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瑞米克拉克森学历:李梁：如何正确认识“农民荒”

李梁：如何正确认识“农民荒”

发布时间:2011-11-24 14:16 作者:李梁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61次

 　　近年，“民工荒”的问题引起普遍关注，所谓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然而，就在人们对“民工荒”问题给予注意的同时，却将藏匿于“民工荒”背后的另一种“劳工荒”现象“农民荒”给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屏蔽掉了。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10月28日《光明日报》）

 　　“谁来种粮”的疑问仍萦绕脑海，时下，“农民荒”又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光明日报》如是说。二十载时光流逝，倏忽而已，而从“民工潮”至“民工荒”再到“农民荒”，一系列社会变迁却“步步惊心”，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在这一进程中发生沧桑巨变。 　　“农民荒”似乎远比“民工荒”更让人错愕不及。长久以来，人们脑海中存储的农民形象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用数字表达，这个数字不久前是九亿，现在是七亿。因而，即使考虑到数量众多的进城务工农民，我们依旧难以想象现在我们正面临“谁来种粮”和“农民荒”的危机。可是，但凡你实地了解过农村，就会发现“农民荒”绝不是媒体杜撰炒作，除了国家粮食主产区，现在，还有多少地方的农民一年到头守着“几亩薄田”，靠种地为生，踏踏实实安心种粮呢？ 　　最近，黑龙江农民刘贵夫因自曝“年收入二三十万”被广泛关注和质疑。事实表明刘贵夫是国营农场的职工，不是普通农民；年收入二三十万靠的也是大面积承租，机械化耕种。虽然刘贵夫并不能代表目前普通的农业状态，但事实上，这却表明农民群体正发生着巨大分化：在粮食主产区特别是平原地区，越来越多类似刘贵夫的“农民”正在涌现，他们很多都不是农村集体经济内部成员，有的甚至是城镇居民；而在非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人多地少的山区、工业化发达的东南部地区，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农民正在告别耕作，离开土地。 　　仅把农民看作一种职业，有助于正确认识“农民荒”这一现象。我们对“农民”的认识和划分，如果仍旧以户籍为主要尺度，停留在在身份概念之上，那么符合“农民”这一称谓的国人至少有七亿。然而，如果把农民仅仅看作是一个正常的职业，而不是身份，那么真正符合“农民”这一称谓的国人则少得多，因为要从以户籍为标准的“农民”中减去数量巨大的进城务工农民和“兼业”农民——他们分别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山区及东南部发达城镇。事实上，这些地区正是“农民荒”最为突出的地区。山区耕地本来就少，或者因为工业化、城市化，发达地区的耕地也所剩不多，加之种粮收益又低，出现“农民荒”就成为必然。 　　真正需要非常重视的是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荒”。粮食主产区更多的是隐性的“农民荒”，即很多农民平时在城市打工，每年只在播种、收割等关键时候回到农村。从表面上看，粮食主产区“农民荒”，是件好事，说明粮食生产效率和规模化现代化程度提高了。这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忽视粮食主产区之所以出现“农民荒”，正是由于现有政策支撑下的种粮边际效益已达到极限，个体农民种粮的动力缺乏却不愿流转土地。“农民荒”表明：农民虽可自由流动，但身份固化依旧严重；土地流转不活跃，农业的现代化和土地利用率依旧不高；粮食生产低收益，可持续性不足；社会人员和资本参与农业存在障碍，兴趣也不高。 　　应该认识到，“农民荒”是农业本质上是弱势产业，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农业扶持不强，对农民保护不够，对农村建设不足，产业和城乡差距则是“农民荒”产生的直接原因。在意识中，我们轻视作为身份的农民，在经济上，我们却极端关注其价值。农民个体虽然卑微，但汇成整体，既是工业化的重要劳动力资源要素，又担当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的重任，同时担负为农业规模经营扫除障碍的潜在使命。事实证明，农民的前两大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进城务工农民不仅创造了中国经济的辉煌和城市的繁荣，还转移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有研究表明：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剩余的或不剩余的劳动力都转移了，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已到或超过70%。