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emy clarkson语录:张侃：户籍制度与住房限购的形成以及推理演绎

张侃：户籍制度与住房限购的形成以及推理演绎

　　这篇文章主要想讨论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房地产限购政策的形成。以及两者形成的内在的逻辑性、必然性、类同性。最后讨论的是通过对户籍制度的形成的逻辑性推理演绎限购政策的可能性。

　　中国传统户籍制度向现代户籍制度（公民制度）转型是从晚清开始的。晚清政府准备君主立宪，所以对全国人口进行统计核定，是为了立宪的需要。1911年晚清政府制定了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户籍法》。这部法律还没来的及实施，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但这部《户籍法》被后来的历届政府所承继，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中国基本实行的是这部法律。虽然中间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重新颁布过《户籍法》，但立法精神基本沿袭晚清政府的《户籍法》。从晚清政府的《户籍法》到民国政府的《户籍法》基本的内涵是核定人口为民主宪政的改革做最底层的技术支持。

　　1949年之后，政府废除了民国的法律。使得户籍制度出现空白。必须同时要建立一套新的户籍制度。中央政府因为长期都在农村地区活动，对城市的管理经验相对缺乏。中共最早管理的城市是1946年之后接管的哈尔滨。在管理哈尔滨的基础上总结了一套城市管理的办法。但此时是战时管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管理，是军官。所以主要侧重城市的治安和安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48年东北公安总处颁布了一个条例《关于户口暂行管理办法》。这一户籍制度与国民政府的不太一样。主要是用于治安，控制对新政权具有威胁的人。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户籍政策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已经异于前政府。这一户籍政策的出发点是控制。这一鲜明的政策特点始终贯穿于以后的所有户籍政策中。

　　但这并不意味从一开始户籍政策就是以限制迁徙自由为出发点的。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户籍法规。这个户籍条例的要求是，要保障人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这里要说的一个特定历史条件是农村搞土改，很多城市往外迁出了大量人口，城乡的冲突并不严重。

　　1952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乡冲突开始变的尖锐。一方面“五反”之后城市的资本家歇业，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农民因为土改，手里有了积蓄，想到城市里面发展。1952年政务院发了一个文件是《关于解决劳动就业的问题》，认为失业是城市人口的问题，农民有土地，所以不存在失业的问题。这个时候的政府第一次出现了限制农民离开土地的意愿。但是对迁徙自由还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1953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1953年国家开始实施重工业发展优先的战略。国家为了获得重工业投入的大量资金，开始挤压农民。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企图用这种办法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这个时候城市户口开始变得值钱。在城市中政府实行供给制。农村中农民没有种田的积极性。农村人口大规模外逃，涌入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并在1955年下了一个指示《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严格区分农民与非农民，公安机关管理户籍，加强城市人口的管理。在这之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非常困难了。

　　城乡二元利益结构正是形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之后，政府为了解决农村问题，开始搞公社化运动，企图用公社化来解决农民的迁徙问题和粮食问题，开始从制度上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制度的形成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一步步从迁徙自由发展为严格的限制迁徙自由？不难看出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果。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根本上的一次性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或者说是吃饭问题。二，推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按照政府当时的思路，工业化问题是农业支持工业的问题，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农业问题。就是农业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在吃饭问题之外支持工业化的进程。政府当初的设想是土改之后，农业生产是既能解决吃饭问题，亦能补贴工业化的问题。实际结果是农民不愿补贴工业化，但政府认为可以。在农民反抗的时候，采取强制的办法让农民补贴。在遇到激烈抵抗以后，反而认为是土改出现问题，并收回农民土地，限制农民自由，强迫农民成为永久佃农。最后因为粮食的严重供应不足，反而强化政府的认识。最终酿成大饥荒的发生。成为无解的问题。以至于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人的思想问题，然后才有文化革命的发生。

　　我们再来看房地产限购的形成。1998年的住房改革，政府想根本上一次性的解决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政府的设想，用市场化的办法促进住房供给的增加，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这里要说的一个特定历史条件是，城市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但是市场化的前提是私有产权。但当时的条件再搞一次土改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决策者把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从而避开市场化的前提条件，进行市场化改革。由政府作为土体的所有权者，对市场进行土地的供应。

　　实际运行的结果，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因为是土地市场的垄断者，对土地进行饥饿营销，导致土地价格飞涨，但地方政府官员对土地寻租，又违规批出大量土地。导致城市土地所剩无几，在这之后又对农村的集体土地大规模国有化，侵占农民土地。但中央政府担心粮食的安全问题，限制地方政府对农村土地的侵占。这就使得土地的供应更加的恶化。

　　另一方面，98年房改的同时，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上原有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造成需求的突然放大，供给严重不足。房价开始暴涨。

　　居民对房价的暴涨开始不满，社会不安情绪增加。

　　中央政府因为对土地没有直接的利益，又担心农村土地的大量被侵占，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的失地农民成为流民越来越多。严重动摇社会的安定。所以开始采取措施，限制房地产的发展。以期降低房地产的需求，截断农村土地的被侵占，减少农村失地农民成为流民的数量。同时降低粮食安全的风险。从04年开始，中央政府一轮又一轮的调控房地产。出台了很多政策法规。主要包括以下：加税，增加房地产交易的成本；限制融资政策；限制土地供应等等。这背后主要的逻辑是，降低需求，回应对房价暴涨的不满。限制土地的供应，是为了增加粮食安全和减少流民问题。但是这种政策的组合是两个方向同向的政策。降低需求和限制土地供应并不从根本解决房价上涨，粮食安全和流民问题。要想在这种政策搭配下取得效果就必须是这种政策实施时才会达成。政策一旦取消或者放松，上述三个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并且会朝更恶化的方向发展。所以在2010年时，随着目标情况越来越恶化时，开始运量限购政策的实施。以期用户籍制度的办法，达到政策的双向目标。即，降低对住房的需求和减少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流民。

　　到这里我们应该能看出过去版户籍制度和现代版户籍制度的高度一致性。都是同样用户籍制度来达到让农民专心生产粮食的目的。政府至始至终认为农民是问题根本。只不过当年是和城里人抢粮食，现在是和城里人抢房子。而且政策的落脚点都是农民应该回去种粮食

　　但问题是这种方式既不会增加住房供给，已达到长期降低房价的目的。也不会本质上减少农村土地的流失和流民的问题。这种方式如果想达到目的，只能由政策本身惯性出政策长期化。

　　但政策长期化又会根本上恶化问题的实质。就会和当年的粮食问题一样成为无解的问题。这种政策本身的惯性是巨大的。当年的政府会在此政策上越走越远，毫无可能逃离政策的原因正在于此。那么现在的政府能逃离这种政策吗？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这是一个黑洞，进去就不可能出来。这种政策当年惯性出人的思想问题，所以最终通过改造思想解决问题。那今天会不会也惯性出最终通过解决思想问题呢？今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说实话我真的不应该这么想问题，但是我真的不得不这么想下去。

　　这个问题的本质无非两个方面：一，农村补贴城市的问题。二，土地产权的问题。政府想让农村补贴城市，农民不愿意。所以政府收回农民土地所以权，让农民成为永久佃农。那么收回农民土地就不得不收回城市土地，所以城市土地也国有化被收回。那么如果政府没有权力收回土地所有权，第一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这种惯性也就会被彻底中断。所以不管是户籍问题还是限购问题，本质都可以追溯到土地产权问题。那么看来产权问题才是一切问题的本源。只有让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些荒谬的政策才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