漱溟把乡村建设看作是生命力量的扩充过程,建设乡村是在完善生命,完善个人的生命和中国文化的生命。梁漱溟用生命观来理解乡村建设的意义,有多重思想源,杜威的教育哲学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把它看作唯一的因素。下面从两个方面讨论杜威的教育哲学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儒家生命世界理论的影响。

　　第一,借用杜威对西方病态的社会关系的批评,梁漱溟论证乡村社会生命的发展不应该走机械化的路子,而应该走“理性化”的路子。梁漱溟指出:“杜威说现在社会虽是在进步,但还有很多弊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许多是很机械的在一块,不一定彼此愿意;如工人和资本家无公共目的,不相了解,此之谓缺乏社会精神。虽在一社会中仍是非社会的,反社会的。大家有共同了解,由理性求组织,乃为人类最高的社会、最有社会性质的社会、最圆满的社会。”○16梁漱溟在讲到机械社会与“理性”社会的区别时引用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中的原话○17,藉此证明乡村建设所要建设的是有生命的组织而不是机械性的组织,是合乎情理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充满算计的人与人的关系。梁漱溟把这种有生命的组织的原型设想为乡农学校,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新型社会组织,也是一个教育组织,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是逐渐生长起来的,就像生命体的生长一样。梁漱溟说:“我们的乡村建设,是建设社会组织;而此社会组织,我常爱说他是一个生长的东西、慢慢开展的东西,从苗芽而生长,从端倪而开展。”○18梁漱溟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这个说法和杜威的“教育即生长”说的直接联系,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这两个说法的含义十分接近,都包含着生命生长、非机械性的意思。根据梁漱溟的理解,在乡农学校里,人与人的关系将根据“理性”精神和“社会精神”进行重塑,社会组织的生命活力将得以显现,呈现生长趋向。

　　第二,构建“理性化”的社会生命需要借助恰当的教育形式或组织方式。梁漱溟设想乡农学校可担当此任。虽然梁漱溟设计的乡农学校沿袭传统乡约的思路,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杜威关于社会自然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想法起着一定的作用。社会自然教育指非正规的、参与社会生活所得的教育,指社会环境给予的教育,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相对而言,学校教育是正规教育,是有意识的教育。杜威的观点是使这两种教育形式保持恰当的平衡,因为任何一种单独的教育形式都有不可克服的弱点。梁漱溟在概括杜威的教育思想时注意到这个观点:“社会自然教育使人知识亲切,不离社会;缺点在无简易、鉴别、开通三用。社会自然教育的长处,即学校教育的短处。谋二者之平衡,在教育上最为重要;是即谋学校内部社会化,生活实际化,减少矫揉造作特异的生活。”○19把两种教育结合的途径之一是让学校教育社会化。参照杜威的这个想法,梁漱溟在乡农学校中贯彻学校社会化的主张。“让每一个人对于团体(乡村)生活要为有力的参加。”○20乡农学校的学生主体是农民,他们有相当多的生活经验,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接受非正式的教育,同时他们又参加乡农学校的教育,一方面学习现代知识,另一方面学习如何参与团体生活,如何组成一个新的礼俗世界和政治世界。梁漱溟的乡农学校兼顾社会环境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特点,既使每个参与者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也使儒家礼俗生活和政治生活在现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梁漱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乡村建设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乡村建设理论不仅是他早期文化哲学的逻辑伸展,而且是他的后期儒家“生命哲学”确立的前提,起着中介的作用。○21杜威的“生命哲学”在这个时期渗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不仅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谋划,而且对他的后期哲学构思都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很难分清楚究竟是杜威的生命观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还是相反,上述两方面在很多时候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梁漱溟阐发的杜威的“生命哲学”与他的乡村建设思路具有相通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致可以把杜威的“生命哲学”视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儒家哲学的一个思想资源。

