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琴魔大战王司徒:《白鹿原》:生命的苦难与悲凉（之一）

《白鹿原》:生命的苦难与悲凉（之一）

《白鹿原》:生命的苦难与悲凉（之一）

                               □  张亚斌

（此文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说不尽的“白鹿原”》）

   《白鹿原》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通过文化批评的方法，揭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变迁过程中所存在的“《白鹿原》式”的生命文化苦难，表现了民族生命个体生命意识无目的的涌动和盲目的冲撞，直言出一个久经苦难、饱经沧桑的伟大民族试图摆脱一种文化苦难，而最终又不能不归于这种文化苦难的悲凉文化结局。它用了一种艺术批评的方式，反映出了一个只有用科学批评方式才能反映得清楚和深刻的文化主题，通过一群“白鹿原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舞台的全面文化突围和全部文化遇难，点明了我们中华民族迁移过程中先天存在的某种文化悲剧性。

    “白鹿原人”是一个苦难的社会文化人群体，孤独的社会文化人群体，他们的苦难性、孤独性，不仅在于他们曾为自己的文化命运而战，而抗争，不仅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出路寄予过多的文化观照和文化探询，不仅在于他们的人生和悲剧性是具有某种民族典型性和文化代表性，更重要的是他们终生奋斗的文化结果，竟是使他们的人生结局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悲剧一致性。他们都害过人，被人害，杀过人，被人杀，无论是生老病死，死亡成了他们人生的唯一结局和永恒主题。他们要么灵魂和肉体双重死亡（如小蛾、黑娃、鹿子霖、兆鹏媳妇、白灵、鹿三等），要么，活者如同行尸走肉，其实灵魂已经死亡（如白嘉轩、鹿贺氏等）。总之，《白鹿原》人的文化命运成了中华民族民族文化个体命运的最好概括，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范式中最悲壮的艺术史诗。正如叔本华所言：“在人类的苦难中，完全暴露出意志的内部冲突。苦难之来到人间，部分是由于机运和谬误的作用。这种机运和谬误是作为世界的主宰，并人格化为命运而表现出来。①”的确，《白鹿原》中所体现出的全部民族文化悲剧正集中表现为苦难。苦难的命运，苦难的结局。苦难使主人公六娶六丧，使白鹿两姓子子孙孙代代相斗，使白鹿原王旗变幻，翻云覆雨；正是苦难使白鹿原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使白鹿原人冤冤相报无止无休；苦难造成了生命文化个体和民族文化集体命运的悲凉，使古老的土地在历史的阵痛中挣扎，使新生的政权在文化的血泊中颤栗。是苦难，使白鹿原人蒙受了太多的社会耻辱；是苦难，使白鹿原人品尝了太多的生命苦果，历史机运和文化谬误在小小的白鹿原上悄然汇合，它们共同交恶，合谋策划了白鹿原人无法穷尽的人生悲剧。应当说，白鹿原式的民族文化悲剧不是偶然的，他们的悲欢离合、善恶生死，既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相互对抗所形成的强烈内部文化意志冲突，又是文化弱肉强食、物极必反规律的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约定和文化印证。惟其如此，当我们一遍又一遍阅读《白鹿原》时，都会被其中的主人公近乎历史谶言式的悲剧命运文化结局所惊异，所震慑。我们想弄清楚《白鹿原》悲凉生命个体文化苦难和民族集体文化苦难发生的历史原由，想弄清楚《白鹿原》文化历史梦魇式的文学呓语背后，所掩藏的深层民族文化历史动因，是什么原因，使这部作品让我们领悟并体味到我们现在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苦涩。而且正是这种文化苦涩，它常常令我们无缘无故地叹息，令我们无缘无故地为一群人、一个民族，在广漠的历史岁月中，悲恸不已。

    毫无疑问，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冷先生、鹿兆鹏、白灵、白孝文、黑娃、小蛾、鹿三等人，是那“一群人、一个民族”的忠实文化艺术代表，在他们这些典型人物身上，我们既可以洞悉本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又可以观摩造就那个悲剧时代的历史机遇和文化谬误。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文化叙述的艺术解构手段，文化还原的艺术批评方法，达到分析他们、反归他们典型人物形象原本文化面目的终极艺术目的。也许，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揭开《白鹿原》文化苦涩韵味的艺术之谜。

