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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他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1955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 在墨期间筹划“七·二六运动”。卡斯特罗1956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1959年1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 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1962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1965年该党改名为古 巴共产党后，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至今。卡斯特罗1976年起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主席曾于1995年和2003年2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生平
菲德尔·卡斯特罗1926年8月13日出生在古巴巴连奥特省马亚里市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家庭。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原是一名西班牙军人，到古巴定居后，以种植甘蔗起家，成为当地有名的种植园主。母亲做姑娘时原在父亲的庄园里做工，后来成了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菲德尔有同胞兄弟、妹四人，比他小五岁的劳尔是他数十年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卡斯特罗自幼胸怀大志，富有反抗精神，少年时代就对劳苦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卡斯特罗革命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的家庭。他反对父亲虐待雇农，为此多次与父亲争吵，13岁时曾组织蔗糖工人进行反抗自己父亲的罢工。青少年时代的卡斯特罗阅读了大量英雄人物传记和著作，古巴民族独立先驱者何塞·马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和圣马丁，都是他心目中最崇拜并引以为榜样的英雄人物。
1945年，正值19岁的卡斯特罗岁考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他之所以选择法律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喜欢和别人辩论。当时正值拉美民族运动风起云涌，他积极投身于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哈大的风云人物。大学时代的卡斯特罗不但积极参加反对古巴独裁政府的进步运动，而且把自己的革命行动延伸到了国外。1947年他加入古巴人民党，报名参加了远征多米尼加、旨在推翻独裁者特鲁西略的军事行动。远征行动遭到古巴海军阻挠后，卡斯特罗奋身跳入大海，游过鲨鱼出没的海域，回到古巴。
1948年，哥伦比亚领导左派领导人盖茨遇害，引发武装起义。卡斯特罗出席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举行的反帝反殖学生大会，并参加了波哥大大学反对寡头政治的暴动。此次行动失败后，他乘坐一辆运送斗牛的运输车逃回到古巴继续上学。
195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卡斯特罗成为律师后专为贫苦大众充当辩护人，同时，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去。
1952年巴蒂斯塔发动军事政变，加紧独裁统治，堵塞了民主道路。1953年7月26日，26岁的卡斯特罗率领134名爱国青年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旨在夺取武器，在全国掀起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武装斗争，即揭开了古巴武装斗争的序幕。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大部分青年起义者惨遭杀害。卡斯特罗兄弟等人幸免于死，被捕监狱。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发表了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La Historia meAbsolverá) 。1955年5月巴蒂斯塔为自己“竞选”总统笼络人心，大赦政治犯，卡斯特罗及其战友意外获释。他出狱后立刻着手组织“七·二六运动”革命组织，并赴墨西哥组织秘密武装。
1956年11月24日深夜在隆冬的绵绵细雨中，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游艇，悄然滑出墨西哥的图斯潘港。船中载着年轻的卡斯特罗以及其率领的81名战友，游艇正驶向他们的目标：祖国古巴。卡斯特罗回忆说：“我们迎着加勒比海的巨浪，为避开空中和海上侦察，不得不远离古巴航行，绕了一个弧形.....”12月2日清晨在奥连特省登陆时，立即遭到政府军袭击。远征战士大部分伤亡，卡斯特罗等12名幸存者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他本人任起义军司令。卡斯特罗和战友们进入马埃斯特腊山区，立即受到当地穷苦人的拥戴，由于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不断袭击政府军展开游击战，多次挫败数以万计的政府军的围剿，同时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浪潮。在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推翻了当初貌似不可战胜的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很快土崩瓦解。1959年元旦，巴蒂斯塔逃往国外，起义军在万民欢呼中进入首都哈瓦那，全城市民上街，争睹这位解放祖国的年轻英雄。卡斯特罗出任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
