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度空间 粤语电影:中国基层政权的十大怪状！

    一、办事要交买路钱。

     城镇治安和公共卫生本来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纳税人也花了大量的钱供养公安、环卫等部门，可这些部门每年能堂而皇之找各单位和私营业主收取“治安费”和“卫生费”？至于境内的防汛抗旱更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义务，可地方政府按人头征收的“防汛费”已经持续十多年了？象街道改造美化等形象工程，一样也摊派给临街各户主买单？纳税人的钱好象从来都不是用来为纳税人服务，而是仅用于官老爷和‘公仆“们的个人开销？你找党政机关办事，尽管那些事属这些机关的职能，给你办事是“公仆”们的职责义务，可如果你不另外给相关人员额外的“好处费”，他们就能给你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能把几分钟就可办成的事拖到几天一个月甚至一年，让你额外承受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就算最后事情能勉强办成，你也被“公仆”们折腾得焦头烂额。

    二、升官全靠跑关系。

    中国的“官本位”体制表现在人事制度上就是“任人唯亲关系至上”，个人能力品德则是第二位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时代，个人仕途升迁的主要途径虽然是靠关系，但能力品德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所以诸葛亮这等孤傲不合群又无任何官场背景的底层农民能够被统治者倒过来装孙子请出山做大官。今天的中国官场绝不会上演出“三顾茅庐”的佳话，但在政权高层个人能力仍能起一定的作用，所以孤胆英雄朱镕基能走上国务院总理的高位。如果诸葛亮再世，虽然北京不会屈尊“三顾茅庐”；但诸葛亮若是肯屈尊毛邃自荐，应该能在人大或政协挂个副职挣门面。同样的情况若是发生在基层，如果诸葛亮不跑关系不送礼，他应该连个最低级别的村官都弄不到手，甚至于连扫大街之类的公职也轮不到他。中国绝大多数基层政权的“升官图”百分百靠跑关系，能力只有依附关系才能起有限的作用，没有关系的能力作用等于零甚至是负数。如果北京和某县同时提拔十个官，北京在照顾“关系”的同时也要相应兼顾个人“能力”，就算提拔七个“关系”照顾自己人，也要任命三个“能力”办实事？某县提拔的十个官则百分百靠关系，单靠能力品德提拔的一个也没有！

    县官乡官的口头禅是：

    “你有才能我偏不用你，看你把我怎么办？”

    “三只脚的鸡难找，两只脚的人到处是！”

    三、能捞油水的差事争着干

    基层多数党政机关和“公仆”们主动履行公务的主要目的是“捞油水”，所以象行政许可、罚款、培训、检查、验收、认证、职称评定、项目可行性论证之类能创收捞外侩的差事大家争抢着干。对于那些没有多少私利空间，只有责任义务不能方便捞油水的公务大家能推则推，实在推不掉就虚张声势磨洋工。

    四、遇上悲剧推责任。

    因为基层政权的主要职能不是公共服务而是围着“权钱”打转，悲剧自然是层出不穷的，今天出现工程安全悲剧；明天出现执法犯法式的人道灾难；后天说不准会酿成失控的“群体性事件”？一旦出了难以遮掩的悲剧，相关党政机关和公仆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消除引发因素，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同类悲剧再次重演；而是一味想方设法推掉责任撇清干系。就算是某单位自己一手造成的一目了然悲剧，也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荆州“天价捞尸”悲剧发生后，相关部门海事局、水上派出所尽管平时都收受了黑心老板的“业务费用”，可都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净利落，最后的结论居然是那里成了“监管真空”？在能捞到巨额油水的行业，中国能否存在“监管真空”？相信各位思维正常的国民内心都有答案。最常见的丑闻是某县城管聘请黑社会成员暴力执法，打死人后居然振振有辞声称凶手不是他们单位的人，所以打死人与城管无干？

    五、建设的动力是政绩回扣。

    今天的基层政权都热衷于公共工程建设，热衷于修路、架桥、建房、营造公园、治理河道。宽马路大广场和豪华办公楼成为中小城镇的普遍景观。这些公共工程确然改善了地方的基础设施，方便了民众的生活住行。但权力人物当初决定修建这些公共工程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而是基于“搞政绩“和”捞回扣“的出发点。改善基础设施只是政绩回扣的副产品。因为出发点是捞回扣，投资不能全部落实到工程建设上，偷工减料在所难免，豆腐渣工程也就在公共建设领域普遍存在。汶川大地震让豆腐渣校舍来了一次总曝光。类似的豆腐渣建筑并非汶川所独有，而是遍及全国绝大多数基层政权，地震只是在汶川震开了一个工程腐败的窗口。公共工程中的“豆腐渣现象”在基层与时俱进，先前新修的省道国道还能管用五到十年；现在部分新修的省道投入使用的第二年就到处坑坑洼洼？至于乡村公路，刚通车就出现了裂缝和脱层？国道省道还可用超载重车过多为托辞，三米宽的乡村公路总不会有重车通过吧？基层政权对公共建设投资的热情在去年的金融危机时有了突出的体现。当时中央计划了4万亿公共投资的经济刺激方案，各地根据此方案上报的公共投资计划竟然高达20万亿？超过中央计划的五倍！

