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和吕布:金融战争

书名：金融战争
作者：廖子光译者：林小芳、查君红 等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8-04-01
ISBN：9787802116566阅读次数：464
定价：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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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本书跨越历史时空，俯瞰国际金融体系，充分揭示了在加快发展的同时，中国参与制定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战略意义。书中，作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角度，揭示了美元霸权这个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实际上是美国借助各国央行统治全球经济、获取全球资源财富的主要手段，读后令人触目惊心、扼腕长叹！
作者简介廖子光（Henry C.K. Liu，有人也将其名音译为亨利·C·K·刘）1938年出生在香港，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建筑学和城市设计的教育，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潜心研读，廖子光先生曾担任过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现任纽约著名的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成为一名成功的金融实业家。
金融战争
目录
译序：重建被颠覆的世界
第一章 美元霸权与新型全球帝国美元霸权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在人类金融事务中，首次出现了由一国不兑现纸币通过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强加的货币霸权，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使这种货币霸权的形成成为可能。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全球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各经济体臣服于美国经济的工具；世界贸易现在是一种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的游戏。美元霸权使美国金融霸权成为可能，从而使美国例外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可能。全世界低工资的出口国，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不惜一切代价地自残性出口竞争，不明智地以“高消耗、高污染、低工资”增长模式为美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真正的产品财富，而换来在国内不能使用的美元纸币，并造就了它们现在敢怒不敢言的美国全球霸权。
一、美元霸权的起源、演变和影响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美元霸权的实质
三、美国的货币政策与美元霸权
四、美国全球帝国的经济学解释
第二章 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
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后两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6年6月24日。
——大萧条很可能重演
20世纪的历史表明，经济原教旨主义可以造成灾难性的结果。20世纪早期，英镑霸权加剧了对金本位的顽固坚持，这最终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今，新的一帮原教旨主义者占据显赫要职。
20世纪早期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金融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先是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后来又利用币价重估和提高关税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终于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美元霸权既没有黄金支持，又没有经济作后盾，日益只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支持，已经导致全球特别是中国向美国持久大量出口，各国国内得不到发展，这些将导致大萧条更严重地重演。
一、金本位制与大萧条
二、美元霸权与大萧条的预演
三、大萧条可能更严重地重演
第三章 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
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二部分“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的前5节内容，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24日。
引言
一、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神话
二、贸易与货币
三、主权信贷与失业
四、工资与利润
五、主权信贷与美元霸权
六、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错误与危害
七、货币与通货膨胀
第四章 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
本章系《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第一部分“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原载《亚洲时报》2005年6月16日。
目录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译序重建被颠覆的世界
第一部分美元霸权：阻碍全球与中国发展的祸根
第一章美元霸权与新型全球帝国
一、美元霸权的起源、演变和影响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美元霸权的实质
三、美国的货币政策与美元霸权
四、美国全球帝国的经济学解释
第二章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
一、金本位制与大萧条
二、美元霸权与大萧条的预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
三、大萧条可能更严重地重演
第三章美元霸权对抗主权信贷
一、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神话
二、贸易与货币
三、主权信贷与失业
四、工资与利润
五、主权信贷与美元霸权
六、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错误与危害
七、货币与通货膨胀
第四章美元霸权与全球贸易战
一、冷战与道德诉求
二、“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三、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四、经济民族主义
五、市场无力纠正贸易失衡
六、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七、日益兴起的反全球化
第二部分美中之间的金融与贸易关系
第五章美元霸权与不可持续的中美贸易
一、核心矛盾
二、美中贸易失衡
三、美中贸易背后的数字
四、中国对贸易的过度依赖
五、以新自由主义贸易贏得冷战
六、货币重估的错误逻辑
七、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因果关系争论
第六章贸易战能够导致真正的战争
一、美国对华恐惧和敌视的根源
二、中国的困境：增长与平等
三、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华贸易政策
四、对人民币升值的错误希望
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六、强势人民币对美国经济不利
七、贸易战的危险
第七章保尔森与中国
一、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性质与召开背景
二、贸易赤字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三、新的对华政策
四、中国的社会主义
五、中美贸易对美国并非不公平的
六、中国需要做什么
七、美元霸权与净外债
八、看待贸易赤字的三种方式
九、战略经济对话
十、财富与收入差距
十一、新民粹主义对抗鲁宾经济学
十二、新保守派捍卫全球化
十三、错误的辩论
第八章世界头号货币操纵国
一、披着自由贸易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国家
二、精选的公平竞争环境
三、国家安全甚于自由贸易
四、汇率取决于汇率政策，而非市场
五、汇率与货币稳定的历史
六、中国不是货币操纵国
七、保尔森捍卫日元，批评人民币
八、盯住货币制并不能免于市场压力
九、完全可兑换的正反方争论
十、美国是货币操纵的蛇头
十一、压缩美国双赤字的高成本
十二、对冲基金是真正的货币操纵者
十三、美中贸易不平衡
十四、收入差距与贸易平衡
十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称人民币没有低估
十六、中国货币升值将导致美国通货膨胀
十七、新民粹主义浪潮
十八、中国需要摆脱出口依赖
第九章中国的货币主权与未来之路
一、美元霸权榨干世界经济
二、中国的货币主权及其领导潜力
三、资本主义
四、通向未来之路
第十章中美贸易战导致中美新冷战？
一、正在形成的新冷战
二、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对华思维
三、美中之间的模糊政治
四、台湾与中国和平演变
五、冷战时期美中和解的地缘政治基础
六、美国外交政策转型
七、贸易战是美国在新冷战中借助的主要手段
八、美国在新冷战中的对华战略目标及策略
九、贸易鸽派与安全鹰派
十、新自由主义扭曲“一国两制”原则
十一、美中在反恐战争上的合作
十二、美国不接受平等的伙伴
第三部分美元霸权背景下的美中地缘政治：如何寻求和平
第十一章两个国家，一个分裂的世界
一、美中的基本国情
二、美国民主的起源及演变
三、中国政治及其运作方式
四、十字军东征及其影响
五、美中关系的实质
第十二章冷战联系着朝鲜和台湾
一、《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
二、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与美国的冷战遏制政策有关
第十三章错误的战争，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敌人
一、美国曾深入考量中国卷入朝鲜问题
二、中国无意介入朝鲜冲突
三、朝鲜战争造成台湾危机
四、北朝鲜接受的并非苏联理论
五、朝鲜战士在东北战场上得到锻炼
六、与苏联不同，美国对朝鲜的战略关注较少
七、日本省略了“投降”一词
八、强大的苏军与不堪一击的日军
第十四章“三八线”与台湾
一、“三八线”的划定
二、战争责任之争
三、仁川登陆
四、中国卷入朝鲜战争
五、停战谈判、原子讹诈和麦克阿瑟解职
六、美国是朝鲜战争的肇事者之
七、美国全面干预台湾问题
第十五章台湾问题的由来
一、台湾经济奇迹不是自由和民主带来的
二、美国维系了台湾的外交生命
三、台湾的新贵要求政治权利
四、台湾打民主牌赢得美国的支持
五、台湾对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保持警惕
第十六章台湾问题统独之争
一、台湾不具备任何行使自决权的条件
二、国民党在2000年大选失败是因为出了叛徒
三、蒋经国政权的特点
四、台湾同夏威夷一样，无权修改宪法
第十七章公投问题
一、所有中国人都寻求国家统一
二、宋楚瑜的提议
三、李登辉支持台湾独立
第十八章中美之间应努力避免战争
一、两岸关系“经热政冷”
二、台湾版图虽小但经济强大
三、美国法案挑战中国主权
四、中国为台湾愿意付出重大代价，而美国不会
第十九章误判悲剧的可能性
一、美国对台政策影响日本对华政策
二、日本将卷入台湾冲突
三、推动中国的肢解会削弱这个地区
四、美台防御关系破坏美中关系
第二十章中美关系仍处于混乱状态
一、恐怖分子与恐怖主义
二、新手
三、中美峰会
四、不扩散
五、军控与裁军
六、“9·11”事件的效应
第二十一章中美如何避免冲突
附录
《纽约时报》社论热衷于臆想对港历史与现实评说失准
香港经济政策的重塑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何以席卷全球金融体系
引言
一、冷战与道德诉求
二、“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三、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四、经济民族主义
五、市场无力纠正贸易失衡
六、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七、日益兴起的反全球化
译序：重建被颠覆的世界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步入2007年，美国以发行美元纸币购买世界的观点，已在网上广为流传，已为越来越多人所熟知。不过，对于美元霸权的复杂性，人们的认识并不够。将美元霸权提升到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高度来思考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早在30年前，一位美国年轻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就揭示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仍然是世界货币，美国以债务国地位管理世界经济，将塑造一种以美国国库券为本位的全新国际金融体系，美国金融霸权将彻底颠覆传统的经济世界。经过长达30余年的跟踪研究，赫德森在其再版的《超级帝国主义》中沉痛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的货币霸权“已完全颠覆传统的经济世界”
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关于这个已完全被颠覆的经济世界，本书作者、美国著名金融分析专家和金融实业家廖子光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美国发现，为了挣钱，美国所需做的就是印发更多的美元，世界贸易于是成为这样一种游戏：美国以法令发行美元，而其贸易伙伴生产不兑现的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从石油、衣服到电视机和汽车等一切商品。美国保持其国防工业和研究，将老的经济制造业首先外包给日本和德国，再将服装业和低技术产品外包给亚洲和墨西哥。最重要的是，美国实质上已以垃圾债券和其他结构性金融产品建立并经营一种新型金融部门，而直到十年后，其他发达国家对此才有所理解。借助于美元霸权，美国步入金融资本主义，而其贸易伙伴落入工业资本主义。”
“美元霸权导致当前全球金融处于一种恐怖平衡状态，任何实质性的变革都可能招致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彻底崩溃，正是害怕彻底崩溃，全球金融体系的上层国家例如欧洲和日本虽然已经感受到美元霸权对全球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的危害，但是却不敢提出任何具有实质性改革内容的替代方案动摇美元霸权。世界金融体系就日益混乱而脆弱，危机四伏。”
而当前中国金融正准备大步融入这一已处于高度危机状态只是维持着脆弱的恐怖平衡的美元霸权体系，中国金融未来的前途和命运如何？中国该如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应对美元霸权的危机和它对中国可能的影响，所有这些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廖子光先生也都做了深刻而又极富建设性的回答。
一、廖子光先生其人其文
廖子光先生（Henry CKLiu，有人也将其名音译为亨利·C·K刘）1938年出生在香港，在哈佛大学接受过建筑学和城市设计的教育，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授期间，对经济学和国际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多年的潜心研读，廖子光先生曾担任过著名的洛克菲勒公司投资顾问，现任纽约著名的廖氏投资咨询公司总裁，是一名成功的金融实业家。
廖子光先生自幼旅美，不过，他深谙中国历史与文化，对中国的热爱从未消减。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时，作为美籍华人，廖子光先生主动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担任翻译。并在1997年为记者留下了一段富有深远意义的感言：“当中国乒乓球队来到美国时，我很激动，因为这是美中人民之间交流的开始。25年过去了，美中关系有了很大发展，但今天的美国舆论对中国还存在着偏见，说明双方的交流还不够。”他希望通过中美“乒乓外交”25周年庆祝活动能让美国人再次认识到，加强相互交流对发展两国关系是多么重要。何洪泽、周德武：“小球推动大球——中美庆祝‘乒乓外交’25周年纪念会侧记”，《人民日报》1997年7月26日第3版。
1996年，由于对纽约时报该年12月28日社论《再见了香港的自由》“热衷于臆想，对香港历史与现实评说失准”义愤填膺，廖子光提笔向《纽约时报》编辑部去信，意图澄清事实。但《纽约时报》却拒绝刊登这封实事实说的读者来信，廖子光只好将该信转投我国的《人民日报》。该信后发表于1997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阅读该信，可充分感受到一位旅居海外几十年的华人的拳拳赤子之心。该文已收入本书附录。
在2002年之前，廖子光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评论文章很少见，除了上面提到的读者来信，还有一篇文章题为《新千年》（The New Millennium），写于1999年12月23日，发表在kimsoft网。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在西方日历中，2000年标志着两个编年史事件，即新千年和新世纪，庆祝2000年标志着西方文化在20世纪的全球支配地位；在中国阴历中，新千年只是4398年——极其平常的一年”。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个美好的希望：“亚洲人应当理解，2000年是摈弃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寻求真正地复兴自己的丰富遗产的大好时机；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新千年的概念在亚洲文化中无任何意义。”见http://wwwkimsoftcom/1997/yr2000htm。
自2002年以来，廖子光先生在香港出版的由马来西亚人主办的《亚洲时报》（Asia Times）上开设“The Complete Henry C K Liu”专栏，截止到笔者完稿之日，共有136篇文章发表于《亚洲时报》，其中不乏数万字的长文。其文章重点研究美元霸权对世界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影响，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地缘、军事、经济意义，以及美中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这三个领域。从2002年4月11日该专栏的首篇文章“美元霸权必须终结”(US dollar hegemony has got to go)开始，随着研究与认识的不断深入，廖子光的笔触日渐深入到美元霸权运作机制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揭示出美元霸权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它已成为阻碍全球与中国和平发展的祸根，并对全球各国，尤其是中国，如何应对美元霸权，如何重建这个被颠覆的世界提出了富有见地、催人猛醒的思考和建议。
他的部分力作都比较长，由系列文章组成，每篇可独立成章，但各篇之间又具有非常紧密的有机联系，完全可以作为一本专著发表。现将其系列长文按完成与发表时间顺序列表如下：
文章系列名
篇数
发表时间
汉字数
内容简介
备注
《全球中央银行制度批判》
9
2002年11月至2003年6月
约15万
在经济学史上，人们一直认为国家银行制度是改善该国及其人民之福利的。然而，当今全世界实行的中央银行制度，优先考虑维持货币价值，而不是满足一国经济的货币需求，本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实证（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例）的角度，对全球中央银行制度进行了系统批判。
《绑架现代性：宗教、启蒙与帝国主义》
8
2003年8月至10月
约97万
本系列文章系统、全面比较了中国、伊斯兰和西方文化的异同，批判了西方的夜郎自大和唯我独尊。
《美中关系：寻求和平》
10
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
约9万
本系列文章意图从美中两国的历史和美中关系史探寻这两个具有根本性差异的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和谐相处。
已收入本书
《论中国货币》
4
2004年10月至12月
约96万
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美元霸权。中国不能简单地重复美国货币政策的错误，采取政策诱导人民币升值，将把世界推进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
《货币、权力与现代艺术》
5
2004年12月至2005年1月
约9万
1913年，美联储在特权阶级的“货币政变”中诞生。同年，该阶级的部分人士注意到19世纪末被忽视的现代艺术家。为了在保守的美国生存下来，现代艺术需要除去其革命性的社会内容。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世界秩序、失败国家和恐怖主义》
10
2005年2月至5月
约15万
本系列文章从全球秩序、失败国家和恐怖主义角度深入剖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灾难，并以美国、德国为例考察分析了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灾难所孕育的变化。
《即将到来的贸易战》
6
2005年6月至8月
约95万
本系列文章对当前全球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该文第二部分梳理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货币分别与贸易、失业、工资、利润、黄金、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主权信贷概念及其与失业、货币、美元霸权的关系，可谓破解美元霸权的理论基础。
3篇（含第二部分）收入本书
《成立劳动力密集型输出国组织》
4
2006年2月至3月
约51万
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卡特尔不仅能自己制定规则，而且对世界经济具有广泛的影响。全球劳工建立一个类似的卡特尔将阻止全球化引发的全球工资套利和“向底线竞争”行为。这种竞争若得不到遏制，不仅毁坏劳动力，而且毁坏世界经济。
《泡沫大陆的男巫：格林斯潘批判》
4
2005年9月至2006年2月
约6万
本系列文章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即将结束其任期时推出，全面、系统地述评了格林斯潘在其任期内的工作，并对其工作遗产进行了预测。
《新自由主义的工资》
4
2006年3月至7月
约58万
尽管所有证据已证实，美国还是继续自欺欺人地认为，公平的汇率，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将解决美国经济痼疾。但西方汇率长期以来一直是问题的一部分；全世界的经济体应该浮动的是工资，而不是汇率。
2篇收入本书
《美中关系现状》
11
2006年6月至今，未完稿
当小布什努力维持其政府和共和党的命运不至于直线下坠时，其中国同仁还正在学习如何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领导人来行事。中美一直具有紧张的关系，但这是无法避免的，而非其领导人遇到的困难所致。
1篇收入本书
近年来，廖子光先生的著述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杂志早在2002年就开始注意到廖子光先生的著述，至今已陆续编译发表其10余篇文章。《国际先驱导报》、《南方周末》也曾分别就中美关系、香港问题采访过廖子光先生。他于2007年2月14日发表于《亚洲时报在线》的“美国是世界首要货币操纵国”更是引起国内强烈的积极回应。新华社《参考资料》全文译登该文。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刘军也翻译该文全文，并附上自己的介绍与评价“华裔经济学家廖子光先生（Henry CKLiu）对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颇有研究，且视角独特、中立客观，他撰写的‘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货币操纵国’一文分析精辟、论据充分，对美国国会和媒体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是一篇好文”，上传于网上。美中自由贸易促进会秘书长、旅美经济学者、人民日报驻联合国首席记者温跃宽对该文的评价是，“作者长期旅美，深悉美国政策，故此文章通篇分析透彻，论据充足，可供我国研究中美经济机构和学者参考。”见http://wwwhaiguinetcom/bbs/viewtopicphp?p=1137397。
鉴于廖子光先生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历史和哲学等诸多领域，下文将从“美元霸权与被颠覆的世界”、“终结美元霸权与重建被颠覆的世界”和“中国在重建被颠覆世界中的特殊地位”三方面阐述阅读廖文和翻译本书的感想。
廖子光先生深悉东西方发展史，尤其是经济与金融史、东西方思想史、美中关系史，得益于其作为学者和实践家的双重身份，其研究总是切实做到了从历史的高度，全面、发展地认识与分析问题，其行文中立客观、分析透彻，论据充足、逻辑严谨，相信阅过本书的读者自会对他行文中贯穿的历史感、动态性、洞见力有深刻的印象。
二、美元霸权与被颠覆的世界
当今世界是一个被美元霸权严重扭曲和彻底颠覆的世界，若离开这一视角，来观察全球和平与发展、中美关系的过去与未来，将很难看清全球经济增长、中美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美国对华政策等许多关键问题的实质。
（一）美元霸权的含义
“霸权”（hegemony）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本是指斯巴达在对抗波斯的希腊城邦联盟中所处的领袖地位，具有“领导性”这样一种广泛的含义，在马其顿被征服后，“支配”的意思列入其内。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近代，霸权概念得到广泛的使用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有着巨大关系。他被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监禁狱中时，思考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概念。一般来说，主流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力量塑造的，而葛兰西认为文化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指出，控制了人的思想，也就控制了人的心灵和躯体，一国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也就是建立文化霸权来确立、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旦建立了文化霸权，就没有必要公开使用武力。参见Henry C K Liu, “China vs the almighty dollar,” Asia Times, Jul 23, 2002。
国内外大多数关于美元霸权的研究只是笼统地考察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美元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却往往忽视了此期间美元霸权运作机制和实质的演变和根本性变化。在《美元霸权必须终结》这篇被广泛传播和引用的文章中，廖子光再造了“美元霸权”这一术语，将美元霸权严格地界定为自1971年以来，美元作为一种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货币和财政纪律约束、只靠美国军力和地缘政治实力支撑的不兑现纸币，却继续担当全球金融与贸易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廖子光对美元霸权的重新定义现已经得到广泛的接受。
从表面上看，美元只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货币，它的特殊性也仅在于它是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的计价单位、支付和储备手段，国内学界对美元霸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关注最多的是美元霸权如何为美国取得了一笔铸币税收入和美元霸权如何为美国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元霸权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已是内化于全球经济增长并牵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每根神经的主导性机制。美元霸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意识层面。在物质层面，美国强大的军力和世界关键商品以美元计价维持着美元在全球的显赫地位和结构性优势；在意识层面，倡导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虽历经批判仍支配着全球大部分国家和人的思维。即使向底线竞争的市场原则造成全球惨不忍睹的贫困和饥饿，市场还是如上帝那样被供奉为解决国家和世界发展的唯一选择。美刊《每月评论》2003年6月出版的第55卷第2期刊登了美国纽约大学皇后学院教授威廉·K塔布题为《新自由主义之后？》（William K Tabb, “After neoliberalism?”, Monthly Review, Vol55, No2, 2003.）的文章。作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目标的失败并没有终结新自由主义，反而强化了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要求，导致更多的新自由主义。以新保守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布什主义在“传播民主”这一点上与新自由主义不谋而合。中译文可见［美］威廉·K塔布著，吕增奎编译：“新自由主义之后还是新自由主义？”，《国外书刊信息》2003年第8期。
据笔者统计，2006年初卸任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至少不下三次地自豪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描述美国金融地位的显赫和结构优势。(美)拉里·卡哈纳编著、金马译：《格林斯潘语录》（中英文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可以说，格林斯潘比谁都了解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增长、对美国维系其唯一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拓展的独一无二的意义。所谓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政府通过没有任何实物支撑、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中的首要储备货币地位，引导和塑造一系列有利于其领导和支配全球的制度安排。
（二）美元霸权的缘起与形成
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实际收入和生产率就已超过西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美国崛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导国家，美元才最终取代英镑的地位，成为主要国际货币。1947年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他货币比兑美元的国际间货币交易准则，由此奠定了美元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通货凌驾于世界其他货币的优势地位。1948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确立了交易自由、市场开放的国际贸易准则，这推动了美元向全世界的流动。
开始，美国也想担当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近300年期间所扮演的主导世界的角色。然而，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受挫，美国政府发现，按照欧洲统治全球的路走下去，前景只能是步欧洲的后尘。原因很简单，随着帝国战线的拉长，总有一天，其经济会不堪重负而崩溃。而早在越战期间，美国就意识到，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的横财，经过朝鲜战争和越战，大都流向了其盟友西欧和日本；战争再这样打下去，其实是为重新崛起的西欧、日本做嫁衣裳。而这两者正日益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发起挑战，要求更多的平等对话，甚至出现了很多美国控制不了的与共产主义世界来往的离心倾向。
为力图维持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和摆脱长期的黄金外流及财政困境，1971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果断地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由于美元是世界通货，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无限增大会为其带来国内外财政支出带来“金融搭便车”机会。也就是说，虽然美元与黄金相脱钩，但资本主义世界仍将不得不接受美元，因为还不存在其他可以运作为国际货币的通货；也由于美元与黄金相脱钩，美国的贸易赤字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从而，美国联邦预算也可以不受任何束缚地无限扩大。换言之，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国内消费可以高度膨胀，而不用顾忌债务负担。
现在看来，1972年，这一普通的一年，是当前新型国际金融体系形成的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一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从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接受了一笔资助，研究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他的研究报告在1972年出炉，分析指出，作为一个通货为世界货币的全球强国，从短期来看，美国的账户失衡问题会实际上加强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而从长远来看，不断扩大国际收支赤字无异于饮鸩止渴。该报告递交给当时的美国尼克松政府后,尼克松政府官员说,“哎呀，棒极了”。然后，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将赫德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转变为“如何做”的订单，而不管赫德森已将该报告写成一份“如何不做”的订单。就是自该年起，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作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金融体系中“金融搭便车”的工具。Standard Schaefer, “Duck, Duck, Goose:Financing the War, Financing the World——Interview with Michael Hudson, author of Super Imperialism,” CounterPunch, April 23, 2003.
