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赫演的电视剧古装:《白鹿原》:生命的苦难与悲凉（之三）

《白鹿原》:生命的苦难与悲凉（之三）

                               □  张亚斌

（此文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说不尽的“白鹿原”》）

    6.文化回归者黑娃

    黑娃是一个长工的儿子，他的贫穷和低贱社会地位，决定他的童年必将在大自然的哺育下度过，于是，在他的身上就具有了中国农民广泛具有的土地一样的淳朴、热情、自由和豪爽，也就具有了土地一样的粗犷、倔强、执着和坚定。他聪明、坚韧而富于进取意识，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尽管，白鹿原上还有白嘉轩这样一个仁慈、善良的族长、家长、地主，善待他父亲鹿三，平等地将他和白孝文一块送进学堂，但是，这个封建社会秩序对人本质的不平等，时时吞噬着他痛苦的心，令他深切地体会到一种任人凌辱、寄人篱下的感觉。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不安、浮躁和压抑的情绪，社会对之于他，似乎更多的暴露出一种人性的扭曲、分裂和异化。生活无法改变他父亲与白嘉轩仆与主的本质，一种被雇佣的关系，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长工的儿子。正因为这样，当他面对以严厉著称的白嘉轩时，不由得涌起了对这位老人和他所代表的强大封建文化的敬畏和仇恨。正因为这样，他嫌白嘉轩腰挺得太直，特别是当白嘉轩所代表的那个宗法制度、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拒绝并扼杀了他心爱的小蛾时，一种被拒绝和被毁灭的耻辱，深深地刺伤了他年轻的心。于是，这个桀骜不驯的青年反叛者，在这种强烈、沉重的屈辱情绪支配下，开始走向反叛封建宗法社会道德秩序的叛逆之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带领土匪打断了白嘉轩那挺得太直的腰杆，领导农会砸碎了象征封建宗法社会文化权威的祠堂中的“仁义白鹿村”石碑，“把白嘉轩的这一套玩意收拾干净”，他那颗狂躁不安、难于驾驭的心灵才获得了满足，并且得到了些许慰籍。

    但是，无论如何，黑娃所代表的文化反抗力量是盲目的。尽管他参加了农讲所，和农会的同志掀起了白鹿原上的“风搅雪”，接受了国民革命军习旅的血与火的洗礼。然而，他对革命军虽不乏真诚和热情，却总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式的农民习气，他对革命的真诚和热情是建立在农民所特有的小农经济利益上的，这就使他的革命和反叛，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软弱性、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正因为如此，当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之后，他顿时失去了心理依托，他的革命意志也随之涣散和瓦解了。终于，黑娃沦为土匪，直到他的队伍被招安改编成县保安团炮营之后，他的心灵仍然迷失在盲目的低谷中，他不知他人生的出路在那里，更不知男子汉的他，该向那个方向进行文化突围。正是在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文化烦恼境地中，他开始了向传统儒家文化的昄依和回归。于是，他用惊人的毅力，让部下把他绑在炮筒上五天五夜，戒了烟瘾，娶回了高老秀才的女儿，成了朱先生的忠诚弟子。他回到了白鹿村，领着媳妇叩拜了父亲鹿三和族长白嘉轩，并且戏剧性地跪在被他砸碎的祠堂“仁义白鹿村”牌匾前。这是历史对黑娃的无情嘲弄，也是历史对革命的无情讥讽，更是历史对五四以后新文化的羞辱。