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母庄图片:【娄绍坤先生——《中医人生》】

【黄煌老师：“娄绍昆先生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通过对话阐述的经方理论娓娓道来，由浅入深，让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文章中揭示的为人为医的哲理，让读者深思警醒。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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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民间的经方医学研究者张丰

张丰先生（1919年10月—2002年6月6日）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六年了，社会上现在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了，他渐渐淹没在人们的健忘里。即使还记住他的人，也只知道他是一个革命者，教育家，基层单位党的领导，最多只是说他当过右派。“他的一生闪耀着传奇色彩，有过光辉的历程，也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岁月”。如果只用以上三十个文字概括他的一生固然很正确，然而会遗漏了一段重要的历史。那就是他的25年不愉快的生涯。人们也许会想知道在这漫长的25年中，他的大脑都在思考什么问题？
    在他右派生涯的最后5年，我有幸认识了他，和他近距离接触，了解到那一段时间他的部分思想痕迹以及他的追求和思考。
    张丰先生比我大24岁，论年龄应该是我的父辈，但我们都称呼他“老张”。这是因为当时他是“右派分子”，没有什么称呼比这更合适。我认识张丰先生后，向他求教日语知识，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并就针药结合使用，腹诊在方证辩证中的地位等问题交换意见，得到帮助。

张丰先生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娴熟日语，了解日本汉方医学的研究路径，又能从临床角度引进日本的体质学说。他从不隐讳和保守自己的心得，愿意和别人分享。我在状元桥期间，和他交往5年，在他的指点与启发下，通过反复的临床实践，才逐渐触摸到了日本汉方医学的轮廓。
    一、初识张丰(略)
    二、汉方世界--体质方证(略)
    二、汉方世界----.（炙甘草汤证和柴胡加龙牡汤证）(略)
    四、汉方世界---外感发热和葛根汤证
    1975年暑假，和往年一样，我没有回永强青山老家度假，而是与家人一起居住在状元横街小学里。横街小学和渔业小学只有一墙之隔，放假后的校园空荡荡的，又没人管束，这样就可以整日与来诊的病人在一起了。平时上课期间，只能在中午与傍晚时为患者看病，由于看病是尽义务的，不收门诊费。所以学校领导与同事也十分支持。从1972年2月开始，我到状元横街小学教书，每个暑假都是这样度过的。每当暑假来临时，我临床的机会就明显地增多，这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好机会。再加上受诊者全是左邻右舍、周围群众、两个学校的师生，所以有效无效随时可知。
    暑假中三种病最多，一是小儿发热，二是中暑，三是肠胃炎。我运用经方的方证辩证和针灸、刺血、疗效很好。记得一位10岁男孩,是隔壁渔业小学的学生，发热腹痛三天三夜，在医院诊断为“急性胃炎”，治疗后缓解，但药物一停，又发作如前，家人将其背来受诊。小孩发热、头痛、口苦、欲呕、心下压痛、烦躁、尿黄，是典型的柴陷汤证。我先行针刺“内关”，两针下去，患儿喷吐出大量黄涎秽物，疲倦睡去，一会儿醒后，诸症悉除，仅心下稍有压痛，给他轻量的柴陷汤一剂，随后大安。如此诊治，渐渐地在群众中获得了好名声。
我诊治外感发热，不管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初期表证，全都是辛温解表。葛根汤首当其冲，加以大椎、耳尖、少商放血，疗效斐然。当我兴奋地把这些案例一五一十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神色严肃地点了点头说：“你要小心，你要记住，你在和中医界流行的传统观念分庭抗礼。大热天你用辛温的方药治疗发热，医院中药房里会给你抓药吗？”我说: “医院里中药房的老邱医生开始有些踌躇，后来询问患者的疗效，也就不为难了。但他的心中是不认同的的。有一次他以责怪的口吻对我说：'我一辈子没有又见过这样用药的’。老邱医生他一脸猜度、疑惑的神色使我久久难忘”。
    张丰先生听后一声叹息说：“正如陆渊雷所说的，麻黄、桂枝、附子在仲景时代是党国要人，而现在门庭冷落了。然而，日本各派汉方家，如大冢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藤平健、龙野一雄等都认为葛根汤、桂枝汤既是普通感冒初期的首选方，也是所有急性传染病如肠伤寒、痢疾、疟疾、白喉、破伤风、猩红热等病前躯期的首选方。一般各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初期发热使用葛根汤、桂枝汤、麻黄汤更是家常便饭了。那有象我们现在中医界，将麻黄、桂枝、附子视为狼虎药。”
    我问：“临床上疗效肯定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推广？”
    “人们的判断系统是在某种思想观念指导下工作的，观念错了，即使客观事实摆在面前也会视而不见。所以，中医学归于一统是很危险的，它会使人鸦雀无声。任何学术讨论只讲立场，事实就变成奴仆。某种东西在无形中制约着我们，就是意识到了，也无能为力。”张丰先生把我的问题引向纵深。和张丰先生的谈话，使我在更广阔的领域看到中医事业的前景。 

临别时，张丰先生说；“送你一句话。日本汉方家奥田谦藏把仲景的话'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转注为'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这句话转注得好，对临床很有指导意义”。
    和张丰先生分别后第二天，我用辛温解表的葛根汤治愈了一例疑似乙脑病儿，又一次用事实坚定了我用辛温解表方药治疗外感发热表证的信心。诊治过程如下：
一个三岁女孩陈小茵，住离校20多里外的状元公社徐岙大队，四天来由于持续高热，神昏嗜睡，颈项强直等症状，送院治疗，西医认为有“乙脑”可疑。因其家人拒绝抽验脊髓液等检查，故未确诊。仅予以中西药物对症治疗，但病状不减，1975年8月10日特来邀诊。当时病儿处于嗜睡状态，体温高达41 C°，头额极烫，而两足冰凉，脉浮数130次/分，家人见其高温不退，整日以冷面巾敷额，大扇搧风，以求降温，而病儿却毛孔悚立呈恶风寒状，查其苔白而滑，项部强直，克匿格氏征明显，无汗，时有喷射状呕吐。当时我以其项背强直，发热恶寒无汗，脉浮数，苔白滑为主证，并顾及呕吐等症状，断定应予葛根汤加半夏汤以求解肌发汗，升津舒络，止呕降逆。并将'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冰也’的治疗原则用通俗的言语告其家人：“外感表证高热为机体抗病的征象，无须进行任何外力强求降温。”服后2小时，汗出，体温降至38 C°，呕吐止，口渴求饮。再试以大扇搧风，再也不见畏风寒之状，而精神却极度疲乏，恶衣被，小便变黄，大便未解，脉象转为洪大，我知病情已转向阳明阶段，表明险期已过。这是我学习清代名医陆九芝《世补斋医书》后得来的临床经验。陆九芝有句名言：“阳明无死症”，他认为严重的表寒证经正确的辛温解表后，其残余寒邪化热传变入阳明是佳兆，他认为病到阳明就象罪犯逃进了死胡同，虽然气焰嚣张，但已无路可逃，只要治疗及时、方药正确，就可痊愈，。于是即予以白虎加人参汤二剂，随后热退身凉，诸症消失，无任何后遗证。
    一周后，当我把这次治疗经过经过兴奋地告诉张丰先生时，他一脸虔诚，眼睛里闪烁着拘谨的喜悦，非常仔细地将各个诊治环节询问一番，沉思了几分钟，沉重地吐出两个字：“好险。” 张丰先生口中的“好险”两字，与其说是赞许，还不如说是责备，我感到一头雾水。看见我一脸的迷惑，他就露出了歉意的微笑。
    接着他沉重的语调慢慢地转为轻快，认为我的诊治处理是得当的，是临床水平的一次考核，并以日本汉方家和田正系的医案---用葛根汤两剂治愈一个8岁男孩的夏季脑炎---来佐证我的诊治的合理性，接着系统地讲叙了病因学说的负面作用，他说：“这个病例，用温病学说来辩证，它的病因病名是暑温夹湿，病位是卫分，一般治疗方法是辛凉解表辅以芳香化湿，和你的诊治方案南辕北辙，你的辩证方法肯定受到大家的非议，但临床实践证明你是对的，所以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中医理论就有问题。我认为温病学过于强调了病因的作用，错误地强调传染性与感染性疾病就是温病，温病的病因就是温热邪气。这样一来，无形中将“审症求因”的“发病学”上的病因，变成为“原始”病因。温病学在外因决定论的指导下，把气候因素这一个引起机体生病的条件，转变成判断病证性质的病因。这一错误观点会在医者的思维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的讲话有很强的逻辑性，在富有哲理的思辨中将中医病因学说的消极作用揭示得一清二楚。听他说话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精神启示。
    又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他的目光凝重了起来，盯着我的双眼，语气沉重地说：“象这种持续高热的病例，严格地说应该住院治疗，即使服中药，我认为也要同时给予输液。当时你限于条件，没有给予输液，今后一定要特别注意。我研究了《伤寒论》里有关死亡的条文，它们所论叙的病况，用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好多死亡的病例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水和电解质平衡的失调，所以持续高热的病人，特别是儿童，纠正水和电解质平衡的失调是必要的”。在他的这段话中，我才掂量出起先他说的“好险”两个字的分量。
    五、汉方世界—方证、体质和腹证图
    和张丰先生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就是同一个话题，在另一次的交谈中又会产生许多新的内容。譬如我们已经无数次地讨论过方证、体质和腹证，但在1976年冬天一个周末下午，当我们偶然谈到稻叶文礼的《腹诊奇览》中的腹证图时，张丰先生又围绕着这一话题发表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开始他提出一个问题：“腹证在《伤寒论》中比比皆是，它是方证辩证中一个重要指证，然而就我的视线所及还没有发现古代中国有一幅腹证图，这是为什么？”张丰先生就是这样时时能爆出一个我们率以为常，但孰能无睹的问题，我知道这肯定会涉及一个重要区域的内容，就不答话，准备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他见我不做声，就把这个话题向前展开：“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礼教森严，阻碍了腹诊的研究，这当然是一个理由，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古代礼教森严为什么能容许春宫画，医学上的腹证图难道比春宫画更不符合礼教。其实是中国古代的儒家道统“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对从事科技的人只能列为“方技”之列。古代名医以'儒医’而自许，所以内心都自觉地尊奉儒家道统。儒家道统认为，医学虽然是小道，也应该以阴阳为纲去穷究天人之秘，把握疾病的本质。任何科学发明和技术创新都是“奇技淫巧”，都是君子所不为的'器’。儒家公开宣扬：'君子不器’，这就从根本上宰割了中国古代医生研究医技的欲望，压制了科技创新的热情这就是古代中国没有发现一幅腹证图的根本原因。”这一些话，我闻所未闻，但句句在理，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却开启了我探索医理的欲望。
    张丰先生意犹未尽，我颔首凝听。他洋洋洒洒地顺着自己思路尽情发挥：“日本汉方家吉益东洞倡导《伤寒论》中'方可取，论不可取’的观点，使得日本汉方界'重方轻论’蔚然成风，也就是说，一反儒家道统的'重道轻器’而主张'重器轻道’。所以日本汉方界普遍重视方证、腹证等可操作性指标的研究，大家都认为腹证就是和方剂相适应的特殊证型，所以后来就出现了《腹诊奇览》中的腹证图。有了腹证图，加强了视觉记忆，每一个腹证的特点更加容易把握。”
    接着他给我打开一本1964年日文版的日本汉方家矢数格著的《汉方一贯堂医学》，翻到'防风通圣散腹证’一页，指着图对我说：“防风通圣散不是张仲景的方，原来是治疗外感热病的表里双解剂，日本近代汉方家森道伯开拓了它的治疗新领域，认定它是改善“脏毒证体质”的最佳方剂。一些复杂的慢性病只要符合'防风通圣散腹证’，再加上强壮的体格，大便秘结的倾向，投此方就有较好的疗效。此方的腹证很有特点，腹诊时腹部充实有力，以脐为中心鼓胀结实。”我看到这幅腹证图很形象地表现出腹脐部充实、鼓胀、结实的病态，肚脐周围画有从小到大的圆圈。它们以肚脐为中心，由近到远，有密到疏，有序地排列。腹证图比文字描写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张丰先生的手指指着他自己的腹部说：“我的腹证就是典型的'防风通圣散证’。来，你用手用力地按一按，推一推，具体感受一下是有收获的。”他脱掉大衣，平躺在床上，闭上大眼作休息状。
    暮色中，冬日里，望着他那坦然坦率、优雅从容地躺在床上的样子，我非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我用自己右手放在他宽大、鼓起、温热的腹脐部，使劲地按压，的确很结实。他轻轻地说：“你的手掌的大、小鱼际肌要用力均匀，以脐为中心慢慢地旋转按压，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到肚脐周围的腹肌最紧张，象绷紧的鼓皮那样紧呢？”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他说：“现在，你的手掌离开肚脐，从距离肚脐较远的地方以旋转按压的动作渐渐地向脐靠拢，感觉和体会一下它'向脐性紧张’的特征。”说到这里，他补充一句：“'向脐性紧张’这个词语是我杜撰的。”我的手掌在感触着他身体的温暖，我的心在感触着他的心的温暖。这个他'杜撰’的词语，形象地概括了'防风通圣散腹证’的特征，同时精确地概括了腹证图上以肚脐为中心的从小到大、有密到疏的大小圆圈的有序排列的深刻内涵。'向脐性紧张’这个标志性的词汇，已经把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张丰先生站起来以后继续说：“日本近代汉方家森道伯把人的体质分为三大证，即淤血证体质、脏毒证体质、解毒证体质，其中脏毒证体质的人，体格健壮，中青年时比较健康，进入老年死亡率较高, 因为他们容易患上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肾萎缩等病。我就是脏毒证体质，现在已经有高血压病、高血脂、糖尿病了，能改善体质的方就是'防风通圣散’，今后也要多多依靠它改善体质了”。
    那天我亲身体会到了他诲人不倦、身体力行的言行。为了使我掌握'防风通圣散证’的腹证，他从言语、文字到图形，一直到利用自己的躯体当做道具。我知道，他留在我心中的岂止是一点汉方知识，一个他'杜撰’的词语而已。
冬天的傍晚，天暗得早，寒风凛冽，我却没有一丝寒意。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反复琢磨着张丰先生刚刚讲的每一句话的内容并回味着他讲话时的语气语调。他那徐缓、自信的论叙使我着迷，对，我从未听见他大声地说过一句话，我也从未在他身上见过与真善美不相容的品性。

六、汉方世界—少阴表证和“麻黄附子细辛汤”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有好多饱经沧桑的读书人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学中医的这一条道，在我所认识的亲友中就有六、七个人，如我父亲、我老师何黄淼先生、张丰先生等等。
我父亲是中学教师，41岁时被单位精简，当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精简后就被下放农村。他患有肺结核病，他选择学中医是为自己治病，后来经过何黄淼先生的指点，开始系统地学习中医理论并用针灸进行自我治疗，两年后，他的肺结核奇迹般地治愈了。
    父亲和何黄淼先生都热心地鼓动我学习中医，于是我就拜何先生为师，走上了自学中医之路。我也是依靠那套统编教材入门的，那时是利用繁重的农业劳动之余的一点点空隙学习的，其中的冷暖,真是如鱼饮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三十年代出版的陆渊雷先生的《陆氏论医集》。从《陆氏论医集》中知道了中医学中还有一种“方证对应”的辩证路子。这条路是东汉仲景所创立的，这种“方证对应”的路子创立后，一直没兴旺过，到民国时，几乎断了香火。令人庆幸也令人痛心的是日本人传承了仲景的香火，并发展成为汉方医学。《陆氏论医集》中，陆渊雷先生能权变自如地分析复杂多变的疾病，显现出了非凡的功力。他笔扫千军，淋漓痛快的批判也吸引着青年时期的我。反复熟读了陆渊雷先生的激情洋溢的著作后，我就从云山雾海的中医理论的概念丛林里走了出来。从此，我一边研读《伤寒论》和日本汉方医学的书籍，一边进入临床。由于 “方证辩证”和针灸相结合，临床上就能得心应手地治疗一些中医、针灸的适应证，逐渐地有了群众基础。这些中医、针灸的适应证都是普通的病，只是因为西医药屡治不效，所以人们误认为是“陈疴痼疾”，其实是一种疑而不难的常见病。
    我的父亲学中医起步比我早，治病以针灸为主，按部就班地学习正统的中医理论。他对古代儒医倾心向往，对《内经》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顶礼膜拜，对仲景《伤寒论》仅仅是礼节性的尊重，对叶天士却是十足地五体投地。因此我们父子俩时常为医学观点的不同而发生争执。
    913林彪事件后，我到状元代课教书，后来有幸认识了张丰先生。张丰先生的出现，使我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学习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我父亲单独一人居住永强青山，一边醉心于专病专药的研求，一边为邻近几个村子的群众看病。由于他诊病仔细，面面俱到，极为认真，也颇有人气。
    父亲体弱消瘦，经常感冒咳嗽、咽喉不利，都自行中药、针灸治愈，但1977年夏天的那一次不一样，感冒发烧、头痛五天不愈，他自己针灸，开一些辛散解表的中药服用，总是无效。西药亦用过不少，体温反而越来越高，最高时曾经达到摄氏40度。神疲脉数，形寒肢冷、手脚冰冷，两条棉被盖在身上还觉得不暖，头痛用布带捆紧稍安。我星期天回家，正赶上了父亲患病卧床。父亲体温虽高，但他自我感觉不但不发热，反而畏寒无汗。我诊察后，认定是少阴表病，马上给他服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父亲服药五个小时后，果然汗出热退，仅有咽痛而已。我内心洋溢着成功的喜悦，但父亲并不这样认为，一味强调我的辩证有误，不然的话，为什么反添咽痛干涩。他要我把处方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大吃一惊，生气地说：“你明知我有肺结核病史，经常咳嗽、咽喉不利，人又是消瘦的阴虚体质。这次发高烧，体温39度，脉搏每分钟100次，还用这等温热药物，岂不是南辕北辙，极为危险?”我说：“要说危险，老年人在发高烧时的危险，莫过于出现感染性休克，临床上在发热、脉数时，如出现形寒肢冷、神疲脉弱，是《伤寒论》中的少阴表病的表现，就有高度危险性。你受凉后，发高烧，但神疲蜷卧，手脚冰冷，脉象虽然数，但沉细弱。你万幸没有出汗，所以还可以用扶阳解表的麻黄附子细辛汤退热降温。你虽有肺结核病史，又有阴虚倾向，但当时急性阳虚和风寒表症是你疾病的主要矛盾，只有迅速地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才能退热降温、保存津液。”父亲难以信服我的辩解，埋怨道：“什么'急性阳虚’纯属自造概念。不是用药过偏，你说说为什么热降了，反添咽痛干涩，明明是辛热伤津。”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心里想父亲他为什么不会权衡轻重，而是这样地求全责备呢？我陷入莫名的困惑之中，耳边不断地传来父亲忧心忡忡地告诫声：“今后，你假如遇到象我这样的病人，千万不要开这类的药方。”他的意识深处可能认为，用扶阳解表的汤药治疗老人外感发热，即使有效也不符合正统的中医理论的，是一种危险的疗法。他痛切地说：“你除了《伤寒论》以外，对其它医家缺乏敬意，对日本汉方倒有着旺盛的阅读热情，对你这种荒诞的学习兴趣，我一直持反对态度。日本汉方的'方证对应’是辩证的初步，你一条道走到黑是进入了死胡同，偶有闪失是要吃官司的。” 我端详凝视着父亲病后憔悴的面孔，无奈地点点头。他认为我已接受了他是意见，于是吞吞吐吐地说：“其实，------” 我从他欲语还休的眼神里，读懂了他不想挑明的后半句话的意思。他想必认为，外感发热一般六、七天不治也愈，扶阳解表反而陡增咽痛而已。这时，说实话，我心里难过极了，更加明显地感触到我们之间的深重隔阂。 

回到状元镇以后，我反复地思考我和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想由于各自生命形态上的经历太过悬隔，所以也导致了彼此的中医观点也发生差异、偏转和倒置。有些问题还没有展开讨论就发生对立，我们之间可能在出发点上预先就已经存在着误会。不管我如何试图纠正自己的情绪，从正面考虑父亲的意见，但总是很难说服自己。
    1977年初秋，我多次出入于张丰先生的住处，和他交换我这次悲欣交集的诊治的感想与体会，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教益和力量，获得启迪心智的见识。同时他着力于研究“个案”中的方证与体质关系，我的“个案”堪称典型，兴许他也会感兴趣的。
    一天下午，在张丰先生的住处，他听完我唠唠叨叨的叙述后说：“你父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虽然你的诊治也能用正统的中医理论解释清楚，但人们可以从好多方面来责难你，如夏天的暑热啦，如发高烧，体温39度，脉搏每分钟100次等热象啦，有肺结核病史啦等。这就是现在中国中医界的现状，你不得不正视它。”他平静地看着我说：“你能在现代医案里找到多少类似的临床报道？就是在古代医案中也很少这样的记载，人们对外感高热常规治法是辛凉解表，清热解毒等。外感高热辛温解表已经是令人乍舌了，更不用说辛温解表加辛热扶阳。”他走到书桌旁边，拿来一本《叶天士医案》说：“这是中医的临床必读之书，你就寻找不到扶阳解表的麻黄附子剂退热的医案。”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读过这本书，发现书中很少有记载麻黄、桂枝等辛温解表的治法，更遑论扶阳解表。徐灵胎针对《临证指南医案》中这一不正常现象也有议论，他认为“此非此老之过，乃编书之人胸中漫无定见耳”。
    张丰先生话锋一转，就讲到了日本汉方医学：“日本汉方家解读《伤寒论》的少阴病为'表阴证’、'表寒证’是独具慧眼的。他们认为，凡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即普通感冒、流感、各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初期，所有急性传染病的前躯期都归属于'表阴证’、'表寒证’的范围。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是少阴病的首选的常规用方。可见现代中医临床，借鉴日本汉方的研究成果极为重要。你和我临床诊治一些体弱人的外感表证，也是运用这个观点的。”他又找来一大迭日本汉方资料，熟练地翻到他需要的地方，一一地指划给我看。这是他的习惯，总是用翔实的书面文字来验证所言不虚，强调事出有本。
    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到底是不是少阴病？仅凭'凡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是不够的，还需要足够的临床证据”。我点点头，他站了起来，点数着自己的指头说：“首先，患者脸色苍白，甚至贫血貌，精神疲倦；第二，虽然体温表测量是高热，但患者自觉却无热感者；第三，全身恶寒，特别是头部畏寒明显，患者需要戴帽来保暖，一般四肢冰凉；第四，肢体、关节不适或疼痛，特别是头痛，患者喜欢用布带捆紧。第五，脉象沉数，一般虚，也可以不虚。”他还将一些特殊的、非常见的方证，如假热的四逆汤等作了说明。

