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脚心网站tv:美国：世界上最具典型性的中产阶级国家

美国：中产阶级帝国

美国被称为世界上最具典型性的中产阶级国家，据1940年《财富》杂志的民意测验显示，80%的美国人自称为中产阶级，甚至于一些看起来应该是上层或者是下层的美国人也认定自己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它界定为介于上层权贵与下层贫民间的一个中间群体。一本关于美国文化的书上这样写道：“社会学家们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结构，而且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的社会责任，但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将自己看作一名与他人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就整个美国社会而言，社会背景、金钱或权利为个人所提供的优越性也许少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美国人对阶级和社会地位不负有任何责任，他们往往通过调换工作或迁移住宅而轻而易举地从一个社会阶层转向另一个社会阶层。”这本完成于1972年的诠释美国文化模式的经典之作，反映出了美国人的一种自信的文化气质以及对于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这一点，我们同样也可以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一书中得到旁证。这本对中产阶级不无贬抑的书是这样说的：“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这里福塞尔针对中产阶级无视或竭力掩饰日益显著的阶层差异的鸵鸟心态进行了讽刺，反过来看，却也能说明占美国80%的中产阶级对福塞尔眼里已经式微的民主和平等念念不忘的怀旧心态，因此，可以说，“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美国更应当看作是一种平等和民主的观念的表述。

人们有一种共识：中产阶级越发达，民主气氛越浓厚，社会越稳定。美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早在1831年，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对年轻的美国进行考察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的民主气氛。据他观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于欧洲古老而顽固的等级制度影响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在欧洲，出身和职业的不同就是不可逾越的壁垒，阶级结构的固定不变，是设在人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而在美国，这方面的差别并不妨害社会的流动性。这样的美国社会自然充盈着一种向上的动力，人人都拥有理想。在当时的美国，任何阶级都感到在发展上不受阻碍，而自由流动正是中产阶级形成的最佳土壤。

当美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产阶级庞大帝国的时候，我们不妨对其形成的历史做一个回顾，对美国各个阶段的中产阶级发展状况做一些了解，从而探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文化的成因。

农业社会：老中产阶级的乐土

美国中产阶级脱胎于农业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新的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社会体制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这又与其移民史相伴而生。1607年，3艘帆船将100多个移民带上了今天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第一块英属殖民地詹姆斯敦。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一批清教徒在马萨诸塞登陆，10年后，1800名移民来到马萨诸塞湾，建立波士顿，这是北美移民的开端。这些来自英国的落落不得志者带着创造新生活的梦想而远渡重洋，随后，新居民源源不断地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移民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于他们国内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先来看新社会体制的主体。土地所有者、猎户、医生、律师、商人、教士，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农业社会。在新大陆，大量的机会造就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又着手处置扩大中的西部土地。1800年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根据国会规定的价格获得其已经占有的土地，此后，1841年，美国著名的《宅地法》又规定，一个定居者可以用最低价购得160英亩土地。可以说，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产阶级社会的首要条件。在欧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土地或一个农庄，新世界能使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获得160英亩乃至320英亩的土地。这样，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农场主阶层在中西部的出现而扩大。美国农业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的存在先于农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欧洲的农场先于市场而存在，这样就使农民依照传统死死守住土地，无法变成美国式的农民企业家，而美国农场主的生产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进入市场。19世纪美国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促使美国农业进一步商品化，另外，美国的农产品还进入了欧洲市场。市场经济促使农业使用机器，并尽可能开拓更多的土地。这使得美国农夫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和传统的桎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由于他们没有欧洲式的封建羁绊，他们是最热心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美国农业社会的民主传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也得以形成。

