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曾是内参片：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2011年09月02日 09:27:23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编辑：李贤娜 星评

提要：1975年版的《简·爱》，曾是“封资修”影片的典型代表，然而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最好看’的电影……

《简·爱》除了“麻醉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常规罪名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罪名：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个人至上



李梓。摄影/本刊记者 杨敏

　　本刊记者/杨敏

　　1971年初，当传说“来任务了”的时候，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厂长陈叙一、配音演员李梓、苏秀等人，正在上海奉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1965年译制完文革前最后一批外国电影之后，他们至少5年没有正经配戏了。

　　这个神秘的任务，就是译制“内参片”。

　　“内参片”，即不对外公映、只供内部参考的影片。“内参片”文革前就有，1965年起中断，1970年，上海译制片厂零星恢复了“内参片”的译制。据第一批参加译制的配音演员曹雷回忆，《红菱艳》配完送审时，引起了江青的不满，认为质量不合格，要译制厂重新返工，这才迫使厂工宣队启用当时仍然戴着“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的帽子、正在接受审查的原厂长陈叙一回来工作。内参片的生产开始步入轨道。

　　多年后，苏秀感叹：“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被批判成‘封资修’的作品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最好看’的电影。这本身就是件极为特殊又古怪的事。”

　　这些“最好看”的封资修影片的经典之作，就是1975年版的《简·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上海长宁区一个普通社区里，见到了为简·爱配音的李梓。因为下雨，房间里显得有些暗沉。81岁的李梓13年前患帕金森氏病，身体常常控制不住地颤抖，长期靠药物维持。这些年很少跟外界接触的她，因为是谈她钟爱的《简·爱》，特地接受了采访。她穿一条碎花裙子，戴珍珠项链，听说要拍照，特地挪回房间梳了头发，努力地抬头、挺直身体，让眼神聚焦。

　　当记者问她，是否还记得简·爱的那段经典台词，她停下扯裙子的动作，沉默了20秒后，微微抬头，用很快的语速，没有丝毫迟疑停顿，脱口而出，一字不差：

　　1975年，彩色版《简·爱》的拷贝被送到了上译厂。

　　其实，1972年，上译厂已经译配了黑白版的《简·爱》。这是1944年好莱坞拍摄的，奥逊·威尔斯扮演罗切斯特，琼·芳登扮演简·爱。李梓为简·爱配音，毕克为罗切斯特配音。他声音浑厚，适合男主角魁梧的身形。

　　新版《简·爱》是英国1970年拍摄的，由扮演过巴顿将军的乔治·斯科特饰罗切斯特，被认为是所有版本中改编得最好、艺术性和制作水准最高的一部。

　　“这些片子是中国电影公司从国外买来的拷贝，其中一部分让我们译制。因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所以由文化部电影局专门拨款，给我们一些加工费。译制完成后录成拷贝，再寄给中影公司。”1975年版《简·爱》的副导演、年过古稀的孙渝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影公司寄来的文件袋上都不写电影名，只写代号。开始是A、B、C……1971年起，因为片子越来越多，字母不够用，改用数字编号，如“沪内×号”。

　　因为译制任务重，需要大量配音演员，孙渝烽1971年被从上海演员剧团借调来，1973年正式调入上译厂，除了配音，还给陈叙一做导演助理。

　　陈叙一的父亲是洋行买办，他从小学习英文，熟知西方文化。1946年，他放弃去美国的机会，投奔解放区，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首任厂长。干了一辈子译制片事业的陈叙一，于1992年因喉癌去世。

　　接到《简·爱》的译制任务后，陈叙一指明让邱岳峰为罗切斯特配音。

　　“为什么非要邱岳峰?陈叙一说罗切斯特夜生活丰富，是烟酒嗓子，邱岳峰的嗓子非常贴近。”孙渝烽回忆。

　　邱岳峰的嗓音先天条件并不好，苏秀常常当面笑话他嗓子如破锣，但他极擅长通过节奏、气息的变化使声音呈现出艺术的美感。

　　“他能把人的呼吸、气息都配出来，咂巴嘴都有。他配音不只是念台词，而是通过声音展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各种情绪的人。”孙渝烽说。

　　女主角仍然由李梓担任。她的声音可塑性强，经验丰富，主配过大量的影片，由她给简·爱配音，几乎没有悬念。

　　苏秀为罗切斯特的大管家菲尔法克斯太太配音。今年85岁高龄的苏秀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最早的演员之一，自1957年起兼任配音导演。

