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文革”的矿藏：著名作家赵瑜专访

　　赵瑜从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20多年的创作生涯，用力最多处是报告文学。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多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地批判与反思，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界一个独特的存在，评论界曾这样评价他：“参与和推进了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　　因为赵瑜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的每部作品都会引起轰动，如《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尤其是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甫一面世，即刻洛阳纸贵，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体育改革问题大讨论，甚至因为对现状尖锐地展现，走到对簿公堂的边缘，也可以这样说，赵瑜是现在国内争议最大的作家之一。　　近几年来，赵瑜把视线投向了复杂的历史深处，从对现实的关注转向对历史的审视，他历时5年完成了描述上个世纪长江流域乡村巨变的著作《革命百里洲》，于2004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今年，他又开始写作一部记录山西“文革”历史的作品《太行伤亡》（暂名）。坐在我们面前的赵瑜，气度从容，说话和缓，与其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尖锐形象完全不相符合，“文”未必“如其人”———思想深沉超前、写作风格犀利，不一定要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外显出来，倒是我们想得浅薄了。而对于复杂历史的追溯与拷问，更需要这样沉稳的心态。话题，就从他尚未完成的新作开始……　　 写“文革”是我长久的愿望　　记者：您为什么会写作这样一部反映“文革”历史的作品呢？　　赵瑜：我个人对长治的“文革”历史有种情结。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已经11岁了，记事了，当时生活在晋东南地委大院里，旁边又紧靠着晋东南军分区，应该说从小生活在太行山上的政治中心，比别的人更能接触“文革”的事情。到1976年“文革”真正结束的时候，我已经21岁了。整个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我有责任把“文革”的事情，尽管是局部的，告诉我的读者。　　我认为，“文革”这样的矿藏，应该挖掘，把我们民族的这次浩劫，转化成为今天和将来的文化财富，民族的财富、认识自身，防止悲剧重演的财富。　　记者：好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愿意再回忆那段历史，您的采访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又通过什么渠道收集资料呢？　　赵瑜：应该说比过去采访“文革”要容易一些。山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重灾区，一直延续了好多年的派性，使得矛盾非常复杂，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说。　　但资料的收集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我收集了“文革”大量的文件、资料、传单、日记等，总有数千万字吧。　　1986年，我曾发表过长篇《但悲不见九州同———李顺达在文化革命中》。不过这个小长篇有些局限性。虽然也触及了一些“文革”的人和事，但主要是围绕一个人的命运展开的，二来我那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宏观掌握重大题材的能力也在摸索中。　　写作这本书是我长久的一个愿望，一直在关注、收集包括思考这方面的事情。从去年开始，我感觉到这个工作的紧迫性。因为当年的那批人年龄大了，生老病死，不住地会有人去世，即使仍然活着的人，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脑子不行了。所以去年开始，又进行了抢救式的集中采访，并从今年开始专心写作。　　“文革”给千家万户造成阴影　　记者：您写作这本书跟家里的情况也有关系吧？　　赵瑜：当然了，我父母都是当年晋东南地委的干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武斗后，全家都下放了。因为造反派夺权，新贵要进来，你们老干部就要靠边么。我们被下放到晋城市的巴公镇。“四人帮”、“文革”给中国人造成的阴影，是家家户户都有的。　　记者：那么，家里边对您写作这本书是什么态度？　　赵瑜：我父亲曾是一位宣传干部。作为家长，他对我的创作一直是旁观的。至于看法，从早期的作品开始，他认为我老在“惹事生非”。1986年写《但悲不见九州同》，他就觉得太危险，1988年写《强国梦》、1998年的《马家军调查》引发全国性的争论。他始终觉得很危险。　　现在他觉得不稳定的时期也过去了。为写这本书，我也问过他一些“文革”中地委的情况。他是老地委干部，只是担心我写的不准确，真相掌握不了。因为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文革”一开始，长治市长就跳楼死了，紧接着地委书记也死了，可以说长治“文革”一开始就在血雨腥风中。当然全国的情况都类似，这是荒诞、黑暗的东方悲剧。　　不过在全书当中，我自己家的故事只有一点点。　　外部的压力我不大在乎　　记者：您在写作过程中，会不会感受到外部的压力非常大？　　赵瑜：书完成后的命运有许多种，也许一些人认为很有必要，应该记住这段历史。还有一种就是等待。这种经历对我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如《太行山断裂》1986年写完，发表在1988年；《马家军调查》1995年写完，发表在1998年。　　至于压力，我个人认为，写作是作家个人的事情，作家只需要考虑是不是能为社会提供好的精神财富，提供进步的声音；社会如何接纳、如何推广，那是社会的事情。作家不应该更多的考虑后果，只要按照自己的写作观、文艺观写作就可以了。“文革”不应该没人去写，一定会有人逐渐把它写清楚的。　　一部书的传播和所谓的轰动，不是一个作家应该刻意追求的，甚至不是可以追求的。一部书引起大面积的轰动和讨论，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作家只应该考虑是否对社会的思想有意义。我的一些书好像引起了一点儿轰动，但却不是我的本意。而另外一些书，比如《革命百里洲》，是一本乡村田野考察式的作品，是面向知识界写作的一本书，压根儿就没想过它会轰动，但运气还不错，也就罢了。正在写的这部书，属于“史志性”写作，面向整个读书界、整个老百姓，我认为它读者效益应该更绵长，希望追求更长远的利益。　　记者：因为您写作的内容是“文革”，尤其长治“文革”，这本书预计会引起的震动和争论是否也会给您带来压力？　　赵瑜：我最主要的压力，是质量。面对庞杂的历史，写作的深度、史实的考察、语言文字的质量是我的考虑，而且，文学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你在具体的创作中有没有创新？这都是我考虑的。至于说外部的压力，我不大在乎。　　我可能比一般的朋友经历要复杂点，经历过很多争论。我认为争论是读者对作家的抬举。以往不管多么尖锐和对立的观点，我都觉得这是对我的抬举，我从来没有反驳过来自真正读者的意见。　　记者：那么，这本书现在写了多少，什么时候会写完呢？　　赵瑜：已经写了30多万字了，估计要50万字的样子。最后完成大概在今年年底吧。　　在这里，我想借着咱们报纸的这次机会，向曾经为我在采访中给予帮助的朋友们，表示感激。有时候，一部书是许多人共同完成的。