就这样，美元霸权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作用下产生了。1973年，面对美国在加紧落实保护主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同时，继续向世界经济输出过量的美元，使之通货膨胀，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忍无可忍地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对此，美国采取三重外交联盟战略挫败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成功地维持了美元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地位。一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与第三世界债务国联合起来对抗工业化国家；二是与工业化国家合作，形成消费者卡特尔，压低主要商品的价格，对抗第三世界；三是与苏联缓和，使世界事务现状有利于两个超级大国，维持各自体系内的卫星国安于现状，对抗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Michael Hudson, Global Fracture: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luto Press, 2005.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的逐渐衰落，美元霸权作为一种结构性因素嵌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对美国不断上升的贸易和收支赤字的震撼感日渐消失了。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发生了什么。美国转变为债务国，使得战后经济体现为一种剥削性的双重标准。对一般债务国，美国的外交官经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华盛顿共识，要求债务国提高利率，强制执行经济紧缩计划，将工资保持在低水平，廉价出售其公共部门以筹募资金偿还外债。对自己，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负债最高的发达国家，拒绝遵循华盛顿共识对其他债务国的指令，拒绝提高其利率，也不允许廉价出售关键的美国产业，而是通过维持联邦预算赤字，使其资本市场膨胀，降低利率，力图一降再降其汇率以使其生产者更具有竞争力，来支持其自己的就业和增长。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 Global Fracture: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luto Press, 2005.正如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传统政策的怒火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国家说：‘当你们面对减速时，你遵循的是我们在经济课程中都学过的规则：你采用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但是，当我们面对减速时，你坚持经济紧缩政策。对于你们，赤字不错；对于我们，赤字是万万不可的，即便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进一步甩卖一些自然资源而筹集资金’。”Joseph Stiglitz, “Globalisms Discontents,” The American Prospect, Winter 2002.美国国库券本位使美国不用财富交换就可以汲取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通过其债务国而不是债权国地位管理国际金融。
不过，直到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市场猛然向美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开放，跨国界的资金流动由于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而成为惯例，美元霸权才得以完全形成。1993年1月，曾担任高盛公司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就任克林顿政府的财长，推动美元霸权成为美国的正式政策，其打着“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而不顾美国贸易赤字的直线式持续上升。鲁宾推出的观点是，美国贸易赤字是良性的，因为它可以得到美国资本账户盈余的冲销。参见Henry C K Liu, “Americas untested management team,” Asia Time, Jun 17, 2006。此后，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不受限地发行美元纸币，以其资本账户盈余弥补贸易赤字，这不仅消除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而且剥夺了贸易盈余经济体所需要的国内资本。参见Henry C K Liu, “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April 1, 2006。
总之，三方面的发展使美元霸权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完全形成。首先，1971年，由于美国海外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引起美国黄金储备的大规模锐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制，并中止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次，石油是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之后以美元标价的，随后是其他的关键商品以美元标价。第三，1991年冷战结束后，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形成，推动跨国界的资金流动成为常态。参见Henry C K Liu, “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April 1, 2006。
（三）美元霸权颠覆传统世界
随着外汇及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和市场经济逐步被全世界所接受，美元逐渐统治了世界经济，美国金融霸权由此也通过美元霸权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运作至今，美元霸权的影响已从它直接作用的全球金融、贸易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各领域。
在美元霸权的作用下，当今的新型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触目惊心的。在这两个关系各国国计民生的领域，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生产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而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Henry C K Liu, “The economics of a global empire,” Asia Times, Aug 14, 2002; “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 Asia Times, Jun 16, 2005.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被迫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融资，因为那些美元只被允许作一种用途：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在该过程中，这些央行也为美国政府的国内预算赤字融了资。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越大,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手中结余的美元就越多,这些不得不再循环回到美国购买其财政部债券的钱也就越来越多。美国不但剥削贫穷国家，而且剥削富裕国家。Standard Schaefer, “Duck, Duck, Goose:Financing the War, Financing the World——Interview with Michael Hudson, author of Super Imperialism,” CounterPunch, April 23, 2003.例如，欧洲和日本现就因为其众多财产掌握于美国手中，在许多全球政策上都投鼠忌器。
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世界贸易储备货币，实际上是发行国通过该货币向所有参与世界贸易国征税。美元霸权使所有其他法定货币从属于作为关键储备货币的美元，剥夺了其他国家为国内发展而发放主权信贷的权力，使其资本极度匮乏。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向其货易伙伴征税，使这些国家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迫使它们寻找美元贷款和投资，然而只有美国才能不受限地任意印刷美元。参见Henry C K Liu, “China vs the almighty dollar,” Asia Times, Jul 23, 2002; “The Curse of Dollar Hegemony,” SAFEHAVEN.com, November 27, 2005。
在美元霸权下对美国的出口只不过是一种蓄意安排，出口国为了赚取美元以购买以美元标价的必需品和清偿美元债务，不得不为美国消费者的消费融资，因为他们必须把贸易盈余的美元投资于美元资产，作为外汇储备，从而使美国资本账户盈余日益上升，弥补了其不断增加的经常账户赤字。而且，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不是靠贸易优势取得的，而是以牺牲本国的基本需求和国内发展紧缺的进口品为代价的。出口国以贬低劳动力的价值，耗尽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却走上了一条贫困的不归之路，他们在此过程中加强了美元经济，强化了美元霸权，同时也使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出口国牺牲了在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等重要领域所紧缺的资金，然而它们还在乞求更多外资投资于出口部门，为外资提供更多的回报和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加重国内经济的社会负担。不过，许多小国如同吸毒上瘾一样，没有别的选择，只得继续服从美元霸权。参见Henry C K Liu, “China vs the almighty dollar,” Asia Times, Jul 23, 2002; “China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 SAFEHAVEN.com, December 1, 2005。
美元霸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显而易见，它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出口果实，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严重缺乏资本，因为所有剩余美元必须再投资到美国国债上，以防止相应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货币崩溃。更严重的是，美元储备必须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参见Henry C K Liu, “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 Asia Times, Jun 16, 2005。因此，美元霸权阻止了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消费其从对美贸易顺差中挣得的美元，并迫使它们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从而把真正的财富输送到美国，从而为美国债务融资，进一步发展美国经济。参见Henry C K Liu, “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April 1, 2006。
美元霸权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的最后消费者，美国经济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产生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和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2004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为走强的趋势，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参见Henry C K Liu, “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 Asia Times, Jun 16, 2005。
而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美国新经济实质是，借助于美元霸权，加上如下因素，美国的金融市场泡沫高度膨胀，促成了美国经济奇迹。一是苏联解体后，两个平行市场不复存在，从苏联解体而来的15个国家和东欧诸国均被纳入了以七国集团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加入了一直向美国出口产品、再将换回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债券的全球其他国家行列。二是美国投资者无须购买一张政府债券，而是将他们的钱投入股票市场、公司债券和不动产，而不论好或坏。这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高度繁荣，吸引了国外私营部门的美元进入美国市场。三是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后，尤其是东亚国家，其中央银行手中持有的美元越来越多，这些美元由于美国施加的不能购买美国公司等限制，无处可去，只能流向美国财政部，购买美国国库券，否则通过贸易接受的美元毫无价值。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所谓的新经济更是一种放大的泡沫。廖子光先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Henry C K Liu, “The economics of a global empire,” Asia Times, Aug 14, 2002.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支撑美国经济扩张的新经济和信息经济泡沫的萎缩，伴随着日益加速扩大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美国一直处于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为挽救其执意实施美元霸权而不顾后果带来的世界经济和自身增长困境，小布什政府2001年组建后，开始逐步走向更深地介入世界、谋求美国独霸之路，其目标实质是更多地以军事、科技实力谋求美元霸权的长期稳定。该年的“9·11”事件为小布什政府带来了干预世界的借口，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麻烦。这些麻烦需要全球国家通力合作才可解决，但小布什政府已铁定心做世界秩序的界定者和领导者：美国要继续维持美元霸权，并可以违规行事，其他国家必须在其划定的范围内行事。
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与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南斯拉夫战争一样，美国都无须由其国内产出来进行战争融资，而无一例外地主要是由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融资的：它们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四场战争中，美国都快速胜利地达成战略目标，美国经济也在冲突期间实现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抒解了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压力。
2006年2日6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向国会提交的2007财政年度政府预算中，提议2007财年美国国防部基础预算为4393亿美元。2005年2月7日，小布什提议2006财年军费预算为4193亿美元。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4207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自2002财年以来的历次财年军费预算都不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行动的预算。例如，2005财年，美国会已批准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拨款250亿美元，布什还提议追加拨款800亿美元）。2004财年为4005亿美元（实际支出4550至4620亿美元）；2003财年为3961亿美元；2002财年为3432亿美元；2001财年为3156亿美元。参见潘云召、杨晴川：“美国总统提议美2007年度军费预算为4393亿美元”，新华社华盛顿2006年2月6日电；谭新木、潘云召：“布什提议4193亿美元军费预算”，新华社华盛顿2005年2月7日电；顾德伟：“美国的国防预算”，新华社北京2003年5月23日电。全球军事研究权威机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的2005年年鉴显示，美国2004年的军费开支高达455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47％。2005年6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公布的一份军费开支表则显示，2004年美国的军费总开支达到462099亿美元。见王发恩、班玮：“充满冷战思维的‘军力报告’”，新华社华盛顿2005年7月19日电。在小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相当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2004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以15倍返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参见Henry C K Liu, “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 Asia Times, Jun 16, 2005。
美国从1972开始蓄意推行美元霸权的最大恶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对美国的贸易尤其是出口，而自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全球霸权国美国又是一个最大的全球债务国，其现在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早在1985年至1988年短短的3年间，美国就已由一个债权国急剧沦落为最大的全球债务国，美国的贸易和财政双高赤字已持续近18年了。2005年，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已达到8049亿美元的水平，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3％，需要世界其他国家每天25亿美元的流入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净外债已超过3万亿美元，相当于其近25％的国内生产总值。胡芳：“美国去年经常项目逆差创历史新高”，新华社华盛顿2006年3月14日电。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尤其是金融圈的指出了这一事实，他们忧心忡忡：一旦外国资金撤走，美国面临衰退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何时会如此呢？在200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一次有关全球经济的研讨会上，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等金融界都表示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状况高度关注和忧虑，参见田帆、尚绪谦：“专家称世界经济仍存在严重不平衡”，新华社瑞士达沃斯2006年1月29日电。2006年4月21日，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会晤后发表声明，特别指出，全球失衡是全世界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在广泛范围内相互作用的结果，现已影响到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储蓄和投资决策，解决全球失衡问题，需要全世界各国采取相应的战略。见Statement by G7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Washington, April 21, 2006。
经过近26年的演变，美元霸权已形成为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金融体制，成为美国推行新帝国主义的金融中介，成为金融全球化撕破国家边界并削弱主权民族国家的权威的机制。在人类金融事务中，首次出现了由一国不兑现纸币通过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强加的货币霸权，从而首次形成了由一国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成为超国家货币的全球金融与贸易体制。Henry C K Liu, “Americas untested management team,” Asia Time, Jun 17, 2006.只要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持续作为全球金融与贸易体系的首要储备货币，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永远不是问题，美国继续加强以“债台高筑”维持“对内福利”、对外扩张之路也就永远具有滚滚而来的财源支持。
自主权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以来，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今天一样能够以牺牲世界其他国家为代价长期获利；而自1971年以来，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日渐形成的美元霸权，能够在一个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上，使全球经济臣服于美国经济，维持全球各国变相向其“进贡”的帝国地位。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在军事上野心勃勃的国家都变成欠债的、高税收和高成本的经济体，最后难以为继而放弃战争，拿破仑领导下的法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等等，都概莫能外；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轻松地进行四次地区性战争，并准备再来一次伊朗战争。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各国竞相出口，以换取真正的财富——黄金或其他硬通货，来扩大本国的生产，没有国家情愿，也无能力长期维持贸易赤字；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几十年如一日地维持进口大于出口，世界贸易成为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购买的产品的游戏，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维持经济高度繁荣和全球霸权，全球众多的贸易顺差国沦为“出口进贡国”，挣扎于国内贫困与国内资本匮乏。在传统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那些债务缠身的国家不仅会失去其世界权力，还会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资源的自主权；在当今的由主权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债权国反而越来越多地失去其制定国内政策、央行金融政策和保留公共资源的自主权。
美元霸权已完全、彻底地颠覆了当今的世界。
三、终结美元霸权与重建被颠覆的世界
重建这个被颠覆世界的最紧迫问题莫过于重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以恢复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制度，体现基于全球充分就业与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真正的比较优势理论。做到这一点，要害在于终结美元霸权。就此，廖子光先生在《美元霸权必须终结》一文中提出了6点建议。一是促使全球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对于任何经济体，过度依赖服务于美元债务的出口都是自我毁灭；二是促成一种新型的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摆脱美元霸权，美元霸权强迫世界各国不仅向美国出口商品，而且向美国出口美元贸易盈余；三是废止支持国际货币主义的中央银行业，回复国家银行业，以支持国内发展；四是促进国家货币理论（该理论宣称，货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一国政府征税的能力）的应用，为健康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国内信贷，将发展中经济体从过度依赖外资中解脱出来；五是重组国际经济关系，朝总需求管理方向转变，摆脱目前掠夺性的供给扩张的政策；六是在全球充分就业并达到工资和环境标准的条件下，重组世界贸易结构，走向真正的比较优势。
当今世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各类商品的产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20多年来，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全世界的消费购买力却在萎缩，我们已步入一个生产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时代。参见Henry C K Liu, “Trade in the age of overcapacity,” Asia Times, Jul 8, 2005。
近些年来，世界贸易正萎缩的原因是当前的贸易结构将财富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从一国内的穷者转移到富者。这意味着贸易结构应支持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工资，而不是为了扩大出口份额压低工资。这意味着贸易的动机应更多地集中于教育、卫生和社会发展，而不是排他性地集中于低成本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应将其生产财富的技术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能够通过国内发展在当地制造财富，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低价产品使发达国家更为富裕。发达国家需要转移其技术和知识，放弃定价过高的知识产权，接受较低的利润率，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更多的财富。因为世界经济将增长得更快，即便较低的利润率也会为发达国家带来更高的利润。见Henry C K Liu, “The Bush plan: A globalscale disappointment,” Asia Times, Jan 10, 2003。
如果美国带头对贸易进行革新重组，这将削弱全世界被剥削的穷者不断增强的反美情绪，遏制破坏性恐怖主义的势头，降低反恐支出。问题不在于美元或日元或人民币的汇率是否合适，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技术性调整问题。一个多元化货币的世界贸易体制将允许各经济体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国内发展。美元作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使贸易作为一种工具，强制性地将全球财富转移到美元发行者美国手中。美元的汇率并不如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一问题重要。问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充分就业和收入提高的政策，以消除全球性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同上。
《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收入都有所下降。世界银行估计称，在过去的十年间，由美国极力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增添了2亿新的穷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只有一半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地区性冲突，这一目标才可能实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警告说，如果全世界还是像目前这样，不努力实现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话，到2015年，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就会有三百万儿童死亡。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见Henry C K Liu, “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 Asia Times, Jun 16, 2005。更有甚者，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最惨烈的世界大战中，据估计死亡3000万人，而当前每年仅死于饥俄的就有1500万人。Caroline Thomas, Global governance,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 the challenge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uto Press, 2000, p. 9.换言之，当前每两年死于饥饿的人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人数一样。
由于新自由主义贸易全球化的破坏性经济影响带来暴力的政治后果，当今世界已处于历史性的危险时刻。美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它自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已将整个世界引入经济、环境、生态的浩劫。作为现存体系中受益最大的国家，美国急需调整方向，掐断其向全世界“搭便车”、不劳而获的战略，停止其忽视国际收支赤字的政策，终止以美国债券本位代替金汇兑本位的做法，帮助全世界制造可在美国境内和国际上更平等分享的财富。最终，在一个更繁荣与和平的世界上，美国作为主要经济体将获益更多。见Henry C K Liu, “The Bush plan: A globalscale disappointment,” Asia Times, Jan 10, 2003。
对于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如何促进美国平和地放弃美元霸权已是刻不容缓且责无旁贷的重任。它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如下两个全球基本现实：一是美元霸权早已是维系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和帝国的关键和内核林小芳：“美国为何力保美元霸权”，《环球时报》2005年7月25日，第11版。；二是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称的全球“金融恐怖平衡”格局已形成，即，若欧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突然将其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转走，由于美元价值的大跌，它们自己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它们必须坚定彻底终结美元霸权的意志，再不能停留于赫德森长达近30余年的跟踪观察已揭示出的水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求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就像一个跳舞的人跟随着舞伴的领舞一样，简直如同美国的镜像”。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
从另一面看，美元霸权的运作机制之复杂远远超出众多学者的想象。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欧元诞生后，对美元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却没有看到，由于欧盟“不具备征税和制造信贷（create credit）的公共权力，欧元与日元一样，无法与美元竞争。欧洲委员会实际上就是美国外交的一只手臂，它剥夺了各成员国政府采取独立于美国的货币立场的权力”（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 The Origins and Fundamentals of US. World Dominance, Pluto Press, 2003）。自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流通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一直处于升值中，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成为欧盟版本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只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参见Henry C K Liu, “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 Asia Times, Jun 16, 2005。）而打破美元霸权需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是粉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是削弱美国的军事机器至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一项都是艰巨的。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美元霸权的认识是较深刻的，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也是较深刻的，但很少看到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形。实际上，这二者就犹如一块硬币的两面。美元霸权要求自由、无管制的市场，要求“贸易双赢”、经济社会“线形进步”等粉饰太平的言论，实质上是新自由主义发挥作用的支柱性机制。而新自由主义倡导市场万能，资本主义是永恒的，恰好起到了为美元霸权鸣锣开道、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作用。因此，终结美元霸权，首先需要扫除新自由主义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对货币的扭曲。从重建真正的为民服务的货币银行学做起，全面扩展到金融、贸易、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唯有彻底打破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和维持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及帝国地位的美元霸权，这世界才可能回到平衡、有序、稳定、公正的发展之途。
四、中国在重建被颠覆世界中的特殊地位
终结美元霸权、重建这个被颠覆世界的关键，取决于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远见去开创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国正处于一个开创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地位，新的金融体系结构将更好地服务于国际贸易。中国只要简单地以人民币结算其全部出口，就能选择人民币作为世界贸易中的另一种储备货币。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单方面地采取这种主权行为。如果中国的出口全部以人民币支付，中国就无需持有外汇储备，而当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2万亿美元。如果港币与人民币挂钩，而不是与美元挂钩，香港的12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也可以腾出来支持国内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贸易盈余将保留在人民币经济体中。中国正向世界的经济巨人迈进，但是因为美元霸权，中国还有待要求其合理的金融权。参见Henry C K Liu, “China vs the almighty dollar,” Asia Times, Jul 23, 2002; “China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 SAFEHAVEN.com, December 1, 2005。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有这样的睿思，中国只是计算其积累的美元数量，而未意识到中国持有的美元越多，中国经济的损失就越大，因为真正的财富已从人民币经济出口到美元经济，如同日本在冷战结束后一直所做的那样。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更多地了解美元霸权这一祸根。”Henry C K Liu, “China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 SAFEHAVEN.com, December 1, 2005.
在当前的全球化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发动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考虑到第一大发动机美国正更多地以美元霸权将整个世界引入经济、环境、生态的浩劫，中国的积极作用尤为彰显。不过，中国在以其庞大的人力、丰富的资源推动世界发展时，也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挑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近30年。改革开放政策在将中国带入现代相互依赖的世界方面硕果累累，但过分依赖进口、收入差距拉大、地区发展鸿沟、猖獗的官员腐败、严重的环境危机及几近全盘崩溃的社会服务和保障系统等由此而来的失衡问题，正日益增多地要求反思中国发展模式。参见Henry C K Liu, “The lame duck and the greenhorn,” Asia Times, Jun 23, 2006。
30年，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不是非常短的时间，而是相当长的时间。廖子光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仅用4年时间，就赶超了英国和法国；而中国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仍未达到如此的水平。
“1933年的德国形势与1945年的德国形势具有天壤之别。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成为战场，1933年的德国不像1945年那样成为一片废墟，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也未破坏。但在1993年，德国不仅没有马歇尔计划的资助，反而承受着破坏性的战争赔款和无效的信贷等级。1933年，德国所具有的是完整的主权，它能够全面地应用经济民族主义政策。1945年，德国主权被剥夺，国家政策不得不根据美国和苏联的地缘政治意图做出调整。经济上，对外资和信贷的依赖迫使西德成为仰赖其主要市场美国鼻息的出口经济体。
“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25年之后，中国仍未能实现德国四年内所达到的经济复兴，也就是在未必需要出口的情况下，以主权信贷为充满活力的经济提供资金，实现充分就业。这使德国在经过4年后能够挑战那时的超级大国英国。中国之所以做不到这点，是因为中国一味地依赖外国投资，而不是运用自己的主权信贷。中国受到的损失是，她不得不出口真正的财富，来清偿她已不需要的外国资本。经过20多年后，其结果是，尽管中国成为美国的债权人，美国欠中国的债务接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还是不得不继续企求美国的投资资本。”见Henry C K Liu, “Nazism and the German economic miracle,” Asia Times, May 24, 2005。
而我们能够见证的是，日本、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了近25年，到1973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均近达到美国的1/3。考虑到当时几乎没有外包和当今如此的相互依赖、渗透，两国的成就尤为显著。从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接二连三的危机导致其经济衰退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发展速度。这样的增长已有30多年，不过，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总量比例却下降了，而发达国家的上升了。“比较1961~1987的日本和1980~2006的中国，一个是26年，另一个也是26年，结果日本在26年间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中国在26年间几乎将本土的自然资源耗尽，整整一代的青壮年被作为廉价劳动力遭受压榨，最后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4％不到。”翟玉忠整理：“中国未来的一场金融恶仗——美国纸片买尽了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http://www.chinathink.org/today/display.asp?news_id=108827。这是值得我们一再深刻反思的问题。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GDP已失去了其原有的统计意义，它一不能全面反映该国的综合国力，二不能全面反映该国的实际产出和消费。有意义的是就业率，工厂开工率这些真正反映人民民生的指标。从另一个侧面看，GNP也比GDP更能反映实质。中国走到今日，已是一个世界经济巨人。可是，中国一不具备市场话语权，二不具备石油等关键商品定价权，甚至连稀土、煤炭等这些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资源，中国也无定价权。尤为重要的是，“外贸量现已超过中国经济的70％……当出口部门支配中国经济时，中国本质上是将财富输往美国，换来它在国内不能使用的货币。中国已累积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其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她还是没有足够的人民币减轻大面积的贫穷，或资助其社会保障义务，或支付环境保护的费用。美元的不断下跌将使中国越来越贫穷，因为中国的贸易收入是美元，而它在国内消费的是人民币。除非中国要求其出口以人民币结算，而不是以美元结算，否则上述情况将始终存在。”见Henry C K Liu, “Paulson, China and the turmoil beneath,” Asia Times, Dec 14, 2006。换言之，关键是如何扭转中国将资源、人力、财力源源不断地输往美国而反遭其压迫的趋势。
中国现已积累1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大多数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存在，13亿多人就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成为美国的奶牛。而美国反而很少给中国好脸色，她还希望要更多，今天是人民币升值，明天是金融市场开放，后天是农产品开放和免检，再后天是……一句话，它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可谓欲壑难填。
中国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步入史无前例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金融资本主义之下，美元霸权是渗透于全球经济所有部门的根本性垄断；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由美元霸权作为金融中介的；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化催生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不仅劳动力，而且甚至资本也来自被剥削国。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换取黄金为其国内更多的新兴现代工厂融资。而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进口附加值的产品，并付给它们不兑现的纸币。现在，殖民经济体出口真正的财富，换来没有任何实物支撑的纸币。使情况更糟的是，在美元霸权下，美元只能投资于美元经济体，而不能投资于非美元的出口经济体。以出口换取美元只是将财富从出口经济体转移到美元经济体。美元经济体从而成为富丽堂皇的全球经济前沿办公室。
“两种形式的帝国主义都是通过政治高压维持着对殖民地的有利贸易条件。由货币霸权支撑的持续贸易赤字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本质。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化核心区的生产者不同，金融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生产者并不能从生产中致富。他们被锁进了一个低工资的血汗工厂生产体系，这样，全球的通货膨胀可以得到控制，以维持美元纸币得到不断扩大的供给。中央银行体制不是将信贷分配给维持工资不断上升的企业家，而是分配给了在政府默许下成功地压低工资的企业家。美联储发行的美元越多，世界工资也就必须降得更低以阻止全球通货膨胀。美元经济体扩张得越快，以美元计算的工资对物价比率也就越小。在美元霸权下，那些藐视低工资铁律的经济体将受到金融危机榨干其美元外汇储备的惩罚。
“美元霸权使凯恩斯式的国内需求管理失效。即便在金融核心区，以提高工资管理需求在经济上也不再必要，因为可以消费低工资边缘区生产的低成本产品。从而，在美元霸权下，除了其传统的价值储存和交换媒介的功能之外，货币还有了另一种向工资征税的功能。这种货币向工资征税的功能跨越各国边界地发挥作用，为全球各地的工薪阶层带去贫困，并使之长期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将之称为工资套利，它内在于金融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指出，工人并未受到帝国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的不公正的剥削。在美元霸权下，根据新的李嘉图式工资铁律，工人的凄惨命运是哈耶克非道德的市场科学主义的逻辑结果。金融丛林法则已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最终目标。
“……在美国，无业可就的工人指责海外的低工资工人，而不指责美元霸权，这一可预期的命运对于世界各地的工人都一样。国内的阶级冲突已转化为相互竞争的国家经济中的工人的民族主义争斗。美元霸权阻止了非美元经济体通过以本国货币标价的主权信贷为充分就业和提高工资融资。在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中运作的美元霸权压低了各经济体之间的购买力差距，从而使美国外包其高工资工作有利可图。”Henry C K Liu, “China steady on the peg,” Asia Times, Dec 1, 2004.
