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侠野史又名武欲野史:中国军事思想研究：《太白阴经》主要特色(二)

唐代（公元618－907年）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此间由于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的军事，在这一时期也以其特有的辉煌而彪炳于史册。这不仅表现在唐代各种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的日臻完善，军事战略谋划能力和战争指导艺术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表现在反映该历史时期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发展的兵学理论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据著录统计，唐代产生的兵书多达八九十种。但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战乱频仍，大多毁于兵燹，完好流传至今者不过三、四种，其数量之少可谓凤毛麟角。李筌《太白阴经》一书，则是唐代少数幸存兵书中，一部卷帙完整、别具特色的兵学理论著作。该兵书主要有以下特色：
　　第一、《太白阴经》是一部综合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兵学论著明代天启年间的著名兵学家茅元仪曾经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可以说，这大体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以《孙子兵法》为重心而承前启后、不断深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规律性。《太白阴经》也正是沿着这一规律性，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唐代以前诸多兵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深入总结了唐以前历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兵学论著。该书共99篇，内有45篇次直接引据《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握奇经》等10余部唐以前兵书原文。这说明，该书是在继承前人论兵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总结和阐发的一部兵书，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特色。尤需指出的是，从《太白阴经》全书所论内容看，大到国家战略的制定、军事谋略的运筹、将帅人才的选任，小到基本队形的布列训练，兵器装备的配置使用、战马的喂养调教、人马的医药救护，乃至军情战报的书写格式，等等，都有具体而详备的阐述，其理论面向唐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这集中体现了《太白阴经》一书着眼于军事与战争实践的鲜明特色。
　　第二、《太白阴经》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兵学论著我国当代已故著名目录版本学家兼史学家王重民曾指出，李筌的《太白阴经》是一部“以道家言言兵事”的兵学专著。清代永王容（乾隆第六子）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在阐释《太白阴经》一书时，则说：“兵家者流，大抵以要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筌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综上二者所论，不难看出，李筌是唐代一位善取众家之长，融道、儒、兵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兵学著述家。此一突出特色，在其《太白阴经》中有关治国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论述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李筌把道家始祖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的思想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人主行动的最高原则。认为，唯有人“主有道德”，才能成为天下无敌的“帝王之兵”。对此，李筌进一步解释说：“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可见，李筌把老子的《道德经》奉为人主治国用兵的最高理论原则。但所不同的是，李筌并不像老子那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仅仅是反对那种“阴谋逆德”的不义战争，赞成和支持那种“征无义，伐无道”或曰“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的正义战争。这正是他比老子更为可贵之处。然而，李筌虽奉道家思想而极力倡导“主有道德”说，但他并不排斥儒家的“仁义”论和兵家的“诡谲”论，而是主张把此三者统一起来。所以，他说：“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必将无敌于天下。从上面所引李筌的“非信义不立”等“四不”之论，和先以“文德怀服”、后以“兵战攻讨”的实践操作程序，不难看出他所极力主张的把道家的“道德”、儒家的“仁义”与兵家的“诡谲”三说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可贵思想，充分体现了《太白阴经》一书博取众长而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鲜明特色。应当说，这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是带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一个重要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第三、《太白阴经》是一部充满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兵学论著综观《太白阴经》全书，不难看出，作者李筌在对战争、国防、治军、作战等诸多重大军事问题的探讨上，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华。李筌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像许多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认为宇宙之“万物因天地而有”，“因阴阳而生”。但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更明确认识到，万物虽因阴阳二气而生，但阴阳本身并无意志，它的化生万物是有具体条件的，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光靠阴阳二气并不能使万物化生。所以，他说：“夫春风东来，草木甲坼，而积廪之粟不萌；秋天肃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伤。”在李筌看来，同在阳气上升的春天，大地里的草木种子之所以能够破土而生，而仓廪中的粮谷却不能萌芽，是因为二者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不同；同在阴气下降的秋天，暴露于外的各种花草之所以遇霜而凋零枯萎，而获得遮蔽保护的花草却未受伤害，也是由于二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作者以此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探究人类社会的战争问题，明确承认战争的胜负同样是有具体条件的。他认为，阴阳寒暑、天道鬼神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而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或曰因素）是“人事”，即人的主观努力及其能动作用。所以，他明确指出：“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他还进一步指明，只要战争指导者在实践中切实做到“任贤使能”、“明法审令”、“贵功赏劳”，那么，就可以获得“不时日而事利”、“不卜筮而事吉”、“不禳祀而得福”的效果，从而为打败敌人创造胜利的条件；反之，那些“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等种种放弃人事努力，专靠迷信阴阳占卜、企求天道鬼神保佑的，只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显而易见，李筌在战争胜负条件问题的认识上，不仅给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正确揭示，而且对两汉以来流行的迷信阴阳占卜、天道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了有力批判。
