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天空城的床戏视频:[转贴]苏小和：陈永贵是毛泽东的真正知己 【史海钩沉】

[转贴]苏小和：陈永贵是毛泽东的真正知己2109 次点击0 个回复0 次转到微评 剑门碧玉 于 2011-11-22 1:09:29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史海钩沉【仓惶人物志之五】陈永贵：毛泽东的知己

2011-11-21 苏小和

中国现代史注定是要将陈永贵记录在档的，因为他以一介农民的身份，不靠起义，不靠杀人越货，没有资历，没有后台，几年之内，竟然成了这个国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甚至可以总结，陈一路扶摇直上，仅仅是以生产的名义，经济的名义。

陈的发迹，源自于他在大寨积极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1953年2月18日，在他的带领下，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49户的互助组变成一个初级社，最大的变化是土地使用权由各家各户转到初级社手里。土地一入股，49个积极性变成一个积极性，不按时出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普遍。陈永贵为此吹起牛角号，他要求社员听到牛角号响就一起上地，不许磨蹭。

不过，质疑陈永贵的声音一直存在。当时去大寨检查工作的一位干部描述道：“(吹牛角)这个办法倒是社员没意见，牛角一吹大家都能到地，但是作用并不很大，做起营生倒不很起劲，生产情绪逐渐消沉下去，大家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实现不了今年的增产计划，而且会走向减产[1]。”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有人提出学习平顺县郭玉恩合作社的定量、定质、定时、定工的四定包工制经验，陈永贵同意试一试。不想一包就灵，社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当年庄稼的收成也不错。

一门心思大搞合作化事业的陈永贵并不了解，对于是否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央内部一直存在分歧意见。早在1951年，刘少奇在中南海对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作报告时就说到：“在农村，不顾条件去推行集体化，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动摇私有经济，是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动一下，结果农民认为你是搞共产，就把猪牛羊都杀掉吃掉，私有树木也砍掉用掉，只会对农村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2]而毛泽东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条件在于人心，他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3]

历史的意味就在这里。如果说陈永贵在大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围绕公有制私有制和他的乡亲们产生的分歧，是一朵小小的共产浪花，那么，在皇城北京，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组织制度的冲突，就是一场滔天的海难。有意思的是，这一小一大两个冲突，竟然是同一个主题。显然，陈永贵站到了毛泽东的队列里，这是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与一个党的主席之间遥远的共鸣。

现在看来，毛泽东和陈永贵当年的行为，显然直奔农民土地公有制而去，他们试图打掉的，是约定俗成的土地私有制。这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弃旧图新，明显具有革命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正是毛泽东多年来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

如果说陈永贵开办初级社是随着大流找对了方向，那么他拿出的十年造地规划就颇具独创性了。1953年冬，陈永贵希望从根本上解决大寨的粮食问题，于是决定用十年时间造地。凭靠人海苦战，大寨农民开始战天斗地。改造白驼沟、三战狼掌窝、人造梯田、人造平原。很快，大寨农民改天换地的的事迹传进了中南海，陈永贵跟着蜚声全国。1953年至1962年，大寨造地十年，改沟七条，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这意味着平均每人每年都要用上120天“战天斗地”。毛泽东闻讯，欣喜若狂：“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大寨农民十年如一日的干劲确实体现了革命者的豪情。”

远在山西大寨，陈永贵不时感受到来自高层的肯定，他的合作化事业由此向纵深发展。1955年12月26日，陈永贵继续跟紧合作化发展的趋势，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1958年8月21日，他又带领昔阳县七个村一起创办了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这可能是日后蔓延全国，成为一级政府组织的人民公社最早的雏形。

不能简单地将陈永贵的一系列作为仅仅看成是他对上级的主动迎合，实际上，他决意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并非偶然。陈永贵的内心里确实相信集体化会给农民带来实惠。对于开办人民公社，大寨村的群众开始是有意见的：“咱大寨骡马成群，猪牛满圈，存款上万，粮食堆成山，和他们合在一起，不是自找亏吃吗？”陈永贵答复说：“过社会主义光景，不能只咱大寨过，要全县全国人民一齐过。”

这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情结恰好与毛泽东的经世理想相契合。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人民公社建成后，传出这样的顺口溜：“你歇着，我坐着，打不下粮食咱伙饿着。”“在家等撞钟，在村等集中，在地等分工，干活一窝蜂，好坏分不清。”在公私利益不分又缺少激励机制的人民公社里，谁都怕干多了吃亏，能偷懒就偷懒，农民的积极性很快被消磨殆尽。

