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为何对毛泽东言听计从：否则，身家性命难保？

2011年11月24日09:2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因对政治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的共同特点，法捷耶夫说他最怕斯大林，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周扬对毛泽东的“怕”主要体现在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上，1952年，毛泽东就多次批评过周扬，说他政治上展不开，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毛泽东是周扬很深的惧怕情结，他只能按毛泽东说的做。否则，身家性命难保。

　　本文摘自《毛泽东与周扬》，盛夏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文学曾在世界文学史上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成就。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几乎可以说是照搬与移植了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于执政党在领导文艺的格局上，几乎完全亲苏“一边倒”，在操作方式上，几乎完全相同，这难道也是历史的巧合与安排吗？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半个世纪前的历史史实。

　　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在莫斯科郊外作家村他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他在遗言中称斯大林为暴君。卫国战争中由于他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领导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由此而想到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孤寂，在医院中毫无知觉地静静地躺了四年，于1989年7月30日去世。

　　1933年周扬首先向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一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饬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法捷耶夫政治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是斯大林的“文学总管”，斯大林通过他领导文学界。周扬成为中国的“文学总管”，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完全一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听命于毛泽东的意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不久，周扬很快编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周扬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崇敬之心的驱使。及时适应了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后，重树文坛领袖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周扬从《生活与美》转换到《序言》，从此，周扬轻轻地悄然地弱化了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一心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周扬之走上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大概也是必然的。

　　在苏联，在“大清洗”中，法捷耶夫的地位不断上升，而一大批作家被打倒。人们都怀疑是他起的作用，他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唾骂，说他是斯大林的打手。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站出来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尽量减轻文艺界的损失，这是人们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给各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使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领导人，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除了绝对服从斯大林，他别无选择。

　　在中国，在极左路线运动过程中，这种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很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周扬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种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领导者，周扬崇拜毛泽东，毛泽东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同样，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了原则性的分歧，他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而周扬对毛泽东、对政治权力的屈从已形成习惯。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到延安不仅没因“鲁迅事件”遭到批判，反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更激进、感激、崇拜毛泽东，当延安整风运动中，从而维护毛泽东在党的统一领导，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周扬也做了与法捷耶夫一样的选择。

　　因对政治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的共同特点，法捷耶夫说他最怕斯大林，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他不止一次谈到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的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

（责任编辑：董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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