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回忆“过去的大学”(图)

“过去的大学”，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是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过去的大学”，不是现代人在做总结，谈经验，作评论，而是当时的校长、当时的教师、当时的学生亲身经历的回忆。北大、清华、西南联大，这是三所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学，我们节选了《过去的大学》一书中蔡元培回忆北大、冯友兰忆述清华、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的三篇文章（有删节），回望老大学的精神余韵。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趣，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性根，是于求学上很有防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以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冶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罢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选；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五四”后的清华

我于一九二八年到清华。这时候的清华，跟以前的清华，已经有所改变。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国留学。后来计划，先使幼童在国内学习一个时期，再派遣出国。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原名为清华学校。这个名字不表示学校的性质。一九二八年起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确定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的大学。

照清华原来的制度和风气，西学在中学之上，美国教员在中国教员之上，职员在教员之上。这些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反映。当时的学校都不能免，但是在原来的清华特为显著。清华的教员住宅分为北院、南院和西院，北院全是小洋房，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这些上等住宅，主要的是美国教员和教西学的教员住的。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国式小房子，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职员住的。另外还有甲、乙、丙三所，是校长，副校长和教务长住的。高级职员薪金比一般中国教员高，权力也大。一九二八年以后，革除了这些现象。教员住宅的无形的等级也去掉了。高级职员薪金降低，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清华原来对于洋教员的待遇特别高，而且还有各自合同。一九二八年以后，不分中外教员，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有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教员，在教一个女学生钢琴的时候，有不正当的表示，清华把他立即辞退。他以合同期限未满为借口，以找公使为要挟。清华不理这一套。他还是离校了事。

清华原来是留学预备学校，毕业到美国入大学。后来改为只送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国外入研究院，不限定往美国。它的留学方法的改变，是中国学术日趋独立的反映。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两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教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一九二八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谓“通才教育”，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识。在文学院，第一学年的课程，各系都是一样。到第二年才逐渐分系。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课程才完全分开。这对于学生的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有一定的好处。

解放以后，北大、清华都有了根本的改革。清华的文、理、法科，并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并入了清华。这两个大学，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都还是新中国的教育的重镇。反观一下它们的历史，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许多也还是可以借鉴的。

西南联大琐忆

1938年秋天，西南联大总算安顿下来。学校租借了昆明市郊会馆和不少座中学、专科学校的房屋，作为教室、行政办公用屋、师生宿舍等。后来又在昆明城外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地，造了一个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实验，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

1939年9月13日，我们首次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凄厉声；9月20日，敌机九架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学校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挨炸了。昆师后院边上有个破落的佛殿胜因寺，被炸平了一半，平日中晚饭我们就在寺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站着吃。从此以后，敌机时来骚扰投弹，“跑警报”便成了我们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跑警报”这个新名词了。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那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许多同学经常在里面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燕卜逊先生喜欢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这些都是联大师生生活中的一部分镜头，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的一幅幅风俗画。

西南联大坚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等都由教授担任。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从同学方面说，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1931年梅贻琦先生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过：“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这两句名言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仍得到贯彻。

我清楚记得，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大约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