民主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重要保证。在美洲新大陆各地移居的人，着力于解决这样三个问题：怎样生活？互相之间如何共处？同外部世界如何共处？新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杰弗逊非常注重财产与公民权的同等性，他曾建议让每位不足50英亩土地的人拥有50英亩土地。如果没有财产和个人的意志，也就没有独立地位，那样的话，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公共道德的，也就不会有共和国，“因为依附产生奴性，容易被收买，扼杀美德，而且是他人实现野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平等的观念，多样化的宗教传统，独立、分散的社会主体，多民族融会，种种因素促成了一个平等、民主的新世界的出现。北美殖民地的民主因素最初源于宗教宽容与宗教契约。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教派的教徒们带来了宗教的多样性，在多年的磨合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宗教上的宽容，而宗教上的宽容又带来政治宽容，这成为政治民主的重要因素。另外，开明的宗教领袖提出一种宗教契约观，认为宗教本身就是教徒在自愿情况下通过互立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圣经》是一切法律的依据，教职人员受《圣经》的制约。这些有利于限制教长的权力，维护教徒的权利与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宗教契约观进一步发展成政治契约观，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契约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世俗权力的膨胀是导致专制的原因，因此要限制这一权力，政治体制应该是“在多数人同意下，根据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政府”。在政治契约观的基础上又引发了法的观念，清教徒们认为政治契约等同于上帝的法规，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均有约束力，他们把宗教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又转变为法律问题，防止暴君的思想进一步演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就孕育出了美国人的尊法观念，并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律范畴。《五月花公约》则是美国民主的滥觞。当“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时，清教徒一致同意制定“旨在促进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公平与平等的诸法律”。其后，这些移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实行类似于古希腊直接民主式的镇民会议。在西部移民社会里，移民按照直接民主的方式组成自治政府。由于每个居民都拥有自己的农场，经济上的平等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每个居民都有发言权，“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具有浓厚的美国特色，也是平等思想最早的体现。

美国的公共教育则是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重要保障，因为它是民主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的学校一开始是为了满足宗教的需要而建立的。清教徒为主的新教移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懂《圣经》，但鉴于当时大多数移民是文盲，没有阅读能力，于是，马萨诸塞1640年通过法律规定，小镇要聘请教师，大镇要建立公共学校，学生需要交纳学费，但贫苦人家的孩子则可以免费入学。接受教育使许多人具备了提高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机会，特别符合中产阶级的社会利益。

1636年，美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学院诞生，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源泉，美国教育最富特色之处在于，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划出教育用地，支持公共教育。1787年的《西北法令》对此做了明文规定，政府的这项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和公立学校的发展。1745年，美国还只有哈佛、威廉—玛丽和耶鲁三所高等学府，随着宗教热情的高涨，各个教派纷纷建立高校，这就是所谓的“学院热”，到独立革命前，几乎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高等院校，每所高校都声称要把更多的美国人从竞争对手的虚伪教义中解救出来，以免于使青年陷于愚昧的教条之中，这种竞争的后果便是自由化。每所高校都希望获得对该校的控制权，但谁也不敢绝对垄断自己的学校，这样一来，无宗教主义就成了美国教育的理想。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206页。当时美国的高等学府主要是为了向本地区提供有知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领导人物，在这些学校里，像杰斐逊这样的学生可以随时旁听，这样的传统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的互相交融，也显示了学校作为社会人才培训基地逐渐发挥了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中产阶级的维系还与居民的不断流动性分不开，这包括地域上的流动和社会层次上的流动。西部广大的廉价土地为美国提供了流动环境，人们来去匆匆，皆为利益驱动。据1850年的估计，仍然居住在出生地的美国人不到1/10，而外来人（欧洲移民或外来人口）大约占全国人口的1/3。在美国决定社会地位的不是出身与特权，而是工作与财富。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美国人不问你是什么人，而问你能做什么事，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固定的显贵阶层难以形成，这使得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得以持续下去。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4页。

工业化：新中产阶级的催化剂

工业化对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的发育和成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发凡于英国纺织业，至1784年，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工业革命出现高潮。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的劳动，工业社会取代了农业社会，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工业强国与“世界工场”，但同时也导致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的严重问题，在狄更斯等小说家的描述中，当时社会问题可谓触目惊心。