接着结合我父亲的病例，他和我交换自己的见解：“你父亲的病况是基本符合少阴病的'表阴证’、'表寒证’，选用麻黄附子剂也比较合适，但你还需要考虑他的'腺病质’体质。虽然，这种体质的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对本人健康的影响愈来愈小，但生病的时候，还是要认真考虑的。所以，我认为麻黄附子甘草汤对你父亲比较合适。日本汉方家龙野一雄认为：'麻黄附子甘草汤可用于比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全身症状轻缓者，一般伴有咽痛。甘草的药效是缓和气道，治疗咽痛。’ 总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和麻黄附子甘草汤证要作仔细鉴别，除此之外，还要一一排除四逆汤、真武汤等方证。”
    讨论接近尾声时，我提出了几个'节外生枝’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的日本汉方家临床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的时候辩证不很规范，仅仅是根据'凡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就投药，麻黄附子细辛汤成为小孩、产妇、老人等体弱的人外感表证的常规用方。临床结果是：有的效果良好；有的无效的，但也不见出现有什么副作用的报道。我们临床能否可以仿用日本汉方家的这种常规用方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外感表阴证病人，出现发热、恶寒、头痛、无汗等明确的表证，假如由于辩证不当，误投麻黄汤、葛根汤会有什么后果？”
    张丰先生对我提出的问题沉思了好一会儿，回答说：“这两个问题提的很好，我们需要好好思考与准备，留待下次讨论吧。”。
    一周后，我又次来到张丰先生的农舍，就上次的话题继续交谈。
    张丰先生一开始就说：“第一个问题牵涉的面比较大，留待以后我们慢慢解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误投后有什么后果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状态来决定的。体质状态好的，可能仅仅是无效，拖到一段时间，待患者体能恢复了，也会汗出而愈；体质状态差的，可能就会变证百出。”我默默地听着，知道他已经作了一定的准备，就静静地等待着他的更深层的发挥。
    张丰先生继续说：“民国时代的丁甘仁老母亲外感表证恶寒发热一案，因为那段时间丁甘仁不在上海，丁甘仁的门人反复商议，投麻黄汤一剂。药后，畏寒、发热、无汗等外感表证不解。原方加麻黄又投一剂，又无效。原方再加麻黄又投一剂，又无效。原方再加麻黄又投一剂，药后大汗出，满室秽臭而痊愈。依我之见，此案处理并非经典，辩证用药未能环环紧扣，之后的的汗出而愈是由于丁甘仁老母亲的体质状态还可，虽然治疗没有完全'方证对应’，但辛温解表的方向没有大错，所以还未能造成伤害，拖了一段时间以后，她的体能恢复了，体内的自愈能力才借麻黄汤的辛温解表而汗出痊愈。如果初诊时，能借鉴日本汉方家的观点，辩证从'老人外感表证可能是少阴表病’入手，给她投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或麻黄附子甘草汤，可能会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个病案可以为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 丁甘仁老母亲发热一案我也读过，当时读它的时候，曾经为其奇谲怪异的诊治过程捏一把汗，并为其麻黄汤中的麻黄不断加量而惊诧，更为其丁母大汗痊愈而欢呼。现在被他一分析，病案依旧，结论大异，确实是别有洞天。他的结论即使不能让你全然信服，却由不得你不得不对张丰先生娴熟的学识、敏锐的眼光深表佩服。
    我听着听着，心里产生了一种想法，假如我父亲也来听听他的分析，我父亲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吗？他好像洞察到我的心思似的，话题一下子又转到了我父亲的身上：“你父亲对你的批评有可取的地方，他批评你选药不慎，过于辛热。”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一个人的弱点，往往是他的反对者最了解，而不是他自己。假如这个人能虚心听取反对者的意见，就可以使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我想想的确是这样，我一直在父亲的反对声中不断地改错纠偏的。
    张丰先生脸色慢慢地严肃起来，说：“你父亲的担心，除了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代表了一个职业医生的担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医生也不例外。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如果方证不对应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医生没有一定把握是不敢开的。而这个方药的价钱不到一毛钱，有这个把握的医生也不一定愿意开。这个方，中药店一般也不愿抓，也不敢抓。就这样，久之，久之，几百年、上千年下来， 大量的习焉不察，积非成是，大部分医生就不会开了。你现在是免费门诊，看病的目的是为了疗效，所以没有这一方面的体会。你父亲比你现实，不过他没有点破这一层利益关系的薄纸罢了，你要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苦心。”
    他看见我惶恐的样子，马上说：“你父亲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劝告你不要开经方就错了，不开经方怎么能学会中医呢?中国古代医学家说得好，要'胆大心细’，特别是一些药性猛烈的方药，医生一定要研究出一个有效、安全区域，特别是要控制好方药使用的有效、安全边界底线。这样就有利病人，又能保护自己。”
    我的心里突然受到触动，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日本汉方医学是不是就是通过减少药物分量来守住了'有效安全边界底线’的。”张丰先生感到我的回答有点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是你的一个新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日本汉方家用药分量比我国中医师用药分量轻的一个原因。所以，一些药性猛烈的方药如葛根汤、麻黄汤、大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汤，日本基层医生都敢使用，都可以常规地使用。有些方剂，如葛根汤都列为家庭用药。这在中国医生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啊，你的意见已经部分回答了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这种谈话真使人心旷神怡，其过程本身已经足够我终生的记忆和回味。
    临别时，他送我到大门外的路口，对我说：“临床上加强对日本汉方和中医经方用药分量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大课题”。他的临别赠言好像是古人“中医之奥秘在于分量”一语的现代版。的确如此，日本汉方和中医经方用药分量的明显差异，象一堵高墙阻碍了两种医学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一直到了黄煌的出现，才使这种举步维艰的被动局面有所改观。逝者如斯，今天回顾张丰先生前瞻性的临别赠言，恍然使人产生一种亡羊补牢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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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先生二三事(续)

我特别佩服张丰先生读书的方法，许多社科类、文学类的图书经他一读，都能读出对中医有用的东西来。这可能是他已经建立起自己独特的诊治体系的雏型，所以能把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分门别类地吸收到自己的系统里来，以丰富自己的学术体系的结构。就象俄国作家契科夫《打赌》一文中的年轻律师，他在被囚的15年里能读完六百本深奥的著作，监禁的最后两年，他不加选择，有时读自然科学的书，有时读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一些纸条上往往要求同时给他送化学书，医学书，长篇小说，某篇哲学论文，或者神学著作。年轻律师监禁的最后两年为什么能够不加选择地读书呢，就因为他已经树立起自己新的人生观和知识框架，所以需要而且能够吸收各种各样不同的知识，通过消化吸收，同化为自己的血肉。
    在一九七五年初春的有一天，张丰先生来到我在教书的学校里。他看见我桌子上有一本《红楼梦》，我们就围绕著它聊开了。他说：《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除了有隐喻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起了讲叙故事的功能。如果删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诗词曲赋，其使叙述的故事依然完整无缺，但如果抽掉《红楼梦》中的所有韵文部分，那么整个故事就会变得残破不堪。《伤寒论》里也是这样， 398条条文中以针灸主治或辅治的共有10余条，其中有用针者，有用灸者。这说明仲景不仅精于汤药，而且善于运用针灸。他在总结针灸治疗热性病的适应证和禁忌证的同时，对因针灸不当而引起的变证及其救治方法，都做了具体的论述。例如记载因“烧针”、“温针”、“灸”、“熨”等引起的“火逆证”就有10多条之多。中医临床缺了针灸等外治法，就会象《红楼梦》中抽掉诗词曲赋一样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现在社会上中医师不会针灸的比比皆是。他们可能忘记了清代医家沉金鳌云的话：“仲景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活；三百九十七法，法法皆通”。在这“法法皆通”中亦包括了针灸疗法和针灸治病的原则。相反的是一些针灸家熟读《伤寒论》后，针药结合，疗效明显提高。
    后来，我们就针灸与方药密切配合的前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我问他在针灸与方药合治方面有什么经验和心得？
    他说：“根据方证状态来选针灸方式与选择具体穴位的。基本上是遵循张仲景确立的“三阳经病宜针，三阴经病宜灸”的原则，但也有例外的。我理解的穴位为一个穴区而不是一个点，针灸时要以这个穴区内的压痛点为针灸点”。他略作停顿，聚精会神地在凝神思考。我张大眼睛，期待下文。
    他继续说：“葛根汤证、葛根芩连汤证一般在大椎穴、次髎穴针刺或刺血后拔罐；柴胡陷胸汤证、大柴胡汤证在至阳穴刺血后拔罐，在阳陵泉穴针刺；柴朴汤证在至阳穴针刺后拔罐，在足三里穴针刺；柴胡桂枝干姜汤证、理中汤证、附子理中汤证在神厥穴拔火罐，在足三里穴温针；四逆汤证在太阳穴刺血、在委阳穴或委中穴（以穴周围区域的皮静脉曲张明显处为准）刺血后拔罐；真武汤证、肾气丸证在水分穴艾条熏灸等等”。
    他全盘托出毫不保留，这些宝贵的经验不知他花了多少的心血和时间。
    我也从病的角度和他交换了内治与外治结合的疗效，如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时如果是麻黄汤证，那就可以在太阳穴刺血；治疗急性睾丸炎时，如果是龙胆泻肝汤证可以配合大腿内侧皮静脉曲张明显处刺血后拔罐等等。并举了不少的病例来说明。如一个40岁妇女，消瘦，左耳耳鸣多年，具有小柴胡汤证，颈部C4棘突细微左移，有明显压痛。在颈部推拿后针刺，同时予以小柴胡汤，内治与外治相结合，治疗两周而愈。
    他非常认真地听，并且反复询问了一些细节。随后我们对刺血后的出血量以及出血颜色、粘度、止血时间互相交换了意见。
    我问：你说针灸在日本发展得很快，诊治方法也不断创新，什么赤羽氏皮内针、股神经刺激法、奇经疗法、经别疗法、良导络疗法、足反射疗法、窦刺疗法、SSP疗法等等，那为什么《内经》《伤寒论》倡导的针灸等外治法在中国历史上发展不快，甚至呈衰落之势呢？
    张丰先生说：我认为宋明的理学思想的传播对针灸等外治法的生存发展产生负面作用。理学文化反对袒胸露肚，反对医生和病人过多的肢体接触。这样的文化环境对治疗时需要充分暴露肢体的针灸疗法是不利的。
    经过这样的谈话，我明白了中国古代人相见时都是打拱作揖，而没有握手、亲吻、拥抱等类的礼节了。
    张丰先生的见解是对仲景学术的一种发挥。他的这些厚积薄发，凝练准确的叙述是他长期、反复、痛苦思考的结论。一些一直有意无意被遮蔽被回避的命题，被他赫然地提了出来。这些命题，所涉及中医界的事实是人们有目共睹的，然而人们视而不见或者孰视无睹。
    张丰先生的这些观念从此就根植于我的生命深处。使我那些零散的、有些杂乱的思想与有限的知识渐渐变得整齐起来。
    有一次我读了一篇卡尔.马克思女儿回忆她父亲的文章，其中说到卡尔.马克思的格言：“目标始终如一”。我读后感触很深，就转而问了张丰先生。
    “老张，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他回答说：“医学上我信奉章太炎的话：'多议论少成功者，虽是亦非。’”
    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揣摩著他的这一句座右铭。从中我仿佛猜度到他醉心於仲景的内外合治疗法的心理依据与思想渊源了。通过这一次交谈，我越发感到张丰先生所选择的这条体制外 “小路” 在民间不仅顽强地存在，并在向前延伸，正是在那条“大路”裹挟式的参照之下，越发地凸显出来。
    那段时间读了大量的这一方面的资料和书籍，对我而言，那真是一个生吞活剥的阅读阶段，什么深奥的书都敢读，什么冷僻的书都想读，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与此同时，我也没有放弃过阅读历代中医名家的著作，企图从中寻觅到一些“治疗体质学”的史料。记得有一篇张丰先生从日文的杂志里翻译过来的文章，题目叫《苓桂术甘汤的研究》，作者是 山本 严，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至今天他的翻译原稿我还珍贵地保存著。
   《苓桂术甘汤的研究》一文，译自日本《汉方临床》1975年月12期。日本汉方家山本严先生把人群分为两大类型体质：云雀型和夜枭型。（一）云雀型体质的人，从早到晚精力充沛，不常患病，但是一生病就是大病。胃肠非常健康，食欲旺盛，有力气，耐力也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同失眠无缘，起的早，睡的也好。躺不下的地方，都能立刻睡著。这些人在年轻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可是到了中年之后就不那么好了。（二）夜枭型体质的人，同上述云雀型完全相反，一年到头不断地诉苦身体不好过，容易疲劳，没有力气，头痛，臂酸，胃呆，口苦，上逆，胃痛，眩晕，手足冰冷。早上不愿爬起来，夜间不想睡。这些申诉在体检时又很难发现，大都限于自觉症状。把前者称为“云雀型”，这些就是“夜枭型”也就是“朝寐夜游”者（夜游神），每天早上都赖在被子里不肯爬起来，星期天一直睡到中午。喜欢发病的年龄，出现症状及诉说烦恼大体上是二十岁，女的在第一胎出生之前，三十岁时最“懒”，过了四十岁慢慢不太埋怨了，六十岁一过反而精力饱满起来，可以长寿到70-80岁。 夜枭型的人申诉主要症状之一是眩晕、心悸、头痛和肩凝，他们是苓桂术甘汤的适应症。这样的治疗体质想的临床分类和诊治经验，对我们临床有很大的帮助。
    张丰先生的译文准确、流畅，如实地反映了山本严先生这篇医话的特点：语言朴素、自然，文笔清新、亲切，叙述清晰细腻，妙趣横生 。那段时间读的日本汉方医学的资料基本上是他翻译的。假如没有他，不会阅读外文原著如我，不能想像自己的学习中医的心路历程将会如何展开。
    学习了日本汉方的体质学说以后，我回想起以往一些失败病案常常痛心不已。因为我发觉有些病案的失治是由于我自己缺乏体质知识的修炼而造成的。如我的一个永强友人的妻子，患支气管哮喘多年，不发作时精力充沛，敏捷灵敏。但发作时就很痛苦，呼吸困难，痰黄粘稠，就求诊于我。我根据口苦呕恶、胸胁苦满、心下压痛、大便秘结、脉象弦滑等脉证，诊为大柴胡汤合半夏厚朴汤证，并查考了日本汉方资料，也佐证了大柴胡汤合半夏厚朴汤是治疗支气管哮喘的有效方。于是自以为能够取效，谁知连投五剂，没有丝毫效果，失望之极，竟怀疑方证辨证的可行性。现在才知道，辨证时没有考虑到她的体质状态---消瘦憔悴、面色无华---是典型的'腺病质’体质。这样的体质特征结合脉证，应该诊断为小柴胡汤合小陷胸汤证才是，如果认为是大柴胡汤合半夏厚朴汤证的确是似是实非。真是“肺腑而能语，医生面如土”。
    从此以后，我时时警惕自己思想的松懈和懒惰，注意人们的体质类型的基本分类以及两种以上体质类型的混合。同时有意识地注意培养自己鉴别同类体质类型患者的细微差别以及体质和方证的关系。长期坚持如一日，从此观察力日增。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发现，接受那种技术训练，进入那个诊治系统，等于是通过了一次灵魂的改铸。
    他还说:对张仲景和《伤寒论》加以阐释，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他认为日本大冢敬节发现的《康平伤寒论》本是最佳文本，它比通行已久的宋本、成本、以及赵开美的复刻本更接近於仲景原著。大冢敬节的《伤寒论解说》是一本最通俗最精彩的《伤寒论》阐释本。
他认为，日本汉方著作简明清晰，不故弄玄虚，就象一架有台阶的云梯，是优质的《伤寒论》入门教材，只要你敢于攀登，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入《伤寒论》的大门。所以，从日本汉方入手，是一条学习中医经方轻车熟路的快车道.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每天听到的消息总是令人振奋的。你能感受到周围的气氛，一切都在重新开始。
    那年初夏，我正在认真复习，准备参加全国中医师选拔考试。一天,我听说张丰先生右派改正的手续已经办好，党籍也恢复了。他很快就要离开状元桥了，到一个研究所担任党支部书记。闻讯后，我匆匆赶到他的农舍，向他祝贺，与他告别。但一想到从此以后远隔东西，我很难随时向他请教，心里又感到黯然伤心。
    张丰先生的农舍里比往日乱，门窗敞开，很多东西已经打包成捆，秋风过处，一地的书籍纸张翻飞。
    他那天心情很好，鼓励我要全力以赴参加中医师选拔考试，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命运女神的飘带。  
    随后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人在杀猪的时候，发现杀猪刀还在五楼，他不去五楼取刀，而是请了一群人把猪抬到五楼去杀。”然后请我用一个恰当的成语类的词语、短句给这个笑话起一个标题。
    当过中学校长的他讲话很注意方式方法，他往往从某件发生于我们身边的小事或者一个小故事、小笑话、小寓言讲起，一步步把听众向上引领，最后领他们到达一个理论平台，日常的生活细节经过一番梳理，忽然得到升华，获得了意义。
    我一下子想不到合适的标题，就随口说了一个：“郑人买履”。
    “郑人买履这个成语说了一个宁愿相信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的故事。这个傻瓜把人所发明的尺子，看成比人本身还准确。”他笑了笑说：“这是一个认识层面的问题。但你选的成语和我讲的那个笑话的寓意还有一点距离，再想想。”
    他看我一时找不到答案，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我：“移的就矢”这个词语可以表达上叙笑话的寓意。理论和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正常情况下，就是有的放矢。不正常情况下，就是无的放矢与移的就矢。在中医诊治疾病时，方证对应就是有的放矢；方证不对应就是无的放矢；方证不对应，硬要削足适履，不分孰轻孰重的盲目实践，当在实践中失败了，反自认为真理在手，不改弦易张，反而文过饰非，就是“移的就矢”。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突然想起和“移的就矢”寓意类似的一个民间的笑话:一个医生掌握了一个高效的验方，疗效不错，就自高自大起来。一天，一个病人对他说：“医生，吃了你的药已经一个多月了，一点效果也没有，是不是你的方药开错了。” 医生非常自信地对病人说：“我的方药不会错，如果有错的话，一定是你的病生错了。”
    但我还是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就问：“老张，人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知故犯的低级错误？”
    对我这个问题张丰先生说了一大堆的话，大概的意思如下：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的交流，有人掌握了知识，他在尊重知识的同时，他也尊重客观事物，於是知识就会不断地提高深入；另一种人尊重现有的知识但不愿正视事物的发展变化，于是知识就被僵化，僵化了的知识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变成了上帝从天外传来的福音。这种情况下，知识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他们就抱怨客观事实，认定客观事实有悖于知识，或者师心自用地以臆测之辞去弥补解释这种断裂。移的就矢在哲学上是观念先行的先验论者；在实践中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所谓的明知故犯，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出现的。
    张丰先生深入浅出的分析使我对理论和知识的负面作用提高了警惕。当许多年后读到海耶克的《致命的自负》时，我才知道这是人类最容易犯的一种毛病，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运用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哈耶克从这种进步中却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即每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在对人类的自由精神形成一种威胁，这是因为科技成就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即他所说的 “危险的知识自负”。
    我问：“老张，你怎么评价腹证腹诊在中医四诊中的地位？”
    张丰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
我心里一遍一遍地琢磨著张丰先生的回答。这句不事夸张不失分寸的话是这样地客观、公允，这样地实在、贴切。这说明我国古代汉语多么有感悟性,可以让它的词语直指事物核心。象这样短短的“无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十个字就把腹证腹诊在临床上的重要性、不可替代性及其非绝对性表达得十分到位。真是“一字之安，坚如磐石；一义之出，灿若星辰”。真是，妙不可言。
    我有一个问题，记在心里好多年了，临别之际忍不住发问：“老张，你研究中医经方医学的动机是什么？”
    我记得他断断续续地讲完以下一段话。
    逃避，对，是精神上的逃避。反右以后，心中一直在病态的自我审问中煎熬。为了摆脱自己折磨自己的梦魇，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无穷无尽的检讨和批斗。我强烈渴望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所以我走进了中医经方。二十年来，我总想以最适当的最简化的和最易领悟的方式来把握中医世界的图像，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我终于选择了用张仲景经方医学世界来代替现实的世界。我按自己的方式去做，把经方医学体系及其日本汉方作为自己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我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后来，我真的找到了。
    我终于知道他研究中医探索经方的动机了，但以后我才渐渐明白“逃避”两个字的真正含义。
    已经到了深秋的季节，傍晚时分颇有几分寒意。真的到了要离别的时刻，张丰先生拿出一迭日文的《汉方の临床》杂志送给我，语重心长地说：“送给你当资料，当教材，希望你能读完它，读懂它。”
    我无言以答，频频地点点头。此情此境，再加上萧索清冷的清秋时节，我触景生情，随即一股巨大孤独感难以阻遏地爬上心头。
    张丰先生声调平静地说：“庄子说得好：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他送我到路口，定定相望了好久，彼此把感觉和友情埋在心底，然后默默地告别。我向前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回头凝望，他依然站在萧萧的秋风中，我情不自禁地向他高高挥手作别。
    直到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他也早已离开人世了，我才意识到了“逃避”和“忘却于江湖”的这段话是他中止中医经方研究的告白。
    三十年来，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皇汉医学》与那一迭《汉方の临床》杂志时，就想起和张丰先生在一起相儒以沫的岁月；就想起在那座爬满青藤的石墙小木屋。那是一段非功利性精神往来的时光，它虽然清淡如水，却生趣盎然。
    欧江东流，逝者如斯，回顾往事，历历在目。张丰先生倾心传授的情景,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方绿洲，永远不会被时间沙丘所淹没。对张丰先生的怀念和感谢将伴随我的一生。也希望我对张丰先生的怀念，能为他的在天之灵所感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我的第一圈精神年轮 

文革期间，我村老中医陈建琦先生的遗孀因外伤引发股骨颈病求诊于我，我很热情地为她诊治，每天主动上门给她针灸，坚持治疗了一个来月，病情有所好转。那天，她出于感谢，就打开了丈夫遗留的书柜，请我看看有什么我需要的医书，愿意赠送给我。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在尘封多年的旧书旧杂志中细细地翻看，竟发现了三十年代出版的陆渊雷先生的《陆氏论医集》。当时我就站在那里翻读了《陆氏论医集》的序目、目录、伤寒论今释序目等篇，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日本人研究中医药之趋势》这篇上面。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东洞之师法仲景者，惟在凭症候以用药方，就药方以测症候。”一九七一年除夕温州远郊青山村一个光线昏暗的老房间的傍晚时分，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起我生命通往中医经方之路的导火线，我一下子意识到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从医之旅了。
    这套书一共有四册，但在陈建琦先生家寻找来寻找去只寻找到三册。后来，我的朋友王益春在他妻子的祖父（温州儿科名医朱湘洲先生）家发现《陆氏论医集》的第三册，当王益春知道这正是我四处寻觅而不捕的这一册时，就偷偷地拿回来了。当他坏笑着把这册古色斑斓的医籍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时，我差一点喜欢快活幸福地昏过去了。读了陆渊雷先生的书，从中知道了中医学中还有一种“方证对应”的辨证路子。陆先生能权变自如地分析复杂多变的疾病，显现出了非凡的功力,这对于我极具魅力。他那笔扫千军，淋漓痛快的议论特别使人振奋。反复熟读了陆渊雷先生的激情洋溢的著作后，我就从云山雾海的概念丛林里走了出来。

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説的：“有什么样的阅读经历，就有什么样的精神年轮”。 《陆氏论医集》这是我的第一圈精神年轮。陆渊雷先生的这本书帮助我完成了从一个理法辨证高音区降到一个方证辨证低音区的转变。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无疑，一九七一年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的日子,真是如鱼饮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在状元镇的日子