自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以来，国防领域和金融领域一直是一国的两大关键敏感领域。实际上，这两大领域中的任一个若被外国掌控或操纵，该国就如同虚设。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在金融领域的受控为其带来了灾难性影响，至今还未完全消除。由于美国在这两大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有另辟他路。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考察科学发展观，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国家、社会、市场协调合作、和谐运作的社会，而非是一个为强势集团操控，尤其是食利者集团、代理人集团操控的社会。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为挽救其执意实施美元霸权而不顾后果带来的世界经济和自身增长困境，已发动了两场战争。当前，她极力推动中国走日本的金融自由化、从而任由它支配之路，居心已是昭然若揭。2006年，日本进行邮政改革，放出了一大批资金，又随后调整其维持近10多年的隔夜利率，已是日益加深地走向与美国共生并相竞争的金融自由化。中国与美日等玩虚的或虚拟的，必败无疑；中国只有逐步扎实地提高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才能有自己的一席容身之地。实际上，在美日大肆吹泡沫之时（它们现在确实也有这么做的资本和条件），中国务实地做好制造业，培养精干的金融队伍，树立自己的民族品牌等等更能受到肯定。
概言之，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发展，唯有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停止不惜一切代价地对美出口政策，建立自己的货币主权（即主权信贷），根本性地提高劳动力的价格，使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大幅度改善国内的消费能力，打破当前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制约。
确实，中美关系之重要，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问题是，中国也有如东南亚国家一样的发展趋势，成为美国的“人质”，也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公共及私人部门购买的美国债券和对外投资连同其他国家的类似资产，正与美国的高额双赤字形成当前的“金融恐怖平衡”。虽然当前国人对人民币升值问题讨论得很多，也充分认识到国际金融体系潜在的风险，但由于未在资本账户完全放开的背景下经受一次金融危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经济危机，最后发展为政治危机背后的美元霸权因素认识不清，忧患意识极为薄弱；许多人还醉心于当下的高速发展，我们能够防患于未然吗？
鉴于中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中国应将解决现存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作为头等大事来处理，切实把如何促进国内发展摆在首位，不断提高工薪阶层的工资，增加农民收入，为打工者规定一年底薪等。社会主义并不拒绝财富，而是拒绝分配不公。一个收入和财富高度失衡的社会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挑战。参见Henry C K Liu, “Trade wars can lead to shooting wars,” Asia Times, Aug 20, 2005。
当前，中国摆脱美元霸权，通过发放主权信贷，启动国内发展规划，具有最佳的时机。实际上，自进入21世纪以来都有着良好机遇。朝核、伊朗核、中东问题正耗尽美国的大部分实力。
我们时代的根源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动荡，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美元与黄金的脱钩，由此形成的美元霸权是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高度剥削性的金融和贸易体制。
不论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来说，还是就作为一个个体的中国来说，当前的发展都已到了关键时刻。当前，美元霸权与支撑美国全球霸权的另两根支柱美国军事及科技优势、政治及文化影响相辅相成，渗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领域、各层次。美元霸权已整个地颠覆了传统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尽管廖子光先生对此已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士参与其中，深入地探讨其运作机理和如何彻底地粉碎之，为一个平衡、有序、稳定、持续发展的世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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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廖子光先生授权和委托我们从“全球经济与金融”、“全球地缘政治”和“中美政治经济关系”三个方面对他的著述进行整理和翻译工作。《金融战争——中国如何从美元霸权中突围》是我们整理和翻译的第一本，是关于“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按照作者的意见，我们对编入本书的每篇文章都注出了其最初的发表日期及其他相关信息，以充分反映文章的时效性。
本书的翻译工作分工如下：林贤剑、林小芳合译第1、5~7章和第9~11章初稿，黄芳、林小芳合译第2~4章、第8章初稿，张先迪、林小芳合译第12~21章初稿；其中，第1章第二、三、四节主要分别由胡迎春与关付新、严海波、刘元琪译，胡迎春、关付新、王梦熊还参与第11章的部分译事，全书由林小芳、刘元琪、查君红和林贤剑校译和统稿。由于本书涉及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历史、哲学等众多领域及其专业术语，加之时间紧迫，尽管我们作了不少努力，还是不能肯定这个译本究竟有多少错漏，我们恳切希望各界同仁不吝赐教。
林小芳
初稿于2007年6月25日杭州，再稿于7月8日安徽查济
一、美元霸权的起源、演变和影响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本部分内容初次载于《亚洲时报》2002年4月11日的“美元霸权必须终结”（US Dollar Hegomong Has Got To Go），后经多次修改、补充，先后载于《亚洲时报》2005年6月16日的“即将到来的贸易战和全球性的经济萧条”（The Coming Trade War And Global Depression）和2006年4月1日的“美中贸易失衡”（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经济学教科书上常常说外汇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并且倾向于无视影响市场供求的社会政治因素。
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建立在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基础之上，美元占全球货币储备的比例从10年前的51％增长到现在的68％。80％的外汇交易是通过美元进行的。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全部贷款都是以美元标价的，大部分外币贷款也是如此。然而，美国占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例只有11％（世界总量是91万亿美元，美国总量为1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口的比例是138％（1260万亿美元）。商品价格和汇率的变动导致2003年的世界商品贸易价值比2002年提高了105％。自1995年以来，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美元价格第一次全面提高。2004年，世界人均商品出口额达到1562美元，也就是说每天430美元。而在64亿世界人口中，30％的人一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不足人均出口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一。
（一）美元霸权的起源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持续的财政和贸易逆差将掏空美国黄金储备的压力下，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35美元），此后，美元成为一种无任何国家财政和货币纪律约束的不兑现纸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由黄金支撑的可靠货币美元确立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基准货币，其他各国货币都以极少发生变化的固定汇率盯住美元。固定汇率体制的目标是维持贸易国家的诚信，防止其陷入长期的贸易逆差。人们并没有料想到它会支配贸易国家的生活标准，因为后者是由汇率之外的许多其他因素衡量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国际经济学界传统智慧构思下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考虑到世界贸易融资所需求的跨国资金流动。从1971年开始，美元就从一种由黄金支撑的货币转变为一种只有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工具。同时，美国继续承受着经常项目赤字和财政赤字。
这就是美元霸权的开始。美元霸权本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即作为一种不兑现纸币的美元担当着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具体而言，自1971年以来，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一直不是以黄金为基础，而只是建立在迫使所有关键商品都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地缘政治实力之上。
现实的运行情况就是如此的荒谬。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一直是全球货币储备工具。美国，也只有美国，才能够依法生产不需要黄金支持的美元纸币。尽管最近有所调整，美元的汇率还是维持在18年中贸易权重的高位，而毫不顾忌美国早已是世界最大债务国，其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已经创记录。截止到2004年9月15日，美国的国债是738万亿美元，以每天169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同期，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73万亿美元。
（二）美元霸权的演变和影响
1991年冷战的结束推进了解除管制的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使大多数经济体允许不设限地通过电子网络操作跨国界资金流动。此后，以不兑现美元纸币为基准的巨大外汇市场发展到日交易量超过2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和金融市场的解除管制，许多货币开始以美元为基准自由浮动，这不是对市场的力量做出反应，而是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为了维持其出口竞争力和抵制美元霸权对其国内生活标准的影响，许多贸易国家将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作为其经常性且最后诉诸的选择。
自1991年以来，金融全球化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具有最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其双重赤字均是以美元纸币融资的，而美元不仅继续充当国际贸易的主要储备货币，而且更重要的是继续充当国际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元霸权的形成使美国能够以其资本账户盈余消除国际收支失衡，以此平衡否则将造成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国际收支失衡的持续性贸易和财政赤字。
美联储扩大货币供应的放松银根政策，为从贸易赤字中分离出的财政赤字融资，这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资产价格泡沫可以吸收日益攀升的债务，却不改变债务与资产比率，并造成被重命名为“增长”的、事实上但非公开的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将这种虚幻的增长吹捧为外国投资被吸引到美国资产的原因所在。美元霸权所做的是将以美元标价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失衡转变为美国经济中以美元标价的债务泡沫。美元持续地丧失购买力，而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价格日益攀升，反映这种资产价格的经济高速增长又为美国债务和资产的持有人带来了名义上的高额回报。
美元霸权下的世界贸易是一种这样的游戏：美国发行美元纸币，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美元纸币可以购买的产品。全世界相互联结的经济体不再为了获得李嘉图式的比较优势进行贸易；它们在出口行业竞争，获取所需的美元清偿以美元标价的外债，并积聚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
为了防止本国货币在解除管制的市场上遭受投机性和操纵性攻击，全世界的央行必须获得并持有相应数量的美元储备，以预防其货币流通的市场压力。某一货币贬值的市场压力越大，其中央银行必须持有的美元储备就越多。只有美联储免于这种压力，因为美国可以不受限地任意印发美元。这就为强势美元提供了内在的支持，反过来又促使所有的中央银行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使美元更为坚挺。这种反常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其得以建立，是由于地缘政治建构的特征，即关键性的商品，尤为突出的是石油，是以美元标价的。每个人都接受美元，因为它能买到石油。自1973年以来，美国容忍石油出口垄断，而美国向那些产油国攫取的筹码是以美元标价的石油和石油美元的循环。一国货币的交易价值不再取决于该货币发行国的生产率，而是取决于其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规模。
讽刺性的是，在产油国从以美元标记的油价突然上涨中获益的同时，它们促成了维持美元价值的需求。从而，三个条件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霸权：首先，1971年，由于美国海外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引起美国黄金储备的大规模锐减，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抛弃了布雷顿森林体制，并中止美元与黄金相挂钩。其次，石油是在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之后以美元标价的，随后是其他的关键商品。第三，1991年冷战结束后，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形成，推动跨国界的资金流动成为常态。
在汇率自由浮动的背景下，对资本和外汇控制的总体放松使得各国货币遭受投机性攻击经常发生。此后，各国中央银行一直被迫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以备消除本国货币在金融市场中遭受突发的投机性攻击。从定义上看，美元储备必须投资于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从而为美国经济制造出资本账户盈余。因此，美元霸权阻止了出口国在国内消费其从对美贸易顺差中挣得的美元，并迫使它们为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融资，从而把真正的财富输送到美国，而换来为美国债务融资，进一步发展美国经济的特权。
即使在经过长期的大幅调整之后，美国股票的价值仍然位于25年来的高点，其交易溢价比新兴市场的平均值高56％。1996年到2003年，美国股票资产的价值上升了约80％，欧洲上升了60％，而日本下降了30％。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股票资产缩水一半以上，其中80％左右的为美元形式，即便当地货币也经过了大幅贬值。虽然自1986年以来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但其国际投资的净收益还是保持着正增长，美国海外投资的回报率一直高于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回报率。这反映出美国经济的总体实力，而其实力源于美国是唯一能在累积外债的同时，还能享有由主权信贷带来的收益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
货币数量论显然在起作用。美国资产的增长和美元数量的增长并不同步。尽管所有部门的价值下降了80％，美国公司仍占全球市场资本的56％。从1990年至2001年，道琼斯工业指数（DJIA）的累计回报率为281％，而甚至在不计算日本的情况下，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MSCI）发达国家指数的回报率也只有124％。摩根斯坦利资本国际新兴市场指数仅有77％的回报率。
美国的资本账户盈余转而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而且，任何资产，不论位于何地，只要以美元标价，本质上就是美国的资产。当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使石油以美元标价时，鉴于美元是不兑现纸币，美国本质上就无偿占有了世界的石油。货币数量论主张，美国印发的美钞越多，美国资产价格上升越高。根据新古典主义的界定，只要工资不提高，资产价格的上升不是通胀。从而，强势美元政策为美国带来双赢，而世界各地的工人，包括美国国内的工人，交出了两倍的损失。
历史上，全球化过程一直是国家行为的产物，各国一直采取行动抵制国家主权遭受市场力量单方面的压制。货币垄断无疑是单个国家对贸易施加的最根本限制。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11年后，美国的建国者在斯密的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制定了美国宪法，成文、理性地表达了对贸易垄断和政府限制贸易政策的憎恶。斯密最憎恶的政策就是当时所有强国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我们需要记住，斯密有关限制国家行为的观点只是适用于关于贸易限制的重商主义问题。斯密从不支持政府容忍贸易限制，不论该限制是来自大企业垄断集团，还是来自其他政府。
重商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是确保一国出口额高于进口额，在当时，贸易盈余都是以金属货币来结算的，也就是以黄金支撑的硬通货，而不是不兑现纸币来结算的。以黄金支撑的贸易盈余使英国等顺差国家能够投资于更多的工厂，制造更多的出口品，从而为本国带来更多的黄金。而美洲殖民地等出口地区，不仅耗尽了维系其货币的黄金储备，导致本地货币的自由落体式贬值（这与当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所面临的情况并无两样），而且缺少多余的资本来建造工厂，生产出口品。因此，美洲尽管拥有丰富的铁矿石，还是只能出口生铁到英国，来换取英国的铁制品。
1795年，当美洲人最终意识到他们处于不利的贸易地位，并开始募集欧洲资本（主要是法国和荷兰的）以着手建设制造业时，英国颁布了《铁制品法》（Iron Act），禁止在美洲制造铁制品，这导致了新兴的殖民地居民的巨大不满。斯密赞成与英国政府所持立场相反的政策，即支持促进国内经济生产和自由的对外贸易，这种政策后来被称为“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因为英国无法接受这种异端思想，所以拒绝以英文命名。虽然字面意思是“放任不管”，但自由放任的实质意思根本不是那回事。它意味着政府采取积极的政策来抵制重商主义。推崇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在宣传“自由放任”就是政府不干涉贸易事务时，都暴露了其根本性缺陷之一：他们是完全不合格的历史学者。
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它能通过低成本的进口维持美国的低通胀，也使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资产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十分昂贵。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政会上自豪地将这种安排称为美国的金融霸权，它使得美国经济在其他国家纷纷爆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繁荣发展。它扭曲了全球化，使之成为一种为了得到自1971年以来就不再由黄金支撑、近十多年来也不再由任何经济基本原理所证实的全能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最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最高的环保代价生产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商品的“向底线竞争”过程。
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它剥夺了它们大量的出口成果，使其国内经济缺乏资金，因为所有盈余的美元都必须重新投向美国国库券以防止本国货币的崩溃。
这种形式的全球化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很明显。为了充当全世界最后诉诸的消费者，美国经济已被推进了因挥霍消费和账目欺诈而日益扩大的债务泡沫。由于没有得到国家税收或利润的支持，美国的资产净值和房地产价格不可持续和不合理的增长意味着美元事实上的贬值。讽刺的是，最近美国的资产净值从2004年的顶峰跌落下来和预期中的房地产价格下滑反映出美元更为走强的趋势，因为同等数量的美元可以购买更多缩水的股票和财产。美国国内美元购买力的提高造成了它与其他货币购买力之间程度不同的差距，致使实行可自由兑换货币和固定汇率的经济体的物价高度不稳定，如香港和一直持续到最近的阿根廷。对美国来说，美元汇率的下降实际上会带来资产价格的上升。从而，由于美国经济中存在债务泡沫，强势美元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债务已将美国的美元政策推向极端。
货币汇价的规定已不仅是主权国家对本国货币行使主权的实践。美国借助于美元霸权，在全球自由贸易的名义下，篡夺了其他国家为支持其民族经济规定本国货币兑换价值的特权。美国对汇率的立场一直是不一致的。80年代美元升值时，美国为了保护出口贸易，将固定汇率奉为至理名言。近年来美元不断贬值时，美国为了转嫁对其贸易逆差的责难，抨击固定汇率是在操纵货币。现在，它的目标是盯住美元已长达十多年时间的中国人民币。当其货币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以固定比率钉住美元时，该国如何能够操纵其货币的汇率呢？所有的操纵都来自于美元，而不是人民币。
世界经济通过技术进步和无管制的市场已经进入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总需求管理是明显的解决办法。然而，目前情况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买不起这些产品，从商品生产中获得利润的人消费不了更多的商品。美国市场规模尽管很大，但也不足以吸收全世界不断增长的新的生产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全世界人口需要公平地参与消费。然而，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却继续将充分就业和工资上涨视为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而通货膨胀被认为是货币稳健的威胁。
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美元霸权的实质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本部分内容初次载于《亚洲时报》2002年7月23日的“中国与全能的美元”（China Vs the Almlghty Dollar），后经修改、补充，2005年12月7日以“中国与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China and a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为题载于美国“安全天堂”网站（SAFEHAVENcom）。
美元的霸权地位使美国能实现单边政策自主，本质上能对持有或使用美元的经济活动征税和掠夺，这导致：一方面美元强势，全球2／3的资本流入美国，使美国经济泡沫化、腐败化；另一方面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不是出于比较优势，而是为了稳定货币和赚取外汇还债，不得不采取过分出口导向的工业战略，以自残性的价格向美国出口，最终使国民买不起自己生产的商品或进口的商品，需求一直不振，同时教育科技等长线建设萎缩，人民福利下降。
（一）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文化霸权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被法西斯主义政府监禁于狱中时，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概念：控制了人的思想，也就控制了人的心灵和躯体。葛兰西解释了，一国统治阶级如何可以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来确立它对其他阶级的控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力量塑造了社会结构，而葛兰西认为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指出，一旦建立了意识形态权威或“文化霸权”，就没有必要公开使用武力。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新自由主义鼓吹下，市场占绝对优势，竞争十分激烈但并不公平，社会公正被践踏，暴力被合法化。各国的许多公共和私人机构都真诚地认为，他们正致力于创建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却无意地促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暴力胜利。然而，现实证据表明，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之下，永久繁荣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只是新自由主义的空头承诺，更不用说对所有国家了。
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自豪地使用“霸权”一词来正式地描述美国金融地位的显赫和结构优势。与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不仅涉及道德有效性，还涉及权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显然在实践中非常奏效，因为奉行该意识形态的全球霸权国已建构了一个“真实”世界，借助于“科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个“真实”世界似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理论上的合理性。无论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引发了多少社会经济灾难和金融危机，又造成了多少失业者和流浪者，市场原教旨主义就像“上帝”一词一样，仍然被鼓吹为挽救人类唯一可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别无选择”论调解释了这一切。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经济奴役尽管不幸，还是强于饿死。它错误地认为，被奴役，还是饿死，两者是人类文明的自然选择。据世界银行估计，在过去的二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全世界新增了高达2亿的贫困人口，使世界贫困人口总数超过15亿，占世界62亿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全球化促进全球繁荣的断言还是不容置疑。
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称，开放的经济体已显示出最高增长率，这是美国推进文化霸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克林顿正好说反了：那些国家的最高增长率源于结构性优势的综合条件，而正是这些国家正在进一步推动较贫困经济体的有选择开放。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最根本缺陷就是，它选择性地推动资本完全不受限制地跨国界流动，却没有推动劳动力以相同的方式流动。
资本无法脱离劳动力而存在，这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劳动力，资本只是闲置的财产，无法提高生产率。只有劳动力可以在全球化的体系中自由地流动，才能出现真正的开放。当前的体系并不算真正的全球化体系，只是美国金融霸权通过美元霸权在全球的扩张，是美国货币——美元——统治全球经济。
（二）外资骗局与美元霸权的实质
在世界金融和贸易中，美元霸权是结构性的：美国制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美元购买的产品。由于长期的财政困境，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放弃了美元同黄金挂钩和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阻止美国国库黄金外流，从此，美元作为法定货币，从理论上失去了世界贸易储备货币的地位。
尽管30多年来美国财政和贸易长期赤字，美国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元还依然是世界贸易的储备货币。美国虽然担当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首要支持者之角色，但为了国家利益藐视市场动力，维持强势美元的政策。
没有任何纪律约束的世界贸易储备货币，实际上是发行国通过该货币向所有参与世界贸易国征税。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种货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征税的能力。在一国范围内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了纳税人支付税收而发行的。正如经济学家兰德尔·雷（Randall Wray）所概括的那样，国家货币理论（The Chartalist）认为，所有政府有权以其发行的法定货币征税，无须外资就能发展本国经济。因此，即使在一个受管制的市场经济中，主权信贷也能够让政府为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融资。该理论的逻辑是，税率过低导致货币需求量减少，长期的预算盈余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可持续，因为它挤占了经济信贷。英国在南非的殖民政府就曾以土地税，促使悠闲的当地人使用英国货币和从事金融活动。
从而，按照这种理论，一个国家既无须背负主权债务，又无须外国贷款或投资，就能够以主权信贷为国内发展需求提供资金，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平衡高速增长，而且不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惩罚。但该理论只局限于基本上封闭的国内货币体制。在全球化体系下，尤其是在无管制的全球金融和货币市场中，参与新自由主义国际“自由贸易”的国家由于存在外汇问题，因此这个理论也就不适用了。在这个体系下，任何国家无论采用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只要其为合法的国内需求进行融资而印发的本币超过外汇储备，其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就会遭到攻击。因此，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甚至在满足国内需求时，也被迫吸引美元外资。但是，非美元经济体在吸引外资前，必须储备美元。即便实行了资本控制，外资也只会投资于能赚取美元的那部分出口行业。但是，出口经济体从贸易盈余中积聚的美元只能投资于美元资产，这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发展国内行业所需的资本。应对本币遭受如上攻击的唯一办法是取消其可自由兑换，而这样做将赶走外国投资。因此，美元霸权使所有其他法定货币从属于作为关键储备货币的美元，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政府为国内发展而发放主权信贷的权力，使其资本极度匮乏。
正是为了阻止上述货币攻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以美元与黄金挂钩（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从制度上保证了对资本国际流动的紧缩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家吸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普遍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家发展是不受欢迎的、不必要的。贸易在大多数国家经济中只占相对较少的份额，一般以本国货币盯住与黄金挂钩的美元的固定汇率进行结算。为了反映参与国际贸易的各经济体的相对实力，那些固定汇率只进行缓慢的和定期的调整，这被预期将加强，而不是压制国民经济。汇率的影响仅局限于国际贸易融资。人们并未想到汇率调整将支配国内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国内发展，并被视为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
根据国家货币理论，外资除了推进帝国主义的议程之外，毫无其他有意义的国内用途。从而，美元霸权实质上是美国向其贸易伙伴征税，使这些国家失去了用自己的货币发展国内经济的能力，迫使它们寻找美元贷款和投资，而只有美国才能不受限地任意印刷美元。
凭借蒙代尔—弗莱明理论（The MundellFleming thesis），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认为，在国际金融中，一国政府在如下三项中选择：一是汇率稳定；二是资本自由移动；三是政策自主（充分就业、利率政策、反周期的财政扩张等）。由于全球市场缺乏管制，政府只能选择其中的两项。
通过美元霸权，美国是唯一可以挑战蒙代尔—弗莱明理论的国家。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十多年，美国一直使美元纸币远远高于其实际的经济价值，吸引资本账户盈余，在美元霸权统治下的全球化体系中执行单边政策自主。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关键性商品，尤为突出的是石油，都用美元标价，美元成为超级大国地缘政治扩张的工具。这一事实是美元霸权得以形成的基石。美元霸权使美国金融霸权成为可能，从而使美国例外主义和单边主义成为可能。
凯恩斯主义的出发点是，充分就业是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础。在适当工资水平的充分就业情况下，通过调节性货币政策就可以最好地处理所有其他的经济无效率。萨伊定律（供给创造需求）将这个原则颠倒了，它将偏爱转向供给（生产），货币主义者支持萨伊定律，对通货膨胀十分恐惧，他们宣称失业是反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工具，从长期看，稳健货币将产生最高的可能的就业水平，但一直存在着一定水平的失业率，他们称这种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其经济学术语就是非加速通涨失业率（NAIRU，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 rate of unemployment）。
没有任何单一的经济体能以牺牲世界上其他相互依赖的国家为代价长期获利。目前迫切需要重组全球金融体系结构，以恢复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制度，调整世界贸易体系，体现基于全球充分就业与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真正的比较优势理论。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出发点集中在美元霸权上。
三、美国的货币政策与美元霸权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原载《亚洲时报》2003年8月14日的“美国选择性的强势美元政策”（Americas Selective Strong Dollar Policy）。
从2002年开始，美元相对于欧元已经从其峰值跌落了30％，相对于其他主要货币也在贬值，但美国现政府仍然正式称，将维持长期的强势美元政策。本部分首先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强势美元政策的情况，其次分析这一政策走入危机并开始采用弱势美元政策的原因，最后总结指出，美国货币政策的实质是选择性的强势美元政策。具体而言，美元贬值是有选择性的，美元主要针对发达国家货币贬值，而对亚洲国家等出口国仍维持强势，并且美元不可能大幅贬值，这是美国维持美元霸权，从而维持资金和廉价商品流入美国所必需的。从新帝国主义的美元霸权视角出发，可以深入地剖析美国货币政策的实质及其可持续性。
（一）十年的强势美元
由于2003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接近6000亿美元，联邦赤字达到4500亿美元，这样美国每个工作日需要吸引大约5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来自海外。这相当于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5％。假定保守的货币周转率为5，外国资金流入支撑了25％的美国经济。弱势美元被认为能够更容易地满足上述融资需求，并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这是通过使出口更为便宜和进口更为昂贵实现的。但是，美元不断贬值将减少外国持有的美国债券的资产额，促使美国债券的持有者卖出债券。从而，美国财政部选择性的强势美元政策的目的在于，阻止日本等美国债券的大的外国持有者退出美国债券市场，保证美国所急需的资金留在美国。
美国政府已经锁定强势美元政策近10年了。从克林顿政府到现任小布什政府都一直正式执行强势美元政策，而美国财长约翰·斯诺在2003年7月中旬于法国召开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界定的强势美元政策却被市场解读为美元走弱。斯诺解释说，“你们希望货币强势，就是希望人们对你们的货币有信心，也就是说，你们希望看到一种作为良好兑换媒介的货币”。这描述的是稳健美元政策，而不是强势美元政策。斯诺所言的真实意图是，希望日本和中国等国继续购买美国债券。
从2002年开始，美元相对于欧元已经从其峰值跌落了30％，但这还没有到终结强势美元政策的地步。美国一直乐观地看待美元仅仅相对于选择性的货币快速下跌。自美元在2003年6月中旬达到该年的低点以来，美元兑欧元已反弹了6个百分点。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将是维持对长期美元市场的支持。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被普遍认为是强势美元政策之父的罗伯特·罗宾，在1995年1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之后不久，就宣布了强势美元目标。罗宾理解，根据里根政府的马丁·费尔德斯泰因（Martin Fieldstein）经济学研究结果，资本账户盈余可以解决经常项目赤字。强势美元是资本账户盈余加经常项目赤字战略的关键，这是美元霸权的中心环节。
该政策充分利用了其他国家以低估的货币进行出口竞争的本能偏好。美国将对世界的出口经济体开放其巨大的市场，并迫使它们的资本流入，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强势美元确保美国公司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而使全球一起支持强势美元。美国贸易伙伴的中央银行如果想使其货币免受投机性攻击，美元霸权就迫使它们以美国债券和资产的形式持有其贸易盈余。国内货币贬值将引起国内利率提高，从而使需要清偿和分期偿还的美元贷款更为昂贵。
克林顿时期的预算盈余并没有减慢资金的流入，这易于兼并、收购的融资和新股发行（IPOs）。充裕的资金和贷款来自于出口经济体低工资工人及其微薄退休金的支持，它们使美国经济能够在新的科技领域冒险，例如，这些领域包括驱动网络公司升温的数字电讯业，孕育对冲基金业的结构性金融业，以及各种新出现的金融和会计业。财富创造的速度与美国印发美元的速度相当，几乎没有通货膨胀的惩罚。世界的其他国家把他们消费不起的产品运送给美国消费者，交换回来的是满足美国消费者负债能力的美国金融系统的美元纸币（它们只是一些纸张）。
一个称作金融服务的新经济部门开始形成。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国家利益”这句口号的真实意义。美元是一种法定货币，却被使用为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储备货币，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向世界其他国家征税。世界工人的生计开始依赖美国消费者持续负债的胃口，而美国消费者的负债来自于世界低收入国家政府对美国的贷款（指它们持有的美元债券、美元储备等美元资产）。新帝国主义通过世界穷人为世界富人的高生活水平融资来运行。这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和资本剥削劳动力理论。在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化中，不仅劳动力，而且甚至资本也来自被剥削国。
若不是从低工资工人那里压挤挣来的资本在华尔街通过欺诈和庞氏骗局被挥霍浪费的事实，《华尔街日报》所称的民众资本主义倒不是什么坏事。由于国外资金流入而得到融资的新冒险业确实增强了美国经济。但是，由于除了美元之外，美国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美国实体经济的增长没有资金流入快时，过多的资金很快地流向大规模的金融操纵和欺诈，从而导致诸如美国长期管理公司、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环球公司的金融丑闻以及成千上万其他不为人所知的公司破产。
由于众多的海外进口，美国的国内工作机会数以百万计地消失，与此同时，海外工人被告知要感谢野蛮工资和血汗工厂的条件，至少使他们免于饥饿。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等美国官员并不承认他们的管制失败，而是欣慰地认为，金融衍生品已经抹平大规模的金融动荡。他们自称的“抹平”实际上是使破坏延续更长。
投机的财富效应掩盖了工资和工人福利的不断下降，而普通民众根本承受不起投机的风险。如今，伴随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的冲击和蓝领制造业及白领高科技部门的空洞化，美国经济可能面临长达十几年的低增长，而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称，通货紧缩的威胁仍然是“遥远的”，思考就业问题比从事就业问题更为重要。
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美帝国战略之背景下，才有其完整的意义。美国制造业和通信数码业的空洞化成为美国控制世界，以保护其离岸外包的无法抗拒的理由。毕竟，石油的分布是大自然配置的，而美国制造业和数据处理业的分布是“自由”市场配置的；美国既然已为保护石油供给而战，难道就不应该为保护制造业和数据处理业的供给而战?
