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人物评价:农村社会管理的深刻变革

诸城市打破村庄界限,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整合配置各类资源——农村社会管理的深刻变革
　　到11月底,诸城市通过换届选举产生的208个农村社区新“两委”运行超过5个月。这些取代原来1249个村“两委”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不仅运转顺畅,社会管理与服务功能也明显增强。
　　“这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系的深刻变革,打破了过去那种以村庄为界、地域为限的设置模式,社区党组织成为农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诸城市委书记陈汝孝说,“从诸城的实践看,强化了农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诸城市四年多来一以贯之、扎实推进的农村社区化探索,不仅让“社区”一词的指称范畴从城镇延展到农村,也给乡土大地带来了变革的契机。
    重构平台
　　在龙都街道土墙社区,干练的赵玉霞掰着手指头,向记者比划道:最近四年,自己的身份变了三回。之前,她是龙都街道一名普通干部,在办公室坐等老百姓上门办事；2007年12月土墙社区成立,她来到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就近为周边1.8公里内5个村的4200名村民服务；2008年,社区成立发展协调委员会,她干起了主任,负责协调社区内经济社会事业,但“有些事儿管起来总还不顺茬”；2010年,她走马上任社区党委副书记,在为社区内村民、单位服务的同时,增加了管理职能。
　　赵玉霞的经历,恰如诸城农村社区化建设的一个缩影。2007年7月起,诸城按地域相邻、规模适度的原则,率先整建制集中连片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208个农村社区覆盖全市1249个村庄,次年6月,70万农民全部进入“2公里社区服务圈”,就近享受到跟城里一样的政府公共服务；此后,诸城引导农民向社区中心村聚集融合,打造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新型农村居住区,许多农民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2010年6月,诸城依法撤销社区内各村民委员会,组建社区党组织和自治组织,行政村变为自然村,社区成为农村基本组织单元。
　　赵玉霞告诉记者,虽然一变再变,却感觉都是“水到渠成的事儿”:“社区刚成立时,村民看我们就像外人,随着对社区越来越认同,越来越依赖,到如今撤销了行政村,我们也就真的成了一家人。”
　　“为何要以社区为单元,重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体系?”记者把疑问“抛”给了诸城市市长张洪全。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求组织结构和上层建筑适时调整。”张洪全解释说,“放在社区这个平台上组建班子,打破了原村庄的宗族姓氏制约,选人用人余地更大,更能代表老百姓意愿,也更有利于人才、土地、技术等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整合配置。”
　　行政村的设置,在中国已存在多年。随着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其地域狭小、空间有限的弊端日益突出。比如龙都街道东土墙村,不过百余户,党员十余名,受人员限制班子一直不强,威望不高,几任村支书都干不住。土墙社区党委成立后,打破地域限制,将该村在外搞建筑公司的党员张海波选进班子,这个在外“见过世面”的“老板”,能力受到村民的普遍认可,现在已是土墙社区的党委副书记。
　　像张海波一样,诸城共有173名镇街机关干部、14名企业负责人和14名大学生村官被选进社区“两委”。如今,全市208个农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镇街派驻干部和大学生村官占67.1%,驻区单位优秀人才占6.8%,原优秀村支书占26.1%,干部结构明显优化,班子战斗力显著增强。今年社区“两委”换届选举,诸城的成功率是100%。
　　农村社区平台的搭建与重构,使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在农村基层得到有效整合。通过设立社区服务中心,镇街层面的民政、劳动保障、医疗卫生、公安、综治等管理服务资源,都整合下沉到农村最基层,108项原来由市里审批或管理的权限下放到社区。诸城还集约利用政府对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在208个农村社区全部建立了标准化卫生室、警务室、幼儿园和文体活动场所等。
    搭起“舞台”
　　村支书,一个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的关键岗位,如今在诸城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社区党组织和各服务型党支部成员。
　　刘文亮曾经是密州街道十里一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现在的职务是十里社区“两委”委员,分工负责文教计生。他说,当年村子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支书不得不“胡子眉毛一把抓”。就拿计划生育工作来说,有人东躲西藏打起游击,就算配个助手也是力不从心；如今社区整合了力量,七八个人联手专门抓一块,可以提前做好预防,社区成立以来还没有出现一个违反计生政策的。
　　刘文亮所代表的,是原来1249个行政村的支书们,在行政村建制撤销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向社区这个新平台,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大学生“村官”代桂超对此也颇有同感。现已是十里社区党委副书记的她,曾经担任村支书助理。她比较说:“在村里工作,组织比较松散,工作也不规范,总感觉有劲使不出来；如今在社区,不仅制度健全,而且条块清晰,是个干事的大舞台!”
