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热血卡牌三国官网:刘仁静在建国后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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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在建国后的遭遇 1921年，19岁的刘仁静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1922年，刘仁静又和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报告，并代表中共发言。1926年，陈独秀派他去苏联学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指责斯大林，引发了联共（布）党内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刘仁静于1929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已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回国以后，他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就与国内的一些托派分子联系，着手组织反对派，与党直接对抗。结果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而将其除名。 抗日战争期间，刘仁静有心参加抗日事业，但内心仍坚持托派思想，不愿找共产党认错，就作出了去国民党机构工作的选择。 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1950年8月，刘仁静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视作“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 所以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他的检讨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群起抗议，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 为了平息众怒，出版社最后召开了一个全社职工大会，历数刘抗拒改造的恶劣行径，然后一致通过开除他的工会会籍。这就是说，把刘清除出了工人阶级队伍，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第二年社方又把刘改为编外的特约翻译，即不再作为出版社的正式职工，在家译书，不用上班，工资100元数额不减，每月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付给。 从此，刘每月除按时到出版社领钱和交稿外，似乎在社会上已经消失，人们也逐渐把他忘却了，他有幸躲过了“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 1967年，刘仁静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六年多。最后向他宣布的罪名是两条：一是去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二是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宣传托派思想。后又在团河农场关押了5年多，直到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这时他已77岁了。 刘回社以后，根据中组部的意见，从各方面改善了他的生活待遇。生活费从100元提高到200元；儿子刘威立从外地调入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新居。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结束了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2003年10月31日 0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