在上述战略中，美国只需要保证两件事情：一是快速部署到全球各地的强大军事力量；二是印发美元来购买世界为出口到美国而生产的一切物品的美元霸权。由于国内农业被工业挤出，大英帝国进口食物的需要是合理的。同样，由于国内生产被金融服务业挤出，美帝国进口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也是合理的。
这一大战略有两个难点：一是为了建立理想的帝国，美国工人将不得不为服务部门做出牺牲，大量的蓝领和白领工人将陷入困境，以至于民主政治将出现问题;二是世界其他国家并不愚蠢，它们不可能臣服。因此，国内的自由和民主将不得不以本土安全的借口而更改，而外国的抵抗将不得不以自由和民主的借口而遭到镇压。“反恐战争”就是为这一大战略量身订做的。
有清晰的迹象显示，美国工人并没有停止反抗。众议院议员伯纳德·桑德斯（弗蒙特州无党派人士）在7月16日的国会听政会上抨击格林斯潘说：“我长期地关注到，你很不关心我们国家中产阶级和劳动家庭的需要，你主要代表富人和大公司的需要。
“我必须告诉你，你今天的证词只是证实了我对你的怀疑。我敦促你——我说这话时是严肃的，因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认为你简直不知道现实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敦促你与我一起去弗蒙特州，看看人们的现实生活。乡村俱乐部和鸡尾酒宴会不是美国人的现实生活。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都是特例。
“你谈论改善经济，但是，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已经失去300万个私有部门的工作，长期失业人数超过3倍，1994年以来失业人数不断提高。
“我们有4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140万美国人失去医疗保障，千百万老年人负担不起处方药，中产家庭由于没有钱，而不能送他们的孩子上大学，破产事件上升了破纪录的23％，商务投资处于超过50年来的最低水平，高级主管们的收入是他们的工人的500倍，中产阶级正在缩减，所有工业国家中，我们的穷人与富人的差距最大，这就是改进中的经济。
“你，为废除最低工资并且给予富人最大的税收减让已经辩护了多年。
“仅仅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们已经失去了200万个制造业的工作，这相当于我们10％的劳动力。沃尔玛已经取代通用汽车，成为美国的主要雇主，支付给工人的是温饱工资，而非生活工资，所有这些对你都不重要。”
（二）弱势美元？
正当格林斯潘失去他一贯正确的形象时，美国力图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条件下，用弱势美元来拯救挣扎着的美国制造业。其逻辑是通过弱势美元政策来增加出口，而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来保护国内产业。在此条件下，美国不反对弱势美元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
事实是弱势美元政策使得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而引起进口量下降时，总进口价值并不一定减少。同时，当美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越来越具有竞争力时，美国进口的减少可能会导致国外对美国出口商品购买力的下降。因此，美国可能会增加其出口量，但总出口价值不一定增加。根据传统的思维，当公司面临通货紧缩和持续虚弱的国内经济威胁的时候，弱势美元未必使美国公司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和采购计划，除非他们能够确信美元将不会很快反弹回来。如果美元长期摆动在低水平，公司可能决定从新的更便宜的工厂采购更多原材料，包括可能在美国，但是这也不可能使高工资的美国比亚洲和拉丁美洲有竞争性。即使一个美国低收入的非法移民工人也会要求比第三世界血汗工厂里低级管理人员高的工资。当然，短期货币波动不会使他们做出重新采买的决定。要想让制造业就业机会回到美国的唯一办法是迅速增加七国集团之外国家的工人薪水，从而迅速增加七国集团之外国家工人的购买力。
迄今为止，即使美元对欧元处于4年来的低水平以及美元对加拿大元处于6年来的低水平，海外投资者仍选择不抛售美国的资产来对冲他们货币的风险。然而，现今无管制的金融市场能够突然反转。如果美元加速下跌开始破坏资产市场，并推升利率，美国可以充分地重新启动现在处于半休眠状态的强势美元政策。新近的预算和贸易赤字的出现，破坏了本来已经动摇的市场情绪，增加了抛售美元的风险。双赤字意味着美国每天需要强大的美元流入来维持其价值，如果外国投资者对美元可能大幅下跌变得充满恐惧，美元的流入将终止。已有迹象表明，美元流入减少正发生于美国资本市场。最近的交易数据显示，在7个星期内，美国股市的资金净流出占其总市值的1/6。美元的走势是确定的：不断下跌的美元使美元下滑得更快。
（三）美元霸权与不均衡的世界经济
2003年7月份，日本银行试图暗中干涉外汇市场，用日元大量兑换美元，旨在阻止日元的上涨，帮助其挣扎中的出口商。据推测，当美元对日元跌到两年来的低点时，日本银行仅仅在一个星期一就用去1万亿日元（相当于85亿美元）。为了阻止日元对美元升值，日本银行在5月份购买了340亿美元。
然而，即便市场参与者被日本银行的干预吓退，市场上对美元的情绪仍然极度高昂。投机者还是可以找到欧元等较少官方干预兑美元汇率的货币。欧洲中央银行制度化地阻止欧元下跌，但却拥有很少的权力和工具阻止欧元上升。在欧洲中央银行形成时，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当1999年欧元发行时，大多数观察家希望欧元增强对抗美元的能力。
由于过去20年的经常项目赤字，美国的净外债现在超过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并且继续以近20％的速度攀升。美元霸权一直支撑着美国净外债的不断扩大。以美元作为贸易储备货币为目标的美元霸权延续不变，使向美国出口的国家以美元的形式保存贸易盈余，从而被动投资或贷款于美国经济。如下已成为一种现象：美国制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美元可以购买的产品，这使美国贸易赤字是可容忍的，并且贸易赤字对美元汇价的影响微乎其微。
自2000年初以来，各种指标显示，美元逐渐、有序地贬值了10％~20％。迄今为止，它已经抵消从1996年起的过去6年半时间内所增长的1/3~1/2。从1996年开始，美元在解除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上大幅上涨，这引发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果美元保持下降，只要美联储维持接近零利率的政策，在未来的2~3年，美国每年的经常项目赤字可能下降1000~2000亿美元。由于美元的下跌对进口的影响到这种程度，将使经常项目赤字从峰值的6000亿美元缩减50％以上。这意味着即便美元汇率下跌降低了美国产品价格，对美国出口的经济体也将没有头寸消化更多的美国出口。但是，由于美元霸权，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任何国家只要维持美元贸易赤字，其本币都将遭受崩溃的惩罚。
美元下跌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才刚刚开始在债券市场和美国资本账户中显示出来。小布什政府已经接受这次调整，并经常重申汇率应由市场调节，抵制任何中断下跌而可能直接干预的想法。但是市场知道，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美联储不同于其他中央银行，可以间接地干预外汇市场。美联储拥有无约束的美元资源，它通过伯南克所称的“印钞机”，可以在保持美元低利率的同时，保持相对较高的美元汇率。其他中央银行不能印发美元，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目标。
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美国可以把经常项目赤字保持目前水平的一半，也就是每年2500~300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GDP的2％~3％）。在此水平上，美国的净外债对GDP的比率可稳定在30％~35％，低于通常的40％“危险区”。考虑到美元每下跌1％会减少100亿美元的外部不平衡，美国的贸易加权汇率需要从最近的峰值下降25％~30％。因此，目前美元的贬值可能仅仅达到所需距离的一半。由于美元霸权，通常的40％危险区可能不适用于美国。
不过，迄今为止，美元的下跌在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具有选择性。美元对欧元下跌了近30％，而对日元只下跌了约15％。美元对人民币从1994年的1美元兑58元人民币上升到1美元兑8278元人民币。但是，既然人民币是不可自由兑换的，它对外汇市场的影响是无关紧要的。中国的央行为了出售美元，将不得不接受其他外国货币，而非人民币。
集中关注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并未抓住真问题，因为迄今为止，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而中国是第二大外汇储备持有国。至于中国的出口，许多经济学家都已经指出，根据其人口规模，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仍然是很小的。世界银行报告评估，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20％，而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将是98％。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本推高日元来减少其贸易顺差，但这既未能帮助美国经济，又未能帮助日本经济。在截止到2003年6月的这6个月中，中国的出口增加了1/3，达到1900亿美元，其进口也猛增46％，达到1860亿美元。从全球层面看，中国的外贸是平衡的。中国经济正支撑着贫血的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中国的汇率政策，拒绝加入要求中国重估其货币的不断抬高的全球压力。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最近在一次华盛顿会议上就美元与世界经济演讲称，货币升值对于一些国家具有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支持与美国财长斯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观点相左。两人都表示，中国应该使其汇率制度自由化，以便其货币符合其内在的价值。欧洲和日本也呼吁中国放弃人民币盯住美元制。
《亚洲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编辑许戈·瑞斯妥（Hugo Restall）7月31日写道：“亚洲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不仅夸大了中国威胁论，而且应该说中国是造福它们经济增长的引擎。
“事实上，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利益非常相近，这是因为两国的经济具有互补性。你甚至可以说，中国是美国的一个经济殖民地，它的货币如此紧密地盯住美元，美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它们的低成本制造基地。
“进一步地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出口国最具生产力的部门主要由外国人操纵，并为外国人赢利。它们接收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那却是部分以提供优惠税待遇及其他对跨国公司的激励做交换的。这些跨国公司不仅出口其产品，而且出口其利润，它们通过操纵公司内部的交易价格而隐藏其利润。
“亚洲走出上述困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美国应该对亚洲的发展模式保持乐观。由于亚洲一些政府的政策，它们不仅向美国输送廉价的资本，以低于真实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出售制造业产品，而且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成熟的高附加值的商品市场。到最后，留给它们的只有毫无竞争力的公司、枯竭的储蓄和不景气的资产负债表。它们必须出卖其失败银行的不良资产，到那时，西方公司便能以更低廉的跳水价购买更多的亚洲国家资产。
“亚洲继续实施其自残性的出口政策并不能让美国受益，它的突然崩溃会损害美国，因为美国的国债市场会遭受破坏，社会动荡会破坏美国工厂，美国的商品销售市场会枯竭。简言之，美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亚洲，美国现在与它们所做的有利交易并不能持久。”
很少有这样的真话说出这种出口政策的愚蠢和荒唐。在美元霸权的背景下，这种政策压低国内工资来挣得美元形式的贸易顺差。美元霸权使重商主义政策失效。亚洲的计划制定者想通过出口收入来发展国内经济的目标具有根本的缺陷。贸易只能是国内经济发展的补充，而绝不能代替它。在非自由兑换货币的背景下，像中国这样的大经济体可通过建立在国家货币理论基础上的国家信贷来为国内发展融资，而无须外国贷款和外国资本。
中国货币的价值是中国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由此政府具有征税权，而中央银行持有外汇储备并非中国经济的职能。中央银行能够通过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给，但它们不能够影响经济中的货币需求，除非通过间接的方式。
四、美国全球帝国的经济学解释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原载《亚洲时报》2002年8月14日“全球帝国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a Global Empire）。
美国的经济运行类似罗马帝国，它通过美元霸权使源源不断的外国商品以掠夺性的价格流入美国并以此来维持繁荣。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是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或者更直白地说，使美国现在政治霸权成为可能的经济繁荣是由长久处于低生活水平并深陷于出口的附庸国的进贡所维持的。这种解释可以称为美国经济表现的新罗马理论。
确实，如果一个经济体出口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例如，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盈余的经济体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一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这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在10多年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过大的影响。由于害怕失去中国取得大部分外汇储备的美国市场（这些储备又被迫投资到美国政府的债务上），中国外交主动性受到限制。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根据贸易理论，持续的贸易盈余和持续的资本账户赤字不符合出口国的利益。中国不是陷入这种困境的唯一国家。大多数世界出口国面对同样的问题。这是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出口国的出口商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因此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出口商是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一堆纸（美元），除非该国在未来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但是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更不用说获得贸易逆差，因为贸易盈余要用来保持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维持出口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长期价值稳定。于是，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必须投资在美国的债券上。这就是美国和发展中国家贸易的经济现实。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很明显，单向流动的贸易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结束：或者出口国耗尽了它的所有可扩大的财富，或者进口国的赤字水平已经很高，出口国不愿意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出口国中央银行使经济的利率很高，使贸易不平衡长久化。而污染、低工资和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是出口国所要承担的恶果。
例如，中国在2001年出口了407亿双鞋，比前一年多255％。但是这些鞋出口的价值是1001亿美元，仅仅比上一年多24％。实际单位价值的增长是负值。广东省是中国最大的制鞋地区，年生产约30亿双鞋，占世界总产量的1/3。假定中国制鞋工人数量是不变的，那么中国在2001年制鞋业生产力下降了。而生产力保持不变或提高的唯一可能是中国制鞋业削减工人，这加重了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
当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在美国出售时，美国进口商赢得比中国出口商大得多的利润率。这部分和美国货币高估所导致的配销成本虚增和美国很高的生活水平有关。例如，一个离开中国工厂时值2美元的玩具当到达美国时加上成本值3美元。当消费者购买这个玩具时，将花10美元，由于进口花费为3美元，那么这个玩具的销售增加了美国7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于向美国出口商品价值的利润为进口商和外资投资商所进一步挤压，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实上可能是负值。别的类型产品的数字变化很大，但是模型是一样的。2000年美国125万亿美元的进口直接形成了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大约占美国9万亿美元GDP的28％。
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出口直接导致中国8000亿美元的GDP损失（如果这些产品在中国国内消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产品完全不出口，中国通过将同样的生产力转向为国内发展生产，那么中国将使自己的GDP翻一番（该年中国GDP约为1万亿美元）。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GDP损失将更大，约为出口价值的4倍。中国出口盈余越大，意味着商品和服务的进与出之间的缺口越大，从而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越大。
美国生产力的实际增长并不像总增长数目那么大。美国政府统计的每年约4％的增长率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却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向美国的廉价商品出口缓和了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印钞。20世纪90年代，输往美国的货物的年增长率大约为15％。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国经济很繁荣。看来有一种很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事实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采取提高利率这一所谓先发性反通胀措施的真实意图。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通过印制美元来反通胀，导致美元债务泡沫。美国就像罗马帝国：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就像战利品不断流入罗马帝国一样。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谓的美国“金融霸权”。
美国政府生产率数目表表明，除去进口国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虽然该表显示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0％之间。这种由金融体系造成的扭曲的结果是，所有出口负债国的实体经济的生产者甚至美国实体经济的生产者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实际上报酬已经和真实贡献分离，并被转让给支配者了。产品的组件越来越来自低工资和低利润的出口国，却最后打上美国品牌。全球的生产力都有很大进步，但美国进步很小。正是美国储备体系赋予美国不用遵守经济规则的特权，使美国可以从国外进口生产力并维持繁荣。
世界贸易正萎缩。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统智慧认为，全球经济减速是在消除债务过剩，从而使全球贸易暂时收缩。世界正等着美国经济反弹，以使别国再启动出口，以摆脱衰退。
然而，有理由认为，全球贸易萎缩可以这样解释：全球贸易是将财富从一无所有的人手中向拥有太多的人手中转移，而在20年后，这种不可持续的财富转移开始出现危机，从而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些依赖出口维持增长的经济体很清楚地知道，最近的出口下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它将成为一个向下的恶性螺旋下跌，除非出口成为国内发展的补充而不是破坏。
像亚洲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应该重建它们的出口政策，应集中在区域内贸易上，这样才会带来发展而不是将财富转移出该地区。像上海、新加坡和东京等地应该停止追求掠夺性竞争优势，而转向共生的贸易政策，从而推进区域发展。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的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贷款，并不是要帮助巴西，而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出口更多的财富以支付300亿美元及其利息，以及偿还它已有的不能偿还的债务大山。巴西如果像俄罗斯做的那样拖欠债务，也许经济情况会好一些。那些故意推行意识形态性阴谋的经济学家能逃避良知的谴责吗？
一、金本位制与大萧条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一旦货币失去黄金的支撑，其汇兑价格就必须由政府管理，更具体的说，就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没有任何负责任的政府会自愿让市场规定货币的汇兑价格，就算市场原教旨主义也不例外。不过，中央银行家倾向于受到金本位的吸引，因为制定不受欢迎的维持货币价值的货币政策是他们吃力不讨好的责任，而金本位可以减轻他们的这种责任。中央银行家们被漫画讽刺为晚会破坏者，他们在晚会就要开始时拿走了大酒杯。
不过，即便是金本位，也是建立在一定量的货币与黄金相挂钩的基础上，是由人们根据当时的基本经济状况制定的。这就必然需要人类的判断。中央银行家不关注经济状况变动下的货币价值水平的适恰性，往往只关心如何维持先前制定的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率，而严重损害了任何与该固定汇率暂时不同步的经济进程。中央银行家很少认识到，固定利率是个问题，动态经济不是问题所在。当货币的汇价下跌时，中央银行家常常有一种个人的挫败感，而当经济由于货币价值过高崩溃时，他们就只是耸耸肩，将此归于金融自然法则。
20世纪20年代，饱受战争创伤后，欧洲回归金本位。这是由大西洋两岸的国际主义中央银行家联合起来推动的，他们将之作为战后经济重建的前提条件。贷方希望确保其贷款收回时的货币价值与贷出时的相同，这与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债务问题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及其在摩根财团的前同事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比利时的中央银行，以及这些国家的一流国际主义私营银行家密切联系在一起。1920年至1944年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与斯特朗私交甚笃，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共识。有关文件清楚地记载了，他们共同致力于重建欧洲的金本位，以恢复战前“国际金融的正常状态”。诺曼认识到，英国金融霸权的削弱意味着，为了完成可以维持英国战前利益的战后经济重建，欧洲将“需要与我们的美国朋友的积极合作”。
与其他纽约银行家一样，斯特朗也将此视为一个扩大美国参与国际金融的机遇，它使纽约能够通过发展商业票据市场和促使银行家接受英国的金融说法，迈向其觊觎已久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伦敦的历史性优势相抗衡，打破伦敦的长期垄断。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准许联储银行购买商业票据或对之再贴现。这使美国纽约的银行在与伦敦市场展开竞争的国际金融中能够扮演日益关键的角色。
由于1929年的股市崩溃，赫伯特·胡佛在其第二任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开始批评斯特朗是“欧洲的精神附庸”，谴责斯特朗推动欧洲战后经济恢复的国际主义承诺造成了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从而剥夺了其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欧洲回到金本位，连同英国坚持的而胡佛称之为“虚构的”1英镑兑换486美元汇率，要求斯特朗通过保持不现实的过低贴现率扩大美国信贷，并操纵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保持美国的低利率，以减轻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胡佛义正词严地把斯特朗的国际主义政策归咎于他所认为的诺曼和欧洲其他银行家，特别是德意志银行的赫尔玛·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和法兰西银行的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ist）的恶意说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历了信贷引起的通货膨胀，这扩大了最终于1929年崩溃的股市泡沫。
在美联储系统内部，20年代中期，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也引起一些地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区，它们普遍认可胡佛后来的批判性分析。整个20世纪20年代，两任美联储主席阿道夫·C米勒（Adolph C Miller，一位专业经济学家）和查尔斯·S哈姆林（Charles S Hamlin）永远都无法接受，他们会相信斯特朗为了国际考量牺牲国内利益。
胡佛断言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但白宫和美联储在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已无须争论，正如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往往未必有利于一国经济。这在当前又得到证实：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崩溃，而各国中央银行都出于机构团结的意识，本能地支持该体系。如今，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竞争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为此，它们必须遵循要求民族国家经济付出一定代价的国际金融体系规则。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对抗，正如30年代胡佛与斯特朗的对抗所阐明的，也正危及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保护主义基本原则的背后是如下主张：国际主义金融力量未将国内发展作为其优先目标。
政府控制对外贷款的问题也使主导美联储的斯特朗与时任商务部长的胡佛发生直接冲突。胡佛认为，美国政府应有权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批准对外贷款，而美国贷款的收益应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斯特朗反对诸如此类的所有限制，认为它们是自由贸易和国际金融中不受欢迎的政府干预，是起反作用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应该允许，而且应该鼓励企业去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采购，包括购买基金，这是当前自由贸易者仍然喋喋不休批评的限制。当然，单一价格法则被扩大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甚至包括货币价格，也就是根据汇率变动调整的利率，使那些争论学术化。唯一不适用单一价格法则的商品是劳动力。这个例外使贸易比较优势理论成为空谈。
1927年7月和8月，斯特朗不顾市场投机和通货膨胀均不断增加的不祥数据，推动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下调至3％，再次缓解英镑估价过高带来的市场压力。1927年7月，英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家在美国长岛开会，讨论增加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稳定欧洲货币局势的办法。斯特朗降低了贴现率，用黄金从英格兰银行购买了1200万英镑，这些都是那次会议直接达成的。与会的法国银行家查尔斯·瑞斯特汇报说，斯特朗表示，美国主管部门将降低贴现率，这“对证券交易无足挂齿”。斯特朗通过美联储推动了贴现率的降低，而不顾米勒和代表中西部银行家、来自芝加哥储备银行的美联储董事詹姆士·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般不认同纽约国际主义者的优先关切。
跨国投资银行拉扎德公司（Lazard Freres）纽约分部股东弗兰克·奥斯舒尔（Frank Altschul）告诉法兰西银行行长埃米尔·摩里亚（Emile Moreau），“斯特朗先生认为降低贴现率合情合理的原因并没有引起他人的重视，美国所有人都认为，斯特朗先生想要通过支持英镑，帮助诺曼先生”。斯特朗个人档案中的其他书信揭示出，他优先考虑的是国际货币形势，而不是美国的出口需求，这与他的公开观点迥异。斯特朗写信给诺曼，将美国贴现率降低描写成“我们重建经济的年度贡献”，诺曼称赞他处理事务是“精到的”。1927年，美联储放松银根，但已过热的实体经济无法吸收进一步的投资，货币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被迫流入投机性金融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斯特朗逝世于股市崩溃前一年的1928年10月，没有亲眼目睹其国际主义政策的破坏性后果带来的痛苦。
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斯特朗的努力是否是在牺牲美国国内经济的情况下，促进了欧洲经济重建，尤其是他是否将美国的货币政策从属于国际主义需求。1930年，美国经济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支配全球经济。然而，对于如下观点，人们几乎没有异议：欧洲中央银行的总体货币战略一直受到其企盼恢复金本位的误导。批评人士指出，斯特朗、诺曼和其他国际主义银行家的承诺虽然雄心勃勃，但受到误导，他们推动了英镑、马克及其他主要欧洲货币以兑换黄金的过高平价恢复金本位制，从而被迫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维持，甚至对通货紧缩漠不关心，其后果是阻碍了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斯特朗及其中央银行家同事不仅以货币政策促成了大萧条，而且其持续地盯住黄金政策充当了经济的紧身衣，严重地阻止了政府采取任何扩张主义的反周期措施。
固定的金本位制和中央银行家不惜任何代价捍卫本国货币与黄金可兑换性的决定，完全限制了他们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时可采用的政策选择。这一情形适用于20世纪90年代基于不兑现美元纸币的固定汇率制，它引发了一系列金融危机，直到2005年还有待全面恢复。1927年，斯特朗无条件地支持金本位，其目标是逐渐树立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美国日益崛起的金融优势，却恶化了新生的国际金融问题。
二、美元霸权与大萧条的预演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
美元霸权以类似的方式对当今的全球经济造成同样的破坏。正如国际金本位制本身是促成和加剧1929年股灾之后紧随而至的大萧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战前支持金本位的环境已不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建立的、基于黄金支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了，还依然将不兑现美元纸币作为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会引起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全面崩溃，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不可兑换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只能依靠地缘政治因素支撑其价值，这推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军国主义和好战的单边主义。在当今的美元霸权下，就如同在1930年的金本位下一样，贸易战是通过比传统关税加减更关键的货币估价展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际主义的特征和局限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际主义和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都十分相似。胡佛猛烈地抨击斯特朗不计后果地将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益放在美国国家利益和国内发展需求之前。斯特朗真挚地相信，他对欧洲货币稳定的支持就是最好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如同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真挚地相信，他们推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发展就是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幸的是，真挚并不是杜绝谬误的疫苗。
斯特朗毫不妥协地指出，汇率波动，特别是当美元的汇价高于其他货币的时，将使美国出口商难以为其商品确定有竞争性的价格。如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后来许多次所做的那样，斯特朗还强调，美国有必要通过向欧洲放贷，实施宽松的债务政策，并慷慨地接受欧洲进口，防止黄金涌入美国，从而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他从不质疑德国马克和英国英镑兑换黄金的平价，只是接受了，恢复英镑对黄金的战前汇率，要求英国实行通货紧缩，和美国努力运用美元的低利率来减轻英镑的市场压力。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一样，斯特朗错误地认为弱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之对比，90年代的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正确地认识到，强势美元支持美元霸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美元也会出现选择性贬值，但是，美元不论是过高估价，还是过低估价，其结果都将是全球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霸权就曾推动日本和德国进入长期的经济衰退。