美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迟半个世纪。以富国为目的的工业化如何才能尽量避免先发展国家经历的问题，这是当时美国人关注的重心。18世纪末，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展开了有关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辩论。杰弗逊强调自由与平等，而汉密尔顿则更强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认为财产上的不平等是难免的，建立有产者的秩序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他是发展制造业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有产者的代言人。在美国的整个发展史上，自由与竞争究竟孰轻孰重，这一论争的思想内核一直贯穿于美国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中。美国在18世纪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理想，那就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从而使公民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平等的权利。在当时美国社会有两大特点：一是这个农业社会有相当浓厚的民主和平等气氛，对农业社会充满理想甚至幻想。二是国家的经济十分脆弱，联邦政府在战争时期欠下大量债务，独立的民族经济有待振新。以杰弗逊为代表的政治家认为政府就是为了保护私产而建立起来的，人人拥有财产，政府则不让一部分人去剥夺另一部分人，从而使每个人都保持独立自由的权利，“不能保证财产安全的政府是一个不公正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会任意地实行限制、豁免和垄断，不让部分公民自由使用才能，自由选择职业，而这些正是获得财富的手段。”他对工业化持排斥态度，而希望能够在新大陆发展出一种理想的农业社会。他认为工业化可能导致社会差距过大，与美国的社会理想相悖，面对工业化的山雨欲来之势，他发出“美国民主处于危险之中”的疾呼。以汉密尔顿为首的另一观点则代表了强大的东北部工商主利益，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美国改变因连年战争而负债累累现状、维护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他们希望政府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便保护其利益和财产。辩论的结果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但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和追求财富的竞争意识却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维度并一直在延续。

工业化由时代潮流挟裹着如期而至。18世纪末，汉密尔顿的《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吹响了美国工业化的号角，到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进入高涨阶段，农业社会已经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代替。1900年，美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头号工业国家。美国工业化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变动丝毫不亚于自然界的火山爆发。

美国中产阶级首先是美国经济上巨大成功的产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经历了三次大的工业革命，完成了机器化大生产所需要的一切改造。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人实行技术革新，热衷于发明创造，是美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准备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是铁路时代，铁路建设与全国工业化全面进行，铁路带动了全面工业化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中，汽车、铁路、石油等工业纷纷兴起，同时也为美国社会培养了一个庞大的管理官僚群体。第三次工业革命主要表现在新的管理体制的推广上。工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出现了腾飞。不管在发展速度、规模上，还是在其所达到的高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工业化是一个公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生产、科学管理和科技开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政府的积极资助，一批敢于冒险、野心勃勃的人成为了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在竞争中，以钢铁、石油、机器制造为主的大工业兴起。高度机械化和流水作业使得美国的经济神速增长，以至于一个美国工厂工人生产的产品3倍于欧洲工人。工业化时代，激烈的自由竞争导致3次经济萧条，1873年、1884年和1893年，使得大批企业倒闭，建立工业新秩序以消灭破坏性的竞争是企业界的要务。企业家们达成共识，认为解决之道是对企业进行结构上的改革，用联合代替竞争，实现企业的公司化。大公司聚集、掌握与使用了大量资本，被那些具有眼光、野心勃勃的企业家用来垄断市场，控制资源、抑制竞争和建立工业新秩序。

公司化导致垄断和财富的集中，导致贫富差异增大，阶层分化加剧。垄断和寡头试图扼杀美国农业社会中产阶级赖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自由竞争。新工业秩序的建立，使财富转变为权力。美国是垄断势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工业技术要求企业拥有大规模的生产，垄断利润的出现使得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合并浪潮，美孚石油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2%的工业巨头占据了60%的财富；占人口总数65%的穷人仅占5%的财富。工业化导致一端是富豪，另一端是穷人与赤贫者。而中产阶级则处于中间。

技术进步推动了美国的经济繁荣，而物质富裕则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迅猛的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经济学家J约翰·加尔布雷斯这样描述道：“在这种大公司里，有董事长、总经理、若干副总经理分别承担重要的参谋责任或部门责任……它把所有具有专业知识、有才干或有经验的人囊括进来共同作出集体的决定。这不是管理部门，而是指导性的智囊团——企业的大脑。”同上引书，第61页。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员进一步扩充了美国中产阶级的队伍。

在工业化之前，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主体。这个老中产阶级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农场主经历工业化的洗礼分化成为富足的农户，构成农村中产阶级的主体，但他们已不再是传统的自耕农，而是富裕的商业农民。他们志在实行科学种田与专家管理，并得到了受过专业培训的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同时他们还同城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联系，他们作为农业企业家利用其企业价值确立了其在工业社会中的价值。