　　梁漱溟对杜威“生命哲学”的批评

　　梁漱溟对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及其“生命哲学”总体上有较好的评价。他说了不少赞誉之语:“杜威的学问很通!”“这书的确是好书,研究教育者不可不读。”“大体上我对杜威不反对。”○22但是,梁漱溟也指出杜威的“生命哲学”的局限。梁漱溟的评价如下:“他(指杜威———引者注)全书所讲即是一个‘活’字,他把生命的变化看得很透,生命即活。……此和儒家正同,他对生命有理会;可是他只对无穷而有又变化不息的生命理会了然,他于不变的一面没有看见。不变是根本是体,变是不变的用。他所悟纯是用之一面,他没有悟到体。”○23梁漱溟继续补充说:“所有他(指杜威———引者注)的主张中没有不合乎道德的地方,但他没有发现道德。他与儒家相近而缺其一面。为什么缺一面?即他学问从哲学来,他只看见相对,没看见绝对,只见用没见体,只见变未见不变。”○24上面的评论讲到了两个主要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正面肯定杜威的生命观,认为他对有活性的生命有较好的理解,与儒家的生命观相通;第二个观点是指责杜威只看见生命之用,没有看见生命之体。梁漱溟所说的体用分别指什么呢?他对杜威的批评包含什么意义?他在讲演中没有明说。我们联系《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著作中的观点,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他对杜威“生命哲学”的批评。

　　第一个方面,如果把生命理解为人心,人心的体用关系转换成理智与“理性”的关系,理智为用,“理性”为体,两者各有其功能。理智可以辨察事物的物理,“理性”可以洞察世间的情理。从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近代西方人擅长于运用理智;从中国人偏重于伦理情谊来看,古代中国人擅长于运用“理性”。梁漱溟引用杜威的话“中国一向多理会人事,西洋一向多理会自然”○25来印证他分辨“理性”与理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梁漱溟把“理性”看作中国文化的特征,“理性”体现中国人的生命追求,尤其体现道德生命的求索,而理智则体现现代西方人的生命追求。梁漱溟批评杜威未见生命之体,包含的一个意思是批评杜威对“理性”、中国人的道德生命缺乏深入的领会。这个批评和前面梁漱溟对杜威的话作引证(杜威对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机械关系持批评态度,这一批评似乎有见于“理性”的重要性)似乎存在矛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梁漱溟眼里,尽管杜威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没有触及中国道德生命的根本。

　　梁漱溟对杜威“没有悟到体”的批评似乎又回到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立场上。在该书中,他把杜威哲学归为西方人生哲学的一种,它崇尚理智与知识,○26对直觉或后来所说的“理性”未有充分的自觉。在该书的另一处,梁漱溟又把杜威与尼采、柏格森、泰戈尔等哲学家并排在一起,认为他们多多少少注意到生命的问题,这显示出西方哲学开始由理智之路向直觉(或“理性”)之路的转向迹象。他举出的一个例证是杜威曾表示希望重人事伦理的东方哲学和重自然的西方哲学“调剂和合”。○27当时他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从总体上看,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阶段,梁漱溟基本上把杜威哲学看作是偏重理智、对道德直觉或“理性”稍有兴趣的哲学。第二个方面,生命之用可指生命的外在表现,体可指儒家所赞赏的那种与物一体的终极境界,指生命本性。梁漱溟认为,宇宙生命和人的生命是相通的,通是所有生命的本性,求通的生命是人心发展的最高境界。他指出:“生命本性要通不要隔,事实上本来亦一切浑然为一体而非二。吾人生命直与宇宙同体,空间时间俱都无限。”○28“在生物界千态万变,数之不尽,而实一源所出。看上去若此一生命彼一生命者,其间可分而不可分。说宇宙大生命者,是说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体也。”○29这里描述的是理想的宇宙与人达成的和谐状态。梁漱溟从生命本性来认识生命之体,预示他关注到生命的超道德意义。可见,梁漱溟对杜威的批评包含着另一个意思,那就是批评杜威对生命本性缺乏了解。

　　上述两个方面是分析的说法。在梁漱溟的儒家“生命哲学”构想中,“理性”与生命本性是可以合一的。梁漱溟在不同的场域使用不同的概念,衍生出“理性”与生命本性两套叙述。从梁漱溟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在乡村建设时期,对生命本性之为通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梁漱溟对杜威的批评集中在“理性”观上,而不是在生命本性观上。我们可以假设,引向后期梁漱溟对生命本性问题进一步思考有很多渊源,其中两个因素是他对乡村建设失败经验与对杜威教育哲学局限的继续考虑。可以说,梁漱溟对杜威哲学的生命化解读和批评对于他自己的哲学建构起着一定的刺激作用,构成了他构思儒家生命哲学”的一种思想资源。

