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穿越随身空间小龙女:中国版次贷危机和影子银行危机或将上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3 11:04:11
2011年 09月 19日 专栏：中国版次贷危机即将上演？ 三年前，中资银行得到了外界的交口称赞，因为它们不仅自己没有被上次的金融海啸所吞噬，还把全球大部分地区从狂风暴雨之中拽了出来。然而，如今这些贷款就要到期，利率也不断上涨，官员和分析师正紧锣密鼓地发出警报。随著有关影子银行规模扩大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把“中国”和“次贷”这两个词相提并论已就不足为奇。
到目前为止，令人最惶惶不安的贷款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工具，估计多达1.7万亿美元。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上周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说，中国版的美国次贷危机是把钱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但这绝不是说即将出现的只是关于借贷的担忧。除此之外，还有非官方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这可能会给中国通过借贷刺激经济的方案所产生的副作用再添不可预测的问题。
新报告暗示，官方银行系统之外的借贷已从公司扩大至个人。这让监管方又多了一个新烦恼。上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警告银行，不要再让职员协助完成所谓的人人贷(P2P)。这种做法使得个人放贷者和借款者可通过中介公司找到对方，很多时候交易通过网络完成。据说有些人人贷的年化贷款利率高达25%，在这种情况下，有传闻称资金大规模流入这种新贷款模式，这并不意外。银监会对人人贷的审核标准、还款能力以及从银行那里得到贷款的个人再将贷款借出表示担忧。
其它形式的影子贷款还包括被再打包成信托产品和理财产品的传统贷款业务等。由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人拿美国的次级贷款和中国现今的情况做比较了。到目前为止，引发关注的中国影子银行活动很大一部分都是公司之间的借贷，由非银行机构发放贷款。
SG Research在最近的报告中写道，要对中国这种影子银行的贷款规模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并不容易，但它估计有近人民币3万亿元(合4,700亿美元)的正式商业贷款已渗漏至地下银行。野村(Nomura)给出的中国影子银行贷款的总额为8.5万亿元，并总结认为市场应对此予以关注。
贷款利率高于官方利率让影子银行活动成了一项非常赚钱的业务。据新加坡上市的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Yangzijiang Shipbuilding Holdings)前不久发布的二季度财报数据，该公司超过四分之一的税前盈利来自贷款业务。法兴银行（SG）强调，在中国多家非银行企业最近的半年报中，这类非主营业务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利润。对于能够发放这些贷款的企业或个人来说，日子肯定是好过的。其反面当然就是一些对手方现在面临着很高的利率。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今年存在财务困难的企业比以往更多了。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上周发表研究报告说，作为这些企业财务困难程度的间接反映，它们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010年上半年的1%大幅上升至2011年上半年的4.9%。这个不良贷款率指的是2,208家A股非金融企业中，那些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低于利息支出的企业所占的比例。
新房数据中也不难看到困难迹象。瑞士信贷强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内地住房项目完工数量较7月份下降，说明开发商现金短缺，再也无法完成项目。但你还是可以说，借到高利贷总好过什么都借不到。影子银行不过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绕开信贷配给的束缚和监管层统一规定的利率。据估计，中国四大银行多达80%的贷款是贷给了国有企业。
但不受控制的影子银行可能会构成重大问题。首先，如果人人都绕开了监管层设定的贷款目标，那么北京的经济管理就会面临更大困难。而且，到时候谁知道经济体中的杠杆率究竟有多大呢？
曾任中国金融官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副总裁朱民说，中国新增贷款占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雷曼兄弟倒闭前的不到100%增加到今天的200%左右。
从微观层面来讲，影子银行也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风险。谁知道自己手中持有的一家防守型、现金充足的企业有没有为了挣快钱而向一家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谁知道同样的高利率有没有让另外一家公司沦落到无力还债的境地？当局发出这些公开警告之后是否会进一步采取行动，还有待观察。中国央行行长上周呼吁放松利率监管。这意味着官方利率应该会上调。
在实际利率远低于零、银行系统主要为国有企业融资的情况下，另一个银行系统的形成自然不难想见。多年以来，银行系统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阿喀琉斯之踵。这种看法现在好像仍然是对的。
Craig Stephen （本文译自Market Watch）
2011/10/28 信贷扩张令中资银行深陷泥潭JOSEPH STERNBERG
唱衰中国的观点大约在两年前流行了起来。因揭露安然(Enron)事件而出名的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等做空者以及经济学家和记者开始更频繁地使用“泡沫”、“崩盘”等词语。热捧中国的人突然碰到了对手。 假如能把质疑声的源头归结到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也许非朱夏莲(Charlene Chu)莫属。作为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的高级分析师，朱夏莲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追踪。不是政府官员，而又能说清中国金融体系的人可能没有几个，朱夏莲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站在最前方观察中国金融体系的。也有其他经济学家以宏观视角看待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刺激政策、信贷扩张政策、经济增长率放缓以及通货膨胀率上升等问题。但朱夏莲的工作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即以上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银行业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着深远影响。