黑娃跪倒在祖宗牌位前,祈求祖宗对他的革命罪孽进行宽恕，正如白嘉轩所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黑娃也不例外，当他跪倒在祠堂里时，标志着他人生开始了又一轮回的否定，不过这次否定比他以前的否定，更具彻底性和反动性。黑娃的文化倒退说明，即使再强大的人群，一旦他们的心灵中没有先进和科学的理论做灵魂支柱和理论指导，他们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被他们所反叛的文化力量所征服，并且再次被逼迫沦为传统落后文化所奴役的精神奴隶。正由于此，黑娃向朱先生的拜师，成了他作为一个文化回归者的“回归”顶峰，当他注视着朱先生为他题写了“学为好人”的条幅时，这就预示着他将成为朱先生所代表的那种仁义儒文化的“最后一位弟子”。“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去闯世事，你是过了世事才来趸学问；别人是趸下学问为发财升官，你才是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朱先生对黑娃的感慨不是偶然的，他说明，黑娃所代表的被压迫力量对精神文化的渴求是真诚的、坚韧的，尽管他的追求有时候有些愚昧和盲目，并且经常被落后的文化所蒙蔽。然而，正因为他对精神文化的不懈追求，才促成他会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由于没有科学的先进的价值文化所引导，这就注定他在人生的旅途中找不到正确的坐标和归宿，正因为这样，他的文化突围才不可能成功，他的革命才会中途夭折，他才会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找不到自己的文化出路。黑娃的文化精神被打垮了，打垮他的不是他自己，是由于封建文化力量的强大和其强大的同化性。正因为这样，与其说是黑娃自觉自愿地扮演了一个白鹿原上的“文化回归者”形象，毋宁说是历史、是社会强迫他自觉自愿地当了一个“文化回归者”的形象。黑娃的回归是革命文化的失败和反动文化的胜利，他的文化回归是绝非偶然的，它说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总有一个革命——失败——再革命直到成功的文化反复。正由于此，反动文化对黑娃的征服就成了黑娃新的觉醒和革命的文化前导，也就成了黑娃重新走向文化反叛的历史必然理由。鹿兆鹏回来了，他的理论重新唤发了黑娃的革命热情，再一次明确了黑娃的文化信仰，于是，他又一次开始反叛封建文化，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革命成功了，白鹿原人被解放了，但是，经过多种历史磨难和文化考验的黑娃，却被白孝文——这个投机革命的政客文化人所残害。他的最终文化结局的确是令人感到意外的，但这又是合乎情理的，这进一步说明了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正由于此，他的文化反叛——文化回归——文化反叛，直到最后的文化遇难，才显示出一种崇高和悲壮的文化韵味。无疑，黑娃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位“文化回归者”形象，但是，他是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文化回归者”形象。这一点，作者没有交代，也不可能交代。中国是个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古老、丰富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落后、反动的封建文化已经存活了几千年，而且那些糟粕文化生命力极强，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再来一次文化回归。无疑，黑娃形象给我们的启迪和思索是显而易见的，他使我们站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去反思我们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华文化演进的历史。