（一）
    我每次从状元到永中镇首先都是到我二妹夫家，他的家就住在车站附近，一下车就到了。再说他和我有许多可以谈论的共同话题，是他的介绍我才在七十年代初认识了永中镇上的几个老师与朋友。这些新交的师友知道我爱好中医针灸，所以就经常地来找我论医谈病。这些新交的师友之中的有几个人，后来成为中国的文化界露头露脸风光一时的人物。其中就有被我视为老师的董楚平先生与骆寒超先生，我的中学校友陈植锷先生，还有诗人李岂林，画家吴佐仁等等。他们虽然研究的学科不一样，但他们刻苦钻研的学风，努力进取的精神，开阔宏大的视野以及研究问题的方法，观察事物的角度，表述意见的方式对我多多少少有所影响，有所促进。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二)
    董楚平先生全家都住在永强中学的校园里，有一次吴海平带我去永强中学拜访过他，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把自己从楚门老家带来的已经蒸熟的红膏大螃蟹一人一个地分给了大家尝鲜。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反复推辞，董先生笑着说：“好东西大家一起会餐才能尝出滋味来。来，大家一起动手又动口。”他一边说，一边动手把螃蟹的盖子一个一个地打开。现在说此事可能很平常，然而在那食品供应凭票的年代，红膏螃蟹可是上上等的美食佳肴。所以董楚平先生家的这个鲜美螃蟹的滋味就与董楚平先生可爱可亲可敬的言行一起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了。
    董楚平先生一家就住在学校的旧教室里，这个临时的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个厨房，家庭的用品全摆在学校课桌拼成的“桌子”上，挂在教室四面的墙壁上。墙壁的一块空白处贴着一对他自己用墨汁书写的楹联：

枫叶飘地胭脂色，
冰水出山金玉声。

    情景交融，意味无穷。他就在这里埋头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楚辞。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热潮中发表了十多篇关于农民战争的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縕酿成熟的。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发表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登了整整一版。这是该报历时半年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发轫之作。所以董楚平先生被中国的历史学界称为“农战史研究的先觉者”。后来就被调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任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从楚辞到新文学，从文学到史学，再从神话到考古。 200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中国上古创世神话钩沉》一文解决了国际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董楚平先生研究过日本历史。当他知道我在学习日本汉方医学时就告诉我，要多多了解日本民族与日本社会的特点。这些知识对深入研究日本汉方医学可能有所帮助。他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他说：“日本是一个岛国，其文化结构与国情民性非常独特，是需要特殊看待的另类社会。譬如在日本历史上，农民与雇佣他们或者租田给他们的那些地主经常发生了纠纷。如果有人领头去闹，就有法律来解决。大多数这类闹事事件，法律都支持底层的农民，农民往往胜诉。但是，他们的法律又规定带头闹事的农民领袖要杀头。闹事的农民一般也不敢为那带头闹事的农民领袖伸冤叫屈而再度闹事，只能等着看带领他们闹事的领袖被活活地砍了头。砍头时，闹事的农民都奔到刑场为他送行。农民领袖死了以后，农民们还建立祠堂来纪念他。日本的法律允许农民们这样做。这种法律神圣的观念，和对正直牺牲精神的敬仰，构成了日本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是尊重法律的规定和判决；二是允许民众祭拜为大众利益而自我牺牲的英雄。让这种不畏强暴、坚持社会正义的理念与世长存。而我们中国古代社会，如果农民造反失败了，官府就不容许历史按事实记载这些事件，更不允许民间公开祭拜他们的领袖。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法律不能制约有权的人，而是帮有权有势的人来欺压老百姓。皇帝与官衙不尊重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倾听民间伸张正义的呼声。长此以往，老百姓也不承认官衙法律的公正性，他们在和平的年代是贱民，在动乱的年代是暴民。”
    这些历史知识我一点也没有，所以很难理解日本社会的二元价值观并存的现象。听了董楚平先生的话以后，我对日本汉方历史上的一些怪现象就见怪不怪了。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立法取缔汉医汉药，另一方面又允许医学教授与医学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汉方汉药，所以才有今天汉方医学兴旺发展的局面。

（三）
    骆寒超先生文革期间居住在寺前街百货公司西边的一条小弄堂里，当时他在为撰写长篇小说《太平天国》准备资料。也是吴海平带我去拜访骆先生的，他的生活环境比董楚平先生好一些，具有更多的家庭气息。他的卧室兼作书房，所以房间里到处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与资料，还有许多书放在床下的旧皮箱里，因为他和我谈话的时候时时从床下抽出皮箱，拿出有用的书本，找出相关的文字来说明自己的论点。我记得罗玺纲的《太平天国史》就在他的床下的皮箱里，在谈话中间骆寒超先生就把它拿进拿出了几次。
房间的墙上横贴着一张吴海平书写的魏碑体的长长横幅：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这幅摘录自岳飞《满江红》的横幅，适意地体现了室主的书生意气、诗人激情与斗士的精神。我是特地来给骆先生提供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资料的。我告诉他，我偶然在一本解放前的《东方》杂志上看到一篇《黄公略之死》的历史小说。小说描叙了天京沦陷前，李秀成派黄公略去游说曾国藩的故事。骆寒超先生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
    他还询问了我学习中医的情况，鼓励我要把经方临床研究这条路走下去。他说自己作为一个诗歌评论者，特别留意生命、疾病与死亡，这些都和医学有关，所以他也对医学，特别是中国医学情有独钟。
    骆寒超先生很关心农民诗人李岂林的身体，他向我详细询问了病情，为他的命运叹息。骆寒超先生认为李岂林诗歌的选题与风格和他的疾病有内在的联系，认为李的诗歌里有一种令人担心的气息。并问我，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也就自己的见解说了一通。
骆寒超先生说：“老李给我看一首送殡的诗，全诗笼罩着末日的气氛。我批评了他的诗风，给他诗稿的后面写下我的评论：诗人给绿色的生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灰。”
    一九七九年，骆寒超脱掉了二十多年的“帽子”，他的《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在《钟山》发表了，对他来说，这是值得纪念的事，因为他的文学论著终于第一次公开发表了。1980年夏天和艾青的第一次见面，在艾青家，就一连住了半个月之久。他后来担任过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专著《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分获浙江省第一、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一等奖。有一次在温州图书馆门口偶然遇见，他告诉我已经在北京寻找到《东方》杂志上的这篇《黄公略之死》的文章。并关心地询问了李岂林的身体情况，要我多多关注岂林的健康。
（四）
    陈植锷先生当时是因为失眠求诊于我。他是永强沙村人，当时在海滨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他中等身材，白净肌肤，谈吐不俗，一表人才。他说自己除了这个多年的睡浅易醒的毛病之外别无所苦，然而经我仔细诊察，发现舌色暗红，舌下静脉紫黑，左少腹压痛，是一个典型的心血瘀阻型睡浅易醒的病症，就给他开了一个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
    一周后陈植锷先生又来找我，一见我就说：“这个药方真不错，吃了三天就开始有效，是不是再吃七帖啊？”。
    我说：“是的，还要继续诊治一段时间。”
    陈植锷先生用一种深究事理的目光注视着我，是：“你治疗失眠为什么一味安神的药也不用？”
    我以揶揄的口吻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药方中没有安神的药？”
    他笑了笑说：“我也是一个中医的爱好者啊。”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寂寞的路上终于遇到一个同行者了。
    我就给他讲了失眠不一定使用安神药的道理。
    我说：“经方医学诊治疾病的原则是'方证相对’。具体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注重于'但见一症便是’的诊治方法；另一种是注重于体质的诊治方法。你的失眠使用过多次的安神类方药的治疗，可见前一种方法已经对你已经没有效果，同时你的淤血体质的体征比较明显，使用了改变淤血体质的血府逐瘀汤。”
    他善于发现问题，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讲话中的漏洞，就说：“活血祛瘀的方剂有好多个，为什么偏偏是血府逐瘀汤呢？”
    他的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使我佩服，我想了想以后说：“根据历代医生的临床经验，以失眠为主症的淤血体质病人，血府逐瘀汤与桃仁承气汤两个方剂是首选方。”
    他瞧了我一眼后，知道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耐心地等待着我的下文。
    我停顿了片刻之后，就接着说：“桃仁承气汤用于失眠初起的淤血体质病人；血府逐瘀汤用于长期失眠的淤血体质病人。你的情况血府逐瘀汤比较合适，所以就先用上了。”
    他满意地点点头。
    那天他给我说起老中医周秩民先生的故事。周秩民先生耳朵聋了，全靠脉诊、舌诊、腹诊来诊断疾病，临床疗效非常好。他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乡长，解放后被关押了二十多年。但他回家的第一天就有人上门求诊。他没有医生的执照，所以不敢私自诊治病人，但又不敢得罪上门求诊的农民。后来大队革命领导小组决定，把他安排到大队卫生室当医生。七十多岁的周秩民先生欣喜万分，天天按时到卫生室去上班。每天前来求诊的人络绎不绝，时有疑难病症治愈的消息传出，大有满街尽说周大夫之誉。一个大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时，突然出现支扩出血，当地医院西医抢救后仍然不稳定，全身畏寒，便秘尿黄，时有鲜红的痰血咳出。原来准备送上级医院治疗，但因为病人身体稍有移动就会引起咳血不止而无法转送。在进退两难之时，大家想到邀请周秩民先生到医院会诊。周秩民先生摸脉、观舌、诊腹之后，开了一张附子泻心汤的处方，一共只有四味药，附片三钱、大黄二钱、黄连二钱、黄芩二钱。将“三黄”用滚开水半碗渍之，再将附子另外煎煮取汁，把它们的汤汁混合后一次服用。药后不到半个小时，病情就趋于稳定。此案一举成功，使周秩民先生的医名在迟暮之年又重新鹊起。
    陈植锷先生深有感慨地说：“有本领的中医师在民间还是大有人在。农民还是相信中医的，只是真正会诊治疾病的中医师在农村里太少了。”
    陈植锷先生在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年以温州地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北大，本科读了一年半便考上研究生，在获得北大史学博士后，他东渡日本，在日本筑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真所谓“文章憎命达”， 1994年，他刚完成《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初稿，还来不及修改整理出版，便因病英年早逝。
  
（五）
    诗人李岂林矮小精悍，肤色黄暗，暗红色的厚嘴唇。他眼镜片后明亮的眼睛很有特点，叫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掉他的形象。他患肝胆疾病，胆结石做过手术，所以经常找我看病，他整年口苦口臭，尿黄便秘，心下按痛。每次我给他开的方，不是柴陷汤就是大柴胡汤，疗效都很好。
    他有一次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
    我告诉他，这两个方子治疗的方向有所相同，但一个用于慢性期，一个用于急性发作。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其实疾病并没有离你而去。
    我还跟他开玩笑说：“诗歌创作是生命的燃烧。你具有诗人的气质，但没有诗人的体质。所以你每写一首诗，你就会少活几天。”
    他用诗人的言语回答了我：“生命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我追求辉煌的瞬间，就不在乎平庸的百年了。”
    他每次来找我看病都给我朗诵几首他刚刚出炉的新诗，说是付给我的诊金。我也很喜欢他的诗，特别是他写农民的，写土地的，写故乡的，写命运的，写未来的这些诗歌，我更为喜欢。
    李岂林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勤劳俭朴，但一个大字也不认识。李岂林有一首题为《父亲》的诗就是献给他父亲的，其实也是献给所有的农民。
    我最欣赏的是《父亲》这首诗的其中两个段落。
    中间一个段落：

但见村头的泥沙路，
牛踩人踏，
一身要留下多少的脚印。
大雨后，
有多少含泪的水洼，
只有阳光才照出它身上的伤痕。

但见村口的老榕树，
经霜历雪，
一年要增添多少的须根，
秋风中，
有多少落叶的哀诉，
只有沙河才知道它的心境。

    结尾部分：

从家门走向田野，
从田野走回家门，
这路程说短还真短，
来回只要半个多时辰；
从家门走向田野，
从田野走回家门，
这路程说长还真长
恰恰走了一辈子的光阴。
  
    骆寒超先生，当时在李岂林的《父亲》诗稿的结尾部分，写上他自己的评语：“《父亲》一诗的结尾部分貌似重复，如果细细地去体味，就可以发现诗句中蕴含着单纯的美。”
    李岂林后来出版了三本诗集，骆寒超先生为他写了序。一九九五年春夏之交，他骑自行车来找我看病，骑得满头大汗。他说自己刚从四川回来，一切如常。只是感到脐腹部有点儿异常。异常的感觉难以用言语描叙，好像笑得过猛了以后所留下的不适。我把他仔细诊察以后，发现他的肝脏很不理想。给他吃了点心以后，就要求他马上到大医院作B超。并嘱咐他，要他的女儿陪伴他一起去作检查。第二天，他依然骑车一个人单独去了医院。作B超时，他亲人不在身边。医生发现情况非常不好，如果不把真实的病情告诉他，怕会耽误了他的病情。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把真实的病况直接告诉了他。他一听到这个病名，就昏迷了过去。昏迷后，一直没有醒过来。七天后，就去世了。
    那个做B超的医生听说他死了，也后悔不已，说：“想不到，病人的心理素质这样脆弱。

（六）
    那天中午，我刚从九路公共汽车上下来，在永中车站就听见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李岂林。
    李岂林告诉我，我三岁的外甥阿津病了，麻疹后持续发热半个月不退。我的妹夫又出差在外省，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大家都在干着急。我急急忙忙赶到我妹妹家中，看见她全家人急得团团转。我妹夫的叔叔是当地有名的西医儿科医生，半个月来一直给孩子注射青霉素等抗菌素。注射后热度依然持续不退，但他认为白血球高必须继续使用青霉素。妹夫的父亲略知医道，发热后给孩子煎服羚羊角片十多次，然而症状更趋恶化，家人正准备送孩子到市医院住院治疗。我妹妹求我给小外甥诊治。我诊察过后得知，病儿肢体消瘦，精神萎靡，表情淡漠，面色淡白，安静嗜睡，鼻流清涕，喜衣被，不渴厌食，小便清长，手足凉，额有冷汗，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100次/分，白血球19000/m3，中性72%，血色素9克，体温37.4 C°，腹肌菲薄而稍紧。针对以上症状，我认为这正是少阴病的“脉微细，但欲寐”、 “反发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我妹夫的父亲认为发热就是热症，大暑天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样的热性药极其危险。我却坚信此方必定有效，所以力排群议，投一剂麻黄附子细辛汤（生麻黄六分，附片二钱，细辛六分），并停用一切西药。
    到寺前街中药店抓药的时候，店里老药工听说这一帖麻黄附子细辛汤是给发热的小儿服用的，就十分害怕，就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才抓了药。抓好了药，算盘一算，药价一共只有七分钱。老药工摇摇头说：“我一辈子没有抓过这一种那么凶险又那么便宜的方子。”
    服药后五小时，精神大有起色，体温即恢复正常，手足亦稍温，日内排出臭软便二次，鼻水冷汗均消失。这正如陆渊雷先生所说的，“少阴病，在治疗中，手足温，下利为正气恢复，抗病所生之代谢废物积于肠间者因以排除显为阴证回阳之机。” 我知道表证已解，正气将复，连投三剂附子汤，第四天复诊时已能自行下床嬉戏，大便、体温均转正常，惟稍怕冷易疲劳，脸色仍白，脉细沉，舌尘较前稍红，血检为白血球16600/m3，中性76%，继予附子汤七剂后则证情日趋进步，渐致复常。此证在我诊后的第十一天血检才达正常，白血球9800/m3，中性42%，嗜酸性白细胞也出现了。
    小外甥生病期间，董楚平先生当时经常来探望小孩。我诊治的医案他都仔细地看过，并提出许多中医学方面的问题。
    譬如他问，为什么小孩子持续发热半个月不退，用辛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反而很快地退了？
    我说，外感发热有多种类型，《伤寒论》把外感发热分为六种病。每一种病中又有各种典型的、非典型的方证。经方医学就是根据临床上病人出现什么样的方证，就给病人服用什么样的方。这种“方证相对”的方法简便、明确、安全、高效，是中医学中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两千多年来所有医家都一致认为，创立这种方法的张仲景是医学界的圣人。我小外甥的发热是少阴病，又叫做表阴证。是表阴证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我临床上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反复使用于体弱者外感发热，其效果是任何东西无可替代的。在我们南方，很多医师认为地处湿热地带，害怕使用热性药物，这是把外部因素的作用人为地强化了。其实，不同体质的人对同一致病因子的反应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是相反的。就好像人们都去观看同一部电影，但每一个人所产生的感受是五花八门的一样。
    董楚平先生问我怎么区别中医和西医的不同？
    我的回答是:中医西医都能诊治疾病，但由于它们采用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所以对疾病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医认为，症状、体征的出现就是疾病。中医的辨证施治是对疾病进行具体地整体性地不确定性的研究。西医认为，一定要在体内发现原始病因、病理状态、具体病灶时，才能确定疾病。西医对疾病的诊治是以分析为主的确定性研究。历代中医师除了阅读医学经典、历代名家医案之外，都是通过口授身传来积极承传的；总之，中医和西医不存在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它们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各自看出了疾病的某一个侧面，各自表达了对于这一个侧面的认识与诊治方法。
    董楚平先生听得很认真，对我的回答还是比较认可的。
    妹夫从外地闻知信息赶回家后，半天不敢进门，站在家门口好久,才大着胆子进门。得知儿子已经痊愈，心中的一块千斤石头才放了下来。

（七）
    当我和二妹夫讲叙外甥阿津的治疗经过时，我的大妹急匆匆地进来了。她把我叫到门外，告诉我她的儿子生病住院的消息，并请我去医院一趟。我告别了二妹夫，跟着大妹向医院走去。
    我在陪大妹向医院方向走去的路上，她一边哭一边说。在她的反反复复的叙说中，我已经知道我的四岁外甥小敏的发病经过。小敏在发麻疹的期间因为日夜啼哭，不能睡眠而住在医院治疗。一周来，西医注射盐酸氯丙嗪，注射后沉睡了24个小时，全家大小惊恐万分。谁知道，小敏醒过来以后，仍然啼哭不休，又连续了两天两夜，使得医院里的医生也感到无计可施。大妹后来听说我在二妹夫家，所以就一路跑来叫我去看看。
    到了病房，我看见平时形体壮实的小敏现在也瘦多了。他一方面神情相当疲乏，一方面又烦躁不安，哭声沙哑，口渴异常。皮肤上留有麻疹后特异的色素沉着，有糠状落屑。我看他眼睛充血，嘴唇鲜红而干裂，半碗冷开水刚刚喝下咽喉，又哭闹着要水喝。我诊察的结果是:脉虚数，舌红苔微黄而干燥，腹肌柔软，额头及手足微烫，体温38.3 C°度，大便焦黄而溏，肛口深红。我认为小敏是因为疹后邪热未净，伤及气液的缘故，应该清热生津、益气和胃。
    为了迅速解除烦躁哭喊等症状，给方药治疗开辟道路，我就在小敏的两个耳朵的耳尖穴用三菱针点刺放血。放血后不久，小敏的口渴、啼哭、烦躁诸症顿时减少。不到一刻钟就安静下来。
    接着我用三阴三阳辨证方法辨别出是阳明病，辨证要点有三个：一、烦躁不安；二、消渴异常；三、诸多热象。由于发热已经多日，体能消耗较多，神色疲乏，脉虚数，苔微黄而干燥等情况，考虑《伤寒论》中治“伤寒解后，虚瀛少气，气逆欲吐”证，投竹叶石膏汤二帖。
竹叶6克， 生石膏30克， 半夏3克， 麦门冬10克， 党参6克， 粳米10克 ，甘草3克
水煎服, 米熟汤成。服后当夜即行安睡，体温亦降至正常。服第二帖后，除声音沙哑以外，其他诸虚烦、消渴等证全部消失。
    外甥小敏的迅速治愈，显示了刺血疗法配合方证辨证疗效的迅速，比较西医注射盐酸氯丙嗪强制镇静的治疗方法，真的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八）
    我父亲知道两个外孙生病了，就来永中镇探望。
    我父亲来的那一天，我在小敏家和阿骅表兄谈论《伤寒论》中表证的诊治问题。中年的阿骅表兄是一个思想敏锐，坚定自信，知识渊博，视野开阔的人。他那清秀寕静的脸孔，修长均称的身材，文静典雅的气质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形象。他比我大十五岁，青年时代学过西医，近五六年来一直在研究《伤寒论》与日本汉方。学习经方起步虽然比我稍稍晚一点，但他借凭其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方面的素养，在经方理论方面比我遥遥领先，所以我经常找他求教诸多问题，并常常得到意外的收获。
    父亲了解了两个外孙的诊治情况与疗效之后，对我用竹叶石膏汤治愈小敏的燥热没有多少非议。但知道我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愈阿津的发热时，他的担心多于高兴。他反复强调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体弱者外感发热不合常理，风险太大，要我下不为例，好自为之。对于把少阴病理解为表阴证，他更是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日本汉方家别出心裁的杜撰，是离经叛道的行为。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与麻黄附子甘草汤证就是太阳表病与少阴里证的合病，清清楚楚，无须争议。    
    最后他提出一个我无法辩驳的问题：“你说说两千年来中国有哪一个中医学家说过少阴病就是表阴证？”
    我想这是一个成功的治验，所以面对父亲的质难我不退让，并且想通过这个活生生的病案来改变他对经方医学的态度。
    阿骅表兄早也跟我说过，要耐心地劝说我父亲一起学习经方，这样就多一个人一起讨论了。由于不同的中医学见解，使得我们和我父亲之间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看法也不一致。常常是一开始讨论，就会在某一个名词用语上纠缠不休，使讨论陷入僵局，无法将研究的问题向前推进一步。
    因为父亲平日对阿骅表兄的学问与聪慧赞誉有加，所以我就请阿骅表兄来回答他的问题。好在阿骅表兄那天表现出他平时少有的热情，主动地帮助我回答了父亲的问题。
    阿骅表兄说：“表叔，'少阴病就是表阴证’这一句话，中国有没有一个中医学家说过，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资料。不过日本汉方家认为少阴病是表阴证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这个根据不是他们臆想的，而是有《伤寒论》文本的根据的。”
    我父亲就是相信文本，听阿骅表兄说有文本根据，他紧张的神色一下子就话缓和了下来，说：“《伤寒论》文本的根据在哪里？”
    阿骅表兄说：“《伤寒论》少阴病篇中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条文中'恶寒’两字虽然没有明列，但已经寓意于少阴病三个字之中。仲景点明'无里证’就可以反证少阴病是表证。所用的方是'麻黄附子甘草汤’，所起的功用是'微发汗’。随便你怎么读怎么看，这个条文中的每一个句子读都指向'少阴病是表证’这个结论。由于少阴病是一个'脉微细，但欲寐’的体弱者的外感病，所以说少阴病就是表阴证。”
    我父亲说：“外感表证发热应该是常见的临床症状，为什么仲景把论中301条少阴病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发热’称之为'反发热’呢？”
    这也是一个困扰我好久的《伤寒论》少阴病文本如何解释，如何理解的问题。根据我自己大量的临床经验，许多年老者、年幼者、体弱者、妇女产后等人在外感初期的临床表现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有形寒肢冷、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脉沉无力的；有形寒肢冷、神疲乏力、面色暗黄、脉浮无力的；也有的是背中寒冷、气短欲寐、面色苍白、脉沉无力的；还有的是发热恶寒、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脉象浮紧的。总之，只要是体弱者在外感病初期，表现为形寒肢冷、神疲乏力、面色苍白等症状。我就不管有无发热的自觉症状，不管体温有无升高，不管脉象是浮是沉，都把它诊断为少阴病。然后在方证辨证的基础上使用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附子细辛汤和桂枝加附子汤等汤方去扶阳解表。至于仲景为什么把少阴病的发热称之为'反发热’呢？我的心中一直还弄不清楚。
    阿骅表兄说：“反发热，证名。指病本不应发热而在临床发现发热的症状。我的理解是，仲景发现三阴三阳的理性框架推导出来的临床症状和临床实践中的症状不完全符合。前者的症状是一般的是常见的，是一个常数；后者的症状是客观存在的，是现实的，是一个变数。正如少阴病，'无热恶寒’应该是常见的，是一个常数；现在客观存在的'发热’一症，是现实的，但是一个变数，所以仲景把这种'发热’的现象称之为'反发热’。从这个条文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知道仲景是一个既重视理性原则，又尊重临床事实的医学家。他或许已经知道'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这个唯物论的道理。”
    我真的想不到，阿骅表兄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伤寒论》的条文结构的。他这种对仲景心理的设心处地的分析，虽然无法得到条文考证学方面的进一步的佐证，然而对我来说，受到的启发是很大的。他使我能从一字一句的摸索中抬起头来，暂时离开一下文本，让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以后再回到文本上来。这样就可以在研究条文的时候，减少死于句下的机率。
    后来，我在路振平在《医圣秘法》一书读到了类似于阿骅表兄的观点：在《伤寒论》中，理论和临床方证相符的只有几十条条文。而大量的条文是论叙在方证不典型，脉症不对应的病况下如何进行诊治的问题。路振平指出张仲景的伟大就在于此，他教后人在临床上如何去应对典型的与非典型的方证，如何去解决常规的与非常规的病况。然而我们现在的中医师很少有脉症不相符的诊治的记录。路振平说：“有人曾随意抽查1981年度国内三种主要中医刊物23册所载医案，有脉象记录者共469例，竟无一例是脉症不符。其中个案报道132例亦不例外，案案皆脉症相符。”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张仲景是一个理论与临床紧密相结合的医学家，《伤寒论》是一本在经方理论指导下真实的临床病案记录。
    我父亲这一次对阿骅表兄的解释没有认可，他的内心也许会认为只是一些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所以不依不饶地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少阴病有好多条'不可汗’的条文，假如是表证的话，这些'不可汗’的条文这样理解？”
    阿骅表兄笑了，他也许认为这个问题正中他的下怀，。他看着我父亲说：“表叔问得好，正因为少阴病可以发汗，所以必须规定'不可汗’的范围，这正如太阳病一样，也有一些'可汗’与'不可汗’的条文，这种条文安排只有太阳病与少阴病中出现，就凭这一点也可以证实少阴病与太阳病一样都是表证，只不过一个是表阳证，一个是表阴证而已。”
    我父亲无言可说，一脸话不投机的样子，抛下一句话：“总之，你们学的这一套不合《内经》理论。”说完就悻悻地走出门去。
    父亲走后，我与阿骅表兄继续交谈。他说：“中医学有两个分支，一种是理论中医学，一种是临床中医学。理论中医学也研究临床，但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那些只存在于中医学家头脑中的想象的世界，比如说，易经，五运六气、阴火、三焦实质等等无穷的命题。在中医研究和临床诊治中，虽然思想和想象都极为重要，但是中医研究的重点必须是真实临床中的病人，而不是想象的或虚构的医学概念。那些由抽象思考形成的、与人类疾病的痛苦无关的医学理论自始至终是无用的和学究气的。你的父亲趋向于理论中医学，所以他的这种势不两立的态度一点儿也不奇怪，人类会为自己的观点而战，甚至有的人会愿意为自己的观点牺牲自己，无论是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观点之争都是这样。医学的观点之争也不例外，所以古人说过，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要理解了这个道理，你就能理解你父亲为什么难以接受经方医学的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了”。
    今天我很兴奋，把好多个疗效显著的病案一一讲给他听，言语之间少不了有王婆卖瓜之嫌。阿骅表兄开始时也为我的进步叫好。随着我的自卖自夸的升级，他渐渐地变得沉默。后来，我发现他皱上了眉头。我这时方发觉自己有点儿走谱了，才把话题打住。
阿骅表兄看我突然不说话了，就友好看着我。我内心也觉得有点羞愧，下意识地避开了他的眼光。我仿佛发现自己有点儿错了，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阿骅表兄笑了笑说：“同样是叙说工作成绩，一个人以谦卑、平实、素朴的态度来讲叙，另一个人以得意、浮华、铺张的腔调去宣扬。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有回答，也难以回答。阿骅表兄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总能够提出很深刻很有见地的问题，让人一听就是真正进行了思索，直击了问题的核心。
    阿骅表兄也不逼我回答问题，继续说：“你也许认为他们都在反映同一个客观事实。其实并不尽然，前一个人的叙说是在反映一个客观事实，是认识论的范畴内进行的。他把自己摆在学习者与研究者的地位，更多地看到的是自己的过失与不足，所以在价值论的评判方面对自己的成绩采取冷处理。而后一个人有一种自我炫耀的色彩，所以对客观事实叙说时，就不客观了，就会有意无意地夹带着主观有倾向性的价值论的褒贬。”
    同一种东西，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评价系统，我难以理解。也不明白什么是认识论？什么是价值论？
    阿骅表兄从我的肢体语言中早已解读出我心中的疑惑，所以就以浅近的比喻串解这些概念：“对于一个治愈的病案，可以从认识论、价值论两个方面去评判。认识论与价值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认识论就是研究临床已经治愈的病例有没有存在'必然’的问题。它主要要回答'诊治的对象是什么？如何治疗？疗效如何？’。价值论就是对已经治愈病例的有无临床价值以及有多少临床价值的问题。它主要回答'什么是好的？如何好？’'什么是坏的？如何坏？’说认识论、价值论两者有联系：因为任何有认识论意义的治愈病例的研究都是以对今后临床医学发展为内驱力的；反之，任何对今后医学发展有影响的价值抉择也无不伴随医学界的再认识或反思。”
    我一下子想起阿骅表兄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医生有较高的医术，经常给大家讲自己治愈的疑难病症，在讲述具体病案的同时，免不了自我炫耀了一番，大家都说他会吹牛。他听了很不服气，认为大家不公平，就找阿骅先生评理。他说：“一个人明明不好或者不够好却说自己好，这叫做吹牛；我是真正的好，说自己好是实话实说，怎么会是吹牛呢？”阿骅表兄讲完故事以后，曾经要我好好想一想，这个认为自己表扬自己的医生是不是吹牛？       