2005年，美国的立场仍然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在21世纪强势美元要求甚至更强势的中国人民币。正如斯特朗看到了强势英镑需要以英国的通货紧缩来补偿，从而换取英国/欧洲持续地向美国出口这一胡萝卜一样，布什和格林斯潘现也想要人民币坚挺，以中国的通货紧缩来阻止反对中国出口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1985年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这标志着日本经济因货币导致的通货紧缩，陷入螺旋式下滑。另一项事实上的“广场协议”迫使欧元升值，使欧洲经济陷入停滞。一项事实上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也会将中国经济打入长期的通货紧缩。当前，中国的通货紧缩将导致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国际清算银行的管制体制已压弯了中国银行系统，将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变成大量的不良贷款。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可怕后果，因为富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是现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发动机。
诺曼送给斯特朗一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23年发表的《币制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斯特朗评论称，“他（凯恩斯）的某些结论毫无根据，极其缺乏美国事务和联邦储备体系的知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凯恩斯倡导通过赤字财政进行需求管理，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在战后经济重建上，欧洲的重大错误是力图通过回到金本位重建与过去一样的好景，而对于新的未来没有什么远见。由有钱阶级组成的民主政府从没落的君主政体继承了权力，它并没有充分理解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消失的含义，有钱阶级试图维持的民主政府下的金融体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欧洲国家政治选举权的扩大使政府和中央银行家更难以抵制选举的压力：增加社会支出，满足提供低利率的充分流动性的需求，以及高度地容忍适度通货膨胀，以减少失业，而不管这些国家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结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虽然美联储称其是政治独立的，但它自其成立之日以来就从未超脱于美国总统选举的政治。在去世前不久，斯特朗还是欣慰地信奉，欧洲的重建实际上已完成，其国际主义政策已成功地维护了世界和平。他死后不到十年，整个世界又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在1929年，美元仍然是由黄金支撑的。美国政府规定1美元兑换2322格令“格令”（grains），又译“谷”，系英美制最小重量单位，1格令等于00648克，原为小麦谷粒的平均重量。——编译者注黄金，也就是206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当股票价格的增长高于实际经济增长时，美元就有效地贬值。价格涨了，购买同量的股票需要更多的美元。但金价还是稳定在2067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从而，黄金贬值，美元高估，买卖的公众一窝蜂地购买黄金，将现金注入经济，这进一步助长了股票交易。金矿业股票的价格上涨了600％。但由于金本位，美联储在不能重新估价美元与黄金的汇价的情况下，不可能印发超过其持有黄金比例的美元。货币数量理论正好迎合了金融泡沫，因为股价上涨了，而货币数量保持不变，其演变是极端的。由于金本位，总有一天，会发生某人不先卖出，就无货币买进的情况。当卖出开始后，债务泡沫就会爆破，恐慌也就随之来临。当股市崩盘时，恐慌性抛售将迅速席卷大多数购买股票而不购买黄金的投资者。由于金价固定，黄金不会因总体的通货紧缩而价格下跌，黄金持有者与股票持有者相比，表现得特别好。
斯特朗没有考虑到，在1925年英镑恢复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之后，当美联储降低贴现率，以缓解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时，世界经济将不再扩大，因为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没有任何弹性，留给美国经济一个没有任何收益增长支持的金融泡沫。英国控制的金本位证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紧身衣，而不同于90年代末基于强势德国马克的带来通货紧缩的《马约》“一致标准”。在柯立芝—胡佛时代，诺曼和斯特朗鼓励以投机消除黄金引起的通货紧缩。
美联储的融通性货币政策（accommodative monetary policy，又译调节性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的泡沫经济，与1987年以来格林斯潘的泡沫经济类似。但有两点差别：1930年，美元是由黄金支撑的，而1987年它只是一种不能兑换黄金的货币；1930年，世界货币体系建立在英镑霸权的基础上，而当今它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1929年秋，华尔街泡沫正接近其不可持续的顶峰时，它给人一种美国经济欣欣向荣的错觉，于是诺曼大幅度地降低英国的银行利率，试图刺激英国经济的同步发展。短期利率下调给英国的跨国银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它们持有大量以高利率借来的长期基金，现只能放出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它们不得不从纽约遣返英国的热钱，以弥合破坏性的利率鸿沟，却让纽约的投资者身处困境，同时无法借助于利率杠杆。这是热钱蔓延的第一个案例，而1997年打击亚洲银行的是反向的流动：亚洲的银行借来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再放出高利率的长期贷款。当由于本地货币汇率下调，利率上升时，借款人拖欠债务，信贷制度于是崩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重创所有亚洲经济体。1997年7月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崩溃引起香港、新加坡等具有高流动性的强健市场的崩溃，当时投资者在流动市场上抛售，以筹措资金挽救他们在非流动性市场的地位，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错误地诊断为只是稍纵即逝的暴风雨，随着流动性的暂时转移，它就会风平浪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重错误的建议，投资者抛弃良币，追逐劣币，既打击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又无法解决泰国问题。
1997年7月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香港、新加坡等充满活力的流动性市场上的大量抛售，到10月份甚至影响到华尔街。但泰国的物价下跌并不是由于国内的潜在买家手里没钱。问题是，泰国股价是以本国货币衡量的，当泰铢盯住美元的汇率开始瓦解后，以外汇衡量，泰国股价迅速下跌。这样，随着泰铢自由落体式地快速贬值，以本国货币作为收入的泰国公司股票，包括已签订以本国货币支付的健康的出口公司股票，都逻辑上自然地崩盘了，而根据本国货币衡量，那些以硬通货作为收入的公司股票其实升值了。投资者不愿变现资产，以免遭受损失，就设法不抛售，其结果是追加保证金在期货市场上，交易者需按期货合约价格的一定比率交纳少量资金作为履行期货合约的财力担保，这种资金就是期货保证金。初始保证金是交易者新开仓时所需交纳的资金。它是根据交易额和保证金比率确定的。而交易者在持仓过程中，会因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而产生浮动盈亏（结算价与成交价之差），因而保证金账户中实际可用来弥补亏损和提供担保的资金就随时发生增减。浮动盈利将增加保证金账户余额，浮动亏损将减少保证金账户余额。保证金账户中必须维持的最低余额叫维持保证金。当保证金账面余额低于维持保证金时，交易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补充保证金，否则在下一交易日，交易所或代理机构有权实施强行平仓。这部分需要新补充的保证金就称“追加保证金”（margin calls）。——编译者注。投资者持续追加保证金的动机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该组织称，危机只是暂时的，援助即刻就到，也就几个月，问题就会解决。但口头承诺的援助从未兑现过。兑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附有条件”的计划，将处于困境的亚洲经济体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该计划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外国债权人。“暂时的”金融危机被制造成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其间，地缘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在初期就决定，泰国危机是亚洲的一个小问题，并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亚洲办法解决问题，但不能让日本当头。香港捐出了10亿美元，基于对鲁宾的泰国问题将被控制在泰国境内（毕竟，冷战时期，泰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这一说辞的盲目信任，中国也捐献了10亿美元。1997年12月，韩国爆发危机。鲁宾又认为，这是亚洲的另一个暂时性问题。韩国中央银行吐血抛售美元储备，设法支持盯住美元、估价过高的韩元，到了12月底，仅剩几天时间，其美元储备就难以为继。鲁宾还是坚持他的道德风险立场，直到其财政部助手星期天早上告诉他，巴西人手中持有许多韩国债券。如果韩国不履行还债义务，巴西的经济就会崩溃，而美国的银行也会遭受重创。直到那时，鲁宾才让花旗银行下一个周二在韩国制定一个重组计划，并与美联储沟通，允许美国的银行将韩国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不用付息的长期债务，这样，那笔债务就不是不良资产，从而，使美国的银行免于遭受必要的资本注入使利润下滑的负面影响。
三、大萧条可能更严重地重演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1931年9月，由于英国无法履行黄金支付的义务，并随后将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作为开展新的国际贸易战的国家战略，加重并延长了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英国的政策包括蓄意地应用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货币体制——英镑霸权，将之作为国际贸易战中的国家货币武器，导致世界贸易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为了应对英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等正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不同的货币集团。这些国家很快就意识到，它们必须发动战争，以得到石油和其他维持其经济不断扩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因为已经崩溃的世界贸易在此时已不再能提供这些。
对英国和美国来说，速战速决正是推动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所必需的。没有人预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造成那么大的破坏。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迫使英国和法国9月3日对德宣战，但整个冬天，英法军队都滞留在马其诺防线后面，满足于它们对德国的海路封锁。这段惰怠的“虚假战争”历时7个月，直到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攻陷卢森堡，并入侵荷兰和比利时。3月13日，德军从侧翼包抄马其诺防线，德国装甲师直奔英吉利海峡进军，切断了退往佛兰得斯之路，在敦克尔克包围了英国远征军全部22万人和法军12万人。从5月26日到6月4日，被包围的盟军不得不依靠民用小型飞机撤退。6月22日，法国投降。如果英军从敦克尔克撤回失败的话，那就不得不如同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乞求和平了，战争将以德国控制欧洲的方式结束。英国如果无法成为美军基地的话，美军也不可能在欧洲登陆。如果不是两线作战，德国就有可能战胜苏联，兴起为霸权国。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支付。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其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对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短视的政府货币政策是导致市场崩溃的主要因素，但随后的大萧条是由世界贸易的崩溃造成的。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商业是社会的目标，就如同当今的决策者信奉文明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从而，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非建设性的投机，而是认为市场知道该如何自我调整。冒险者应自食其果。该观点的缺陷在于，投机后果的承担者主要不是专业投机者，而是无辜的民众，这些民众还不能理解其正受到操纵而买高卖低。经济建立在投机基础上，但风险不均衡地主要由不知内情的老百姓承担。
投机获得的国家财富也不是均衡地分配的。相反，大多数钱都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他们很快地离开风险，维持住了利润。他们将钱用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不久就出现了供大于求。有些人从中获益，但大多数人没有。物价比收入上涨得更快，人们只有借债才能负担生活所需，而他们还对魔法般地摆脱债务满怀希望，将其可支配收入都投向摸不着头脑的投机。农民、工人和上班族根本就没有从中受益。虚假繁荣背后的不平衡使经济难以复苏，因为收入集中于那些无须花钱的人手中。当前的形势极为相似。1929年股灾发生后，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又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
这次，世界贸易也会崩溃，高关税将再次成为其结果而不是原因。即将发生的世界贸易崩溃将再次是美国过度利用美元霸权优势的产物，如同英国在1930年对英镑霸权所做的那样。美元不应是主要贸易货币，因为它既没有黄金支撑，又没有美国的财政和货币纪律的支持。人们想买的大多数东西都不再是美国制造的，因此美元已成为一种非自然的贸易货币。世界贸易体系将走向崩溃是因为虽然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但在美元经济体之外并没有全球性的货币循环。所有国家的货币只在美元的货币供应量范围内流通，这哄抬了美国经济，为美国的全球化魔爪（更不用提军事冒险主义了）和国内吃喝玩乐提供了融资，挤干了全球经济的其他所有经济体，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独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必要购买力。这次，世界贸易将走向崩溃不是因为限制贸易的关税，那些只不过是暂时让人分心的小事，而是因为美元霸权造成的全球购买力分配不公。
1913年美国采纳了中央银行制度，以便使货币供给具有弹性，而适应商业周期的潮起潮落。然而，弹性的致命死敌是能够使橡皮带突然折断的结构性疲劳。当前，美元霸权切断了货币向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的再流通，迫使贸易盈余不断增多的所有出口国虽然收获大量外汇，但却根本不能用于国内发展，从而陷入塞谬尔·泰勒·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描写的古代水手那样的地位：“水，水，到处都是，可一滴都不能喝”。
引言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经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经济是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而政治制度又是代表性别、年龄、宗教、财产、阶级、部门、地区或国家等的集团利益的互动结果。个人利益不是政治学问题。因此，个人主义政治学是一个矛盾的修饰语，由此延伸开来，哈耶克关于个体决定形成市场的观点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市场是大规模民众和群体本能现象，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对之起不了多大作用。政治的定义基础是权力，权力有多种形式：道德的、知识的、金融的、选举的和军事的。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环境中，公司主管总是痛惜定价权的丧失。全球经济是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物质体现，全球宏观经济学是对全球地缘政治制度的理论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的术语反映，并反过来指导着其提出的经济制度的歪曲逻辑。货币、资本、劳动力、债务、利息、利润、就业、市场等用语都被概念化，用以描述贪婪的强权政治创造的人造物质制度的各组成部分。正是资本家对工人的贪欲，迫使他们把工作机会让给了国外的低收入工作者。被假定总是根据自我利益行为的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明显错误的抽象概念，它建立于如下有缺陷的立论之上：市场参与者总是根据完全和对等的信息行为，并明确地理解其自身行为的意义。随着这些用语在时间推移中的广泛使用，人造制度被粉饰为自然法则的逻辑产物，而不再是贪婪的强权政治的概念化组成部分。
一、关于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的神话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世界贸易已迫使所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然而，市场不是经济，它只是经济的一个方面。
当前，市场经济全球化正自我诱导，走向即将来临的市场经济崩溃。在这个时代，重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是极具启示意义的。正如波兰尼所指出的，市场经济可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反常情况。其代表作《我们时代的起源：大转型》（1945年）的主题就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市场经济事实上已崩溃。然而，市场经济这种人们熟悉的制度源起于最近，只是到19世纪才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推动下得到充分的发展。
当前的市场全球化发生于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也就是说它始于冷战的结束，与之同时出现的还有电子信息时代和解除管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严重的经济持续衰退可能导致市场经济的终结，智慧的人类最终将认识到，市场经济内在的商业周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调节，因此也不可能防止其在本性上不对人类福利造成破坏，人们将被迫为人类发展寻求新的经济安排。收益递减原则将使人们最终抵制市场经济，因为不论经过怎样复杂的管制，市场都将越来越不合时代要求。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到来之前，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种次要角色。即便在可以见到市场运作的地区，市场也只是处于主要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的外围。在很多前工业化经济体中，市场交易一个月只有两次。波兰尼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内，市场需求决定了社会行为，而在那些前工业化的原始经济体中，社会需求决定了市场行为。波兰尼还再次为经济学引入了人类互动的互惠和重新分配概念，它们都是贸易的最初目标。
互惠意味着人们生产和提供他们最擅长的产品和服务，在最大程度的生产和服务中享受着快乐，并与其他人共享这种快乐。他们与擅长于并享受着生产和提供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其他人是互惠的。每个人都生产自己最擅长的产品并相互分享这些产品，而不是卖给出价最高者，或更为糟糕地生产他们鄙视的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是一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协定。血汗工厂的主张完全是贬低人类尊严和无视人类福祉。由于互惠的存在，就无须层层管理，因为工人们幸福地为了生计奔波，而无须强制性的监管。劳动不是被迫的，工人们也不是为了与其内心向往的职业完全无关的，其所憎恶的工作出卖时间。物价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不同环境中不同买家的购买力或卖者反过来对不同买家的需求而变化。单一价格规则既是非人性和非自然的，也是不灵活和不公平的。所有工人都从其选择的不同谋生手段中找到了各自的成就，而没有受到金钱需求的扭曲。生产和分配的动机并非个人利益，而是个人成就，免受公众轻视和社会排斥，以及免于社会地位和道德声誉的丧失。
虽然上述动机如今在金钱支配下有所扭曲，但它对于金融资本主义下运作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不过，在一个金钱社会，大家都只关注如何积聚最多的金融财富，从而获得最高的社会地位。《福布斯》杂志每年对世界富豪100强的排名清楚说明了这种反常状态。媒体经常就金融之外的话题追逐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富豪的看法，似乎拥有金钱本身就代表着具有智慧。20世纪60年代，财富对美国嬉皮士来说是一种困扰。只是到80年代，贪婪的年代才形成，重商主义普遍受到欢迎。
在2005年6月3日于华盛顿召开的“夺回美国”会议“夺回美国”（Take Back America）会议系美国公民社会组织“美国未来运动”（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的主要活动之一，自2005年以来，已召开2次。“美国未来运动”组织是美国100多位著名的公民活动人士和政策分析人士共同发起和建立的。其目的是挑战大公司的议程，鼓励美国人讨论新的经济构想和为全体美国人服务的未来。该组织认为，应将工资不断降低和保障日益减少置于全美国辩论的中心，（新）保守主义议程只是使情况更糟，那些认为当前无所作为的人是错误的；全美国人民应为美国的优先目标而战：反对社会保障的私有化，为能源独立、好的就业岗位和可持续的经济争取投资，争取支付得起的医疗、教育等服务。——编译者根据该组织网站（http://wwwourfutureorg/）材料整理上，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演讲谈到了《经济学家》编辑（也就是所有的企业友人和资本主义及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的结论，即“美国具有钙化为欧洲式阶级社会的风险”。2005年5月13日《华尔街日报》头版的社论总结说，“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穷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变富，或者富人家的孩子沦落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不大。……尽管人们普遍相信美国社会在流动性上仍然高于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还是认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大陆（或加拿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比美国穷人的孩子有更多的致富机会。”同月，《纽约时报》连续12天刊登题为“阶级至关紧要”的系列文章，分析认为美国的阶级与金钱紧密相联，“家庭在经济阶梯上不断上下运动是扎根于美国梦内心深处的希望。但这似乎已不像从前那样频繁地发生了。”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心脏地区，自由市场传播平等的神话似乎正面临着挑战。
人们进行贸易是为了弥补当下发展状态的不足。自由贸易不是放任剥削。剥削不是贸易，而是奴役。帝国主义是在国际层面上以体系性高压进行剥削的体制。为了维持体系性高压，冷战结束后的新帝国主义采取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失去体系性高压的保护，自由贸易就无法立足。）体系性高压阻碍了自由贸易。反对体系性高压不能与保护主义混为一谈。为了参与自由贸易，贸易者必须有一些东西，并能以之在一个免于体系性高压的市场上进行自愿的贸易。所有自由贸易参与者必须有最基本的定价权，即要求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垄断定价权。贸易品来自于发展这个自我完善的进程。正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是公正的先决条件，在市场的定价权上人人平等是自由贸易的先决条件。贸易者需要基本的定价权以确保贸易自由。为了参与自由贸易，工人们也需要劳动价值的定价权。
然而，当前市场经济下的贸易成为一种在定价权上战胜贸易伙伴以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博弈。例如，不论是作为一个大批量采购的买家，还是作为一个特大规模的零售商，沃尔玛都有巨大的定价权。但它没有用这种压倒性的定价权为工厂及其连锁店里的工人支付最高工资，而是向消费者提供最低廉的价格。沃尔玛的销售额大于世界上许多小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其营业模式却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低收入和低零售价之间的制衡遵循着螺旋式下滑态势。以压低工资得到低物价的螺旋式下滑一直是贸易解除管制的主要破坏性后果。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而不是降低工资，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削减成本。国际贸易不可能取代国内发展甚至国际发展，如果国际贸易是基于贸易双方之间的平等互利而展开的，那么它才会促进国内和国际发展。首要的问题就是增加收入。
国际贸易必须考虑到当地条件，这不是勉为其难的忍受，而是对多样性的尊重。1999年1月22日，日本负责国际事务的前副财长坂木永辅（Eisuke Sakakibar）在东京向外国记者俱乐部作了题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终结”该文讲演中文版可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8期。——编译者注的讲演，对全球宏观经济正统派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评。他认为，各国的经济制度必须符合已达成协议的国际贸易规章制度，但未必需要吸收他国国内的规章制度，这对美国领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全球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计算机化的世界中，产量标准化已没有必要，某类定制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也已程序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霸权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上，国内发展必须优先于国际贸易——据称将推进国内发展的外部交易体系。国内发展意味着各国自由选择最符合其历史情况的发展道路，而不必采用美国的发展模式。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体系的核心和边缘，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都日渐地领先于国内发展。在效率的名义下，经常性做出让步的是生活质量。
这就是法国和荷兰投票反对欧盟宪法，以之抵制美国模式的全球化的原因。英国推迟了投票，以免欧盟宪法再次遭到投票者的拒绝。意大利的内阁部长建议，为了重新获得金融主权，应放弃欧元，恢复独立的货币。欧盟成员国在各国预算和补贴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多样化的国内发展和国家文化，新自由主义贸易越来越被确认为一种障碍，甚至是一种威胁。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全球贸易都已成为剥削弱者以强化强者的工具。在文化上，美国式的全球化正把世界转变为一个充斥不健康的麦当劳快餐、沉闷的沃尔玛连锁店、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乏味的大市场。全球每一个机场都是美国大型百货公司的翻版，看着同样熟悉的品牌，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除了不公平和破坏文化之外，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长期地将财富从穷人那儿转移到富人手中，就如同在干旱时期从一口干涸的泉井里掘水，是不可持续的，消费者收入停滞不前也无法支撑消费型经济。新自由主义者称，自由贸易为世界上的穷人，不论是核心区的，还是边缘区的，都带来同等好处，该论断完全与事实不符。世界各地的工人买不起自己生产的产品，利润都被大洋彼岸看不见的投资者攫取。
二、贸易与货币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货币为贸易提供了便利。主流的货币经济学家把政府发行的货币看作是可随时兑现的主权债务工具，历史上来源于自由银行发行的票据。这一观点只适用于金属货币，金属货币是一种债务凭证，持有人有权要求将之兑换为相应数量的黄金或其他等价物。另一方面，主办国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工具，而是主权信贷工具，它得到政府接受其作为纳税手段的支持。这种货币观就是人们熟知的国家货币理论。美元是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持有者有权在任一处美联储银行不多不少地兑换另一种面值的美元。主权政府的债券是以货币标价的主权债务。由于主权政府可以任意发行货币，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主权债券永远都可以兑现。地方政府的债券是机构债务，不是主权债务，因为地方政府尽管具有有限的征税权，却没有货币发行权，不能发行货币,所以其债券有可能无法兑现。货币发行权是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专有权力。用不兑现纸币购买债券时，交易表现为主权信贷方清销公共债务或公司债务。这种关系是直截了当而又至关重要的。
推动经济的是信贷，而非债务。债务是信贷的镜像反映。即使最精确的镜子也会破坏其镜像的对称性。为什么镜子将一个图像左右颠倒，而不像照相机的镜头那样上下颠倒图像？科学的答案是，镜中的图像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将右变成左，而是将前转变为后。然而，我们往往接受这个异常的被扭曲的镜像是未加任何修饰的真实，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镜中扭曲的映像是一种完美的再现。镜子，挂在墙上的镜子，谁才是最公平的？答案是：你的背后。
货币经济学理论认为，信贷和债务是对立不统一的。事实上，信贷和债务是以相反的关系运作的。信贷要求资产净值为正数，而债务无此要求。一个人可以有良好的信用，并不欠任何债务。债务越高，信贷等级就越低。只有理解了信贷，才能理解现代金融经济之后的主要力量，它是由信贷推动的，而受阻于债务。从实践中看，债务扭曲了边际效用的计算，并重组可支配收入。债务把公司股票转变为价格越高、需求越大的吉芬商品（Giffen goods）简称为吉芬品。这是以英国经济学家吉芬（RGiffen）的名字命名的。在1845年的爱尔兰饥荒中，吉芬发现，虽然土豆的价格急剧上升，但当地农民反而增加对土豆的需求量，吉芬品由此得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怪事?答案在于，土豆在当时爱尔兰农民的支出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土豆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人们的处境迅速恶化。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不得不大大减少肉、奶酪这些相对来说仍然很贵的商品的消费，把省下来的钱花在还算便宜的土豆上。后来，经济学家就把像爱尔兰土豆这样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现在，吉芬品也延伸为指那些价格下降后反而带来需求量减少的商品。——编译者注，并创造出了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谓的“非理性繁荣”，即经济人走向疯狂。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建立于不兑现纸币上。如果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债务，那么金融资本主义的整个概念体系就需要重组，这就如同当人类意识到地球既不是静止的，又不是宇宙的中心时，其世界观发生变化，物理学必须重新书写一样。一方面，需要以资本形成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吸收外国资本等途径，筹集到足够的实现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初始资本。——编译者注为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融资将被披露为一种残酷的骗局，因为主权信贷可以毫无问题地为有益于社会的融资发展。另一方面，并不必然需要以私人储蓄为国内公共的社会经济发展融资，因为主权信贷的供给也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从而，一国的私人储蓄率与公共金融至多只是间接的关系。通过不断提高工资，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力，从而防止生产能力过剩，主权信贷可以为那些失业人口不明的经济体融资。由于依靠私人储蓄的资本形成是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制度原因，恰当地运用主权债务将带来经济民主和更健康的发展。
三、主权信贷与失业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在一个依靠主权信贷为发展融资的经济体内，劳动力将长期出现短缺，劳动力价格将持续上升。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中，劳动力持续短缺，劳工享有基本的、而非垄断性的劳动力定价权，从而能够不断提高工资水平，并减少生产能力过剩。在劳动力短缺形成之前，一个经济体将一直扩张，并将通过生产率提高保持扩张势头，从而维持较小程度的劳动力短缺。失业是经济体运作不佳的明显征兆，必须把它当作经济瘟疫加以预防。