    7．文化复仇女神田小蛾

    《白鹿原》中，田小蛾是一位最具有人文魅力的人物形象。她的坎坷命运，注定要使她成为一个封建宗教社会中的文化复仇女神形象。正是她所处的那个社会，给予于她太多的命运不公，才使她在成为郭举人小老婆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泻欲泡枣的工具。风华正茂的年月，她空守闺房，备受冷落。终于，青春的火焰，使她为黑娃燃烧，就象干柴遇见了火药，两个年轻胴体的接触，释放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妍丽人生光华。这是一次次生命本体意识与封建伦理道德理想的意志较量，爱情的燃烧，使落后的道德一次次望而却步。然后，这种境况是暂时的，当他们二人的事迹败露后，郭举人的一纸休书，虽然成全了她和黑娃，但却将她的命运永远推向了白鹿原的历史文化漩涡。首先给她以沉重打击的是她和黑娃的婚事，被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族祠堂所拒绝，然后是她被受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文化所奴役的公公鹿三所否认，白鹿村的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她。万般无奈之中，他和黑娃只好在远离村庄的一孔破窑，开始了不平凡的人生辛酸岁月。从文化学角度去阐释，小蛾与黑娃的离群索居，实际是作为文化个体的他们对人类社会的疏离和遗弃，是他们对残酷现实生活的回避和遗忘。但是，究其实质，它实际体现了封建宗法社会与人性的格格不入和水火不溶。它说明，那个残酷反动的文化社会，它在抹杀人性的同时，已经到了被人性所唾弃的地步。尽管从潜意识上讲，黑娃和小蛾还是希望被这个反动社会容纳的。但是，这个社会的残忍性正在于此。它根本不可能接受这些离经叛道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相容任何违反封建伦理道德的有越轨举动的文化人。正由此，它将小蛾和黑娃推向了一种文化绝境：要么屈从，要么背叛，屈从既已不可能，反叛就成为必然的了。于是，小蛾和黑娃远望着那个对他们的爱情充满敌意的宗法社会，远望着那个将他们吞噬和异化的旧秩序，心中充满了绝望、愤怒和悲伤，他们知道，他们成了这个社会的多余人和弃儿，琅琅乾坤，竟无他们的安身之所，他们漂泊不定的人生旅程里，注定要有大风大浪在肆虐。小蛾是不幸的，一方面她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女性，她还不得不对付那些虚伪的封建卫道士者们的性骚扰；而且，要命的是为了生存。她还要不时承受那来自各方的文化威胁、利诱和陷害。为了营救心爱的黑娃，面容姣好、心地善良的她，中了鹿子霖的圈套，成了鹿子霖满足淫欲的猎物。事情还不仅于此，最严重的是鹿子霖巧设美人计，还要让她成为拉白孝文下水的同谋。谁知道，鹿子霖所想的竟恰恰是她一直想做的，正迎合了她要报复这个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用意。于是，她心甘情愿地堕落了，她在报复了那个万恶社会的同时，也为那个社会扼杀她提供了充分的文化理由。她这个勇敢的文化复仇女神啊，从此注定要在弱小、孤独和痛苦的复仇中，招致到更大的社会报复和文化惩罚，直到最后酿成她人生命运的悲剧和灾难。鹿三一气之下，害死了小蛾，小蛾真正成了被反动社会屈死的冤魂。然而，小蛾这个冤魂仍然是自由的，不可征服的，她作了鬼还要复仇，她让自己的冤魂附着在鹿三身上，借鹿三之口，道出了她的冤屈和不妥协。于是，她化成了成千上万只彩色蝴蝶，向世人不断揭示着社会的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她是一个美丽的精灵，是一个永远要复仇的精灵，即使让那些被激怒了的封建宗德秩序的卫道士者们，将她绿色的骨殖烧个干净也在所不辞，即使让那些卫道士们将她的骨粉压倒在六棱塔下，她还是要复仇。她并非象那些封建卫道士所想的那样“永远不能翻身”，正是她印证了白嘉轩在修庙与建塔争论中所说的那句话：“人妖颠倒，鬼神混淆，乱世多怪事”。正是她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的“人妖”、“鬼神”文化力量，变成了“荸荠一样大小的绿头苍蝇”，让白鹿原上那些愚昧的人们坐卧不宁。她一次次进行着新的文化复仇行动，她战胜了法官，一度使瘟疫后的白鹿原撒满了祭奠她的黄裱纸灰烬；正是她，使鹿三很快变得衰老，最后竟至痴呆；正是她，使白嘉轩这样意志坚强、有着花岗岩脑袋的封建卫道士，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颤粟；也是她，使鹿子霖这样坚强的封建伪君子，变成了神经病，最后在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中悲惨地死去……。田小蛾，这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生命永恒的文化复仇女神啊，其实她才是真正的人，才是有着伟大人格魅力的人。而那些自我标榜为正人君子的封建卫道士们，其实才是真正的“人妖”和“鬼神”，当他们将小蛾这样的女性诬陷为“人妖”和“鬼神”的时候，这正恰恰说明他们的“人妖”和“鬼神”本质，也正恰恰揭示出这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吃人社会虚伪、残酷，无公平、正义可言。从表面上看，小蛾的复仇行动失败了，固为她的肉体被消失了。但从本质上言，她是最后的胜利者。以一个弱女子，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从物，她竟将那个荒谬宣扬君权、父权、夫权和神权的封建宗法社会，搅得天翻地覆、永无宁日，这足以说明她的伟大。正是她，让那个社会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使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后人所憎恶，所警惕。这是何等壮观的英雄历史壮举啊，这个壮举正是由她——田小蛾——这个文化复仇女神创造出来的，它使我们所有的人都铭记：封建宗法社会是造成我们民族不幸的历史文化根源，只有不断地向这个落后和残忍的封建社会制度进行反抗和复仇，才能拯救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8．文化殉葬者鹿三