朱夏莲的分析以中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刺激措施为出发点（要理解中国经济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此轮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政策采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银行贷款，而不是政府直接支出。这些资金的注入使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呈现繁荣景象。由于中国未在主要出口市场萎缩之际陷入衰退，人们普遍认为刺激政策取得了成功。但朱夏莲说，别那么快下结论。她表示，“在多数国家，当银行面临严峻的经济环境时，它们会收缩信贷规模。银行已经逐渐认识到不宜在环境恶化时扩大风险敞口，但中资银行却愿意反其道而为之。一些人甚至为这种逆周期信贷政策叫好。但只有当政府愿意伸出援手，弥补银行在环境恶化时扩大敞口而蒙受的损失时，这种政策才能产生积极效果。”
“扩大风险敞口”其实言之过轻了。这轮刺激政策开启了信贷洪流的闸门，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关闭。朱夏莲说，“有一种观点错误地认为信贷扩张只持续了六个月，其实是足足持续了两年。”惠誉估计，2011年新增融资规模将达到人民币17.5-18万亿元（合2.7-2.8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的37%或以上。2009年和2010年两年，新增融资规模均相当于当年GDP的42%。朱夏莲指出，上述新增融资在经济规模中所占比例“相当于美国一年新增信贷6万亿美元，而且连续两年如此。”她说，“结合这一背景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没那么出色。”
以上数据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官方银行贷款数据的两倍，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其原因。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努力，但没有成功──他们试图让信贷宽松政策既发挥避免衰退的作用，又不引发通货膨胀，结果导致影子银行活动剧增。
朱夏莲的研究报告显示，影子银行活动表现为创新信贷方式的激增，它们使银行既能在贷款热中分得一杯羹，又不至于超出法定贷款限额。常用的手段包括两种，一种是对承兑汇票进行非正规的证券化（一般来说承兑汇票不过是向公司发放的短期贷款，以来自客户已签合同的预期收入为担保），另一种是“委托贷款”，即银行协助一家非银行公司向另一家非银行公司贷款，这种活动严格说来是不合法的。信贷的打包重组非常复杂，朱夏莲和她的同事不得不经常借助繁琐的图表来向惠誉的客户解释来龙去脉。其中关键点是，为把贷款活动掩藏起来不让国家发现，国有银行自己创造了一个影子银行体系。
Zina Saunders朱夏莲朱夏莲说，这类行为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严重风险。今年和去年，“这类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不仅自己扩张信贷，而且开始与银行联手。”这些都是在地下进行的：“我们担心的一件事是，这些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很多完全处于官方视野之外──不受监管，不受管理，也完全不受审慎性要求约束。”近期发生的事件恰好为验证朱夏莲有关影子银行活动危险性的假设创造了条件。在被视为中国资本主义试验摇篮的东部城市温州，一批中小型企业因信贷吃紧而倒闭，对当地经济构成打击。这些公司中大多数曾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以高利率向非正规贷款人─所谓场外市场─借钱。许多贷款是用于投资房地产和进行其他投机活动。
朱夏莲暗示，尽管这通常被称为非正规贷款市场面临的问题，但企业倒闭是有可能危及银行自身的。一些贷款看似属于非正规贷款，实际上却仍与银行保持联系，这类贷款规模究竟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非正规信贷来自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把从银行借来的钱用于放贷，因此小企业倒闭还有可能导致看似安全的传统公司贷款出现违约。朱夏莲说，这种状况仅会对为数有限的公司构成微弱影响，还是会演变为更加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现在判断还 “还为时过早”。但她指出，惠誉估计这种问题贷款现象很可能不仅限于温州一个城市。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银行表内贷款面临的压力加剧。朱夏莲今年夏季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图表，将近年来信贷扩张规模与GDP增量进行比较。该图表显示，2006年信贷每增加人民币1元，会拉动GDP增加0.76元。2007年和2008年，信贷每增加1元，GDP仍能至少增加0.70元。但在2009年，当信贷刺激政策正式实施后，经济刺激计划下信贷每增加1元，仅能使GDP增加0.18元。这之后情况有一定改观，但预计2011年每1元新增信贷也只能拉动GDP增加0.42元。
上述情况表明，信贷刺激计划下很大一部分资金浪费在了非生产性投资方面，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些贷款能收回多少。朱夏莲在近期的报告中写道，其他经济体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它们随后会“经历金融压力”。
中国或许已经处于金融危机的边缘了。通过对比可知美国在2006年前后情况也与此类似：规模庞大的廉价信贷大多涌入资产市场，银行将贷款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之外，再加上证券化。危机的导火索会是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号。在西方，导火索是加息，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滑坡，并使银行偿付能力出现问题。监管机构迫使银行披露资产负债表的漏洞，而银行披露的信息导致信贷市场（西方银行日常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贷市场）陷入恐慌，并演变成为流动性问题。