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领导的政府在国内实行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没收国外资本与大企业等重大措施；对外高举反对外国干涉、维护国家主权的旗帜，遭到了美国的敌视和反对。美国对古巴进行了政治颠覆、经济封锁、外交孤立，乃至组织雇佣军入侵，妄图扼杀新生的革命政权。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61年4月，卡斯特罗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此后，他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与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委员会”合并，组成了古巴共产党。他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卡斯特罗1962年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1965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卡斯特罗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76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在1981年、1986年、1993年、1998年2月和2003年3月的选举中获胜，连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卡斯特罗尊崇拉美和古巴解放的先驱玻利瓦尔、圣马丁、马蒂等人。在领导古巴的半个世纪中，卡斯特罗始终以这些拉美英雄为榜样，坚定维护古巴的民族利益。
因肠胃出血，卡斯特罗于2006年7月接受了手术，并于同月宣布因健康原因将国家最高权力暂时移交给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劳尔·卡斯特罗。
2008年2月19日，古巴官方媒体称，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当天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
卡斯特罗曾经风趣的说：“我觉得可以炫耀一下这种没有什么刺激性的‘记录’：没有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的任何政治家像我这样，多次成为暗杀计划的目标。”据估算，卡斯特罗遭遇暗杀的次数高达600多次，关键“杀手”正是美国（1975年，美国参议员认真调查了中央情报局在20世纪60年代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情报，在此基础上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凿凿有据的显示出，仅仅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即古巴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中央情报局就卷入了至少8起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活动）。
评价
卡斯特罗自幼勤奋好学，他才思敏捷，记忆力过人。他的演说极富鼓动性，语言生动活泼，说理深入浅出，常在大会或电视上讲几个小时，让观众听得如醉如痴。他早在学生时代就以运动员知名，18岁获得古巴最佳全能运动员称号。
2001年，卡斯特罗在一次公开集会上昏倒，2004年10月，卡斯特罗再度在电视镜头前跌到，他的健康状况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1986年，卡斯特罗戒掉了保持多年抽古巴雪茄的习惯。2006年7月31日，卡斯特罗宣布，因健康方面的原因，他将暂时移交自己的职权 ，他的职权暂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代理。9月15日，卡斯特罗在第14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被选为该组织主席 ，任期3年。
在卡斯特罗生病住院以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了卡斯特罗在病榻旁会见次数最多的外国领导人。在一起时，查韦斯时而叫卡斯特罗“兄长”，时而两人又表现出如父子般的亲昵。查韦斯曾不止一次地说，卡斯特罗是“所有我们这些革命者之父”。
35年来，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克服了美国长期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经受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今天古巴积极调整国内外政策，加速发展经济。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诸位法官先生：
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辩护律师得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被告遭到过这么多的严重的非法待遇。在本案中，辩护律师和被告是同一个人。我作为辩护律师，连看一下起诉书也没有可能；作为被告，我被关闭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单人牢房已经有76天，这是违反一切人道的和法律的规定的。
讲话人绝对厌恶幼稚的自负，没有心情，而且生性也不善于夸夸其谈和作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我不得不在这个法庭上自己担任自己的辩护人，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我的受辩护权；第二，是因为只有感受至深的人，眼见祖国受到那样深重的灾难，正义遭到那样践踏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场合呕心沥血地讲出凝结着真理的话来。
并非没有慷慨的朋友愿意为我辩护。哈瓦那律师公会为我指定了一位有才干有勇气的律师：豪尔赫.帕格列里博士，他是本城律师公会的主席。但是他却不能运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来探望我，都被拒于监狱门外。只是经过一个半月之后，由于法庭的干预，才允许他当着军事情报局的一个军曹的面会见我十分钟。按常理说，一个律师是应该和他的当事人单独会话的，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权利，只有这里是例外，在这里一个当了战俘的古巴人落到了铁石心肠的*当局手中，他们是不讲什么法律人情的。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不能容忍对于我们准备在出庭时用的辩护策略进行这种卑污的刺探。难道他们想预先知道我们用什么方法揭露他们所揭力掩盖的可怕真相吗？于是，当时我们就决定由我运用我的律师资格，自作辩护。
