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谈《白鹿原》的人物形象                    概谈《白鹿原》的人物形象
                                陆涛声   
    差不多与贾平凹的《废都》同时，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也在北京面世，成为“陕军东征”又一势不可挡的征服者。如果没有《废都》不正常的火爆，也许它就可算上近几年来最为走红的长篇小说。
　　《白鹿原》的选材正好与《废都》相反，描写的不是当代社会的世态，也不是城市生活；而是旧时代的乡村生活图景。它展示的是渭河平原——白鹿原地区五十年的世事沧桑，场面波澜壮阔，如《三国演义》的东征西战；人物众多且形象鲜明，如《水游传》的群像雕刻；枝蔓多而有条不紊，如《红楼梦》的结构规模；故事离奇曲折事件惊心动魄，如《红高粱》的传奇性；地域的文化、民风、民俗色彩浓烈，不逊于《古船》；语言生动形象明白晓畅，有很强的表现力和节奏感，其气韵如流水淙淙……这一切的有机组合，具有恢宏的气势，显示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鸿大气魄和超常的能力，是《废都》远不能相比的。有评家称之为“雄奇的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不是没有一定道理。
 
 　　这部长篇诸多艺术特色中，最为突出的是故事性， 处处出人意料，事事扣人心弦，真如李渔所说的“无奇不传”。其故事的传奇性不仅堪与《红高粱》媲美，还因线索多而铺排更有难度故也更见功力。最出色的是鹿子霖酒醉夜归一章，误戏儿媳，延伸出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情节，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建构成一座诱人深入的迷宫，绝不让人有揣摩到下一步的可能，足见作家对故事的编织有深入研究和特殊的天赋。
　　《白鹿原》描写的人物众多，形象大都各具特色且十分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是放在乡土生活的环境中勾画并且大都自始至终贯串，比《水游传》的各路英雄放在起义环境中逐一集中刻划更见难度。然而，这部长篇小说成在于此，败也在于此。 
　　其一，性格单一，形象是平面的。
　　例如小说主人公白嘉轩，是一方财主一族之长，为人恪守道义，对人宽宏大度，敬奉老母，严训子女，义待长工，个人道德品质几乎可谓尽善尽美、固然应当承认，绝对以阶级身份划分好人坏人是“左”的唯阶级论，是走极端，地主阶级中不无以传统道德修身力臻人格自我完善者。白嘉轩可以是这种人。但这种自我完善必然要与社会变革产生不协调甚至发生激烈的碰撞，并因之暴露出其思想的道德的文化的局限性。传统思想道德的完善不等于时代前进所要求的完美。而白嘉轩的大脑神经仿佛有一层坚不可摧的防护壳，对时局变化、新思潮渗透似乎毫无感觉一点不作反应，不去思索与辨析。他只有与他人之间的表象的相融与相悖（凡相悖往往只是别人与他而不是他与别人），高尚的人格表现得恒定、坚韧；却不见他的性格与社会本质之间的关系。他人在白鹿原的众生相之中，性格却脱离了现实的本质的环境，是一个神化了的形象。
　　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刻划的另一个人物是朱先生。他是德高望重的文人，为人正直，待人真诚，洁身自好，淡泊明志，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对日寇侵略暴行满怀义愤，率白鹿书院七位编纂县志的先生与家人作悲壮的诀别，投笔从戎共赴国难，虽有些迂腐天真，倒也确有一股浩然之气，委实可敬可佩。他不仅道德品质高尚人格完壁无暇，还有超越时空的预见，似有洞察一切的哲人眼光。他对累变的时势和各种思潮的出现所采取的态度，几乎没有半点不正确的，连“大逆不道”的共产党活动都能理解与接受，能镇定自若地以恰到好处的举措对待和处置，思想具有无限的包容量。他似乎是以儒家思想修身的，性格所反映的传统文化精神却又全是民主性精华，而无半点封建性糟粕，仿佛还包含了超出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文明思想。他与白嘉轩同样，也是神化的形象。