    六、搞个项目是为了骗拔款。

    自税制改革国、地两税分家后，中央牢牢掌控了国家财政的主动权。地方政府多要仰仗中央财政支持才能过好日子。地方政府为了向上申请财政拔款，就得搞个花钱的项目，说明这笔钱用在何处和怎么用。为了从上面弄到尽可能多的建设资金，就得巧立名目尽可能多立项目。至于那些项目的实用性、可行性、惠民性、时效性是否科学合理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能申请到建设资金，就是拆掉刚峻工的10层新楼房在原址另建个11层高楼也在所不惜。不用说那些建设项目大多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中看不中用，所用资金也只占此项目拔款的小部分，大部分拔款都被地方权力人物层层腐败掉了。尤其是国家扶助三农的拔款，真正用在项目上的资金在很多地方不到拔款的百分之三十。如果上面来验收的“专家”对此提出质疑，地方官就用“红包”堵住对方的嘴。各地折腾起来的“套钱项目“多数劳民伤财，且很多维持一两年就告报废。大笔大笔的税款就这样让基层官员中饱私囊或投进黑水河。

    七、找公检法不如找黑社会。

    在基层若有人侵害到你的合法权益，在没有命案的前提下，如果你是个没有官场背景的小人物，你就别指望公检法会自觉履行自己的职能为你主持公道，找大盖帽办事一样要额外花钱。在花同样钱的情况下，你最好别找公检法而求助黑社会。警察法官收了你的钱不一定能为你主持公道，丢给“公仆”们的钱有时如石沉大海；但黑社会收了你的钱多数能给你一个过得去的说法。在达到同样效果的前提下，黑社会的要价通常比警察法官低？基层法官多数吃了原告吃被告；黑社会如果也有此现象，比例应该不是多数。

    八、流氓成了政府的冲锋队员。

    在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包括两千多年的皇权中国，政府与黑社会向来是势不两立的。打击黑社会古今中外都是警察的主要职能。今天的中国则有相当多的基层政权与黑社会沆瀣一气，“警匪一家”不只是个别愤青以点带面的偏激抱怨；而是普遍性的地方治安景观。十年前黑社会只与司法部门勾勾搭搭，今天则影响到基层政权的很多要害部门。自“依法行政”成为政府的公务纪律后，很多基层政权先前行使的违法行政业务并没有终止，而是交给流氓来完成，自已则从流氓手中分红拿提成。象强行拆迁；强收上面早就明文废止的滥收费项目；强行摊派本应由政府部门承担的公共建设费用；暴力殴打监管对象……多是政府雇佣黑社会流氓来具体实施，政府则在暗中给流氓挣腰，当流氓对敲诈对象行凶施暴时拒绝履行自己的治安惩恶职能。一旦闹出了乱子就矢口否认与流氓有任何关系，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基层政权在暗中做保护伞，黑社会这几年扩展得很快，几乎影响到每个城镇公民的日常生活。黑社会流氓由过街老鼠升级为基层政权非法行政的钟锋队员，为基层官员牟取非法暴利冲锋陷阵，跃升为基层政权的地下功臣，成为没有招牌级别的影子政府？ 

    专挑黑夜给上司拜年。

    春节拜年是中国人人都躲不了的民风。给亲朋好友拜年多选在上午，下午上门拜年是不礼貌的，晚上拜年则等于是骂人。这个约定俗成的民间拜年风习，在官场却完全倒转过来了。下属给上司拜年多选在夜晚？为什么宁愿承担“骂人”的误会选在黑夜给上司拜年，相信在基层呆过的绝大多数人都心知肚明，无非是黑夜便于借拜年名义行贿送礼。先前送名烟名酒，现在则怀里揣着鼓囊囊的红包空手上门，礼品分量重又神不知鬼不觉。

    基层政权的山寨化趋势愈演愈烈，今天没有山寨化的基层政权已经沦为少数派。山寨化的基层政权极大的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合法性，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只和基层政权发生联系，基层政权的形象在他们心中就是整个党和政府的形象。要想阻止这种山寨化大潮，体制内的办法完全束手无策，就算每年双规半数以上的县官也一样治标不治本。要想从根子上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有在基层政权植入民主管理机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县官直选”。一旦由广大民众直选县官，跑关系升官图就会自动失效，在职官员也会受到民意机构的强有力监督，犯了错误能很快纠正，腐败能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如果不尽快实行“县官直选”，我们的党和政府就会被山寨化的基层政权拖垮。对于高高在上的庙堂之臣来说，舍弃几个腐败县官应该不会决定性削弱己方的政治力量对比；只会给僵化的旧体制吹进一丝希望的春风，使党和政府重新焕发青春。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党和政府重新赢得民心的大手笔。“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几个对大局无关痛痒的腐败县官赔上自己的红色江山实在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