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塞博:梁文道谈启蒙

我对启蒙知识分子深表怀疑

南方都市报: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在不断的对社会发言，比如说《常识》中的这些文章。那么，你在写作的时候，会有启蒙的意识吗？

梁文道:没有，启蒙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技巧。因为我从来对启蒙知识分子的态度都深感怀疑，我研究生的时候写论文是写福柯的，受这些学说的洗礼，对所谓启蒙知识分子的这一套我是深表怀疑的。我不认为知识分子是可以高高在上，把别人看作愚昧群众，要教你们一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

南方都市报:那你是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梁文道:我做的只是一种观念的散布，我觉得交流的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因此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观念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正确。我能做的只是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想法拿出来跟大家讨论，所以我很少用一个批评或教导的态度去写东西。我通常愿意用一种对话的态度来写东西，我宁愿提出一些观点、一些问题，是我们当前没有讨论到的，被忽略的，提供多一个角度，同时希望去促成一些理性的讨论气氛，但是那些观点本身，你说是不是一定正确或我认为大家都应该知道，我倒没有这样的勇气跟自信。

南方都市报:你刚才提到，社会有太多东西在重复，那么作为一个时评写作者，你会感到灰心或失望吗？

梁文道:不会，因为我从来就是打定主意是会白做的。对于我来讲，作为一个佛教徒，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出现的事情，无常。对我来说，写作这些东西，如果因为它有些东西会改变，那会是意外惊喜。但是如果不改变也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做了一些我认为该做的事情，他改变不改变，他会怎样，我不管，反正我觉得要说这个话是我的责任，最后结果如何实际上也轮不到我关心，就等于人类自古以来就自相残杀，有人类文明开始就有战争，但人类历代以来都有反战的和平主义者，你会不会因为人类永远有战争，有暴力，你就会灰心呢，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反暴力是对的，那你相信你就得说。

我常常怀疑自己可能是错的

南方都市报:跟国内很多尖锐的时评不同，感觉你的时评态度要平和许多，为什么？

梁文道:有几个理由吧。一来我本来就不是那么激烈的人，性格的关系。第二，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时间内时评就只剩下了《人民日报》社论，时评这种题材在大众视野里面是消失了很长时间，现在我们等于说是重新回到过去的批评，重新开始写时评，那在写时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找前面的模范。而我在内地的同行在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说不定没有看过现代意义的时评，当你重新写时评的时候，你就会找以前的范本是什么？那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是杂文，而杂文马上就会想到鲁迅，那么这就是一种受鲁迅影响的风格。而我自己，因为我在港台，长期看时事评论，港台时事评论风格很多样化，什么风格都有，至少不会完全走这条路。因为在台湾的缘故，我是受胡适影响特别深的人，而胡适本来就不是特别尖锐的一个人。最后一点就是牵涉到我个人选择的问题，那就是，就像刚才我跟你说的，我觉得我并不是百分百肯定自己那么对，我怎么能尖锐呢？我的平和是在于，我常常觉得我可能是错的，我常常有这种自我怀疑。

南方都市报:那对于内地这些比较尖锐的时评文章，你怎么看？

梁文道:我觉得也写得很好，只是大家的选择不一样，大家的风格、说话的方式、腔调不一样。其实内地很多时评家我都非常欣赏，而且不一定大家总是那么尖锐，比如说长平就不是太尖锐，非常温和，我很喜欢他。我们很多同行都很好，比如笑蜀、鄢烈山、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然后连岳、张鸣等等，都很好。

南方都市报:在你看来，在时评的写作中有没有需要警惕的东西？

梁文道:这太多了。我不敢说总体的大家应该小心什么，我只是说我自己。我自己最应该警惕的或最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以为自己是个救世主，或者是个所谓的启蒙者，我会特别小心自己这一点。我也尽量希望自己写作时能够有更多的想象力与同情心，因为写评论的人很容易没有同情心。

南方都市报:感觉《噪音太多》中的文章跟一般的艺评也不一样，有更多个人的东西，没有那么多的专业性，为什么？

梁文道:也许是因为，我没有把他当艺评来写。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抱着的是一个轻松的态度，只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觉得它更多的像杂文跟散文，只是借着电影跟音乐来说事。所以，这些文章看起来很轻松，比较不是太专业，更个人化一点。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很少就戏论戏，比如说一个电影，我很少去谈一个电影的得与失，我通常是借着一个电影，哪怕是这个电影不好看，我借着他去谈一些更宽泛的一些现象，我现在比较喜欢写这种东西。

南方都市报:你既是一个作家，同时又是一个电视主持人，在这两种身份之间，你更认同哪种身份？

梁文道:当然是写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

梁文道:第一，我从开始就写作，我写了20年，做电视只做了10年，做电视是我后来的职业。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百分百当成一个电视人。第二，我其实挺不喜欢电视的，不是不喜欢看，而是我不喜欢电视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对我来讲，我之所以还做电视，是因为当然第一它赚钱不错，能养活我跟我全家，第二是它比写东西更有效，更迅速、更广泛地把我所要做的一些观念拿出去，对我来讲，我写作、教书、演讲、接受采访、做电视，都是在干同一件事，都是一个观念的交流，电视是在这所有东西中最有效果的，但是它有很强的副作用。

南方都市报:什么副作用？

梁文道:这个副作用就在于，它会把我变成一种所谓的名人，什么电视名主持，这就是副作用，这个是很讨厌的事情，因为先不说它可能会给你带来生活上的不方便，更重要、更致命的东西就是，电视这种东西它给你制造了所谓的名人效应，如果有的话。它会让别人给你投射出一个过度美好的光环，为你构造一个整体的幻象。所以，你让我选不写什么这个很难，但是你让我选有一天能不做什么，这个我能够选，不做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