    这是一个善良、忠厚、勤劳、质朴的老人，生活的重负和无休止的劳作，不曾压弯他的意志，不曾改变他的本色。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民，象成千上万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的农人一样，他默默地出生，默默地活，最后再默默地死。他只知道，他是个农民，是个长工，要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和生活，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社会以及它所具有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即使被这个社会所戕害也在所不惜。他是一个长工，他注定要为掌柜的干活，尽管他被白嘉轩亲切地称为三哥，甚至平常还和白嘉轩同吃同住。但是，长工就是长工，任何表面的平等都掩盖不了他与白嘉轩仆与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社会本质。他是一个好庄稼汉，他不因自己的这点能耐而喜形于色，更不因自己和掌柜的关系亲密而忘忽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生活位置。正因为这样，在他身上，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朴实无华和诚实可信之类的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他们生活就象一条平铺直叙的河流在无声地流淌，但是，正是在平平淡淡中，他不断地实践着自己的劳动价值。他是渺小的，这是因为他的渺小几乎使历史本身可以忽略了他，但是，历史并不能因为他的渺小可以真正地忽略了他，因为，正是成千上万象他这样的农民，几千年一直不断地改变着历史的航道和生活的航线。他的一生都是在默默无闻中渡过的，他一生唯一一件轰轰烈烈的壮举是杀了他的儿媳妇田小蛾。他是愚昧的，使他竟至糊涂得可悲，他无力为儿子黑娃娶个媳妇，但是，当黑娃领回田小蛾，他又毫不犹豫拒绝了黑娃的婚事。他虽不是圣人，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毒化，在他的意识中，却总能掂量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轻重。为了那可怕的伦理道德，他竟以葬送儿子和儿媳妇的幸福为代价。他是残忍的，这是因为残忍的封建宗法社会赐予了他这种残忍，而他竟然还认为，这种残忍，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真理。于是，他自觉自愿地成为封建宗法社会制度的卫道士和文化工具，成为扼杀离经叛道者的急先锋，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也为例外。但是，人毕竟是人，任何道德理性都不可能完全否定掉人性本身。正因为如此，当害死小蛾之后，一种人性的负罪感油然而生，而且这种负罪感时时折磨着他软弱、怯懦的灵魂。于是，终于有一天，他孱弱的身躯，再也承受不了那令他窒息的负罪感了，因而，当小蛾的魂灵附入他的体后，他变傻了，得了不可救药的老年痴呆症。白嘉轩说：“三哥老了”，这不是指生理意义上鹿三生命的衰老，而是指社会意义上，作为一个人，他的社会生命的衰老，是文化意义上，鹿三这个文化个体命运的衰老。他在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残害了小蛾的同时，也用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残害了自己，他使自己真正成为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化牺牲品和文化殉葬品。毫无疑问，鹿三这个文化形象，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个长工形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也可能成为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秩序的“最后一个长工形象”。他的死亡，意味着成千上万象他一样的中国农民的即将觉醒，也意味着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以后的历史岁月中，作封建社会文化长工的落后传统文化意识已日趋不得人心。鹿三随着他所殉葬的那个社会、文化、时代去了，正是因为他的殉葬唤醒了后人，唤醒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曙光。

    《白鹿原》中，象鹿三这样的文化殉葬者不止一个，象兆鹏媳妇，也是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文化殉葬品，她的性错乱以及对鹿子霖违背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变态情恋，都是由封建宗法社会所代表的那个腐朽文化传统造成的。她和鹿子霖的“麦草”之争，不是简单的人性与兽性之争，不是简单的人性与理性之争，而是人类固有的追求幸福的文化愿望，与残酷无情的社会文化现实的文化价值之争，她在这个社会中不时寻找着“爱”，然而，这个社会并没有给她提供“爱”，而且误导着她的爱，摧残着她的爱、毁灭着她的爱。于是，当她将“爱”和“欲”混淆在一起后，当她将“性”对象错了人时，她得了“花痴”。就注定拥有了不可躲避的悲剧人生结局。显然，是传统的落后的封建婚姻观念对她的压抑和窒息，导致了她的“花痴”。于是，这朵痴情的美丽的人生之花，还没盛开，就被摧残凋谢了。由于她神经错乱，胡言乱语，有伤风化，终于，她被当民间名医的父亲冷先生下药毒了。父辈文化创造了她，父辈文化又毁灭了她，父辈文化，成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奇特社会文化角色，令我们深思。是的，传统的封建文化，不正是这样一种“父辈文化”吗？正是它，在创造我们子孙后代文化生命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戕杀着我们这些子孙后代所象征的新文化。面对这样残酷无情的反动文化，我们后人，能不作“杀父弑君”的文化忤逆之子吗？

    《白鹿原》中的人物形象太丰富了，除了以上我们论述的文化形象，还有岳维山、田福贤、贺老九、仙草等，都不乏独特的文化魅力，限于篇幅，我们就不一一分析论述了。总之，小小的《白鹿原》，是一个大大的历史舞台，它使无数文化过客，成为历史烟云，尽管这些过客都曾徒劳地表现过自己的生命本体意识，都曾坚韧地寻找过自己人生的文化突破口。但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失败了，并且被淹没在封建宗法社会所设制的腐朽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的大染缸中。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们都是失败者，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灾难和不幸。如果说，他们的一生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他们只是找到了“生命的苦难与悲凉”。

[注释]

    1．[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回第三卷第五十一节，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下编）第五十一节。

    2．[美]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第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

                              * 《白鹿原》引文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