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会的“收入与贡献比”也两极分化

我们社会的“收入与贡献比”也两极分化

----领导与明星的比是无穷大，而老百姓的比却是无穷小

文/汪华斌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影视还是体育明星们的收入都有天文数字的可能；如美国泰格尔·伍兹和朱利娅·罗伯茨的年收入就达几千万美元。然而分析人家的天文收入，竟然与其贡献匹配。可是在我们国内，很多人的收入与贡献无关；也就是说，领导的一句话既可以使你上天堂；也可以使你下地狱。如在台湾名不见经传的刘谦，就是由于在中央电视台出名而在大陆名气冲天；在这名气冲天的日子里，他的月收入都超到了过亿。这样的天文收入连世界魔术大师都难以实现，但在我们社会就真实地存在了。再看我们的国有企业高管，在经济危机面前无能为力；可收入水平却是全面与国际接轨的高薪。这不是我们心理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收入与贡献匹配吗。这套用劳动部副部长2006年的公开宣言，中国的高收入者与贡献背离；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中长期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们取消了论资排辈的分配原则；结果占用或占有资源者就自动成为既得利益者。首先是行业间的差距过大，其次是行业内的差距也过大；而且是越来越大，所以才形成我们社会的两极分化。如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而单位负责人的实现了与西方国家接轨的年薪制，再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其年收入水平上千万元的是多数。而职工年均工资二万元的相当多，这就是职工的500倍。

有人说领导的收入水平高，应该是贡献也大呀；然而我们统计单位负责人的工作过程，竟然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时间是在吃喝玩乐中度过；还有百分之十的时间就是签发文件和下达指示，只有百分之五不到的时间能与单位挂钩。有人说如今的决策就是在吃喝玩乐中完成的，这大概也是我们社会的实际；因为我们投资失误的决策全部是在吃喝玩乐中确定下来的，所以领导的吃喝玩乐也是工作应该是国情。但问题是我们有的领导常年在国外游山玩水，而企业只要有效益就是领导的功劳；相反企业陷入困境了，却是外部环境造成的与领导无关；这就是我们社会对领导高薪的原则。

一方面是领导或明星的高收入与贡献不匹配，另一方面却是老百姓的低收入与其贡献也不匹配；如我们的下岗运动中，只要领导点名的就必须下岗；而下岗后只有每月380元/人的生活费，而且是三年内递减；三年后没有了。更为重要的是，哪怕你工作了三十年；或者说你只工作三天，这下岗的政策全部一样。就是这样的不匹配政策，使我们那些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和老工程技术人员成为了牺牲品；他们最后只能是吃低保，变成了我们社会最贫困的人；这就是老百姓的贡献与收入的不匹配，只是与领导和明星们的方向不同。我们领导和明星们的收入与贡献不匹配，是因为收入的无穷大；而老百姓的收入与贡献不匹配，却是收入的无穷小。就是这无穷大与无穷小，才形成我们社会泾渭分明的两极分化。

我见到一些港台明星来大陆义演，可出场费还是不下几百万元；然而这样的演出总的收入也没有几百万，于是我们动用全民所有制的资产进行补偿。为什么明星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而我们社会的老百姓却越来越穷；因为我们只有牺牲众多老百姓的利益，才能保障他们豪华跑车飞驶的平衡。这不是我们老百姓非要用高价弄到一张票去看他们的演出，而很多时实际是作为政治任务安排老百姓参加的。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是根据他们在生产中做出的贡献来得到收入的。这就是按贡献进行分配。我们过去是按劳分配，现在却是把生产要素也作为他们的贡献了；如我们的国企高管，生产要素实际是全民所有制的；但现在的高薪实际也把生产要素考虑在内了。而老百姓为什么收入低，因为老百姓没有生产要素的原因；最大的贡献就是自己的劳动。我们对明星们的分配也是如此，全凭他们自己的漫天要价；最后我们的领导进行平衡，用全民所有制的资产保障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的高收入反而认为是按劳分配的结果。

如果我们在美国，明星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无论其高收入是否公正，但却是贡献的结果。因为在人家那里，只有极少数人成了高收入明星；然而在我们社会，是否明星是由领导决定的；因为领导要你红你肯定就能红，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如刘谦如果领导不要他进中央电视台，他到现在也只能在台湾做自己的明星梦。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明星们是竞争出来的，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明星们是靠领导决定出来的；领导眼里有你，你就能成功；领导眼里没有你，你永远也难以成功。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是决定市场经济的权力问题。

 我们通常说高收入者对社会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能拉动经济增长。然而这在我们社会也相反，凡高收入者全部是公款消费；所以不仅不能拉动经济增长，反而成为经济成本。为什么我们的GDP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就因为它含有公款消费的经济繁荣；领导者和明星们得到了高收入，我们社会的GDP也在增加；可实际情况却是公款成本在为社会做贡献。

我们知道被国外媒体评价为“从技术上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袁隆平曾获得了政府科学最高奖，奖金高达500万元。其中有十分之一即50万元是真正意义属于奖励个人的。相对于普通百姓，即便50万元也是一笔数额巨大的款项；但相对于领导与明星们而言，这也太少了。毕竟刘谦的月收入过亿无人过问贡献，而袁隆平的贡献却是举世公认的。这样说来，不仅我们老百姓气人；连这贡献者也不服呀。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人比人，气死人”，也就是说有些事如果孤立地看挺振奋人心的；可比较后才知道的确气人。如我们的老百姓与国企的高管比，我们的袁隆平与刘谦比；很快就能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是压抑和愤怒。

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收入与贡献悖论的社会。它的背后隐藏着千百年来中国人浮躁而急功近利的畸形发展轨迹。在功利的大原则下，几乎所有的人都沿着挣钱的金光大道一路狂奔。在全民狂奔的路上，权力成为了财富的运载火箭；所以它造就了我们社会两极分化的客观事实。问题是在如此两极分化的社会，我们那些面对连温饱都没有实现的众多老百姓；我们这些与贡献不匹配的高收入者，难道您不觉得有些羞愧难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