完全相同的场景不大可能在中国复现。中国银行体系普遍不够透明，而且多数大型银行仍为国家控股，因此，假如银行账目上最终出现大规模不良贷款，中国政府决策者拥有的回旋余地会比西方大得多。偿付问题是会出现的，但中国银行业不致像西方那样陷入流动性危机。中国银行业对储蓄的依赖要比西方大得多，而较少依靠商业票据作为融资渠道。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可阻止资金外流，理论上说不管发生什么，存款基础应该仍可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不过朱夏莲又指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弱点。假设银行必须开始计入大量不良贷款，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那么对中国来说，一大危险是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信心。
朱夏莲说，“最终的关键问题是：人们的信心以及储户继续在银行存款的意愿是否会受到打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但这仍将是关键压力点之一：过去三年的贷款热使许多杠杆建立起来，随着中期内杠杆状况的恶化，中国人可能会开始对银行丧失信心。接下来银行可能就会失去这些可以控制的存款。”
最后一点很值得注意。中国上一次面临银行偿付能力危机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的解决方法相当直接。国有银行将不良贷款剥离到所谓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还有一部分出售给了海外投资者。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将法定最高存款利率定在超低水平，为银行提供了一个脱困的好机会.。最低法定贷款利率与最高存款利率之间的息差让银行能够享受稳定的收益。这种手段被称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也就是牺牲储户利益来扶持银行。中国人因储蓄率高闻名世界，而中国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利率为负值。
但存款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了。由于监管机构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指商业银行须向央行缴纳的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以收紧货币政策，一度现金充裕的银行手头突然吃紧。朱夏莲说，“以前银行不需要太多地考虑流动性问题，而现在流动性问题又回到了银行的关注范围之内。”
转向更加市场化的资本配置体系是唯一的长久解决方案。将廉价信贷注入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是中国一贯采用的措施，刺激政策只不过是这种廉价信贷政策的一种短效形式。短时间内也许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大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6.1%，仅略低于今年夏季创下的三年高位，鉴于中国官方数据统计准确性欠佳，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比这要高。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在美国，滞涨曾经导致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在中国，通货膨胀也曾导致政局突变。
朱夏莲说，“一旦受到通货膨胀制约，就不能随意放松货币政策了。但现在政府要面对这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的局面，采用与过去相同的手段来收紧货币政策恐怕很难奏效。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很危险，而这正是我们当前面对的现实。”她说，“我们有可能即将碰到一个转折点，到时人们会认识到现有政策框架无法奏效，必须进行改革。”她还称，虽然今年晚些时候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有所缓和，但由于信贷环境宽松，通货膨胀不可能完全消除，除非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中国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这个问题存在激烈争议。离我们更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陷得越来越深。老办法不仅不再奏效，而且还制约着中国的改革能力。
利率市场化？如果利率市场化会导致更多借款人违约，导致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到摧毁市场信心的程度，就不能这样。允许资本更加自由地出入，以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如果放松资本管制会导致非常重要的存款出现外流，就不能这样。政策转向鼓励国内消费？既然需要把居民收入用于“金融抑制”，以便为银行提供资金，这自然也是行不通的。
朱夏莲暗示，结果最终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够多快地开始适应新现实，并采取措施转换陈旧的廉价信贷模式。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近期采取加息举措是个好迹象，显示出政府通过为信贷定价（而不是采用容易钻空子的贷款限额），在资本配置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但只有当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并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配置资本时，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讽刺的是，中国在2009年初采取的刺激政策被西方一些人赞为中国最大的成功。这不是什么成功，而是成了中共一代领导班子面临的最严重风险之一。正如朱夏莲所说，一切麻烦将从银行开始。
作者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作家。
