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酒度数:李鸿章算伟人吗

　　李鸿章的出身并不十分显赫，祖父李殿华两次举人不中，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其父李文安多次参加乡试，终中举人，后为戊戌科进士，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鸿章6岁开始受教于父，刻苦攻读，18岁才华初露，成为秀才。1843年，入京师，心志专一，再接再厉，并拜会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1844年中式第四十八名举人。1845年，他虽参加恩科会试不中，但其诗文却已博得了曾国藩的刮目相看。1847年，再次会试，中进士，点为翰林。至此，李鸿章终于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层，完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由此奠定了波澜壮阔却也毁誉各半的一生。

　　但当时通过传统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士们已经不能满足时局的需要。李鸿章真正崭露头角始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李鸿章以儒生起于戎马之间，凭借编练淮军“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

　　据《清史稿》记述：“洪秀全据金陵，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奏鸿章自助。咸丰三年，庐州陷，鸿章建议先取含山、巢县图规复。巡抚福济授以兵，连克二县，逾年复庐州。累功，用道员，赏花翎。久之，以将兵淮甸遭众忌，无所就，乃弃去。从国籓於江西，授福建延建邵道，仍留军。十一年，国籓既克安庆，谋大举东伐。会江苏缺帅，奏荐鸿章可大用，江、浙士绅亦来乞师。”

　　在这场残酷的内战中，李鸿章表现出了较为先进的治军思想。他向曾国藩汇报淮军的情况时说：“敝军枪炮最多而精，郭杨刘王四军万五千人，洋枪万余枝。刘镇铭传所部七千余人，洋枪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36

　　稍后他又向清廷阐述了自己的治军思路：“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军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又有开花炮队四营……洋炮重者千余斤，轻亦数百斤，其炮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机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37李鸿章的淮军部属中有不少再后来成为平定新疆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干将。

　　与时人相比，作为政坛新秀李鸿章有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并且有着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欲望，这决定了他将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

　　把李鸿章称为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实不为过。洋务运动是对西方殖民侵略的积极抵抗，也是对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所做出的理智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日本明治初期采取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策略并无二致。与同时代的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与中国的出路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帝国处于“厝火积薪，可危实甚”的局面，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再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时不我待！

　　早在1865年，李鸿章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浩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38

　　早在1880年，李鸿章就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器物层面的落后造成国际地位孱弱的事实，他曾沉心地指出：“中国诚能练兵防海，日图自强，不独朝鲜弱小未敢藐视，即欧西大国亦未尝不敬而畏之。若不图自强之策，终恐不能自立，亦何在乎属邦之从违！”39

　　但直到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的见解仍旧被许多人所责难。

　　1884年，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游历中国各地，探访曾旅日的王黍园的族人，受到热诚款待。族人中有举人王砚云，广有才学，能言善辩。王氏说：“李中堂(鸿章)开办招商、机器二局，耗资百万，消耗国力，并无结果，大失民心。”冈千仞对王氏的说法不以为然，指出中国人是中了儒教的毒；还解释说，取西洋之长，以供我用，就是养育国本之要。王砚云却愤然说道：“机器者圣人不语也。此物惟有导国人去其质朴而趋赴机巧。”从王砚云的一番话可以窥见：若有人引进西洋文化，便会被斥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40

　　清朝历经两个半世纪，共开放了34个通商口岸，用现在的眼光看是少而又少，且大多是西方强加。中外谈判不仅唇焦舌疲，而且每每兵戎相见，后人也多以此为耻辱的开始。李鸿章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应该拿捏精当尽力避免负面作用，利用其不可限量的正面影响，指出：“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41 并批评整个社会在近代化潮流面前的麻痹和迟钝：“如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样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品、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42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帝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联合行动对中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他指出，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要求国家对此保持警惕的同时也要巧妙地利用局势。

　　李鸿章在这里主张国家如果主动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属于双边关系，同时也就制约了对方，这样的相互制约作用甚至强过动用武力，并且整个地球便可“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可见李鸿章的主和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和怯懦，而是建立在对内实行变法自强的基础之上—“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44

　　李鸿章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的内政外交主张是在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下，对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翻开一部近代史，轻重工业的创办，矿山的开采，铁路的建设，电报、航运的发展，留学生的派遣，各类新式学校的创办，海军的创建，陆军的整练，外交内政诸多大事，几乎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第一条电报电缆线的架设都在洋务运动时期建成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奠基性的、不可缺少的历史环节。洋务运动的缺陷不在于开启，而在于没有深入。