我一直没有忘掉这个医生的故事，但的确也没有想明白这个自我表扬的医生算不算是吹牛？现在看来，这个医生在自我表扬的时候就是在进行有倾向性的自我价值判断。阿骅表兄的谈话的确彰显出“方法论视角”与“价值论视角”的分野，但我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进行自我的价值判断时不可以有“价值论视角”呢？
    我就把这个问题向阿骅表兄求教。
    阿骅表兄说，“价值论视角”有不同的标准与依据。社会公众对他的价值判断往往和他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一定一样。自我评价高的人，社会公众不一定就认可，反而会说他自我吹嘘;自我评价低的人，社会公众不一定认为他就是低，倒是认为他具有谦逊的美德。譬如科学家爱因斯坦不管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交谈中一直都声称自己的成果仅仅人类知识沙漠里的一粒小沙子，说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但是全世界没有人会否定他是一个最有智慧最有学问的人。
    我问：“爱因斯坦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呢？”
    阿骅表兄说：“我最近撰写了一个寓言故事，题目是《我有多少重？》，听了这个寓言你就会懂了。”
    下面就是他讲的这个《我有多少重？》的寓言故事：

青蛙、黄牛、大象在森林里是好朋友。一天，牠们三个一起到宙斯那里询问自己的体重。宙斯说：“请你们到大厅里的大称上自己去称吧。大大小小的秤硾子都在门的角落里，请你们自己去选择。等都称好了以后，到这里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青蛙、黄牛、大象来到了大厅，看见大厅的中央平摆着一个大称。动物只要在大称的左边放上秤硾子，自己站在大称右边的称台上，就可以看见显示屏上重量的明确读数。
黄牛第一个去称，牠在秤硾子堆中找来一个中等大小的秤硾子，把它放在大称的左边，然后走到大称右边的称台上。牠刚一站上，显示屏上就出现牠的重量的读数。第二个去称的是大象，牠想我的个子大，秤硾子就要大的才对。于是就找来一个最大的秤硾子，牠也在显示屏读到了自己体重数量。最后去称的是青蛙，牠想我的个子小，秤硾子就要小的才合适。于是牠就找来一个最小的秤硾子，称了以后，牠也知道了自己的重量。
    牠们都相信自己称量的结果，心里都明白自己的重量。就一起回到宙斯那里汇报自己的体重。
    黄牛说：“我300斤。”
    宙斯说：“知道了。”
    大象说：“我100斤。”
    宙斯说：“知道了。”
    青蛙说：“我500斤。”
    宙斯说：“知道了。”
    牠们听到同伴的重量以后，就和自己秤量出来的重量相比较，都觉得有点儿不对头。然而又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上错了，所以就异口同声地问宙斯说：“我到底有多少重？”
宙斯说：“你们都知道了自己的重量了，都给我回去吧。”
    听完了这个寓言故事，我从朦胧中清醒了过来。然而多少还有一点 睡眼惺忪的状态。 

阿骅表兄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不等我提问，就说：“我的这个寓言故事就是告诉人们，一个平凡的常识。”
    他盯了我一眼，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对自己的要求成反比。科学家爱因斯坦以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知识为自己努力的标准，所以就认为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
    我一脸愧色，无地自容。
    这个寓言故事不仅使我从哲理的高度分清了骄傲与谦逊在学习道路上的负面与正面的影响。知道一个医生如果小成即傲，必然会自毁前程的道理。因为傲气会使人变得浮躁，变得主观，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就会固步自封，影响进步。这个寓言故事还使我学会对复杂问题的多个角度的分析方法。中医临床会遇见许多复杂问题，需要医生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不能光看书本上的医学知识，而是需要汲取多学科的知识与智慧，来不断训练自己大脑的思维能力，才能取得更好的临床疗效。
    阿骅表兄看我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认识，踌躇了一下，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医生治愈一些疑难疾病后，内心充满成功的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不冷静，不能认为自己诊治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我仔细读过你记录的病案，总觉得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请你也认真地考虑考虑，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是非。”
    阿骅表兄走了以后，我一直陷入反思之中。我非常感谢这位见解独到，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表兄。他给我敲的警钟，我一辈子都会记住。但他给我提的问题，也就是诊治阿津与小敏两个病案的不当之处，我一时还检查不出来。

（九）
    好多天已经没有向张丰先生求教了。为了解决当下遇见的一些问题，那天吃了中餐，我就乘6路公交车回到状元桥。我来到张丰先生的小木屋，就像来到了课堂。他热情依旧，笑容可掬。他给我泡了茶，坐在窗下的藤椅上，听我慢慢地叙说。
    对于阿津与小敏两个病案，他讲了好多意见，大部分意见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提出一些我考虑不周的地方。
    他说：“阿津发热一案，辨别为少阴病表阴证是无可非议的，治疗的结果也是成功的。俗话说：'成功者不受批评’，但我认为这句俗话不完全正确，我们不能'一白遮百丑’，认为一次成功的诊治就掩盖了所有的不当。我十分同意你阿骅表兄的观点，你不要认为，病例既然已经诊治成功了，那么在诊治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正确的。”
    张丰先生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当他发现我一脸愿意接受批评的表情时，就放心地说了：“阿津发热一案在确定是少阴病表阴证以后，本来是要在麻黄附子与桂枝附子两类方证中作进一步的鉴别。阿津肢体消瘦，面色淡白，腹肌菲薄而稍紧，是一个有腺病质体质倾向的幼儿。再加上发病已经有半个多月时间，额有冷汗的症状，如果选择桂枝加附子汤是不是更妥当一点？我认为在决定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之际，至少应该和桂枝加附子汤证作一次鉴别诊断。虽然你治愈了这个病案，但是疗程是不是长了一点？最后一次的血常规检查的结果，就是你诊后第十一天的血检，虽然白血球9800/m3，已经正常，但中性42%，是不是还低了点。这可能就是选方用药不能丝丝合缝的原因。你同意我的意见吗？”
    我点点头，我承认诊治阿津时，一认定少阴病表阴证以后，就径直考虑麻黄附子细辛汤了，辨证上恰恰缺了和桂枝加附子汤证作一次鉴别诊断的机会。疾病有起色后，更没有回过头来重新反思的意愿。假如没有阿骅表兄与张丰先生及时的批评指正，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在治愈的病案中也少不了犯错。
    张丰先生接下去就分析小敏烦躁一案，他说：“此案处理比较好，耳尖针刺放血是可圈可点的。如果没有这一手的绝活，病人就不可能口渴、啼哭、烦躁诸症顿减，也就不放心出院。所以针灸是经方治疗的先导，为经方治疗创造了条件。”
    我想张丰先生对小敏烦躁一案的处理大概没有什么异议了。
    谁知道他想了想以后问我：“你诊治小敏时，有没有探望过他的咽喉？”
    我说：“没有，当时又哭又闹，无法探看咽喉。不过从他的口唇红与肛口红来推测，他的咽喉可能也是红的。”
    他问清楚以后，话锋一转，又点出了我的用药方面的问题，真的使我始料不及。
    张丰先生说：“小敏烦躁一案辨证选方都不差，在用药上还要入细。根据仲景《伤寒论》中竹叶石膏汤应该治疗“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证。小敏临床表现基本符合竹叶石膏汤证，然而他烦渴明显而没有气逆欲吐一症，所以依据仲景在小柴胡汤方后加减的经验，病人不呕而口干口渴的一般要去半夏加天花粉，以加强清热泻火，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在竹叶石膏汤中也应该这样加减，可能更符合病人的病情。你虽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半夏只用了3克，但还是留下一些不良的影响，就是出现声音沙哑一症。还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处方时一定要和白虎加人参汤与麦门冬汤进行鉴别诊断。还要和《金匮要略》中的风引汤进行鉴别诊断，以保证方证辨证的准确性。”  
    我对《金匮要略》中的风引汤不熟悉。它和小儿的发热烦躁口渴有什么关联我也很想知道，所以我就又问张丰先生：“老张，为什么要和《金匮要略》中的风引汤相鉴别？”
张丰先生说：“风引汤是'除热方’。可以治疗'少小惊痫瘈疭，日数发，医所不疗’ 临床常用于治疗癫痫与破伤风。日本汉方家也常用风引汤治疗小儿急性发热引起的脑病，疗效惊人。小敏临床症状和风引汤证有相似之处，所以有必要和它进行方证鉴别。”
    张丰先生不仅有广阔的知识面与崭新的临床思路，更难得的是他的诲人不倦的精神。但是我有一事不明，又难以启齿，所以犹豫着寻找合适的方式开口提问。
    张丰先生早已洞悉我的心事，就挑明了这个问题：“你是不是想说，既然辨证选方用药都不十分相符，为什么两个孩子都能治愈？”
    我连连点头称是。
    张丰先生说：“这种临床诊治的现象是很普遍的，临床治愈的病案中，这种现象占大部分。辨证选方用药完全契合，环环紧扣的反而并不多。”
    我对这种说法很难理解，就难以自禁地问：“为什么？”
    张丰先生胸有成竹地说：“经方诊治疾病是医生在三阴三阳的理论框架下寻找方证药证的过程。医者只要基本掌握了这个系统的结构与规律，在临床实践中就会有效。因为系统、结构，规律对诊治的疗效而言是决定性的。至于在辨证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与过失是难免的。一般不会直接影响疗效。不过，这也是相对而言。有时候，一点点的不慎与不当就会导致全局的溃败。所以，我们对这些偏差与过失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还是有一点儿不明白 ，就以迷惑的眼神看着张丰先生。  
    张丰先生借用比喻的手法来开导我：“好像射击运动，一个射击手他遵照射击运动所有的规则进行有序的训练，并全面掌握了有关影响射击成绩的一切非专业因素，然后参加比赛。比赛后的名次姑其不论，不过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料。因为一些不可预料的原因，虽然他不可能环环击中红心，但是也不至于子弹击不中靶子。当然，这是对一般而言。在特殊情况下，也会出现鬼使神差地把子弹打到了别人靶子上的脱靶现象。”
    张丰先生论域宽阔、分析透彻、观点深刻，我一下子明白了张丰先生的意思。他认为在临床实践中，任何高明的经方家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他们难以做到使每一个病案的处理都能方证相对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他们在辨证、选方、用药等方面总会有一些闪失与欠缺，然而疗效依然不错。这是因为他们辨证、选方、用药的指导思想没有离开三阴三阳的理论结构与方证药证的系统规则。
    张丰先生知道我了解了他的意思，就说：“经方医生平时要全力以赴地钻研经方理论，熟练地掌握三阴三阳辨证方法与方证药证的识认规则。只有这样，面临线索复杂的疾病时才能运用仲景的诊法去厘清其疾病的发展环节，才能勘破其脉症之间的关系，才能够'取法于上，得法于中’。”

（十）
    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悬浮在胸中，现在突然想起就向张丰先生求教：“老张，日本汉方医学认为少阴病除了表阴证之外，还有没有里证？”
    张丰先生说：“日本汉方医学认为少阴病除了表阴证之外，还有里证。由于少阴病的患者抵抗力不足，对病邪反应滞后，所以发病时自觉症状比较少比较轻微，症状一般也不会象阳证一样显露在外边.其实，这是病症重笃的危象，绝对不可小觑。就像战争中敌强我弱，敌军压境，我军无力抵抗，战场上只有零星的枪声一样，它绝不意味着没有战事。如果不明白这个病象，误认为小病小痛，以'瞎子不怕蛇’的心态，不采取紧急措施，坐失时机，就会错过了治疗的机会。”
    他的看法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认为少阴病是表证的话就不会是里证，是里证的话就不应该是表证。现在经他一说，感到并不如此简单。少阴病的初期原来是一个决定诊治得失成败的关键时刻。
    我就问：“日本汉方家是怎么样认识表阴证向里证转化的呢？”
张丰先生说：“根据文本考注，少阴病的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但由于病人对自己发病的日期不清楚，往往容易错过了表阴证的诊治的机会。仲景认为少阴病病人开始第一天就来受诊，医者可投麻黄附子细辛汤扶阳发汗。如果患少阴病已经二三天了，就可能有向里转化的可能。医者临证时就要进行仔细地鉴别，假如排除了里证，才可以用扶阳微汗的麻黄附子甘草汤稍微发汗。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正因为表阴证阶段比较短，现在已经二三天了，就要高度警惕里证显示的可能性。仲景在少阴病篇例举了四个里证病证，它们都是在短期内转化的。一个是黄连阿胶汤证，一个是附子汤证，一个是桃花汤证，一个是甘草汤证。他们分别在少阴病发病的'二三日以上’、'一二日’'二三日至四五日’、'二三日’就出现。”
    他以中国历代主流医学对少阴病的认识作对比说：“这个问题对中国的中医师来讲是不成问题的，中国历代医生与现行《伤寒论讲义》都说的明明白白，认为少阴病是里证，里证里又分黄连阿胶汤治疗的热化证与四逆汤类治疗的寒化证。联系五脏六腑与十二经脉学说，少阴病就是心肾阴虚与心肾阳虚。这里不存在表阴证向里证转化的问题。”
张丰先生对宋本《伤寒论》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与302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里）证故微发汗也。”作了非常通俗的串解。也把自己的见解和中国中医界的主流观点作了比较，这样使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更为全面一些。
    对301条中的“反发热”一症我尚未听到张丰先生的见解，所以我就请教了他。并把我阿骅表兄的意见也转告于他。
    张丰先生说：“阿骅先生的见解也不无道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但从临床角度出发，我认为301条的条文是为了和太阳病表证的临床症状鉴别而设立的，大冢敬节认为，少阴病有恶寒发热者，往往会被人认为是太阳病，所以特用'脉沉’明示其为少阴病。若为太阳病，则应为脉浮。太阳病，可由恶寒和恶风而知其有表证，少阴病的恶寒是不言而喻的，再加上病人反应迟钝，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有从'反发热’时才知道其有表证。加以'反’字，以促人注意，给人警示。也就意味着病在少阴之表的明证。”
    张丰先生意犹未尽，将仲景在《伤寒论》中带有'反’字的条文进行 分类探讨。他指出：“究其仲景用意，带有'反’字的条文，虽然有提示表里同病时汗下先后的治疗原则的；有通过一个'反’字预测疾病的预后与转归的；也在'反’字后面引出病脉特征的。但是仲景主要意图是疑似方证的鉴别诊断。”
    通过张丰先生的分析，我对少阴病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然而我发觉他讲话中的“根据文本考注，少阴病的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这一段话和临床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于是我就询问了他。
    我说：“我的外甥阿津的少阴病表阴证阶段并不短，发病后半个月一直停留在表阴证阶段，也没有向里证转化，这作何解释？”
    张丰先生说：“大冢敬节根据《伤寒论》少阴病中的条文研究所得，提出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这一点，在气血虚弱者患急性传染病的时候出现的机率很高。但临床病例比文本条文更具体更多变，并不是每一种疾病，每一个个案都象文本的条文中提出的那个模样。尽管少阴病表证出现与存在的时间，在不同疾病不同病人身上各有长短。但是抓住这一宝贵的时间，给予恰当的诊治是非常重要的。对疾病向良性转化或是向恶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对外感热病来说，更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提出'表阴证阶段比较短，还容易向里转化’的观点是具有普适性的。所以读书要领会其精神，而不要在枝节上纠缠不休。所以古人一再强调读书不要死于句下。书本知识只是一个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够巨细无遗地面面俱到。”
    张丰先生还给我念了一首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一诗中的第三首：“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哲理诗只有短短的四句，读起来琅琅上口，且意境深远，余味无穷。 过去我也读过，但是今天在他的口中听到，却是另有一番滋味。　
    我在临床上，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老人、小孩、产妇等体弱者的外感发热之外，还经常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过敏性鼻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血管神经性头痛、荨麻疹等病，都能取得意外的疗效。我辨证用方的依据不仅仅是这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而更多根据是少阴病的提纲证：“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就是说临床上遇见上述的过敏性鼻炎等病，只要病人脉微细或者脉紧，恶寒肢凉，神疲思睡，就可以给予麻黄附子细辛汤。这样简单的方药却能够治愈或改善这些异常顽固的疾病，使我不得不对其内在的机制发生浓厚的兴趣。我想少阴病提纲非常简单，其中肯定还有我好多不理解的地方。譬如张丰先生曾经给我说过可以依据提纲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慢性肝炎，我就一直难以理解。于是我就问张丰先生：“老张，你临床上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慢性肝炎的依据是什么？”
    张丰先生是：“慢性肝炎病人中一些人除了有乏力、精神不振、脉沉细者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症状，这正符合麻黄附子细辛汤方证。所以一些病人连续服药二个月后，在自觉症状改善的同时，肝功能都恢复了正常。”
    我从张丰先生的成功诊治中，受到不少的启发。我虽然也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学习与应用方证辨证，但一遇见具体的病症时，又会不知不觉地转向病机病因的辨证。不过我真的还不知道慢性肝炎的乏力、精神不振、脉沉细者的这些脉症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会有内在的联系。现在经他挑明了，的确觉得有点儿靠谱。但我自己并不具备这种比较、概括、归纳、总结的能力，如果遇见一种新的病症，我又会一筹莫展，我的内心充满着羡慕、渴望与焦急。
    我把自己的内心的焦虑坦白地告诉了张丰先生，张丰先生笑着说：“事情并不是如你想的这般复杂，首先要正确对待西医的病名，不要把它和中医的病机病因简单地相对应，这样就可以排除了先入为主的成见。然后细心地对照仲景著作的前后条文，就会慢慢地体悟到仲景的良苦用心。”
    我静静地望着张丰先生，听他一一道来：“在《伤寒论》六病的提纲证中，只有太阳病与少阴病的提纲证中有脉象的记载，同时它们在条文中都是首先论叙的。如'太阳之为病，脉浮---’；'少阴之为病，脉微细---’。这一写作笔法不会是随意的，它可以提示一些仲景诊治意图。'脉微细’是诊断少阴病的点睛之笔，它就是指病人阳气虚，气血虚。仲景这里高度概括了一大群人，譬如老人、小孩、产后的妇女以及许多体弱久病者，他们的共同的特征就是脉象细小无力。当这些人来看病时，讲不出自己哪里痛苦，只不过体能很差，只是想睡而已。某些肝病患者，就具备上叙的病况，所以我诊为少阴病，如果符合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话，就投以该方，长期服药，定期检查肝功能，耐心治疗二三个月，大多患者体能恢复，肝功能恢复正常的人也不在少数。诊治上难以入手的病人，不外于两大类。一类症状杂乱，一类症状缺失。症状缺失的病人，只要具有脉象细小无力而神疲思睡的病象，均可从少阴病入手进行思考。当然我这种把少阴病诊断推而广之的想法还有待于临床的检验。                   