　　白嘉轩与朱先生都是极其优秀的人物，两人性格都是既无阶级烙印也无文化重负和时代特征，都是永恒真理的代表，只是身份、经历和表现方式不同。由此可见，陈忠实早年对塑造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那套创作经验有过透彻研究和出色实践。《白鹿原》塑造的是非无产阶级的英雄，思想观念冲破了“左”的认识框架，是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逆反，但因没有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对人的本质作深入的科学的理性观照和解析，仅仅作了大概念的反拨，思想观念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白嘉轩和朱先生刻划得如此光彩照人，依然是“高、大、全”在作家潜意识中起作用，塑造的依然是神格化的形象，性格是笼统的表象的平面的单一的，属于英国当代著名批评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批评的“扁平人物”，而不是成功的“圆形人物”！
　　其二，一部分人物性格逻辑混乱。
　　《白鹿原》中的黑娃（即鹿兆谦），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刻。他参加“闹农会”，有种种顽劣、狂热的表现，可算个流氓无产者。这多少能提供一点认识价值。他当了土匪头子，做过不少坏事杀过不少人，劣迹累累。被国民党保安团收编后，竟立地成佛，投到朱先生门下认真读书还悟性极高，成为朱先生最后也是最出色的弟子。他坏时坏到几乎是无恶不作，好时好得胜过圣贤，由坏到好的转变难以令人置信。当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实例，但这种回头和改正，必须有足够的客观因素产生特殊刺激构成特殊契机，还必须有原有的性格潜在的可能性，并由这主、客观两种因素结合而触发特有的的人生觉悟。即使有了理性上的觉悟下了痛改的决心和恒心，要化为能动的行为彻底与邪恶绝缘，还需有一个异常艰难异常曲折的过程，需与原有恶习顽劣的惯性作一次又一次痛苦搏斗，需战胜潜意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与回潮，黑娃当时正当着营长，身在红尘浊世，并未遁入空门，在县城里很有几分威风，是何种神力使他灵魂突然觉醒的？在接受朱先生点化过程中，又怎会毫无外来因素的干扰和自我挣扎的痛苦？可见这个人物是作家主观设想出来的，作家对其性格内在的复杂性并无深入细致的研究与科学的分析，把握其性格脉络发展是粗浅的，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
　　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也是个主要人物。他本是族长的继承人，受其父的“政敌”鹿子霖设计引诱，与黑妹的女人小娥鬼混，还吃上鸦片，不顾在饥馑中挣扎的妻子儿女死活，变卖自己一份回房产挥霍殆尽。堕落使他山穷水尽，几乎成为饿殍横置荒野惹野狗垂涎。且不论鹿子霖为整垮白氏家族诱他堕落后又竟拯救他于临危荐去保安团任职没有理由因而不可信。他到保安团便一下振作起来很快爬上营长的位置，如果说是因有了惨痛教训产生了觉悟，不无可信性；那末，县城解放前夕突然以反常的“革命”行动枪杀保安团张团长夺取起义头功。当了新政权的县长又陷害副县长黑娃将其置于死地，又是性格中何种原有成份起的作用？他确立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基点？如假设他是一般意义上的投机者、阴谋家，抽象地解释他彻底抛弃了传统道德观；那末，当了营长又要回家重造被他拆卖掉的门楼屋，还千方百计恳求回原上到祠堂祭祖归宗；祭完祖宗回城临出村竟回首一顾发出这样的感慨：“谁走不出这原谁就一辈子都没有出息”，俨然是个具有卓识远见大智者，这一切又怎能和谐地统一在他的性格中，怎样理解其性格的逻辑性？……
　　此外，还有鹿兆鹏、白灵、鹿兆海等人物，虽然都有不平凡的经历、美好的情怀、高尚的精神境界，参加共产党的能为党的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参加国民党军的能捐躯于抗日疆场，似乎都充分门示了人生的光华。然而都是某种概念化的形象，似乎白鹿原的地域文化、家族观念、阶级出身没有在他们精神世界里留下任何印记和重负；他们都走出了白鹿原走向了外部世界去为各人的理想奋斗，没有充分表现出思想、文化、阶级孕育的精神走出本土的艰难，不见他们性格中矛盾的诸方面面对外界某事物产生的自身冲突，不见他们错综复杂的心理历程和情绪波澜，没有通过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向读者提供体验、思考、玩味、启迪。