　　苏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这些内参片都是保密的，连家人都不许透露。每一个剧本都有编号，工作结束后必须交还厂里，不能带出厂外。“译制的目的是什么，给谁看，我们都一概不知。”

　　苏秀记得，正式开始生产内参片前，厂里曾经专门开会，传达为什么要译制这些封资修的“毒草”，会上还宣读了周恩来的电报，称译制“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但让苏秀困惑的是，像《简·爱》这样的片子，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新动向”无关啊。

　　厂长陈叙一对这些却不以为意。他在意的只是，如何把每一部影片译制好。

-“这段词是简·爱身上最核心的精神”

　　上译厂当时所在的梵皇渡路(现名万航渡路)618号，是一座三层小洋楼。在一楼那个由旧车库改建的十五六平米的狭窄放映室里，孙渝烽、李梓、邱岳峰、苏秀等人集体观看了影片《简·爱》。

　　《简·爱》的剧本是陈叙一自己翻译的。内参片没有版权，因此也没有剧本，陈叙一全靠听译录下剧本。

　　在工作之前看片，是陈叙一的规定，他认为影片的情绪、节奏和大致故事会给演员带来创作的冲动。

　　李梓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一看就很喜欢。“简·爱的性格很独立坚强，罗切斯特那样的追求她，她都没同意，精神让人起敬。”

　　有了剧本之后，下一步就是在剧本的基础上打磨配音台本。

　　在二楼的翻译室里，陈叙一、孙渝烽和口型员一起，一句一句、一段一段，把剧本的书面语转化为符合人物个性的生活语言，还必须符合口型、节奏和动作。

　　这一环节极为细致繁复。孙渝烽回忆，《简·爱》的译制一共花了10来天时间，打磨台本就用了6天，给演员一天时间熟悉台本，录制5天。

　　让李梓至今不忘的那段简·爱的经典对白，就出自陈叙一的灵感。

　　孙渝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段台词翻译出来后，他觉得已经很好了，但陈叙一却不满意。“那天下午三点半，从来没有过的，老厂长说提前下班。”

　　从1957年上译厂成立，陈叙一一直是早上七点半就提前到厂，下午五点后才下班，从来没有三点半收工的。这一次，他却说他有点累了，提前走了。

　　第二天一早来上班，陈叙一一脸轻松对孙渝烽说，昨天回家洗脚，怎么都不舒服，让他猜为什么。孙渝烽说，要么水太凉了要么水太烫了嘛。陈叙一说不是，是他洗脚没脱袜子。

　　等到进翻译室，陈叙一说昨天那段词咱们把口型再对对，“哗哗”地把那段台词写了出来。“我就知道他肯定是想这段词想了一晚上。”

1982年，苏秀在录音棚工作。

 

　　“简!简!简!”

　　配音之前，陈叙一召集演员说戏。

　　他对李梓的要求只有四个字：不卑不亢。“虽然‘我’进过孤儿院，但在有钱人面前也要不卑不亢，这就是平等。”李梓说，“可是感情也不能过。”

　　陈叙一对邱岳峰的要求，是把握好分寸，因为罗切斯特是一个个性行为都很复杂的人。“他是主人，但在简·爱面前又不能处处都表现主人的身份。他爱简，但又不好表达，他有愧。他是在花花世界里过来的，什么人都见过，但他追求的是纯洁的爱情。”孙渝烽解释。

　　这一次配音十分辛苦，费嗓音，但邱岳峰非常重视这部戏。他心里高兴，知道老厂长没忘了他。

　　重用邱岳峰，陈叙一是需要冒风险的。

　　邱岳峰的祖母是俄罗斯人，因此他有着明显的俄罗斯族特征：深凹的眼眶、高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透露出内心的丰富与敏感。

　　邱岳峰自建国伊始，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据说是因为解放前，他曾跟一个国民党军官去郊游，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抓共产党。解放后他被人揭发，厂里将他保下来，做“内控对象”，留厂查看。文革时，他被发配到上译厂的木匠车间劳动。他做得一手好活，能拿人家废弃的边角料做成精致的拼花五斗橱。

　　陈叙一在征得工宣队同意后，还向主管内参片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打了报告，得到同意，邱岳峰才终于被启用。