我对他的解释基本上能够理解，但总觉得他的结论里有较多的主观臆想的成分，不知道有没有客观的文本依据。我想问问清楚：“老张，能给我讲讲文本的根据吗？”
    张丰先生思考了一会儿，说：“少阴病病人症状缺失的文本依据至少有两点。一、少阴病的提纲证里除了通过'脉微细’告诉我们病人气血不足之外，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症状。'但欲寐’是一个生理现象或者说是一个亚健康状态，健康的人也时有发生。二、仲景在少阴病篇，四次使用'得之’一词，日本汉方家考注认为，'得之’是病人对自己'发病的具体时间不清楚’的时候使用的字句。为什么病人对自己的发病时间不清楚呢？就因为病人的没有自觉症状。或者是，病人的自觉症状很轻微。”
    张丰先生这番话使我在学习《伤寒论》文本时，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原来仲景借助于遣词用字的高度技巧，在词语的移动变换中引导我们去领略他的医学思想。我明白，目前对仲景诊治思路的把握还没有头绪。即使在文本理解层面上，都需要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可叹的是，我阅读《伤寒论》条文时正由于这些词语的阻隔，才会出现了认知思维在逻辑上的断裂与跳跃，因此就不能完整地理解仲景的真实意图。今后我可以更用心地学习《伤寒论》的语言文字，把它看成是连接文本和仲景思路两者的桥梁。努力从文本的字里行间寻奇探秘，来进一步地研究经方临床思维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

（十一）
    我一下子想到一个问题，就说：“老张，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半夏’药证的判别的问题。”
    张丰先生说：“是不是有关你外甥小敏一案中使用竹叶石膏汤时，减不减'半夏’一事，你还有想法？”
    张丰先生的大脑反应真快，只要你稍稍提一个头，他就能猜测出你全部的意图。
    我说：“是的，《伤寒论》313条，“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半夏散及汤中的半夏、桂枝均为辛燥之物， 后世医家认为此方可以治疗咽喉疼痛，语音不出。其中的机制我百思不得其解。假如半夏的药证是咽喉疼痛，语音不出的话，那么我外甥小敏服药以后为什么会声音沙哑？”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充分地暴露出我肤浅的医学修养。所以张丰先生盯着我看了半天，沉思了很久。他大概在考虑用什么方法来启发我沉睡着的悟性。
    他用不自然的笑容来掩盖内心的失落，以呵护的口气对我说：“你在临床上用半夏散及汤治疗过咽喉疼痛，语音不出的病症吗？”
    我摇摇头，说: “没有。对咽喉疼痛，我一般考虑桔梗甘草汤加元参、石膏等药，如果有太阳表证，就在辛温解表的基础上加以上方药。”
    他点点头说：“你的诊治方法没有错。在有太阳表证的情况下，能够使用辛温解表的思路去治疗咽喉疼痛的人已经实属不易。象范文虎先生这样能用大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咽喉疼痛的医生更是寥若晨星了。”
    我说：“我能够理解与使用辛温解表的思路去治疗有太阳表证的咽喉疼痛的病症，但是难以理解用半夏类方去治疗咽喉疼痛、语音不出的病症”。
    张丰先生大概已经知道我的疑窦所在了，就径直地告诉我：“以咽喉疼痛、语音不出为主症的疾病，除了比较罕见的类型之外，一般有两类的病证比较常见。一类是普通的咽喉痛，如甘草汤证，桔梗汤证，猪肤汤证等没有半夏的方证，临床表现的特点：咽喉红、痛而不肿；另一种是有格阻性、梗塞性的咽喉痛，如苦酒汤证，半夏散及汤证等。一般的来讲，临床表现的特点：咽喉肿痛而不红。”
    张丰先生把咽喉疼痛一分为二，泾渭分明。使我原先模糊的概念清晰了起来。原来用半夏类方去治疗的是痛而不红的咽喉疼痛。小敏假如咽喉象口唇一样红的话，就应该排除了使用半夏的可能性。然而，条文中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啊，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问：“老张，我们从哪里得知半夏类方治疗的是梗塞、阻滞型的咽喉肿痛？”
    张丰先生说：“通过对苦酒汤证，半夏散及汤证，射干麻黄汤证，麦门冬汤证，半夏厚朴汤证的条文分析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张丰先生接着说：“苦酒汤汤证出现'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 半夏散及汤证出现'但咽中痛者’； 射干麻黄汤证出现'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 麦门冬汤证出现'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者’； 半夏厚朴汤证出现'妇人咽中如有炙脔者’。通过对这五个方证的比较，从这些条文的字里行间中捕捉到咽喉部的症状的一系列特征：'炙脔’言其形；'水鸡’言其声；'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言其痛楚之状；'不利’言其有所阻碍。通过这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总结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咽喉部肿。肿，一般是有形的，可以看得到。也有可能是无形的，病人自己感觉的到有肿，但是医生在外面看不到咽喉肿，西医认为是心理性的疾病，称为'癔球’ 。总之他们一般肿而不痛，如半夏厚朴汤证，射干麻黄汤证，麦门冬汤证；如果咽喉因肿而痛，就会出现苦酒汤汤证与半夏散及汤证”。
    我忍不住问：“老张，你讲的'炙脔言其形；水鸡言其声；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言其痛楚之状；'不利’言其有所阻碍’。这些东西是你个人的见解，还是日本哪一个汉方家的见解？”

张丰先生对我的提问不甚满意，以严肃的口气说：“以上这段话不是日本汉方家的见解。你今后要注意，要多读读中国历代经方家的书。在日本汉方界声名显赫、地位最高的吉益东洞就是受益于柯琴的《伤寒来苏集》。日本汉方医学就是从中国历代医籍中汲取养分的”。

他的批评很及时，当时我的学习重点的确有所偏差。读日本汉方方面的书较多，的确有点儿忽略了学习中国历代经方家的东西。
    张丰先生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上面的这段话是清代医学家邹澍在《本经疏要》中说的，他是清代江苏武进县人，清代药用植物家。他取《本经》、《别录》为经，撰《本经疏证》一书，本书以仲景经方的药物配伍理论来注疏《神农本草经》。《本经疏证》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研究药证相对的医药学专著，今后你要下功夫读懂它。”
    张丰先生介绍了邹澍的生平与著作以后，接着评论邹澍对'半夏’药证的研究：“邹澍 使用多角度比较的方式，通过对形、声、状、态四个方面的总体动态分析，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梗塞型、阻滞型的咽喉疾病是半夏的适应症之一。”
    清代医学家邹澍真是了不起，能从条文中剥离出埋于文字深处的真实来，使用把仲景的用意看得如此透彻，犹如有一种特殊的第三感觉一样。
    然而，我发现刚才张丰先生引用的条文中没有提到咽喉红不红的问题。
    我就问：“老张，那咽喉红不红呢？”
    张丰先生说：“咽喉红不红的问题，条文中没有提到，但是临床医生都认为咽喉红是要慎用半夏的。”
    通过张丰先生苦口婆心的教导，我获益匪少。我渐渐地明白：条文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直接显现出来，但是这些东西和我们直接能够看得见的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整部《伤寒论》是由许多相关的条文有序叠加的结果，其间某些个别条文，都处于前后条文的关系当中，其意义在于在上下文中如何积累和传递信息，而不是单独存在的。有的条文从一个更为隐晦的地方进行深入挖掘，揭示那些尚未挑明的事情的真相，而不是直奔事情的核心等等。今后我在阅读《伤寒论》的时候不能掉以轻心，尽量减少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现象。

（十二）
    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时候，张丰先生说：你就在我这里一起用晚餐，晚上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就在东陶职工食堂吃了饭，食堂里的一个师傅对张丰先生特别客气，这不像一般人对右派分子应有的态度，我感到有点意外，就轻轻地询问张丰先生。张丰先生告诉我，这个人原来是个干部，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造反派搞了一下就调到食堂来了。在工厂一起工作多年也一直没有交往，路上相遇彼此也没有打过招呼。去年年底这个人腰部严重外伤，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他的家人请张丰先生把他针灸了两次，吃了5帖中药，后来就很快地痊愈了。从此以后，他就改变了过去冷若冰霜的态度。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与技术才被人们所承认所尊重，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食堂出来，出了工厂的北大门，我们向东沿着工厂围墙边的小石板路原路返回。
    记得这是一个有月夜的夜晚。月光柔和清凉如水，和白天的闷热一比较，使人更感到舒心不已。大地躺在半阴半暗里，朦胧而模糊。空气里充满了一种从泥土中散发出来的夜的芳香。

（十三）
    一路上，我继续向张丰先生询问《伤寒论》中有关'半夏’的药证问题。
    我问：“老张，仲景在遇到小青龙汤证的病人如果有'口渴’就要小青龙汤去半夏。小青龙汤证之中存在'干呕’症状，那是不是意味着'口渴’ 与'干呕’同时出现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半夏’？
    张丰先生说：“'口渴’ 与'呕吐’两个症状相伴出现的时候，仲景是特别地注意。甚至对它们在临床上出现的先后都有讲究。譬如。《金匮要略?呕吐篇》云：'先呕却渴者此欲解，先渴却呕者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一般说来'口渴’ 与'呕吐’同时出现的时候，就要考虑是水饮作祟，是茯苓证、白术证，一般不用半夏。你说有哪些方证是符合上叙症候群的？”

对于突然而来的问题，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犹豫了很久才想到一个现成的小青龙汤证，因为我记得《伤寒论》中说过：“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条文中“心下有水气”不就是张丰先生说的“水饮作祟”吗？
    我说：“小青龙汤证，外有风寒，内有水饮。干呕，口渴同时出现的时候，仲景要求去掉半夏。”
    张丰先生从我回答问题的样子，知道我可能再也想不出其他的方证了，就替我说了：“五苓散证、猪苓散证、茯苓泽泻汤证等方证都是如此。仲景云：'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呕吐而病在膈上，后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三证皆有渴，皆欲饮水”
    的确如此，我惊叹仲景的天然妙成之功。
    张丰先生说：“关于半夏你还想到什么新的问题吗？”
    我想了想，问：“《伤寒论》小柴胡汤证，'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渴者去半夏’。再对照一下柴胡桂枝干姜汤证，'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也因为病症中有'心烦’与'渴而不呕’所以方药中没有半夏。难道临床上遇到这些'烦而不呕、口渴’的病人，都不能使用半夏吗？”
    张丰先生说：“邹澍在《本经疏要》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烦而不呕、口渴’的病人要去半夏没有错，几乎是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也不是那样地绝对。譬如温经汤证，妇人下利，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一个方证之中'烦而不呕口渴’三个症状具备，然而仲景也没有去掉半夏。”
    我的兴趣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我读书读来读去怎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假如破解了这个悖论，肯定会在认识上会提高一大步。
张丰先生说;“读书一定要带着问题读，不然的话，读书的效果可能就不好。我在读《伤寒论》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带着问题去读的方法是一个好办法。在还没有领悟到这个方法之前，我多次拜读过《伤寒论》，有泛读的，也有反复琢磨的一字一句的细细地精读的，但是读了以后，收获不是太大。后来当我以'半夏在论中的作用’这个具体的问题来读《伤寒论》时，就发现了诸多新的东西。”
    张丰先生很高兴，虽然我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但是我从他的言语动作中可以感觉出来。 

我说：“请你把你的读书心得讲给我听听，好吗。”
    他说：“半夏在柴胡剂中一般是针对恶心呕吐与心下痞满等症状，如在大小柴胡汤、柴胡加芒硝汤、柴胡加龙骨壮牡蛎汤、柴胡桂枝汤中的半夏的作用基本是如此。”
    我还没有从一连串的方阵完全地反应过来，口里“嗯”了一声，集中了精神。我希望他继续谈谈温经汤，谈谈温经汤中为什么没有半夏药证？我希望他沿着这一个问题一路讲下去。
    张丰先生还在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半夏在麻黄剂一般是针对胸胀咳逆等症状的，如小青龙汤、小青龙加石膏汤、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越婢加半夏汤等方中的半夏。后来我读了《本经疏要》，才知道半夏在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细夏汤与泽漆汤中的作用也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一边归纳，一边比较去读《伤寒论》的确有意思。然而我当时心中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这些东西虽然也很好，但只要花点功夫我也能归纳出来。我关心的是方证药证学说中为什么也有阿喀琉斯之踵，为什么不能够百分百地自圆其说，这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问题。
    我忍不住插话：“老张，先不说这些好吗，请你告诉我温经汤的问题好吗？”话一出口，我就责怪自己不礼貌，的确太随便了。
    张丰先生笑着说：“你心太急了吧，在讨论温经汤这个大问题之前，难道不需要铺垫铺垫？”
    想不到他已经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要平心静气地等待他过渡到这个问题上来。
    张丰先生说：“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在回去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心里有预感，这一场夜话对我的经方学习意义重大。

(十四)
    在房间里，灯光昏黄。我泡好两杯茶，坐在张丰先生的的对面，看着茶杯里袅袅上升的雾气，聚精会神地静静地等待着。
    张丰先生神色平静，看着我一脸认真，笑了。
    他的开场白不怎么顺畅，他可能在考虑谈话的契入点。
    他说：“温经汤中半夏药证问题，我考虑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没有成熟的结论。今天是和你一起讨论，希望在讨论中听到你的不同的意见。”
    我只是感兴趣，能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他说：“遇到这个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中国古代医生用病因学说一下子就解释了。被誉为'读懂《伤寒论》的金钥匙’的邹澍也不例外。”
    他把桌子上的《本经疏要》拿来，翻到他需要的一页，看着书，说：“邹澍认为温经汤'举一病三者胥犯之矣。何者？其病之因缘瘀血在少腹故也’。因为在他的眼中，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解释得通就可以了。他还没有考虑到方证药证辨证和病因病机辨证在方法论上是两条道上的车。”
    我被张丰先生的话听糊涂了。方证药证辨证解释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被病因病机学说一下子解决了，这样两者相得益彰，为什么不好呢？
    我冲口而出：“老张，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张丰先生被我的这句俚语弄笑了，也可能是被我的无知，被我的不知天高地厚惹笑了。
    张丰先生说：“《伤寒论》自成理论体系，从事于经方医学研究的人，首先要下功夫学会经方系统内的知识，它特有的脉象、腹诊、药征、方证以及体质用方等等。学会同类方证内部的区别性差异,学会运用经方思维去思考问题，去诊治病人。一个经方学者，如果没有自觉地将自己融入《伤寒论》中，他的所谓更换辨证思路也好，他的所谓超越创新也罢，不过是放纵自己的智力欲望而已。当然，卓然自立以后，才能从容地去兼容并收 择善而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张丰先生的话使我眼目一新。但是我转头一想，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我就问：“老张，如果理论上遇见经方理论解释不了的问题，譬如温经汤中的半夏药证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张丰先生神色自然，以缓慢的语气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常识，任何学说都是有不足之处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法与理论能够解释天下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方法与理论有缺陷就否定这个它。也不要为了掩盖这个漏洞使用其他的东西去垫补它。方证辨证的方法也一样，有它的不足之处，有它的不完善的地方。它有待于自身的发展，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他的一番话对我震撼很大，看来以追求完美为目的的想法是学习的动力，然而它永远只能是未完全式的存在。
    三十多年之后，当我看到黄煌先生说自己对经方医学的研究'但求其真，不求其全’时，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这是一句平实的话，一句谦逊的话，一句具有高度智慧的话。
    张丰先生看见我发呆的样子，就劝慰我说：“努力拼搏与最终结果是两回事，古人说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还想了解日本汉方家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就询问张丰先生。
    “老张，日本古方派汉方家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张丰先生喝了一口茶以后，说：“当然。岂止讨论过，当年为这个问题吉益东洞和弟子们闹得不亦乐乎。吉益东洞是一位极具学术个性的医家家。他倡议'方证主义’，注重临床实效'实证亲试’，竭力反对理论上的穿凿附会'空谈虚论’。他说：'理无定理，疾有定证，岂可以无定之理，临有证之疾哉’。 他认为，看不见的事物不能成为医学理论与临证治疗的依据，也就是说着重研究病人临床所现的体征和症状。看符合何药、何方所主之证，然后处方用药。他的'方证主义’是强烈排斥病因病机的。”
    我问：“吉益东洞的方证相对的理论系统完备，临床疗效很好，他的学生为什么不去依法炮制，奉其衣钵呢？”
    张丰先生说：“'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吉益东洞的方证相对的理论也不是万能的，在错综复杂的疾病面前，总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何去何从，就会有不同方向的选择。在吉益东洞的学生中，也有的人固守他的学说。如村井琴山、岑少翁就极力捍卫吉益东洞的学说，在临床上他们坚持使用东洞之法。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吉益东洞的观点过于偏激，在理论上他们和老师也有重大的分歧。譬如吉益东洞以证为凭，但他们认为'有证异而病同，有病异而证同，惟以见证不足为凭，故主张引用病因理论。”
我说：“吉益东洞大多数学生如果遇见，象温经汤之类用方证药证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他们就会用气血水等病因学说来解释，对吗？”
    张丰先生说;“是的，但是这种'完美’的解释，在吉益东洞的眼中是不可容忍的。他要求弟子们应该在方证药证相对的理论基础上，向更深一层的研究，以求答案。所以，就形成了学术上的对立与分歧。”
    我说：“老张，你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待的？”
    张丰先生说：“吉益东洞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方证相对论者；而他的众多的弟子，如吉益南涯、中神琴溪、山胁东门、和田东郭、中西深斋等人都是实用主义的方证相对论者了。他们对东洞的理论作了修饰，使之更为'完整’，但是也丢掉了不少的深刻的卓绝的见解。”
我说：“老张，听你的口气，你的立场是倾向于吉益东洞的理论观点。”
    张丰先生笑着说：“是的，我们不是一线的临床医生，考虑问题是以是非为目的，总是着眼于未来如何如何。一线的临床医生除了考虑以上的东西以外，还要考虑怎么应付病人的责问，要对病人解释病因病机，还要考虑每天的经济利益。所以吉益东洞这种破釜沉舟式的喜用峻藥以攻疾的疗法，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改头换面，以求生存。”
    我说：“老张，对温经汤中的半夏药证问题，谈谈你的意见，好吗？”
    张丰先生说：“温经汤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方剂，有它的特殊性。它虽作为胶艾汤之类方，更含有当归四逆加吴萸生姜汤、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麦门冬汤等方的方意。我希望能从方证药证的理论的复杂性这个层次来解答这个问题，随着这个问题的合理解答的成立，将会把方证药证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我急着问：“老张，你已经有这方面的初步设想了吗？”
    张丰先生说：“设想是有的，但是离开解决问题的那一天还非常遥远。你有兴趣的话，不妨去试试。”
    真无知者无畏，我被他激起了探奇的热情，就说：“我有兴趣。该从何处入手？”
    张丰先生说：“吉益东洞的思想应该从哲学这个高度来认识它，你这方面的基础还比较薄弱，还是先不要着急。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有待于将来。”
    那天晚上，我和张丰先生抵足而眠，谈话持续到很晚很晚。
    从那天开始，我就有了一个新的梦想，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没有从这个梦中醒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九六九年在闽北

