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兄弟:哲学家眼中的哲学与艺术

哲学与艺术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亲缘联系的一对。人们习惯于将这一亲缘关系归因于二者共同指向的形而上意味,即超越于日常经验之上的抽象实在与普遍性的探索旨趣。但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哲学与艺术并没有因为共同的旨趣联手合作，反而因种种原因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纷争。为了更切近地的理解哲学和艺术自身，回顾和总结这场纷争的很有意义的。本文立足于西方哲学史，从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的角度来审视哲学与艺术的关系。

一

柏拉图并不是掀起哲学与艺术纷争的第一人，我们可以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赫拉克利特残篇中找到这场纷争的痕迹，他说：“应该把荷马从赛会中赶出去，并且抽他一顿鞭子。”，在另一个残篇中，他写道：“赫西俄德是很多人的老师。他们深信他知道的最多，但他却不认识昼和夜。本来就是一回事嘛！”荷马和赫西俄德是古希腊文学的最重要代表，竟然受到作为哲学家的赫拉克利特这样的嘲讽，可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的：“哲学与诗歌的争吵古已有之。”乃是实情。

柏拉图也象他的哲学前辈一样加入这场纷争，并最终站在了哲学一方（柏拉图青年时代曾进行过诗歌创作）。他以哲学的理性为武器成功地把艺术压制在哲学之下，从而开始了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宰制诗两千多年的历史。柏拉图从三个方面攻击了诗歌，首先，诗歌是模仿的艺术，它同真理隔着两层，它编造着虚假的故事。而柏拉图把真理看成是最高的价值，因此要追寻真理就得拒斥诗歌；其次，诗歌能激发人的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比如悲剧容易激发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喜剧容易使粗俗、滑稽的风尚放任自流。在柏拉图的心目中遵从理性的生活才是值得一过的生活，理想国的公民要生活的更美好更幸福就必须用理性控制感情、激情等灵魂中非理想的部分，诗歌因此成了幸福生活的绊脚石；最后，在当时的诗歌描创作中，大量充斥着充满了情欲、谎言、自私的神的形象，柏拉图认为这样的诗歌必然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影响了青少年对神的信仰，为了这些城邦接班人的健康成长必须要把那些诗人驱逐出理想国。基于此，柏拉图才在《理想国》中断然决定：“不让诗人进入治理好的城邦是正确的，因为他会把灵魂的低劣成分激发、培育起来，而灵魂低劣成分的强化会导致理性部分的毁灭，就好比把一个城邦的权力交给坏人，就会颠覆城邦，危害城邦里的好人。”但柏拉图对诗及诗人的反驳也不是天衣无缝，它蕴含着如下的悖论:一方面,诗是模仿的模仿,它远离真实,因而诗徒劳无益、软弱无力;另一方面,诗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具有向理性的至高无上挑战的力量。

正是建立在对诗和诗人的拒斥基础上，柏拉图才在《斐德若篇》中，把诗人和其它模仿的艺术家看作是第六等人，而作为爱美者和爱智慧者的哲学家则高高在上，属于第一等人。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并没有一概而论地把一切诗人都驱逐出理想国，对那些与城邦有益，也就是歌颂神明和赞扬好人的诗人他还是欢迎的。他明确写道：“我们必须寻找这样些艺人，凭着优良的天赋，他们能够追随真正的美和善的踪迹，使我们的年轻人也能循此道路前进，进入健康之乡，那里的美好作品能给他们带来益处。” 

从西方哲学思想发展逻辑角度看，柏拉图用哲学排斥艺术实际上反映了理性在柏拉图时期确立了自己真理化身的地位。这之前，哲学与艺术既互相混杂，又分庭抗礼，这之后哲学终于拓清了自己的道路，把艺术从真理的王国中排挤出去，开始了胜利的征程，直到尼采的出现。

                            二

在尼采之前,处于西方主流思想史之外的一些思想家如维柯、哈曼、洪堡等人曾从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角度试图重新审视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尼采凭借他哲学家的睿智和艺术家的敏感使这个古老的话题有了全新的面貌。

