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隐瞒了什么：曾有弑父之心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够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二十二史札记》卷十九） 

　　既然如此，那么在李世民用尽一切手段迫使父亲就范的过程中，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的？又有多少行为是可以在后来改史时原封不动、公之于世的呢？ 

　　恐怕很少。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尽管可以大胆地把弑兄、杀弟、屠侄的真相昭示于天下，但唯独不敢公开他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对李世民和贞观史臣而言，当年那场逼宫行动确实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因而只能尽力掩盖。但是考虑到事件的完整性，有关高祖的情况在史书的编纂中又不能只字不提，所以贞观史臣最后只好挖空心思地编造了高祖和近臣“泛舟海池”的荒诞一幕，之后又大而化之地抛出了“尉迟敬德入宫宿卫，请降手敕”的粗糙情节，试图以此掩人耳目，把整个玄武门之变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幕和真相含糊其辞地敷衍过去。 

　　然而，经由残留在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借助常识和逻辑的力量，我们最终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窥破了李世民极力向世人隐瞒的真相。 

　　对于李世民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天有一部分读者很不愿意承认。这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伟人情结”，没有人愿意看到千古一帝李世民的光辉形象因此受到玷污。但是，我们在崇拜伟人的同时，更需要尊重事实。时至今日，关于贞观君臣改史之事在学界几乎已成定论，所以我们也不必再“为尊者讳”。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世民身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污点，丝毫改变不了他作为一代明君的事实，也丝毫不会影响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故作惊人之语，把李世民改史的行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指责他“腰斩”了中国几千年来宝贵的“信史”传统，言下之意是李世民开了篡改历史的先河，“罪莫大焉”！ 

　　其实这样的指责又未免矫枉过正了。中国的信史传统和史官精神固然有不阿权贵、秉笔直书的一面，但是早在孔子时代，删削历史的行为就已经大行其道了。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其实就是在某种主观目的的驱使下，对史实进行删削、涂饰和修改。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只能作经读，不能作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可见，李世民并非“改史”的始作俑者。而且，在李世民身后，喜欢用权力摆弄历史的统治者也代不乏人。 

　　诸如宋太宗时期，官修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就要时时送交皇帝“御览”，而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之死的历史记载，正是在太宗赵光义的直接干预和授意篡改之下，变成了又一桩千古悬案。到了清代，皇帝对历史和文化的“热衷”程度更是盛况空前，不但大兴文字狱，而且发展到了借修书之名大规模消灭“异端”文化的地步，此亦众所周知之事实。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胡适才会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由此可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李世民绝不是第一个对“小姑娘”动过手脚的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