一九六九年，文革运动在农村也恶浪滚滚。原来的村干部都靠边站了，几个造反派上台，无事生非，搅得村子里鸡飞狗跳。我自己的身体瘦弱，难以适应重体力劳动，再加上厌恶农村中阶级斗争气氛，我在家呆不住了，就想方设法离开农村。听说有人出去养蜂，有人出去做木工，后来听说我邻村一个同学吴海平在外做油漆，我就想跟他出去走走。我想出去打工糊口，更想出去寻师访友，想到社会底层寻找《伤寒论》的秘密。我想或许在民间能够碰到研究《伤寒论》的高人，可能给我指点迷津。虽然我这个意愿与这个暴风骤雨的年代格格不入，但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这一充满诗意画意的梦想一直蕴绕在我的胸中，不妨这次再去尝试一番，潇洒一回。因为在文革初期我曾经在福建光泽一带在开山筑路工程队里干过苦力，还认识了光泽县一位姓蒋的老中医，这次出去我一定去拜访他，好好地向他讨教。
    吴海平是一个性格倔强、感情细腻、聪慧过人、自尊自强的人。由于在底层摸爬滚打多年，虽然只受过初中教育，年龄也比我少一岁，但人生经历社会经验比我丰富。上苍赐予我和他相逢的机缘，这是我一生的幸运。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明显的不足与弱点；我在他身边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和他1952年在永强水心小学二年级同班学习过一个学期，时隔十八年以后才再一次地相逢，碰面时根本看不到一点儿时的印象，岁月苍桑，唏嘘不已。相处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发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反差。他稳健平实，敏于事而慎于言，做事考虑周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而我呢生性草率疏懒，喜欢幻想，喜欢搜奇探胜。做事忽视细节，先干后想。我说，我们的专业选择真是阴差阳错，你的气质是一个当医生的好料，而我的性格勉强可以在艺术舞台上跑跑龙套。吴海平宛然一笑，踌躇满志地说了一句我终生难忘的话：“艺术界正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中医界也渴求有勇气的思想者”。 他的话如同一股清风吹来，令人头脑为之一新，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有豁然开朗的领悟和视野。
    在流浪他乡的日子里，《伤寒论》与我形影不离，朝夕相处。虽然《伤寒论》的文本近在咫尺，依靠辞典我也能了解书中的每一个字、词的含义，然而就是读不懂它的整体结构，无法逻辑地理解它的系统和病症的关系，更谈不上猜透系统各部分之间是如何过渡、衔接与呼应。《伤寒论》中的蕴意对我来说还是隔山隔水，遥不可及。
    因为长期生活在偏僻的山区，信息全无，真的到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地步。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海平要我要到福建光泽县城关购买一些物品，我感到非常高兴。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天地开阔，浑身说不出的舒畅。到了县城，把要购买的物品买来以后，我就徜徉在光泽县城的街头巷尾。一边浏览大字报，一边观看闽西城镇的风土人情。形形色色的大字报把街道周围的墙壁贴得水泄不通。红红绿绿的彩纸上写满了最高指示、北京来电、愤怒控诉、造谣可耻等等的新闻和谣言。人们也已经率以为常了，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大街小巷到处看到新帖的《打倒新沙皇》之类的标语和横额，而一些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类的标语已经在墙头在宣传栏上褪色脱落，七零八落地在寒风中向往来的人们不停地絮叨。吃过中饭，我在新华书店走了一圈，也没有买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出了新华书店大门，我就看见马路对面熙熙攘攘地围着一群人。我突然回忆起二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因为建筑工地的转移，我途经光泽县城。也是吃了中饭以后，我一个人从新华书店买书出来，就在这个地方我看见对面马路围着一群人，当我钻进去一看，看见一位老人家昏倒在地。经围观人们的议论，知道昏倒在地老人是一个摆地摊的老中医。也许是狐死狗悲的心情，我情不自禁地走近他的身边，蹲在地上为他按脉察色，当时老人已经苏醒，说自己没有大病，只是早晨没有吃早点就出门了，所以体能不支而昏倒。我急急忙忙给他找来一点吃的喝的，一会儿他就恢复了。老人姓蒋，他说为了这个姓他吃尽了苦头。我自报家门之后，老人请我到他家一坐。我就帮他整理好摆摊的用具，扶着他过了马路，然后一路送他回家。老人就住在附近的小巷里，他的住房是一座小院子，里面是二间二层，一楼是大客厅，我看见客厅里的桌子椅子东倒西歪，空气里弥漫着樟脑的气味，好像刚刚经过一场洗劫。我没有时间老人家聊天，送他到家后，就和他告别了。一晃就是二年过去了，我一点长进也没有，又一次流浪到了这里。不知道蒋老先生别来无恙？我要到他家去看看他。
    蒋老先生的家就在新华书店的南边的弄堂里，弄堂进去不到十五米右边的院子就是他的家。院子的大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敲了敲门环，就听到有人出来的脚步声。我把门推开，就看见了蒋老先生走来。他中等个子，面庞清癯，然神清声朗，精气十足，与二年前判若两人。我怕他认不得我了，就先开口说：“蒋老先生，你还认识我吗？我姓娄。”他一脸笑容，快步向前，把我的手一把握住，激动地说：“记得，记得，你不是浙江温州人吗？”他就请我在大客厅里坐下。他说要给我泡茶，我就主动地上去拿来热水瓶与茶杯。把茶泡上以后，我们就聊开了。
    蒋医生出身中医世家，接受过中西医的系统教育。他是上海川沙县人，与陆渊雷是同乡。20世纪20年代到过上海牯岭路人安里求教过陆渊雷先生。抗战前在上海听过恽铁樵、徐衡之、章次公等先生的课，经诸多名师口传心授，明敲暗拨，他膺服了经方派的的主张，一改原来家传的诊治路子，成为一个仲景派的中医师。后来在上海青浦悬壶行医，并考取了国民政府考试院的中医师资格证书。抗战军兴，流落到大西南，凭号脉针灸摆摊维生。曾经几次骑骆驼穿戈壁在边陲地带为少数民族看病。有一年夏天，一个部落头人病了，请了好几个名医也没有治好。他正好路过，主动请缨。诊察所见，患者是中年男子，矮胖个子皮肤暗黑，腹部疼痛，伴水样腹泻三个月，每日3—5次。头痛头晕，消渴不已，水入胃中不适，时泛清水。复诊所见，胃中有振水音，腹大而软，按之有悸动。蒋医生从自己随身携带的药箱里拿出药来，投方一剂（三钱五苓散，三钱理中丸）就有大效，三剂而大安，然后以安中汤善后。部落头人大喜，临走时赠送他一匹马，十两黄金。他把马匹牵来，谢绝了黄金。两个《伤寒论》的方子合用，就治好了疑难大症。这个病案太使我感动了。虽然我对这个病例的机制尚未理解，但我虔诚地把他的口叙一句一句地记录了下来。我也围绕这段奇异的故事提了许多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但是由于当时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太差，基本上没有听懂他对那个病例的诊治原理所作的解释。不过，对我提出的：“你为什么谢绝了黄金？”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听懂了，相信了，也记住了，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说：“假如要了十两黄金，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因为收了黄金的消息肯定传得比风还快，在那蛮荒之地，土匪多如牛毛，我明白怀金必死。”
    蒋老医生知道我在自学中医针灸时，鼓励有加。他说，针灸的经络学说是我国对世界的第五大发明，它入门容易深造难，学习针灸一定要学习好解剖，学习好西医。还要同时学习张仲景的《伤寒论》，才能成功。他说了一句使我难以理解的话：“现代经方医学是令当今中医界不安的觉醒了的意识”。他还特地向我介绍了世界著名针灸家德国许米特博士，并希望我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他说：“许米特对于张仲景《伤寒论》推崇备至，顶摩礼拜。”接着他详细介绍了许米特的经历与著作，原是许米特是一位德国外科医生，并担任柏林大学解剖学教授。但他有感于外科手术的麻烦和危险，就想用其他疗法代替一些外科手术。许米特曾经在巴黎学习中国医学和针灸。于一九五三年，来到日本，跟随过汉方家大塚敬节先生学习汉方医学，并跟日本针灸家柳谷灵素学习针灸疗法。经过香港时，全港中医团体在英京酒家设宴欢迎，可见他的国际影响之大。许米特博士与日本针灸家间中喜雄合著《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由名中医萧友山和资深翻译家钱稻孙合作翻译，于一九五八年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他还告诉我翻译家钱稻孙的故事，钱稻孙于一八八七年生在世代书香之家，祖籍浙江吴兴。北平沦陷后，钱接汤尔和任伪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政治上失了节。五十年代初期，他作为有历史包袱的留用人员先被分配到山东齐鲁大学去教医学。钱稻孙先生兼备中国、日本、西洋三方面的教养同时具备中西医学的高深造诣。中国在日文的翻译方面除周作人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优秀。他的主要成就当推《万叶集》的中译本，《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类似于我国的《诗经》。在中医针灸方面，他除了与萧友山合作翻译《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之外，还翻译了日本医生鲇川静编的《中医治疗经验》。这本书后来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在一九五七年出版，是现代日本汉方医学的一本代表作。
    蒋老先生家学渊源，学养深湛，再加上中青年时代生活在战乱时期，所以见多识广，视野开阔。他为人风趣、幽默、热情，虽然孤苦一人，晚景凄凉。然而他达观乐天，热爱生活。谈话时一提起张仲景与华佗就赞不绝口，一提起《伤寒论》就神采飞扬。他给我介绍了国内外许多中医针灸医学的动态之外，还讲了自己一生好多好多的典型病例，例如用桃仁承气汤治疗闭经妇女的狂躁症；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小儿遗尿；用桂枝加黄芪汤治疗小儿的慢性湿疹；用真武汤治疗中年妇女多年的白带如水症；用麻黄汤治疗老人便秘；用半夏厚朴汤合栀子豉汤治疗两例食道炎；用清心莲子饮汤治疗口腔溃疡等等。我恨自己对《伤寒论》太不熟悉，缺乏起码的医学素养，无法消化蒋医生的经方治疗经验，只能用笔匆匆地把我能听懂的话简略地摘写下来。所以记录下来的东西就像民间单方治验一样，无法反映出蒋医生的经方辨证思路和特色，真是罪过罪过。
    人在途中，无暇久待；匆匆相逢，又匆匆离别。临别的时候，他把自己珍藏的许米特博士与日本针灸家间中喜雄合著《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赠送给我，我很激动，真得想紧紧地拥抱他，以表达自己无限的谢意。
    我知道这次告别可能就是永别，但有一事耿耿于怀不吐不快，我就问了：“蒋先生，凭你的医术和声望，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看病呢？你年纪这么大了，在街上摆摊多不方便啊。” 

蒋老先生哈哈大笑，边笑边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这是我的和一般医生不一样的地方。在动乱的年代我喜欢在大街上摆摊看病，一是为了方便流离失所无处就医的病人及时得到诊治；二是为了了解动荡变化的时局，可以及时地想方设法趋利避害。这次这样，抗战时在重庆、昆明我也是这样。仲景说过：'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人，一定要'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此之谓也。”
    我听了以后，对蒋老先生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不仅在临床诊治上遵从《伤寒论》的法度，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方面追随的张机足迹，甚至在遣词用句上也有意无意地运用着仲景的语句。仲景在他的心中，与他朝夕相处，久之久之便能潜移默化，陶怡心性、志趣、操守。所以经方医学不仅是一种诊治方法，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态度。
    我和蒋老医生在人山人海之中，在千山万水之间能够相见相聚相交，实属偶然。感谢命运让我，这个来自温州永强青山村的游子，能够幸运地聆听到蒋老医生珍贵的经方理论、针灸经验；能够获得珍贵的《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能够了解到日本汉方家鲇川静《中医治疗经验》一书的中译本已经出版的消息。在后来的中医针灸的生涯里，蒋老医生给我的这些馈赠，有形无形地帮助了我的进步。譬如《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中许米特博士高度重视阿是穴,他说：“同一疾病，其压痛往往见于不同点上”，“不同疾患有时在同一点见压痛。”临床所见的确如此，这说明阿是穴出现对于病变来说只有相对的特异性。这一些观点对我后来的临床疗效起了良好的作用。
    后来每当我使用理中汤与五苓散时，我的耳际就会响起蒋老医生的声音。那是从遥远的光泽县城老房子的客厅里对我热情讲述这两个经方的声音。从光泽县返回温州以后，我也给蒋老医生写过几封信，但是没有收到他的回信。就这样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注1）吴海平
    吴海平从小就嗜好文学书法篆刻，在六十年代中国农村一个地主的儿子爱上这一玩意儿其风险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无缘无故地游了街，抄了家。在家里确实不可能平静地待下去了，他于是想去学做油漆，油漆好歹也算是一门工艺，和他所向往的专业多多少少有点儿沾边。于是他就跟着表兄到福建、江西山区打工做油漆，同时他也得到了一次梦寐以求的到武夷山野外写生的机会。就这样他在闽西这一带深山丛林里呆了两年，工作之余没日没夜地学习古代汉语、美学、篆刻书法理论，时时跑到自然风景区域写生临摹。正好那段时间，他刚刚从福建回来，经他的表兄王汉平的撮合，我们一起到闽北作油漆工，日夜为伴，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九个月.每当夜晚，我们俩关上了房门，不管窗外是烽火连天还是春暖花开，我们只管读书写字画画，一直忙到深夜。
他平时言语不多，沉思默想的时间多于表达叙说，即使两人交谈，他也是倾听多于言说。我知道他不仅读书多，而且会读书。所以总想挑开他的话匣子，了解了解他的知识容量，听听他的个人的见识见解，但我尝试了几次多没有成功，他不是一声不吭，或者稍稍讲了几句就马上把嘴巴闭上，归于沉默。一次又一次的努力都失败了，我终于有点灰心。我想，两个人出门在外，碰上一个闷葫芦真没劲。有一次在龙斗村农民江启渡家做油漆，晚餐后我们从“江启渡”这个名字的命名颇有诗意说起，聊着聊着讲到中国书法史这个话题。谁知道这个话题触动吴海平，他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夜晚。我的努力成功了，心中暗暗自喜，一声不吭，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开始就讲到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本书我在图书馆里翻阅过，那是出于猎奇式地阅读，只是知道《文心雕龙》是一本写作指南。作者刘勰是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家。他少时家贫，没有婚娶，后来出了家。我知道的仅此而已。吴海平对《文心雕龙》研究有日。他先问我《文心雕龙》书名的意思，我说不知道。他就告诉我，“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辨，被称为“雕龙奭”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的写作精义。接着他说《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的文学理论专著，相当于中医发展史上的《伤寒论》。接着他说，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等等。他还介绍了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这使我联想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用“粗衣乱发，不掩国色”对李后主词的评价，心里似有一丝丝的亲切感。接着他讲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书法的意境，譬如“汉人尚气、魏晋尚韵、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明人尚趣”等等。这一段的叙说坦白说他基本上是对牛弹琴，因为我虽然已经洗耳恭听，但是结果还是曲高和寡不知所云。可见听别人谈话也不容易，事先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不然的话就是浪费他人的体能和感情。最后吴海平讲到清人崇尚简朴，什么傅山提出“四宁四勿”，石涛提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等等。我也是似懂非懂，过去只知道傅山（青主）是清代一位了不起的妇科医学家，谁知道他还是一个书法艺术家，真是长了见识。吴海平对中国书法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家族谱系、活动年代、主要贡献、师承渊源这些东西娴熟在心，所以谈话过程中涉及到这些专有名称时，才能够信手拈来，纵横捭阖，如数家珍。一些冷僻典故在他的口中都能说出来龙去脉。我想如果没有寒窗苦读，学有专精的话，是不可能发挥得如此淋漓畅达。他讲到的内容我大部分闻所未闻，听了以后大大填补了我知识库内的空仓。使我更体味到精美绝妙的中国古代文化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涌动着雄健的力量。

吴海平，又名吴明哲，曾任温州龙湾博物馆馆长，是中国书法协会会员，著名篆刻家，作品有《温州历代碑刻二集（上下册）》——温州文献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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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春天 

一九七一年春天，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我匪夷所思地发现了一本我朝思暮想的书，认识了一个我从未谋面而后来怀念终生的人。直到现在回想起还来，还是觉得这样的巧遇真是不可思议。
　　事情的来龙去脉得用头说起：
　　我在读日本针灸家的著作时，发现泽田健、代田文志、柳谷灵素等医家虽然是针灸医生，但都精通《伤寒论》。特别是代田文志经常针灸和方药并用，好不令人羡慕。所以我就萌生了学习《伤寒论》的意念。特别是读了《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感到一个德国的医学博士也佩服张仲景的《伤寒论》，我们中国的医生为什么不更加努力研究呢？
　　我当时能够找到的《伤寒论》辅导读本就是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伤寒论讲义》。因为没人指导，我读了几次还是一头雾水。有一次生产队派我去放牛，我把《伤寒论讲义》带在身边，想利用放牛的时间多翻翻书，就把牛绳放开，让它自行觅食。一转眼的功夫那头牛就不见了，东找西觅一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有找到，吓得我一身冷汗。谁知道那头没有了牛绳的牛，什么时候自己已经跑回生产队的牛栏里了。就这样，咬着牙学了好几年，但还是摸不清这个迷宫的出入路径和方向,在它的前面我就像一个迷路的儿童在迷惘中挣扎。在我的眼里《伤寒论》是一片巨大的虚空，没有任何东西可做为参照的依据来让人辨识。阅读《伤寒论》时，无奈时不时被上下的条文卡住，总是弄不懂他的研究进路，只好选别的书同读，作为启发之用。尽管如此，这一种认识状态反而给我建构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每当夜幕降临，我常常在煤油灯下如老僧入定，把《伤寒论》颠来倒去地看 ，走火入魔地向往发现一种破解《伤寒论》文本的秘码，然而折腾了好久，对于《伤寒论》不得其门而入。
　　四下寻找《伤寒论》的终南捷径虽然是南柯一梦，但是我不但没有死心，反而激发起另一个异想天开、光怪陆离的梦。
　　谁知道过不了多久，我的好梦果然成真，这真是一次美丽的巧遇。
　　我是一九六二年十月随着我父亲回乡的。回乡以后，虽然我母亲还留在温州城内，但我很少进城。因此在回乡后的十年里，所有的同学、邻居都中断了往来。一九七一年春天的那天，我进城办事途经信河街，突然想起一个老邻居张一，就无目的无意识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到他的门口。
　　有人说：“纯粹意义上的亲切感无视任何外在的差异” ，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因为张一先生就是我仅有的几个无视任何外在的差异而有亲切感的人。他是一个个性张扬、思想鲜明的人。他时时略微眯缝着眼睛，总是用一种探询或者也可以说是思索的眼光看着人。有的人受不了这种注视，觉得他的眼光中含有嘲笑和鄙视。如果你内心坦荡平实，就会感觉眼前这个人绝不能够容忍半点虚伪与作假。他长我三岁，我读小学六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四年时间就居住在他家的大院子后面简易的二层木棚小楼里。当时他就有一个自己的化学实验室，透明豁亮的一瓶瓶玻璃器皿，封盖得严严实实的一罐罐液体的化学原料，大小不一口径的一排排玻璃试管，这一切一切让我欣慕不已。更不用说那盏燃烧着蓝色火焰的酒精灯，牵动着少年的我神思飞越，浮想联翩。暑假里，他经常给我们喝他刚刚制作的冰汽水，并教我们自己制作。我就在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什么酸碱度、化合反应、硝酸、草酸、香精、小苏打等等新鲜的名词。所以一九五九年我家从古炉巷搬迁到安平坊以后，我还经常到他家里玩。我心里总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兄长，有什么疑难的事或是高兴的事总想找他聊聊。一九五九年他家的房屋也被街道工厂强行征用，被迫搬了家；我回乡以后也极少进城，因此登门拜访促膝谈心的机会也不多了。
　　张一先生的“新”家是一座已有上百年历史的楼厅兼备，砖木结构的大院，原来的建筑规模较大，院子内外的布局、结构都很讲究，很完整。但是现在的大门楼已经油漆剥脱殆尽，门楼顶的小灰瓦在岁月的风吹雨淋下也凋零得参差不一了，高高翘起的小瓦花脊两端蝎子尾也残破不堪。当我从宽敞的古旧木质楼梯上楼，走到他家的三楼时，就听见房间内传出的话语声。一个是一津的声音，自信而优雅；一个是陌生的声音，苍凉而缓慢。他们好像在讨论医学问题，“风心病”、“二尖瓣狭窄”“内关”“足三里”等等医学名词都是那个陌生的声音讲的，一津只是颇有兴致地提问。我刚到门口，一津就和往常一样热情地站起来欢迎我，就把我们的关系向陌生人作了介绍，然后就对我说：“他叫林治平，一个行政学校的前校长。现在已经被清理出革命队伍，成为一个社会闲散人员了。”一津以一种戏谑的的语调介绍林治平先生的身份时，脸上泛满调侃的笑容。林治平听了以后尴尬地笑了笑，随后也就见怪不怪地说：“是这样，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笑得那么憨厚。笑的时候声音不大，有些沙哑，像通常的老人那样。中等个子，神色憔悴，戴着一幅黑框玳瑁色的眼镜，一双深邃的眼睛，向前凸起的额头，脸颊上满布着纵向的纹路。这是一张饱经磨而坚毅的脸。
　　我们一开始谈话，就立刻忘记了时间，对我来说，我不仅忘记了时间，而且忘记了身外的一切事物。他说这几年他都在努力地学习中医、针灸，以后可能靠中医、针灸维生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消息：阶级异己分子全部要从城市里扫地出门。他怕扫地出门后，在农村中干不了繁重的农活。这样的话，他就会无法生存下去，所以几年来，他一直在作未雨绸缪的工作。
　　我非常高兴又认识了一个有学问有阅历的同道。这样，我在学习中医的道路上又多了一个交流的对象。虽然我们年龄相差20多岁，但相似的命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我就把自己学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请教他许多医学上的问题，他一点也不保守，热情地解答了我的提问，并介绍了日本医学家的“天平疗法”以及他自己使用“天平疗法”所取得的临床疗效和心得。针灸本来是他的强项，一旦话题回到这上面来，他就显得眉飞色舞，语音也铿锵有力起来。
　　他对我们说：“其实天平疗法就是我国古代的左病刺右、右病刺左的缪刺法，只不过这个日本医学博士在临床上广泛运用我国古代缪刺法成功治愈许多疑难疾病，就写了一篇题为《天平疗法》的论文，发表在一个世界著名的医学刊物上，所以大家就认为日本人发现了天平疗法”。
　　我在永强乡下孤陋寡闻,感谢林治平先生让我不仅了解这种疗法，更重要的他给了我传递了医学信息，给了我多维的启示。和林治平先生交谈中，对我教益最深的是他对当前中医界《伤寒论》研究方向的批评，他认为一个特别明显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事实是：张仲景的医学思想被《内经》学者的声音所淹没。当时的我虽然记住了他的这句话，但对这句话意思不知所云，就没有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林治平先生他还认为，我们拜读名医医案，学习其方法方药时要保持平常心，一定要从容面对；要将名医当作一般医生来看待，也当作一般医生来体谅。他们的平均水平和一般医生不会相差太远，不过他们能写和想写而已。对他的话我不大赞同，但奇怪的是我的内心却渴望听他这样随心所欲地讲话。他的话不免以偏概全，有点夸张，不管在认识层次还是在礼仪层次都是犯忌的。然而不知咋地越是冒犯禁忌与片面深刻的话，越会产生特定的快感，这可能是我喜欢听他说话的原因吧。四十年来，每当中医界对某一个名医和某一个中医流派的判断处在“偶像崇拜”时，我就会马上想起会林治平先生的话。这样就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名医和流派，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判断在无限赞美与失望唾弃之间反反复复地摇摆。
　　我和林治平先生谈到福建的蒋老先生，谈到他赠送给我的德国许米特博士与日本针灸家间中喜雄合著的《针术的近代研究》一书，林治平先生也很感兴趣，并要我借他一读。我说，书中 “针术的诊断学”这一篇的内容我最感兴趣，因为它介绍了胸部、腹部、臀骶部的压诊法对临床很有用处。譬如，胸骨压诊点有两个，一个在第三肋间腔齐高的地方，说是在支气管病变时出现，一个在第四肋间腔齐高的地方，说是在十二指肠病变时出现。上下只差一点距离的两个压痛点，却一个与胸部疾病有关，另一个与腹部疾病有关。这里，第四肋骨的作用恰如横膈膜的分隔胸腔与腹腔的作用，使人感到非常有趣。
　　在热烈的交谈中，我变得不那么拘谨了，随口就问：“林先生，你有没有看到过可以用穴位处方替代方药处方的医学资料？”
　　他思索了一会儿，高兴地说：有啊，日本汉方家矢数道明先生，师从宗教家森道伯氏研习汉方医学。1941年作为军医被征兵，经由菲律宾至几内亚共和国，在兵站医院工作。矢数道明先生对当地的草药进行了调查，并实际应用于临床。并在药品缺乏的战时几内亚国，施用针灸疗法，用穴位处方替代方药处方。战败后，返回故乡与兄格氏从事中医针灸。后来听说他一直在临床上施行针药并治，还写过一本针灸穴位处方替代方药处方的书。
　　我听了很高兴，迫不及待地问：“矢数道明先生写的书你读过没有？”
　　林治平先生摇了摇头说：“我只是听说，没有读过。”
　　我还是不断地追问他，矢数道明先生有没有撰写过用穴位替代方药的《伤寒论》注释本。
　　他摇了摇头说：“这倒没有听说过。”
　　我大失所望，林治平先生看我一惊一乍的样子就关切地询问：“你在研究矢数道明先生？”
　　我说：“不，我梦想假如有一本《伤寒论》注释本，在每一条有方药的条文下都用穴位处方该多好。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已知的针灸、穴位知识去理解《伤寒论》条文中蕴藏的奥义了”。
　　林治平先生似有所思地一笑，突然问我：“承淡安先生的书你读过吗？”
　　我说：“我读过承淡安先生翻译的代田文志的《针灸真髓》。”
　　他说：“承淡安先生翻译的日本医学家长滨善夫与丸山昌朗编的《经络之研究》你读过吗？”
　　我说没有读过。他说：“《经络之研究》这本书对学习针灸的人来说是必读的书，长滨善夫在临床上发现了一位眼科病人，在针刺各经络的原穴时，所表现的感传现象基本上与十二经脉的走行一致，而得出了经络确实存在的结论。这就是经络敏感人的现象，针灸医生知道这个事实就会加强了自己的信心。”
　　他说：“承淡安先生《子午流注针法》你读过吗？
　　我说没有读过。
　　他问我子午流注针法使用过吗？
　　我就说，我自己没有使用过这种针法，但亲眼目睹何黄淼先生用这样的针法治愈一个午时昏厥的病人。
　　接着我就把阿通的诊治过程讲叙了一下，他也听得连连叫好。
　　我读过承淡安先生翻译的书，却不知道他的经历。林先生突然问我有关承淡安先生的书，和我刚才谈论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就问：“林先生，承淡安先生到过日本吗？你能讲一讲他的情况吗？”
　　他就介绍了承淡安先生对中国针灸事业的贡献：“承淡安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在三十五岁时曾经漂洋过海到日本学习汉方医学和针灸，1936年回国后，创办中国第一个针灸疗养院，中国第一个针灸学社，中国第一个针灸刊物《针灸杂志》，创立了中国现代的针灸学。他还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是《中国针灸学》、《伤寒论新注》。”
　　我听到承淡安先生撰写过《伤寒论新注》，眼前一亮，就紧紧地追问：“承淡安先生撰写过《伤寒论新注》？”
　　林先生看到我猴急火燥的样子，故意慢腾腾地说：“对，《伤寒论新注》的副标题是，'附针灸治疗法’”
　　我惊喜万分，就要他讲讲这本书的来历。
　　 林先生告诉我：“承淡安先生抗战时在大后方一个中医学校担任《伤寒论》的讲学工作。由于战时的自然经济，商品经常调剂失灵。中药材由于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的环节中断，药店经常缺货。面对中医市场有方无药的现状，承淡安不得已而为之，用针灸穴位来替代《伤寒论》中的药物方剂。他在每一条有方药的条文下都用穴位处方，于是就有了这一本书。”
　　我梦寐以求的书终于浮出了水面，看林治平先生的样子好像有这本书的线索，就满怀希望地问：“林先生，你能给我找到这本书吗？”
　　林治平先生一下子站了起来，高兴地说：“巧了，巧了。”他一边说，一边踏着吱呀作响的地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拿来一本书递给我，说：“这就是你刚才说你要寻找的那本书。” 