2011年 09月 21日 小心中资银行的资本金风险 中资银行的资本金基础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稳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金融系统会马上崩溃，但投资者应当三思。长达两年的疯狂放贷行为现在开始“收获”不良贷款这枚恶果了。据地处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借款人里，有85%没有清偿债务。
打消这些忧虑的一个简单回答是，中资银行有雄厚的资本金。中国四大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在9%以上，这说明它们条件不错，可经受起暴风雨的考验。资本充足率是风险加权资产和银行自有资本的比率，目的是评估银行抵御亏损的能力。但资本这个概念是可调整的，不同的衡量方法产生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之所以显得高，是因为它们向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这种贷款的风险权重较低。若用股东权益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即净资产比率)来衡量资本充足率，则意味着中资银行的可靠程度有所降低。
以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例，今年上半年底，其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82%，但净资产比率则没那么高，只有5.77%，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净资产比率是9.8%。惠誉(Fitch)说，就中国银行业整体来看，其净资产比率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
美国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紧要关头，人们注意的焦点是净资产比率，而不是资本充足率。中资银行已然较低的净资产比率可能会腹背受敌。银行增加贷款规模时，也在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而覆盖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成本则会侵蚀银行的总股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资银行有多种选择，但均无特别之处。鉴于市场波动性，增加股本的难度较大，这将迫使政府内的所有人勉强拿出更多现金以避免自己的股权被稀释。一个更可行的方法是用利润来增加资本，但此举的副作用是这不仅花时间，而且意味着向股东支付的红利会减少。
当然，中国政府财大气粗，如出现任何问题，都会站出来给大银行撑腰。但鉴于坏账规模可能日益增多，加之红利也许不断减少，银行投资者应当保持警惕，哪怕银行股看起来很廉价。
Tom Orlik
2011年 10月 27日 中国影子银行：下一个次贷危机吗？ 麻烦总是不断，不是吗？就在我们收拾被巨额债务吹大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烂摊子时，突然之间我们就要开始应对欧洲公共财政危机。我们甚至还没开始着手处理欧债危机，第三波债务危机又将到来，这一次地点换成了中国。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中国的常见问题：短时间内依靠债务建造了太多房屋，这加大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现在这个故事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更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一问题和仅仅几年前拖垮全球经济的次贷危机有几分类似。
我们在此说的是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庞大的表外贷款。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报告说，在中国全部新增贷款中，表外贷款的规模占到了约22%。
来源：巴克莱资本中国表外贷款增长情况的柱状图。巴克莱的报告写道，两类表外贷款可带来更大的风险：一是由向公众销售理财产品的信托公司创造的信托贷款；二是利用银行作为中介的委托贷款。这两类贷款向基础设施、工商项目以及房地产提供资金。“影子银行”体系疏于监管且不甚透明，这加大了外界的担忧，即该体系内部潜伏着什么样的危险？
巴克莱的经济学家周二写道，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构成了严重威胁，但目前来看这还不是一个现实威胁：
我们相信，最坏的情况是，在未来一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波赎回潮。虽然很多影子银行资助的项目在财务上可能依然稳健，但即使发生个别违约案例也可能导致大规模赎回，因为个人投资者并不清楚他们所投资的这些项目的财务状况。这也意味着在短期内，信托贷款的数量可能会下降，更多资金可能会以存款的形式回流到银行体系中。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最终会导致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吗？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性很低。商业银行暴露于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的直接风险敞口非常有限。由于个人通常不会借入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直接参与信托贷款的程度很低（现在被严格管制的“银信合作产品”除外）。而在委托贷款方面，银行确实充当了中介，但贷款资金却来自于企业指定的存款，而不是银行自有存款。如果此类贷款发生违约，那么个人和企业将遭受重大财务损失，但这不会直接扩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但是，个人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可能造成社会政治紧张形势加剧，这最终可能需要监管机构甚至是政府的干预。