1958年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商业周期内失业与工资引发的通胀之间的系统关系。它代表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的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 W H Phillips）注意到，从1861年到1957年，英国的工资通胀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致的反比关系。失业率下降，通胀率就会上升。失业率上升，通胀率就会下降。菲利普斯的问题是，将典型的商业周期内有缺陷的劳动力市场接受为自然法则，并运用有缺陷的体制的重复出现的数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使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能够接受失业问题，以掩盖商业周期的不合理性。这就如同观察医院的病人，然后得出结论：医院引起了疾病，减少医院的数量就可以减少病人的数量。该理论是能够以数据证实的，如果只将医院内的病人计算为生病的，而将医院外的病人视为这一系统的“外部性”的话。这正是美国发生的情况，医院病床过多是因为医疗保险经济学的变化所致，而不是因为需要医院治疗的病人数量减少所致。反对非法移民的部分经济学论点就是基于一个遭受生产能力过剩的卫生保健系统已不堪免费病人的重负。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带领一些政府经济学家，把菲利普斯曲线用于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市场经济体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如何权衡取舍。后来，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各自独立地向该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和“长期”有不同的效应。他们认为，受通货膨胀调节的货币工资购买力或实际工资，将不断地调整，以实现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失业率将停留于实际工资水平，以调节商业周期。他们把这种失业水平叫作“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同与其相关的通货膨胀率是自我循环验证。自然失业率是通货膨胀率达到相关通货膨胀率时的失业水平。相关通货膨胀率是失业水平控制在自然失业率范围内时的通货膨胀程度。
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部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货币是最重要的。但作为一个社会保守派，他离开了已走一半的真理之路，没有进一步讨论公平的货币分配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而货币流动主要取决于贸易条件。与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理论关系相反，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高通胀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而非低失业率；同弗里德曼的主张相反，90年代，日本的通货紧缩伴随的还是高失业率。不管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事实对菲利普斯曲线和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概念提出了质疑。但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接受弗里德曼—费尔普斯理论的核心原则，即某种自然失业率的确存在，如果加以维持，就能带来某种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他们将之命名为“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美国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这些年来从4％慢慢攀升至6％。
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意味着美国稳健货币的代价是6％的失业率。美国劳工部报告了“好消息”：2005年5月份，美国有760万人或者说51％的劳动力失业，还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范围内。由于低收入者倾向于生育比国家平均水平更多的孩子，美国的失业水平转移到相关家庭，就意味着2000多万儿童的双亲是失业的。这些无辜的不幸者将稳健货币，也就是所谓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的制度成本，扛在其双肩上，为美国政府高度不负责任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导致贸易赤字和债务直线上升的错误货币政策买单。换言之，如果全世界6％的人口死于饥饿，那么食品的物价就能稳定。不幸的是，这就是维持全球农产品贸易体制的条件。没有任何政府经济学家费心地找出与真正的充分就业率相符的自然通胀率。
当失业才能使货币稳健时，很难看到稳健货币可以怎样导致充分就业。根据明确的范围和原因，失业伤害老百姓，而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如果货币的存在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在通胀与失业之间选择何者就是显而易见的。世界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只不过是萨伊定律的国际化。其运作的前提是充分就业。
四、工资与利润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新古典经济学不允许雇主们像亨利·福特做的那样，胸怀加工资的目标，相反，而是促使雇主们像福特汽车公司等当前的管理层日常所做的那样，尽量把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亨利·福特加工资是为了把更多的汽车卖给工人以增加利润，而如今福特汽车公司削减工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与之同时却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后者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毒瘤栖身之处：工资不断下降将导致一个生产能力过剩经济体的崩溃。
这就是全球的工资套利为什么具有经济破坏性的原因，除非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世界各地都提高工资，而不是发达国家维持低物价水平。要做到这点，不是以最低的工资来谋求最低的物价，而是以不断提高工资来谋求越来越大的市场。需要重新制定全球贸易的条件，奖励那些旨在全球性地提高工资和福利的公司。为此，这些公司将应用国际协调一致的过渡型政府补贴，而不是为了切断利用工资套利的贸易，运用倒退的保护性关税方式。这将使那些低工资经济体能够开始买得起其生产的产品，并能够从高工资经济体进口更多的产品，从而走向平衡的贸易。
最终，可以确定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随着工资水平趋于平等，工资套利将停止作为全球贸易的驱动力。当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的相当时，世界经济将摆脱由有缺陷的新古典经济学短缺理论带来的现代生产能力过剩的困境。当在支付最高管理层数以千万计的美元奖金的同时，工资和工人福利却被削减，这并不是对经营管理良好的公平报酬，而是偷窃合法化。经营管理者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应接受奖金：其经营管理战略为其公司带来利润和工资的提高。
五、主权信贷与美元霸权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在主权信贷的基础上运转，不受美元霸权的影响时，由于私人投资没有明确的社会补偿性目标和价值，只有私人投资才需要私人储蓄。
储蓄是不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通货紧缩，因为储蓄减少了日常消费，也就是减少了进行投资以加大未来供给的机会。新的投资带来能力扩大和生产率提高，从而导致新的税收，用于资本形成的储蓄只有一个目标：填平新投资与新税收之间的差距。由于主权信贷的存在，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抹平上述融资空缺。在一个通过计划摆脱了商业周期控制的经济体中，不论是在困难时期，还是在未来的衰退时期，也都并不必然需要私人储蓄。
一个因需求不足而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并不需要储蓄，需求不足又是低工资和高失业率造成的。正如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Paul Davidson）所指出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只有在充分就业和高工资的条件下才有效。萨伊定律忽视了供求之间关键性的时间差，这对于快速流动而又没有需求监管的现代经济来说很可能是致命因素。储蓄要求支付利息，利生利使金融体系偏向于由过度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将最终使任何金融体系都难以为继。宗教禁止高利贷，是有其实际原因的。而货币生息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石，这得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支持，该学派认为，货币在短缺时更有价值。从而，总体贫困对于稳健货币来说是必要的。这就是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总是会有穷人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国际清算银行（BIS）评估，在2004年底，全球场外交易（OTC，over the counter）利率衍生品的名义价值约为185万亿美元，而其具有的市场风险超过了5万亿美元，这接近美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迄今，利率衍生品是标准化金融合约的最大类别，在后者总额250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中占了185万亿。利率衍生品185万亿美元的名义价值是美国未清偿的国库券价值的41倍。这意味着利率波动将以远大于历史上的数据的规模，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自1971年与黄金支持美元相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制瓦解以来，在所有现代国民经济中，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成为法定货币。国家货币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发行的作为不兑现硬通货的纸币的通行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政府的征税权。在一国经济中发行货币是政府的意志，货币是为了纳税人缴税而发行的，是为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发放的主权信贷。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就是由政府发行的信贷工具即不兑现纸币来清偿。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不欠任何人的债务，只是承诺，接受该货币为纳税手段。
中央银行体制的运作是基于将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作为主权信贷的观点。中央银行实质上是一国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者，其发放的是主权信贷。这就是中央银行与自由银行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前者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是主权信贷工具，而后者私营发行的硬通货是允许持有人兑换黄金的银行借据。
由于苏联的衰亡，美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场发生了改变。它现在不再需要争取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的民心和民意了。从而，贸易取代了援助。为了同冷战时期的盟友、现在的贸易领域的工业化对手竞争，美国实施了利用第三、第四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标准的战略，也就是利用美国传统的反劳工的意识形态优势，外包低报酬的工作位子，以之与欧洲和日本有利于劳工的强大社会福利传统展开竞争。与之同时，基于美元霸权，美国推动全球金融解除管制，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它就像一只500磅重的大猩猩把日本和欧洲扔进了垃圾堆，与它们玩一场它们永远都不可能赢的追逐游戏。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游戏中，那些持有可任意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资本的人将轻而易举地成为赢家。
美国上述战略的实施工具是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贸易最主要储备货币扮演着特权角色，这就是美元霸权。在美元霸权基础上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极大地削弱了从事实业的生产商，而为金融投机者带来巨大利益。美元不仅不是一种中立的汇兑媒介，而且已成为一种比核弹更为致命的经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ED），具有极大的勒索钱财能力，美元的这种力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华盛顿共识无情地付诸实践的。贸易战正是通过各种货币价值的波动展开的。美元霸权使美国能够将其贸易逆差作为其资本项目盈余的诱饵。
贸易不再是全球竞争的有效手段。如今，跨国公司以外国子公司的销售取代出口展开竞争，在全球市场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这造成了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差额。为了掩盖这个倾斜的“竞技场”和不公平的货币制度，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统计方法悄悄地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一个国家在其自然/政治国界内生产的产量、收入或支出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加上“要素收入”（factor income）——从国外投资或经营中获得的收入。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这两个技术指标具有了新的含义和关系。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取代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标准统计方法。这个悄然的变化具有重大含意，因为90年代是快速全球化的十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跨国公司所得归于该公司所属国家，其利润最终将恢复为要素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却将跨国公司利润归于那些工厂、矿山或者金融机构所处的国家，而不管其所有权归属，即使利润和投资可能不会永久滞留该国。账目转移使得许多处于挣扎中的被剥削经济体根据统计数据衡量转而成为新兴都市，同时也促使当地领导者拥护全球经济。在当地精英——被新自由主义媒体称颂为国家英雄的新兴买办阶级成员——的帮助下，位于核心区的富国正在搜刮边缘区的资源，卑鄙地从当地奴隶式低工资中赢利，而富国却称之为从统计数据上看出的边缘区收益。
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是“毛额”，因为它不考虑有形资本的贬值和环境恶化，更不用说人力资源的滥用和贬值了。当国外收益被计算在内时，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变成国民生产总值。日益降低的国民生产总值正显著地破坏具有大规模贸易部门的经济体，它们包括许多被迫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以外国直接投资融资的出口作为唯一的发展方式。
美元霸权下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改变了国际经济的面貌。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就一直与全球商品贸易同步成长，现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最重要的资本来源，净储蓄和主权信贷均未担当此角色。外国直接投资主要以美国自1971年以来就可以任意印发的不兑现纸币美元标价，部分以日元或欧元等美元衍生物标价，这些货币并非真正独立的通货。从而，外国直接投资必然集中于与出口相关的发展部门，其出口品主要流向或售往美国市场，换取美元，再以之提供美元形式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经济政策从促进贸易转向了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其资本项目盈余提供融资的，再反过来为出口经济体提供用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美元。例如，美国若与欧盟发生牛肉战和香蕉战，那么它就面临大量美国投资滞留欧洲的风险。以美元贬值促进美国出口的建议是误导性的，因为它只会使美国企业在海外从事经营的成本更多，而使外国公司可更廉价地购买美元资产。这样，任何改善贸易平衡的努力都将实际上最终削弱外国直接投资的平衡。这就是“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口号背后的基本逻辑。
在美国，现也日渐扩散到欧洲和亚洲，资本市场正迅速地取代银行，成为储蓄场所和公司融资的资金来源。这种转变伴随着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被认为将为全球投资者创造富有希望的新机遇。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宣称，这些变化有助于消除许多国家面临的迫近的退休金危机。但迄今它只带来了突发的、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如1982年金融危机首先在墨西哥爆发，1992年英国发生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随后又发生俄罗斯危机、巴西危机、阿根廷危机和土耳其危机。
欧元的引入加快了欧洲金融市场的扩大。对于目前欧盟25个成员国来说，共同的货币使各成员国所需的退休金和保险金无法投资于欧元区国家，作为其地方债务，这一限制使欧洲大量的长期储蓄一直滞留于银行，而成为各成员国国内资产。到2020年，欧洲的公司退休金行业将从35万亿欧元增长到17万亿欧元，因为各成员国政府不得不要求公司和个人将既定的退休金存为储蓄。由于没有外汇交易成本和货币波动的风险，这些储蓄金推动了规模更大、流动性更强的欧洲证券和债券市场的兴起，包括在最近推动了大规模欧元后保债券市场的形成。这些更有活力的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选择，降低了欧元区内的资本成本，从而反过来对银行系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不过，由于美元霸权，这些资本市场如何与欧洲美元市场相结合还是不确定的。
有趣的是，欧盟竞争委员会拒绝了通用电气公司提议的合并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案，其理由是，通用电气公司在飞机引擎市场上占有极高份额，霍尼韦尔公司在航空电子市场上占有极高份额，两者的组合是否让该合并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不公平的优势，而可能注定推动新公司从主导一种市场扩大到主导另一种市场。关键问题是通用电气公司以卖方融资实现营销的侵略扩张性，直到现在，该公司凭借其在美国和欧洲商业证券市场的优势，一直享受着独特的利益。其他的区域市场，特别是在亚洲，将无疑更加意识到这种利害关系。
欧洲美元（Eurodollars）是美国境外的美元，不一定发生于欧洲，一般都是税前美元，如果回到美国本土或账户，就又适用于美国税则。欧洲日元和欧洲欧元也是同样的含义。但对于法国普通工人，以法国退休金账户投资于非法国资产的想法既是令人讨厌的，又是不理性的，特别是当投资导致法国的就业保障降低，并危及已成为法国人生活一部分的并得到高度捍卫的每周工作35小时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假时。
以世界上最大的债权经济体日本为例，它持有8000多亿美元的储备。过去两年里，日本中央银行（BOJ）从货币市场上用日元购买了3000多亿美元，以尽力稳定日元持续对美元升值的汇价。现在，日本央行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继续徒劳地购买美元，制止日元的升值；要么卖掉美元，尝试以美元储备补偿日元损失。日本官方承诺其美元储备不会投向其他货币而多元化，以免刺激货币市场，但很多对冲基金预期日本将很快做出选择。
现在，即便日本央行每天卖掉40亿美元，照此速度也要近200个交易日才能卖完其美元储备。抛售美元的最初两天后，剩下没卖的7920亿美元储蓄的市场价值将比抛售前下跌20％。因此，日本央行将净损失1600亿日元。如果日本央行继续抛售美元兑换日元，每天将有4000亿日元从日元货币供应市场中流回日本央行，以美元兑换欧元的情况也一样。这将推动美元对日元或欧元的汇价进一步下跌，这样，日本剩下的美元储备价值也将进一步下跌，更不用提其日元货币供应中的急剧缩水了，这将推动日本经济陷入更深重的衰退。
如果日本央行出售美元换取黄金，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可能情况是，没有足够的卖家，因为按照目前的金价，无人有那么多黄金吸收巨额美元。相反，当金价上涨时，黄金市场就会冻结，而不能进行任何交易。黄金持有人将无须出售黄金；他们可以从基于名义价值的黄金衍生品获利。美元面临的相反的市场效应也将压制黄金交易。日本购买黄金两天时间后，每个人都会手持黄金，等待更高的金价。根本找不到任何市场销售者。近年来，中央银行一直租出黄金，其部分原因就是为黄金市场提供流动性。
可能发生的第二种情况是，以货币衡量，黄金的价格将扶摇直上，而引起黄金的急剧通货紧缩。截止到2005年6月1日，美国国家债务达到7787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的黄金储备大约261亿盎司。以美国持有的黄金清偿其国家债务，金价就需要达到每盎司29835美元。在此价位上，1盎司黄金能买一辆车。不过，2005年6月4日，黄金的市场价格是每盎司42350美元。1980年，黄金价格达到最高峰时每盎司850美元，1999年最低谷时每盎司252美元，当时石油每桶售价低于10美元。当每盎司黄金30000美元时，各国政府将不得不从事非法的黄金交易，如同1930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做的，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种情形。一国政府可以轻易地宣布国内的黄金贸易非法，但不能轻易宣布世界市场上的本国货币交易非法。可以不费力地得出结论：不论谁建议实施长期持有黄金的战略，他都不会进入上流社会阶级。
重债穷国需要减免债务，以摆脱事实上的金融奴役。一些非洲国家政府花在债务清偿上的钱高于其花在卫生保健上的三倍。英国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当前市场价格总额达43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可以出售其中约12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为债务减免融资。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黄金的决定具有否决权。从而，美国国会掌握着生杀大权。然而，美国矿业游说集团一直反对投票表决。2005年1月，美国西部采矿州的12位参议员在一封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售黄金的信上联合签名，并称，抛售黄金将下挫金价。3月，众议院30位议员也在一封内容类似的信上联合签名。甚至在黄金议案还未被提交辩论之前，美国国家矿业协会和纽蒙特矿业公司、巴瑞克黄金公司等金矿开采公司的游说者就劝说美国国会领导层，国会不要通过该议案。
国际清算银行报告称，黄金衍生品占据了世界商品衍生品市场的26％，而黄金只占该年度世界商品生产价值的1％，即与黄金对应的衍生品是与包括石油在内的其他商品对应衍生品的26倍。小布什政府起初显然不愿介入国会内的斗争，可是，从2005年4月开始表示坚决反对黄金抛售。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6月7日宣布，美国和英国就要达成协议，为一些穷国免除所有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基金的债务，以之表示八国集团关于债务减免的讨论已经有所进步。
2005年6月15日，《华尔街日报》前编辑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对同一天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企业专栏标题“复兴对外援助的骗局”，发表网络评论文章“页边备忘录”。万尼斯基写道：
这不是援救非洲穷人或拉美农民，而是援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非洲发展银行。……第二个圈套是，为了得到债务减免，穷国必须将其在“基础设施工程”债务清偿方面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直接帮助其贫苦的民众购买饮用水，修筑下水道，等等，而这些都将由富裕国家的合同商来进行打造……接下来是什么呢？世界上最糟糕的经济学家之一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正负责联合国计划，从西方纳税人募取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以作为该计划的第二条腿。我记得，他想要以后每年有250亿美元，他还狂热地支持总是为那些诈骗者挤几滴鳄鱼泪的《纽约时报》。也许你还记得，正是杰弗里·萨克斯支持《纽约时报》，说服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苏联应用“休克疗法”从共产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结果造成俄罗斯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人民陷入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经历过的贫困。
如果不爆发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元不可能短期内对其他主要货币涨涨跌跌达到20％以上。不过，在2000年到2002年的市场危机中，美元的购买力在美国的资产市场提高了近40％。而相对于2002年至2005年的房地产价格，美元贬值了60％以上。根据格林斯潘的计算，美联储可以多印发8万亿美元，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问题不在于发行货币。问题在于8万亿美元投向何处。如果投向银行业，那么为了维持正常运作，美联储今后每年都要多印3万亿美元。如果8万亿美元以就业充分和高工资的形式投向实体经济，美国将有非常良好的经济，也就不再需要那么偏执地反对亚洲或欧盟。但是，只要全球工资套利还发挥作用，美国的工资就不可能提高。这是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它致使格林斯潘2005年5月5日说，他担心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将日益加大，从而削弱美国和世界经济经受冲击的能力。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主是有效的，而且自由贸易是以牺牲投票大众的代价造福于精英分子的，保护主义就将是不可阻止的。
六、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错误与危害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自由化，货币主义货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柱之一。货币主义货币理论认为中央银行应不受一国的政治干预，它发行货币必须有黄金或美元储备作支撑。实际上，一国的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是主权信贷而不是债务，因此它应该受制于一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并为一国经济的有计划可持续发展融资，而不必受制于美元储备，就像美国历史上和现在所做的一样。一国货币价值的真正保障是该国国家政权存在并前景良好，而不是黄金或美元储备。货币主义本质上是用美元霸权剥夺他国金融主权，从而摧毁他国自主独立发展的能力，以使他国发展服从于美国的需要。
（一）不兑现纸币是主权信贷
金钱正如权力：使用之或丧失之。未使用的（不流通的）货币是死财富。不流通的不兑现纸币不是财富，而只是放在保险箱里的印制过的纸张而已。像货币一样不使用的黄金也只不过是闪闪发光的金属，只能用做婚礼或生日晚会上的装饰性礼物。货币对经济的用处取决于它的流通，就如同血液循环为有机体带来氧气和养分。货币经济学家将货币流通速度叫作周转率。一个经济体越是充满活力，其货币周转率就越高。如同大多数代表性指称，货币是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在语义学上，描述性声明就是自我确认。例如，“我是国王”是一个声明，意味着说话人是国王，即便其王国只有他一个子民。赋予该宣言意义的是接受这则宣言的其他人数量。如果在某一地域范围内有足够多的人接受这一王权宣言，宣称人就成为该地域范围的国王，而不仅仅是一家之主。如果有货币发行者宣称货币是信贷，那么它就是信贷；如果他宣称货币是债务，那么它就是债务。但是，该宣言的社会有效性取决于其他人的认可。
每个人都能发行货币，但只有主权国家政府才能为所有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发行法定货币，由于法律的强制力，法定货币在该主权国家范围内可以通行。私营货币发行者必须以黄金或对未来服务的承诺等价值实体支撑其货币。接受私营货币的其他人为该货币提供了某种价值，他们接受了私营货币，而不是其他有类似价值的物品。因此，私营货币发行者付给了私营货币持有者一种可在以后买回相应价值物品的信贷工具。
当一国根据国家货币理论的原则发行不兑现纸币时，其货币背后的价值实体是纳税义务的履行。因而，一国实际上发行了一种被称为（不兑现）货币的信贷工具，它可用来履行纳税义务。国家发行不兑现纸币，不是向任何人借债，而是为其经济发放纳税信贷。
即便发行方不是主权政府，没有征税权，认为货币就是所谓的债务，接受货币的人也是预期作为债权人得到其所有应得的。当在后来的交易中使用这种货币时，支出者放弃了其债权人的权利，从第三方购买了相同价值的物品，而将发行者的“债务”转移至第三方。因而，不论宣称货币是什么，其功能都是交易过程中的信贷工具。一人付钱给另一人，也就是付出债权，受方是接受债务，除非这笔钱的价值即刻得到实现。以货币还债时，货币也充当着信贷工具。如果不兑现纸币不是主权信贷的话，那么政府就不可能以它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回购作为主权债务的政府债券。
一旦货币易手，就出现了债权人和债务人。否则就没有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代表价值，而不是内在地具有价值。若以一头母牛换另一头母牛，这是以物易物，但若以货币买母牛，买方放弃了货币（价值工具），而卖方放弃了母牛（价值实体）。卖方在母牛交易中得到了货币，成为新的债权人。买方以其债权人身份交换到了母牛所有权。在这项交易中，货币是信贷工具，而不是债务工具。
发行私人货币后，其得到通行的唯一办法是，基于发行者的强大信贷能力，该货币可以兑换为相应的价值实体。私人货币发行者是价值实体的管理人，而非债务人。所有这些是合乎逻辑的，根本无所谓到底有多少主流货币经济学家说货币是债务。
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预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人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和与它们相勾结的公司，将首先通过通胀，再通过紧缩，剥夺美国人的所有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货币的发行权应从银行手中取回，交还给其归属的美国国会和人民。”这是一个反对中央银行“政治独立”的界定性声明。该警告也适用于世界各国人民。
1840年通过的《独立国库法》，建立了公共基金联邦存储处，不再将钱存入国家级、州级或私营银行，从而使美国联邦政府不用介入美国银行系统。根据《独立国库法》，银行券将逐渐停止作为美国政府收支工具；到1843年6月30日，美国政府只接受硬通货。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领导的辉格党，反对独立国库，但也不支持私营银行制度。他们致力于重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废止的国民银行。在1840年选举中赢得美国国会多数席位之后，辉格党于1841年8月13日成功地废止了《独立国库法》，尽管他们未能赢得美国总统约翰·泰勒对其国民银行提议的支持。在1844年选举之后，民主党重新掌权，并在1846年领导通过了与1840年法案近乎相同的新的《独立国库法》。这项立法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动地保留下来，直到1913年美国通过了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联邦储备法案》。
当美国内战在1861年爆发时，新上任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发现独立国库是空的，必须暂停以黄金支付，他呼吁国家特许的私营银行发放贷款，为动员和装备联邦军队所需的补给融资，却劳而无功。那时，29个州特许的1600家银行共发行7000种面貌各异投入流通的银行券。林肯立刻推动美国国会于1862年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储备或硬通货作基础时发行政府纸币，该纸币被称作绿背纸币（Greenback），与以硬通货支撑的私人银行券保持平价，同时承诺“一经要求”即根据该纸币的面值兑现其他等价券。当时设想绿背纸币将通过纳税逐渐地收回，正如1866年的《筹资法案》所详细说明的，从而使政府能够以有序的无息方式收回这些绿背纸币。
然而，在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当北方联盟的胜利被打上问号时，1美元绿背纸币只有39美分金币的市场价格。绿背纸币价值的下跌与北方联盟的生存前景有关，而与硬通货基础的丧失无关，其硬通货基础本来就不存在。在战争后，美国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例中宣布《法定货币法案》是合乎宪法的，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当时未收回的绿背纸币将保留作为国家通货的永久组成部分。无可置疑，这些绿背纸币帮助林肯挽救了联邦。林肯写道：“我们终于造就了它，赋予了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他们曾有的最大福祉——以他们自己的纸币清偿其债务。”新自由主义货币学家从未向世界各国政府讲授那一课的重要性。
政府征税不是为其运作融资，而是为其作为主权信贷工具的不兑现纸币提供价值。正如一些财政保守派所提议的，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完全可以通过公共服务使用费为其运作融资。政府从不需要向其民众借债。政府发行政府债券是为了稳定债务市场，而不是因为它需要钱。从技术上说，政府从不需要借债。它发放不兑现纸币作为纳税凭证，以之清偿一切债务。因此，当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说政府不制造货币，只有私营部门才制造时，他只是装腔作势地喊政治口号，而没有清楚地理解货币和信贷的本质特征。正如美联储理事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最近在关于通货紧缩的演讲中所警告的，不兑现纸币是只有政府才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地制造的。只有主权政府才能制造作为主权信贷的不兑现纸币。