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农民却很难融入城市，因而依旧保留土地作为保障，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景象，并没有按照国家政策、制度和人们的预期出现，反而是农村土地抛荒严重，呈现“无人种粮”和“农民荒”的局面。 　　“农民荒”并不突然，实是必然。恰如有人所说，“农民荒”是因为农民慌。“农民荒”这一矛盾状态，恰是农民内心矛盾纠结的现实作用。离开耕作，走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农民，身份与职业产生了背离，他们在竭力摆脱收入低微的农民职业之外，也更渴望摆脱烙在身上，受到歧视，不光彩的农民身份，成为城市居民。然而，由于在就业、居住、教育、社保等方面收到“特殊对待”，根本难以与城市居民共享发展成果，加之恋土情结及残存的小农心理等诸多矛盾纠结，这些农民难以放弃“农民”身份，丢掉以农村户籍为基础的土地保障。城市生活的吸引力固然巨大，但现实因素却不足以让农民进行土地转让。而对那些“留守”的农民来说，种粮效益虽低，但总可以食无忧，非农收入则用来养家，他们虽耕种，也主要是为吃饭，不是增收，因而不但耕作粗放，更不愿意多种地。农民这一矛盾状态，形成了“务工不离土、离乡不离土、进城不离土”和“兼业化农业”的现状，造成农民职业与身份的背离，形成当下“有地无人种”的局面。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产生，最初恰恰是为了在延长承包期和稳定承包权后，解决“有地无人中，有人无地种”的问题，优化资源配置。但从现实来看，现有的土地制度特别是流转制度很难将稳定农民承包权和实现规模经营落到实处，无法发挥制度价值，更不能很好解决“有地无人种”即“农民荒”的问题。这既与现行土地制度特别是流转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和局限有关，更与经济和社会体制深层次上的矛盾有关。 　　解决“农民荒”问题是一个结构和系统问题。首先，我们亟需厘清作为职业的农民与作为身份的农民。农民的真正意义和归宿在于农业，而所有人都在工业化、城市化中迷失，包括农民自身，对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他们保有农田已经不再是为了耕种，也不会好好耕种，而是期待国家征地补偿。无论在城在乡，政府和社会都需要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撕掉农民的身份标签，让人口、资本和资源自由、顺畅流动，使进城者安居乐业，使在乡者笃于耕作。只要农民不再成为灰色标签，相信人们会将农民职业作为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努力实现价值。 　　其次，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不再是工业的“提款机”，农村也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要花大力气扶持农业，补贴农民，建设农村。只要农村设施完备，充满现代化的活力，新一代农民子弟就不会因对乡村生活失望而抛弃土地。 　　再次，完善土地基本制度及土地流转制度，在巩固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赋予并切实保障农民更多土地权益，建立规范有序、交易顺畅、监管可控的土地流转制度和流转市场，形成农民自愿、社会人员和资本广泛无障碍参与的土地流转格局。土地作为资源性财产，对于农民的意义重大，因此只有切实保障农民权益，流转才能顺利进行，才能产生积极效果。土地流转，政府监管尤为重要，既要保护农民，平衡各方利益，又要防止土地“非农化”。 　　应该承认，“农民荒”不是坏事，危机尚未发生，风险提示尤为重要。“农民荒”至少让政府和社会更加重视农民等“三农”问题，进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赋予农民更多切实权利和爱护，更加重视农业和粮食安全。诚如专家所言，“农民荒”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中国正在告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正在告别劳动力极其廉价的时代。 　　“农民荒”更不是一场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危机，而是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暂时失衡现象。只要国家坚持统筹改革，作出合理的结构调整，理顺各种要素的关系，打破二元社会体制，“农民荒”就不会变成一场影响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反而会变成我国社会不断进步，走向富强文明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