但是，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当然不可能在影子贷款的发展过程中完全做到独善其身。例如，虽然房地产开发商借入的信托贷款发生违约不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但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向银行借入大量资金（约占银行信贷总量的8%），一旦房地产开发商面临来自投资者的赎回，那么他们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样，中小企业也借入了大量银行贷款，约占未偿还贷款总量的22%。所以借贷者财务状况转坏的第二轮效应可能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因此，随着房价下跌，经济增长放缓，眼下影子银行固有的风险很大。某些项目的违约可能导致大面积赎回。相对而言，信托贷款规模可能还会下降。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投资者可能遭受重大财务损失。信托融资问题恶化所导致的间接结果是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可能上升。然而，在短期内，这些都不可能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如此。同时我们在中国不太可能看到资产价格下跌、资产负债表恶化和被迫抛售资产的恶性循环。相比之下，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更令人担忧。当然，如果信托融资恶化的问题始终存在（尤其是如果这还伴随着经济硬着陆以及房价的大幅回调），那么金融业所面临的风险必然转向系统性。
Mark Gongloff
到目前为止，令人最惶惶不安的贷款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工具，估计多达1.7万亿美元。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成思危上周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说，中国版的美国次贷危机是把钱借给了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但这绝不是说即将出现的只是关于借贷的担忧。除此之外，还有非官方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这可能会给中国通过借贷刺激经济的方案所产生的副作用再添不可预测的问题。
新报告暗示，官方银行系统之外的借贷已从公司扩大至个人。这让监管方又多了一个新烦恼。上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警告银行，不要再让职员协助完成所谓的人人贷(P2P)。这种做法使得个人放贷者和借款者可通过中介公司找到对方，很多时候交易通过网络完成。据说有些人人贷的年化贷款利率高达25%，在这种情况下，有传闻称资金大规模流入这种新贷款模式，这并不意外。银监会对人人贷的审核标准、还款能力以及从银行那里得到贷款的个人再将贷款借出表示担忧。
其它形式的影子贷款还包括被再打包成信托产品和理财产品的传统贷款业务等。由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人拿美国的次级贷款和中国现今的情况做比较了。到目前为止，引发关注的中国影子银行活动很大一部分都是公司之间的借贷，由非银行机构发放贷款。
SG Research在最近的报告中写道，要对中国这种影子银行的贷款规模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并不容易，但它估计有近人民币3万亿元(合4,700亿美元)的正式商业贷款已渗漏至地下银行。野村(Nomura)给出的中国影子银行贷款的总额为8.5万亿元，并总结认为市场应对此予以关注。
贷款利率高于官方利率让影子银行活动成了一项非常赚钱的业务。据新加坡上市的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Yangzijiang Shipbuilding Holdings)前不久发布的二季度财报数据，该公司超过四分之一的税前盈利来自贷款业务。法兴银行（SG）强调，在中国多家非银行企业最近的半年报中，这类非主营业务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利润。对于能够发放这些贷款的企业或个人来说，日子肯定是好过的。其反面当然就是一些对手方现在面临着很高的利率。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今年存在财务困难的企业比以往更多了。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上周发表研究报告说，作为这些企业财务困难程度的间接反映，它们的不良贷款率已经从2010年上半年的1%大幅上升至2011年上半年的4.9%。这个不良贷款率指的是2,208家A股非金融企业中，那些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低于利息支出的企业所占的比例。
新房数据中也不难看到困难迹象。瑞士信贷强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内地住房项目完工数量较7月份下降，说明开发商现金短缺，再也无法完成项目。但你还是可以说，借到高利贷总好过什么都借不到。影子银行不过是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绕开信贷配给的束缚和监管层统一规定的利率。据估计，中国四大银行多达80%的贷款是贷给了国有企业。
但不受控制的影子银行可能会构成重大问题。首先，如果人人都绕开了监管层设定的贷款目标，那么北京的经济管理就会面临更大困难。而且，到时候谁知道经济体中的杠杆率究竟有多大呢？
曾任中国金融官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副总裁朱民说，中国新增贷款占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从雷曼兄弟倒闭前的不到100%增加到今天的200%左右。
从微观层面来讲，影子银行也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风险。谁知道自己手中持有的一家防守型、现金充足的企业有没有为了挣快钱而向一家高杠杆的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谁知道同样的高利率有没有让另外一家公司沦落到无力还债的境地？当局发出这些公开警告之后是否会进一步采取行动，还有待观察。中国央行行长上周呼吁放松利率监管。这意味着官方利率应该会上调。
在实际利率远低于零、银行系统主要为国有企业融资的情况下，另一个银行系统的形成自然不难想见。多年以来，银行系统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阿喀琉斯之踵。这种看法现在好像仍然是对的。
Craig Stephen （本文译自Market Watch）
2011/10/28 信贷扩张令中资银行深陷泥潭JOSEPH STERNBERG