军事情报局的军曹听到了这个决定，报告了他的上级，这引起了异常的恐惧，就好像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妖怪捉弄他们，使他们感到他们的一切计划都要破产了。诸位法官先生，他们为了把被告自我辩护这样一个在古巴有着悠久常规的神圣权利也给我剥夺掉，而施加了多少压力，你们是最清楚不过了。法庭不能向这种企图让步，因为这等于陷被告于毫无保障的境地。被告现在行使这项权利，该说的就说，绝不因任何理由而有所保留。我认为道德有必要说明对我被告野蛮的隔离的理由是什么，不让我讲话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如法庭所知，要阴谋杀害我；有哪些严重的事件他们不想让人民知道；在本案中发生的一切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奥妙何在。这就是我准备清楚地表白的一切。
诸位法官先生，这里所发生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带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诬蔑的人的道义信念。这样，在剥夺了我的一切之后，又剥夺了我作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权利。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运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检查的时候。现政权该是犯下了何等骇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我应该强调指出那些军事首脑们一向对你们所持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最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更恶劣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线，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起码的荣誉问题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出庭了。他们作出了那些傲慢不逊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践踏法律——把我们送进监狱，他们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愿武器顺从袍服”这句拉丁谚语在这里一次也没有实现过。我要求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到头来都是完全徒劳的，因为我的勇敢的伙伴们以空前的爱国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不错，我们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们决不为此而反悔。”当他们挨个被传去讯问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说，并且跟着就以令人感动的勇气向法庭揭露在我们的弟兄们的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虽然我不在场，但是由于博尼亚托监狱的难友们的帮助，我能够足不出牢房而了解审判的全部详情，难友们不顾任何严厉惩罚的威胁，运用各种机智的方法将剪报和各种情报传到我的手中。他们就这样地报复监狱长塔沃亚达和副监狱官罗萨瓦尔的胡作非为，这两个人让他们一天到晚地劳动，修建私人别墅，贪污他们的生活费，让他们挨饿。
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原告结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塔的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他的凶残的走狗们会遭到人民的判决的话，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被送往皮诺斯岛，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绕在人们耳中。他们被带到那里，离乡背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绝在社会之外，在苦狱中磨灭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们不认为，正像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对本律师履行他的使命来说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吗？
经过这些卑污和非法的阴谋以后，根据发号施令者的意志，也由于审判者的软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医院这个小房间里，在这里悄悄地对我进行审判，让别人听不到我的讲话，压住我的声音，使任何人都无法知道我将要说的话。那么，庄严的司法大厦又作什么用呢？毫无疑问，法官先生们在那里要感到舒适得多。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在这样一个由带着锋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围着的医院里设立法庭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可能认为我们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监禁了……
我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新闻检查却不许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片言只语。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听众是百来名士兵和军官。这样亲切地认真关怀我，太叫我感谢了！但愿整个军队都到我面前来！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急切地希望洗净一小撮没有灵魂的人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他们的军服上溅上的耻辱和血的可怕的污点。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遥自在地骑在高尚的士兵背上的人们可够瞧的了！……当然这是假定人民没有早就把他们打倒的话。