　　“农村社区化建设,有破,更要有立。要以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群团组织为纽带,社会组织为补充,对社区居民进行再组织。”诸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鞠进增表示。
　　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社区内一般设立以产业、功能和特色划分的服务型党支部,比如种养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个体工商业、社会事业发展、调解维稳、老党员及社区服务中心党支部等。社区居委会设置下属委员会,包括经济发展、规划建设、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等,并新设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这种打破村庄、地域界限设置组织结构的模式,破除了原村庄之间的壁垒,立足社区资源条件和产业优势,整合社区内的党员力量以及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特色产业园区得以建立或壮大,目前,诸城市农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行业协会和志愿者服务团队已发展到4832个。
　　青华苗木专业合作社,就是在皇华镇朱家村社区成立后发展起来的,社员达到260户。从纬度上看,诸城地处渤海与黄海的分界线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一个特殊的产业——苗木:南方的苗木往北方走,北方的树种向南方挪,在诸城适应两到三年,可以活得更好。合作社理事长刘玉伟告诉记者,北京20%-30%的雪松都是经由青华移栽过去的。如今,合作社已流转土地1560亩,中档苗木一亩一年纯收入六七千元,高档苗木则可达一万三四千元。
　　行政村并入社区,原来的债权债务怎么办?诸城市确定土地承包关系不变,并创新成立了经济联合社,承担原来村委会代行管理的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等,联合社内选举设立社管会和社监会,原来的村民成为“社员”。另外,在社区设立农村财务办公室,承担审核之责,在镇街设置集体资产处置招标中心,确保集体资产不流失。西土墙联合社利用120亩集体土地,投资1200万元建起工业园,年收入150万元,实现了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整合资源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长期致力于农村研究,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农村生产生活形态做过深入分析,认为乡土中国的单位是村落,无论聚村而居的生活方式,还是小农经营的生产形式,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农村社区化,让这一切有了变化的可能。
　　东辛兴社区的赵金銮是个奶牛养殖户,以前他在自家院子里散养着三两头牛,规模不大,收入不高。2009年,在社区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赵金銮参与成立了奶牛养殖合作社,在社区内通过土地流转将养殖场扩大到60亩,9户养殖户入驻,13户农民以土地入股。现在,合作社养着400多头奶牛,一头奶牛一年收入就有4000多元；参股的农民一亩地每年还可分红2000元。这种生产形式,在以往是难以想像的。
　　如今在诸城,通过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构,不仅促进了社区内资源的优化整合,有的还实现了跨社区融合发展。
　　今年1月,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东山养殖基地迎来“贵客”,他们包下一架波音747,请来3名来自丹麦、英国和拉脱维亚的水貂养殖专家。同机而来的,还有从丹麦引进的17840只优质种貂。合作社将在专家指导下,用4年时间将520万只本地水貂全部改良,到时一张皮子就能多卖200多元,4年时间可多收入十几个亿。
　　孙万红是大森林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密州街道十里社区的党委书记。他说,通过与东山社区联建党组织,十里社区的技术、资金优势与东山的土地资源优势互补,特种动物养殖获得了发展空间,而东山这片400亩荒岭薄地,每亩从年毛收入不足千元,到如今纯收入10万元,增值超过100倍。
　　依托农村社区,诸城已形成“一区一品、一区一业”的发展格局,全市共流转土地26.3万亩,发展特色园区200多处,建设农村社区商业网点450多处。他们引导农村居民到园区就业、就近集中居住,实现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互促互利,目前有100多家城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向社区延伸链条,15万农民就地变成产业工人。
　　以社区化为平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健全完善,也为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可靠保障。像社区警务室,实行1(民警)+2(辅助力量)警力配备模式,镇街派出所93%的警力下沉到社区,大量不稳定因素被及时发现和处理。去年,诸城市农村刑事发案和治安案件同比分别下降23.5%和17.8%,90个农村社区实现了“零发案”。市委群工办主任刘加清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全市农村社区共解决群众需求诉求1.2万件,在最近开展的民情调查中,群众满意度达到98.2%。今年上半年,诸城市在潍坊的县市区安全感调查中位居第一。
　　一直对乡下持有优越感的城里人,如今也对农村社区刮目相看。从枳沟镇枳沟五村搬到城里居住多年的王运斗,已经认不出当年村庄的旧模样。现在女儿家搬进了社区新楼房,外孙女就在小区旁边上幼儿园,老王没事就到聚合苑小区的文体广场上蹓跶。有时,他会远远地看着原来的枳沟五村,感叹于乡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