唱衰中国的观点大约在两年前流行了起来。因揭露安然(Enron)事件而出名的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等做空者以及经济学家和记者开始更频繁地使用“泡沫”、“崩盘”等词语。热捧中国的人突然碰到了对手。 假如能把质疑声的源头归结到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个人也许非朱夏莲(Charlene Chu)莫属。作为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的高级分析师，朱夏莲对中国银行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追踪。不是政府官员，而又能说清中国金融体系的人可能没有几个，朱夏莲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站在最前方观察中国金融体系的。也有其他经济学家以宏观视角看待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刺激政策、信贷扩张政策、经济增长率放缓以及通货膨胀率上升等问题。但朱夏莲的工作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即以上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银行业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着深远影响。
朱夏莲的分析以中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刺激措施为出发点（要理解中国经济都必须以此为出发点）。此轮中国式的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政策采取的措施是大幅增加银行贷款，而不是政府直接支出。这些资金的注入使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呈现繁荣景象。由于中国未在主要出口市场萎缩之际陷入衰退，人们普遍认为刺激政策取得了成功。但朱夏莲说，别那么快下结论。她表示，“在多数国家，当银行面临严峻的经济环境时，它们会收缩信贷规模。银行已经逐渐认识到不宜在环境恶化时扩大风险敞口，但中资银行却愿意反其道而为之。一些人甚至为这种逆周期信贷政策叫好。但只有当政府愿意伸出援手，弥补银行在环境恶化时扩大敞口而蒙受的损失时，这种政策才能产生积极效果。”
“扩大风险敞口”其实言之过轻了。这轮刺激政策开启了信贷洪流的闸门，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关闭。朱夏莲说，“有一种观点错误地认为信贷扩张只持续了六个月，其实是足足持续了两年。”惠誉估计，2011年新增融资规模将达到人民币17.5-18万亿元（合2.7-2.8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的37%或以上。2009年和2010年两年，新增融资规模均相当于当年GDP的42%。朱夏莲指出，上述新增融资在经济规模中所占比例“相当于美国一年新增信贷6万亿美元，而且连续两年如此。”她说，“结合这一背景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没那么出色。”
以上数据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官方银行贷款数据的两倍，我们很有必要了解其原因。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努力，但没有成功──他们试图让信贷宽松政策既发挥避免衰退的作用，又不引发通货膨胀，结果导致影子银行活动剧增。
朱夏莲的研究报告显示，影子银行活动表现为创新信贷方式的激增，它们使银行既能在贷款热中分得一杯羹，又不至于超出法定贷款限额。常用的手段包括两种，一种是对承兑汇票进行非正规的证券化（一般来说承兑汇票不过是向公司发放的短期贷款，以来自客户已签合同的预期收入为担保），另一种是“委托贷款”，即银行协助一家非银行公司向另一家非银行公司贷款，这种活动严格说来是不合法的。信贷的打包重组非常复杂，朱夏莲和她的同事不得不经常借助繁琐的图表来向惠誉的客户解释来龙去脉。其中关键点是，为把贷款活动掩藏起来不让国家发现，国有银行自己创造了一个影子银行体系。
Zina Saunders朱夏莲朱夏莲说，这类行为会产生一些潜在的严重风险。今年和去年，“这类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不仅自己扩张信贷，而且开始与银行联手。”这些都是在地下进行的：“我们担心的一件事是，这些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很多完全处于官方视野之外──不受监管，不受管理，也完全不受审慎性要求约束。”近期发生的事件恰好为验证朱夏莲有关影子银行活动危险性的假设创造了条件。在被视为中国资本主义试验摇篮的东部城市温州，一批中小型企业因信贷吃紧而倒闭，对当地经济构成打击。这些公司中大多数曾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以高利率向非正规贷款人─所谓场外市场─借钱。许多贷款是用于投资房地产和进行其他投机活动。朱夏莲暗示，尽管这通常被称为非正规贷款市场面临的问题，但企业倒闭是有可能危及银行自身的。一些贷款看似属于非正规贷款，实际上却仍与银行保持联系，这类贷款规模究竟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非正规信贷来自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把从银行借来的钱用于放贷，因此小企业倒闭还有可能导致看似安全的传统公司贷款出现违约。朱夏莲说，这种状况仅会对为数有限的公司构成微弱影响，还是会演变为更加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现在判断还 “还为时过早”。但她指出，惠誉估计这种问题贷款现象很可能不仅限于温州一个城市。
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银行表内贷款面临的压力加剧。朱夏莲今年夏季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图表，将近年来信贷扩张规模与GDP增量进行比较。该图表显示，2006年信贷每增加人民币1元，会拉动GDP增加0.76元。2007年和2008年，信贷每增加1元，GDP仍能至少增加0.70元。但在2009年，当信贷刺激政策正式实施后，经济刺激计划下信贷每增加1元，仅能使GDP增加0.18元。这之后情况有一定改观，但预计2011年每1元新增信贷也只能拉动GDP增加0.42元。
上述情况表明，信贷刺激计划下很大一部分资金浪费在了非生产性投资方面，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些贷款能收回多少。朱夏莲在近期的报告中写道，其他经济体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它们随后会“经历金融压力”。
中国或许已经处于金融危机的边缘了。通过对比可知美国在2006年前后情况也与此类似：规模庞大的廉价信贷大多涌入资产市场，银行将贷款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之外，再加上证券化。危机的导火索会是什么，这是个很大的问号。在西方，导火索是加息，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滑坡，并使银行偿付能力出现问题。监管机构迫使银行披露资产负债表的漏洞，而银行披露的信息导致信贷市场（西方银行日常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贷市场）陷入恐慌，并演变成为流动性问题。