　　在戊戌变法中表现较为开明的翁同龢，直到1888年仍自信地认为“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致使李鸿章不得不对他进行启蒙式开导：“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无论中国外国焉得此不竭之财以供铁路之用耶？”

当时在官僚层中的修铁路有“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害之说甚嚣尘上，李鸿章表现出尴尬的无奈与哀叹，他说：“耳食之言，每致误事，传播外国，贻笑堪虞！”“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45

　　李鸿章还对腐败表达了强烈反感，早年他率兵援沪、出任地方军政大吏之日起就为这个问题所困扰，惊呼道：“吴中吏治敝坏已极，奸贪巧猾之徒布满南北两岸，何能另起炉灶？自以节取而惩诫之为是。”46 二十年后他对此仍旧表示出遗憾和痛心，感慨国家积弊之多：“循规蹈矩之冗员，营私舞弊之武弁，愍不畏死之奸民，盖遍天下皆是矣。”47 但是他作为帝国官员，迟早也要被这种制度性腐败卷入进去。

　　谭嗣同曾多次引用张之洞的话评价李鸿章：“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按：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48

　　张之洞出身清流，又办洋务，一度对李鸿章的主张颇有成见，日后渐趋渐近，但无论在个人操守还是政见上都与李鸿章有很大的不同，又非李氏的同门故旧，他能给予李鸿章“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这样的评价完全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评论的。

　　与李鸿章相比，“一生不谈议和事”的左宗棠在历史上则是一个基本正面的角色。

　　在塞防海防之争中，左李二人因为政见不同彼此势如水火。左宗棠劳苦功高收复新疆全境，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捍卫国土的信心和决心，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洋务运动举办的成绩。但是，从洋务思想上来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左宗棠比李鸿章明显不及。左宗棠对购买军舰也不以为然，1879年他写道：“幼丹(两江总督沈葆桢)之明岂尚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49 第二年，他又说：“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汝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也。”50

　　“洋务运动”实为后发展国家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断然举措，但在这个过程中，左宗棠明显无法与李鸿章相提并论。他们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和缺陷，不可为了褒此而贬彼。

　　同样，“塞防”、“海防”之争也只是两位官员的政见之分歧，跟“爱国与否”丝毫不沾边。同左宗棠主张收复新疆为当务之急一样，李鸿章也不主张两者并举，认为日本的威胁才是“肘腋之害”，应该重“海防”，弃新疆。

　　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历程非常容易陷入财政危机，往往顾此而失彼。

　　左宗棠的西征湘军在起初两年就实际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 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

　　笔者述此，当然不是说新疆当弃，但政府财政开资之窘迫可见一斑。

　　谭嗣同是无可争议的维新名士，颇受后世推崇，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51

　　谭嗣同认为国家财政困难，为实施全面改革，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创造条件。并说“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52 因此，他出卖国土的错误想法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错误认识。

　　在民族危机中，张之洞也有过这样的错误建议，曾构想以牺牲新疆或西藏一部分为代价，换取俄、英支持中国对日作战：“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53

　　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魏源是开眼看世界的领军人物，也曾主张“弃边守本”，弃舟山群岛、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54

　　1867年俄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当时，主持购买阿拉斯加的美国国务卿威廉遭到国会的强烈反对，他力排众议才得以实现，买到这块荒凉之地后，举国上下嘲笑他的“愚蠢”。—到底谁才是“先知”历史早已经证明。

　　那些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们之所以先后产生类似的错误构想，完全是由于时代认识的局限、个人见解的粗疏。

　　客观评价李鸿章，不仅关乎一个历史人物在后人心中的地位，这个原因是低层次的，甚至是不重要的，更有助于清楚地了解近代化过程中整个中国官僚层、制度设计层的优缺点，也能让后世更好地汲取好的经验，同时避免再犯类似的历史性错误。

　　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写了《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评论了这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李鸿章的一生，文中有毁有誉，皆语出有据，可谓字字珠玑，今日读之仍颇受启迪：

　　“……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1895年)二三月、庚子(1900年)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主持晚清内政外交的失败时这样说道：“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55

　　梁任公的评价无疑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