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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东北二人转，因其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早已风靡大江南北了。然则在南宋时期，这种艺术形式曾被朝野认为“服饰乱常，声音乱雅”，属于典型的应该反的“三俗”文化之一。
有学者（毕玉才、刘勇等人）考证说，东北二人转是清末“闯关东”的人从关内带至关外的，理由是东北人形容二人转时，有句俏皮话叫“秧歌打底，莲花落镶边”，因为“莲花落”亦称“落子”，是河北、山东等地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也就是说，东北二人转形成于清末。赵炎以为，这种考证显然站不住脚。
根据文献记载，南宋临安北方南迁之人，就经常“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胡琴，使一人衣黑衣而舞且歌，众人拍手和之，道路聚观，便同夷路”，这种街头群众娱乐形式，虽然没有冠以二人转之名，但却明显具有二人转表演的特征。另外，在南宋使节楼钥的笔下，东北艺人大多“皆幞头红锦帕首，鹅黄衣，紫裳，装束甚异”，这和今天那些喜欢搞怪的二人转演员的服装差不多，而表演则“乐声焦急，歌曲几如哀挽，应和者尤可怪笑”，也和今天的二人转表演现场气氛类似，台上演的怪，台下笑得怪。由此可见，二人转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在民间流行，并具有了俗、色、酸等诸多特点。
由于金人在黄河流域的统治，北方汉人在服饰、发式、饮食、礼节、习俗、歌舞、语言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就使得他们在文化上已与以前的北方汉人有一定的区别。而文化上存在的这种差异，也使得那些已经迁入南方的北方老移民及其后裔，对绍兴末年以后迁入南方的北方新移民，产生文化上的疏远感。这种疏远，在对待二人转的态度上，尤为明显。前者热衷于传播，以很少的人数，在人口众多、文化高度发达的都城临安掀起二人转的大波澜，而后者则百般讥刺或全力抵触、防范，甚至禁止。
朝廷里，特别是孝宗以后，每一次北方人口南迁，都会引起大争论，焦点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是否接纳这些人（南宋称他们为归明人、归朝人、归正人），一个是如何防范附载于他们身上的源于东北民族的文化的扩散，说到底就是二人转（服饰与歌舞）的扩散。如淳熙、绍熙年间，大臣袁说友、蒋继周和余古等人都曾就这种现象再三地向皇帝上奏，将二人转认定为低俗文化，坚决要求打压抵制。
袁说友指出：“都下年来一切衣冠服制习为虏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具体表现在：“紫袍紫衫，必欲为红赤紫色，谓之顺圣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革，谓之不到头。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如此等类，不一而足。”蒋继周和余古的进言着重分析二人转的扩散之祸，据他们的报告，“渤海乐”等来自东北民族的音乐，已“盛行于世，都人多肆习之”，而且流传到皇宫之中。甚至贵为一国之尊的光宗皇帝，也是东北音乐舞蹈的喜好者，余古批评光宗皇帝“宴游无度，声乐不绝……甚至奏胡戎乐，习齐郎舞。”
于是，朝廷在隆兴元年下令，取缔二人转，新移民“不改胡服”和诸军“仿效蕃装”，皆罪，并要求“所习音乐”不得“杂以胡声、作胡舞”。乾道四年七月，朝廷再次下令，“申禁异服异乐”。
在民间，二人转流行“十数年来”， “所在而然”，“初则效学以供戏笑，久则习之为非。甚则上之人亦将乐之，与之俱化矣。”也就是说，最初南宋民间也认为二人转是低俗的文化，只是模仿以供取笑和讥讽，谁知模仿久了反而成了习惯了，渐次这种习惯也影响到了上层。使得朝廷的各种禁令其实没有收到多少效果。
面对东北二人转的强大扩散力和对习俗人心的潜移默化之影响，当时有人为之感叹道：“中原士民沦于左袵，延首企踵，欲自致于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而不可得，而东南礼义之民，乃反坠于胡虏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词人韩元吉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叹息！（赵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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