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债权或债务，其命名取决于（偿还）义务的流动。（偿还）义务从资产方流向负债方称为债权，反之，则称为债务。债权人就是资产大于负债的人，其资产包括其有权收回的债务人负债。主权债务只是一个虚假的游戏，它使得以不兑现纸币标价的私人货币债务可以交易。
代表人民的国家拥有一国内未让与私营部门的所有资产。不论这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道理都是一样的。因此，国家资产是一个国家减去私营部门财富后所剩的所有财富和根据主权权利对私营部门所享有的一切其他权利。私有化通常使国有财产减少，但同时可能增加纳税收入。只要主权国家存在，其债权只是相对于国家财富才是有限的。如果主权信贷被用来增加国家财富，那么，只要国家财富的增长与主权信贷同步，主权信贷就是无限的。即使一国的一切有形资产都被让与私营部门，该国借助于其存在，也仍然能够要求享有宪政体制所规定的对部分私营部门资产的权利。这包括国家的征税权、收归国有权、充公权、征用权和垄断业批准和废除权，以及最重要的发行法定货币权。这些都是主权的内在权利。
主权国家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也就是发行一种包括课税在内的主权权利支撑的货币工具。主权国家从不欠国内债务，除非其明确和自愿地表示如此。一国为了避免征税或提高税收而借债，这是政治权宜之计，而不是经济上的必然需要。当一国出售以其货币标价的政府债券而借债时，它是从金融系统中撤回其先前发行的主权信贷。当一国借进外国货币时，它放弃了其主权信贷特权，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普通的债务人，因为任何主权国家都不能发行外国货币。
政府债券可以充当私营部门信贷的吸收器。由于美元霸权，美国的政府债券享有最高的信用等级，在国际债务市场中位于信用风险金字塔的顶端。美元霸权是一种地缘政治现象，即作为一种不兑现纸币的美元担当着国际金融建筑international finance architecture,实际上就是中文所说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不过，作者在英语原文里更多地强调建筑物的平衡、匀称、稳定和优美，并体现于下文，为了保持上下文的一致而采用直译。——译者注的首要储备货币的角色。不过，建筑是一种道德善意义上的美学艺术，是有利于人类的，而当前的国际金融建筑在此方面具有明显的缺陷。美元霸权是应被唾弃的，这不仅因为美元窃取了其不应有的地位，而且因为它对世界共同体的影响无任何道德善行可言，它破坏了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主权国家以主权信贷为国内经济发展融资的能力，并迫使这些国家以出口挣得美元储备，维持本国货币的交换价值。
主权政府法令发行的货币是主权专有权利的产物，而债务不是。任何人只要具有一定的可接受信用等级，都可以借贷，但只有主权政府才能发行作为法定货币的纸币。每个公民均有纳税的义务。主权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也就是发行其公民用于纳税的信用证书。只有在主权国家的授权和许可下，私人发行的货币才能存在，它与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的不同点在于，私人发行的货币是发行者的借条，即发行者需偿还持有人相应的等价物。
但是，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不是政府借条，因为该货币是由持有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潜在借条支撑的。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是法律支持的用于结算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在美国境内，任何人拒绝接受美元，都是违反美国法律。债务结算的工具是信贷工具。以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买空政府债券，是政府向其经济发放更多信贷的方法之一。从逻辑上看，在一个经济体中，货币供给不是政府债务，因为如果增加货币供给意味着增加国家债务的话，那么放松银根将使该经济体收缩信贷。经验事实证明了相反的情况：放松银根增加了信贷供给。因此，如果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扩大了信贷，那么就证明主权政府发行的货币就是一种信贷工具。
（二）信贷与货币创造
经济学者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正确地指出，发放信贷就是发行货币。他没有说负债就是发行货币。只有具备良好信用的实体才能发放信贷或发行货币。债务人不能发行货币，否则他们就无须借债。然而，只有债务人的存在，才能产生债权人。因此，对于发行货币而言，既需要债权人，又需要债务人。但只有债权人才能发行货币，债务人接受这样的货币，而使自己处于负债地位。
信贷的发放制造了其对立面债务，但债务不是货币，而信贷却是。债务只是对货币的否定，是一种金融反物质。物理学者理解物质与和反物质之间的关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物质源于能量集中的理论，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提出能量产生物质的同时也产生反物质的思想。物质与反物质的碰撞产生湮灭，使物质和反物质恢复为纯粹的能量。信贷和债务也是如此，它们是密切相连但又是对立的。它们是由金融能量以不同形式产生出来的物质（信贷）和反物质（债务）。信贷和债务的碰撞也将产生湮灭，使它们结合的结果恢复为不能为人类福利所用的纯粹的金融能量。债务清偿了，金融主动也就终止了。
国家的差别在于其征税权，征税权使国家无须以其他任何有价资产支持不兑现纸币的发行。国家是作为主权信贷者发行不兑现纸币的。那些持有不兑现纸币未将之交换为等价物的人是负债于国家；因为税收往往并非只建立在收入基础上，纳税人是国家的债务人是因其公民身份所致，即便没有收入的人也一样。国家以不兑现纸币的形式提供转移支付后，就减轻了转移支付接受人的税赋债务，或是把其他人的免税权转移给了转移支付接受人，使其因持有不兑现纸币成为该经济体的债权人。这样，不兑现纸币持有人就有资格从该经济体中认领商品和服务。对于政府办公楼等不销售的物品，至少从理论上说，货币毫无用处。以不兑现纸币认领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就是众所周知的购买待售商品。
以不兑现纸币买牛和以私人借据买牛是不同的。以不兑现纸币完成的交易是彻底的。交易成功后，双方都没有任何其他义务。而以借据进行交易的话，买方要么最终以货币取消借据（债务），要么归还牛。考察主权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的正确方法是，它不是主权债务，而是取消纳税义务的主权信贷产品。当政府以不兑现纸币（主权信贷）买回主权债券（债务）时，它不是像庞氏骗局那样为还老债借新债。
货币债务可用货币偿还。主权政府发行不兑现纸币后，并未成为债务人。不兑现纸币持有者是主权信贷持有者，而不是如许多货币经济学者所错误认为的国家债权人。不兑现纸币只授权其持有人从政府那里换来相同数额的货币。美元作为美联储票据，只授权其持有人在联邦储备银行兑换成另一种面额的纸币。不兑现纸币持有人是作为国家代理人行为的，其享有该工具背后的国家的信用和完全信任，还可以之纳税。不兑现纸币就像通行证，授权其持有人得到发放主权信贷的国家的保护。它是国家主权内在具有的金融权力的凭证。
美国的不兑现纸币是由美联储，而不是普通银行发行的。在美元上面，也不出现“银行”一词。偿还期为零的货币（ZMM）从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时的5500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5月30日的663万亿美元，不过，它们不是联邦政府的债务，而是联邦政府为其经济发放的信贷，该信贷既可接受为纳税支付手段，又可作为一切公共和私人债务得以清偿的法定货币。主权信贷赋予美国经济以内在的实力。人们可以自由地确定美元价值或购买力的市场价格，但在美国境内，拒绝接受以美元结算债务是违法的。如果用不兑现纸币购买国家债券（债务），那么货币只不过是主权信贷工具。如果不兑现纸币是主权债务，那就无须出售政府债券换来不兑现纸币。一国政府出售政府债券换来其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其实就是从该国经济中撤离政府信贷。如果政府消费了这笔钱，那么货币供给保持不变。但如果政府的支出少于税收，而带来财政盈余，那么货币供给收缩，而经济增长放慢。这就是比尔·克林顿政府财政盈余的效应，它导致了2000年的经济衰退。失控的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而财政盈余将导致衰退。眼睛盯着财政盈余的保守派根本不懂货币经济学。
欧洲美元是指美国境外的不兑换美元，不需要向美国缴税的人接受欧洲美元是因为美元霸权的存在，而不是因为它们是美国政府的借条。每个人都接受美元，是因为它可以购买石油等所有关键商品。当美联储向美国银行系统注入资金时，它不是发行主权债务，而是扩大主权信贷，也就是美国政府将征收更多的税。但如果政府信贷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那么税收的增加并不用改变税率。美元霸权使美元，也只有美元免于国家货币理论的外汇影响。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库券，也就是发行主权债务。从而，在美元霸权下，美国是根据国家货币理论原则既可以发行政府信贷，又能从中受益的唯一国家。
货币和公债是相互此消彼长的工具。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可以不兑换的美元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制定美联储基金利率目标，达到控制货币供应量。美联储基金利率是美国银行相互之间隔夜拆借的利率。同样，它也是一种市场利率，可以通过汇率影响全球所有货币的市场利率。政府公债持有者可以根据票面价值随时兑换美元，但美元持有者只能在美联储兑换其他数额的美元。美元持有者既可在财政部购买新的政府公债，又可在债券市场购买发行的政府公债，而不是在美联储。美联储不发行债务，只发行不兑现纸币形式的贷款。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代表财政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美联储增加货币供应量，并不是增加国家债务，而是增加了经济中的主权信贷。这就是放松银根为什么不是赤字财政的原因。
七、货币与通货膨胀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据说，战争的婚生子是革命，战争的私生子是通胀。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为了给参战融资，美国的国债增加了27倍，从10亿美元提高到270亿美元。战争不仅没有使美国破产，还大力推动美国进入世界主要经济和金融强国的行列。国债结果成了一种祝福，因为政府有价证券作为动荡的信贷市场的稳定器，是不可缺少的。
通货膨胀完全是另一码事。一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物价每年上涨15％，但经济还是突飞猛进。作为回应，美联储提高了贴现率，从4％提高到7％，并保持了18个月之久，以力求控制通货膨胀。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和其他存储机构从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借贷机构（贴现窗口）贷款所支付的利息。结果是1921年有506家银行倒闭。通货紧缩如同一场剧烈的风暴突袭美国经济，商品价格从1920年的顶峰下降了50％，将农民大规模地推入破产。商务活动下跌了1/3；制造业产量下降了42％；失业率增加5倍，达到119％，失业数新增400万人。美国经济急刹车似地停滞不前。在美联储看来，物价下跌是目标，而不是问题；失业对于恢复美国工业的健康生产、摆脱工资推动的通胀是必要的。中央银行家解释说，良药总是苦口的。
在这一点上，技术程序不经意地赋予纽约联储银行对华盛顿美联储的巨大影响力，前者同国际银行的利益密切相连，而后者的构成代表着更为平衡的国家利益。最初，美联储没有应用买卖政府有价证券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制定利率政策，以之作为一种管理货币供给的方式。美联储不能简单地印发钞票，购买政府债券，加大货币供给，因为美元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美国政府持有的黄金数量相对固定。银行系统的货币是完全通过当地联邦储备银行的贴现窗口发放注入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不买卖政府公债，而是接受贸易“实物票据”，当这些票据被清偿时，也就取消了银行系统的货币，从而货币供给能够根据维持金本位的“实物票据”论自我调节。地区联储银行购买政府债券不是为了调节货币供给，而是为了提高其各自的营业利润，它们才将闲置资金投放于有息且高度安全的政府债券，当今的机构资金管理者还是沿用这一方法。
那时，银行业经济学家不理解，当地区联储银行独立购买政府债券时，其总体效应将导致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向银行系统注入“高能”货币，商业银行可以根据部分储备原则（partial reserve principle），通过循环贷款成倍地发放更多资金。政府出售债券时将发生相反的情况。美联储进行公开市场交易时，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将相应地上涨或下跌。当地区联储银行行动不一致时，信贷市场就会紊乱或崩溃，因为在公开市场交易中，某家地区联储银行卖出政府债券的同时，另一家地区联储银行可能在买进。
纽约联储银行第一任董事长本杰明·斯特郎（Benjamin Strong）看到了问题所在，并说服其他11家地区联储银行，允许纽约联储银行以协调的方式处理它们的所有交易。地区联储银行组建了由纽约联储银行管理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其目的是追求整个银行系统的利润最大化。该委员会受到纽约联储银行的支配，后者与大资本中央银行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而与国际金融市场密切相连。美联储批准了上述安排，却没有充分理解其含义：美联储已落入纽约国际银行家的过度影响之下。对美国来说，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开端。1929年，美联储扮演的角色暴露了其致命的缺陷，它引起了股市崩溃却无力应对。
美联储降低贴现率最终消除了1920~1921年的美国经济衰退，美国经济随后进入繁荣的20年代。繁荣的20年代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泡沫，过去之后，将美国经济的部分产业及其从业人员留在贫困状态。由于产品价格上不去，农民依然是牺牲品；只有工作很长时间的工厂工人，才能共享20年代的繁荣，并从银行的放松银根中大举债务。由于繁荣时期的高失业率，美国工会失去了30％的会员。20年代的繁荣完全是由股市投机繁荣的财富效应推动的，到20年代末面临的是1929年股市崩溃，美国和全世界就此陷入大萧条。历史数据显示，美国经济1927年已经过热时，纽约联储银行董事长斯特朗依靠地区联储银行降低贴现率，美联储丧失了最后一个阻止1929年股市崩溃的机会。一些历史学家称，斯特朗这么做是为了实现其国际主义构想，甚至甘冒牺牲国家利益的风险。这是美国国会至今仍争论不休的一大问题。与格林斯潘一样，斯特朗认为，更可取的是通过增加流动性，处理好股市崩溃后的危机管理，而不是过早地以紧缩银根的预防措施挤干泡沫。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要求在大的泡沫里不断地挤干小泡沫。
20年代信贷放松的投机性繁荣吸引了许多人借钱购买股票，并把炒高的股价作为新的抵押，借来更多的钱以购买更多的股票。经纪人的贷款从1928年中期的500万美元增加到1929年9月的85亿美元。1929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846家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为897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4倍。以现在的标准衡量，1929年的股价实际上被技术性地低估了。2004年，纽约证交所上市的2750家公司的全球市场资本总额超过了18万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1174万亿美元的153倍。
2001年1月14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达到空前的新高11723点，尽管早在1996年12月6日，当道琼斯工业指数位于6381点时，格林斯潘就警告说出“非理性繁荣”。从1982年8月12日777的低点开始，道琼斯工业指数开始了其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大牛市，只是在1987年10月19日所谓的黑色星期一被突发的令人战栗的股灾短暂地打断，下降了226％，跌至1739点。也就是从8月21日的2760最高点，在不到两个月里下降了1021点。但是，格林斯潘的放松银根政策将道琼斯指数在13年里抬高到11723点，增长了674％。1929年，道琼斯指数的最高点是9月4号的386点。1929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以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所言“股票价格不高”为标题，进行报道。两天之后，股市大跌，到了11月底，纽约证交所股票指数下降30％。直到1954年11月，股指才恢复1929年9月3日的水平。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于1932年1月，股指下跌至4056点，下降了89％。费雪将其结论建立在收益报表良好、几乎没有产业纠纷、研发和其他无形资本具有高额投资的基础之上。虽然还未得到理论和相关数据的证实，但事实是股市的繁荣基于借贷和错误的乐观主义。事后，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1929年的股价高估了30％。但是，股灾来临后，过高的股指在不到三年里就下跌了89％。
引言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讽刺的是，它并不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体制中一直受害最大的贫穷经济体发起的，而是由富裕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发起的。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并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联系的话，1929年的股灾在技术上反映出过度泡沫化的经济不可避免的宿命。然而，在政府有效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下，股市崩溃可以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里恢复元气，如1987年（下挫了23％，9个月内就恢复了）、1998年（下挫了36％，3个月复原）以及2002年（下挫了37％，2个月复原）的股灾所表明的。
但1929年股灾之后，可没有那么迅速的恢复。从结构上看，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rifs）使得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持续了十多年，直到美国1941年参战。该关税使整个世界贸易螺旋式衰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才逐渐恢复。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经济由于战争动员才得以最终恢复，而全世界大多数市场经济体当时仍深陷战争泥潭，直到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完全恢复。
进入21世纪后还不到5年，在一个市场经济成为规范的世界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的稳固确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并逐渐演变为新的复杂的全球贸易战。讽刺的是，这场新的贸易战并不是由在贸易链中接受残羹剩菜的穷国发起的，而是由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贸易中无论如何衡量都是获益大于损失的美国发起的，欧盟也是有样学样。当然，日本从未放弃过保护主义，也从未把竞争政策当回事。富国需要认识到，它们从已经不公平的贸易中努力榨取每一滴收益只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深重的经济萧条。历史已经证明了，当穷国吞下经济衰退的苦果时，富国就算有财富上的大力支撑，也会遭受政治上的报应，要么是战争，要么是革命，或者两者都有。
一、冷战与道德诉求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在冷战期间，并不存在国际性的自由贸易。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之间完全没有经济联系。每一阵营内部，各国通过对外援助和与各自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备忘录贸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之间的竞争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赢得两大对立阵营以及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的民心和民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强而不是削弱了各自的兄弟国家。
两大超级大国的人民努力帮助各自阵营内的贫穷人民，它们的政策目标都趋向于平等，即便并不总是付诸于实践。冷战年代，两大阵营内的对外援助和备忘录贸易比后冷战年代由单一超级大国操纵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更有助于减少贫困。目标不仅仅是增加收入和财富，而且要结束各国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状况。如今，收入和财富不均已被合理化为资本构成的必要前提。《纽约时报》报道说，从1980年到2002年，美国01％的收入最高者的总收入翻了一番，而10％的收入最高者的收入提高缓慢，其余90％的收入都有所下降。
尽管被指责得一无是处，冷战还是达成了两个艰难的目标：它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并将发展作为一种道德诉求引入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此推动了两大阵营内部的经济平等。冷战结束以来，核恐怖主义形成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即便是富国，国内的发展也要让位于全球贸易，世界各处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自冷战在约15年前结束后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已经转而排他性地依赖于由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主导和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该贸易体系的融资是以主要的贸易储备货币美元实现的，其稳定性是由以美国工人高工资使之可能的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支撑的。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等超国家机构大幅度削减世界各国关税而得到维持的，其融资是由解除管制的外汇市场与全球中央银行体制协调提供的，全球央行体制独立于当地行政压力，由超国家的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宰。
美国重新界定了人性中的道德，它声称，世界贸易是一种道德诉求，因为世界贸易促进了贸易参加国的民主、政治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不幸的是，收入和财富平等并不在贸易所带来的收益之中。即使上述歪曲的意识形态主张的合理性没有受到质疑，它也是与美国对于那些华盛顿所认为的不民主的、缺乏政治自由、不尊重人权的国家采取的贸易禁运行为相互矛盾。如果贸易可以促成如上令人想往的境界，把贸易同自由联系起来的实践也就等同于拒绝让病人服药。
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以道德辞令为其自由贸易理论辩护。2001年5月7日他在演讲时说：“开放贸易不仅是一种经济机遇，而且是一种道德诉求。”“贸易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当我们为市场开放进行谈判时，我们给世界上的穷人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开放贸易时，我们就是在促进政治自由。”只要以实际的数据对其加以检验，上述论断仍然是高度争议性的。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制造业岗位已通过国际贸易流到了海外。在全球层次上，由于在干同量工作时雇佣了不熟练的劳动力，虽然就业数一直在增加，但同量工作的工资总额却急剧下降。
三周后，一位保守派专栏作家菲利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撰文做出了回应，“自由贸易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她在文中指出，终于能有一位总统给他的行为加上道德光环，这一点肯定使得保守派欢欣鼓舞，“圣经和十诫都没有教导我们去从事自由贸易。耶稣也没有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去从事自由贸易……美国宪法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支持自由贸易，痛恨保护主义。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制定者相信保护主义才是经济制度并付诸于实践。保护性关税从1789年起就是联邦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直到1913年通过宪法第16次修正案创造了联邦所得税才取代它。那一百多年中，所有政府官员都未履行自由贸易的‘道德义务’，他们就都玩忽职守了吗？”施拉夫利的论述尖锐，她的观点值得关注，因为美国政治当前正陷入狭义解释宪法的古典保守派和道德帝国主义的新保守派之争。尽管新帝国主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占据优势，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保护主义还是有强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保守派和劳工运动中。
小布什还提到了中国，在其前任比尔·克林顿即将卸任时，中国与美国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于2001年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她将从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政治变化中获益。这一声明为那些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反对中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提供了明显的证据。“和平演变”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率先提出来的，它企图通过和平贸易诱使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改革，放弃政权，推翻工人阶级专政以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大约40年之后，邓小平批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在他们执行中国现代化政策的过程中没有能够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11月，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5个月，邓小平警告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它们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邓小平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防止了中国重蹈1991年苏联解体的覆辙。
二、“自由”名义下的敌对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不过，很清楚，政治自由经常是保卫国家精神的第一个牺牲品，而美国对那些它所认为的不自由国家采取敌对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必然会带来那种精神。当美国每次宣称某一国家不自由时，该国在美国政策的作用下将变得更不自由。这一再地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得到证实。当美国对华政策趋于敌对时，政治自由和新闻自由也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严格的控制。虽然贸易的确有助于开展贸易的国家，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将贸易同意识形态／政治目标脱钩；二是保证公平贸易；三是意识到全球的充分就业刚刚起步，最低生活工资是全球贸易收益的先决条件。
唯一的超级大国与其传统盟友之间逐渐破裂的关系起源于贸易纠纷。美国从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中获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为美国经济，而不是欧盟和日本提供了结构性的货币优势，更不用说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贸易问题涉及到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之间的政府补贴之争，香蕉战、糖战、牛肉战、橘子战和钢铁战，以及关于合并公司、收益和金融服务的公平竞争等争端。如果发现某国政府在长期的争端处理过程中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则，其他国家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如果世贸组织否决了空中客车的投诉，美国可以对欧盟的其他货物追加关税，反之亦然。如果双方政府都违反了规则，就都可以采取报复性措施，引发一轮攻击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如果美国政府不公平地支持本国的钢铁工业，欧盟就可以向对美国非常重要的行政州采取行动得分，如对佛罗里达的橘子征收关税。
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正外溢进入安全领域，使经济利益同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由于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它们都在拼命寻找新的市场，这必然导致它们将眼光投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有显著的经济增长率，还有12亿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的消费者。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带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亚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增长，澳大利亚仅在最近才开始意识到其未来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地理位置，其繁荣有赖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牛肉和乳制品注定了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不列颠群岛。欧盟殷切期望解冻已持续15年之久的对华武器禁运，即便这会闹得美国不高兴。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以色列在对华军售问题上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甚至美国的国防部门也意识到，美国的国防工业必须出口，甚至向中国出口，以保证自己的领先优势。据报道，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猛烈抨击中国军力升级，没有邻国能威胁到她，两天后他就设法向泰国出售F-16战斗机，能够发射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见《拉姆斯菲尔德努力推销F-16》，《亚洲时报》2005年6月9日）。销售倾斜是为了与俄制的苏-30型机和瑞典的JAS-39型机竞争。多年前，在里根当政时期，五角大楼的一位重要技术专家唐纳德·希克斯（Donald Hicks）就向美国国会清楚讲明了武器出口领域开放的竞争。他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政策选择，而是决策者必须适应的事实。”“事实是所有国家的军事装备都在分享同一个全球商业－国防工业基地。”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穿的靴子和制服都是中国制造的。即使战争转向了高科技，军靴依然是一种关键物品。
三、不断扩大的财富差距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世贸组织具有148个成员，是处理贸易规则问题的唯一全球性国际机构。其核心是世贸组织协议，也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由世界上大多数贸易国家谈判、签署并由本国议会批准。其声称的目标是为帮助生产者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帮助进出口商管理其交易，而这些是基于如下可疑的立论，即贸易将为所有参与者自动带来同等的收益。人民的福利只被看作是基于如下学说幻想的附带目标，即“平衡”的贸易必然会为每个人都带来相同的繁荣，而这一论断与世贸组织本身提出的贸易条件所制造的事实相矛盾。
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开展了20年，使得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自由贸易再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承诺的“双赢”游戏，而更多的是一种“输赢”游戏，领头的富国是赢者，殿后的穷国是输者。国内发展已被边缘化为一种倒霉的对外贸易的牺牲品，只能依赖贸易顺差积累资本。对外贸易和国外投资已成为国内发展的首要动力。这种贸易模式使得那些贸易逆差的国家永远都欠发达。由于美元霸权，所有的外国投资都流向了能够赚取美元的出口部门。即便是贸易顺差的经济体也不能把在贸易上赚来的美元用于国内发展，因为它们被迫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以维持本国货币的汇率。
2003年9月，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在墨西哥坎昆召开，富国拒绝了穷国提出的请求：彻底改革残害第三世界农业的农产品补贴。坎昆会谈失败后，将多哈回合谈判扳回正轨的努力也受挫，由美国牵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在全球复苏的危险。2003年10月13日，拉里·艾里奥特在《卫报》上报导了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谈的失败：“全球化的话题都围绕着民主、自由贸易和共享科技进步的收益。而现实是精英分子的统治，重商主义和自私自利。”艾里奥特注意到会议进程充斥着自相矛盾：在一个人力资本应被看作是国家的新财富的世界上，为什么劳动力还会遭到如此轻视的对待？