这本从天而降的书已经包上了精美的书皮，我小心翼翼地把书轻轻地打开，《伤寒论新注（附针灸治疗法）》赫然入目。林治平先生在旁边说，这本书他已经反复读了几次，所以知道非常适合我目前这种情况。他也为我能够神差鬼使地和这本书相逢而兴奋。他说了，此书是他向隔壁名中医邱菊初先生之子借的，日本汉方家森道伯先生、矢数道明先生的故事也是从邱菊初先生他那里听来的。现在愿意把《伤寒论新注》转借给我,以解我的渴求，并希望此书能有助于我。
　　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时就频频心跳，后来听到治平先生愿意把这本书借给我读一段时间时简直高兴得不能言语了。承淡安先生的名字我耳熟能详，过去拜读过他翻译的《针灸真髓》一书，内心对他非常佩服，非常向往。听了林治平先生热情洋溢的评介，才知道他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我内心为中国现代针灸家对《伤寒论》研究如此深入而感到骄傲，也把这样的目标作为自己一生努力的方向。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离开张一家的情景，也不记得是怎样和他们告别的。心里只担心这本书拿丢了，就把它死死地拥在胸前，紧紧对抱住它。当我用了五个小时陡步走了五十里地回到乡下家中时，一身的汗水已经渗湿了这本书的书皮。
　　那一天的夜晚，我疲惫地坐在床上，回想着拜访张一家时的感受。林治平先生令人心仪不已，他的一些医学思想和人生理念，以及这些思想理念背后的姿态，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和我年龄相距很大，双方各有一个极为不同的内心世界，按理说交谈和沟通是困难的，然而我们却一见如故。处于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他并没有沉溺于自己的困境之中，而是更加坚定不屈地继续往前走。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群人是不会因为一己一时的得失而丧失了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40年过去了，林治平先生早已被平反了，也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悠悠的岁月也没有抹掉我对林治平先生的怀念。我想他的这种阔达胸襟，是一个种好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祖传医生绝对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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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在龙泉 （一）

    我得到《伤寒论新注（附针灸治疗法）》这本书的第三天，就离乡背井到三百里路以外的龙泉县去了。在一个刚刚开工的庙下水库工地上当起了一个起早摸黑任人调迁的小工。白天的活很重很累，就是用一条又粗又长的竹杠把一块块大石头抬到大坝上去。夜晚这百号人睡在几个大工棚里就是休息。我就在人声嘈杂的工棚里，花了九个月的时间，狼吞虎咽地把这本《伤寒论新注》啃了下来。对照原著和《伤寒论讲义》作了两大本密密麻麻的笔记。在第一本笔记的第一页上，我恭恭敬敬地写下：这是一部经方世界里的针灸学。每当阅读《伤寒论新注》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特别得好，注意力也特别地集中。每一个章节在阅读时都坚持从头读到尾，不轻易地放过一个字。但我所做的笔记就很主观了，有地方特别详细，有的地方就一笔带过。我特别留意的是不理解的条文，都把它一一记录下来，反复思考后，就把自己当时真实的想法写下来，即使是不成熟的东西，记下了也是很有意义的。
    偌大的一个工地，上百号民工，指挥部没有安排一名医生，甚至没有一个卫生员。我在无形之中就充当了有实无名的中医针灸医生。记得刚刚落脚的第一天晚上，我邻铺的一个小伙子感冒发热，头痛无汗，体温40度，手脚冰冷。在这个远离城镇的荒山丛林之中，周围的工友只能听天由命，最多也只能干着急。我当时诊断为阳虚风寒，给他喝下生姜红糖汤，针刺风池、风门，用自己带来的艾条熏灸大椎穴，倒腾了几个小时后他居然汗出热退，安然而愈。当小伙子第二天在工地上正常干活时，我的医生资格就被这一百来号人的劳苦群体所默认。从此以后，他们的伤风咳嗽，跌打损伤，腹痛腹泻，痛经白带，中暑冻疮全权由我处理。在现代文明弥漫全球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坳里充分地体悟到蛮荒时代疾病的自然发作、自然展开、自然发展的原生态；也真切地观察到针灸、草药、单方等等民间疗法的生命力；并现实地扮演着古代草根医生的临床实践和体味着古代草根医生医疗活动中的甘苦。但这样的实践过程更多的是适应和模仿，很少具有通常所讲的“进步”和“提高”。在 这种环境这种状态下，即使有所进步提高的话，也是没有方向的进步提高。然而我也发现，这一群起早摸黑栉风沐雨，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人们，个个生性开朗，食欲旺盛。相比而言较少生病，要生病也只生一些外感病、外伤病、胃肠病等等。很少发现有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血脂病，也很少发现有空虚、无聊的情绪乃至抑郁症等等现代病。
    到后来，找我看病的人慢慢地多了起来，有附近村庄的农民、村妇，指挥部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也来找我看病摸脉。我基本上根据承淡安《伤寒论》中的针灸方法进行诊治，使用时活学活用随机应变，同时也辅以草药。
    在承淡安对《伤寒论》条文的注解中也引用了许多有许多日本汉方家的对条文的解读，然而我当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也只是随口读过，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基本上还没有体悟到承淡安先生的著作的精神，看见我悟性的迟钝。对这种事倍功半的阅读效果，我一直认为是自己基础差，理解不力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后来，---是相隔了许多年以后的后来---才知道，除了阅读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被我所忽略了的客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大多自学者时常都会遇见的困难-----难以猜测文本著者的原始意图。这和坐在大学课堂里聆听专家教授直接面授所获得的东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像语言学家索绪尔所说的：“如果说'言语’是对主体意识的模仿的话，那么'书面文字’就是模仿的模仿了。”
    有一次，指挥部的老书记找我替他的亲戚看病，把我从工地叫来，直接用汽车把我送到龙泉县人民医院去抢救一个高热昏迷的急性传染病人，我用针灸、刺血的疗法竟然使之脱离了危险。在这种环境里，读承淡安先生的书就不单纯是阅读，而是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我能借其经验和方法去解决那些实际存在的具体病例。
    在这一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既尝到了针灸疗法的甜头，也对它的局限性有了一种敏锐的警觉。一些中医方药能够适应的病症，如果勉强用针灸疗法可能就是事半功倍，甚至劳而无功。我们工棚附近有一家农民，对我们出外打工的人非常同情，我们的饭菜都是他们家帮助加工的，等于是我们的房东。他家的大女儿月经不调，每次来汛痛得满床打滚，月经色红量多，面红烦热，头晕心悸，眠浅易醒，大便秘结，西医诊断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出血性贫血。因为家境困难，多次治疗无效后就听之任之了。他们曾经求诊于我，我用针灸疗法仅仅在痛经时止止痛而已，无法在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从承淡安先生的诊治经验中知道该用黄连阿胶汤和三黄泻心汤合方。但没有把握，我也没有开过处方的先例，再说病家也不特别相信我，踌躇再三只得作罢。
    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形态与社会环境下，我在每天进行的“原始”状态的医疗活动中痛切地感受到自己医学知识肤浅和治疗经验不足。正如谚语所言：“知屋漏者在宇下”。特别是西医知识的欠缺很可能会引起误诊误治。于是我抓紧时间读了一些西医的书，也购置了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等等基本的医疗用具，把它们放在卫生箱里，随身带着以防万一。我想只有真正进入那个时空，才能理解当时我的这些想法。　
    初步的西医知识和简陋的西医诊察器具很快就派上用场。记得有一次郭小兰姑娘在工地的髙坡上摔了下来，她大喊一声就昏迷过去，一动不动地踡卧在乱石之中。我就在她的附近，看着她这个样子，我一边使劲地喊救命，一边马上过去给她诊治。我先检查她全身体表各部位，没有发现开放性损伤，然后检查四大生命指标，检查瞳孔，检查胸腹部，发现一切还好，心里就放心了一些。接着就用针刺疗法使她很快地苏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她说自己除了右小腿麻木疼痛以外，其他部位没有异常。这时，我心里明白，大概是单纯的右小腿骨折。一个小时后急救车来了，我和吴德明队长一起把她送到县城人民医院。在狭小拥挤的急救车中，我望着小兰痛苦的面容。心里想，假如是古代，假如没有西医，作为一个医生的我该怎么办？办法肯定是有的，但肯定不如现在中西医两套诊治疗法相配合的完善。不能忘记，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所以不能让偏执与自大遮蔽住自己的眼睛。要正视广大农村、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医务工作者需要的是一种基于中西医两套交迭共识的诊治方法和技能。“纯中医”那样的观点对于目前的中国基层医生来说还是一种用不起的奢侈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九七一年在龙泉 （二）

小兰姑娘经医院检查确诊为右小腿腓骨骨折，住院治疗两个月后痊愈出院。出院后在家休养一段时间，队里工人叫吴队长去探望她，我也就要求与吴队长一起去。因为我以前听小兰说过，她养母的干爹仲万春先生是一个经方派的名医，所以我想趁这次机会，去拜访仲万春先生，要他给我指点学习《伤寒论》的迷津。
　　我们到了龙泉县小兰姑娘家里，看到小兰姑娘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她听说我想去拜访仲万春先生就说：“仲先生就住在我的附近”。说完，就带我出了门。吴队长留在小兰家，陪她的父亲郭书记聊天。
　　我尾随着小兰姑娘穿街过巷来到了一个杂合院里。她指着东边一间两层土木结构的老房子说：“仲先生住的这两间房子还是租赁的，这房子已经多年失修了。想不到医术精湛的他到了晚年，还是这样地一无所有，真的令人寒心！”
　　仲万春先生住房的楼下是客厅与厨房，楼上是书房兼卧室。由于他是一个人独居，疏于料理，房间里显得有些凌乱，看来他的生活处境不会太好。然而楼上房间两个大书橱里塞得满满的医藉，似乎又显示了他的精神世界依然富有充裕。书橱里有各种各样不同年代出版的医藉，各种医学杂志与笔记本。其中有陈存仁主编的三十年代出版的《皇汉医学丛书》，这套丛书十四本，占据了书橱相当大的一部分空间。我过去听说过这一套丛书的名字与内容，知道《皇汉医学丛书》主要为《伤寒》、《金匮》、《温病》等典籍文献的研究注解。但是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它们，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它们煌煌的行列，我心里的快乐难以表达。由这些医书联想到这些医书的主人，我料想他一定是一个知识渊博，医道精通的人。
　　仲先生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头发花白而疏少，矮胖个子。虽然宁静寡言，但他的一双执着、明亮的眼睛已经透露出他是一个正直、聪慧、有主见的医者。
　　我向仲先生问候之后，就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他笑呵呵地说：“早听小兰说了，你在自学《伤寒论》。水电站工地上抬石头的工作那么累，你每天能能坚持在凌晨三点起床读书，不容易啊。”
　　他看着我，继续说：“一门学问，如果能让你废寝忘食，能让你辗转反侧，并改变你的生活方式，那它一定已走进你的生命。学习经方的人，在青年时代需要这样一段生活上的磨砺。”
　　他可能已经观察到我刚进入书房时的那种惊诧的目光，所以他指着两个大书橱说：“是不是感到奇怪啊？想不想知道这些书籍为什么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啊？”
　　想不到这位老人的感觉还是这样地灵敏，从一瞬间捕捉到的陌生人眼光中，就这样准确地窥视到他内心隐秘的活动。这可是一个高明的中医师必备的心理素质啊。
　　他后来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们三次上门破四旧，扬言要把他的医藉通通烧掉。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他们，这些都是救命的书，红卫兵们也都乖乖地走了。一批医藉就这样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浩劫。
　　他告诉我从这件事中体会到一个道理：“必然性是普遍存在的，偶然性也是普遍存在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红卫兵也是通情达理的，并不是个个都象凶神恶煞，蛮不讲理。中医诊治疾病的时候也不例外，法外有法，天外有天。临床遇见的病症比任何医藉论叙的文字更琐碎，更复杂。我碰到的病例中，严格地讲没有一个是一模一样的。千万不要认为医藉上的理论与一人一时的经验可以永远复制，可以永久仿效。”
　　在他的眼中，处处有医学，处处有学问。
　　他知道我在学习针灸，学习《伤寒论》，就显得格外的热情与关切，然而也透露出隐隐地忧伤。他一边说一边叹息：“仲景创立的经方医学的路上车马稀少，行人寥寥。龙泉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历史名城，在历史上也出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文化名人。然而在中医学这一行里真正的经方医生没有几个。我是读仲景读了一生，聊有所得，现在也无法传承下去了。真是可惜，真是可惜。”他在频频地摇头中唏嘘不已。
　　我不知道他是为自己没有学术继承人而叹息，还是为经方医学步入低谷而痛惜，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我听小兰姑娘说过，仲先生一辈子都在研究经方，脉学方面有独到的经验。由于临床疗效斐然，在县城内外医名远播。他的医风医德在街坊邻居之中更是有口皆碑。
　　我向他说明了来访的目的以后，就开门见山地说：“早听说仲先生对仲景的脉学有所研究，今天能给我讲一讲学习仲景脉法的入门途经好吗？”
　　仲万春先生把我从头到脚重新打量一番后，宛然一笑地说：“我只是对《伤寒论》的脉法略有有点小小的心得，对《金匮要略》的脉法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所以我们讨论的只是《伤寒论》脉法。”
　　《伤寒论》《金匮要略》都是仲景的著作，原先就是一本书，为什么两本书中的脉法还会有差异？我一时脑子转不过弯来。
　　只听得仲万春先生问：“你觉得仲景的脉学和现代中医教科书上的脉学理论有什么区别吗？”
　　我能区别两者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有一点儿小小的察觉罢了。这一种察觉也是朦朦胧胧的，难以用言语表达出来。所以我只能轻轻地说：“我觉得仲景的脉学和现代中医教科书上的脉学理论有不一样的地方，但不知道自己这样的怀疑对不对，希望从仲先生这里找到答案。”
　　仲万春先生说：“你能这样回答这个问题，我很高兴。说明你在认真地读书，在认真地思考。”
　　他有点兴奋，在书柜中取下一本《伤寒论讲义》，一边翻书，一边对我说：“在宋本《伤寒论》397条原文中，脉证并举的有150来条，这说明仲景是十分重视脉法的。”
　　我频频点头。从他的开场白中，我预感到今天一定会学到许多新的东西。
　　我也想到仲景重视脉法的一个例证，就兴奋地说：“《伤寒论》六病各篇均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命名，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
　　仲万春先生大概不大满意我的回答，就说：“你的意见没有错。但'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命名可能是后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学家添加上去的，不能作为仲景本人的学术见解。”
　　我觉得很突然，《伤寒论》中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的文字，怎么不是仲景本人的东西。

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仲先生，你怎么知道六病各篇命名不是仲景的文字？”
　　仲万春先生看见我少见多怪的样子就笑了，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容我们以后再谈。我们先讨论一下仲景的脉学好吗？”
　　他稍作思考，就单刀直入地说：“你怎么理解宋本《伤寒论》中开宗明义第一条条文中的'脉浮’二字？”
　　他的提问，也是有意识的提示。随着他的思路，我具体地感受到仲景对脉法的重视程度。所以就能轻松地回答：仲景把'脉浮’二字撰写在宋本《伤寒论》第一条条文'太阳之为病’之后，成为《伤寒论》的第一个体征，就足以说明脉象的辨别特别重要。如太阳病，脉浮是最重要的特征，恶寒次之，头痛项强又次之。当然光一个'脉浮’就认定是太阳病也是不够的，因为少阳病、阳明病、太阴病、少阴病等，偶然也会出现脉浮。”
　　仲万春先生点点头，说：“你认为太阳病的脉浮，应该是寸口脉寸关尺三部中哪一部出现'浮脉’？”
　　他总是把自己富有创见的观点通过提问的方式启发后学，使后学者在不知不觉之中通过他所铺搭成的便道到达问题的出口。这种非灌注式的教学方法真好，它使后学者在思考中学习，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老师的说教。
　　我想了想就说:“太阳病是外感病初期，病位在体表，病人抗病能力比较旺盛。在体表分布的全身气血相对地说较多，所以寸口脉脉管中的气血充盈。由此可见，'脉浮’应该是寸关尺三部皆浮，也就是寸口脉全脉都浮脉。”
　　仲万春先生对我的回答持肯定态度，点了点头后就继续说：“对宋本《伤寒论》第二条太阳中风'脉缓者’与第三条太阳伤寒'脉阴阳俱紧者’两条条文中的脉象，你是怎样理解的？”