　　苏秀回忆道：“老厂长对我们几个老演员，说话特别刻薄，连挖苦带讽刺，当然也是因为他把我们当他非常亲近的人，但他对邱岳峰一辈子没说过一句重话，客客气气的。因为邱岳峰戴了反革命帽子，我对他客气，那全厂就没人敢欺负他。所以邱岳峰是不幸中的万幸，遇到他。”

　　邱岳峰每天一早就来上班，扫地打水，还给自己弄了个大玻璃杯，里面泡了些西洋参，用来补气。录音时，他下了很大的力气，一句台词常常要重复三四次。

　　配《简·爱》时，上海是九十月份的凉爽天气，但邱岳峰配着配着就出汗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简出走后，罗切斯特在庄园里喊的那三声“简!简!简!”一声比一声凄惨绝望。

　　邱岳峰第一次喊时，情绪已经非常饱满，但陈叙一没有说话。他坐在一边，抖腿，听着。

　　“邱就知道他不满意。他说我再来一次，但这一次口型不太好。又来一次。”孙渝烽回忆。

　　陈叙一让他再看一遍原片，一来休息，二来找感觉。

　　再一次录时，陈叙一很轻松地说，过。

　　孙渝烽说，在录音棚里，陈叙一很严厉，话不多，但都点在节骨眼上。“比如他会说，你这个情绪不对，因为你没有‘走心’;或者说，你这里缺一个气息。”他从来不夸演员“好”“棒”，他只说“过”。“这就表示没有问题了，90分。”

　　陈叙一认为，译制片的配音不可能十全十美，本子好70分，再加上演员配音好20分，就已经很好了。

　　录邱岳峰的戏时，李梓从不离开，还不肯坐下。有时候一录一两个小时，她就在那儿站一两个小时。

　　“我说你干吗不坐啊，她说一坐下戏跑了。她其实怕的是说话的节奏、语调跑了。她觉得她站着的时候是简，坐下就不是了。这是一种心理暗示。”苏秀说。

邱岳峰遗照，摄于1970年代。

　　《简·爱》公映

　　《简·爱》的后期合成完成之后，徐景贤来审片。在一楼的放映室里，导演陈叙一和副导演孙渝烽陪着他看片。在孙渝烽印象里，徐景贤看上去大概三四十岁，很瘦，但很精神，言谈温文尔雅。他话不多，看片中间偶尔提问，陈叙一简要作答。看完片子后，徐表示“很好”。片子没有作任何改动就通过了，送交中影公司。

　　《简·爱》译制完成后，厂里依照惯例举行批判大会，旨在给导演和演员消“封资修”的毒。这是孙渝烽的工作内容之一，最后由他写成简报上交工宣队。

　　所有参与影片译制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消毒大会”，轮流发言，对影片进行批判，主创人员作重点发言。政治形势严峻时，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也参与发言，大家个个表现得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其实每部影片的批判内容都差不多，后来我做简报上交时，只需把片名换掉就可以了。”孙渝烽笑道。

　　但《简·爱》除了“麻醉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常规罪名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罪名：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个人至上。

　　文革后，内参片的译制仍然延续了两年，直到1978年才终止。那时，上译厂仍然坚持每天早上8点至9点学习毛主席语录，只是早已流于形式，打瞌睡、背台词都有之。一次，坐在前排的苏秀听见主持学习会的陈叙一突然嘀咕了一句：“哎哟，这么多年，原来我们在给人唱堂会啊。”多年后，她看写江青的书，才明白陈叙一为什么发出那样的感叹。

　　1979年6月，《简·爱》买来了放映版权，正式在影院公映。

　　这年底，上译厂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但平反名单中并没有邱岳峰。他30年来日夜期盼的这一天，并没有到来。

　　据上译厂的翁振新后来回忆，那天，他看见邱岳峰独自坐在桌前，用蜡烛烤眼镜腿，一边烤，一边发呆，直到蜡烛把眼镜腿都烧焦了，他才回过神来。

　　1980年3月，邱岳峰在一次与妻子吵架之后，服下安眠药，于第二天去世，终年59岁。

　　因为属于自杀，厂里没有为他举行追悼会。同事们自发地在上海龙华公墓大厅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演员组组长李梓是宣读悼词的人之一。尽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仍有近千人闻讯赶来。很多人送上花圈，不留姓名，只说是热爱他的观众。

　　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称邱岳峰为嗓音的诗人、配音艺术中的莫扎特。“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种浓郁的气质，一种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

　　邱岳峰去世的那一天是1980年3月30日。那天，上海的春雷仿佛要撕裂天空，大雨如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