　　梁漱溟自信他可以帮助杜威重整“生命哲学”的雄风。他认为杜威哲学在西方哲学界遭遇到一些抗拒,需要一支东方的援兵加以解救,这支援兵便是儒家的“生命哲学”。运用儒家的“生命哲学”作为思想支援,杜威的“生命哲学”才不会在当代的思想大潮中被淹没。

　　梁漱溟试图用儒家思想援救杜威哲学的想法带着他对儒学的偏爱成分,有主观性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个想法揭示了杜威哲学的内在局限,需要某种思想加以补充和完善。梁漱溟的想法是用儒家思想来补充,美国学者Leroy F. Troutner的想法是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来补充。他指出,杜威实用主义的出发点是“经验”,即“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出发点是“在世之中”。杜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看人和世界,把客观的现实看作自然对象;海德格尔像现象学家那样从人的意向性角度来看人和世界。两者都试图抛弃认知为先的理论模式,而关注人类经验,相比之下,杜威不关注经验着的人,而关注经验过程,海德格尔关注于描述活着的人的生存状态,用现象学的方法和视角描述活的经验。杜威也关注人的经验,但不把它看作一个与世界发生意向性关系的存在,而看作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一方注重思考经验,另一方注重体验经验。海德格尔哲学的长处正是杜威哲学的短处,反之亦然。把他们的哲学贯彻到教育领域,这种互补性更加明显。所以,在Leroy F. Troutner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视角可以用来补正杜威的哲学。○30这个分析视角与梁漱溟的看法不同,但在寻找某种思想资源以支援杜威哲学的做法上,两者有相似之处。

　　几点感想

　　第一,一般人们会说梁漱溟的生命化阅读误解了杜威,如果仅仅指出这种误解并把误解放在一边不予以理会,认为这种误解不值得研究,这是一个欠考虑的做法。对误读的分析是深化比较哲学研究的一个角度。在梁漱溟对杜威哲学的阅读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梁漱溟自己的哲学构想,看出他对杜威哲学的阅读带有他自己的儒家生命哲学立场;另一方面,杜威哲学在梁漱溟的阐发下呈现出新的意义,呈现在美国本土没有的意义,而且此种意义渗透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中,起了实际的作用,这对我们理解杜威哲学的多重意义是有帮助的,进一步丰富杜威哲学的研究。

　　第二,梁漱溟对杜威的生命化解读引出一个新话题,即如何看待生活与生命。一方面,梁漱溟对杜威的阅读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审视杜威哲学,我们看到杜威有一套生活智慧的论述,以实验探究、知行合一、教育即生活、民主生活方式等观点为主要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注意杜威哲学中的life概念的含义;另一方面,在梁漱溟的误读中,杜威哲学变成一套生命哲学进入新儒学,梁漱溟的新儒学有一套生命智慧的论述。如何看待生活智慧与生命智慧的关系是梁漱溟和杜威比较研究引出的一个新话题。

　　另外一个新话题是:虽然在《民本主义与教育》中,我们很难发现许多关于生命智慧的论述,但是我们在杜威的其他著作,如《一个共同的信仰》中可以找到相关的思想,这样,梁漱溟的生命化阅读赋予我们从生命智慧的角度重新思考杜威关于宗教性、生命的意义、理想问题的论述。从更广的视域来看,梁漱溟对杜威“生命哲学”的解读可以看作儒学与实用主义之间的一种对话。尽管这种对话可能充满着误解或误读,但是,它毕竟打开了一个跨文化跨哲学的对话维度,为我们今天进行儒学与实用主义的对话提供了历史的参考。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70017)、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顾红亮,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①○26○27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2、374、484、503页。

　　②③④⑤⑥⑨○16○19○22○23○24梁漱溟:《杜威教育哲学之根本观念》,《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86、686、686、690、699、700、693-694、696、685、692、700、700-701、701页。

　　⑦⑧○12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5-16、136、3页。

　　⑩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页。

　　○11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13梁漱溟:《儒家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98页。

　　○14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15○18○2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2、337、370页。

　　○17引用的话可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0-311、565-566页。

　　○21参见顾红亮《儒家生活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2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7页。

　　○28○29梁漱溟:《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2、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