广大城镇的独立小业主、小商人和专业人员也正经历着异常深刻的地位革命。在机器生产的冲击下，独立小业主中的部分人沦为工厂工人，即所谓“正在消失的技工”，小商人在大公司实现生产和销售的联营后地位每况愈下，独立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在工业化之前他们较为富有，过着舒适的生活，在相对孤立的社区里他们广博的知识使他们赢得了崇高的威望，但工业化使他们的地位也受到削弱。尽管他们的收入较以前提高很多，但他们财富增长的速度远远不如那些工业巨富们，他们的相对地位下降，而且其独立的民主地位也逐渐削弱，律师、教授、牧师在财阀的控制下难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民主和自由的使命意识也可能使得他们的抗争意识提高。关于这部分中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斗争的经历，在下面还要做进一步的论述。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改革时代》中做出这样的阐释：“专业人员的异化实际上是综合作用的产物，在这些作用中，地位革命的影响应该给予重视。职业条件是各不相同的，但所有自以为有学问有技术的集团都有一种共同的羞辱感和对财阀的不满。”

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入，使得白领雇佣者集团从工厂工人中划分出来了，1890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的人口统计对工业中的“工资劳动者”与“支薪雇员”加以正式区分。支薪雇员即是白领，泛指企业中的各种管理人员，包括经理、推销员、簿记员、办公室人员与企业内的专业人员。他们生活得很好，但是缺乏大笔财富与取得巨大财富的门路。他们当时收入一般是在年薪1500～5000美元之间，地位也在上层与下层之间，他们是城市的中等收入阶层，是新的中产阶级。城市中等收入者的比例，随着工业化的进行而迅速增长。1870年，美国的办公室人员、簿记员、办事人员、推销员等人数增长了1～3倍，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白领增长的关键时期，从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领阶层的人数又增加了1倍。

中产阶级迅速转型，旧式的老中产阶级转变成为依靠薪金生活的新中产阶级。1870～1910年，美国总人口增长23倍，其中老中产阶级（商业企业家和独立的专业人员）增长2倍多，劳工增长了3倍多，而新的中产阶级则几乎增长了8倍，其总人数从756万人上升为5609万人。

米尔斯在《白领》一书中如此描述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内部根据职业可以分为上层和下层，一部分经理、专业人员与部分办公室人员构成白领的上层，白领阶层中的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教师、商店与企业的推销人员、各种办公室人员构成了白领的中下层。上层白领成员具有良好的背景，受过相当高的教育，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企业内部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上层阶级有一致的利益。中下层则来自或出身于老中产阶级或劳工，19世纪末，每年大约有15万劳工及其子女进入白领中下层。小企业主与劳工的子女是急剧扩大的白领中下层的后备军，他们跻身白领的主要阶梯是学校。通过学校教育，掌握某种技能，从而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正如罗伯逊指出的：“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教育是社会的中心。”工业化时期教育的普及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和发育功不可没。美国教育的发达和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其民主和自由意志的体现。1848年，霍勒斯·曼在担任教育局长时主张“只有普及教育才能抵制资本统治和劳工受奴役的趋势”，他认为，教育是“人类生活状况的最有效的平衡器——社会机器的平衡轮”。1830年，费城的技工通过一个决议，宣称：“没有真正知识的广泛传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除非人人都能平等享受平等的教育，自由只不过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词儿。”1870年以后，公立学校的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这反映了要使人人享受教育的决心，全民免费教育成为美国信念中最重要的内容，教育经费大大提高。1870年，用于公共教育的经费只有6900万美元，平均每名学生约15美元，而20世纪第一学年的学校预算是25000万美元，平均每名学生近23美元。到1900年，南部以外的各州（有两州除外）已制定了某种义务教育法。平均在校学生人数和平均学年长度都显著提高，公立学校的数量增长很快，教育成为一种科学，教育局得以成立。公共图书馆也有惊人的发展，出版物激增，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廉价的“便士报”，城市日益发展，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公众相信教育，同时也希望受益于教育。同上引书，第87页。这个时期的高等教育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教育正是新中产阶级得以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白领》一书中，米尔斯给我们描述了教育成为美国人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始末。从杰弗逊时代以来，大众教育就与推进民主结为一体。而政府也对教育相当重视。进入公办中小学的适龄儿童逐年增加。招生规模的巨大变化加强了地位的平等感，在小城市里尤其如此，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地位或职业地位如何，都可能在同一所高中上学。