完全相同的场景不大可能在中国复现。中国银行体系普遍不够透明，而且多数大型银行仍为国家控股，因此，假如银行账目上最终出现大规模不良贷款，中国政府决策者拥有的回旋余地会比西方大得多。偿付问题是会出现的，但中国银行业不致像西方那样陷入流动性危机。中国银行业对储蓄的依赖要比西方大得多，而较少依靠商业票据作为融资渠道。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可阻止资金外流，理论上说不管发生什么，存款基础应该仍可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不过朱夏莲又指出，这本身就是一种弱点。假设银行必须开始计入大量不良贷款，除此之外别无选择，那么对中国来说，一大危险是这可能会削弱人们对整个银行体系的信心。
朱夏莲说，“最终的关键问题是：人们的信心以及储户继续在银行存款的意愿是否会受到打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但这仍将是关键压力点之一：过去三年的贷款热使许多杠杆建立起来，随着中期内杠杆状况的恶化，中国人可能会开始对银行丧失信心。接下来银行可能就会失去这些可以控制的存款。”
最后一点很值得注意。中国上一次面临银行偿付能力危机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的解决方法相当直接。国有银行将不良贷款剥离到所谓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还有一部分出售给了海外投资者。与此同时，监管机构将法定最高存款利率定在超低水平，为银行提供了一个脱困的好机会.。最低法定贷款利率与最高存款利率之间的息差让银行能够享受稳定的收益。这种手段被称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也就是牺牲储户利益来扶持银行。中国人因储蓄率高闻名世界，而中国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利率为负值。
但存款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固了。由于监管机构上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指商业银行须向央行缴纳的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以收紧货币政策，一度现金充裕的银行手头突然吃紧。朱夏莲说，“以前银行不需要太多地考虑流动性问题，而现在流动性问题又回到了银行的关注范围之内。”
转向更加市场化的资本配置体系是唯一的长久解决方案。将廉价信贷注入基础设施和工业领域是中国一贯采用的措施，刺激政策只不过是这种廉价信贷政策的一种短效形式。短时间内也许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最终会导致通货膨胀大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6.1%，仅略低于今年夏季创下的三年高位，鉴于中国官方数据统计准确性欠佳，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比这要高。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在美国，滞涨曾经导致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利。在中国，通货膨胀也曾导致政局突变。
朱夏莲说，“一旦受到通货膨胀制约，就不能随意放松货币政策了。但现在政府要面对这种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的局面，采用与过去相同的手段来收紧货币政策恐怕很难奏效。这种错综复杂的状况很危险，而这正是我们当前面对的现实。”她说，“我们有可能即将碰到一个转折点，到时人们会认识到现有政策框架无法奏效，必须进行改革。”她还称，虽然今年晚些时候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有所缓和，但由于信贷环境宽松，通货膨胀不可能完全消除，除非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中国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这个问题存在激烈争议。离我们更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陷得越来越深。老办法不仅不再奏效，而且还制约着中国的改革能力。
利率市场化？如果利率市场化会导致更多借款人违约，导致不良贷款比率上升到摧毁市场信心的程度，就不能这样。允许资本更加自由地出入，以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如果放松资本管制会导致非常重要的存款出现外流，就不能这样。政策转向鼓励国内消费？既然需要把居民收入用于“金融抑制”，以便为银行提供资金，这自然也是行不通的。
朱夏莲暗示，结果最终取决于中国政府能够多快地开始适应新现实，并采取措施转换陈旧的廉价信贷模式。从这方面来说，中国近期采取加息举措是个好迹象，显示出政府通过为信贷定价（而不是采用容易钻空子的贷款限额），在资本配置方面作出了新的努力。但只有当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并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配置资本时，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讽刺的是，中国在2009年初采取的刺激政策被西方一些人赞为中国最大的成功。这不是什么成功，而是成了中共一代领导班子面临的最严重风险之一。正如朱夏莲所说，一切麻烦将从银行开始。
作者是《亚洲华尔街日报》社论版作家。
2011年 09月 21日 小心中资银行的资本金风险 中资银行的资本金基础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稳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金融系统会马上崩溃，但投资者应当三思。长达两年的疯狂放贷行为现在开始“收获”不良贷款这枚恶果了。据地处中国东北的辽宁省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受地方政府支持的借款人里，有85%没有清偿债务。
打消这些忧虑的一个简单回答是，中资银行有雄厚的资本金。中国四大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在9%以上，这说明它们条件不错，可经受起暴风雨的考验。资本充足率是风险加权资产和银行自有资本的比率，目的是评估银行抵御亏损的能力。但资本这个概念是可调整的，不同的衡量方法产生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之所以显得高，是因为它们向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这种贷款的风险权重较低。若用股东权益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率(即净资产比率)来衡量资本充足率，则意味着中资银行的可靠程度有所降低。
