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预审公告截止时间:童年的味道

童年的味道

生在50年代，就是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糖汤里”其实，那时的糖汤并不甜,曾经的有钱人都已被裸捐，全国人民一起同甘共苦。大多数的家庭都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是那时的官员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有福不享，有难先当，公平正义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整个社会除了有点犯傻，倒也其乐融融。

       记得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当爸的在外出差，等他回温，公办的小学早已满员，舍而求其次，就到民办的“胜利小学”就读。民办小学当时是个新生事物，所谓“胜利破学堂，老师当门房，矮凳学生带，棺材当案板”。此话一点也不夸张，教室设在那些大户人家的“上间角”拆了大佬的棺材当条桌，每天小屁孩们扛着课凳上学是何等的壮观。而这些老师更逗，基本是半文盲，就是家庭妇女“晋升”的，晚上她们到公办小学学拼音，次日早晨“趁火烫热”教我们，以致我现在对拼音拿捏不准。由于是民办小学，上课伴着人家的厨房飘香，那些什么课堂纪律，家庭作业都没有要求。

都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好在小时迷迷瞪瞪，也没有“修齐治平”的志向，澄清天下的抱负，所以，小学一二年级经过三个“上间角”的“陶冶”，就顺利的过了。由于胜利小学缺少高素质的老师，我们于三年级被调剂到“解南民办中心小学”。虽然是民办，但毕竟是“中心”了。

       解南小学设在大南门底附近的一座古庙里，教师的来源大多是应届的初、高中生，而且家里的成分也有点高，大学没资格上，只能委屈在民办了。照今天的话儿是“名门之后”啊！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陆雨之先生的女儿陆梦兰老师，你看这名字就不大工农兵，挺有文化的。也不知什么缘故，她竟让我担任中队长，其实我那时鼻涕虫一个，不显山不显水。

       我觉得那是童年最幸福的时光，每到星期六晚上，几个班干部便到陆老师的家里改作业，听老师讲外国的童话故事。更绝的是由于没什么作业，更没有什么奥数、英语，我和几个同学经常溜到第一桥、松台山、积谷山一些讲评书的场所去听《三国》、《水浒》、《岳飞传》、《薛蛟反唐》，回来就学“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拜堂，晾衣杆作刀枪瞎胡闹。那时家里兄弟姐妹多，你野哪里去了？家长一般不管，晚上数人头就行了。

       可是，好景不长，这“二道杠”就当了两年，一上五年级，因为换了个特有理想的班主任，第一天上课我就被当堂撤职，原因就是资产阶级的后代靠边站。为这事我懊恼了好几天，好在年少没肝没肺，也没有“武汉”五道杠那么成熟，要不准得抑郁症，虽然接下来两年沉默寡言，内心却莫名其妙坚强了许多。

       那时的课本内容，无非就是：董存瑞炸碉堡，刘胡兰就义，朱德的扁担，毛主席的油灯，刘少奇的毛毯，还有雷锋的故事。

       在那个特蠢（纯）的年代，有很多事，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比如每星期要上缴100只苍蝇的尸体、1条老鼠的尾巴。更傻的是班干部，要对每一个同学的“战利品”进行清点，再交到大队部。

       当小学生自然免不了要写作文，记得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学雷锋，做好事》，

雷锋无非就是到火车站接老奶奶，到工地搬砖头。可是温州当时一没火车站，二没工地，上哪里学雷锋呢？在老师的诱导下，结果一个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捡到了钱包，都交给了警察叔叔。天哪，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地上哪有这么多的钱包？真够假的。好在家训告诉我，“今天不说假话，明天方可做人”的道理，我真的没有捡到钱包，自然写的作文属觉悟不高。在老师的精心考前“代写”下，一些班干部的考场作文水平，甚至比别的班的老师的水平还高，这也是这个老师经常挂在嘴上吹的。

       记得那时盛行“忆苦思甜”，一次到瞿溪务农，公社书记请了一个老太婆控诉潘鉴宗（辛亥革命的民国中将、作家琦君的父亲）如何残酷剥削贫下中农。谁知这个老太婆太没有阶级立场，将大实话说出来，说潘鉴宗对农民可好了，每当农忙都摆酒给我们吃，要是农田歉收总给我们减免，最苦的就是这几年（三年自然灾害）。那个书记一听味道不对，赶紧将老太婆推下台，自己上去诉苦了。从此，我对这些当官的话总带三分疑问。

       记得六年级上半学期，来了个气质绝佳的女教师，据说家庭成分很高，高中毕业没资格上大学，临时来代历史课，我们都听得如痴如醉，讲什么早忘了，从此我对历史也就特喜欢。3个月后，她就到新疆支边去了，只记得老师姓汪，好漂亮。

       不久，一场“大革命”席卷全国，我们来不及长大，就没有书可读了。好在家里还有一个在私塾里出来的外公，我连啃带蒙通读了《古文观止》，为了学会写格律诗，我抄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详析》， 没有书可读，就将民国版的《辞源》当课外书读，就这样自学，但终于没有成才，这也是一大遗憾。其实人只要快乐就好，人人都成才，这个社会也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