我应该说，我在狱中不能拿到任何论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这是一位律师——为我的同志们辩护的英勇的包迪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博士刚刚借给我的。同样，他们也根本不让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来，监狱的检查当局也许认为这些著作太富于颠覆性了吧。也许是因为我说过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谋的缘故吧。
此外还根本不让我携带有关任何其他问题的参考书出庭。这一点也没关系！导师的学说我铭刻在心，一切曾保卫各国人民自由的人们的崇高理想，全都保留在我的脑海中。
我对法庭只有一个要求：为了补偿被告在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所遭受的这么多无法无天的虐待，我希望法庭应允我这一要求，即尊重我完全自由地表达我的意见的权利。不这样的话，就连一点纯粹表面的公正也没有了，那么这次审判的最后这一段将是空前的耻辱和卑怯。
我承认，我感到有点失望。我原来以为，检察官先生会提出一个严重的控告，会充分说明，根据什么论点和什么理由来以法律和正义的名义（什么法律，什么正义？！）应该判处我26年徒刑。然而没有这样。他仅仅是宣读了社会保安法第148条，根据这条以及加重处分的规定，要求判处我26年徒刑。我认为，要求把一个人送到不见天日的地方关上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时间，只花两分钟提出要求和陈述理由，那是太少了。也许检察官先生对法庭感到不满意吧？因为，据我看到，他在本案上三言两语了事的态度，同法官先生们颇有点儿衿持地宣布这是一场重要审讯的庄严口吻对照起来，简直是开玩笑。因为，我曾经看到过，检察官先生在一件小小的贩毒案上作十倍长的滔滔发言，而只不过要求判某个公民六个月徒刑。检察官先生没有就他的主张讲一句话。我是公道的，……我明白，一个检察官既然曾经宣誓忠诚于共和国宪法，要他到这里来代表一个不合宪法的、虽有法规为依据但是没有任何法律和道义基础的事实上的政府，要求把一个古巴青年，一个像他一样的律师，一个……也许像他一样正直的人判处26年徒刑，那是很为难的。然而检察官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我曾看到许多才能比他差得远的人写下长篇累牍的东西，为这种局面辩护。那末，怎能认为他是缺乏为此辩护的理由，怎能认为——不论任何正直的人对此是感到如何厌恶——他哪怕是谈一刻钟也不成呢？毫无疑问，这一切隐藏着幕后的大阴谋。
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述，不让我可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7月26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问题吗？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一念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问题，讨论我们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问题。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退出时，我会因为不曾维护原则、不曾说出真理、不曾谴责罪行而感到内疚。
检察官先生这篇拙劣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钟来反驳。我现在只限于在法律上对它作一番小小的批驳，因为我打算先把战场上七零八碎的东西扫除干净，以便随后对一切诺言、虚伪、伪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极端卑怯大加讨伐，这一切就是3月10日以来、甚至在3月10日以前就已开始的在古巴称为司法的粗制滥造的滑稽剧的基础。
我认为我已充分地论证了我的观点，我的理由要比检察官先生用来要求判我26年徒刑的理由要多。所有这些理由都有助于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的人们，没有一个理由是有利于无情地压迫、践踏和掠夺人民的人。因此我不得不讲出许多理由，而他一个也讲不出。巴蒂斯塔是违反人民的意志、用叛变和暴力破坏了共和国的法律而上台的。怎样能使他的当权合法化呢？怎样能把一个压迫人民的和沾满血迹和耻辱的政权叫作合法的呢？怎样能把一个充斥着社会上最守旧的人、最落后的思想和最落后的官僚制度的政府叫作革命的呢？又怎样能认为，肩负着保卫我国宪法的使命的法院最大的不忠诚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有效的呢？凭什么权利把为了祖国的荣誉而贡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公民送进监狱呢？这在全国人民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照真正的正义原则说来，都是骇人听闻的事。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理由比其他一切理由比其他一切理由都更为有力：我们是古巴人，作为古巴人就有一个义务，不履行这个义务就是犯罪，就是背叛。我们为祖国的历史而骄傲；我们在小学校里就学习了祖国历史，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听人们谈论着自由、正义和权利，我们的长辈教导我们从小敬仰我们的英雄和烈士的光荣榜样。塞斯佩德斯、阿格拉蒙特、马塞奥、戈麦斯和马蒂都是我们自幼就熟悉的名字。我们敬聆过泰坦的话：自由不能祈求，只能靠利剑来争取。我们知道，我们的先驱者为了教育自由祖国的公民，在他的《黄金书》中说：”凡是甘心服从不正确的法律并允许什么人践踏他的祖国的，凡是这样辜负祖国的，都不是正直的人……在世界上必然有一定数量的荣誉，正像必然有一定数量的光明一样。只要有小人，就一定有另外一些肩负众人的荣誉的君子。就是这些人奋起用暴力反对那些夺取人民的自由，也就是夺取人们的荣誉的人。这些人代表成千上万的人，代表全民族，代表人类的尊严。”……人们教导我们，10月10日和2月24日是光荣的、举国欢腾的日子，因为这是古巴人奋起打碎臭名昭著的暴政的桎梏的日子；人们教导我们热爱和保护美丽的独星旗并且每天晚上唱国歌，这个曲子告诉我们，生活在枷锁下等于在羞辱中生活，为祖国而死就是永生。我们学会了这一切并且永不会忘记，尽管今天，在我们祖国的人们，由于要实践从摇篮中起就教导给他们的思想而遭到杀戮和监禁。我们出生在我们的先辈传给我们的自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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