　　《白鹿原》中当然也有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如鹿子霖的儿媳、冷先生的女儿原是服从父母之命遵守“三从”、“四德”的年轻女子，虽与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有新婚一夜的结合，因鹿兆鹏是被迫娶她而一夜夫妻生活是“在她身上匆忙溜过”的，她“根本毫无感觉”，依然是犹如尚未与亚当偷食禁果的夏娃。她被酒醉夜归的阿公调戏，开始时不仅拒绝还表示鄙夷和抗议；过后沉睡的原欲却又会因之被唤醒，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一窍不开”，于是感到守活寡的孤寂和压抑，在道德伦理制约和欲火造成煎熬的夹击中作苦苦的自我挣扎；随后欲念竟又突破道德伦理樊篱，反过来勾引阿公，偏遭到拒绝和报复性的羞辱，神经承受不住内心的痛苦和外来的打击，精神终于崩溃，终于在疯癫中死去……她的命运，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近似而实质还有所不同。她由愚昧走向觉醒并作了抗争，只是这种抗争是盲目的。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她不是祥林嫂那种朦胧状态的女权意识，而是表现了人性的复苏。她的悲剧命运酿成，既有旧制度迫害，也与她丈夫受新思想影响对旧制度反抗却又不坚决不彻底不无关系，还与她自身认识局限选择了错误的抗争方式密切相关。她是个富有性格内涵的女性形象。作家大胆地将笔锋佯攻了乱伦的禁区，写了乱伦的动机引出的一系列公媳若即若离的情节，避开了乱伦事实的构成，机灵地也是狡猾地打了一只擦边球。
　　另一个有性格特征的人物是行医的冷先生，给人印象最强烈的是他对待女儿发疯所采取的态度与措施。女儿成天胡言“我跟俺爸好”，他用药治疯病无效，竟断然用哑药使女儿丧失语言能力。是为顾亲家面子，也是为顾自己面子，面子压过了父女亲情，是震撼人心的也是发人深思的一笔，只惜作家对他下药前的复杂内心世界缺少必要的揭示，显得有些突兀有些简单化。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白家的长工鹿三。他对白嘉轩忠心耿耿，能为白家奉献一切。假如作家笔下的白嘉轩不是完美无缺的形象而是有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鹿三对他的忠诚或许就可能具有较为深刻的涵义；可惜因为白嘉轩的人格太完美太高尚了，连累鹿三的性格也简单、轻浅了。
　　陈忠实对鹿子霖的儿媳、冷先生两个人物性格特征的勾画，若是出自自觉的理性审视与真正的理解，若也能以这种认识基点有意识提炼白嘉轩、朱先生等主要人物的性格，那么主要人物的性格内涵就可能丰富得多深刻得多。
　　总的看来，《白鹿原》中对主要人物的刻划，大致还停留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那种认识层次，没有达到《红楼梦》、《儒林外史》那种认识深度。因为历史的前进和人类认识自身理论的发展，我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茅盾的小说创造的艺术形象，与《红楼梦》、《儒林外史》的比较，有质的飞跃。鲁迅、茅盾的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是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展示的，如世纪初阿Q 、华老栓遇上革命，三十年代老通宝遇上小火轮、吴老太爷和吴恭甫面对《太上感应篇》和女人的大腿……他们所处的是旧时代与新潮流撞击的社会环境，既可见社会进步的动向又反映这种进步的艰难。刻划人物的性格注重揭示其与社会变革之间的思想文化反差。《红楼梦》、《儒林外史》刻画人物性格，则是放在静态的时代背景中，缺少新旧思想文化的鲜明比照。《白鹿原》比《阿Q 正传》、《子夜》晚问世六十年，创造的艺术形象却还远未达到阿Q 、老通宝的水准。它有史诗性的宏大场面和时间跨度，却因对社会变迁的本质把握不够准确深入，对人物性格认识浮浅，缺少史诗性的思想容量。它被称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尚且如此，可见当代要出不朽的文学巨制还很艰难。这主要已不再是因为社会环境的限制，而是作家创作没有达到应有的认识水平。无论陈忠实还是当代其他有实力的作家，都不应被各种新理论新流派吸引得乱了方寸，不应在恍恍惚惚中好高骛远；还需重温鲁迅、茅盾，炼出他们那种认识社会解剖人的眼光，学会他们善于捕捉历史回声与时代前进足音在人物内心撞击和震颤的情势的能力，打好坚实的基础。时代需要当代作家中有人超越鲁迅、茅盾，但要超越必须先达到。要登上泰山王皇顶，必须先过十八盘、南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