这是典型的基于经济人假设前提的公私利益冲突，此情此景，相信这个时候的陈永贵是有焦虑的，一般情况下，当人们背离了经济人的理性之后，道德理性就会上场。面对人们的懒惰，陈永贵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武器，他相信以身作则的力量，相信只要教育有方，就一定能提高社员的积极性，他对集体化的优越性由此深信不疑。为促进生产，陈永贵自己带头劳动，并提出“起早午不息，一天两担饭，夜里要加班，一天劳动14点”的号召。当公社的二队长向陈永贵反应定额太高，说社员铆着劲干一天也就能锄七分地时，陈永贵就亲自领着二队干了一天活，结果人均锄地1.2亩。陈永贵问二队长：“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无言以答。

陈永贵发现一些社员让自家的猪吃集体的庄稼，便宣布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回到家，陈永贵让老婆把自家的猪放出去。第二天，大家发现陈永贵家的猪跑到集体的庄稼地里，陈永贵公开认罚。他自导自演的这出戏果然奏效，此后社里再没发生类似的情形。

除了以身作则、树立典型之外，陈永贵更为自得的是他创造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评工计分法：树立标兵建立标准后，每个人按照标兵的标准自报工分，再由众人评议。自己报少了众人可能会往上加；自己报多了陈永贵或其他干部就请他挨着标兵干几天，比比自己的差距。

陈永贵认为这个制度能够有效破公立私，但这种计分法后来却被人笑称“大概工”、“神仙一把抓”，因为忽视按劳分配原则，欠缺明确的评分标准，还把劳动者的政治思想、人际关系特别是同干部的关系都作为评议工分的依据，运行效果可想而知。不过，这套突出思想、突出政治的评工记分办法后来却赢得了毛泽东的欣赏。文革期间，这套制度不但得到大力推广，名称也改得更重视集体利益、更强调道德水准，叫做“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

在毛泽东的眼里，这个时候的陈永贵毫无疑问是一个品德高尚、大公无私的优秀农民。1963年，大寨遭受特大洪灾。陈永贵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大寨人靠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的事迹传到了中央。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寻找一个符合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方向的样板，陈永贵几乎就是将这样的样板送到了毛的面前。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点名表扬大寨：“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同年，陈永贵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向全国发起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如果说农村合作化是陈永贵事业的起点，那么文化大革命则直接将他推到了前台。文革爆发的时候，陈永贵已经是全国农业劳模。他再一次抓住了人生最重要的契机，大张旗鼓地参加到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中。很快，他就夺取了昔阳县的党政大权，并出任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在北京为他摇旗呐喊，用大字标题“陈永贵响应毛主席号召站在斗争前列”、“为全省全国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榜样”报道陈永贵在昔阳夺权的消息。

借助文革一泄千里的潮头，大权在握的陈永贵开始更彻底地推行大公无私。

“思想，思想，每天在想。每天在想，不是想公，就是想私。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私斗争越激烈。改造世界观是长期任务。大寨社员思想好，是破私立公斗出来的，如果放弃了斗争，私字就会占了上风，好思想还会变成坏思想。”

这些格言曾经在文革时期风靡一时，陈永贵的破私立公由此更加到位。大寨村的自留地在1963年的洪灾中被冲毁了，陈永贵一直觉得自留地是私心的阵地，趁此机会，他决定干脆取消。他说：“关于自留地，我早就想取消它了，但这是六十条政策[4]的规定，不能乱来呀。现在有人要用政策来整我们，我们就说，这是老天爷干的，不是我们干的。”

陈永贵的做法比毛泽东制定的农村政策还要更左、更激进，这几乎是为毛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一直以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抱有微词，连周恩来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5]这样的观点传到毛的耳朵里，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陈永贵的出现，让毛泽东找到了一意孤行的理由。人民是支持合作化的，人民是支持公社的，陈永贵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的雄心由此膨胀到更加高迈的水平。

现在看来，陈永贵简直就是专门为毛泽东的农村政策量身定做的政治筹码。一个有文化的、贵为主席的农民和一个没有文化的，仅仅是一名村支部书记的农民联合起来，把中国农村当成了一个乌托邦的实验场，上演了一部中国农民的共产剧。两个人联手捍卫的，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挥之不去的均贫富梦想；两个人联手否定的，则是亚当斯密早已论证过的经济人理性。毛在台上唱，陈在台下喝彩，或者是陈在台上奔走，毛则是坐在贵宾席上频频点头。如果说毛泽东是神坛上高高在上的偶像，那么陈永贵则是一道摆在祭坛上的、让毛泽东赏心悦目的祭品。没有陈永贵，毛泽东会觉得孤单，会自己怀疑自己；没有毛泽东，陈永贵立即就失去了所有的价值。

1976年9月9日注定是陈永贵谢幕的日子。毛泽东驾鹤西去，陈永贵的传奇也到了终点。1980年，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恢复了一介平民的身份。邓小平曾对陈永贵的命运感叹：“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邓可能忽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毛泽东和陈永贵才是真正的知己。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领袖不在了，陈永贵还在意副总理的权位吗？




[1] 吴思：《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2]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对中央马列学院学员作的报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

[3] 毛泽东：《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转引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4] 即《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5] 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