尼采以他独特的犀利批判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两块基石：知识和道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成为西方理性主义衰落的一个形象表达，在尼采看来，哲学以及道德和宗教都是理性的不同形式，都设立了两重世界，即可知不可见的超验世界和可见不可知的感性世界，并且把超验世界凌驾于感性世界之上，这无异于否定人的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而肯定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世界。西方传统的哲学、道德和宗教并没有使人强健，反而消弱了人的生命。他在《权力意志》一书中明确说：“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形式。”因此，他主张，要打倒“上帝”才能拯救颓废的生命。怎么去拯救呢，就得依靠艺术。因为艺术作为一种对世界的解释,它肯定感官生活,肯定一切必然之物,艺术的解释展示了一种伟大的、值得一过的真正生活。需要解释的是在尼采那里, 艺术不是与理性活动对立的感性活动, 而是生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尼采超越了以往哲学史探讨“哲学与诗”关系的“理性—感性”的概念范式，启发了他之后的许多思想家。 

尼采把艺术看作是“强力意志”的最高表现,是在“强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起来的条件,作为这样一种条件,艺术乃是开启着一切上升高度的价值。因此,艺术比真理更宝贵更重要,“我们有艺术,我们才不至于毁灭真理”，“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 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 尼采这种将艺术与存在之本质、生命之意义、人类之未来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赋予艺术无以复加的高度价值的做法不禁令我们想起当年独衷于哲学的柏拉图。只不过两者钟爱和敌视的对象正好相反。

尼采的思想偏离了西方传统的哲学理性主义轨道。在西方哲学史上, 无论是柏拉图以来的广义的美学还是自鲍姆加登以来的狭义的美学, 美学都是哲学的派生物, 即要么是存在论哲学的派生物(比如在柏拉图和黑格尔那里) , 要么是认识论哲学的派生物(比如在鲍姆加登和康德那里) , 而在尼采那里, 由于传统理性的衰落和非理性的兴起，艺术不再隶属于哲学，而成了启发哲学，指引哲学的母体，从而艺术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尼采的观点让我们领略了哲学与诗关系问题的另一种解答，但两者关系的追问并没有穷尽，还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也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就是德里达。

三

作为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哲学与艺术的解答给了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认为在整个西方哲学中，本质与现象、言语与文字、哲学与文学等对立的双方是从属的等级关系，前者总是先于、支配后者，因而前者是首位的、本质的、中心的、本源的；后者是次要的、非本质的、边缘的、衍生的。这种等级观念反映出传统西方哲学既强调二元对立，又追求两者统一的思维方式。而作为解构主义代表的德里达就是要颠倒这种等级秩序，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又成为他解构的重点。

德里达对哲学与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是通过论证哲学中存在隐喻来完成的。在传统观念中，哲学是对真理的明晰表达，它认知世界和传达真理, 属于对世界的深刻认识; 艺术则是虚构的、隐喻的, 它对世界的认识是不真实的, 对真理的传达是不确定的。从表面上看, 传统哲学力图追求概念的明晰性和逻辑的纯粹性，千方百计要消除隐喻和歧义, 但传统哲学自身就建立在隐喻基础上, 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最根本的隐喻的柏拉图的“日喻”就是如此。这个“日喻”认为, 逻各斯就是太阳神、理性之神阿波罗。这就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 逻各斯作为西方哲学最根本的概念，它本来就应该是原义,但西方哲学史上描述逻各斯时却用的是隐喻。其他如理论、理念等哲学基础性概念都有其隐喻来源，且是作为语词隐喻运用在哲学表达中。因此不论哲学自身如何鄙视隐喻，其表达的基本结构乃至语词运用都是隐喻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哲学话语本身也是文学活动。德里达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称哲学只不过是看不见的“白色文学”。

这样, 德里达以隐喻为突破口, 彻底解构了西方历史上哲学与文学之争这一命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德里达的目的是解构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 目的并不是像当年柏拉图用哲学来取代文学那样, 要以文学来取代哲学。而是要说哲学与文学都充满了隐喻，两者应该和睦共处, 不要互相压制。为了说明这一点, 德里达就常常把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并置在一起, 甚至印在同一书页上。如在《丧钟》一书中, 他就把哲学与文学嫁接在一起, 书页的一边是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文本, 而书页的另一边是小偷、同性恋者、易装癖者、神父兼法国作家的热内的文学文本。通过哲学与文学两种不同文本的嫁接、哲学家与文学家并置, 消除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线, 哲学与艺术之争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也被彻底地解构了。

纵观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几经沉浮，这种变迁无一不与对哲学和艺术自身的理解相关。思之路是漫长的，哲学与艺术的关系也必然继续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