以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为例，今年上半年底，其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82%，但净资产比率则没那么高，只有5.77%，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净资产比率是9.8%。惠誉(Fitch)说，就中国银行业整体来看，其净资产比率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
美国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紧要关头，人们注意的焦点是净资产比率，而不是资本充足率。中资银行已然较低的净资产比率可能会腹背受敌。银行增加贷款规模时，也在扩大其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规模，而覆盖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成本则会侵蚀银行的总股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资银行有多种选择，但均无特别之处。鉴于市场波动性，增加股本的难度较大，这将迫使政府内的所有人勉强拿出更多现金以避免自己的股权被稀释。一个更可行的方法是用利润来增加资本，但此举的副作用是这不仅花时间，而且意味着向股东支付的红利会减少。
当然，中国政府财大气粗，如出现任何问题，都会站出来给大银行撑腰。但鉴于坏账规模可能日益增多，加之红利也许不断减少，银行投资者应当保持警惕，哪怕银行股看起来很廉价。
Tom Orlik
2011年 10月 27日 中国影子银行：下一个次贷危机吗？ 麻烦总是不断，不是吗？就在我们收拾被巨额债务吹大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烂摊子时，突然之间我们就要开始应对欧洲公共财政危机。我们甚至还没开始着手处理欧债危机，第三波债务危机又将到来，这一次地点换成了中国。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中国的常见问题：短时间内依靠债务建造了太多房屋，这加大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现在这个故事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更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一问题和仅仅几年前拖垮全球经济的次贷危机有几分类似。
我们在此说的是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庞大的表外贷款。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的报告说，在中国全部新增贷款中，表外贷款的规模占到了约22%。
来源：巴克莱资本中国表外贷款增长情况的柱状图。巴克莱的报告写道，两类表外贷款可带来更大的风险：一是由向公众销售理财产品的信托公司创造的信托贷款；二是利用银行作为中介的委托贷款。这两类贷款向基础设施、工商项目以及房地产提供资金。“影子银行”体系疏于监管且不甚透明，这加大了外界的担忧，即该体系内部潜伏着什么样的危险？巴克莱的经济学家周二写道，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构成了严重威胁，但目前来看这还不是一个现实威胁：
我们相信，最坏的情况是，在未来一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波赎回潮。虽然很多影子银行资助的项目在财务上可能依然稳健，但即使发生个别违约案例也可能导致大规模赎回，因为个人投资者并不清楚他们所投资的这些项目的财务状况。这也意味着在短期内，信托贷款的数量可能会下降，更多资金可能会以存款的形式回流到银行体系中。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最终会导致系统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吗？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性很低。商业银行暴露于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的直接风险敞口非常有限。由于个人通常不会借入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直接参与信托贷款的程度很低（现在被严格管制的“银信合作产品”除外）。而在委托贷款方面，银行确实充当了中介，但贷款资金却来自于企业指定的存款，而不是银行自有存款。如果此类贷款发生违约，那么个人和企业将遭受重大财务损失，但这不会直接扩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但是，个人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可能造成社会政治紧张形势加剧，这最终可能需要监管机构甚至是政府的干预。
但是，商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当然不可能在影子贷款的发展过程中完全做到独善其身。例如，虽然房地产开发商借入的信托贷款发生违约不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但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已经向银行借入大量资金（约占银行信贷总量的8%），一旦房地产开发商面临来自投资者的赎回，那么他们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同样，中小企业也借入了大量银行贷款，约占未偿还贷款总量的22%。所以借贷者财务状况转坏的第二轮效应可能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因此，随着房价下跌，经济增长放缓，眼下影子银行固有的风险很大。某些项目的违约可能导致大面积赎回。相对而言，信托贷款规模可能还会下降。包括个人和企业在内的投资者可能遭受重大财务损失。信托融资问题恶化所导致的间接结果是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可能上升。然而，在短期内，这些都不可能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是如此。同时我们在中国不太可能看到资产价格下跌、资产负债表恶化和被迫抛售资产的恶性循环。相比之下，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可能更令人担忧。当然，如果信托融资恶化的问题始终存在（尤其是如果这还伴随着经济硬着陆以及房价的大幅回调），那么金融业所面临的风险必然转向系统性。
Mark Gongl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