教育系统所提供的职业技能训练为中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条件。在工业化时期，19世纪后期哈佛学院的改革拉开了学院改革的序幕，课程的选修制是改革的重要成果。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爱好选修课程。学术上的改革使学生和教授从只做学问的保存者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和提高者，这意味着学者的身份、自由和威信都有所提高。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培养出的学者开始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教育系统的培养目标在19世纪中期是为了培养“民主共和国的好公民”，到了20世纪，这个目标已经变迁成为“在职业稳定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社会里”做一名“成功者”，CWrightMills，WhiteCollar，TheAmericanMiddleClass(Lond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51)，p266教育的意义已经从地位和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和职业领域。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模式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其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

进入不同职业的正式要求以及升迁的希望往往取决于受教育的水平。在较高层次上，学院是高级和半高级职业的摇篮，同时也是获得更高职业所必需的地位标志。受过更好教育的男子比起他们的父辈可能占据更高的职位。名牌大学的学生则更有可能在大公司里找到一个有前途的工作。

米尔斯指出：大学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老式中产阶级的孩子变成了新中产阶级。高中教育实现的职业转变主要是技术工人的孩子成为新中产阶级。学院和大学是社会地位的提升机，将小商人和农场主的孩子提升到高级职业的较低层次。在大萧条中，许多男孩不是去继承父业，而是经过训练以后，在牺牲父亲利益的情况下，去帮忙为大公司系统的某个部门提供人员。他父亲的事业正是被这个大公司系统毁掉的。

在工业化时代，美国最主要的社会流动是城市化。19世纪，美国人在地域和职业、阶层上的流动频仍。美国从1820年开始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远远超过国家的发展，1901年后，美国的经济、社会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并在半个世纪内完成了城市化。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1页。但是在20世纪前，城市发展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全部城市的一半人口集中在北部大西洋沿岸各州，中西部和北部沿岸各州农村人口的外流格外引人注目。19世纪的几次大的经济萧条给农村造成极大灾难，而与此相比，城市却在享受由于电话、电车、电灯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其他新奇玩意带来的现代生活。许多农民无法忍受农村的生活，纷纷迁居城市。

城市的特性、模式、结构也随着面积的增大而变化，城市的功能日趋多样，1870年以后，实行种族隔离的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中心住的是穷人，周围一圈圈地住着日益富裕的人，社区的阶层分化开始变得显著起来。美国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国内农村，还有不少来自欧洲的农村，他们与以往的迁徙者一样，都是为改善命运而来，但他们在所栖居的城市往往成为非熟练工人而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教育的普及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一部分人的子女能够脱离父母所在的阶层而上升到中产阶级，但仍有不少移民的后代继续贫困的模式。威廉·富特·怀特所著的《街角社会》为我们描绘了移民的转型。第一代移民首先是围绕家族组织起来的。其次是按照同乡的系统组成的。随着美国出生的一代长大成人，他们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的青年凭借大学教育的提升作用，脱离了贫困的社区，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而有的没接受正规教育的青年，即使很聪明能干，却仍然留在贫民社区。

职业升迁使美国的社会流动具有历史延续性。19世纪末，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可能进入上层，但新的白领等级使蓝领及其子女有了升迁的机会。在这一等级制度中，蓝领阶层的成员进入白领中下层，而白领下层升入中层都是比较容易的，再往上爬就很困难。美国社会结构的特点之一在于，白领与蓝领的界线，特别是白领下层与熟练工人之间的界线不明显。这就使得美国中产阶级更能成为工业社会的凝聚力量，可以在重新整合美国社会的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新中产阶级将领导社会的进步与改革。新中产阶级终于成为工业社会的中心。自由竞争被垄断替代，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一直没有止息。虽然美国社会的阶层差异逐渐分化，但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是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包括相当部分的美国黑人在内。

在政治上，工业化使得美国式的民主思想经受到挑战，垄断和反垄断交织进行。尽管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垄断势力，但由建国先驱者们传承下来的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却也在这种极大的不平等面前经受住了考验。在美国，反垄断的呼声一直不断，中产阶级则是其中激进的鼓与呼者。