在国防建设问题上，李筌主张富国强兵。他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指出国家的贪富、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就能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否则，也会使国家由富变贫、由强变弱。在治军问题上，李筌特别强调部队勇敢牺牲精神养成教育。他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着力批判了那种所谓人的勇怯气质是由“地势所生，人气所受”的唯心主义传统观念，提出了“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的重要思想，不但承认士卒的勇怯是以“法”培养教育而后天形成的结果，而且指明了在以“刑赏”为基本内容的法制教育的前提条件下，完全可以取得“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的实际效果。从而深刻揭示了“勇怯”这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道理。
在战争与作战指导问题上，李筌已经认识到军事斗争领域中的矛盾双方处于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关系，据此而主张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处理好这些矛盾，以防主观指导上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他对阴阳、险易、勇怯、强弱、战和、攻守、奇正、形神、心迹等诸多古代军事范畴，都有较为深刻的阐述。例如，他认为地形之“险易”在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变的。所以，他说：“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深刻地阐明了“险易”这对矛盾的辩证关系。又如，李筌认为“形神”（形，指“物质”；神，指“精神”）这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指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生动形象地阐明了“形神”二者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是对孙子关于“形论”思想的新发展。再如，李筌在阐述孙子“兵者诡道”理论时，对“心迹”这对矛盾作了超乎前人思想的独到阐发，指明：“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深刻揭示了“心”与“迹”、“谋”与“事”的辩证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从以上问题所略举的诸例可以看出，《太白阴经》一书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思想，几乎渗透于军事与战争领域的方方面面。因此，称李筌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地位的“唐代哲学家”，是不无道理的。
第四、《太白阴经》是一部创新意识颇强的兵学论著《太白阴经》的这一鲜明特色，除了表现在作者李筌对许多军事问题的探讨具有独到的阐发和创新之外，在兵学著述体例上亦有创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李筌新辟《药方》卷目（见卷七），结合唐代战争的实践经验，详细记述了行军作战中人马的多发常见病和刀枪创伤以及医治药方，开创了我国古代兵学著述史上“以医入兵”的先例，为古代军事医学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再如，李筌首次设置专卷，分别把《杂占》（卷八）、《遁甲》（卷九）、《杂成》（卷十）等古代方术内容列入兵书范围，作为用兵者实施“诡谲”和“诳愚惑痴”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李筌以严肃的态度说明他之所以对古代的方术“亦存而不弃”，其目的是“以备参考耳”据此，李筌告诫用兵者，对他所记述的古代各种方术内容，只“可博而解，不可执而拘也”。应当说，李筌对方术所持的认识和态度，是唯物主义的。
（三）
　　综上所述，《太白阴经》作为唐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卷帙完整、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兵学论著，无疑应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占有重要位置，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主要价值有二：
　　一是它的理论价值《太白阴经》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我国古典兵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及其以前历代战争实践经验所总结和提出的富有创新与哲理的军事原则，诸如“人谋定胜负”的战争观，“富国强兵”的国防战略，“以法理兵”的治平思想，“道贵制人”的战争与作战指导，不仅对唐以后军事思想的应用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分析和研究现代战争规律及其指导原则，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是它的学术价值《太白阴经》首次把“人马医护”、“武器装备”、“军仪典制”以及“古代方术”等内容系统地纳入兵书范围，从而开创了古代兵学著述的新体例。这不仅对后世兵家著述起到了发凡启例的作用，而且其内容也多为后世兵家所采纳。诚如清《四库全书总目·兵家类·太白阴经》所指出：继李筌之后的唐代“杜佑《通典·兵类》取通论二家：一则《李靖兵法》，一即此经（指《太白阴经》），其攻城具篇，则取为攻城具；守城具篇、筑城篇、凿濠篇、弩台篇、烽燧篇、马铺土河篇、游奕地听篇，则取为守拒法；水攻具篇、水战具篇，则取为水战具；济水具篇，则取为军行渡水；火攻具篇，则取为火兵；井泉篇，则取为识水泉；宴娱（娱，当作“设”）音乐篇，则取为声感人，是佑之采用此书。”值得着重指出的是，继《太白阴经》之后，有宋代曾公亮、丁度的《武经总要》，明代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和茅元仪的《武备志》，以及清以后的许多大型军事类书，都存录了《太白阴经》所首列的上述内容，特别是“古代方术”的资料。这一事实本身不仅说明了后世兵家对把“方术”纳入兵书范围的著述体例的认同，而且证明了“方术”作为兵家实施“诡谲”和“诳愚惑痴”的一种手段，有其存在的价值性。这大概是“方术”之所以为兵家所认同，千百年来，“上自帝王，下至贩夫走卒，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近它，受过它的摆布”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太白阴经》同其他许多古代兵学著作一样，也有宣扬“智者之使愚也，聋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的愚兵政策（此愚兵政策实际于春秋孙武之《孙子兵法·九地篇》），以及主张“凡人，观其外……以别其贵贱贫富”的相面术（此相面术实源于东汉王充的《论衡·骨相篇》）等唯心主义糟粕。然而，微瑕不足以掩瑜，从总体上说，《太白阴经》一书以其丰富而颇具创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辩证法，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兵书，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一部值得肯定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