   1.文化先知者朱先生

    这是一个半人半神的艺术人格形象。作为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儒家思想熏陶。他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的一切行为都表明，他修身养性的功夫，已使自己达到一个芸芸众生不可达到的人生境界。他是一位圣人，年轻时择偶标准的与众不同，已显示出他所具有超凡气质，尤其是结婚后他和朱白氏居住在远离人间烟火的白鹿书院，更是为流传在白鹿原上的有关他的 传奇故事，增添了浓厚的神秘气息。他是一位神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普通百姓看来，都具有某种深不可测的文化魅力，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语和行动，都被演绎成一个又一个只有在天书中才能读到的离奇故事。他是儒家学说的忠实实践者，平日里粗茶淡饭，编县志，做学问，只有在当清兵来犯、乌鸦兵作乱，年馑大饥饿，日寇大入侵时，他才毅然走出书斋，以身明大义之举，爱国爱民爱家的“仁义”之心，赢得了白鹿原人的普遍敬仰。他也是一个智者，具有预测未来的非凡能力，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情世故，能测出农人丢失的牛的走向，能解开“白鹿”传闻的文化秘结。他还能预言出乌鸦兵作乱的最后结局，也能预感到白灵等人的死亡消息……。的确，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神，他的那些充满天玄地机哲理意味的诗句，因为具备了惊人的先天预见力，因而令人听到了心惊肉跳。他说：“房要小，地要少，一头黄牛慢慢搞”，谁知，这近乎谶言的警句，竟不幸而言中了解放后那些家大业大的地主们的必然人生结局。《白鹿原》中最令人惊讶的是朱先生的丧葬观念，在人们崇尚厚葬的社会环境中，他竟留下了死后“不用棺材”“不用砖箍墓穴”的奇怪要求。人们惊讶他这个怪人的怪癖，百思不得其解他这个文化老人的深刻用意，竟以为这位老先生老糊涂了。然而，几十年后一场文化大革命才使白鹿原人如梦初醒，当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挖开朱老先生的坟墓时，他们惊异了，竟然在其中找不到一丁点值钱的东西，他们找到的唯一的一块有用的砖头竟然是一块阴阳卯合的神奇砖头，上边赫然写道：“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这是多么惊世骇俗的振聋发聩之语，他简直是对不肖后人的莫大嘲讽，白鹿原人的人们终于体会到了朱老先生的良苦用心，他们深深为老人的高瞻远瞩的预见能力所折服。毫无疑问，《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一位深谙中国社会发展变迁规律的文化先知。虽然，从表面上看，《白鹿原》中对他那些非凡才能的描写，具有夸张和渲染的文学色彩。但是，从他这个文学形象身上所蕴涵的文化思想内涵来看，笔者仍然认为：那些预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他脑海中的无意识历史经验总结、积淀和整合，才培育形成了他和其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异乎寻常的理性文化直觉。使他们能预感到中国社会未来多少年内的大概历史文化走向，使他们能够正确地选择自己人生行动。正由于此，我们才说，每当社会动乱之秋，朱先生这样的文化老人都能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时局，作出一针见血的中肯预言。

    再者，《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还是一个道德完人，不知是他身上所具有的神性决定他必然会成为一个社会理想文化完人，还是他的社会理想完人特性造就了他的半人半神特性。总之不管怎么说，他的淡泊明志，修身养性，的确使他成为《白鹿原》上中国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伟大象征和不朽化身。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社会理想文化人格艺术形象，才决定他必然会养成身上不着一丝洋线的独特文化生活习惯；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完人特性，才使他在死后，因儿媳没给他穿老伴做的农家织布统套袜子，竟然“两条腿微微打弯而不平展。”农家织布统套袜子穿上了，朱先生的腿舒展了，这个荒诞不经但的确令人信服的文化细节，也许是作者陈忠实为我们故意编造杜撰出的语言艺术文化神话。但是，为什么是他——朱先生成了这艺术文化神话的主人公，而非别的什么人，笔者认为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是的，是他的关学最后一个大儒身份，决定他必然成为白鹿原人心目中的文化偶像，是他的圣人特性、仁人特性、智者特性、神人特性、完人特性，决定只有他才能成为《白鹿原》语言艺术文化神话中，唯一的理想文化人格神话对象。白嘉轩说过，“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喽”，朱先生的过世，不仅标志着他所代表的那个田园牧歌式的儒家民本传统文化社会的终结，它也说明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崭新文化时代已经到来。它预兆着，人们将从沉睡已久的亚细亚儒家农耕文明中逐渐觉醒。朱先生走了，他的走，意味着传统理想文化人格形象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的最后缺场退席。从此，中国人将不得不对自己永远丧失了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理想文化人格形态，而陷入永久的文化缺憾、懊丧和无奈当中。文化先知者朱先生走了，他将中国文化和白鹿原人推向了新的文化无知中去了，面对未来，我们不能不忆起朱先生，想起他在《白鹿原》上所说的那些话。也许，我们民族最终能记录他所说的那句至理名言“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违”。

    2.文化负重者白嘉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