信奉新教的美国中产阶级具有民主思想，他们坚信机会应该是平等的，如同西部土地曾经给每个自由农民提供机会一样。他们认为个人主义应该不受限制地得到发展，每个人也应该是平等的。首先，他们对财富的过分集中和分配不公表示不满。韦伯对宗教多元的社会里的宗教与职业的分布做过一番剖析，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产阶级人士认为，工业化导致机会被不断剥夺，金融巨头正在扼杀个人主义，公司的权力正在侵蚀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认为，这样发展下去的社会是不道德的，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更引起了他们的广泛不安。面对政府和大资本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做的种种暴行，他们愤然谴责，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不过，作为贫富两极之间的中间阶层，出于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他们缺乏强烈的反抗行为，他们希望建立稳定、公平的社会秩序，但是也反对劳工的罢工，担心劳工会转而投向社会主义。

其次，中产阶级反对工业社会的政治腐败与经济巨头对政治的操纵，中产阶级中早期的“独立派”和20世纪初的“清污者”即是中产阶级不满政治现状的反映。早在19世纪80年代，代表老中产阶级的独立派就揭露了两党制的腐败与金钱操纵政治的内幕。他们反对美国的“道德病”，揭示其腐败、物质主义与公司的权力膨胀。1894年，亨利·劳埃德写下了《财富反对共和》一书，对垄断资本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林肯·斯蒂芬斯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城市腐败和政治腐败的文章，其著作《城市之羞》、《参议员叛卖记》均体现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的监管员的角色价值。

在美国的政治发展史上，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举措是“市政改革”。这是中产阶级的改革实验，也是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行动。由于城市已经成为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地，也是美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但同时又是工业化弊端的聚集地，因此成了中产阶级改革运动的首选目标。城市改革的关键是改革市政管理，建立负责的好政府。在前工业化时代，城市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自由放任政策，不能适应工业化给城市带来的变化，占据政府要职的往往是一些被称为“城市老板”的职业政客，这种机制被称之为“城市机器”。政治参与不是靠能力与学识，而是依赖于对党的忠诚与权力的玩弄，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能力与大有作为的人遭到排斥，平庸无能之辈乃至无赖汉却担任要职。在城市老板的控制下，混乱、腐败、负债成为城市的普遍现象，纽约市在19世纪80年代负债就达数亿美元。

政治机器所操控下的城市管理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城市老板与不法商人勾结所形成的官倒，剥夺了广大市民的财富和机会。这与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格格不入，在中产阶级看来，美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已经接近崩溃，要恢复民主，就必须从城市改革开始。新中产阶级担当了改革的启蒙者和领导人。1894年，市政联盟成立，提出了作为其改革模式的城市宪章，包括直接选举、避免州的干预、限制公共事业特权、建立专家治理政府的人才制度以及赋予市长更多的权力等。提出了改革的目的是杜绝城市中的舞弊行为，消除腐败，更重要的是取得城市自治，遏制城市老板，建立类似大企业的科层制式的现代管理制度，以便对日益复杂的城市社会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和有效的管理。城市政府先后形成三种管理体制，即市长制、委员会制和经理制。市长制体现了多元政治，使大众参与得以部分实现；城市委员会制和经理—参议会制则反映了精英政治。城市改革奠定了美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到20世纪，又继在大城市的成功之后转向小城市。

20世纪，或“普通人”的世纪

在20世纪，美国的经济发展迅猛。20世纪初，美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进入了越发成熟的工业社会。从1901～1945年，美国经历了两次战火的洗礼，第二次世界大战让美国获益匪浅。众多的国家在战争中生产设备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国的经济却在战争中突飞猛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国力强盛，人民富强。美国到1930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制造业中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农业中的劳动力。1950年，美国就进入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了，也就是说，在工业社会“成熟后”的状态，大部分工人不是受雇于农业、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而是进入了信息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社会。工业革命是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的变迁，后工业社会则是依靠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使生产效率得到稳步提高。对技术的依赖也必然增加对科学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并且因为公司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社会整体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各阶层也具有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特征。20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也即所谓的“普通人的世纪”，中产阶级成了“美国世纪”的标志，成为一种美国式典范。