仲万春先生讲得两条条文我都熟悉，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也比较过，然而都只有留下浮浅的印象，更没有进行深度思考。现在把太阳病两大类型的病症进行认真的互相对照后，发现除了它们一些共同具有的脉症以外，还真的存在许多对应性的东西。特别是脉象，一'缓’一'紧’，黑白分明。
　　经过反复的比较，形成了初步的判断以后，我说:“以上讲的两条条文中的脉象都是浮脉，一个浮缓，一个浮紧，都是寸口三部的全脉。过去我认为太阳中风脉缓是脉象的速度迟缓。现在和太阳伤寒脉紧一对照，才知道如果太阳伤寒脉紧就是脉象紧张度处于紧绷、紧张状况的话，那么太阳中风脉缓就是指脉象的紧张度处于松弛、弛缓、缓和的状态了。”
　　仲万春先生脸上露出了少许肯定的笑容，接着说：“太阳病是外感热病的初期。西医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传染性疾病前驱期与感染性疾病前期。一般来说病人都有发烧，甚至发高烧。这个时候临床上会出现太阳中风病症与太阳伤寒病症吗？你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种可能性是大量存在的，即使是温病学家也不会否定这种可能性。吴瑭的《温病条辨》一开始就讲太阳中风的主方桂枝汤。
　　我想了一下就肯定地说：“完全有这种可能。”
　　仲万春先生看着我，以尽量平缓的语气说：“在这样的病况下，请你想一想，这两个病人的脉象应该是怎么样的？”
　　在一般情况下，发烧病人体温每升高一度，脉搏平均增加十次。只有极少数病人不是这样，譬如西医诊断为'伤寒病’的病人才会出现相对迟脉。所以在发烧的时候太阳中风脉象应该是浮缓而数，太阳伤寒脉象应该是脉浮紧而数。
　　当我把自己的的看法告诉仲万春先生时，他说：“这本来是医学的常识。然而统编的中医学教材把表热（风热）证的脉象定为浮数。中医初学者对风寒表证和风热表证的辨别相当困难，唯有脉象数不数最容易掌握。中医学教材认为脉浮数是风热表证的脉象依据，所以长此以往就鱼龙混杂，泾渭不分了。目前中医界大部分中医师都以外感发热脉象浮数是外感风热证而使用辛凉解表剂，相对应的方剂桑菊饮与银翘散风行大江南北。临床疗效可想而知。其实太阳表证脉浮数，《伤寒论》中就有明示，如大论57条云:'----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日本汉方家龙野一雄在《中医临证处方人门》中说过：'例如伤风有发热、头痛。其脉诊所见：浮紧数者用麻黄汤、葛根汤等；浮弱数者用桂枝汤’。 临床上风寒表证发烧的病人，脉象都是浮数。，我用麻黄汤、桂枝汤与葛根汤一二帖药就能解表退热。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临床疗效不好甚至无效，就在所难免了。一个中医师连外感表证都处理不好，病人怎么还会信任他，他自己还会有什么自信。”
　　统编的中医学教材存在如此低级的错误，中医临床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我想都没有想过。听他这样一说，真的振聋发聩。仲万春先生的形象在我心中愈来愈高大了。
　　仲万春先生看我一心向学，就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指教我学习仲景脉法了。
　　他把手中的《伤寒论讲义》翻到了另一个地方，看了几眼以后，就说：“你能说说《伤寒论》太阳中风桂枝汤证的脉象吗？”
　　我对他的问题还没有充分理解，就随口回答：“太阳中风桂枝汤证的脉象不是前面讲得'浮缓’吗？”
　　仲万春先生知道我错听了，把翻开的《伤寒论讲义》递过来，用手指着第十二条条文，说：“也许是我讲得不清楚，我们要讨论的是桂枝汤证的脉象。”
　　我知道他的所指了，他指得是《伤寒论讲义》第十二条条文中的桂枝汤证的脉象。然而我把第十二条条文反复看了几次。《伤寒论讲义》明明白白写着：“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这四十三个字里也没有找到一个'脉’字啊。
　　仲万春先生看见我在《伤寒论讲义》书上看来看去，寻找不到东西的样子。恍然大悟，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由于《伤寒论》的不同版本问题，我讲的是《康平本伤寒论》中桂枝汤证的脉象。而你读的《伤寒论讲义》是依据现行宋本《伤寒论》编辑而成的，所以同一条桂枝汤证的条文，但条文中的文字不一样”。
　　原来如此，版本不一样竟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他继续说：“你刚才不是问我，怎么知道六病各篇命名不是仲景的文字？我是搞经方临床的，没有专门研究《伤寒论》的版本。然而在日本《康平本伤寒论》中，各篇的标题简明扼要，仅仅是'辨太阳病’'辨阳明病’字样。没有'辨某某病脉证并治’的文字。所以现行宋本、成本《伤寒论》中每一篇的标题有可能是北宋以后的医学家添加的。”
　　我对他那么确定《伤寒论》中每一篇的标题是北宋以后的医学家所添加很不理解，就问：“为什么不是东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医学家添加的呢？”
　　仲万春先生对我缺乏版本学知识不以为怪，笑着说：“康平本是北宋的手抄本，在这个手抄本没有'辨某某病脉证并治’的字样，可见这些文字的出现可能在北宋之后。”
　　噢，原来如此。看来版本学的知识还是有根有据，脚踏实地的。
　　仲万春先生说：“我个人信服康平本的文字。我读的这本书是1954年上海千倾堂书店出版的《康平本伤寒论》再版本。1946年，我国中医药学家叶橘泉先生与日本汉方家大冢敬节先生互相交换著作，而获得了《康平本伤寒论》的排印本。叶橘泉先生亲自校勘，于1947年由上海千倾堂刊印首版本。康平本与现行宋本、成本《伤寒论》在条文编排、文字内容、旁引嵌注等方面确有许多不同，而现行宋本则将叔和嵌注、旁注的内容全部混入正文。这种明显系后人注解文字混入正文的现象，说明现行宋本、成本《伤寒论》可信度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经他一介绍，我对《康平本伤寒论》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把前面刚开始关于桂枝汤证的脉象讨论一事撂在一边，就冒昧地冲口而出：“日本汉方家是怎么发现《康平本》的？为什么称它为《康平本》。”
　　大概我的不依不饶的提问离开主题太远了。仲万春先生脸色有点儿不悦，但他又不愿扫了我的'雅兴’，还是非常耐心地告诉我：“1937年大冢敬节先生在利根川尚方家藏遗书中发现丹波雅忠的抄录本，参校和气氏家藏抄录本，又对照《宋本伤寒论》和《注解伤寒论》，对其进行了校勘，并加以眉注，由日本汉方医学会刊行。《康平本伤寒论》系由日本侍医丹波雅忠先生于康平三年二月十七日（1060年）抄录，全书共1卷，12篇。所以丹波雅忠的抄录本被命名为《康平本》。”
　　我没有及时地领会他的苦心，依然不假思索地对《康平本伤寒论》穷根究底。我问：“仲先生，《康平本伤寒论》和现行宋本、成本《伤寒论》具体地有什么不一样？”
　　仲万春先生知道我求知心切，不责怪我的唐突无礼。依然温和地教导我：“那可多啦，譬如太阳、太阴的'太’字均作'大’字，四逆汤、四逆散、当归四逆汤作回逆汤、回逆散、当归回逆汤等等。你觉得四肢寒冷的病人吃了这些方药以后而肢温手暖的现象，称为'回逆’合适呢，还是'四逆’合适？”
　　我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四逆’那是病名，仲景没有以病名作为方名的先例，以病名作为方名也不合情理。相反，以疗效为方名，仲景著作中比比皆是，如理中丸、大小建中汤、温经汤、排脓散等等，再说以疗效为方名也顺理成章。所以'回逆’比'四逆’合适。但我还是不明白，现行宋本、成本为什么把'回逆’错写为'四逆’呢？
　　我又问了仲万春先生，他还是笑着说：“可能是笔误，也就是抄写的时候比较草率，把'回’字错写为'四’字，你看这两个字的草书体不是非常相似吗？”
　　我感到真有意思，还不断地提出有关《康平本伤寒论》方面的种种问题，仲先生都作了不厌其烦的解答。
　　后来他说：“这可是一个大问题，我一时无法解释清楚。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讨论的条文上来吧。”
　　我这时一下子意识到，刚才的一些提问已经偏离了正题。就提出了一个回到桂枝汤证脉象讨论的问题上来：“仲先生，是不是康平本《伤寒论》第十二条中有桂枝汤证的脉象？”
　　他点着一支香烟，吸了一口。看着我一双求知若渴的眼睛，就把这一个问题向纵深展开：“你的问题中的有一个提法是不正确的，需要首先纠正一下。”
　　怎么一开口就犯错，我心里很紧张，脸上一阵阵地发烫。
　　仲万春先生看到我惴惴不安的样子，就笑着说：“我们能够一起讨论《伤寒论》的问题，是天生的缘分。我讲的话不一定句句都是对的，但是都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
　　我看仲万春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里就放松了。集中精力想了一下他提的问题，就说：“希望仲先生指正。”
　　仲万春先生看见我虚心求教的表情就说：“康平本无条文编号，其章节纯系自然而成，保留了古朴风貌。它哪里来的第十二条？”
　　在烟草的芬芳中，仲万春先生侃侃而谈：“康平本中桂枝汤证的条文和现行宋本、成本《伤寒论》在文字内容有所不同，它是这样叙述的：'太阳中风，脉阳浮而阴弱，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原来'阳浮而阴弱’的前面多了一个'脉’字，变成了'脉阳浮而阴弱’。就由对桂枝汤证病机病理的论叙变成为对桂枝汤证脉象的表达。
　　仲万春先生说：“仲景重视脉象症状与汤方药物的叙说，而把病因、病理、病机深深地蕴藏在文字的背后。所以这里的'阳浮而阴弱’指脉象比较恰当，如果是指病理病机的话就显得有点儿抽象与空泛。”
　　仲先生的话客观公允，有理有据，令人心服口服。
　　仲万春先生继续他的话题，然而他总是不忘使用提问的方式，他说：“你想想，把这条桂枝汤证'脉阳浮而阴弱’的脉象和宋本第三条太阳伤寒'脉阴阳俱紧者’的脉象互相做一比较，能比较出什么东西来？
　　与他交谈既轻松又紧张。轻松就是心情是放松的，没有顾忌，甚至还能感受到亲人似的温馨；然而我的思想是高度紧张的。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纷至沓来，使人应接不暇。这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放在平时我是难以解答的。但奇怪的是，经过他巧妙的铺垫与提示，我通过艰苦的思考以后都能磕磕巴巴地回答了出来。
　　我的回答是：“把桂枝汤证的'脉阳浮而阴弱’和太阳伤寒的'脉阴阳俱紧者’一比较，仲景脉法的特点就凸显了出来。一、仲景脉法是寸口脉的全脉，没有分寸关尺各部。二、仲景脉法中'阴阳’主要是指诊脉的时候医者的手指轻（浅）按和重（深）按，轻按以探其阳，深按以测其阴。”
　　仲万春先生点点头，示意我继续讲下去。
　　我说：“太阳中风桂枝汤证的脉象是'脉阳浮而阴弱’。阳脉浮，说明病人有表证；阴脉弱，体现了病人体质虚弱。太阳伤寒的脉象是'脉阴阳俱紧者’。 就是不论医生轻按还是深按，病人都会出现紧脉。轻按所得的紧脉就是浮紧脉。”
　　仲万春先生笑着说：“依循着仲景的笔法去探寻仲景的意图是一件快乐的事。在理论指导下的临床实践才有意义，才会进步。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对一个医生来说更重要的是临床实践。不能读了《伤寒论》徒作空谈，一定要把书上的东西经过亲力亲为，再从临床磨炼中得出自己的认识。”
　　仲万春先生不动声色的鼓励与词真意切的告诫让我铭记不忘，他的学习方式与读书方法更值得借鉴。当我的思绪还流连在刚才谈话的回味中时，仲万春先生又提出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他一脸认真地说：“上叙桂枝汤证条文的'脉阳浮而阴弱’后面是'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这十二个字康平本是作为后人的旁引嵌注而没有进入正文的，也就是说这一段话不是仲景的原意。如果按照现行宋本、成本《伤寒论》的文本，把后人的旁引嵌注的见解当做仲景的观点。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离开原典越说越远了。”
　　我有点不理解，'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这十二个字即使是对'阳浮而阴弱’做病理病机的嵌注，也是符合桂枝汤证的临床表现的，为什么会离开原典越说越远了呢？
　　仲万春先生肯定对我的心思洞若观火，看我一眼以后就说：“有人认为桂枝汤证病人一般都是有汗，其实不然。仲景认为桂枝汤证临床存在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无汗，另一种类型是有汗。这一条条文就是论叙无汗的桂枝汤证。”
　　他的这种观点打破了我已经建立起来的对桂枝汤证的认识模式。他有什么根据呢？我的心里嘀咕着，焦急地等待着他的解密。
　　仲万春先生说：“读《伤寒论》要几个版本对照着读，读时要结合临床实践，独立思考，择善而从。读《伤寒论》一定要联系《金匮要略》中的相关条文，相互对照。除此之外，条文后面的方后注也是不可轻轻放过的。譬如这一条桂枝汤的方后注，就非常重要。”
　　我以前读《伤寒论》的时候，的确对方后注不注意，读的时候草草带过。我听他一说，就把他手上翻开的《伤寒论讲义》拿来，把桂枝汤后面的方后注读了一遍。
　　仲万春先生说：“看到了吗？请注意其中的'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假如病人有汗出的症状，这些文字就成为无中生有的梦话了。”
　　现代宋本、成本《伤寒论》第十二条桂枝汤证中存在如此明显的逻辑上、医理上的矛盾与破绽，一直没有被发现。历代医家被条文所困囿，只能以注解经，不能越雷池一步。《康平本伤寒论》的发现，为正确理解仲景原意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我想这一条条文经过这样一层层地分析大概研究得差不多了，谁知道并不如此。
　　仲万春先生点上一支香烟以后对我说：“《伤寒论》是一个挖掘不尽的宝矿，深藏着无穷的医学秘密，我们要慢慢地寻找。”
　　我觉得太玄秘了，就问：“仲先生，这一条桂枝汤证的条文中难道还可以发掘出临床上需要的东西吗？”
　　“当然” 仲万春先生肯定地说：“你把它和下一条的桂枝汤证对照着看，除了上述的出汗和不出汗以外，你能发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就把《伤寒论讲义》中的第十三条很轻松地一口气读完：“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不知道为什么，在《伤寒论》中我最喜欢这种形式的条文，简明、清晰，一看就懂，没有需要解释的字与词。
　　我根据仲先生的要求把两条桂枝汤证进行比较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区别。
　　仲万春先生看见我半天也不说话，就提示了一句：“注意脉象。”
　　我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新的这一条桂枝汤证没有脉象。但是这有什么奇怪，不就是仲景常见的省略笔法吗？但我转念一想，事情可能不会就象我想的这样简单，省略笔法难道仲先生不知道吗？我一下子糊涂了，一直沉默着，低着头无话可说。
　　仲万春先生看见我这个样子，以劝慰的口吻说：“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想不出来一点儿不奇怪。”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神采奕奕的眼睛，听他如何解答这个问题。
　　仲万春先生说：“如果用心地把《伤寒论》通读几次，你就会发现，如果哪条条文中几个重要主症完备，症状叙说清楚，并且和其他方证没有混淆的地方的话，仲景就会把脉象省略掉。这种省略不仅仅是笔法上的省略。而是在临床上，出现这类主症齐备，症状叙说清楚的方证时，可以不需要再考虑脉象如何如何。所以仲景在这一条的条文中才没有讲到脉象。《伤寒论》中，仲景所论叙的方证和其他方证相类似，难以辨别清楚时，仲景一般会特地地加上'脉象’来帮助医者加以区别。譬如第一条桂枝汤证，正因为它是无汗，当同时出现发热、恶风、恶寒等一系列症状时，就很容易和麻黄汤证相混淆，诊治时难以鉴别，所以仲景在这条对脉象作了'脉阳浮而阴弱’这般详尽地论叙。仲景的这一层意思在条文上也有记载，它就是：'桂枝本为解肌，若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舆之。’可以作如下解读：'太阳病，发热汗不出，可以用桂枝汤解肌发汗。如果脉象出现浮紧，不可以使用。’这条条文虽然是一条准原文，但它能准确地表达了仲景的医学思想。”
　　我听了仲万春先生的话，心里震动很大。学医以来，所有的中医读物，所有我所接触到的医生，在诊断方面都强调四诊齐备，脉症并治。但他却说在临床上遇到'主症齐备，症状叙说清楚的方证时，可以不需要再考虑脉象如何’。 仲先生是一生研究仲景脉法的，怎么会延伸出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我有所保留。
　　仲万春先生看见我一声不响，似乎洞察到我内心的想法，就开导说：“刚才讲的脉象的省略一说，仅仅只限于对桂枝汤证条文的破解。千百年来，众多有临床经验的中医师，对一些由于时间空间限制的病人，因此在无法触摸到他的脉象的情况下，只要病人症状叙说清楚，主症齐备，就可以斟酌着处方用药。虽然他们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其诊治处方的理念和《伤寒论》这条桂枝汤证条文的医学观点是一致的。”
　　经他这样一说，又觉得事实的确如此。我心中的疑窦也渐渐地消退了一些。
　　仲万春先生给我泡了一杯茶，说：“脉诊在中医四诊中有重要的位置，所以不能因为这条桂枝汤证没有脉象，就忽视了临床诊察时脉诊这一环节。”
　　仲万春先生的谈话，既新颖，有创意；又面面俱到，不留破绽。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就问仲先生：“仲景脉法以寸口部的全脉为脉象依据，但是他在《伤寒论.序》中为什么批评'凡医’诊察时'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的马虎做派。这样的批评是不是好像有点儿无的放矢？再说仲景在《伤寒论》'平脉法’与'辨脉法’中还有诊趺阳脉的条文。”
　　仲万春先生喜形于色，以赞许的口气说：“你的问题提得好。学问，学问，能提出有分量的问题是求学的第一步。”
　　他盯着我的眼睛询问我：“的确如此，在《伤寒论.序》的后半部分中强调寸关尺分部诊法与人迎、寸口、趺阳三部诊法，以及《伤寒论?平脉法》与《伤寒论?辨脉法》中还有诊趺阳脉的条文。但问题是这些文字能够真实地反映仲景脉法吗？《伤寒论》文本中，仲景诊治疾病时为什么大量使用的寸口部全脉诊法，而闭口不谈寸关尺分部诊法与人迎、寸口、趺阳三部诊法，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了想后说：“按常理来说，应该是《伤寒论》文本中寸口部全脉诊法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仲景脉法”。
　　仲万春先生一不容置疑的神色看着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光是这样想，还是缺乏客观的依据。现在我们在在康平本里可以找到了明确的根据。首先，我们知道《康平本伤寒论》中没有《平脉法》与《辨脉法》这两篇。《康平本伤寒论》版本形式非常特殊，其字行有十五字行、十四字行、十三字行之分。据专家研究，十五字行是仲景原文，十四字行是准原文，十三字行是后人的追文。据此版本形式推想，则现行宋本、成本中的《伤寒论.序》并非仲景一人之手笔。上叙《伤寒论.序》中作者批评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的文字，均出于文章的后半部分，这一部分的版本形式都是十三字行，所以是后人追文的可能性很大。《康平本伤寒论.伤寒例》中更明确地提到仲景脉法是寸口脉的全脉，如它对六病各自的纲脉是如是论叙的：'尺寸俱浮者，大阳受病也。’'尺寸俱长者，阳明受病也。’'尺寸俱弦者，少阳受病也。’'尺寸俱沉细者，大阴受病也。’'’尺寸俱沉者，少阴受病也。'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
　　我问：“我还是不明白仲先生为什么对仲景诊脉时寸口部全脉总按诊法这样重视？为什么把仲景诊脉法和现行的偏重于寸、关、尺各部单按的脉诊法严格地区分开来？”
　　仲万春先生神秘地一笑，说：“我想通过仲景诊脉法研究来证实仲景诊治方法的理论基础不是经络脏腑学说。”
　　我对仲先生的研究意图还是不理解。不过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仲先生意犹未尽，抽了一口烟以后，接着说：“我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你认为桂枝汤是一个解表的方剂吗？”
　　他又用讨论的方式提出一个表面看去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根据前几次的经验教训，使我学会了面对貌似简单的问题也不要贸然作答，而是要多转几个弯，多问几个为什么。
　　我想了想以后，吞吞吐吐地说：“仲先生的意思桂枝汤不是一个解表的方剂？”
　　仲先生知道他的启发式的问题已经产生效用，我原有的方剂分类模式开始动摇。
　　仲万春先生说：“有一个想法，我早想跟人交流，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我认为方药自身的功效和它们在治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一定是一样的，然而现行方剂学的教材对这一差别表达得不很清楚。或者是我理解能力差，没有体悟出来。譬如桂枝汤，它的自身功效应该是调和营和，补养气血。它在治疗体表功能虚弱无汗的病人时，能产生鼓舞强壮补益的功效而达到解肌出汗的作用；它在治疗体表功能虚弱自汗的病人时，能产生鼓舞强壮补益的功效而达到止汗固表的作用。”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为什么仲景把一个调和营和，补养气血的桂枝汤，摆在诊治外感太阳病所有方剂的首位？”
　　仲先生高兴地笑了，说：“问得好，问得好。这就是《伤寒论》异于寻常之处。一般来说，外感表证用辛散发汗的麻黄汤类方剂是常法，应该首先论叙。而使用是调和营和，强壮补体的桂枝汤来治疗外感表证是变通的方法，应该摆在次要的位置上。仲景认为临床疾病的诊治是有一定的规律与秩序，然而疾病的变化发展往往会超越了人为规定的认识。所以临床时医生就要有规可循，又要善于随机应变。有时候不拘成法随机应变更为重要。”
　　在香烟的氤蘊之中，我大脑仿佛受到一下重击，整个人感到有一点失重。心里感到既失望又兴奋。失望的是，自己读了这么久的《伤寒论》，到头来连桂枝汤的作用还是摸不着边；兴奋的是，仲先生的一席话语使我蓦然回首。
　　我在恍惶之中，又听见仲先生在问：“你知道李东垣最重要的方是什么？”
　　我随声而应：“补中益气汤”。
　　仲万春先生说：“李东垣补中益气汤就象张仲景的桂枝汤一样是他的整个医学世界中的核心的方剂。它和桂枝汤，原来的功效都是调和营和补益中气，但是在脾胃虚弱者的外感热病表证阶段却能够起了解表退热的作用。所以我认为李东垣是张仲景的好学生。他生前唯一手订的《内外伤辨惑论》不仅仅是一部论脾胃的医藉，更是一部诊治外感热病、瘟病的著作。张景岳就说过：'补中益气汤，凡劳倦伤脾，中气不足，以致外感发热者宜此。’明确指出补中益气汤可以治疗虚人外感发热。”
　　我把仲先生的话反反复复地想了几次，觉得情理上，逻辑上都是无懈可击，就非常真诚地说：“仲先生，你真了不起，能在一条平平常常的条文中读出那么多不平常的东西来。”

　　仲万春先生连忙作答：“不敢掠美，我知道的这些东西大部分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都是日本汉方家的研究成果。”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划着前面大书柜里的一排排《皇汉医学丛书》。
　　我凝神注视着他书柜是十多本《皇汉医学丛书》，这可是他国异乡的医生研究我们祖先医学典籍的成果啊。我们要在努力学习祖先医学典籍的同时，也要认真地学习日本汉方医学。这样就有所比较，有所借鉴。
　　仲万春先生看见我虔诚肃穆的神态，就从书橱中抽出一本笔记本，递给我，说：“我最怀念的是《皇汉医学丛书》原典夜读的那些岁月。每当人静夜深，只有我家二楼的灯光亮着。我打开书，安安静静，一字一句，细细咀嚼张仲景、吉益东洞、丹波元胤、山田宗俊、长尾藻城等等中日医学先哲的文章，聆听他们的教诲，这是何等的快乐啊。”
　　他的思绪沉浸在往日的回忆里，那种秉烛夜读的日子也许就是他一生最幸福最温馨的时光。
　　我的手里拿着他递过来的笔记本，听他说：“我在学习《皇汉医学丛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些笔记，现在不妨给你看看，请你看了以后提提自己的看法。”
　　我恭恭敬敬地打开了这本蔚蓝色16开笔记本的封面。在扉页上我看见“《皇汉医学丛书》读书摘记”十个字。这用钢笔书写的工整秀丽的楷书字体风神洒落，雄健挺拔。我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笔记是以阅读了山田宗俊的《伤寒论集成》，丹波元胤父子的《伤寒论辑义》、《伤寒论述义》，吉益东洞的《药征》，吉益为则的《药征续编》等等人日本汉方家著作以后的心得，以及这些医藉中的重要观点的摘录。
　　他的读书笔记中，许多东西我在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医生求知的激情与求真的勇气。
　　我只想把他的这些笔记全部抄写下来，但是限于时间，只能抄写了极少的一部分。
　　在前言部分，他写下的一些话对我以后学习经方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下面几个片断，虽然只是随想与杂记，但可以从中了解到他的一些独特的见解。我把它摘录如下，以留纪念。
　　一、吉益东洞把诊治重心放在处方的适应证上，大力倡导“方证主义”， 对病因和阴阳五行学说强烈否定。东洞将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分为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或者三个流派：出现最早的“疾医”，汉代出现的“阴阳医”，晋唐时期的“仙家医”。 他认为书中方剂的来源是先秦扁鹊等“疾医”，但自东汉张仲景之后，“疾医”之道已然灭绝。他力图抨弃后世的思辨，展现《伤寒论》的本来面貌。通过对于论中“药物”与“病症”之关系的分析，以求在恢复扁鹊和张仲景的“方证相对”的诊治方法和历史地位。这种方法非常符合日本人轻理论、重实际的民族性格特征，所以渐渐地被日本民族传统医学所接受，形成日本汉方医学的古方派。吉益东洞弟子传人为了纠正“方证主义”极端化的弊病，就加入了气血水学说，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辨证论治的 “碎片化”和“无序化”。
　　二、日本汉方医学中古方派理论，既是对中国古典经方的一个总结，也是现代经方的一个源头。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发挥的范式，而且有力地伸张了经方医学在现代医学中的地位。直言不讳地说吧，历史以诡异的方式将中华民族的经方医学移植在大和民族医生的身上，移植在一个和我们文字、习俗、文化、制度等有很大差异的国度中。阴错阳差，中医经方在日本却得到长足地发展。日本汉方家把庞杂的中医理论进行了执简以御繁地扬弃，竟然尽显其仲景思想的本色之美。章太炎先生有'吾道东矣’一语，暗指这一令人难以启齿的历史事实。
　　三、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家重新燃起了对《伤寒论》的兴趣，形成了“经方医学的复兴”。当然这一“复兴”不是对传统经方医学的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坚持临床疗效的基础上，对《伤寒论》的重新阐释。目前对我们来说，学习和研究日本汉方是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它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思。当然，学习日本汉方应该有更冷静的思考、更清醒的认识，表现出更多的理性、更多的智慧。不是照搬照抄，不是机械地运用或拙劣地模仿，更不是故弄玄虚，卖弄和唬人，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素养，有了这种素养，然后脚踏实地地观察、研究我们自己的临床对象，不断提高临床疗效，做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要密切跟踪日本汉方医学的变化演进，整体地把握其发展方向。
　　四、《伤寒论》有许多注释本，读了以后能使你豁然领悟的不多。日本汉方著作简明清晰，不故弄玄虚，就象一架有台阶的云梯，只要你敢于攀登，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入《伤寒论》的大门，然后登堂入室。所以，学习经方医学从日本汉方入手，是一条轻车熟路的快车道. 如果顺着日本汉方这个藤蔓摸过去，就能寻找到《伤寒论》的学术大门。所以日本汉方医学著作是《伤寒论》优质的入门教材。
　　
　　打扰了仲万春先生一个半天，也耽搁了他休息的时间。假如不是小兰姑娘带吴队长来催我回工地，我真的把什么都忘了。他无与伦比地论析《伤寒论》的情景，启迪着我的灵性，使我对经方医学产生了无限的憧憬与美好的向往。离别的时候，仲先生送我们到门口。我们握手告别时，仲万春先生说：“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不得不说。现行中医教科书上的诊脉部分是比较重视单按的，左右手寸口部分各分寸、关、尺三部，它们各自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相对应。这是沿袭《难经》、《濒湖脉学 》而编写的，其实最早是为针灸家所用，后来才渐渐地渗透到方药治疗这边来。经方家一般承袭仲景《伤寒论》脉法，诊脉比较重视总按。你再等等----”
　　他话未说完，又返身回屋，上楼取书，又登登地下楼，把书给我，说：“日本针灸家夲间祥白先生撰写的《经络治疗讲话》非常好，其中就有对寸口脉寸、关、尺三部单按时怎么样为针灸医学与医经学派所用的论叙。希望你带回去看看，你就全明白了。这本书就送给你，作为一个小小的纪念。”
　　我十分惊喜，以无限感激的目光注视着仲先生，腆然地接过了他的书。就这样匆匆地离开了这座使我终身难忘的老屋，离开了仲万春先生。在返回工地的汽车上，我把《经络治疗讲话》翻来覆去地浏览，在寻找着夲间祥白先生对寸口脉分寸、关、尺三部是为针灸医学与医经学派所用的论叙。
　　仲万春先生事先已经给我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思考题：1—111 ，谜底是：从《伤寒论》中一个方剂出发，怎样衍化为111个方剂？
　　这的确是一个回味无穷的问题，我带着这个谜语样的思考题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困难的时候思考着，在顺利的时候思考着。在高兴的时候思考着，在痛苦的时候思考着。只要我在经方的路上走着，我就不得不对它进行思考。但思考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还没有寻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也许就是仲先生给我留下的永远做不完的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