在坎昆会议上，马拉维商业和工业部长山姆·姆帕苏（Sam MPASU）被问及其对贸易自由化收益的看法时，他干巴巴地回答说：“我们开放了本国经济。这就是我们卧病在床的原因。”姆帕苏的评论总结出了书写全球化规则者和无能力抵制全球化者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
在过去的30年，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出口上增长迅速，部分归因于关税削减和运输费用降低，而使得工资套利基础上的外包成为可能。制造业出口从1965年的25％上涨到30多年后的75％，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份额从50％下滑到了不到10％。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日益增长的制造业贸易中收益越来越少，大多数利润都流向了外资。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出口，如纺织业和服装行业的市场准入仍然高度受限，近期的贸易纠纷预示着将会有更严格的限制。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仍然是与贸易相关的农业不景气，富国政府给农民提供的大量补贴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很多穷国都是以农业为国民经济命脉，农业不景气就意味着整个经济的衰退。
世贸组织发起的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在坎昆受挫，是因为富国政府坚持农业补贴政策，而不顾它对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的潜在影响。自坎昆会议以来的谈判集中于有必要更好地理解贸易政策，尤其是富国的贸易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之间的联系。虽然减少贫困现已被官方经济学家越来越广泛地看作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必然的核心关切，并已成为世界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的主要任务，但迄今并未制定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UNMDG）承诺，到2015年，也就是10年以后，国际社会将会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就目前的趋势来看，只要一半的贫困人口死于饥饿、疾病和地区性冲突，这一目标就可能实现。联合国发展规划署警告说，如果全世界还是像目前这样，不努力实现2000年达成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话，到2015年，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就会有三百万儿童死亡。据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几个主要途径都与国际贸易有关，然而减少贫困的记录是更为贫困。贸易到底能否取代或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是未被提及，更别说答案了。只有这些问题被认真地提出，保护主义才不会重新出现在穷国。在此条件下，如果民主政治真能表达民意，民主政治就会更多地要求保护主义而不是精英政府。
在过去的十年，关税就像秋天的落叶不断跌落，不过，浮动汇率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反倾销进口税。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贸易体制是在解除管制的全球外汇市场中运作的，在这种贸易体制下，如果政府干预以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国际货币蛇头）为基准的货币市场波动，一国货币的汇率可以经常性地用于贸易平衡。
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汇率和当地价格之间的偏离程度。它与利率平价（IRP）理论是不同的，后者假定投资者在资本账户上的交易行为促使汇率发生变化。如果一个美元投资者要在一个具有四倍购买力平价（如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购买力平价）的外国经济体中得到相同的利率，当地工资必须起码比美国的工资要低四倍（75％）。购买力平价理论建立在“单一价格法则”的延伸和变动的基础上，可应用于总量经济。
单一价格法则认为，不考虑两个不同市场的运输费用和各种不同税收，同样的商品在这两个市场上应卖同样的价格。但它不适用于劳动力价格。价格套利与工资套利相对应，生产商可以寻找工资最低的地区进行生产，再在价格最高的市场上出售。这就是外包的动机所在，即不寻求在本地以反映购买力平价差别的价格出售产品。通常没注意到的是，在某个经济体中，物价低廉将提高其购买力平价，因为相同的当地货币可买更多东西。但是，在跨国界贸易中，单一价格现象只适用于某些特定产品，如石油。因此，由于四倍的购买力平价，相对于购买其他货物或支付工资，石油价格上涨将使中国比美国多花费四倍的钱。当地货币与美元相比的购买力平价越大，美元霸权压低当地工资的控制力就越强。
四、经济民族主义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近段时间欧元对美元的升值是欧元自2002年1月1日被引进以来的首次升值浪潮，它是1985年关于日元的《广场协议》成为欧盟版本的结果，即便没有正式的协议文件。其战略意图远不止是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记录表明，就算美元对欧元下跌了30％，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会攀升。抬高欧元的战略意图是促使之落入与日元一样的地位，成为美元霸权的从属货币。《广场协议》的真正作用在于把维持以美元标价的美国贸易逆差的成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经济阵痛的代价从美国转嫁到日本。当前欧元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法说明美元已开始衰退，而是说明了欧元正开始转变为美元的从属货币以支持美国的债务泡沫。
自6年半前欧洲货币联盟启动以来，欧元区陷入了健康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变得具有破坏性，而通过供应方财政政策又无以为继的境地中。国民经济已无力承受全球化调节或欧盟野心勃勃的扩大的阵痛。欧盟各国开始抵制美国把欧元体系变成迎合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各种需求的美元涨涨跌跌的支持者的战略意图。
上述的现代货币战略是罗马战略的翻版：聪明的罗马人将一个持异见的犹太人奉为基督教的上帝，先发阻止了犹太教日益兴起的文化主导罗马文明。罗马帝国的立国之本——罗马法，如果不是直接来源于的话，也深受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影响，尤其是该法典中以牙还牙的公平概念，而达到自圆其说。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法制定之前，犹太人就基于个人尊严和平等设计了一套法律制度。成文的罗马法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罗马的债务法（Roman law of obligatio）不会促成金融，因为它坚持所有负债都是个人性质的，而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债权人不能向第三方出售欠条，债务人只有责任把钱还给最初的债权人。而《塔木德经》认可非个人的信贷，持有到期欠条的任何人都可以收债。这是现代金融的关键发展所在。有了犹太法典，散居在外的犹太人就有了一部在三大洲和各种文明里都适用的国际法。
罗马人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世俗的犹太思想和价值观正日益渗透进罗马社会，但犹太教是一个排他性的宗教，不允许罗马人加入。罗马人不能像同化希腊人那样同化犹太人。基督教早期也有排他性的特点，直到保罗使基督教向所有人开放。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指出，罗马意识到，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有权保持宗教特色。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没有特定民族的教派，基督教扰乱了其他民族。当罗马的犹太人不抵制罗马的社会不公情况时，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与罗马军团的士兵并肩作战，共同保卫帝国。罗马的犹太人是罗马的优秀市民。与之相比，早期的基督教徒是社会败类，拒不响应政府号召或履行市民义务，拒服兵役，在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充当了和平主义者。吉本指出，罗马体会到，基督教徒的罪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基督教控制罗马的文化和社会很长时间之后，康斯坦丁认识到它有能力帮助其赢得对异教徒的战争，于公元324年赋予基督教以政治合法性和权力，就像1095年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宗教战争以延长教皇的世俗权力一样。早期的基督教是世俗的犹太教中一个持异见的教派，当他们开始从罗马社会底层一步步地向上爬，并在上流社会发展新教徒时，罗马政坛将所有犹太教派都不那么反对的基督教接纳为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吉本估计，基督教掌权后，在三百年的宗教争端中清除的基督徒，比罗马人在之前三个世纪清除掉的还要多。对犹太人的迫害始于基督教统治的罗马。早期的基督教对中央政府的藐视带来了修道院制，并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败。
由于日元、欧元以及现在的人民币等非美元经济体积累的是以美元标价的贸易顺差，维持合适的美元价值以支撑美国永久经济增长的成本已被转移到这些非美元经济体，它们的明显特征就是工资长期相对较低和国内消费持续低迷。对于工资已经很高的欧盟和日本，惩罚是削减它们传统的社会福利和就业保障。中国目前虽然是全球第二大债权国，但还是被迫不得不向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寻求其可以任意发行的以美元标价的资本，来为中国的出口贸易融资，从而也为美国不断增多的贸易逆差融资。
五、市场无力纠正贸易失衡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各地所有债务国都残忍地施加严格的财政和货币“条件”，而对世界上最大的且最不负责任的债务国却视而不闻。这是因为美国可以任意发行美元，从而具备免疫力。美元是没有黄金支撑，没有美国生产力支撑，也没有美国出口实力支撑，而是由美国军力支撑的不兑换纸币。2005财年美国的军事预算为4207亿美元。2004财年为3991亿美元；2003财年为3961亿美元；2002财年为3432亿美元；2001财年为3100亿美元。在乔治·W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的军事支出高达15万亿美元。该数字高于中国2004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贸易逆差大约是其GDP的6％，而其军事预算为其GDP的4％左右。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伙伴在15倍返还美国某一天出于某种原因，包括贸易纠纷，向它们中间任何一个开战的军事成本。对于不断增多的美国贸易逆差，反对美元的群体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拉姆斯菲尔德试图说服全世界，不到美国军事预算十分之一的中国军事预算是对亚洲的威胁，这实在令人同情。甚至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的防御，而不是像美国的军事原则那样向遥远地区的冲突投送兵力。虽然拉姆斯菲尔德敦促中国应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但他对华的好战姿态直接与该目标相抵触。讽刺的是，拉姆斯菲尔德选择了儒家权威主义的大本营新加坡作为政治自由理论的样本。
根据自由贸易理论，一般来说，贸易只会在平衡重新建立之前或是自由贸易完全停止的情况下暂时失衡。双边贸易暂时失衡往往是因为贸易伙伴暂时或是不具备竞争力，或是效率低下，或是生产能力不足。贸易逆差国从贸易顺差国那里购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就用本国货币支付差额，以便顺差国有朝一日可从逆差国那里购买食品以恢复收支平衡。暂时的贸易失衡很可能是由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因素引起的，如贸易条件、工资水平、投资回报、调节机制、劳动力或原材料或能源缺乏、维持贸易的基础设施完善性、购买力平价，等等。持续维持贸易逆差的国家将赢得银行所称的只借不还者（habitual borrower）的声誉，也就是该国已具有不良的信贷风险，已是长期地入不敷出。如果用本国货币清偿贸易逆差，汇率就面临下调的压力。在根本性地解决贸易伙伴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时，浮动汇率寻求消除或缓解暂时的贸易失衡。
美元霸权保护了美国的贸易不平衡迫于市场压力重新趋于平衡，基于货币威力而允许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逆差将推动美元汇率的不断降低，即便美元霸权可使降低维持在较慢的速度。但是，如果低于平价的汇率长期存在，就会冒有生产率的暂时失衡转化为永久性失衡的风险。不断弱化的货币会惩罚发行该货币的经济体陷入经济的螺旋式下跌。这在过去十年已发生在美国身上。使情况更糟的是，由于解除市场管制的全球化，美国的贸易逆差在不断扩大的同时，还伴随着由跨境工资套利引起的部门失业率的逐步上升。美国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也不支持美国的低收入工作机会，并加剧了非法移民问题。
过去十年里，美国境内的地区工资套利使其经济和生产都趋于国际化。在地区工资套利的推动下，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重新集中于低收入的南部地区。虽然纺织业的迁移带来短暂的调整痛苦，但美国北部经济努力使其生产率、科技水平、金融服务和产品质量都得到升级。美国南部经济也设法提升各种生产要素，并及时地缩小在国内的工资水平差距。这些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就业岗位都保留在国内。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业岗位无情地离开了美国。根据自由贸易理论，美国的贸易逆差应会引起美元相对于其贸易伙伴货币的暂时贬值，使得出口竞争力重新趋于平衡，从而消除或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然后，暂时失去的就业岗位还会重新回到美国。
但由于美元霸权，持续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打破了贸易理论。尽管有些强势货币有选择性地升值，广义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还是维持上升趋势，这是因为高度负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试图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从以美元标价的债务中解脱出来。虽然该目标是为了补贴和扩大出口，却讽刺性地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尽管美国不断扩大货币总量，也就是说不断地放松银根或印发钞票，美国通胀面临的压力不大还是增强了贸易加权美元指数的上升势头。
美国的进口量围绕债务驱动的美元汇价的提高做出调整，因此，可以根据扩大的货币总量对之加以评估。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输往美国的货物年增长率约为15％，超过其GDP年均增长率的5倍。当美国利率高于那些债权国利率时，美元就会被看好，美国也就会享受经济繁荣。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效应：利率的提高实际上延长了而不是威胁了美国的繁荣，因为它导致资金大规模进入美国金融系统，降低了进口货物价格，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升了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由于财富效应，虽然工人工资增长放慢，但工人变富了。美元的资产收益率还是比外国货币的高。
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格林斯潘采取所谓的先发性反通胀措施的真实意图。美元霸权使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反通胀，从而导致美国资产增值的债务泡沫。这些数据证明了美国就像罗马帝国：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就像战利品不断流入罗马帝国一样。这就是格林斯潘所谓的美国“金融霸权”。
联邦基金利率（FFR）从2004年中期的1％上升到2005年5月3日的3％，也就是在25个基点上提高了8倍。如果同样的“标准步伐”继续下去，联邦基金率到2005年底将升至425％。不论美联储如何花言巧语，美元利率的提高都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外国中央银行出售美国国库券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而不是为了反通胀。在债务驱动的经济体中，高利率造成了自身的通货膨胀。提高利率以制止通胀就像小狗在转着圈追自己的尾巴，利率提高，通胀也会提高，从而又需要更高的利率。利率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使资金远离债务泡沫，但也可以使债务清偿额高不可及而刺破债务泡沫。
为了消除这种负面影响，美联储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为短期利率的提高创造了一个具有充足流动性的非自然环境，导致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之间利率差距的缩小，这是经济萧条的最主要的征兆。增加货币发行量的问题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即便接近零利率也要绝对优先考虑流动性问题。凯恩斯认为，在经济衰退中，不论是流动性陷阱，还是利率变动无法引起投资反应，都可以造成货币扩张失效。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再宽松的信贷政策也无济于事（pushing on a credit string），因为丰富的资金不能找到信誉良好的自愿借贷人。大量的新的贬值资金趋于流向抹平以从前的高利率计算现有债务。当由于流动性过大，长期利率保持稳定时，短期利率以一定的速度提高，不会消除流动性陷阱。
如同其证券市场所见证的，美国的债务泡沫显然有很大问题。2005年5月是2002年10月以来高产证券发行最缓慢的月份，一共只发行了14支证券，总值29亿美元。4月底，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债务降到垃圾债券等级搅浑了证券市场。2005年3月到5月，高产债券或垃圾债券的交易量与2004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5％，而与前三个月相比，也下降了45％。2005年3月到5月，垃圾债券交易额为176亿美元，而2004年同期是395亿美元，2004年12月到2005年2月为360亿美元。2005年3月到5月，投资级债券交易量为407笔，而2004年同期为522笔——下降了22％。2005年3月到5月，约1539亿美元的高级债券得到认购，而2004年同期为1665亿美元——下降了7％。
50美元1桶的石油，连同尤其是在房地产业的天文数字的资产价格增值，给了债务泡沫更多的清偿时间。但这游戏不可能一直玩下去，结果很可能以新的贸易战造成贸易量缩减而告终。美国贸易逆差减少的代价就是引爆可能使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的美国债务泡沫。考虑到这种情况，美国没有任何选择，只有在现有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一直驾驶着贸易逆差的列车，如此做的时间也许不会太久，尤其是保护主义已开始聚集力量。
在过去十年里，转向离岸外包生产一直是美国“新经济”的生产率繁荣的源泉。除去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生产率所做贡献，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并不大。美国政府公开的生产率指标数据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近70％，但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仅在0~10％之间。较低的生产率价值与蓝领工人和白领中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水平是一致的，他们是以本国升值的市场价值中得到的资金进行消费的。世界贸易已成为一个根据有效劳动力、工资、利率、汇率、物价、储蓄率、生产能力、流动性条件和债务水平的差异进行跨国界套利的网络。在某些领域，美国正成为一个不发达经济体。
布什政府继续安慰美国民众，美国的经济形势是健康的，而事实上美国已将其整个的经济部门，如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拱手交给外国生产商，与之同时还在廉价甩卖部分经济而为日渐增长、源源不断的贸易逆差融资。通常情况下，当政策制定者从自以为是走向狂妄自大时，灾难也就离得不远了。
六、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公平地说，美国经济的问题出现于布什执政之前。《华尔街杂志》报道称，克林顿政府2000年度经济报告宣称，根据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马丁·拜利的看法，只要“我们坚持合理的政策”，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经济扩张就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而《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说得略有出入，它引用的拜利所言是“坚持财政政策”。把两份报纸的报导放在一起，就能感受到，克林顿政府认为其财政政策就是结束商业周期所需要的合理政策。政府的经济学主教与我们这些必须在每天的市场动荡中沉浮的、不幸运的凡人不同，能够排他性地关注长期趋势及其与宏观经济理论的结构一致。然而，在宏观经济之外，“长期”不断地被现实世界重新定义。在科技和通信部门，“长期”指的是不到五年的持续时间。对于对冲基金和量子基金来说，长期也就是指几周时间。
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2000年度经济报告确认了两个促成那个“好”消息的因素——新自由主义贸易全球化和科技推动的生产率提高。即便生产率和消费增长都有所放慢，经济顾问委员会还是相信美国经济可以永久性地持续扩张。至于美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贸易逆差，经济顾问委员会寄望于全球经济复苏将推动对美国出口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大多数美国出口产品日益增多地由进口部件组装的事实。
然而，美国官方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而削弱了世界对美国出口的需求。对电子商务寄予厚望是乐观主义的重要表现，这还有待相关数据的证实。2000年，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期，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B2B）的部分将从1998年的430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3万亿美元。高盛公司1999年宣称，到2004年，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的部分将达到15万亿美元，是1998年美国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总收入的两倍。其他机构显得更为谨慎。朱庇特研究公司预计，全球公司企业对企业的网络市场消费将从2000年的26亿美元仅增加到2005年的1372亿美元，而北美地区将从21亿美元仅增加到809亿美元。北美公司在1998年的消费总额中占到81％，但到2005年该比例预期将下降到60％。现实情况是，亚洲和欧洲的通信技术市场发展得更快。
现实证明是令人失望的。2004年联合国贸发大会报告称，美国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在2002年占所有电子商务额的近93％，占企业间所有交易额的1628％。而2002年企业间所有的交易（电子商务或非电子商务）都有所下降，但是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一年就增长了61％。至于电子商务零售业，联合国贸发大会报告说，2004年第一季度的销售额占所有零售业的19％，这一比重大约是2001年的两倍。从2001年到2004年第一季度结束，美国电子商务零售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81％，而同期全部零售业的增长只有88％。根据美国商务部初步公布的数据，2005年5月20日，《道琼斯》报道称，第一季度电子商务零售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38％，从160亿美元增长到了186亿美元。第一季度的电子商务销售额比去年第四季度的186亿美元增长了64％。各个时期的销售额都建立在调节基础上，也就是说商务部对它们进行了季节性的、假期性的和交易日差别的调节，但没有进行价格变动的调节。
2005年第一季度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所有零售额的22％，美国商务部估计达到了9169亿美元。从海外进口产品的廉价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只增长了2％，这说明一部分低收入的美国消费者陷入了消费疲软，而高档零售商标靶连锁百货（Target Stores）也从海外进口产品，却持续增长了7％，这揭示了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的影响。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2000年度报告没有谈到电子商务仅仅是商业变化还是实际增长的问题。可能性存在于造成经济负增长的新科技。就像IBM，其主要机构的效率提高（即计算能力的单位成本降低）实际上减少了IBM的销售总额，个人电脑业的大多数利润和增长都流向了软件公司微软，而对微软所从事的行业，自许为硬件制造商的IBM没考虑过值得去做。英特尔公司的情况类似，1965年，该公司的共同创办人戈登·摩尔发现，每块集成电路上的电子晶体管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并预测发展趋势是每隔两年电子晶体管就会成倍增长。但所谓的摩尔定律没能预测到每单位美元计算能力的提高会削减公司的收益。计算机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而遵循摩尔定律的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却不断上升：计算机芯片更新换代的研发、制造、测试成本都稳定地增长。由于半导体生产的固定成本不断上涨，制造商只有卖掉越来越多的芯片才能保证赢利。近年来，分析家发现，高级程序节点的“新开工设计项目”数量呈下滑的趋势。这些观察是在2000年经济低迷过后的时期做出的，这种下滑趋势也许证明了，长期的全球市场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摩尔定律。Google泡沫是美国在线公司悲剧的重演吗？
根据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ep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从长期来看，随着科技的落伍，宏观经济恢复活力抛弃的不只是陈旧的理论概念，还有坚持当前现状的企业和机构。金融中介和证券交易面临电子通信网络（ECNs）的挑战，电子通信网络很有可能将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等行业变成夕阳产业。电子通信网络是在虚拟空间完成买卖交易定单的电子市场。如今，纳斯达克股市交易量的约25％都是由电子通信网络处理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全电子证券交易所（ArcaEx）4月20日宣布，双方已达成最后合并协议，将结合为一个实体——纽约证券交易集团公司，并成为上市控股公司。一旦管制机构、纽交所成员和全电子交易所股东们批准，合并案将成为有史以来证券交易额最大的，它将世界一流证券市场与最成功地全开放、全电子化的交易所联合在一起。通过全电子证券交易所，纽交所第一次可以与纳斯达克上市交易的股票相竞争；还可以间接获得否则没有资格在纽交所上市的企业股。在全电子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与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不同。
关于财政政策，在克林顿执政的8年期间，包括社会项目和国防在内的美国政府支出在总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对于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连同经济中供求两方面的明显扭曲，这样的财政政策做出的贡献不可谓不大。这与罗斯福政府的收入增长和财富平等政策正好相反。与膨胀的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相联的财富效应可以突然逆转，2000年也确实如此，而只有通过布什的减税和2001年后“反恐战争”的赤字开支政策才摆脱困境。整个20世纪90年代，私人债务不断冲击新高，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美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家庭开支主要建立在未来预期收入或账面收益的增长上，而两者都可能，也确实突然化为乌有。1999年11月大选期间，克林顿创造的经济奇迹已开始偃旗息鼓。终究，商业周期没有被终止，当然也不可能被自我吹嘘的政府政策所终止。商业周期的延长只意味着前面是更严重的市场崩溃。2002年8月26日，现任副总统切尼对外战老兵讲演时称，“中东问题专家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教授预测，解放之后，巴士拉和巴格达街头肯定会爆发出欢呼声”。在市场经济中终结商业周期的思想，与切尼的上述论断一样，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在1991年民主党开展的白宫竞选活动中，克林顿和戈尔反复强调美国1％的最富裕阶层无耻地占有国家40％的财富。他们还说，如果扣除住宅所有权，只计算商业、工厂和办公室的话，那么1％的最富裕人员占有全国90％的商业财富。而10％的最富裕人员，他们说，占有99％的财富。他们承诺，如果当选，就一定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当政后，对于平等地重新分配财富什么都没做——虽然90年代他们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繁荣昌盛，但与富人相比，最终对穷人的伤害更为严重。相反，在民主党执政下，经济不平等只是持续加重。里根将国家债务平均分配给全国民众，而克林顿把所有财富分配给富人。
七、日益兴起的反全球化
《金融战争》中央编译出版社作者：廖子光
从地缘政治上看，贸易全球化在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内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抵制。克林顿之后的抵制势头将不是放慢全球化进程，就是迫使修改贸易条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成全世界的经济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反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1999年北约攻打南斯拉夫激发了欧盟的军事主义。美国倡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根本就不是普遍有效的科学，正日益被世界上其他国家看作仅仅是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都得不到美国历史条件的支持。如同反对拿破仑的国际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法国，反全球化和反对道德帝国主义实质上就是反对美国。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例外主义成为全世界政治、经济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助产婆。布什教义推出核垄断立场，先发制人战争，“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极端主义，以及不姑息声称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不啻是向全世界防御性民族主义郁积的怒火浇汽油。
1997年10月29日，艾伦·格林斯潘在国会“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听政会上对联合经济委员会说，“可以设想，几年后，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插曲（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根据其对宏观经济的意义，这是一个有益的事件”。如果只注意宏大的画面，细节确实无关紧要：虽然地球上有些人一辈子都忍饥挨饿，有些城镇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无情地摧毁，但从太空中看，地球总是看上去近似圆形。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问题。正如格林斯潘所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本国金融市场的动荡被美国主要的银行家看作是对美国宏观经济的“有益影响”。格林斯潘为那些国家持有反美情绪和货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他们再也不会被控是妄想狂了。
讽刺的是，冷战结束后，市场资本主义成为推动革命性变化的最狂热力量。即便收入和财富差距不断扩大，一旦大量资本来源于工人的退休金，金融资本主义也就变得内在地要求民主。美国退休金的货币价值超过15万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都属于中等熟练程度的工人。新型社会资本主义的形成将极大欢喜地剥夺工人们的就业机会，而代之以付给他们高额的退休金。个体资本家同样剥削着个体工人。工人的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利益冲突凸现出来。正如柏格立公司（Pogo）过去常说的：“真正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由于偏好资本回报甚于补偿劳工，社会资本主义造成了过度投资，从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但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只能由高收入消费者来解决。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经济体中，失业和不充分就业降低了需求，从而导致金融瓦解。世界经济需要低工资制，就如同畜牧业需要口蹄疫一样。
正如君主主义作为反封建的进步力量刚出现时，合理地使自己成为政治自然法则，最终由于背叛了其进步的使命而导致了衰亡，今天的社会资本主义不仅将资本回报置于工人之上，而且置于资本所有者的福利之上。阶级斗争已经扎根在每个工人心里。当人们面临当前生存和今后安康的艰难抉择时，他们总是选择生存，社会资本主义将必然地步绝对君主主义的后尘，而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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