普通人就是中产阶级，普通人的概念，最初来源于消费领域。如果说19世纪的美国人以占有土地和个人经商来获得财富，那么20世纪他们的成就感则越来越多地系于在复杂的社会组织机构中通过全面参与消费而取得的成功。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全面参与大众消费，不仅使他们形成一种特殊的消费文化，更主要的是他们通过消费，表明自己的“普通美国人”身份，也就是确认自己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大众消费的不断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人对中产阶级的重新定义。

消费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并且作为一种影响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方式，源于亨利·福特的大众消费思路。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阶段，实业家们开始意识到，导致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是消费不足，而不是生产过剩。因为一方面，工人没有足够的钱用于消费，而消化生产出的大量产品的市场尚未出现，因此他们认为提高大众的消费能力是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亨利·福特是这一思维的最初行动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开始批量生产出T型汽车，并且以超低价格出售，同时他又将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他们有能力购买福特汽车和其他一些产品。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信贷革命，他又进一步完善这些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成为工业制品的消费者。高工资—低价位的方式，使得广大农民或者工人的购买力大大提升，购买者群体的扩大，其结果是确立了一种更为广泛的为人们接受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形成，是美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如恩斯在《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书中写到：由于对技术、资源和商品采用了新的评估方法，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看作中产阶级的一员。20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界限变得模糊。由于教育使得人们更易于把握机会，对于20世纪个人的向上流动具有核心意义。很多开始身处逆境的个人不断融入到多数的中产阶级中，这既是一种同化手段，也起到了一种安全阀的作用。20世纪的大众社会中，美国人同公司企业及政府机构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心公司、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阶级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其产生影响的方式却十分简单。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们产生了管理职位、职员工作、生产人员的内部登记制度。但这三种工作并未导致严格的阶层分化。办公室文化的不断普及，从事办公室工作变得起点很低，起初，由于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化水平不高，使得能够获得这些职位的人仅限于受过教育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随着教育的普及，移民觉得如果他们的子女获得必要的教育，也同样可以打入这个不断扩大的经济部门，从而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壮大。

“普通人”在社会学家的眼里是一个阶层概念，而在商家看来则是一种消费主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沃纳不仅将阶级和消费联系起来，而且还抓住了美国人对社会地位的理解并将其推广开来。他发明了一种评价阶级的方法，就是完全以消费体现的地位来确定人们在某个社区的阶级排序。他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理解和量化社会的工具，更受到商人的青睐，因为他的研究让商家确立了他们的服务对象，明确了“一个典型社区中占到人口65%的（中产阶级中下层）是一个国家购买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产阶级作为消费者，通过个性化的消费，其阶级地位得到了加强。由于中产阶级受到社会工程和营销策略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后代加入其行列。一个富裕的、为个人提供无限机会的消费社会在心理上对20世纪美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享受着“自己的家”带来的舒适生活，有“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方便，能够有汽车，有一些娱乐活动，能为孩子提供中学和大学教育，这就是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所描绘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它使每个美国人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更加负责的态度。

美国“普通人”的出现，与美国社会的纳新能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美国人一直致力于发展开放式的阶级结构，构建一个具有扩展性和吸收性的中心。他们不愿意象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强调阶级冲突，在20世纪的很大部分时间里，由白人组成的城市工业中产阶级大规模扩张，既有非凡的扩展力，又有着不同寻常的内部分化能力，这有助于同化新人，促进社会流动，化解极端主义的情绪，缓和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沃纳的研究反映出社会结构有一个巨大的中心，社会结构阶层分明，但同时又有流动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度出现了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情形，工业高度发展的时代造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阶级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事态没有进一步朝着马克思所预见的那个方向发展，据《美国阶级结构》的作者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无产阶级内部缺乏一种同质性，另一就是中层阶级的扩大。

美国社会所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效地缓解了阶级冲突的进一步激化。20世纪“普通人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在社会上为了取得竞争所付出的努力应该不仅来自于他们父母的帮助或者是受到父母的阻碍，而应该是与他们自身的竞争能力相关。社会应该提供一个能让他们展现能力的机会，并且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他们竞争。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巨型公司的建立使得社会的中高层有许多不断扩大的职位，新位置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繁荣年代里，许多移民的儿孙都升迁到中层或上中层阶级的位置。来自下层的孩子由此得到了一个改善他们地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